乐观者和悲观者

乐观者和悲观者（精选12篇）

乐观者和悲观者 篇1

编程比通常所想更为复杂。从事计算机编程的人学习计算机语言, 一般要遵循语言规范并阅读手册, 但这些并非他们所做的全部。首先, 程序员要以一种可靠的方式思考。他或她要认识到我们的逻辑与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 并将之简化为优雅的算法。程序员必须清晰地思考, 并比普通人要更加深入地理解问题。他或她还必须将这些想法以非常精确与详尽的方式与简单沉默的机器沟通, 绝不能含糊。这种思维方式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周以真教授 (Jeannette Wing) 称为“计算思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计算思维是种思考过程, 它涉及将问题与解答公式化, 并表达为能由一台信息处理终端有效执行的格式。”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当我谈及编程, 我指的是模拟世界一部分的全部过程——即使是一个在计算机里的虚拟世界。我认为没必要区分设计与实现。这里的原型设计是关键。因此, 编程明显不是一种简单的文书工作。编程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虽然有人说这还是传统的科学方法, 并不是新的。即便如此, 计算编程显然传播了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这很不错, 或者说是当前非常需要的。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麻省理工和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老黑客们在八十年代就清楚地认识到编程不仅仅是给计算机下指令。二十年后, Abelson和Sussman引入了程序化认识论的概念。

我们对这门学科的方法是基于一种信念:计算机科学不是一门科学。它的重要意义几乎和计算机本身无关。计算机革命是关于思考方式以及如何表达思考内容的革命。这场变革的实质是被称为“程序化认识论”概念的浮 现。这是从规则角度对知识结构的研究, 与经典数学学科更倾向于从陈述角度出发完全不同。数学提供了精确处理“是什么”的概念框架, 而计算提供的是精确处理“怎么做”的概念框架。

“一场思考方式与表达思考方式的革命”是其要点。如果我们在最开始, 也就是在学校教育阶段, 在开始教育学生如何思考的时候, 就传播思考方式的革命, 并坚持这种理念十分重要。这样将非常有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 作为构成学习方法的一部分, Seymour Papert认为教小孩编程是很好的想法。他为了引导孩子更轻松地“如何处理”问题与挑战的任务, 发明了现在十分有名的编程语言——LOGO。同时,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小组也主动用Smalltalk编程语言去教高年级儿童编程。

因此, 关于思考方式的传播与普遍性改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从这个想法诞生起已经有三十年了。而且,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人拥有多台电脑并经常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引一段Alan Kay的话:“人们确实可以争辩, 就像我有时候做的那样:商业个人电脑和操作系统的成功实际上导致很多方面严重倒退。因为商业计算传播的速度远比教育无知的人们的速度要快得多, 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从‘六十和七十年代’以来, 有一个低通过滤器安装在一些优秀的思想里 (阻止了优秀思想的传播) 。”

所以, 关于思考方式革命的承诺并未兑现。

无论如何, 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相信致力于教小孩计算机编程, 并将其作为传播计算思维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我们 (Joan Güell, JoséGarcía和我自己) 从2008年2月开始在Cornellà-Barcelona的一个实验室教学Scratch。 (我们也教Botsinc和Squeak, 这些都是基于Smalltalk的) 。在相同的项目里, Marco A.Rodriguez教学Arduino和Processing。我们也和Catalonia本地政府紧密合作将Scratch和Squeak囊括在小学和中学使用的Linux发行版本里。同时, 我们也在公共教育系统里推广使用Scratch和Squeak。

2009年秋天, 我们开始认识到结合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硬件, 能大大推动小孩子学习编程的兴趣。我们认为最佳方法是将最好的开源硬件平台Arduino与最好的学习、实践计算思维的工具Scratch结合在一起。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由Marina Conde在她的信息技术学位项目中, 用Smalltalk Pharo控制Arduino板做出来的。在Victor Casado (现在是S4A维护者) 的帮助下, 我们研究Scratch的核心, 实现Squeak 2.8。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我们让第一版本的S4A (Scratch for Arduino) 工作起来。最后实现支持多平台应用 (Windows, Linux and Mac) , 我们得到Jorge Gómez的帮助, 解决了一些令人恼火的Linux驱动问题。

这就是S4A的故事。幸运的是S4A大受欢迎。现在S4A拥有一些活跃的国际性社区, 我们深深地感谢他们的工作。大量有趣好玩的项目与系统, 使用S4A来搭建。正如谢作如老师这本《S4A和互动媒体技术》所写的, 这些项目给人以很大的创新与想象余地。

还记得2009年圣诞假期开始时, 我和一些参加Citilab举办的Scratch课程班学习的小孩的对话。一个非常喜欢Scratch的秘鲁女孩, 不超过10岁, 我们问到她长大了想做什么。

“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吗?”我们说。

“不, 我想做一名医生。”她回答。

随后, 我们稍带夸张地打量她, “那么关于Scratch和编程的所有内容, 对你来说是浪费时间的吗?”

“不。”她说, “我很感谢从这里所学的, 能让我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医生。”

她已彻底领悟。

乐观者和悲观者 篇2

2、乐观的人永葆青春。 —— 出自 拜伦

3、乐观使你倾向于幸福健康事业顺利，悲观使你倾向于绝望患病失败忧郁孤独懦怯 —— 出自 民谚

4、乐观使人长寿 —— 出自 缅甸

5、乐观是希望的明灯，它指引着你从危险峡谷中步向坦途，使你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支持着你的理想永不泯灭。 —— 出自 达尔文

6、乐观者在一个灾难中看到一个希望，悲观者在一个希望中看到一个灾难 —— 出自 英国

7、乐观主义的谎言有着如此巨大的治 —— 出自 美国

8、乐观主义者从每一个灾难中看到机遇，而悲观主义都从每一个机遇中看到灾难。 —— 出自 佚名

9、你明白，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 出自 莫泊桑

10、捧着一颗心，不带半根草去。—— 出自 陶行知

11、人生至善，就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愉快，对事业兴奋。 —— 出自 布兰登

12、一个人应该：活泼而守纪律，天真而不幼稚，勇敢而鲁莽，倔强而有原则，热情而不冲动，乐观而不盲目。 —— 出自 马克思

13、希望是厄运的忠实的姐妹。—— 出自 普希金

14、我相信过，如果怀着愉快的心情谈起悲伤的事情，悲伤就会烟消云散。—— 出自 高尔基

15、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有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观察社会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崐?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 —— 出自 瞿秋白

16、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茫—— 出自 这就是人的最大幸福。—— 出自 捷尔任斯基

17、往往并不是我们的思想决定乐观还是悲观，而是我们生理和病理引起的乐观或者悲观意识形成自己的思想。 —— 出自 乌纳穆诺

18、体育和运动可以增进人体的健康和人的乐观情绪，而乐观情绪却是长寿的一项必要条件。—— 出自 勒柏辛斯卡娅

19、生活的美妙就在于它的丰富多彩，要使生活变得有趣，就不断地充实它。—— 出自 高尔基

20、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 出自 瞿秋白

21、一切的和谐与平衡,健康与健美,成功与幸福,都是由乐观与希望的向上心理产生与造成的。—— 出自 华盛顿

22、不应该迫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 出自 德谟克利特

23、充满着欢乐与斗争精神的人们，永远带着欢乐，欢迎雷霆与阳光。—— 出自 赫胥黎

24、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出自 李白

25、当你习惯于悲观时，它就会像乐观一样令人愉快 —— 出自 本涅特

26、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畅时，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仍能微笑的人，是真正的乐观。—— 出自 威尔科克斯

27、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出自 冯学峰

28、工作就是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欢乐，也是幸福之所在。—— 出自 罗丹

29、一切的和谐与平衡，健康与健美，成功与幸福，都是由乐观与希望的向上心理产生与造成的。—— 出自 华盛顿

30、永远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拓展自己和身外的世界。—— 出自 曾宪梓

31、忧愁、顾虑和悲观，可以使人得病;积极、愉快和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情绪，可以战胜疾病，更可以使人强壮和长寿。 —— 出自 巴甫洛夫

32、真正的快乐，是对生活的乐观，对工作的愉快，对事业的热心。 —— 出自 爱因斯坦

33、智的人决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号，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 —— 出自 莎士比亚

34、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但是谁能说自己是不需要宽容的呢?—— 出自 屠格涅夫

35、不管怎样的事情，都请安静地愉快吧! 这是人生。我们要依样地接受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微笑着。—— 出自 卢森堡

让悲观者乐观起来 篇3

悲观者应培养积极的心态。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成功的催化剂，可使人充满进取精神;相反，消极、冷漠的人生态度则会使人变得委靡、懒惰，觉得处处有障碍，最终使自己遭受失败。因此，悲观者要相信人生充满着乐趣，常微笑，避免愁眉苦脸，这样会令你充满希望，产生信心，使你一夜之间判若两人。

悲观者怎样培养积极的心态呢？

心情要愉快

早晨满怀希望起来，要决心过愉快的一天，决心不为琐事烦心，必须提醒自己记住情绪的力量非常大。如果在愉快的气氛中迎接旭日东升，一天的心情都会感到舒畅。

心胸要宽敞

走路时，不要两眼看着地面，应该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切不可妄自菲薄。要消除孤立的心态，和外界打成一片，自信地与人交往，这样就会看到充满幸福、亲情、爱情和希望的美好事物。这时你会发现，原来生活里处处充满了阳光。

能够接受批评

假如无意中做错了事，没有必要捶胸顿足，不要气馁。事情没做好，用不着找借口，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事实。应下决心把事情做得更好，接受别人善意的批评，把它看成一种激励的力量，不应产生抵触情绪。

要与思想积极的人交往

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悲观者，更易受他人暗示。因此，择友务必慎重，最应该交的朋友是勤于进取、乐观爽朗、心胸宽阔、处世练达的人。

《小姨娘》:旁观者与伪旁观者 篇4

《小姨娘》开头一段很有意思:

小姨娘章叔芳是我的继母的异母妹妹。她比我才大两岁。我们是同学, 在同一所初中读书。她比我高一班。她读初三, 我读初二。那年她十六岁, 我十四。但是在家里我还是叫她小姨娘。

章叔芳相对于“我”有两个身份:同学/小姨娘。这两个身份, 决定了“我”具有两种类型的旁观者身份:非血缘性旁观者/血缘性旁观者。后者介入的程度比前者深。然而小说第一句用一个文字游戏, 暗示了旁观者实与主人公无血缘关系。这就使旁观者“我”与主人公拉开了距离。但是“在家里我还是叫她小姨娘”, “我”并不愿意就此放弃血缘性旁观者的身份。“我”似乎要利用血缘性的身份, 表明“我”的深度介入。

这种“深度介入”第一次露出马脚, 是对小姨娘与宗毓琳“发生关系”的场面的描绘。在这个场景中, 旁观者显然不可能在场, 所以对此事只能是道听途说。“他们的事有些同学知道了”一句, 似乎确认了信息的来源。但文本自己也表明, 这些信息不过是“蛛丝马迹”。然而对这一场面的转述却是如此富于细节。所以, 转述的信息量, 显然与通过“道听途说”所能获得的信息量不对等。文本信息超过了旁观者所可能获得的信息。这就不免让人怀疑旁观者对于事件报道的客观性。

这一对客观性的怀疑, 随着文本的行进而愈发加深。“外公”惩罚“小姨娘”的整个片段, 都让人怀疑旁观者是否真正“在场”。小说一开始就说:

章老头脾气“很藏”, 除了几家至亲 (也都是他那样的乡下财主) , 跟谁也不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 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的“我”, 少有在其家的可能。文本中的一些小迹象也减少了这种可能性。如“外公”斥责“小姨娘”的一段话:

外公把小姨娘揪着耳朵拉到大厅上, 叫她罚跪。

伤风败俗, 丢人现眼……!

才十六岁……!

一个“包打听”的儿子……!

章老头抓起一个祖传的霁红大胆瓶, 叭嚓一下, 摔得粉碎。

斥责的话没有加上引号, 取消了音响效果, 模拟出章老头压低声音说话的样子。可见, 章老头绝无让“家丑”外扬的道理。然而这段叙述依然是富于细节:“揪着耳朵”、“霁红大胆瓶”, 甚至还出现了“叭嚓”这样一个很具现场感的拟声词。这进一步加重了读者对于叙述真实性的怀疑。

上面一段话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人称的置换。事实上, 外公/章老头这样的人称互换在这篇小说里屡见不鲜, 如这一段话:

小姨娘的事终于传到外公的耳朵里。 (1) 王霈的未婚妻童苓湘和章叔芳同班。 (2) 童苓湘是我的大舅妈的表妹。 (1) 童苓湘把章叔芳的事和表姐谈了。 (2) 大舅妈不敢不告诉婆婆。 (2) 外婆不敢不告诉外公。 (1)

这里出现了这样几组所指相同的词:王霈的未婚妻童苓湘/我的大舅妈的表妹;童苓湘的表姐/我的大舅妈;大舅妈的婆婆/我的外婆。可以看出, 称谓的不同, 关系着“我”是否在场这一问题。前一类称谓暗示的是一个异故事的叙述者, 后一类称谓却暗示的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也就是说, 不同的称谓划分了旁观者的在场与否: (1) 代表旁观者在场, 叙述者与旁观者处在因果联系中; (2) 代表“旁观者”不在场, 叙述者与“旁观者”完全分离。但这种“在场”实际上仅是字面的。在这里, 叙述者实际上取消了与它相连属的人物属性, 单独跳出来说一些作为人物的“我”不可能知道的东西。这种情况, 在讲述“二舅妈”的故事中也出现了:

但是她很寂寞。……丈夫——我的二舅舅在县银行工作早出晚归。只有二舅舅回来, 她才有说有笑 (他们说的是掺杂了上海话、丹阳话和本地话的混合语言) 。……她是寂寞的。但是这种寂寞又似乎是她所喜欢的。有时章叔芳到她屋里来, 陪她谈谈, 姑嫂二人, 推心置腹, 无话不谈。她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对小姑子的行为是同情的, 理解的, 虽然也觉得她太年轻, 过于任性。

两段话的问题都在于:一些明显不应该进入旁观者视野的东西, 却被伪装成旁观者看到的。“外婆不敢不告诉外公”、“只有二舅舅回来, 她才有说有笑”, 这两个事实, 无法进入一个儿童旁观者的视野, 却能为叙述者所知。然而这一所知却需一个代价:即“我”无法再兼具叙述者与旁观者的两种身份, 因为读者通常认为, 叙述者的“我”, 尽管可以与最初作为人物的“我”不同, 依然必须是那个“我”合理的发展;也就是说, 即使“叙述者视野”有所扩大, 作者也须通过文本加以说明 (通常以“后来我才知道”这类句式表现) , 并且为叙述者视野规定一个符合第一人称叙事的界限, 比如说不能过于深入“我”之外的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旦出现“她是寂寞的。但是这种寂寞又似乎是她所喜欢的”, 就其实与异故事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无异了。热奈特称这种现象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有时又是无所不知的叙述。这种叙述是危险的, 因为它是一个“自相矛盾、引起某些人反感的情况”。

但这篇小说并没有因此抹去旁观者的存在。在充满了“伪旁观者”的故事主体结束后, “真正”的旁观者身份得到了确认:

我再看见她时她抱了个一岁多的孩子在大厅里打麻将。章老头死后, 章家开始打麻将了。二哥、大嫂子、还有一个表婶。她胖了。人还是很漂亮。二哥、大嫂子, 还有一个表婶。她胖了。人还是很漂亮。穿得很时髦, 但是有点俗气。看她抱着孩子很熟练地摸牌, 很灵巧地把牌打出去, 完全像一个包打听人家的媳妇。她的大胆、倔强、浪漫主义全都没有一点影子了。

尽管“章老头”、“二哥”、“大嫂子”等与“我”无关的称谓, 依然有抹去“我”的在场性的倾向, 但“我再看见她时”一句, 却将“我”的旁观者的身份固定下来。在这里, 叙述者终于结束了与旁观者“我”的分离状态, 开始透过“我”的眼睛来审视“她” (没使用小姨娘或章叔芳这些疏远的称谓) 。正是由于“我”作为旁观者身份的确认, 使得这一段文字特别具有“在场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文字里出现了属于“我”的判断语:“她的大胆、倔强、浪漫主义全都没有一点影子了。”这是相对之前“女生”的判断而言的。然而“我”作为旁观者的这一判断却具有难以辩驳的力量, 这是因为在这样一篇小说中, 叙述者第一次承认与作为旁观者的“我”是一体的, 不再存有两个叙述视野之间的矛盾, 回归了读者通常认为的第一人称叙事模式, 因而也就发挥了这一模式的优点:易引起读者共鸣。此处的判断也就显得有力。

如果同意以上的分析, 那么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的大部分, 由于充满了叙述者与作为旁观者的“我”的分离, 因而实际上容易引起人怀疑叙事的真实性, 从而不能获得良好的修辞效果;而在上述引文中, 作为叙述者与旁观者相连属的部分, 由于其声音的“单一性”, 反而获得了说服力。这样看来, 这部小说似乎并不旨在讲述一个俗套的叛逆女性的故事, 而是指出这样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专制或灾难激发生命力, 日常生活却毁掉它。

我们对于第一人称叙事的偏见, 概括来说就是:叙述者身份与人物身份必须围绕一个中心意识, 这一中心意识就是“我”。叙述者的“我”要通过人物的“我”聚焦, 否则就是一种违规。这里似乎在暗示:“我”以一个实体存在着。实际上, 小说只有文字。米勒说:

换个角度说, 虽然‘意识中心’, ‘视点’或‘聚焦’等词语可能是当今叙事理论不可或缺的, 但它们仅仅是比喻。任何小说里都不会存在这样的意识, 而只会存在对意识的语言再现。任何小说里都没有观察或者聚焦, 而只有文字表达出来的虚拟幻想。这一区分相当重要。

汪曾祺本人也反复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他说:

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现代小说多半很注重文体。过去把文体和内容时分开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一回事。我是较早地意识到二者的一致性的。文体的基础是语言。

既然将语言视为语言本体, 那么汪曾祺特别强调“虚构”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虚构”本就是文字性的后果之一。他曾称不懂虚构的纪晓岚为“迂夫子”:

纪晓岚是反对小说中加入想象和虚构的。他以为小说里所写的必须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他很不赞成蒲松龄, 他说:

今燕昵之间, 媟狎之态, 细微曲折, 摹绘如生。使出自言, 似无此理, 使出作者代言, 则何从而闻见之。

……这位纪老先生真是一个迂夫子, 那样的忠于见闻, 还有什么小说呢?

所谓“代言”, 就是借旁观者之口说主人公故事。纪昀反对蒲松龄写“媟狎之态”, 是因为这些超出了旁观者的视野, “何从而闻见之”。汪曾祺笑话他, 言下或有此意:小说的旁观者亦是文字的幻象, 要从文外判断其合理性, 是过于实证了。

这样看来, 所谓“伪旁观者”的说法也太“迂”。即使是“真的”旁观者, 又何尝不是个语词呢?“伪旁观者”的出现, 其实表明了小说的文字优势。它使人认识到:小说除了文字的规定性, 再无其余规定性。汪曾祺使用“伪旁观者”, 体现了他对于小说的文字本体观念。

摘要：汪曾祺写的《小姨娘》以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出现了“伪旁观者”;“伪旁观者”与“旁观者”互相作用, 影响小说的叙事判断;“伪旁观者”的出现表明小说的文字优势。

关键词：汪曾祺,第一人称叙事,伪旁观者,叙事判断,文字优势

参考文献

[1]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72.

[2]汪曾祺, 邓九平.汪曾祺全集 (小说卷)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57.

对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考 篇5

对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考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任何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一要素所能独立完成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性力量,淡化了或忽视了其他深层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技术的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的需求和目的等方面来综合把握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

作 者：李颖 Li Ying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社科部,浙江,绍兴,31刊 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2(6)分类号：BO17关键词：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悲观主义 负面效应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篇6

【关键词】 灾难性报道 新闻伦理 人文关怀

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灾难事件在正常的人类生活中总是不可避免。以报道灾难事件为主要特征的灾难性新闻，因其意外爆发，具有突然性；冲突强烈，具有震撼性；后果严重，具有负面性；影响广泛，具有社会性，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灾难性事件而大致可以分为自然性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两类。无论是社会性突发事件还是自然性灾害，都因冲突强烈，矛盾激化，对人们心理上有着较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很容易激起公众的新闻欲望。但是，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要求媒体和记者在报道灾难性新闻时，不能单纯满足于传递信息、展示灾难，更要让舆论为建构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信息环境发挥作用。如何在重大的灾难报道中体现出人文关怀，怎样体现新闻伦理，这是新闻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1. 尊重生命，人道主义至上的报道原则

媒体常见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媒体“喧嚣”、媒体“失语”、媒体滥情、媒体偏见、媒体虚假、媒体媚俗。[1]

与平时报道不同，灾难性事件总是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大难面前，人性彰显。越是在生离死别中，越容易诱发道德、信仰等话题。危难时刻是对道德的严峻考验，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更是对新闻伦理的考验。

以2011年发生的日本大地震为例，因为事件的重大性、地域上的接近性，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于当天14：06在《新闻直播间》中以最新消息的形式，对日本地震进行播报，拉开了这次地震报道的序幕。在这次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快速的国际新闻传播反应能力、理性客观的立场、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等体现了作为国家大台应有的品格。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专业传播机构与新闻活动的参与者共同打造出多视角、多视野、多元价值呈现的信息传播格局。而且，与之前的报道相比，中央电视台在这次日本地震报道中表现出了逐步走向成熟的更加专业的国际新闻传播能力。

地震发生在一衣带水的日本。而日本是一个在历史上跟中国有过很多民族纠葛的过度，对这次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采用什么样的视角，如何抛开偏见，从新闻伦理上考验着中国的媒体。

历史的恩怨让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情感比较复杂。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望海楼”随笔《面对灾难，中日有难同当》，《南方都市报》刊出社评《以人类的名义 向日本伸出援手》，而《中国青年报》则发表社论文章《我们看日本，世界看我们》，对公众的情绪进行舆论引导，并表达出了中国媒体基于人道主义至上的原则予以报道的基本原则。

在这场灾难性的报道中，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媒体，抛弃了狭隘的民族偏见，在整个报道过程中，面对民众的质疑与压力，坚持“人道主义代表着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的原则，充分发挥了媒体作为社会稳压器的功能，对地震报道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消除，强化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

而对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我国部分媒体的一些新闻操作仍存在争议。例如，有记者在发现遇难者之后要求先拍摄再进行救援；有媒体在选取新闻片段或图片时选择一些血腥画面以提高收视率；有的记者在遇难者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强行进行采访，或者对被救者进行采访，将遇难者内心的伤痛展现在大众面前，使人的情绪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种种事件不断出现，让人对记者的采访及新闻报道产生质疑，并引发了关于灾难性报道中伦理问题的诸多争议。

在灾难性新闻报道过程中不采访正在施救的救灾队员，因为怕影响进度；不在不适当的时刻采访受害者家属，因为强行采访只会徒增悲伤，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些都是我们媒体工作者在灾难性采访中应当所注重的问题和基本原则，为的就是将对人的内心关怀放在首位，尊重生命，关心人类，极力避免对灾区人民的过度情感伤害以及影响救援进度，这都是伦理框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

2. 客观、准确、专业的报道原则

从职业精神上考虑，灾难性新闻具有大信息量、强震撼力、高度冲突性、深刻的社会影响、不确定的变数等特点，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专业诉求肯定会给记者带来巨大的情感冲突和伦理抉择困境。在此，仍以中央电视台报道2011年日本地震的新闻报道活动为例。

首先，是是否需要“我在场”的抉择。引发这场抉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担心记者到灾区会挤占救灾资源；二是认为在自媒体时代，信息四通八达，日本NHK轮流使用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发布信息，在信息共享的时代，面对发生在国外的灾难，国内媒体是否还有必要派出记者前往灾区采访？

其次，是现场报道中“我是谁”的问题。在面临灾难之时，一些特殊的群体都会有一些身份的抉择困境，比如在地震中，记者的安全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央电视台特约报道员泰瑞在采访时，亲历了地震的发生，他发回了《本台报道人员亲历地震瞬间》的报道，不料却在网上遭受颇多非议，被称为“逃跑记者”。

最后，是报道过程中“我选择”的问题。新闻传播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根据价值观进行选择的过程。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是新闻界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成人礼，中国在2011年日本地震及海啸的报道中，没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表现得更为客观、专业。面对以上三个新闻伦理抉择的困境，中央电视台给予了民众这样一份答卷：

针对第一个是否需要“我在场”的问题，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迅速调派亚太中心站、东京站、曼谷站五路记者，针对日本地震灾情和影响，奔赴福岛县、岩手县及宫城县等多个受灾严重的城市，形成南北地域呼应、题材覆盖广泛的报道架构。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工具发布、获取信息，但信息的真实性却也有待证明。所以，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还离不开传统媒体和记者；另外，新闻价值具有地域性，中国人关心的信息未必是日本媒体报道中的核心信息，央视的记者在现场能以中国人民更关切的角度对地震进行报道，从而为相关部门处理类似危机提供决策依据；最后，“在现场”更是一种态度和姿态的证明，是一种新闻专业性和新闻敏感度的证明。

针对第二个“我选择”的问题，我想我们应当遵循一律平等的原则，对待他人生命的尊重，也应尊重记者的生命安全。在地震中，记者不是机器，也不是上帝，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困境，在困境中他们都与任何一个普通民众相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而对其工作责任过于苛求。在他们在特殊情境中对可能面临道德风险和行为选择进行抉择的时候，社会大众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至于第三个“我选择”的问题，英国学者马修·克伊尔安曾说过：“好的媒体有两条标准，这两条标准同时也是两条伦理原则，就是客观与公正”。因此在报道手法上，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没有情绪的渲染，没有悲情的画面，主要侧重于对灾情、救灾及对中国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报道。对我国公民来说，大家更关注的视角是在日亲人的安全，因此央视让在日本的中国人给家人报平安，采用客观、稳定的报道手法和报道氛围，体现了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

新闻采访是一项职业性的交际活动，需要记者和被采访者用情感去交流，情感不足与情感过剩，都可能影响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公正客观。对于真相的快速报道，对于真相的不懈追求，促使记者放下个人情感，深入灾难现场，摒弃多余的语言，用镜头写出最真实的现场情景。

3. 忌过度渲染，注重引导舆论，稳定社会情绪的原则

灾难是不幸的，新闻从业者在报道灾难新闻时，要对新闻的“悲情”色彩进行道德考虑，对受害寄予同情，摈弃那些猎奇、渲染过度的做法。同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题材的灾难事件采取不同的方法、策略，注意把握好报道的度。这个度，可以用适量、适时、适宜三个标准来衡量。适量，就是报道的数量要合适，不盲目炒作。适时，就是报道要看准时机，既不能一味图快，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不能遇事慢半拍，拖泥带水。适宜，就是说报道要把握好政策口径，不为制造轰动效应而夸饰。

灾难新闻的采访报道，绝不是简单报道悲剧。应该从人性角度审视灾难，关注其中的人性闪光点，给受众以强烈心灵震撼，引起情感共鸣。[2]“血淋淋不是重要的，灾难本身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悲剧中人的眼睛里折射出的光”——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如是说。因此，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需要通过发布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稳定社会情绪，所谓“铁肩担道义”。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媒体记者要充分考虑到报道在社会上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站在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角度，注意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3]，让舆论成为建构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信息环境发挥作用。要善于发现并揭示那些灾难性事件发生、发展中的正面因素，要表现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引导人们准确、全面地了解情況，正确地看待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使灾难性时间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结语

能否在灾难性新闻中发出最快的、最能打动人心的新闻，是对媒体实力的一大考验。在新闻报道中，和记者、编辑以及媒体在新闻竞争的成就感比起来，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这是一个媒体文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新闻报道中真正的人文关怀不仅表现在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深入挖掘人物情感、思想和个性，向受众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观，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绝望者感到希望，而这一切正是新闻伦理始终在关注以及探讨的问题，毕竟“德行的唯一目的是使人幸福和快乐。”[4]

参考文献：

[1] 陈文峰《媒体的道德箴言》，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2] 《灾难新闻图片报道三忌》，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冯菊香，《新闻前哨》2010年第8期，第52页.

[3] 《灾难性新闻的报道原则》，张平宇，《中国记者》2001年9月，第30页.

围观者说 篇7

东北地区的需求是动态和多元化的。横向讲, 从收棒到收粒, 再到环保要求带切碎功能, 功率小了不够用, 大了不切碎时油耗过高。这就需要平衡不同收割模式或者生产多款不同配置的机器, 才能满足客户需求。纵向讲, 未来中国可能放开转基因玉米种植, 因其植株比现有品种矮1 m, 成熟期也短, 必然会出现农艺的变化, 如行距变窄、密度变大。机器的喂入量可能变小或者不变, 但是喂入的植株和玉米棒子的含水量比现在低。这些客户需求如果被生产企业满足, 其机器就会所向披靡。

@木主

不管什么产品, 都是一个综合性很高的集成, 只关心其中的一个参数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 综合衡量才是最重要的。当然, 在完成较高综合素质要求的同时, 如果能够突出某些性能, 如防陷、防倒伏、颗粒归仓等农民所追求的要素就更好了。这样也更符合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需要, 可以获得更广大的用户群, 这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唐晓燕

销售企业和合作社为提高机收量, 擅自改进割台, 造成作业速度表面上的提高。此外, 机手缺乏培训也是机收获行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作业中, 机手往往不熟悉收割机的性能, 只知道快点收割, 也不考虑谷物成熟度和地势, 收割机械一出故障, 机手也往往不考虑操作上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机器质量不好。我们调查了几台收割机, 机手根本没有经过培训, 这样的操作, 机械会不出问题吗?就是有人每天盯着售后服务也不行的, 一个生产厂家要出售很多台机器, 不可能每台都跟踪服务, 所以建议在机手提机时要对其进行培训。

@《农机质量与监督》杂志执行主编朱礼好

围观者说 篇8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年聚焦“三农”, 表明“三农”仍是我国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2016年的一号文件中, 有2个地方提到农机, 一是“加快研发高端农机装备”;另一个是“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从这2点分析, 2016年高端农机装备或将迎来政策利好, 而关系到农机行业走势的农机补贴政策还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

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 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2016年一号文件强调要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 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对解决“三农”新老问题、有序推动农业现代化、确保亿万农民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必须维护。因为这件事情不仅仅关系到农民个人的权利问题, 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稳定问题。但是, 通过这些改革, 比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等方式, 可以让农民在土地问题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总的来看, 中国要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 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这个不会改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

一号文件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的观念, 不能单纯以增加产量论英雄, 要为消费者提供品种多样的产品, 提升品质, 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 特别是要提高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任度,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为农业就是提供农产品, 实际上它还有生态的功能, 要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的休闲旅游融合起来, 着力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营销成本。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

乐观者和悲观者 篇9

关键词：尤多拉·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女性主义色彩

美国著名女性作家尤多拉·韦尔蒂“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先后获得欧·亨利小说奖、普利策小说奖等多项奖项, 成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之一”[1]。学者杨向荣在将《乐观者的女儿》翻译成汉语之后曾盛赞尤多拉·韦尔蒂:韦尔蒂从不放纵自己的才华, 放肆地挥洒才华是她天生的权利, 然而她总是把这个权利关在笼子里。她不过度地抒情, 不过度地沉溺于心理描写, 不过度地描写景物……如果词语是石子, 这些石子到了她手中之后, 她要么保留着原来泥土的痕迹, 要么将其洗净, 才肯安心地用在自己构筑的句子里。尤多拉·韦尔蒂的代表作《乐观者的女儿》曾荣获普利策文学奖。这是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奖项。该书自出版以来, 中外学者尝试从多个角度解读这本经典之作。但很少有人关注这部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这部小说是对女性的赞歌。

《乐观者的女儿》主要讲述女主人公劳雷尔陪伴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 并在父亲葬礼之后, 对自己深爱的父亲和母亲的进行深切地回忆。在小说中, 劳雷尔的母亲贝基从来没有真正出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她却是女儿劳雷尔回忆中的主角。在劳雷尔的回忆中, 母亲贝基多才多艺, 坚强不屈, 以及在终其一生寻找真正自我的执着使这部名著充满了女性主义色彩。

“女性主义批评对父权制社会及其价值观、文学观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评, 而且其批评、研究的成果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与开拓, 为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掘出许多新的资料, 在理论的阐述方法上有不少创新, 无论在论史、批评史, 还是在思想史上, 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2]在小说《乐观者的女儿》中, 作者尤多拉·韦尔蒂赞美女性的多才多艺, 坚强不屈, 并勇敢地探寻属于自己的真正自我使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

一、对贝基多才多艺的赞赏

在小说《乐观者的女儿》中, 母亲贝基被描绘成一名完美的女性。贝基多才多艺。当地人盛赞贝基所烤的面包是芒特萨卢斯最好的面包。在小说中, 劳雷尔发现了母亲贝基二三十年前, 是用一丝不苟, 十指尖尖的手指记录的有关做自己最好的面包的笔记。笔记上详细记录了面包的制作方法, 并以严谨的作风记录下做面包的每一个细节。

贝基也擅长自己做衣服。缝纫机是母亲贝基的宝贝。一有空, 贝基就会坐在椅子上, 踩着缝纫机的踏板, 嗒嗒嗒地进行工作, 直至缝制出自己满意的衣服。贝基曾经很自豪地向大家说, 她平生拥有的最好的衣服都是由自己亲手做的。

另外, 母亲贝基还会自己调制贴照片的浆糊。她会自己洗照片。在贝基去世后, 这些由贝基亲手洗出来的照片给女儿劳雷尔带来了美好的回忆。

贝基的多才多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于在她去世之后, 劳雷尔的父亲麦凯尔瓦法官的第二任妻子费伊依旧视贝基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贝基的女儿劳雷尔看来, 尽管母亲早已过世, 但是她的多才多艺依旧招致了费伊的妒忌。而在这场竞争中, 显而易见, 贝基占了上峰。

二、对贝基坚强性格的赞美

贝基在晚年的时候, 双目失明。贝基在失明后, 依旧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在什么也看不到的情况下, 贝基躺在大房间的床上, 背诵自己曾经读过的书, 就像自己十六岁时为了骑马翻山的长路走得快一点, 在马背上背诵一样。失明之后, 贝基并不喜欢别人为她读书。相反, 她更喜欢自己读给自己听。这样贝基可以倾听自己的声音, 而那是贝基发自内心的声音。

紧接着, 母亲贝基的身体每况愈下。她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 贝基表现的非常坚强。一次中风导致了贝基进一步瘫痪。

贝基根本看不清自己的房间, 看不见人脸, 也分不清任何东西。在病榻上, 贝基尽可能地背诵以前阅读过的篇章来缓解痛苦。贝基无论背诵什么作品总是倾注同样真挚的感情。贝基希望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似乎她所能回忆起的文章片段越多, 就越能更好地在对抗她生命的这场考验中保护自己。

“晶莹飞溅,

滞蓄漪澜,

皎皎然水光灿烂,

滔滔然不舍滕旋,

驰骋奔逸,

雷鸣激荡, 轰轰隆隆…”[3]

就这样, 贝基卧病在床长达五年。母亲贝基在面对生活的挫折, 以及疾病的折磨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是许多男性所不及的。

母亲贝基坚强同地狱般的病魔进行了五年的斗争, 最后有尊严地死去。在尤多拉·韦尔蒂的笔下, 母亲贝基的一生是平凡的。但是, 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 母亲贝基在平凡的小事上所表现的坚强给中外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对贝基勇于寻找自我的钦佩

在贝基生活的那个时代, 女性是没有自我的。女性更多地是依附于父亲或者丈夫。但是, 在《乐观者的女儿》中, 贝基敢于探寻属于自己的真正自我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贝基寻找自我源于十五岁时的一件事。十五岁那年, 在深夜里, 贝基陪伴忍着剧痛的父亲乘坐一只木筏 (由一个邻居撑着) 下到了结了冰的河里, 来到一条铁路上, 对着一列裹着白雪的火车, 拼命挥动灯盏, 终于让火车停了下来。火车载着他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

年轻的贝基用尽了所有力气, 将父亲送到了医院。她成功地恳请医生为父亲做手术。但是, 由于父亲得的是穿孔性阑尾炎, 回天乏术。贝基的父亲医治无效, 死在手术台上。对于这件事, 贝基一直心怀愧疚。她觉得是自己的无能, 耽误了对父亲的救治。因此, 从那时起, 贝基希望寻找真正的自我, 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多年以后, 贝基的女儿力主为年迈的父亲做眼部手术。手术本身很成功, 麦凯尔瓦法官的眼睛恢复的很好。然而, 由于麦凯尔瓦法官年事已高, 最终在手术不久, 麦凯尔瓦法官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贝基的女儿劳雷尔认为母亲贝基和自己都没有成功救下饱受病痛折磨的各自的父亲。但是, 劳雷尔认为母亲贝基远比自己更加勇敢, 因为贝基在父亲去世后, 就开始了寻找自我的人生之路。

在掀掉芒特萨卢斯半数房屋的那场大旋风袭来时, 母亲贝基说:“‘我们从来就不怎么怕风。在老家, 我们喜欢好好下一场暴雨, 我们会飞快地跑到屋外边, 来回奔跑着迎接它’, 母亲 (贝基) 总是这样说, ‘刮风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就沿着山顶拼命奔跑, 尽力张开胳膊。风刮得越大, 我们越喜欢’”[4]。贝基喜欢暴风雨。勇敢的贝基喜欢迎着人生的暴风雨, 去克服各种困难, 去寻找真正的自我。人们常问贝基, “在巴尔的摩, 你一个人都不认识吗?”[5]贝基承认自己在巴尔的摩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 她却可以自豪地回答, 她认识了自我。

贝基的一生也是她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自我的一生。最终, 她历尽艰辛, 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自我。而这使贝基的平凡一生更加有意义。

在整部小说中, 作者尤多拉·韦尔蒂将大部分笔墨用在了劳雷尔对父亲和母亲的回忆之中。在整部小说中, 贝基没有亲自做一件事或者对读者说一个词。她的音容笑貌都是从劳雷尔操持父亲的葬礼之后, 对父母亲深情的回忆中展现给读者的。但是从劳雷尔的回忆中, 以及从镇上其他居民对贝基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贝基。贝基多才多艺, 性格坚强, 一生执着于寻找真正的自我。贝基是尤多拉·韦尔蒂笔下的完美女性之一。对贝基的成功刻画使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邓微, 论尤多拉·韦尔蒂短篇小说《一则新闻》) 的不确定性[J],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 9:117

[2]黄玲, 《大地》的女性主义解读, 湛江:湛江海洋大学学报[J], 2006, 4:98

[3]尤多拉·韦尔蒂 (著) , 杨向荣 (译) [M], 乐观者的女儿,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5:136-137

[4]尤多拉·韦尔蒂 (著) , 杨向荣 (译) [M], 乐观者的女儿,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5:134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篇10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公车改革为汽车租赁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具备了符合政策要求、省钱省心等诸多优点的汽车租赁行业也在不断调整、持续创新,以适应改革要求。然而,现实是否真如外界炒作的那样——“公车改革是租车行业重大机遇”、“公车改革带旺汽车租赁”?

新政策新挑战

1.“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带来的影响

随着汽车租赁业务的不断成熟,公务用车社会化、市场化已经具备实施条件,尤其像北京、上海等具有发达租车市场的城市。而近期公车改革的一系列动作也在加速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提供”的步伐,这从轰动一时的五粮液公车拍卖即可见一斑。今年1月,五粮液集团启动了第一轮公车改革,3月份又开始了第二轮车改,据初步统计,两轮车改结束后,五粮液集团每年将节约2000多万元。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桥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态,公务车取消后的车辆问题自行解决,反正专车已经成为昨天。

作为租赁行业从业人员,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看到了机会,但我们从获取到的信息和自身经历也能感受到,虽然政策推动了公车改革进程,但真正落实到租赁企业的实惠还十分有限。

其实,在公车改革之前,不少租赁公司已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客户,但发展的速度始终比不上传统商务市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出台后,这部分客户的会议和活动又大幅度减少,用车需求也随之缩减。而且此次车改之后,一部分公务员都会选择购车的方式解决出行问题,日常办事选择租车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新政策并不能与公务租车市场大幅度增长划上等号。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虽然下文了,但各地各单位的公车改革实施细节、具体执行时间、能否贯彻落实到位等等问题,都还有待时间检验。甚至有些单位为了保险起见,纷纷开始退租。某单位负责人表示:以后可能还会租,但最近规定刚出台,之后看看政策走向再定。

因此,在租赁行业热切期盼“车改”大幅推进从中分杯羹的同时,也要冷静地思考前方将会面临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以企业长租作为业务重点的汽车租赁企业,必须迅速根据相关政策及现实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否则不仅难以参与到公务车改革当中,还会有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遇。但不能否认的是,新政策的出台使汽车租赁行业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的关注和重视。

2.政府公务用车招投标的实际情况

2011年11月25日,北京市政府开始了首期《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2年度车辆租赁定点服务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2014年6月6日,中央发布了《中央国家机关2014-2015年度公务车辆租赁服务采购项目(试行)招标公告》。将汽车租赁纳入政府集中采购范围,开启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通过汽车租赁方式解决公务用车难题的大门。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应用主体将车辆需求放至汽车租赁行业,利用汽车租赁行业的便捷性满足公车使用需求、提高公车使用效率,这样既能完善公车制度改革,同时又能降低公车采购带来的财政负担。

在租赁行业热切期盼“车改”大幅推进从中分杯羹的同时,也要冷静地思考前方将会面临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以企长租作为业务重点的汽车租赁企业,必须迅速根据相关政策及现实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之前,北京、杭州、锦州等地均将汽车租赁服务纳入政府采购,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车辆租赁定点服务供应商。而此次中央国家机关的加入,似乎意味着车辆租赁将在政府采购市场大展拳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据业内人士交流沟通,在成为北京市政府采购车辆租赁定点服务供应商之后,虽然有些企业的相关订单量有所增长,但总体来看,“以租代买”并没有给公务车租赁市场带来期待中的惊喜。

总结下来,出现这种状况有两点原因:

首先是用户习惯还没有改变,租车需求还未释放。目前,在北京市,车辆租赁纳入政府采购虽已试行了几年,但很多用户的用车习惯还未改变过来,使用需求也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政府部门的日常公务仍有标准内的配车,这些公车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处置,所以,除非有重大会议和活动需要计划外的临时用车,平时一般很少会有租车的需求,而租车也以客车为主,普通公务用车很少采用租的方式。

其次是租赁企业主动开发力度不强。政府部门的用车需求本来就不大,再加上一些租赁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主动沟通过程中,得到的答复基本都是“不需要,没有需求,政策还不明确,再等等”,在经历多次的拒绝后,租赁企业的主动性大打折扣。一位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的负责人也曾谈到:“车辆租赁定点服务入围供应商也应积极主动地应对公务车租赁市场,目前公务车租赁的量虽然不大,但要在这个市场中站稳脚跟谋求发展,还是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因此,众人纷纷看好的政策采购并没有带来公务车租赁市场的明显增长。

新政策新对策

在解读政府公车改革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每一次相关政策的推出,都对汽车租赁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总是利弊共存。如何真正参与到公车改革,将公务车租赁这一细分市场做大、做强,完成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我们还需要全面考虑,积极应对,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抓起:

1.了解客户需求变化制定相应解决方案

公车改革浪潮主要波及的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些机构的用车需求与一般企业和个人的用车需求还不太一样。以往主要是会议和活动的租车用量较大,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使这部分市场受到冲击,此类客户的租车需求有哪些改变、对车型标准有哪些限制、对租赁价格有哪些规定、对租赁公司有哪些要求等等,针对这些改变,租赁公司需要做出哪些应对,需要紧盯政策进程,认真解读相关政策,先客户之所想,制定更适合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用车形态的解决方案。同时,长租、零租按需使用,对客户的用车需求进行集约化管理,在为客户节省使用成本的同时也能提高客户满意度。

2.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自身服务水平

公务车作为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用车,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这些机构的公众形象和办事效率,这就要求作为出租方的汽车租赁企业能够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从租车方案计划、项目跟踪洽谈、合同签订落实、车辆选型交接、日常租后管理、车辆维修保养、事故救援处理等多个环节,建立一整套专业化、全方位服务体系,加强服务人员职业道德、礼仪形象、行政文明知识的培养和教育,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3.加大网络布局建设提供从总到点服务

中直和国管系统以及很多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公车改革,都是从上至下进行全面改制,总部制定整改方案,各个分部强化落实。如果租赁公司能与这些企事业单位的总部进行总对总签约,同时为其分部提供点对点服务,相信企业客户将更倾向于选择这类租赁公司。

这不仅使企业客户在管理上更易于控制,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租赁公司的业务量。但这也对租赁公司的网络布局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科学、合理的在全国范围内设计网络和节点的分布,如何用最少成本和最快速度进行网点建设,网点的业务量是否能够支撑起自身的运营、实现盈利,这些都是租赁公司将要考虑的实际问题。

4.提高信息化水平简化客户租车流程

利用互联网和GPS等技术,将租车环节简化,使客户只需要在网上或者通过手机就能租车,很多企业已经能够实现这一点。在参与公车改革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通过技术手段,使租赁软件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化平台对接,使客户通过其内部的管理系统就能对所租车辆进行管理和调控,或将更好的服务用户,必将获得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5.整合相关产业资源降低车辆采购成本

汽车租赁企业在车辆持有期间,应当尽最大可能降低链条上下游及周边的各环节成本:包括车辆购置、保险、维修保养、救援、二手车处置等方面。借助规模采购及专业化管理优势,为开展公务车业务做好车辆准备工作,真正体现租赁服务的核心价值。

公车改革的号角已经正式吹响。如果说之前租赁行业参与公车改革还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话,那接下来,应该是到了“两情相悦”、“一拍即合”的时候了。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汽车租赁业应该接好政府递过来的车改“接力棒”,不能“掉链子”,在扶得起的同时一定也要站得住。这是政策对我们汽车租赁行业的期望,同时也是市场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一起努力,出色地完成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

Windows·视窗

公车改革的号角已经正式吹响。如果说之前租赁行业参与公车改革还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话,那接下来,应该是到了“两情相悦”、“一拍即合”的时候了。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汽车租赁业应该接好政府递过来的车改“接力棒”,不能“掉链子”,在扶得起的同时一定也要站得住。

当观者进入艺术 篇11

法国实验艺术先锋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对杰夫·昆斯影响深远。杜尚喜欢把精致的现代商品加以重新拼组，直接转入艺术状态，表现现代的商品社会带给人们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和众人的恋物风气；前期的昆斯也以新波普艺术形式，记录下美国消费社会的生活。于是访客们能看到，自己平常所熟悉的物体和形象，在这里却重组成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杜尚还认为艺术存在于观者的眼中，这也成为了昆斯艺术策略的中心，尤其在后期。在这次展览中，昆斯直接说：“楼上展示的那些作品，是空洞的。它们并不是艺术，只是应答器，艺术在参观者那里。你创造你的现实，这些作品只是引导—这就是它们的本质。”

正是在这个节点，艺术品和商品之间似乎有了殊途同归的意味。部分解释权已经转移到了观者或消费者手上，但是真正出色并为人所铭记的作品，仍然和“媚俗”无关。

Exhibitions at a Glance

直觉的瞬间—马克·吕布摄影回顾展／5月25日-6月15日／广州美术馆／马克·吕布（Marc Riboud）是著名的法国纪实摄影师，以来自东方的延伸报道，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而著称。本次展览展出137张吕布的作品和25张中国摄影师翻拍的作品。

对我国“旁观者”现象的道德思考 篇12

1 阳光下的“旁观者”现象

2014年2月17日, 在繁华的大都市——深圳, 出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幕。根据地铁站的监控显示, 35岁的梁娅倒在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上, 并保持这一姿态长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 在她倒下后有向身边的路人发出求救的动作, 随后的时间里, 有多位市民从旁边经过, 却没有人对其实施救助, 当救护车到来时, 年轻的生命却早已不在。

2014年5月28日, 山东招远的一家麦当劳发生的惨案令人生畏。仅仅因为女子拒给对方索要的电话号码, 被一伙6名男女围殴致死。从麦当劳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 在施暴的过程中, 对方的手段是极其残忍, 更寒心的是, 店里的工作人员和顾客却都选择了逃避, 没有一个人上前施救, 最终导致该女子被6名男女活活打死。

2015年4月, 在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出现了令人悔恨一生的一幕。在回家见母亲的路上, 张师傅遇到了一名被车撞倒的老人, 他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他选择了放置不管、见死不救, 开车离去。当他回到家中得知自己的母亲一大早就出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顿感不妙的张师傅立马回头奔向事故地点, 竟发现躺在路边浑身是血的老人真是他的母亲。最终老人在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母亲的离去, 张师傅对自己悔恨不已, 但生活没有“重来”。

从让人寒心的“梁娅事件”到如今令人悔恨的“见母不救事件”, 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旁观者现象触目惊心, 让我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社会怎么了?”当我们的社会如火如荼地快速发展着, “视若无睹、袖手旁观”的麻木不仁暴露在阳光之下。如此“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令人深思。

2“旁观者”现象存在的条件及其原因

什么是“旁观者”?它主要是指紧急事件发生时现场临时聚集起的众多围观者, 他们与事件本身并无联系, 但从社会的伦理角度看, 他们具有某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责任, 因而具有某种精神联系。①与之相关, 旁观者现象就是当个人在遇到这些紧急情况时, 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人的生命或财产会受到威胁, 明知道受害人是极其渴望得到自己的帮助时, 个人选择的仍是视而不见、袖手旁观。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有社会现象, 它是自古就有的。如古有“明哲保身”的为人之道, 现有“各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事原则。

2.1“旁观者”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

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旁观者现象, 就像犯罪一样, 它的存在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 旁观者是在紧急事件发生时, 临时聚集起来的陌生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聚集起来的群体, 他们之间是相互陌生的, 是相互独立、分散的。同样, 他们对于受害者而言也是陌生的, 互不认识的, 如若受害的是他们的亲人、朋友, 他们就不可能是旁观者了。尽管有“见母不救”的事例, 但前提是他不知道受害者正是自己的母亲, 如果知道, 他一定不会是扬长而去。所以, 旁观者现象存在的条件之一是“陌生人”关系。其次, 旁观者这样一个临时聚集的群体,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卢默对群体的分类, 旁观者群体属于其中结构最松散的一种群体结构, 即“临时人群”。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的凝聚度、紧密度不高, 相互影响的作用极小。所以即便是旁观人群中有人呼吁去救助受害人, 基于他们之间的“松散性”, 呼吁者也很难得到其他人的响应。最后, 个体榜样和示范的缺失。介于旁观者群体之间的陌生关系、分散性特征, 彼此之间的行为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 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道德榜样的示范、影响和熏陶, 是在这种助人为乐的氛围中成长, 即便是在这种紧急状况下, 想必大多数人们选择去主动提供帮助, 而非观察与等待他人来施救。

2.2“旁观者”现象存在的根源探究

前苏联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 在现场围观、人数众多、没有援助行为或有意回避的旁观者会形成一种消极的“集体主义自决”, 所反映的是一种忠于集体的心理。②

首先, 从心理因素上分析。第一, 据社会心理学研究, 在紧急的状况之下, 旁观者是否选择对受害者进行救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场的旁观者人数, 研究发现, 在紧急情况下, 旁观人数越多越不容易出现见义勇为的旁观者。因为, 无论在场的人是选择旁观, 还是选择见义勇为, 这些行为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都是要经过观察、权衡、比较、激活道德规范、实施救助等等一系列的心理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旁观者考虑最多的是个人的利益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威胁, 当他们权衡出“救助的行为”是利大于弊时, 则会可能倾向于选择救助行为, 这也就是旁观者人群中的“可能救助者”。但是人往往喜欢模仿他人的行为而行事, 也就是说, 如果在旁观者中没有出现第一个救助的人, 那么“可能救助者”就会顺从大众, 忠于集体, 选择袖手旁观, 持观望态度, 这也就是所谓的“行动犹豫”。第二, 大家普遍认为, 旁观者越多, 受害人得到救助的机会就会更大, 如此一来, 就出现上述所说的人人都“行动犹豫”, 这犹豫的背后其实是救助责任的分散。也就是说, 当众多人围观时, 众多旁观者共同担负着对受害人救助的责任, 相对于单独面对紧急情况时自己承担全部责任而言, 此时的责任相对减轻了。所以, 旁观人数越多, 所承担的救助责任就越少, 这种彼此的依赖和从众心理就导致了冷漠的旁观者现象。

其次, 从个体道德上分析。旁观者本身也是道德主体, 在道德情境中选择做一名冷漠的道德旁观者充分表明了其自身道德自律的缺乏。就像有人想要跳楼, 更多的人愿意做个看客, 在下面看看热闹, 因为这只是道德问题, 而不触犯到法律。道德行为, 是自愿自主的行为, 更多的是靠道德自律, 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 没有谁规定人一定要去做道德之事。换句话说, 没有做道德之事, 心里可能会一时惭愧, 但若是这种道德行为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时, 人们产生的这种惭愧的心理或同情的心理便会被冷漠所取代, 更有甚者, 庆幸“还好没那么做”。因此, 这种道德自律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个体道德认知的不成熟、道德情感的淡薄与道德个体的是非标准的扭曲。正是因为这样, 导致个体无法通过自律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逐渐退化自身的道德自律能力, 在遇到紧急的道德情境时, 常常陷入道德麻痹的消极、冷漠状态。

最后, 从社会保障的层面上分析。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让他们“光荣一时, 痛苦一辈子”不得不说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某些遗憾。正如跌倒老人扶不扶?起初我们的答案是:“扶, 毫不犹豫地扶”, 但是后来被老人的家属讹上了, 由于社会缺乏一定的道德监督机制、保障机制, 越来越多的人做好事反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此后, 再遇到“跌倒的老人”, 就极少有人敢义不容辞地去扶, 扶之前都要做好一系列的“自我保护工作”。道德不应该是孤立无援的, 社会有力的道德支持是个体选择道德行为的坚强后盾, 而无力的道德保障只会让人们在道德选择面前选择观望、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前社会道德赏罚机制的不明确、道德救助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舆论媒介的鱼龙混杂导致如今疲软的道德保障。善良之人选择道德行为, 本应“善有善报”, 而现实却是因见义勇为而带来的生活的窘迫;本应得到社会倡导和鼓励, 而现实却是因不良舆论报道而带来的负面评论和嘲笑。久而久之, 人们的道德勇气受挫、道德理性丧失, 在对社会的失望和无奈中, 渐渐选择沉默, 选择冷漠。最后, 真正跌倒的就是我们的社会道德。

3 实现由“旁观者”向“敢为者”转换的路径探析

可以说, 旁观者现象的存在是对人性的一种否定, 更是违反道德的一种行为。如若不顾, 任其泛滥扩散, 不仅人性会日渐扭曲, 社会道德的构建亦将会举步维艰。因此, 消除旁观者现象, 一方面要注重“人”的道德教育, 注重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 培养其德性, 使其行善之为真正是“随心所欲”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 让行善之人无后顾之忧, 在人们心中真正树立起“德福一致”的道德信仰。

3.1 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是个体道德活动的一种形式, 是道德个体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过程。在整个道德修养的过程中, 需要培养个体的道德情感、激发其道德需要、挖掘出个体的道德良知、树立道德信念。尽管道德修养是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活动, 个体是内因, 但情感的培养、需要的激发与良知的挖掘并非道德个体自发形成的, 需要道德教育者“动之以情”的引导, 依赖着道德教育。

首先, 要求道德教育工作者在进行道德教育活动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教育者要以自身最真实、最深切的情感来教化学生、感染学生, 如此一来, 学生才能够渐渐接受道德教育观念, 才能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 善行始于善端, 发挥道德情感催化剂的作用。其次, 努力激发出道德主体的道德需要, 可以让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对道德需要的程度, 才能够将践行道德行为作为自己的乐趣、作为自己内心的一种欲望和呼唤。这就要求道德教育要营造和谐的教育氛围, 教育者要避免以往劝诫、命令以及强制性的态度, 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渗透, 来使道德个体认识到自己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原则,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最后, 道德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培养了道德情感、激发了道德需要的基础上, 呼唤个体的道德良知, 从而建立深厚的道德情感, 树立坚定的道德信念, 由此, 道德个体才能真正做到自觉、自律, 才能在遇到紧急状况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帮助他人, 抛弃作为“旁观者”的麻木和冷漠。

3.2 增强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

苏联学者伊·谢·康主编的《伦理学词典》这样定义榜样:“在道德上主动精神的一种形式, 表现为一个人 (一群人或集体) 的举动变成其他人行为的楷模。它不仅激励别人仿效自己, 而且向别人提供现成的活动方式, 这种活动方式后来普及于其他人, 变成许多人的行为规范。”③道德榜样是指在道德方面, 个体可以模仿和学习的范例和原型。道德榜样是具体、生动、形象的, 这样生动的榜样和活生生的范例相对于抽象、死板的道德语言或道德命令更容易让人信服、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毋庸置疑, 道德榜样对道德个体产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个体道德的发生、践行, 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事情, 同时与身边的人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道德主体德性的形成与家庭成员、学校老师以及身边朋友的品质、行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首先, 对于家人来说, 尤其是父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是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的主要对象。父母的言行举止就是孩子的行为举止的参照物, 是自我行为善恶判断的最初标准, 同时, 父母的道德情感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孩子的道德情感。这就要求父母做好榜样示范, 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互敬互爱, 尊老爱幼, 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其次, 学校的教师同样责任重大, 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如何让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关键是, 教师需要关心学生、爱护学生, 让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到互助的温暖、体验到助人的乐趣和满足。以教师的人格魅力, 为孩子们树立一个生动、形象的道德榜样的典范。最后, 处于信息时代的我们, 网络媒体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的。利用舆论、媒体的宣传优势, 对社会上出现的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道德楷模的优秀事迹进行广泛的宣传, 既能肯定他们的社会价值, 又能鼓励、激励更多的人去仿效他们的道德行为, 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3.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在生活中, 有些人因为自己当初的“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 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光荣一时、痛苦一辈子”的窘境。这种“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的尴尬现象, 不得不说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悲哀。“旁观者”现象的出现, 一定程度上也是“旁观者”出于对后果的顾虑和担忧, 而采取自我保护的一种消极行为。因此, 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无疑是我们消除旁观者现象的一个绊脚石。

因此,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给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人一个不再做“旁观者”的理由。首先, 需要完善“合情合理”的法律制度。这样一种法律制度是“情理之中”前提下的法律。当“旁观者”只会冷漠旁观受害人被继续伤害, 不能够主动去施救或是去找他人施救的, 社会应该在准确衡量其道德责任的前提下, 予以谴责。所以, 国家应当出台或是继续完善相关法律, 当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和威胁时, 旁观者有责任采取有效、果断的方法和措施, 在“合情合理”的判断下, 对于一些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的旁观者用法律予以制裁。其次, 国家或政府应该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因为, 一些旁观者对于是否进行施救的犹豫, 仅仅是出于施救之后产生的后果的顾虑。所以,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制度, 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基本生活, 尤其是因为见义勇为而使自己的生活受到严重创伤的公民, 更是应该向其倾斜社会救助的幅度。最后, 要建立道德赏罚制度。道德赏罚就是赏善、罚恶, 就是社会对主体行为的善恶或是道德品质的高低予以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 进行道德赏罚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社会道德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制约性作用。一些地区针对一些不道德行为予以一定的罚款, 对于一些积极向上的道德行为予以一定的奖励。如新加坡规定, 对于随地吐痰的行为会罚款500元;如湖南长沙, 对于不遵守交通规则, 人行道上乱闯红灯会罚款5元, 这样的特殊性罚款, 对于此类不道德行为的约束, 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作用, 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见义勇为的道德先锋、模范们构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道德环境, 同时, 也鼓励犹豫的“旁观者”们乐于行善、行义。

摘要：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 旁观者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冷漠道德现象的出现有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而心理因素的干扰、道德教育的失职以及社会保障的薄弱是旁观者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要消除这一现象, 必须要提高道德主体的道德修养、注重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 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消除冷漠的道德旁观者现象。

关键词：旁观者现象,道德冷漠,对策

注释

11朱力.旁观者的冷漠[J].南京大学学报, 1997 (2) :114.

22 贾学雁.旁观者现象的道德思考[J].期刊文摘, 2010 (1)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