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共3篇）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篇1

一.引言

提到叙事, 人们往往会想到叙事性的作品———小说, 因为从叙事定义上看, 叙事就是讲述故事, 而小说很明显地带有叙事的特征。所以, 在叙事学上, 小说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而且从小说的叙事研究中得出了关于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以及关于叙事符号的一系列相关成果。本文将对戏剧剧本这一体裁的文学样式进行叙事学的分析, 将小说叙事理论应用到对古希腊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阐释中, 从而发现这部戏剧中的叙事策略。

二.戏剧中的叙事视角问题

众所周知, 在戏剧剧本中, 故事 (或时间) 的进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得以实现的, 在整个故事进程中, 只有剧中的人物在说话, 而不是像小说中的那样有一个讲故事的人将整个事件一一道来。在戏剧中存在叙事者是隐蔽于戏剧之外或潜藏在戏剧的人物之中的, 只不过他不像在小说中那样容易让人把握。小说的接收模式是:作家———叙事者———读者;戏剧的接收模式则是:作家——说话者/受话者———读者 (观众) , 在这种模式中, 叙事者被省略, 而代之以人物间的对话, 这就要求从这种模式中找出与小说叙事有联系的隐含的叙事者才能发现戏剧中的叙事策略。

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 人物之间、人物与歌队之间通过对话或合唱实现戏剧冲突的进行, 但是, 我们从这些对话或歌唱中却可以隐约感到有一个“隐含的作者”在无形中操纵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在戏剧中, 我们可以从普罗米修斯、赫淮斯托斯、河神和伊娥的控诉, 以及威力神和赫尔墨斯的言行中感受到一位对普罗米修斯表示同情、对宙斯表示愤怒的陈述者, 是他在安排整个故事的进展以及细节。过去, 我们曾认为这样一个叙事者其实就是剧作家本人, 其实不然。埃斯库洛斯在对待神的态度上是矛盾的:在这部戏剧中, 宙斯是残暴的凶恶的, 而在作家的其他作品中, 宙斯却又成为一位公正的神。这种矛盾性体现出, 在戏剧创作中, “隐含作者”的态度决定了剧中人物的言行与性格。在这部戏剧中, 这样一个“隐含作者”是与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的现实有关系的, 他是怀着作家当时对以暴力统治的僭主制度的批判态度来以宙斯隐喻当时的僭主的, 所以在戏剧中能感到这样一个怀有反抗与控诉心态的“隐含作者”。正是这样一个“隐含作者”将剧中的人物置于自己无声无息的掌控之中, 是他在向我们讲述一个为正义而受难的神的悲惨遭遇, 使剧中的人物各自具有自己的性格化特征。

这个叙事者在安排了人物的遭遇与性格之后, 就默默地关注着人物的言行举止, 他隐藏在戏剧叙事之外, 只有整个戏剧的基调与态度让我们才可以隐约感到他的存在。那么, 在戏剧之中, 另外的叙事者开始出现了。

在叙事中, 有内聚焦的叙事角度问题, 是指在叙事中以一个叙事参与者的身份。从故事内进行叙事, 比较常用的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整个故事的经过, 这个叙事者可以是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有些作品中这种叙事者的角度会在作品中发生转换, 如在康拉德《黑暗的心》中, 开始的“我”是一个听故事的人, 但是后来却变成了讲故事的人———马洛, 虽然故事仍在以“我”的称谓讲述故事, 但叙事者的角色与视点已经发生变化。

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 故事是在人物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得以推进的, 人之间的话语转换比较频繁, 而正是这种话语的转换使得叙事视角可以不露痕迹地转换。在戏剧的开场, 威力神和赫淮斯托斯将普罗米修斯钉在悬崖上, 整个故事是以这两个神的角度向观众或者说读者透露了被钉人的身份以及被惩罚的大致原因。当歌队开始上场时, 歌队开始代表“隐含作者”进行歌唱, 表达对普罗米修斯的同情, 隐含的作者与观众的情感形成共鸣。但是当歌队长同普罗米修斯进行交谈, 让普罗米修斯讲述自身的经历时, 一个十分重要的叙事者转换开始了, 这时, 进行故事讲述的人变成了整个事件的主人公———普罗米修斯。在戏剧中, 每个人物说话时都是一个“我”, 但是每个“我”所知道的是有限的, 所以需要普罗米修斯“我”的身份讲述整个被缚的经过, 因为他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而在第三场中, 这个“我”已经变成了伊娥, 她的讲述同普罗米修斯的讲述形成一个话语的叙事角度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 故事的多面性被呈现出来, 同时与隐含的叙事者的思想态度相契合, 使宙斯和众神的形象得以全面地刻画, 这时的叙事者是带有主观感情的事件参与者。当退场时, 戏剧的叙述者又隐藏起来, 他成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他将赫尔墨斯与普罗米修斯的争辩记录下来呈现在观众面前, 同开场中威力神的讲述以及普罗米修斯和伊娥的自述相互呼应, 使得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强权以及善良的品质得以体现出来, 宙斯的暴君形象和众神的懦弱奴才形象也鲜明地呈现出来。

三.戏剧中的叙述时间与“锁闭式结构”

“叙述时间是叙述所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和时段切入事件时间和进行描述。”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事件时间”和“叙述事件”。前者是指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序列过程, 后者是指叙述从什么时候开始, 即叙述的时间切入点。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事件的时间是指从普罗米修斯帮助宙斯推翻上一届神王开始到因为帮助人类被钉在悬崖上受苦这一时间序列, 而叙述时间则是指戏剧中从普罗米修斯被钉在悬崖的那一刻为叙述的开始, 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回忆来呈现整个故事, 这也正适合戏剧演出的特点。

在叙述学中, 关于叙述时间的安排上, 有以下几种叙述顺序:顺叙、预叙、倒叙、追述和插叙。在戏剧中, 这些叙事顺序可以通过人物间的对话与行动表现出来。由于古希腊戏剧的题材内容 (选择神话中的神与英雄的故事为题材) 而且受制于演出时间、地点和舞台置景以及观众的接收问题的影响, 戏剧大都以事件中的某个时间点为叙述切入点, 对戏剧中的事件进行倒叙。古希腊的剧作家在接近高潮时为叙述切入点, 集中展现矛盾冲突, 揭示出人物的命运, 同时在情节发展中对事件的前情由人物进行回顾。“过去的事不断被发现, 现在的戏被同时推进。”这就是在戏剧史上十分重要的“锁闭式结构”的戏剧结构类型。这种结构的出现, 是叙事学中关于叙事序列和叙事时间在戏剧中运用成功的范例。

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 叙事的时间切入点是主人公被订上悬崖的那一刻, 随着叙述视角的转换, 普罗米修斯开始从自己的苦难现状回顾自己与宙斯的恩怨以及自己所作的事情, 进而将事件的原委告诉观众 (读者) ;而且在戏剧冲突的推进中, 又将伊娥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插入到整个戏剧故事的进程中来, 使故事的高潮向前推进。在退场部分, 普罗米修斯同赫尔墨斯的论辩又是对开时的进场歌的预叙的应验, “别看那众神的王现在侮辱我, 给我戴上结实的镣铐, 他终究会需要我来告诉他, 一个什么新的企图会使他失去王权和权力。我不会被他的甜言蜜语所欺骗, 不会还怕他的恶的恫吓而泄漏那个秘密”, 结果普罗米修斯面对赫尔墨斯甜言蜜语的相劝和凶恶神的诅咒和恫吓都没有泄漏关于宙斯王权的秘密。

通过这一系列的叙事时间方式的运用, 戏剧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 故事的情节得以在极短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得到推进发展以至达到戏剧冲突的高潮。而正是依靠这种高度集中的叙事时间的安排使得故事事件极富有戏剧性, 从而将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达到一种高度的对立, 进而将观众 (读者) 牢牢地吸引在戏剧所“讲述”的“故事”之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通过运用戏剧的独特艺术方式将“隐含作者”和第一人称的内视角的叙述者的转换运用到对戏剧事件的展现过程中, 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全面地刻画出来, 并且得到深化了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同时还借助在叙事时间与事件时间的安排, 将倒叙插叙以及预叙结合起来, 使得戏剧的紧凑性增强, 人物间的冲突激化, 以及同不同的叙述者的陈述相呼应, 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由此可见, 在戏剧中同样存在叙事的方法和策略, 而且关于小说的叙事学分析方法在戏剧的分析中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参考资料:

摘要：古希腊文学的代表就是悲剧和神话, 两者共同影响了西方文学重叙事的传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虽然是一种戏剧文体, 但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机制上仍有很多可以为当今叙事学研究——尤其是戏剧叙事研究可以借鉴的地方。对该作品叙事策略的分析, 扩大叙事学研究对象范围, 同时从叙事学的角度丰富对该戏剧的认识。

关键词：《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叙述视角,时空关系,锁闭式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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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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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虹《.戏剧文体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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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古希腊戏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2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篇2

关键词：第二次翻译高潮,传教士,二项悖论,贡献,中西文明交流

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 鲁迅先生有段精彩的譬喻:“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 ……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以为倘能味道较好, 庶几在咬嚼者那一方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 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然而, 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 (鲁迅, 1932:26-27)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的神, 鲁迅以之譬喻译者, 可谓贴切传神。某种程度上,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和普氏之盗火给人类之事有相似性。普氏盗火受到统治者宙斯的惩罚, 而耶稣会传教士在翻译活动中受到清朝统治者和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改变初衷, 导致了翻译活动中的二项悖论:主观上积极传播一种异质宗教、寻找儒家来源于基督教的根据, 客观上却沟通了先前并没有实质性互动的中西文明 (夏元, 2005:51) , 掀起了“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之风, 为明清时期乃至以后的翻译事业带来光明, 为中西文明沟通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1.1 传教士来华历史

据历史记载, 传教士来华翻译活动肇始于唐朝, 称为“景教”, 元朝时期也里可温教亦有传播;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 掀起科技翻译高潮;鸦片战争后, 传教士翻译活动范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断扩展, 后因他们干涉中国内政遭到统治者的反对, 于1775年戛然而止。从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的目录页我们可以得出,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 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 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 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 占25. 5%;‘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 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 (130条) 的73.1%” (方梦之, 2011) 。从传教士翻译活动相关条目在书中所占数量可以反映出其在翻译史上的重要贡献。

早在耶稣会士翻译活动之前, 景教和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 然而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传教士活动并没有取得实际性进展。1583年, 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 穿儒服学汉礼, 采取“合儒”策略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契机, 并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这场翻译活动大体持续了二百年, 以翻译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主, 主要以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活动。耶稣会传教士在这次翻译高潮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代表人物: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们在主观上是带着传播异质宗教的信念, 客观上却掀开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新篇章。

1.2 被缚的耶稣会传教活动

耶稣会士在华期间传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东西方主流意识与文化的差异:西方主流意识基督教宣扬众生平等, 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当时占主导地位, 强调尊卑贵贱。而且, “中华文化的古老性、承启性和稳定性, 形成了完备的伦理体系和张驰有力的凝聚力。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与其发生碰撞时, 或被其排斥, 或被其融合, 绝不可能取其而代之” (何大进, 2002:61) 。这就使得耶稣会士在产传播基督教、实现文化扩张的意图难以实现。

其次,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与当时清王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的需求不相契合。前者以传播宗教、文化扩张为目的, 科学技术的传播只是副产品, 然而受清朝统治者“天人感应”的皇权影响, 对天文、地理、历法等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大于宗教对他们的吸引力;此外, 在传教士翻译活动后期, 西方传教士不断介入中国内政, 引起统治者的不满, 逐渐开始反对传教士翻译活动, 并多次禁教, 使耶稣会士在华期间传教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大事, 这一事件几乎威胁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存在。耶稣会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孔, 也禁止利玛窦等着儒服行儒礼, 这引起统治者的极大不满, 引发明朝崇祯帝 (1616年) 禁教, 清朝康熙帝三次禁教, 雍正帝、乾隆极力打压传教活动。因此, 传教士活动失去了统治者的支持, 翻译活动也戛然而止。

从传教士传教活动范围来看, 从利玛窦开始, 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福州、杭州等几个大城市;从时间上看, 在这场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翻译高潮 (1583—1775) 期间, 传教活动被中国官方认可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八十多年;从传教士地位上看, 他们主要扮演着技术服务人员与合作翻译人员的角色, 对传播宗教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当时主客观方面的不利条件让西方传教士明确意识到, “要想让外来的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 必须迎合中国各阶层的文化心态, 强调基督教与儒家的共同点” (梁工, 1998:63) 。由于以上原因, 在这场翻译活动中, 传教士不得不改变其初衷、采取适应性的“合儒”策略, 以求得支持、解决开创性的难题。

1.3 被释的普罗米修斯——传教士的自我解放及二项悖论

西方传教士清楚地意识到传教活动在主客观方面的不利因素, 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古老深厚的传统文明的国家站稳脚跟, 就必须将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相协调。于是他们开始采取学术传教策略, 甚至开始学儒学、学汉礼、穿儒服, 以一个“中国化”的形象出现。为迎合当时“天人感应”对皇权的影响, 传教士们积极传播天文历法类书籍, 希望通过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来赢得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 以便于传教活动的开展。在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 其中南怀仁是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

在耶稣会士翻译活动中, 通过耶稣会士的著述和书信,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 西方世界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张西平从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学研究角度指出,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给欧洲展示了一个清新、神奇、异质而又有着自己优良传统的中国, 以至于欧洲哲学家们从中获得了灵感, 而思想家们看到了榜样, 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对于欧洲来说堪称是“文化的哥伦布” (张西平, 2009:476-477) 。儒家思想成为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个源泉, 而当时的法国是欧洲文化的中心, 是中国文化进入欧洲的一个通道, 在18世纪的欧洲引起了一阵“中国热”。渐渐地, 传教士原本的传播异质宗教的逻辑思想在实践中却发生了偏差, 以致与后来的“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形成了二项悖论。然而, 为了更加顺利在中国进行传教, 传教士采取适应性的传教策略接受现状并且开始改变初衷。

2 带火的普罗米修斯

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 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科技作品的翻译是这一时期翻译的显著特点。传教士与中国的士大夫等上层知识分子都有合作翻译西方著作, 大大传播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知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主要代表是徐光启、李之藻等, 代表作品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 (前六卷) , 与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 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 与傅泛际合译的《寰有诠》《名理探》;王徵与邓玉函合译的《奇器图说》等。从表1可以看出,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涉及数学、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和医学、军事科学等学科, 其中以天文学为主, 占到了科技译述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这场科技翻译活动开创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局面, 使东西方文化有了实质性的交融与互动。关于“西学东渐”, 侯若虹提出:“倘若拿河流来作比喻, 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 有水满的时候, 也有水少的时候, 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 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侯若虹, 2008:2) 。在这一时期, 传教士翻译活动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意识成就、科学技术, 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给中国科技的积极作用更是无可置疑的。最主要的是, 认识接受西方文明,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文化, 促进了思想解放, 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力。“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发展进步, 但是它并未真正地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首先, 因为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使其缺乏产生科技革命的客观条件;其次, 因为耶稣会士的文化扩张、传播异质宗教的传教目的使他们引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书籍带有很大局限性。

关于耶稣会士“中学西传”, 国学大师季羡林有过一段精辟评价:“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送到外国去, 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 人类文明之所以民与有力焉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 中国人民与有力焉。 (韩琦, 1999) ”明清之际传教士活动, 向欧洲人撩开了中国文化的神秘面纱, 大大传播和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两段评价恰到好处地揭露了中西文明交融互动的积极的相互作用力。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3 结束语

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是西方文明第一次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和碰撞, 并且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 (即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 。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 耶稣会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传教翻译活动中采取适应性传教策略, 意图实现文化扩张, 而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明的交融。这一历史悖论引发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风潮, 对中西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参考文献

[1]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2]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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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J].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8 (3) :63.

[6]鲁迅.二心集[M].上海:上海合众书店, 1932:26-27.

[7]马振涛“.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J].外语教育教学, 2008 (8) :83.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277.

[9]夏元.价值冲突中的《圣经》翻译—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策略和关键译名选择[J].中国翻译, 2005 (1) :51.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篇3

一、莱辛近况:“我依旧是原来的我”

莱辛居住了24年的房子坐落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小山岗上, 宽宽大大足有三层, 她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谈话的L形房间在一楼, 里边到处摆满了书。她对记者说:“书一直是我的生活, 我是依赖这些书获得教育的。在你已经不年轻的某个日子里, 忽然间竟有人在央求你去写一些你已经挚爱了多年的书, 这该是一份多么高的奖赏啊!”

难怪登门请求制作电影《多丽丝》的人络绎不绝。“我总说不,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他们总可以从阅读那些书中找出我是什么样子的。”但她确实曾把她的四部曲小说之一《暴力的孩子》改编为电视剧, 书中的玛莎·奎斯特是她的另一个自我。“我遗憾没有人尝试过, 我觉得这会很不错, 但我不会在乎好坏的, 我不在乎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人们会怎么去做, 我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一味担忧自己的身后名。”

莱辛的记忆把我们带回到1962年的岁月, 那是在她最雄心勃勃的小说《金色笔记》出版后不久的日子里。

带些印第安人相貌特征的莱辛的确已不再年轻, 但是她身上确实有一种不服老的东西:她要喝Diet Coke, 她知道trash television。当然, 她还没有在电脑上工作, 某一天她会用电脑的。

若是换了另一个作家, 你可能会觉得她的无所畏惧是由于她的年龄和阅历, 但莱辛一直愿意保持这个样子。她对政治的一贯正确性和对语言的攻击表示遗憾。在她新的作品集里, 她记述了她所访问的美国的一所学校, 她发现学习《好恐怖分子》意味着为错误的思维寻找证据。“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走极端。他们是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不要接受美国最新的时尚, 可我们总在接受。”

这就是莱辛的真实面目: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者和一个理性的思想者, 面对这些真正的大主题, 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却不知道如何将其摆正。这正好说明阅读正渐趋死亡。

“我常常告诫自己这并不重要, 事实是这种文化正走向灭亡, 或已经死亡。怎么办?每当我想到它所带来的乐趣, 不免感到受到了伤害。曾几何时, 尊重书籍、尊重阅读是那样的盛行, 而今这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受到尊重的已经不再是文学、学问以及教育, 而竟是作家的一种魅惑。”

莱辛已经完成了一本中篇小说, 但她自从1月以来只字未写。“这在先前是不可能的, 想想自己竟是只字未写, 简直是要发疯了。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发展于它不利, 只是我确实喜欢讲故事而已。你正从你自身更加深层的部分写起。”

现在她正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一篇序言, 鉴于她曾经诅咒劳伦斯的那些语言, 他的那些书迷们是否要接受更糟的咒语呢?她说:“这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 但是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读它时的那份激动。我之所以喜欢劳伦斯, 是因为他能把你融入一种经验之中, 我几乎不在乎他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应当看重作家的哪一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是他们的蓝图。我们总是努力把作家想象得完全不一样, 并不看重作家竭尽全力提供给我们的。我已经拥有了所能想象得到的 (加在我头上的) 任何一个标签。我曾经因撰写种族问题而成为作家, 然后是共产主义者, 又是女权主义者, 而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那么, 现在呢?多丽丝莱辛现在是谁呢?

“我依旧是原来的我, 还是老样子。”

莱辛堪称我们这个时代颂扬爱之神秘的伟大的“桂冠诗人”, 对于爱的困惑, 她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有时两个人会一见倾心?你是否听说过有关相配基因的理论?对于我爱的人, 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模式, 而且为什么坠入爱情的能力并非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弱?”

这一主题最先是在她1996年出版的《又见爱情》 (Love, Again) 一书中得到阐述的, 这也许是她最精致的小说。“这完全是一个谜, 尽管现在人们对它不予理睬, 但它却并非不再发生了, 你也在某个人身上看到了一切, 觉得的确它还在那儿。”

在两卷本的自传《我的皮肤之下》 (Under My Skin) 和《行走在阴影中》 (Walking in the Shade) 中, 莱辛为我们描绘了她的童年。

二、莱辛不平凡的过去

多丽斯·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波斯 (今伊朗) , 父母均为英国人, 当时她的父亲在波斯管理皇家银行任职。由于认清了商业事务的虚幻性, 他于1924年极富浪漫情调地隐退到罗德西亚 (今赞比亚) 的一个农场里, 然而农场生活对于他绝非天堂, 这里反而成了他那位极富想像力的女儿幻想的家园。年幼的莱辛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孩, 在学校里, 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没有白白浪费更多的时间。她14岁时由于眼疾而中途辍学, 此后她便依靠自学来弥补欠缺的学校教育。她的童年是孤寂的, 孤独之中, 她与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此滋养了她那澄明的且具批判性的灵魂。16岁时, 她在萨里斯伯里做护士, 然后是速记打字员和电话接线生。第一次婚姻失败后, 她开始涉足反种族歧视的激进的政治生活。1945年她再婚, 又一次婚变之后, 她于1949年带着与第二位丈夫莱辛先生所生的儿子回到英国。

起初, 她在英国的立足确实是一场苦苦的挣扎。在战后那段乏味的岁月里, 她生活在梦魇中, 她的经济状况一度陷入窘迫之中。然而她的第一部小说《青草在歌唱》 (The Grass Is Singing) 很快找到了出版商, 并被誉为战后最杰出的英语小说之一。如同她的《暴力的孩子》 (Children of Violence, 1952-1969) 系列长篇的主人公玛莎·奎斯特一样, 莱辛本人也曾在罗德西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参加了左翼政党。回到英国三年之后, 她正式加入英国共产党, 并于1956年脱党。

这些早年的生活与创作显示了她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事业的热衷。她特别擅长塑造那些具有坚定意志、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 并描述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经受的情感危机, 以期待众多女权主义者关注女性问题。这些作品, 特别是《金色笔记》 (1962) 和五卷本的《暴力的孩子》的最后一部——《四门城》 (FourGated City, 1969) , 其复杂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人物刻画与叙事技巧备受推崇。在评论家的眼里, 莱辛的确是一位多产的、严肃的、极富探索精神的作家。而评判任何一位健在的作家往往是极其危险的, 特别是莱辛, 因为她总是在我们试图框定她或预言其未来时将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所以她的创作对批评者常常构成一种反讽。她曾善意地质问过她的学生, 如果仅就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进行评价是否在浪费时间。总之, 对莱辛的评判往往是吃力而不讨好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言不要在她身上过多浪费时间的作家, 据互联网最新资料表明, 仅在北美地区就有75篇涉及莱辛的博士论文, 有关她的硕士论文更是数不胜数。那么, 莱辛的创作何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呢?我想原因大概在于其作品主题的多样性, 从宏观的种族问题到细微的男女私人情感, 从对异域情调的情有独钟到对本土的都市“自由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 无不诉诸她的笔端。综观女性写作的历史, 鲜有以如此广博的主题与开阔的胸襟来探索女性自身及之外的广阔世界的, 她也正是以她的创作实力奠定了她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尊崇地位。

莱辛对女性问题的探索集中体现在《金色笔记》和《暴力的孩子》系列小说之《四门城》中的安娜·伍尔夫和玛莎·奎斯特身上, 同时从她们身上也不难发现作者自身的影子。实际上, “奎斯特” (quest) 一词意为探寻与追索, 与安娜·伍尔夫一样是极具叛逆色彩和能引起丰富联想的名字。如果说《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对人生意义的探索重在过程的话, 那么, 《四门城》中的玛莎更加贴近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 她也曾义无反顾地逃离过家庭, 经历过两次婚变, 最后终于认识到自身的一些缺陷。这部小说是对莱辛个人情感和信仰的一次超越, 是她内省式探索的开始。

三、《金色笔记》引发的论争

莱辛的创作因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而达到顶峰, 这部作品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石。这是一位名字叫安娜·伍尔夫的“自由女性”的人生剖析, 她的生活、爱情和精神状况是处于一种极度分裂的状态之下的。书中的女性承担着自己的生活, 艰难独立地挣扎在工作、性、为人母和政治的漩涡里。连莱辛自己也惊讶于小说所引起的众说纷纭。

批评家们对莱辛《金色笔记》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主题上, 即莱辛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还是一位带有某些反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如此相反的阅读感受令批评者莫衷一是, 全然是盲人摸象。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1985年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中这样评说:

《金色笔记》是一本极易引起歧义的鸿篇巨制, 可以视作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块里程碑, 书中部分传统叙述章节皆以“自由女性”为题, 女作家安娜·伍尔夫分别在家庭、政治和写作诸方面挣扎而形成的四本笔记散布其间, 交相辉映……

同时, 读者不难看出, 作者将主人公命名为伍尔夫也似乎并非无意的巧合, 而是有意向公认的女权主义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寻找认同点吧。

柯林·斯沃特里奇编选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概要》中这样评价莱辛和她的《金色笔记》:

莱辛是一位十分投入的, 而且是一位极具挑战性的作家, 她有可能冒犯那些与她持不同观点的人。她的《金色笔记》会使得许多男性感到她为太多的事情辩护, 其中的某些章节已完全置于男性对其批评之中。然而如果一部小说不仅仅满足于为读者提供娱乐的话, 那么它必然会具有某些挑战性, 小说家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艺术探求出大的主题, 寻得对于时代的理解, 这些主题无疑是既现代又逼人的。如果她的作品经常使读者感到“艰涩”, 这是由于她不愿意选择一条平坦的道路, 她有自己执著的政治观念和艺术信仰, 她已承担起重大的挑战和巨大的目标, 结果也总是极有价值的。

斯特沃里奇虽未直言莱辛是为捍卫女权而创作, 然而却点明了她是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写作的。而且“主人公安娜在与迈克尔的相爱中, 经历了盲目的依附、困惑迷乱, 以及自我分裂。她是迈克尔的情妇、珍妮特的妈妈, 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作家。但迈克尔既不喜欢她的母亲角色, 也不喜欢那个反叛的、有思想的安娜, 这使得安娜不得不在作家、母亲与情妇的三重角色中苦苦挣扎。最后, 她对于这种否定自我及个性的两性关系的彻悟, 引发了她初露端倪的女权意识”。

而另一派评论者则从反女权主义视角来考察这部作品。“安娜最后意识到补救 (破碎生活的) 办法就是找个男人。她像开药方似的想出这个办法, 安娜和莫莉 (安娜的同性朋友) 深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自由女性, 但是始终未能摆脱潜意识中的依赖感和对异性的感情需求, 她们力图挣脱资产阶级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束缚, 但是最后还是掉进了恋爱和婚姻的陷阱, 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在这派批评家看来, “自由女性”并不自由, 她们面对着“外界的困扰”和内心的“各种压力”, 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怪圈。

无独有偶, 当代英国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在《伦敦书评》上作了这样的评价:“多丽斯·莱辛……制作了一个胚胎, 几乎是一个临床案例, 或许是一部小说, 然而绝非虚构, 其中的女主人公再现了自由女性原型所有最可怕的处境。她把这个原型孤立起来加以描绘, 从而树立了一个实例, 以后的女权主义者们畏惧地、匆忙地、明智地与它分道扬镳, 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所以安娜不仅不是女权主义者们借以炫耀的成功的典范, 相反, 她还深深地体会到了所谓“自由女性”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 莱辛的这部小说实质上是在向女权主义提出质疑:这种思潮是否会给妇女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女性能否借此走出男权的樊篱?

当然, 安娜的这种认识绝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痛苦的身心分离、无所归依、精神崩溃, 以至于无法写作并失去时间概念, 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之后, 她才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原来一直是一团糟。作为旁观者的汤米 (安娜的女朋友莫丽的18岁的儿子) 指出她的“失败”后, 安娜认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虚幻之中, 妄想以梦想代替现实, 结果使自己成为实现梦想的工具。而女权主义思潮在众多批评者眼里不也只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境界吗?

关于《金色笔记》引发的女权主义论争,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莱辛本人的态度。在此书1971年的再版序言中, 她明确表示:“就妇女解放这一论题, 我当然是支持的, 因为众多国家的妇女在竭尽全力地说自己是二等公民, 单就她们的话有人听这一点, 我认为她们是胜利了。早先有很多人冷漠地说我支持她们的目标, 其实我不喜欢她们那种尖叫声和令人作呕的样子。……这部小说绝不是妇女解放的号角。”她坚决否认此书是在宣扬女权主义, 她指出:“我觉得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 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 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的格局, 等到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假如能胜利的话, 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微不足道、离奇古怪。”

基于这样的自我宣言, 我们不难看出, 莱辛本人是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轻易地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的。无疑, 莱辛的创作主题是多元的, 加之其写作技巧变化多端, 有论者形象地称她为一只“飞象”, 令人难以捉摸。的确, 《金色笔记》恰好产生于作者由写实到实验的过渡时期, 作品中现实与梦境的交替出现、清醒与狂乱的难分难解的确增加了读者解读的困难。而且作品一改往日女性写作只涉及“闺中情怨”的传统, 展示了极为宽广的生活画面, 令读者有应接不暇的感觉。读者不难发现女作家十分关注人类的命运, 尤其是弱者与被压迫者的命运, 她无疑是将妇女归于弱者与被压迫者来关注其处境的。从殖民主义到种族歧视, 从女性地位到战争、福利、教育、医疗, 以及人的心灵世界、梦境、宗教, 无一不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列, 她还一度想研究马克思主义。60年代初, “她对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她的后期作品密切关注人类的未来, 以一种超性别的姿态表现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总之, 20世纪的重要思潮、各类主义如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乃至社会生物学, 无不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

豪斯特.W.特雷彻是这样评价《金色笔记》的: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还是一部社会学研究论著, 应把它作为一篇政治论文还是一件案例的记载呢?不管怎样, 莱辛已超越了纯粹个人的范围, 对她来说, 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交流思想的巨大可能性。的确, 莱辛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当代文学设置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而揭示这个谜底的诱惑引得众多评论者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金色笔记》奇异的结构也异常令人着迷并招来了许多非议, 许多批评家认为她的语言不够幽默、风趣, 而且冗赘、絮烦, 甚至有些漫不经心。莱辛承认她的写作速度很快, 她重灵感而非刻意雕琢。在再版序言中, 莱辛说:“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本书的结构自己作评, 是一种无言的表述, 通过它的结构方式来说话。”“自由女性”部分支撑起全书的框架, 是传统的写实的手法, 约万字, 可以独立成篇, 它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隔开了。笔记的主人正是“自由女性”的女主人公安娜, 她害怕混乱无序, 所以才将笔记分颜色记。全书以前四部分的组合模式依次是“自由女性”, 黑、红、黄、蓝四种笔记, 共重复了四次。所以读此书时, 既可以依页码顺序, 也可以按四种笔记的顺序, 加上“金色笔记”和“自由女性”, 此书可以作为6个独立的部分来阅读。

在世界范围之内, 20世纪60年代正是超文本写作的高潮,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 创立了完善的文本理论, 提出了“文本间性”式, 即“互文性”模式, 认为任何文本都位于若干文本的交汇点, 是这些文本的阐释、集中、浓缩、转移、深化。文本间性是在某单一文本内部发生的文本间的相互影响, 是一种文本解读历史并置身于历史的方式, 它赋予文本结构以显著的特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莱辛所尝试的是一种时髦的“元小说” (metafiction) 的创作理论。《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安娜所写故事的主人公到底是安娜还是莱辛, 或者说到底是安娜的表象还是莱辛的表象?假如安娜所写故事的主人公的自我是一种虚构的观念实在, 那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说安娜的自我也是一种虚构的观念实在, 但这种虚构的观念实在不是多丽斯·莱辛吗?那么莱辛是谁?莱辛即写安娜的那个人。显然, 这种推理可以导致莱辛是虚构的, 因而常人所理解的那种现实也是虚构的结论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或者反过来说, 安娜所写的那个女人的自我是莱辛的自我的自我, 安娜所写的那个女人的叙述是有关莱辛的叙述里的叙述。

她说:“在我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写了什么特别能引发熊熊烈火的东西。在所有那些我曾经参与过的政治运动中, 我一直在聆听妇女们谈论妇女自己的问题, 也谈论男人。当我写下她们在私下里的谈话时, 人们就突然间惊呆了, 好像我若不把它们写出来, 女人们的那些话就不存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