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性资产

通用性资产（共11篇）

通用性资产 篇1

企业专用性资产 (牛德生, 2004) 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 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 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可供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 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越困难, 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他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 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 (1975, 1979, 1980) 把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在边干边学中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临时专用性等。长期以来, 资产专用性一直被认为是“市场机会主义”的始作俑者, 是导致纵向一体化、形成企业的原因。沿着这个分析思路, 我们将指出, 与企业产生前不同, 资产专用性在企业产生后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 其锁定效应使企业退出市场要承担退出成本, 这使得企业有积极性生产合格品, 以逃避市场的惩罚, 即最终产品交易中企业的专用性资产起信用担保的作用, 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 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我们的研究还在于解释说明如下两个问题:企业在最终产品交易中相对于现货市场是如何节约交易成本的?为什么人们更容易相信较大规模的企业?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将对企业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述评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到目前为止, 企业的契约理论被认为是企业理论中影响力很大而且广泛的一支。这一支理论的共旨是 (张维迎, 1995a) , 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 (nexus of contracts) (文字的和口头的, 明确的和隐含的) 。它的产生以科斯 (Coase) 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为标志。该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循着科斯的分析思路, 企业的契约理论沿着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和深化 (靳涛, 2003) :一是循着科斯 (1937)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75, 1979, 1980) 、克莱因 (Klein, 1978) -张五常 (Cheung, 1983) -格罗斯曼和哈特 (Grossman and Hart, 1986) 、哈特和穆尔 (Hart and Moore, 1990) -瑞奥登 (Riordan, 1990) 、道 (Dow, 1993) -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 (Kaplan and Stromberg, 1998) 的路子, 以交易费用分析基础上的企业与市场关系、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合约为分析框架的契约理论;另一条研究路线是科斯 (1937) -阿尔钦和德姆赛茨 (Alchian and Dem-setz, 1972) -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1979) -埃斯瓦瑞和克特威 (Eswaran and Kotwal, 1989) -史雷福和维斯尼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瑞金 (Rajan, 1997) 、赞格勒斯 (Zangales, 2000) 等以企业团队理论、代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为分析线索的契约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本文是对第一条路线的深化和补充, 以下我们仅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里, 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在市场上, 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的, 而在企业内, 资源的配置是借助于权威来完成的。这两种配置方式都存在成本, 分别表现为市场价格的成本 (交易成本) 和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 (管理成本) 。企业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权威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两种成本的比较。

威廉姆森 (1975, 1979, 1980) 、克莱因 (1978) 等进一步研究认为, 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与少数交易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因素, 再加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为因素, 使人们在拟定、履行和强制执行市场契约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关系专用性投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量, 因为正是专用性投资的存在才使得交易特征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事前的市场竞价交易转变为事后的少数人之间的持久而连续交易, 而且关系专用性投资也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大来源。交易参与者的专用性投资所引致的资产专用性, 使退出交易变得困难, 存在一定的退出成本, 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使合约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 并且使合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困难, 因而造成现货市场交易的高成本。这时, 市场交易的参与者们用“一体化”组织, 即企业替换传统的现货市场, 通过一系列长期契约的缔结, 用权威来监督和限制“机会主义”行为, 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张五常 (1983) 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契约安排。他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合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取收入;在此合约中, 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 而不再靠频频计较他也参与其间的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由于对要素 (中间品) 投入进行估价的定价方式要比对产出物直接定价困难得多, 其成本要大得多, 利用合约把生产必需的私有要素集中到企业的框架下配置生产, 然后按合约内容分配所得能够大量地节约成本。在张五常的世界里, 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设立, 而仅仅是要素市场取代商品市场, 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

继张五常之后, 格罗斯曼和哈特 (1986) 、哈特和穆尔 (1990) 建立了一个所有权结构模型。他们认为, 当由于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而使合约不能完全时, 所有权即具有重要意义。当两个参与者进入一种交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合约中列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力又费用颇高时, 最合适的做法也许是其中一方将所有的剩余权力都购买过去。剩余权力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 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 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力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经过充分的论证分析, 他们得出结论:投资行动最重要的一方更应该取得对剩余权力的所有权。

瑞奥登 (1990) 和道 (1993) 对纵向一体化选择中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建立了一个研究一体化过程中所选择的组织形式与成本函数和管理者激励效用的关系研究框架。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虽然能够传递更好的成本信息并产生更有效的定量决策, 但却不自觉地损坏了管理者降低生产成本的积极性。

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 (1998) 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认为, 所有者所拥有的也许不是“剩余控制权”, 而是“明晰控制权”, 而企业经营者才会控制剩余控制权。不过, 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而定。他们还认为, 剩余控制权在企业中的分配不会像以前文献中所说的那样“要么是全部, 要么为零”, 可能只是一部分。总的来看, 关于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研究仍是目前该条研究线路所注重的核心问题。

以上研究者们的目光一直注意在外部交易为什么需要内部化, 即为什么要把现货市场的交易形式转化为企业交易形式的问题, 而忽略了企业成立以后, 企业的产品在现货市场上交易的问题。我们认为, 企业在终产品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 这使企业更关心长远利益。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 数量越多, 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 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以往的研究者把企业作为整体, 其产品投放到现货市场所节约的信息成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缺憾, 我们试图加以弥补。

二、企业是信用的载体——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 我们把现货市场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与以往的研究者们不同, 我们认为企业产生的动因不仅是为了节约要素市场中要素的交易费用, 而且还为了节约产品市场中终产品的交易费用。后者曾一度被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者们所忽略。

现货市场上, 如果在交易中包含一种关系的专用性投资, 由于专用性投资退出交易的困难及成本, 则事先的竞争将被事后买方独家垄断所取代, 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使合约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 并且使合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困难, 因而造成现货市场交易的高成本。这时, 市场交易的参与者们用“一体化”组织, 即企业替换传统的现货市场, 通过一系列长期契约的缔结, 用权威来监督和限制“机会主义”行为, 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是有利可图的。这时企业被理解为市场中专用性资本形成的团队生产, 目的是为了避免现货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交易成本。事实上, 机会主义并不会因企业的成立而消逝。随着企业的产生, 市场机会主义行为转化为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来源于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产品市场上, 企业往往对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更了解, 而买方 (或消费者) 则是相关信息较缺乏的一方, 即产品市场交易中广泛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产品质量与生产成本一般而言总是正相关的, 所以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交易中, 理性的企业总有以次充好的激励。企业在实施以次充好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取好处的同时, 它必须面对产品受到市场抵制而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专用性资产, 企业就可以变卖自己的全部资产而变换投资方向, 这样它就可以既享受到机会主义的好处, 又不受到市场的惩罚;买方 (或消费者) 预期到产品市场上会由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而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 只会愿意出低价甚至拒绝购买该产品, 产品市场会出现逆向选择而萎缩直至消逝。现实中我们并没有普遍地看到产品市场的萎缩, 而是往往看到它正处于进一步繁荣之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与现货市场不同, 当上述那些专用性资产联结成企业专用性资产以后, 它就在企业与市场的交易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 成了企业机会主义的制约因素, 起着产品为合格品的担保作用。

企业不但制造了产品, 还“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在一个经济中, 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个人专属的人力专用性资本也易于转移, 而企业作为组织的生命可看成是无限的, 企业专属的专用性资产要移做他用相对要困难得多。这是由于企业专用性资产本身包含了很多人力专用性资本的加总和物质专用性资产的加总, 无论在范围还是数量上都比个人专属的人力专用性资本大得多。比如, 美容服务市场上, 如果一个美容师欺骗顾客的行为被媒体披露, 美容院所承担的信誉损失和美容师作为个人服务时承担的信誉损失相比要大得多, 失信成本更高。一个在某地失去信誉的美容师可以凭职业证书通过隐藏过去的信息换个地方接着干, 而美容院迁移到外地的成本就相当之大;何况即使能够迁移, 隐藏过去的失信信息也很困难, 很容易受到媒体的追踪报道而再度失去客户。企业生命的无限及其专用性资产转移的高成本使其在产品市场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企业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如果在某次交易活动中以次充好, 欺骗买者, 那么, 信息有效传播的前提下, 其产品有可能受到整个市场的抵制, 迫使其退出市场。2001年的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企业是庙, 企业的员工是和尚,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企业实质上就是“用庙的声誉去约束和尚” (张维迎, 1999) 。

企业专用性资产从两个维度影响并限制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其一是企业专用性资产的单位价值。企业专用性资产的单位价值往往体现在其赢利能力上。企业赢利能力越强, 在重复博弈中, 它就越注重长期利益和未来利益, 越注重声誉, 从而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二是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数量。企业专用性资产越多, 退出当前市场移做他用的损失就越大, 企业维护自己声誉的积极性越高, 它越有积极性放弃机会主义行为, 提供合格的产品。现货市场上理性的买者考虑到上述两点, 就会认为规模越大、效益越好的企业, 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企业专用性资产以其单位价值和数量在产品市场中起信用担保的作用, 是其产品为合格品的信号。在最终产品的交易中, 企业相对现货市场节约了鉴别产品质量的信息成本, 而这个成本并没有引起企业交易费用理论研究者们的注意。正是有了这个信息成本的节约, 我们才可以解释企业致力于培育品牌的现象——产品无论放到哪里, 企业都希望消费者知道它是自己生产的, 品牌是质量的标志。以往的企业交易费用理论仅注意企业产生之初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节约 (相对于现货市场) , 却忽略了企业产生之后最终产品的交易费用节约, 忽略了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对避免逆向选择所发挥的作用 (这一点也是企业产生的必要性之一) , 是不完善的。

在最终产品的交易中, 企业是作为生产产品的代理人出现的, 现货市场上消费最终产品的客户为委托人。以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进行产品生产, 相对现货市场来讲, 在两个环节减少了交易成本, 其一是中间产品 (要素) 的交易中, 其二是最终产品的交易中。按照资产专用性理论, 在第一个环节, 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功能是减少事后 (发生在中间品交易签约后) 不确定性, 防止道德风险。对于第二个环节, 相关理论却没有涉及。通过以上研究, 我们得出结论:在第二个环节, 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功能是减少了事前 (发生在最终产品签约前) 的机会主义行为, 防止最终产品交易中出现逆向选择。这是因为被企业整合起来的专用性资产作为联合体出现以后, 成了企业产品为合格品的信号, 开始扮演企业信用担保的角色。

我们认为, 在人类经济社会漫长的发展中, 企业的出现是一种“进化”的结果, 它是对现货市场的帕累托改进。在为了节约要素交易成本产生企业以后, 企业与生俱来地多了一个信用担保功能, 成了信用的载体。一方面, 在中间产品市场上, 企业通过长期契约的方式抵制了交易参与者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了要素交易成本, 减少了由于专用性投资所引致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 在最终产品交易中, 企业以自身专用性资产的加总作为信用担保, 向目标客户显示产品为合格品的信息, 减少了最终产品交易的信息成本,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如果我们把现货市场分为要素市场 (中间品市场) 和产品市场 (终产品市场) 的话,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 企业越繁荣, 要素市场越萎缩, 企业与要素市场是替代关系;相反, 根据我们的研究, 企业专用性资产的信用担保功能改善了产品市场交易环境, 改善了的产品市场促进企业进一步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企业与产品市场是互补的关系。因此, 企业与现货市场既是替代的, 也是互补的。总之, 企业由生到死, 相对于现货市场来说, 只有一个相区别的功能, 就是降低了交易成本。

三、结束语

长期以来, 企业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者们一直认为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要素 (中间品) 交易成本, 是要素的“间接定价装置”。这虽然有其独到的见地和建设性, 却是不全面的。对企业功能的分析不应只到企业成立并生产产品止, 而应延伸到企业的产品到现货市场完成交易, 否则, 就很难发现企业在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重复博弈机制的“制造者”, 企业的使命不仅在于节约要素交易成本, 还在于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当我们在产品市场上购买某产品时, 我们首先看它的品牌 (品牌资产是企业专用性资产的组成部分) , 从品牌我们知道它来自哪个企业, 我们相信企业就会相信该品牌的产品为合格品。很难想象, 一个没有品牌的产品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毋庸置疑, 企业是信用的载体, 在其产生、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默默地履行着信用担保的责任。不能与“机会主义”结缘是企业天生的宿命, 除非发生它由于“有限理性”而放弃未来的那一刻。那时, 市场惩罚的风险会相伴而生, 意味着它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摘要：企业的功能不仅在于节约要素 (中间品) 交易成本, 是要素的“间接定价装置”, 还在于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上, 企业在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 这使其更关心长远利益。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 数量越多, 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 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企业是信用的载体, 它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 从而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

关键词：企业理论,专用性资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靳涛.从交易成本的争议到契约理论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发展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3, (9) .

[2]马本江[D].北航, 2005.

[3]牛德生.资产专用性理论分析[J].经济经纬, 2004, (3) .

[4]杨瑞龙, 杨其静.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J].经济研究, 2006, (5) .

通用性资产 篇2

一、初次年审折旧逐台测算法

使用范围：所有年审；上年未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年审；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机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

主要思路：第一，根据各项固定资产合理的原值，规定的使用年限、残值率，计算出各项固定资产上年累计折旧，与企业上年实际累计折旧相比较，如有差额，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第二，根据各项固定资产合理的原值，规定的使用年限、残值率，计算出本各项固定资产应计折旧，与企业本年实际计提折旧相比较，如有差额，调整本成本或费用。

二、非初次年审折旧逐台测算法

使用范围：所有年审；上年已对被审计单位进行了年审，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

主要思路：根据各项固定资产合理的原值，规定的使用年限、残值率，计算出本各项固定资产应计折旧，与企业本年实际计提折旧相比较，如有差额，调整本成本或费用。

三、固定资产原值平均法

适用范围：所有年审；企业固定资产的核算未实行计算机化。

主要思路：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分类测算，对某一类固定资产，以前就有、本期继续使用的，用固定资产原值A×年折旧率D计算应计折旧。对本年N月新增的固定资产，其本年应计折旧为：固定资产本年折旧=年折旧率D×固定资产原值B×（12－N）/12.对本年M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其本年应计折旧为：固定资产本年折旧=年折旧率D×固定资产原值C×M/12=D×固定资产原值C×（M＋12－12）/12=D×固定资产原值C×[12－（12－M）] /12=D×固定资产原值C－D×固定资产原值C×（12－M）/12.综上所述，对这类固定资产在全年应计折旧为：

[固定资产原值（A＋C）＋固定资产原值B×（12－N）/12－固定资产原值C×（12－M）/12 ]×年折旧率D 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在运用此方法时，一定要向企业有关人员查询是否有一些已提足折旧，但仍在继续使用，因此还未进行清理的固定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虽然在账面上，但是应该停止计提折旧。如在折旧测试时没有询问核实上述情况，审计测算出来的折旧就会大于企业应该计提的折旧，结果区分不出是企业少提折旧还是审计人员计算有误。

四、累计折旧率法

适用条件：各种企业年审，企业固定资产的核算未实行计算机化。

主要思路：分类计算上年和本年的累计折旧率，根据本年累计折旧率和上年累计折旧率的差额与该类固定资产应有年折旧率相比，判断该类固定资产本年折旧是否合理。

五、折旧差额法

适用范围：股份制改造审计；企业曾经评估调账且调账是法定有效的，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机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empirenews.page--] 这种方法又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一）评估调账在评估基准日

主要思路：第一，将企业固定资产明细账导入电子表格并对照评估报告，逐台核对企业是否严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将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或将企业固定资产评估结果输入电子表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将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第二，将经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合计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核对，如有差额，一定要找出原因，将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账面数调整为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数。第三，以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逐年计算各年应计折旧额，如和企业各年计提的折旧有差别，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年成本费用。

（二）评估调账在评估基准日之后，企业在调账日按以评估重置值为基础计算的评估基准日至调账日应计折旧加上评估折旧（评估重置值减评估值）作为调账日的累计折旧。

主要思路：第一，将企业调账日固定资产明细账导入电子表格并对照评估报告，逐台核对企业是否严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如不符，要将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进行调整以符合评估重置值。或将企业固定资产评估结果输入电子表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第二，将评估调账日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加上评估基准日至企业调账日企业应计提折旧，如和企业调账日账面累计折旧有差额，一定要找出原因进行调整。第二，将以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逐年计算调账日后各年应计折旧数，如和企业各年计提的折旧有差别，进行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年成本费用。

（三）评估调账在评估基准日之后，但企业在调帐日未按以评估重置值为基础计算的评估基准日至调账日应计折旧加上评估折旧（评估重置值减评估值）作为调账日的累计折旧。

主要思路：因为企业虽然评估结果调了账，但累计折旧没有任何一年是正确的，因此从调账日后测算固定资产折旧少了一个正确的时点为基础，故不能用该种方法进行折旧测算，而是要用到下述的“累计折旧差额法”。

“折旧差额法”应注意事项：第一，一定要在调账日将企业账面的累计折旧和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核对，如不相符，一定要找出原因，进行调整一致。因为“折旧法”只计算各年应计折旧，与企业各年实际计提折旧相比，差额调期初或当期。如在调账日未将企业账面累计折旧和审计人员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进行核对相符，虽然调整了各年企业应计折旧数，也不能保证企业的累计折旧数是正确的。第二，在测算各年折旧前，一定要完成固定资产增加和减少的审计，并逐项记录固定资产增加减少的原值、累计折旧和时间，以在计算固定资产年应计折旧额时考虑固定资产年内增减因素。

六、累计折旧差额法

适用范围：股份制改造审计；企业曾经评估调账且调账是法定有效的，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机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empirenews.page--] 主要思路：第一，将企业固定资产评估结果输入电子表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将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第二，将经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逐年计算各年应计折旧数。第三，将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累积折旧逐年加上该年应计折旧数，得出各年累积折旧数。第四，如和企业各年累计折旧有差异，进行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年成本费用。

应注意事项：运用此方法由于不需在调账日将企业账面累计折旧和审计人员计算出的累计折旧相比较并将企业账面累计折旧调整为审计人员计算出的累计折旧，故较“折旧差额法”简单。但是在运用此法时，一定要检查和查询清楚各年固定资产增减情况，使审计人员计算折旧的资产范围和时间与企业计提折旧的范围和时间一致，否则，虽然整个审计阶段累计折旧调整量是正确的，各年累计折旧调整量可能不合理。

七、倒轧法

适用范围：股份制改造审计；企业未曾经过评估调账或虽然经过了评估调账，但调账法定无效。

主要思路：第一，请评估师提供评估基准日的固定资产明细表，按照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计算审计最后一个时点的累计折旧数。第二，按照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结合固定资产增减变化情况，计算各审计应计折旧额。第三，用某年底的累计折旧额，减本年折旧额，加本年转出的折旧额，减本年转入的折旧额，得出本年初累计折旧额。第四，根据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额和企业账面累计折旧额的差异，调整期初或本期。第五，将企业剥离的固定资产从电子表格中删去，剩下入围的固定资产各年累计折旧与剥离前固定资产各年累计折旧的差异作为各年剥离的累计折旧。

应注意的问题：这种方法主要优点是可以和资产评估师密切配合。对审计人员的好处是：资产评估师会对最后一个审计时点（也是评估基准日）的企业固定资产进行详细地整合、归类、勘察并输入电子表格（或要求企业输入电子表格）。如果企业固定资产核算未实行计算机化，上述工作对审计师就犹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可以从后往前逐年推算各年累计折旧和应计折旧。对评估人员的好处是：审计人员对固定资产的测算如不依照评估的分类和明细，进行折旧调整后，评估人员在将审计人员对折旧的调整分配到具体的固定资产明细项目上去就会有困难。审计人员按评估师整理的固定资产明细进行入围资产折旧的测算，其结果评估师可以坐享其成，不用为分配调整折旧费神。

资产减值转回的适用性研究 篇3

关键词：资产减值转回；会计准则；相关性；历史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我国资产减值处理也不断地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两项准备阶段”、“四项准备阶段”、“八项准备阶段”和“全面计提减值准备阶段”。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改变之前同国际准则相同的处理，为了规避恶意操纵利润，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关于长期资产减值是否能转回，一直有广泛的争论，未能达成一致。本文分析重点在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动机和经济后果，以及对我国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

影响公司资产减值计提处理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主要是是盈余管理的因素使得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提出质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盈余管理方面的动机进行分析：第一，融资动机。我国公司融资渠道主要有：留存收益、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获得上市资格、取得竞争优势，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盈余操纵来美化报表。第二，避免亏损动机。公司亏损，不仅对公司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进而薪酬水平受到影响，也会影响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企业的再融资也将受到影响。第三，大清洗动机。对高管的奖励机制上，考核的指标很容易被操纵，高管会尽可能达到公司的要求，另外，面临无法避免亏损的境地时，企业会为以后转亏为盈创造机会，进而多计提减值准备以后期转回。

美国会计原则认为减值作为一个新的成本基础，不可以逆转，不允许资产减值转回。但国际会计准则认为，资产减值会计是以决策有用观为理论基础，通过提供资产真实价值，向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信息，以帮助其做出正确决策。资产减值损失的冲回反映一项资产在使用或出售方面的潜在服务能力，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有所提高，从提供资产真实价值量度的角度考虑，资产减值是应该允许恢复的，企业应认定那些引起资产潜在服务能力提高的估计改变。另外，IASB为了避免人为过度随意冲回资产减值，对企业应何时冲回资产减值损失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可能出现的虚假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规定转回后的金额不能超过没有确定减值损失的资产折旧后的账面价值。若我国会计准则将来重新允许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点是值得充分借鉴的。

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以I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支持资产减值转回，以FASB和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反对资产减值转回。对于资产减值转回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与历史成本的一致性、资产减值转回的信息质量、盈余操纵、自创商誉等。

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当经济环境监管不到位时，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首要目标，既然谨慎地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就应当更加谨慎地转回甚至不允许转回，以防止利润操纵。第二，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成本相背离。新的资产成本以可收回金额为基础，与重估资产价值增值并没有区别。而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转回的限额使得转回后，信息质量下降。第三，方便了平滑收益。减值损失的转回使得盈余的波动性降低。第四，公允价值取得困难。对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需要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资产的公允价值。第五，会导致自创商誉。减值损失的转回在许多情况下会隐含地导致内部自创商誉。因此，FASB禁止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我国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也是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如果造成减值的原因己不存在，就要果断地转回，为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提供相关性的有价值的信息。第二，符合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观的广泛应用，更要求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第三，承认市场的变化性。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之前确认减值的事实发生变化后，就应当回复确认的减值损失。另外，关于反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论述，我认为，第一，只要在规定的转回限额以内，没有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那么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就是一致的。第二，对于担心企业人为操纵利润，但新会计准则大幅度谨慎地采用IASB中广泛采用的公允价值，更强调资产负债观，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的否认，也是基于目前我国的现状，未来趋势应是支持的。第三，自创商誉的问题。IASB中规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不会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限额的存在不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故不存在形成自创商誉的问题。因此，IASB允许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这也是本文的观点。

如果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在市场环境逐渐规范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做好相应的政策准备，尤其是应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人為操纵利润。我将以增加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操纵利润的难度为出发点，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准则法规准备。前文提到，企业有足够的动机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来操控盈余，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是外界对经营业绩的追求的不良后果。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时，应建立综合的企业效绩考评体系，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减弱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第二，加强监管工作。综合利用财务报告的表内信息和表外信息，对资产减值发生的原因、计提减值的依据、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等进行说明。在监管工作到位的前提下，企业才能真正按照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财务报表使用者更能理解减值情况，进行理性决策。总之，要正确看待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利弊，做好对允许转回的政策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2]张奇峰、王俊秋、王建新.《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7年第3期；

[3]步丹璐、叶建明.《<资产减值>的经济后果——基于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视角》[J]. 中国会计评论， 2009年第9期；

通用性资产 篇4

(一) 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简述

现在很多的论文在引用资产专用性观点的时候, 经常是模糊的和片面的。最早提出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 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的、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 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可见, 马歇尔所讨论的还仅限于人力资本方面的专用性资产, 而没有涉及到实物资产类的专用性。真正的资产专用性理论源于科斯, 成于威廉姆森。

资产专用性理论被企业理论家誉为科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把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投机行为看作是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其核心思想是, 在交易各方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以及契约不完备的前提下, 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 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让重要的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 从而就可以确保企业契约的效率。

威廉姆森在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交易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 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最小化之间的关系, 从而基本建立起资产专用性理论。

对于资产专用性的概念, 威廉姆森的解释是“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 (1989) , 而对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他则说“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 交易成本就没有说服力”。在他的理论中, 治理结构 (也可以理解为交易方式) 划分为四类:

一是市场治理, 即标准的市场交易。二是多方治理, 即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 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 保证交易的完成。三是双方治理, 没有第三方介入, 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维持交易。四是统一治理, 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

从这四种治理结构的分类中我们可以发现, 基本上所有的交易方式, 包括科斯提出的企业与市场, 以及科斯后产生的企业联盟等形式都被包括在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的统一治理结构, 就是后来的企业一体化概念的雏形。

威廉姆森认为, 上述四种交易方式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具体的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方式来完成, 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 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由于不确定性无法量化, 交易方式的选择就往往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不同维度。在很多文献中讨论资产专用性时, 往往没有明确的指明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或者隐含的论点基础是高度资产专用性, 但是程度不同, 相应地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差别是相当巨大的。如果在这些概念上产生混淆, 那么所得出的结论的可信性也大打折扣。

(二) 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不同的交易活动, 都必须按照与这种交易的特点相应的交易方式来进行, 用复杂的治理机构去解决简单的交易活动, 交易成本就太高了, 反之亦然。最优的交易方式应该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方式。

威廉姆森认为, 资产专用性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属性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因为, 经济活动中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由于人类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因此信息总是不完备的;同时投机主义使得人在利益驱动下的损人利己成为可能。这两个行为特征因资产专用性的强弱程度而有不同表现, 从而影响到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交易方式的选择。

因此, 在资产高度专用性条件下, 企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是资产专用性在理论逻辑上是成立的, 在实际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

虽然在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中没有明确提出资产专用性导致企业一体化的结论, 但在他的核心思想的阐述中, 可以得到类似的观点, 即“让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交易成本理论认为, 现实中一家企业经常将一些并无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结合, 而一些有很强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企业。威廉姆森则认为:技术上的相互往来并不是节约成本的唯一理由, 交易成本的节约才是说明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 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个观点可能有失偏颇, 因为威廉姆森似乎也过于相信通用-费舍案例的强大证明力。在科斯等人对此案例进行重新讨论后, 通用-费舍案例已经无法成为威廉姆森观点的佐证。

但是威廉姆森对于资产专用性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论点仍然具有生命力, 如果考虑到他对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不同分类, 以及不同分类对交易成本影响的体系,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重新审视这个资产专用性和企业一体化的理论价值:当资产专用性程度为非专用性和中等专用性的时候, 资产专用性的确无法成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主要成因;但是当资产高度专用性的时候, 所有相关的交易成本会发生质的变化, 从而使资产专用性成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动因成为可能。

(一) 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案例

典型的自然垄断型行业包括电信、电力、管道、铁路等网络型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基础网络设施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例如电力行业, 输电、配电网络, 既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又具有高度专用性, 这种资产除了用于输电之外, 要转变其用途, 则其价值将大大降低。再比如铁路运输行业, 铁路网络一旦建成, 该资产的用途就高度地限定于列车专用。美国铁路建设的鼎盛时期路程达到40万公里, 但是到了铁路发展后期开始不断的拆除铁路, 20万公里已经足以使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在铁路鼎盛时期, 往往一条热门线路上有好多并行的铁路, 分属不同的铁路公司拥有。那么在那段时期, 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的基础上, 铁路公司为什么没有采取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路网问题, 而纷纷采取自行建设铁路的一体化方式, 这里的原因, 笔者认为用资产专用性导致的巨额交易成本是可以解释一部分的。

(二) 前后相联系紧密产业中的案例

另外在前后相联系紧密的产业, 比如石化、钢铁、天然气等行业, 资产专用性也往往成为企业一体化的主要动因。2004年10月, 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著名的茂化实华停产事件。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原材料被供应商中国石化茂名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强制性切断, 导致茂化实华被迫停产。这是在石化行业中比较罕见的一个例子。在石化企业的资产投资中, 石化设备往往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特征, 如果没有原材料的供应, 这些设备基本与废铁无异。因此在石化行业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石化企业与炼化企业是一体的, 这样就有效的避免了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要挟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在茂化实华案例中, 作为下游的茂化实华公司和上游的茂名炼化却属于不同的投资主体, 当原材料供应商提出涨价而石化企业不接受的时候, 茂名炼化就强制切断原材料供应, 最后以茂化实华屈服而告终。这个案例虽然比较特殊, 但却有力地说明了资产专用性在石化行业这种前后向联系紧密的行业中对企业一体化的重要性。另外, 宝钢集团提出并购力拓, 是否也正是为钢铁行业中资产专用性和企业一体化提供绝佳的佐证呢。

三、通用-费舍案例的再讨论

对于通用-费舍案例, 虽然通过科斯、弗瑞兰德、史普瑞、克莱因等人的论战, 被证明用来解释资产专用性是纵向一体化主要动因是错误的。但是, “真实的通用-费舍案例完全不能作为支持资产专用性理论的证据, 资产专用性理论也完全解释不了其引证最多的通用-费舍案例。鉴于通用-费舍案例在资产专用性理论中的特殊地位, 与该案例有关的争论在事实上证明了资产专用性不是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动因” (李明慧、赵坚, 2007) , 这个论点也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其不正确性在于对科斯等人的误读和对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混淆。

科斯在《The Acquisition of Fisher Bodyby General Motors》一文中, 提到“大家所接受的导致费舍车体被通用汽车收购的事件, 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然后又对通用-费舍案例进行了分析。虽然科斯提出通过他的调查, 克莱因提出的论点不正确, 即通用-费舍案例不能作为资产专用性是企业纵向一体化主因的例证, 但是科斯也没有明确提出:正是由于通用-费舍案例的失败, 所以资产专用性不能作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主因。这个论点科斯没有提到, 但是在《关于通用-费舍案例的论争》一文中却这样表述了。这是对理论否定的一个极端表现。即使在通用-费舍案例中, 笔者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提高也有很大的贡献。

克莱因的论点中虽然关于案例的论调是不正确的, 但是对于科斯过于简化的契约成本的看法有其合理性。纵向一体化所节约的主要交易成本不是科斯所强调的与起草和执行契约数量相关的“墨水成本”, 而是与契约所引起的套牢相关的成本, 包括在谈判和再谈判中试图避免、创造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大量租金耗散。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在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契约是完全完备的。因此, 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所造成的机会主义钻空子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 交易成本的计算将是异常复杂的。

另外, 在《论争》一文中的对通用并购费舍车体的原因解释中, 作者也提到得到费舍兄弟也是通用一体化的重要原因。这在文中被解释为为了协调和得到战略资源。但是若用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来解释这部分动机也未尝不可。在马歇尔时代已经注意到人力资本这种专用性资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那么, 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在解释企业一体化动因中是不是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呢?这在通用-费舍案例中显然行得通。

在对资产专用性不同程度的混淆方面, 笔者想指出的是, 通用-费舍案例只不过是汽车行业的一个特例。而汽车行业的发展也说明其对资产专用性的要求并不高, 尤其发展到近现代, 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已经使得汽车行业的治理结构由统一治理即纵向一体化转变为市场交易成为可能, 那么既然通用-费舍案例在证明资产专用性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决定性影响上没有说服力, 也可以说在证明资产专用性不是纵向一体化主要动因上也没有多少说服力。这是由汽车行业的属性所决定的, 如果扩大范围, 在那些无资产专用性和资产专用性不强的行业, 上述观点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在高度资产专用性行业, 比如自然垄断的网络型产业和前后相联系紧密的一体化产业中, 资产专用性作为纵向一体化动因的论点仍然成立, 这样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给予分析和例证。按照不同的行业, 依据其行业特性进行分析, 这样的论点更加全面, 也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Coase RH:The Acquisition of Fisher Bodyby General Motors[J].Journal of Lawand Economics, 2000 (43) :15-31

[2]李明慧, 赵坚.关于通用-费舍案例的论争[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6)

[3]李映东, 李继红.专用性资产、要挟与纵向一体化-对茂化实华停产风波的经济学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6)

通用性资产 篇5

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管办〔2007〕293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节约型机关、严禁铺张浪费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要求，规范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行为，根据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了〘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行为，保障公务运转，优化资产配置，严禁铺张浪费，降低行政成本，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务院各部委、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有关人民团体（以下称各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通用资产，是指为满足各单位一般办公需要配备的固定资产，包括办公与业务用房、公务用车、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通用资产配置是指各单位为保证履行职能的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通过购置、建设、调拨、调剂、租赁和接受捐赠等方式配备通用资产的行为。

第五条 通用资产配置应当遵循保障需要、节俭实用、严格标准、预算约束、政府采购和国产、节能、环保的原则。

第六条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负责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的统一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标准，审核资产购置计划，规范和监督资产配置工作。各单位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通用资产配置管理工作，并接受国管局的监督指导。

第二章 配置条件

第七条 配置通用资产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机构设立或者变更；

（二）新增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三）增加工作职能和任务；

（四）现有资产按规定进行处置后需更新配备；

（五）其他应当配备资产的情况。第八条 因机构设立或者变更需要配置通用资产的，由设立或者变更部门根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和原有部门存量资产状况，以调拨、调剂为主要方式提出资产配置方案，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办理。

第九条 各单位因新增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增加工作职能需要配置通用资产的，应先通过内部调剂解决，无法调剂解决的，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办理。

第十条 现有资产需更新的，须按规定履行资产处置审批手续后，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经批准召开重要会议、举办大型活动及开展临时性工作等需要配置通用资产的，原则上不得购置，应通过调剂、租赁的方式解决。确需购置的，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办理。

第三章 配置标准 第十二条 资产配置标准是指对资产配置的数量、价格和技术性能等的设定，是编制购置计划、审核购置预算、实施资产采购和对资产配置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十三条 通用资产配置须严格执行政府强制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制度和本办法规定的有关配置标准。

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标准由国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经济状况、技术水平以及资产普及程度等因素制定并适时调整。

第十四条 办公与业务用房的建设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节约用地、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等规定的要求，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办公与业务用房的面积标准、建设标准和装修标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办发〔2007〕11号）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等规定执行。

（二）办公与业务用房的维修标准，按照国管局〘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标准（试行）〗的通知〙（国管房地〔2004〕85号）等规定执行。

（三）租用或购置办公与业务用房的标准，依照办公与业务用房建设标准执行。对于租赁的办公与业务用房，原则上不允许进行整体改造，只能进行满足办公需要的局部改造。

第十五条 公务用车包括部级干部用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公务用车，其配备、更新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部级干部用车配置标准，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中办发〔1994〕14号）和〘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厅字〔1999〕5号）等规定执行。

（二）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根据各单位内设机构、主要职能和人员编制等情况配备，按照国管局〘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国管财〔2004〕120号）等规定执行，要优先配备国产自主品牌车辆，符合节能、环保要求。未经批准，一律不得配备进口车辆。

（三）执法执勤公务用车除涉及国家安全、刑事侦察和特殊地理环境等因素外，参照上述标准配备更新。执法执勤公务用车与一般公务用车不得重复配备。

各单位不再更新配备越野车，外事活动、会议和其他大型公务活动用车原则上通过社会租赁的方式解决。

第十六条 办公设备包括信息化办公设备、电器设备和其他设备等，按照机构职能、人员编制的一定比例和规定价格、性能规格进行配置，未达到规定使用年限不得更新。

办公设备使用年限由国管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分类规定。第十七条 信息化办公设备的配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安全保密的相关规定，涉密岗位的信息化办公设备须经过安全检查后方可配备使用。

第十八条 办公家具的配置应符合简朴实用、节约资源和环保的原则，不得配备高档和进口家具。

第四章 配置程序

第十九条 办公与业务用房购置、新建、扩建、翻建、维修改造等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意见及其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01〕58号）、国管局〘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管房地〔2004〕153号）及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程序等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公务用车配置程序按国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部级干部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工作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管财〔2003〕53号）、〘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国管财〔2004〕120号）等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办公设备及办公家具的配置实行购置计划管理。

（一）各单位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审核资产存量情况，核实本单位资产配置需求，汇总编制资产购置计划，经国管局审核后，作为编制经费预算和进行采购的依据。核准后的资产购置计划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由各单位提出申请，报国管局审批。

（二）资产购置计划应结合下一拟处置资产、预计接受捐赠资产和人员增减变化情况等进行编制，列明所需资产的品目、数量、规格型号、适用标准和经费测算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 项目支出涉及配置通用资产的，应纳入资产购置计划，按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政府采购

第二十三条 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的采购事项，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政府采购方式进行。配置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资产，由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统一组织采购。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资产购置计划及资产采购预算，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向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提出采购申请。

第二十五条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根据资产购置计划、资产购置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对各单位采购需求进行审核后实施采购。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应建立健全通用资产账卡、领用、保管、清查盘点等日常管理制度，明确资产使用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资产管理部门应对采购的通用资产进行验收登记，建立资产卡片和资产账目，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第二十八条 各单位财务部门根据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资产入库凭证，按财务制度对各类资产计价方式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第二十九条 各单位资产使用部门须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通用资产的领用、保管和清点等工作，保证通用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三十条 国管局会同财政、审计和监察等有关部门对各单位通用资产配置工作管理情况和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由国管局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进行通报批评。擅自配置或超标准配置通用资产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由国管局对已经购置的资产进行处置。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各级行政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附属机关服务中心等后勤服务单位的通用资产配置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各单位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具体实施细则，报国管局备案。第三十四条 中央国家机关所属驻外机构通用资产配置管理办法由相关单位依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制定，并报国管局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管局负责解释。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来源：

通用性资产 篇6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险；试点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5-0053-06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正式在全国开展。试点推行后，学者们跟踪调查了广东[1]、河南[2，3]、福建[4]、湖北[5-7]、新疆[8]、山东[9]、广西[10，11]、宁夏[12]等地试点实施的情况，分析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各地试点在推行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1）个人缴费积极性低，表现为选择最低档次参保，青年群体参保意愿低等，养老权益区域间转移难；（2）参保的补贴较低，包括集体补助不到位，财政落实难，地区间差异大；（3）推行过程中存在强制现象，包括强制参保、捆绑参保、经办服务跟不上。

除了试点地区的调研外，许多学者对这一新制度的运行也展开相应理论分析，指出新农保面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困难、制度衔接困难[13-15]、法律保障力度低[16，17]等问题。

上述问题其实在早期试点过程中已经存在。江苏省南通市从2006年底开始在江苏率先进行新农保试点，学者们也指出江苏新农保试点存在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包括：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退保、续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经办机构和人员配置、续保、集体补助、失地农民参保、新老农保的对接[18，19]。可见，始于2009年的新一轮新农保试点，同样面临着早期在江苏、陕西等地试点中已经发现和存在的问题。

为此，有学者甚至指出，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新农保制度不宜强行推动[20]。

为什么经过一轮早期试点，在全国正式铺开试点推行后，新农保制度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

二、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和分类

资产专用性的概念由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1]一书中提出，用来解释交易成本的起源，并由此来研究契约及契约治理结构，进而比较分析各种经济制度及其效率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威廉姆森指出，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四类：人力资本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场地专用性、特定用途专用性。在后来的《治理机制》一书中，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定义仍然不变：“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22]（P51）。”但是，威廉姆森增加了资产专用性分类，从四类增加到六类：人力资本专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实物资产专用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场地专用性（site specificity）、品牌资本（品牌资产专用性，brand asset specificity）、完全为特定协约服务的资产（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devoted assets specificity）以及暂时性专用资产[22]（P113-114）。

资产专用性描述的是，一旦某项资产投入某种用途，当其用途发生改变或由其他使用者重新配置时，该资产的价值会有损失，则该资产为专用性资产。这种转变导致的资产价值损失越大，该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就越高。资产专用性已经成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并与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作为分析交易的三个维度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三、新农保制度的资产专用性分析

根据《国务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新农保的目的是探索建立一个由新农保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共同构成的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尽管来源上不同于传统的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但从制度类型来看，它仍然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先积累特定资产，然后用于应对老年风险，因而它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特征。

下文按照威廉姆森的六个维度，对新农保的资产专用性作进一步分析，以剖析这一新制度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一）新农保将强化参保农民的人力资本专用性

1.农村生活类人力资本

新农保保障对象是农村居民，随着在农村生活时间的延长，农村居民积累的生活经验也越来越多，成为其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而一旦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在农村积累的生活类人力资本的价值也就明显下降。

命题1：在农村生活时间越长，生活类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参与新农保的积极性越高。

2.农业职业人力资本

农村居民中一部分是农业从业者，即职业农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务农年限的增长，其积累的农业职业人力资本也在增加，而农业职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难用于非农产业，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具有非常大的不同，农业职业人力资本很难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较难用于跨地区转移。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特点、生产环境、主要农作物等都存在不同，特别是南北之间差异更为显著。因而，随着务农年限的增长，农业职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在不断增强。

命题2：务农年限越长，农业职业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参与新农保的意愿越高。

技术型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机制 篇7

关键词：技术型无形资产,资产专用性,投资机制

资产专用性理论被誉为科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该理论把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看作是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把专用性投资作为核心经济变量,进而把治理机制的选择看成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函数。整个理论在契约不完全—资产专用性—治理机制这一分析框架中运行。Williamson(1988)首次将资产专用性引入对交易行为和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中。Grossman 和 Hart(1986),Hart 和 Moore(1990)、Kaplan and Stromberg(1998)分别将视线集中于专用性资产对企业治理及其剩余分享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对于专用性资产的研究一直局限于威廉姆森的分类:专用场地,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特定用途资产、品牌资本和时间专用性资产[1],未将技术型无形资产这一重要的专用性资产纳入研究范畴。本文通过建立技术型资产专用性投入的契约模型,对技术型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不足的内因进行具体分析,并构建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机制模型。

1 技术型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契约模型分析

1.1 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界定

按照无形资产的形成方式,无形资产可分为技术型无形资产、权利型无形资产、资源型无形资产三类。技术型无形资产,是依靠知识、智力、技术和技巧形成的如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与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与技术密切相关的人才素质集成以及与技术密切有关的各种许可权利等能为使用者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2]。本文所研究的技术是市场中可以交易的、可以商品化的技术,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可以作明晰的界定或表达;二是有明确的归属和产权。三是有切实的保障。技术型无形资产分为三大类:专利权、专有技术和工业版权。

专利权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其发明创造所享有的独占专有权。专利权在法律保障下具有排他性、时间性和地域性。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保护的对象有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工业)设计。专利转让方式有普通许可,部分独占许可和完全独占许可。

专有技术又称为非专利技术、技术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悉,具有实用性,能为拥有者带来经济收益,并为拥有者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其他非专利成果。专有技术所包含的范围很广,除专利技术和工业版权外的其他技术型无形资产均可认为是专有技术,包括设计图纸、加工工艺、材料配方、技术管理经验等。

工业版权是工业产权和版权的一个交叉概念,是半导体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等现代技术快速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著作权。目前工业版权的保护范围主要有计算机软件、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印刷字体四种。

1.2 契约模型分析

Hart o.and Moore J.(1990)在对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车身公司相互交易的经典案例进行高度抽象后,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解释了契约的不完全导致专用性资产的事前投入不足和市场效率的损失这一现象[3]。本文从哈特的模型中引申到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契约模型。

假定契约一方是拥有技术型无形资产资产的企业A,一方是技术的使用者B。缔约双方在交易前都是产权明晰的交易主体。专利权拥有者持有降低成本的一种技术专利权,且本着使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运营这种专利权。B有偿使用A的技术进行生产,并且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

我们用e来表示A事前所作的专用性投资(如为使生产有效率而花费的货币或时间),且e ≥0,代表投资的水平和成本。由于这种投资属于专用的关系投资(只对其交易伙伴 A 有用),因此该投资成为沉没成本。无论契约是否维持,e都对A的成本有影响。如果契约维持,则A的成本就用C(e)来表示,他的事后报偿为W-C(e),其中W是B支付给A的技术使用费。如果不能维持,那么A就将重新回到外部市场,并以市场价格V出售。显然,他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以使其成为市场上通用的资产,此时A的成本为c(e,t),t表示转换的成本,则事后报偿为V-c(e,t)。

同样的,用i来表示B在T0期所作的专用性投资,i≥0,代表着投资的水平和成本。由于这种投资属于专用的关系投资(只对其交易伙伴A有用),因此该投资成为沉没成本。无论契约是否能够一直维持,都将影响收益。如果契约维持,则在T1期产生的总收益为 ,他的事后报酬为 ,其中W是B支付给A的技术使用费。如果契约不能维持,则B就只能从外部技术市场获得其他普通技术,也就是说,以市场上的平均价格的价格V,购买“非专用性”的技术,这种非专用性的技术会造成生产效率下降,产品质量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用 来表示,则事后报偿为 。根据投资效率递减原理,有R>0,r>0;R′>0,r′>0;R″<0,r″<0。

如果契约能维持,总的事后盈余就为R(i)-W+W-C(e)=R(i)-C(e);如果契约不能够维持,则总的盈余就为r(i)-V+V-C(e,t)=r(i)-C(e,t)。

显然R(i)-C(e)>r(i)-C(e,t),t≥0 (1)

条件(1)表明i和e是相互的专用性投资,他们在发生交易时的报酬要比不发生时大,即交易发生时,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为:[R(i)-C(e)]-[r(i)-C(e,t)]。为了获得更多的可占用准租,双方必然对事后的盈余分配进行讨价还价。

假设交易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即对于双方来说,R,r,C,c 以及i和e都是可观察到的,但对局外者来说都是不可证实的,因此,它们就不可能成为可执行契约的构件;简单起见,假设契约双方的事后谈判力相等,均等分配可占用性准租,则讨价还价后的纳什均衡解为:

在完全契约的条件下,即各方能够协调他们的行动的情形中,他们有使他们的交易关系在事前的净收益

最大化的(i,e)。用(i*,e*)来表示最优问题的惟一解。使(2)实现最大化的一个条件是:

在不完全契约的条件下,由于存在双方专用性投资的不可证实性,所以一般情况下,A和B的报偿扣除各自的投资成本后分别为在日期0不进行专用性投资,则

将(5)、(6)式分别对i和e求微分,就得出均衡的下列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次优的投资解为: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i<i*,e<e*,即在企业内部,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双方专用性投资的不可证实性,双方都存在专用性投资不足的现象。因为如果B稍多做一些投资,那么这将使交易的收益增加R′(i)。但是,B的报偿却只能增加0.5R′(i)+0.5r′(i)<R′(i),其余的收益归A获得。由于B是自利的,所以他就只会少投资。对于A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2 技术型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直观分析

以上所述,只是给出了一个一般的模型,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该模型假定拥有技术型资产的企业自身并不直接参与产品市场的生产经营,只将其专利技术转让给产品市场中的其他厂商,即独立于产品市场的研发机构(如专业技术公司)。但是拥有技术型资产的主体不仅包括专业技术公司,还有一类,即作为产品市场生产者与竞争者的厂商。作为拥有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厂商既可以在市场中转让专利,在契约不能维持时,也可以选择自己生产,契约双方的事后谈判力并非相等,其双方资产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并非以1:1的比例分享。不仅如此,由于技术市场参与主体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人,他们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由于各种不确定性高新技术在未来的使用和对未来影响的全部信息。这样就会导致专利技术交易中无论受让方还是转让方均面临各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转让方对专利技术的质量拥有信息优势,在签订合同时就很容易会隐瞒一些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可以发现的细节,而在签订合同之后,又不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如果是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将专利技术交易出去,但是有可能会利用受让方的监督不力,又将同样的专利技术许可给第三方;而转让方对受让方获得许可后利用新技术生产的产量或者利润额并不了解,这样如果受让方在签约后隐瞒自己的实际产量或收益,不按时支付技术使用费,受让方没有正确使用交易所得的专利技术,或者将其用于合同所禁止的领域等等,凡此种种,都给技术交易双方带来了很高的交易难度和交易成本。在这种状况下,通常缔约双方在做出资产专用性投资上会有所顾忌,因而导致资产专用性投资的不足。

3 技术型无形资产的治理机制

资产专用性理论把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把专用性资产投资当成逻辑的核心变量,把治理机制安排看成是逻辑的结果。认为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它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也越大,从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得的短期收益也越大,交易参与人将受到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困扰,造成投资不足等效率损失。因此当资产专用性低的时候,大量的供应商会形成有效竞争,这时选择市场被认为是可取的;当资产专用性高的时候,治理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交易不确定程度和发生的频率,当交易呈现出不确定性,并且高频率发生时,市场交易的参与者们用“一体化”组织,即企业等级制替换传统的现货市场制。另外,当不确定性水平不是如此高的时候,长期关系治理可以尝试,也就是战略联盟[5]。以资产专用性理论为基础,本文构建技术型无形资产治理机制匹配模型如图1所示。

当专利等技术型无形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时,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越低,机会主义行为较少。企业彼此之间的合约关系采用非人格化的市场机制来加以规范和治理即可,即通过在技术市场的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等方式运营技术型无形资产。

当专利等技术型无形资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不确定性较高时适用等级制治理机制,即企业内部一体化,拥有技术型无形资产的企业自行投资生产。因为在解决争执方面,内部组织比市场协调的交易更具有优越性,企业内部机会主义行为将被遏制。

当专利等技术型无形资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但是产权人在原型组装、试制、试销的过程中已经形成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预测基础,甚至已经拿到了生产订单,交易的不确定性水平并不是很高时,通过联盟实现该类技术型无形资产的投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 O E.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1988(43):567-591.

[2]于玉林.无形资产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29-143.

[3]HART O,MOORE J.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nomy,1990(8):199-215.

[4]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53-189.

通用性资产 篇8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诚信交易的行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主体带来稳定的长期合作机会。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有的饲草加工企业在投资修建厂房、上马设备后,原来签约承诺向企业交售饲草原料的农户却毁约现象严重,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厂房闲置,资金大量流失。另外,有的从事奶牛饲养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因为社员诚信程度不一,常常发生交售的鲜奶质量差异较大的情况, 从而使合作社购买奶罐车以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的计划无法实施。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影响。[1]资产专用性对交易中的诚信行为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资产专用性是为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一旦最初达成的交易没有到期就提前结束, 这种资产改用于其他用途或由其他人使用,那么发生在这种投资上的投机成本要低得多。[2]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利用专用性资产投入来保证订单的履行,规制合作方的失信行为。[3]本文尝试探索资产专用性究竟如何影响诚信行为的选择问题。

二、资产专用性对诚信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博弈分析

资产专用性主要影响交易主体的行为选择成本,资产专用性越高,意味着失信行为的成本越高,从而约束力也就越大。交易双方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交易双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水平相当;二是交易双方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数量有差异。

(一)交易双方专业性资产投入水平相当

结合对交易主体有限理性和具有投机行为倾向的两个基本假设,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活动中, 如果交易双方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相当,还需要细分成三种情况:一是交易双方投入的专用性资产为零;二是交易双方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比重非常高;三是交易双方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水平介于两者之间。

1. 专用性资产投入为零时的诚信行为选择

假如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拥有的资产都不具备专用性,则每个交易主体所拥有的资产都是无差异的、同质的,只存在拥有数量多少的差异,那么各个交易主体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基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情况下诚信行为的对策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在此支付矩阵中,失信选择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占优战略,因为只要给定对方的策略选择,选择失信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支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交易双方投入的资产都不具有专用性,所以和谁进行交易都一样,交易主体彼此之间不存在依赖性, 毁约的成本很低,几乎为零。失信的交易主体可以重新选择替代的交易伙伴。由于经济主体可以零成本更换交易对象而不必担心被报复或惩罚,因此经济主体只需要考虑当前利益,只要有利可图,失信策略就是最优的选择。

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中更换交易对象的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因为交易对象的选择空间是有限的。当然,现实中同时存在着更换交易对象机会成本很小、交易对象选择空间极大的情况。例如,在集市或人流量较大区域销售自产的农产品,或是小规模贩卖农产品时,进入市场几乎不需要专用性资产投入,且交易对象选择空间较大。因为买卖双方的流动性大,这种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而且农产品购买方即使在交易后发现产品存在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产品质量标准不达标等问题,由于取证困难、交涉成本较高,往往会选择不了了之。此外,即使农产品销售方在交易后发现收到假币,或者少收了货款,往往也会因为无法找到交易对方而自认倒霉。这些情况更助长了失信行为的选择。

2. 专用性资产投入极高时的诚信行为选择

假设在完全信息状态下,甲和乙所投入资产的专用性非常之高,用到其他任何领域都不能获得更多的报酬。同时,为了维持该产品的生产规模,甲和乙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交易,因此双方的博弈将不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接近无限重复博弈过程。这是因为当投入的资产专用性极高时,甲和乙双方更换交易对象的成本会大大提高,以致于交易主体认为更换交易对象是不理性的,最佳的选择是维持现有的交易合作伙伴关系。

如果双方认知到,博弈将重复无穷多次,更换交易对象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那么冷酷战略[4]即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将触发永远的不合作的威胁将是有效的, 任何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 交易主体选择短期利益是不理性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交易双方必然会选择长期合作,进而积极地建立自己良好的声誉机制。

如在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为了使生产的产品有保证,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全程质量管理和技术指导,要求与签约农户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因此,龙头企业往往要求参与农户必须投入一定数量的承包土地或是修建一定面积的大棚或畜舍,以提高参与农户投入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另外,龙头企业往往会对违约的农户采取永不合作的策略,考虑到专用性资产的投入, 龙头企业的这一做法是有效的,可以增加双方的合作次数,提高履约率。

3. 专用性资产投入一般时的诚信行为选择

假设在完全信息下,甲、乙投入的专用性资产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那么理论上只要不是无限次交易,就不会有(守信,守信)均衡的出现,实际上任何交易也不可能进行无限次的重复。然而,阿克斯罗德的实验与克瑞普斯的声誉模型都证实,合作行为在有限次博弈中也会出现。[4]这是因为经济主体在对远期收益和即期收益进行净现值比较后,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声誉有助于获得更多的未来收益,即可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就会选择守信战略。

当前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经济主体普遍缺乏耐心,认为放弃长期收益而攫取当期收益是最优的选择。这样,合作交易关系很难持续,博弈的均衡结果就是(失信,失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顶新黑心油事件、麦当劳、肯德基涉及福喜腐肉事件、垃圾皮料制造食用明胶事件、“毒豆芽”、“毒鸭血”、“毒腐竹”等事件层出不穷;面包房、月饼糕点等食品制造业弄虚作假的情况花样百出。

(二)交易双方专业性资产投入水平有异

如果交易双方投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有差异,如甲投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要低于乙,那么甲更换交易对象的成本要低于乙, 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甲就可以凭借这一优势向乙提出可置信威胁。可置信威胁能否奏效,主要取决于乙对甲依赖程度的高低,以及甲对获利增加幅度的预期。

从乙对甲依赖程度的高低看,由于乙投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如果与甲中断合作关系,就会因为更换交易对象的成本较高而蒙受损失。损失的大小决定了乙对甲的依赖程度的高低。乙的资产专用性越高,更换交易对象的成本就越高,对甲的依赖性就越强,甲提出的可置信威胁就越容易奏效。

从甲对获利增加幅度的预期看,甲通过可置信威胁, 向乙要求增加收益份额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甲向乙索取的额外收益恰好等于乙的资产专用性引致损失,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可以促进甲和乙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这是符合帕累托效率改进的。但是,如果甲向乙索取的额外效益超过了乙更换交易对象的全部损失,乙就会对甲的威胁置之不理,另外寻找交易对象。因此,只有当甲向乙索取的额外收益小于或等于乙的资产专用性引致损失时,甲和乙才有可能继续保持交易关系。

专用性资产投入的目的,是为了向对方提供可置信承诺,但是在博弈过程中也容易形成“套牢”问题。[5]具体到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会投入专用性资产,既然生产规模已经扩大了,就不可能将投入的专用性资产闲置,这就在利润率上升的同时也给了农户对其套牢的机会。例如某县成立了一家大型饲草加工厂,当厂房、设备到位后,当地农民单方面违约,收购的饲草并不能满足其生产能力,造成资产闲置浪费;而农户改变土地用途,转而种植其他作物的成本很小,这就使饲草加工企业在订单中处于被动地位。相反,如果农户投入了较高的专用性资产,就相当于做出了可置信承诺,一定会成为龙头企业稳定的合作伙伴。

三、影响资产专用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资产专用性约束作用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交易频率和信息对称性两个方面。

(一)交易频率

如果甲乙双方保持着较高的交易频率,而且甲认为在与乙的交易中是有利可图的,希望将合作关系长期维持下去。那么为避免乙退出交易合作,甲会主动投入专用性资产作为质押,向乙传递自己会在今后的交易中守信合作的诚意。例如龙头企业斥资租入当地土地,并雇佣当地农民进行耕种,这部分租用土地投资也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企业能够稳定地获得优质原材料,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加工经营的需要,并确保产成品的上乘品质,以取信于消费者,达到长期占领消费市场的目标。龙头企业希望与市场消费者的交易频率越高越好,为了取信于消费者,企业会通过投入大量专用性资产,向消费者传递诚信交易的信号。这也是消费者更容易相信资金实力雄厚、注重研发的大企业产品的原因。

(二)信息对称性

在市场条件下,要实现公平交易,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必须对称。如果信息不对称,就会妨碍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这是因为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一方会担心一旦投入专用性资产,则可能因对方失信而被“套牢”,即资产投入后,因为对方的失信而终结交易,投入的专用性资产就会成为沉没成本。信息弱势一方在做出资产投入决策时,或者选择不轻易投入专用性资产,或者选择降低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水平,从而导致专用性资产投入不足。[6]一方专用性资产投入不足还会进一步引致交易合作伙伴的疑虑,即怀疑较低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是否意味着其将在未来的交易合作中选择失信策略,从而降低信任度,增加双方谈判、签约等交易成本。

四、利用资产专用性提高诚信度的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资产专用性对失信行为的制约作用,提高交易主体的诚信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适度提高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

在农产品市场交易中,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门槛非常低,[7]导致交易主体的失信行为不易被发现,更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对经济个体而言,一锤子买卖的短期收益变得非常大。在利益驱使下,经济个体非常容易选择失信策略。因此,应适度提高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使进入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具有一定的准入制度,包括地理标志保护、经营资格认证、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等。这样一来,进入经营市场的经济个体势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规模,当然也会形成一定的专用性资产投入,从而对失信行为选择形成约束。

(二)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提高交易频率可以促使交易个体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 着眼于长期收益。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如此才能促进市场繁荣。[8]在农村经济个体中,主要存在着农民个体和涉农企业经济个体。部分农村能人、种养大户以及一些规模较大的涉农企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监管相对容易,但还有些经济个体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资本很小,针对这些个体,存在着执法力度的两难选择。如果执法过严,会出现一些农村经济个体因为缺乏赔偿能力而导致执法成本大幅上升的现象,如果执法不严,就会有一些经济个体因为失信成本小、收益大而一再选择失信,导致市场秩序不易维持。这就需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包括建设诚信信息体系、征信服务体系以及诚信意识体系。

(三)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经济个体既要投入专用性资产,作出长期合作的守信承诺,又要防止被“套牢”,这就要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降低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一方面要建设诚信信息体系。建设诚信信息体系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基础条件。诚信信息体系具有激励与惩罚的功能:一是激励机制,诚信信息体系有助于保持良好记录的经济个体树立良好形象,建立声誉机制,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二是惩罚机制,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经济个体的不良记录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受到商誉、经济利益的损失。但是,当前尚有许多涉农企业的信息未能进入诚信信息数据库,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9]而且农户个体的诚信信息体系建设也亟待完善。如有的龙头企业因为地缘的关系,能够对附近区域农户的自然信息、履约信息、产品质量信息等有所了解。但是对流动人口的情况则知之甚少,这样就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增加合同履行中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要建设征信服务体系。在诚信信息数据库完善后,必须使经济个体诚信或者失信的消息广而告之,这就需要建设征信服务体系。例如,有的农户在订单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被龙头企业列入黑名单,但是他可以再寻求其他龙头企业与之合作。单纯依靠涉农企业自身来建立农户诚信档案显然存在诸多漏洞, 如果能在建立诚信信息数据库、完善信用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为涉农企业和农户个体的市场交易活动提供调查、咨询等服务,将有利于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其诚信经营。

(四)培养交易主体的诚信意识

通用性资产 篇9

专用性资产 (specific assets) 是由Benjamin Klein等[2]于1978年首次提出, 指的是这种资产和某项特殊用途结合在一起支持交易活动才能体现出价值, 否则用作其他用途时, 价值就会很大程度的降低。Williamson[3]将资产的专用性划分为地理区位的专用性、物理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源的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约服务的资产专用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De Vita等[4]提出了一个混合定义框架, 以助于构建一个更全面的资产价值。在服务外包活动中, 文献[5]和文献[6]分别分析了旅游外包中和物流服务外包中的资产专用性。由于专用性资产投资产生的“锁定”效应, 容易受到非投资方利用机会主义进行剥削, 即资产套牢。[7]已有文献对专用型资产套牢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献[8]文献[9]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专用性资产对服务外包的影响, 鲜有文献从模型的角度出发研究资产的专用度对合作生产项目的影响。仅Asatiani[10]针对信息分类服务的外包构建了包括频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信息强度为特征的任务模型, 分析各个因素对外包的影响。

服务外包合作生产中, 双方当事人生产行为、努力程度以及服务商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都难以观察验证, 都不能在正式契约中精确地计量, 签约前的隐藏信息和签约后的隐藏行动为双方当事人合作过程中败德行为埋下了隐患[11]。Corbett[12]指出精心设计的服务外包正式契约无法实现服务项目最优生产, 无论是资源外包理论还是交易成本理论都强调服务外包业务中的长期合作关系, 即双方在正式契约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表现为关系契约[13,14]。Rai[15]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契约和关系机制的相互作用。目前, 学术界针对服务外包中关系契约的研究比较少, 大都是从服务外包中关系契约的存在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 而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关系契约的激励机制设计来优化服务外包效率的文献很少, 仅宋寒等[16]认为在外包服务项目中, 实施关系契约的客户收益与系统收益均不小于正式契约。唐国锋[17]随后在研究应用服务外包时把关系契约扩展到多任务的情境下。谢刚等[18]从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二者的交互关系。但文献未从合作的角度出发, 未考虑客户企业参与问题, 在服务外包中进一步考虑专用性资产投资因素对契约设计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

服务外包中涉及的专用性资产不像工业上专用性资产的高度专用性, 工业生产中对专用性资产的激励不太适应于在服务外包活动中。然而专用性资产投资在服务外包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多少很难通过观察验证, 同时客户企业参与到服务生产过程中, 客户企业的行为也不容易被服务商观测到, 所以服务外包契约有较强的不完全性。结合服务外包的实践, 服务外包关系契约可以有效解决服务外包项目执行过程中专用性资产投入不足问题以及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就客户企业而言, 除了有效激励服务商努力工作创造更高服务绩效, 还能使客户企业优化自身决策行为、提升核心竞争力、降低管理成本。就服务商而言, 合理化的外包契约有助于缓解其与客户企业之间的矛盾, 从而能积极响应客户企业的工作安排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鉴于此, 本文从资产的专用性出发, 同时考虑了客户企业参与行为, 针对服务生产过程中, 客户企业和服务商生产要素投入均存在机会主义从而引发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问题和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构建了激励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关系契约, 为双边道德风险下服务外包契约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

1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1.1 问题描述

在服务外包合作关系中, 考虑只有一个客户企业和一个服务商。双方的关系是合作生产关系, 在业务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客户企业的投入参与, 服务商也需要为合作生产提供客户企业所要求的专用性资产, 这在旅游、人力资源、研发、IT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中比较常见。在导游服务外包中旅行社是客户企业, 导游服务商是提供服务的服务商, 旅行社在充分了解游客的需求信息后, 旅行社与导游服务商洽谈合作。旅行社将提供游客的需求信息以及自己相关的货币化的资源投入, 并要求导游服务商提供相匹配的导游或其他相关活动。在导游服务商相关的资源投入过程中, 导游服务商所提供的导游的质量 (初级导游、中级导游、高级导游) 以及数量将作为专用性资产来度量, 那么在导游服务外包中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水平也就是导游服务商提供的此次服务导游的整体水平。由于客户企业参与成本与服务商的努力程度和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难以观察验证, 从而可能会造成双方要素投入不足, 引起外包失败。那么, 客户企业如何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来敦促服务商努力工作和专用性资产投资, 以实现各方收益最大化是本文研究的问题。现作以下基本假设及参数说明。

1.2 模型假设

假设1:客户企业将某项服务业务外包给服务商, 项目成功时产出记为Π (S) =h, 产出失败时为Π (F) =0。由于服务外包的成功与否与服务商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和努力水平以及客户企业的参与度有关, 根据文献[16]假定该项目成功产出的概率为f (e, a, I) , 其中e为服务商的努力水平, 且e越大表示服务商在生产中投入努力越多;a表示服务商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 a越大表示服务商对专用性资产投入的水平就越高;I表示客户企业服务过程中的参与度的大小, I越大表示客户企业在服务生产过程参与度越大。

假设2:根据文献[19]客户企业参与成本函数和服务商工作努力成本函数分别为C1 (I) 和C2 (e, a) , 且C1 (I) /I>0, C12 (I) /I2>0表示随着客户企业的参与度的增加, 参与成本也随之增加, 而且参与成本加速递增;C2 (e, a) /e>0, 2C2 (e, a) /e2>0表示随着服务商努力水平的增加, 服务商的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 并且增长速度加快;C2 (e, a) /a<0, C22 (e, a) /a2<0表示随着服务商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的增加, 服务商的生产成本会减少, 而且服务商生产成本减少的速率增加。

假设3:根据文献[20]服务商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未与客户企业合作而用作其他用途的价值 (可以认为在市场上的价值) 为v (a) , 表示服务商专用性资产投资用作其他用途所带来的收益, 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其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远小于用作该服务项目的收益。

假设4:根据文献[16]客户企业和服务商都是风险中性的。沿用Holmstrom和Milgrom参数扩张化模型, 客户企业对服务商的支付函数为w (e, a, I) =v (a) +β[hf (e, a, I) -v (a) ], 其中w (e, a, I) 是客户企业对服务商的总支付, 是介于服务商将专用性资产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价值和与客户企业合作所带来价值之间的数值。β[0, 1]表示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 即服务商在交易中分享的准租金 (hf (e, a, I) -v (a) ) 的份额。

其他参数说明:δ为贴现因子, Π1为客户企业的收益, Π2为服务商的收益, Π3是系统收益, Πs1表示客户企业获得全部的剩余收益 (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产生的超额利润部分) , Πs2表示服务商获得的全部剩余收益。表示关系契约下的支付函数。

1.3 基本模型描述

客户企业的期望收益记为Π1, 即服务产出减去自身参与成本以及支付给服务商的费用:

服务商的期望收益记为Π2, 即获得的支付收益减去生产成本和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成本:

在正式契约下最优契约表示为{e0, a0, I0, w (e0, a0, I0) }, 在以系统最优时的最优契约表现为{e1, a1, I1, w (e1, a1, I1) }。

2 专用性资产投资激励的关系契约

在正式契约下导致了服务外包中服务商专用性资产投入不足以及双方努力水平不足, 而且由于契约的不完整性以及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特殊性, 双方都有可能存在机会主义, 从而引发专用性资产套牢问题的产生。假设客户企业与服务商可以进行无限期重复交易, 客户企业提出关系契约, 即客户企业与服务商达成一个非正式的转移支付条款:服务商承诺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a*和努力水平e*, 那么客户企业承诺参与度达到I*并向其转移支付。由于在服务生产过程中服务商的努力水平和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等参与行为只能被客户企业事后感知, 很难被第三方诸如法庭验证, 所以服务商在服务生产过程中即使没有达到自己的相关水平, 也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制裁。同理客户企业没有兑现自己参与程度与转移支付的承诺也不会受到法庭的制裁。假设客户企业与服务商在博弈中实施“触发战略”:如果一方采取不合作的战略, 即服务商没有达到承诺的努力水平e*和专用性资产投资a*, 或者客户企业的参与度未达到I*和没有向客户企业支付, 双方将重新谈判转移支付价格, 并从下期起永久性的转回到即期市场交易关系。

在关系契约下, 服务外包的过程是两阶段的博弈, 按照两阶段博弈的逆向解法, 关系契约依赖于“自我实施性”, 所以关系契约能否得到履行取决于当事人双方对“遵守契约的收益”与“违约的收益”的合理判断, 只有所有的服务外包项目参与者认为遵守契约的长期预期收益大于违约时的收益时, 此时关系契约才能得到履行。

2.1 客户企业愿意遵守契约的收益条件

假设服务商的努力水平e以及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a (其中e和a都是任意水平) 。如果客户企业违约, 不向服务商支付, 而进行重新谈判, 按照即期的市场转移支付价格w (e, a, I) 支付 (这种情况表现在约定的转移支付大于市场转移支付价格时) 。那么客户企业当期的违约收益为hf (e, a, I) -w (e, a, I) -C1 (I) , 并且以后各期客户企业与服务商转为即期交易关系, 以后各期收益与前文正式契约下收益相同, 所以以后各期收益现值为 (δ:贴现因子) 。客户企业违约时总收益的现值为:

如果客户企业履行承诺, 那么客户企业当期的收益为, 以后各期客户企业与服务商进行长期合作使得系统收益获得最优, 那么客户企业以后各期的总收益现值为, 所以客户企业守约时的长期总收益现值为:

那么当且仅当式 (3) 小于等于式 (4) 时, 客户企业的自我实施机制才会有效。

2.2 服务商愿意遵守契约的收益条件

假设与上文相同, 如果服务商违背承诺, 不接受客户企业的转移支付, 从而进行重新谈判, 要求客户企业支付w (e, a, I)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关系契约约定的转移支付小于市场上即期转移支付价格) 。服务商违约时的总收益现值为:

服务商守约时的总收益现值为:

那么服务商旅行关系契约必须满足式 (19) 小于等于式 (20) 。

2.3 关系契约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关系契约下, 服务外包契约的设立可描述为如下问题P1, 使得服务商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达到a*, 努力水平达到e*, 同时客户企业的参与度达到I*并且支付函数满足。

式 (7) 是客户企业设定的目标函数, 式 (8) 、 (9) 表示服务商和客户企业在实施关系契约中的激励相容约束;式 (10) 表示服务商承诺“自我实施”约束, 即服务商的承诺是可信的;同样式 (11) 是客户企业参与关系契约可自执行的约束。式 (12) 是服务商的参与约束, 即服务商在参与到关系契约中的收益不小于不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的收益。

2.4 最优关系契约模型求解

首先将式 (10) 、 (11) 变形可得:

其中, Δhf (e, a, I) =hf (e*, a*, I*) -hf (e0, a0, I0) , ΔC1 (I) =C1 (I*) -C1 (I0) , Δa=a*-a0, ΔC2 (e, a) =C2 (e*, a*) -C2 (e0, a0) 。

最优结果分别为。然后采用构造函数的方法求解最优关系契约的解。构造关系契约{ (e*, a*, I*) , }, 关键是关系契约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分配, 分析过程略。

据此, 构建函数, 最优关系契约{ (e*, a*, I*) , }满足:

其中, α和1-α表示客户企业与服务商分享由当事人双方参与程度、努力水平和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增加所创造的服务外包项目总收益Δhf (e, a, I) -ΔC1 (I) -ΔC2 (e, a) -Δa的比例即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 式 (15) 说明在关系契约下客户企业的支付水平有所提高, 所以关系契约切实有利于客户企业对服务商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以及努力水平的激励作用。

将构造的函数式 (15) 分别代入式 (13) 、 (14) 中, 联立可得:

将式 (15) 带入式 (13) 、 (14) 分别得出客户企业贴现因子和服务商贴现因子的范围, 通过比较客户企业要求的贴现因子要大于服务商要求的贴现因子, 也就是说客户企业要比服务商有更多的耐心, 所以为了关系契约的可执行只有贴现因子大于客户企业要求的贴现因子的最小值即当时, 即贴现率大于, 此时客户企业设计的关系契约是可执行的。

3 最优关系契约模型分析

从以上分析的结果可知, 最优关系契约中的客户企业的参与度I*和服务商的努力水平e*以及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a*与系统最优为目标时的结果相同, 即I*=I1, e*=e1, a*=a1.因此关系契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励客户企业参与到服务外包项目中, 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励服务商的努力程度和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 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和服务外包中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套牢问题以及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

3.1 关系契约自我实施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各因素对设计的最优关系契约自我实施能力的影响, 下面构造一个定量表达式来反映契约当事人双方自我实施能力。根据式 (16) 令

其中, S表示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 S≥0表示关系契约是具有自我实施性的, 而且S越大,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也就越强, 反之关系契约就是不可自我实施的。

分别令, 依次定义l、m、n、p为资产专用度、专用性资产部价值率、专用性资产内部成本节约率、专用性资产外部成本节约率 (内部、外部是相对于专用性资产所有权而言) 。于是可将S改写为:

3.2 δ, α, l, m, n, p对S的影响

从式 (18) 可以看出S是关于δ, α, l, m, n, p的函数, 而这些因素通过和契约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来影响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性。因此下面将各因素对契约自我实施能力的影响分别进行讨论。

(1) δ对S的影响

对式 (18) 求关于δ的偏导数大于0, 这表明贴现因子越高时,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也就越高。设计关系契约是建立在客户企业与服务商双方的长期利益基础上的, 目的就是要促使合作的双方自主克制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避免双边道德风险的产生使双方当事人能够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贴现因子反映的是客户企业与服务商的耐心程度, 当双方当事人耐心程度比较高时, 那么关系契约是具有自我实施性的, 也就是说关系契约是可执行的。

(2) α, β对S的影响

同样对式 (18) 求关于α的偏导数小于0, 这表明, 当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增大时, 契约的自我实施性会减弱, 原因是在于当客户企业承诺分享关系契约所带来的增加收益给服务商时, 客户企业因为所获得的利润相对减少, 在合作的后期客户企业存在更大的倾向机会主义的可能性, 因此会导致关系契约的破裂使得服务商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从另一方面说, 服务商应从长远的利益考虑, 合理的与客户企业权衡因为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增加以及努力水平的提高所增加的收益的分享系数;这表明, 服务商对准租金的线性分成系数越大,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性就会增强。客户企业承诺对服务商准租金的分享份额, 此时分享份额比例越大就越能激励服务商的努力水平以及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水平。

(3) n, p对S的影响

表明, 专用性资产内部成本节约率越高,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越强。因为当服务商由于专用性资产的增加, 可以使其生产成本减小。在给定专用性资产增加值时, 若专用性资产的增加能使成本的节约变大, 服务商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承诺也就越可信,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性也就越强。在服务外包中, 客户企业与服务商要充分获悉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对各自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 专用性资产外部成本节约率对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的高低取决于贴现因子δ与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α的大小有关:当δ>α时, S/p>0, 意味着如果贴现因子比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大时, 专用性资产的外部成本节约率越大越有利于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性;相反, 当δ<α时, S/p<0, 表示贴现因子小于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时, 外部专用性资产成本节约率是关系契约自我实施能力的减函数。因此当客户企业判断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增加对其自身参与到生产中成本的影响的时候要考虑当事人双方的耐心程度, 通过调查资料或其他途径感知服务商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与服务商拟定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当且仅当贴现因子大于协商的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时, 客户企业的自我实施性才会随着其成本节约率的增加而提高。

(4) l对S的影响

, 此式说明资产的专用度与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性呈负相关, 也就是说服务商的专用性资产的专用度越高时,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就会越低。l表示在专用性资产投资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可占用租金所占的比例, 正是由于可占用租金的存在才有可能引发专用性资产投资套牢问题。因此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越强, 服务商的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就越大, 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性也会减弱。

(5) m对S的影响

, 专用性资产的价值率对关系契约的影响是受α, β, δ, l四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结合前文的分析, α越小, l越小, 而β越大, δ也越大时, 1-α- (1-δ) (1-β) l>0的概率也就越大。因此, 当客户企业考虑服务商因为增加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以及努力水平所带来产出增加时, 要优先考虑其他四个因素的变化, 通过对资产专用度的分析和服务商贴现因子的分析, 合理的协商增加收益线性分成系数和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的大小使得专用性资产价值率和契约的自我实施性正相关,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客户企业兑现自己的承诺。

4 数值仿真

为了进一步直观的分析模型, 下面给出具体参数并进行数值仿真。由于篇幅的限制, 本文只分析关系契约参数δ, α, β的设计影响。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

4.1 贴现因子对关系契约可自执行力的分析

假设当α, β=0.5, 此时可以得到关系契约的可自执行力S关于贴现因子δ的函数关系。

图1表示的是贴现因子从0变化到1, 对关系契约可自执行力的影响, 从图像中可以看出贴现因子与横坐标轴有一个交点δ′, 当贴现因子δ≥δ′时, 关系契约具有可自执行力, 可自执行力S是随着贴现因子的增加而变大。从图像中可以看出当δ大于某个点之后, 可自执行力的增长明显加快。通过数学模型的分析表明, 当贴现因子增加时, 关系契约的可自执行力明显增加, 说明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明显, 当贴现因子足够大时, 客户企业与服务商都能够通过共同努力, 使得项目执行效果达到最优。

贴现因子是关系到关系契约能否执行的关键因素, 贴现因子表示契约双方当事人的耐心程度, 即双方当事人对未来收益的看重程度。贴现因子的大小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客户企业与服务商的声誉, 当企业的声誉好时, 与之合作的企业会认为其贴现因子比较大。因此, 关系契约的双方当事人都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声誉建设, 从而提高服务外包的执行效率。

4.2 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α以及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β对关系契约可自执行力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关系契约参数的设置对契约的可执行力的影响, 假设贴现因子达到中等水平即δ=0.5, 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α和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β都是大于等于0且小于等于1的系数, 那么α和β对关系契约可自执行力S的影响用图2来表示。

从曲线L1所在的平面来看, 当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β逐渐变大时, 关契约的可自执行力也随之增加。这表明当客户企业在设置准租金的线性分成系数时, 其能有效地刺激服务商努力的投入生产, 从而使得关系契约得以顺利实施。从曲线L2所在的平面来看, 当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α逐渐变大时, 关系契约的可自执行力却随之减少。这表明当客户企业在设置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时, 由于服务商不能有效地判断执行关系契约所得收益比正式契约所得收益的大小, 所以此系数与关系契约的可自执行力呈负相关关系。

从图2的分析可得, 客户企业在设置激励分成系数时, 首先应考虑分成系数的类型, 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够掌握自己获得准租金的多少。所以客户企业设置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越高, 就越能刺激服务商执行服务外包项目的动力。同理, 由于执行关系契约增加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明确性, 在设置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时, 客户企业与服务商都不能保证增加收益的大小, 所以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对关系契约可自执行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系数的增加不能够有效地激励双方当事人有效的执行关系契约。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服务外包中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套牢问题以及客户企业和服务商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建立了关系契约下激励机制模型;同时又进一步分析了资产专用度、专用性资产外部价值率、专用性资产内部成本率、专用性资产外部成本率、贴现因子、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以及准租金的线性分成系数对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能力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关系契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依赖于专用性资产的内部节约率以及准租金的线性分成系数, 二者系数越大对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明显。服务商在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时, 考虑到某项资产的投入会大大的节约成本时, 服务商就会积极投入生产从而降低了关系契约不能自我实施的风险;对客户企业来说, 客户企业设计的准租金线性分成系数即对准租金的激励效果要明显优越于对增加收益的线性分成系数对增加收益的激励效果。因此, 当准资金的线性分成系数增大时, 越有利于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

摘要：在服务外包合作关系中, 项目执行的结果与客户企业参与程度、服务商的努力水平以及专用性资产投入有关。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 增加了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套牢风险问题, 同时会引发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基于此设计了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收益共享激励机制的关系契约。通过对关系契约中自我实施性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与计算, 得到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服务外包的最优激励合同模型。研究表明:资产的专用度越高, 越不利于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当专用性资产内部成本节约率越大, 越有利于关系契约的自我实施;而专用性资产外部成本率以及专用性资产外部价值率对关系契约的影响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

通用性资产 篇10

尽管专用性资产是企业形成异质性能力, 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的来源[1], 但基于特定目的或交易而存在的专用性资产, 一旦被转作他用, 其清算价值将会大幅度降低[2], 而我国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将加剧对相关行业企业专用性资产清算价值的冲击, 从而增大了投资不可逆性的风险。那么, 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较低清算价值, 对企业的资本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基于如上考虑,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首次从资产专用性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视角,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已有文献关于资产专用性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 主要集中在资本结构如负债结构[3]、资本成本与融资能力[4]、资产负债率[5]和企业并购[6,7]等方面, 而未涉及到公司投资领域, 本文则考察了资产专用性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 落后产能的淘汰通常属于企业微观决策的范围, 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但在中国却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环境规制工具[8]。本文研究这一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丰富了公司投资理论和环境规制理论的研究范畴。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尽管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近年来不断加强, 且已有的研究表明, 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远低于整体上市公司投资收益率, 但重污染行业企业现实中却能够得到发展和扩张所需的资本[9], 这种情况与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优化要求并不相符。本文的研究, 将有助于从企业投资角度评价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政策后果, 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及其管理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以2008年到2011年的工业企业A股上市公司为总样本, 以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上市公司为目标样本, 以其他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对照样本, 使用Tobin (1969) [10]的投资支出———投资机会的扩展模型, 分别考察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及其交互作用, 对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产专用性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无法替代性等特征。专用性资产使企业形成了异质性能力, 有助于其获得超额利润, 以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1]。李青原和王永海 (2006) 的研究亦表明, 公司盈利能力与资产专用性正相关[5]。另一方面, 资产专用性是企业契约组合的终极目标, 以保障企业的效率, 构成组织租金的主要来源[11]。企业的资本性投资则有助于扩展专用性资产的使用范围, 最大化专用性资产效用, 提高盈利水平。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增加资本投资。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 环境规制主要从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生产成本、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寻租行为等方面对行业集中度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12]。我国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主要有如下特点: (1) 以生产设备的产能规模为标准划定产能的落后程度; (2) 将设定标准以下的产能强制性退出市场。因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明显提升了行业进入壁垒与规模经济, 加速了落后产能及相关企业退出的政策导向, 进而推进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另一方面, 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 如由大量资本、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 通过资源的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 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13]。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产品市场需求。尽管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平均为4.36%, 远低于整体上市公司7.34%的投资收益率, 但重污染行业企业现实中却能够得到发展和扩张所需的资本[9],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拉动了重污染行业的发展, 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的行业均为污染严重的重污染行业。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中的大型生产设备政策导向、其对提升行业集中度的影响以及我国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 本文预期淘汰落后产能政策, 将使具有比较优势的相应行业在位企业加大资本投资支出, 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未来经济增长带来的销售业绩。相对于非上市公司, 淘汰落后产能所属行业的上市公司在融资渠道上具有优势, 且长期以来更多地受到监管机构和社会的监督, 因而其受到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负面冲击较小, 更多地体现出比较优势。故提出假设2:

假设2: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将促进政策所属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

在新古典经济学充分竞争假设下, 由于要素市场的充分流动, 企业的投资决策不需考虑投资资本退出之影响。但由于专用性资产使用范围的限制, 降低了资产的清算价值, 使企业的投资决策需更多地考虑当企业未来处于困境时, 专用性资产对资产出售价值的负面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 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未来处于困境的概率时, 拥有较多专用性资产的企业将减少或推迟投资[14]。另一方面, 资产专用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性的主要原因。假设其他情况相同, 由于专用性资产较低的清算价值, 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比例越高, 其不能收回投资成本的风险亦越大, 产生了较高程度的投资不可逆性。

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升级,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将加速专用性资产清算价值的降低, 原因在于: (1)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 旨在通过先进设备的投资引导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从而降低利用尾端治理减少原有设备污染的方案实施可行性, 进而加速专用性生产设备清算价值的贬值。 (2) 随着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使专用性资产在行业内转让的受让方选择范围得以压缩, 转让方的议价能力下降, 进而影响到专用性资产的清算价值。 (3) 未来环境规制力度的升级, 使今天的“先进”产能很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变为“落后”产能, 加大了生产设备专用性资产被淘汰的政策风险。

由此, 本文预期在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影响下, 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上市公司, 将降低资本投资, 并提出假设3:

假设3:相对于拥有较低资产专用性的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使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政策所属行业上市公司降低资本投资。

中央政府环境政策的落实点主要在于地方政府。但由于我国对地方官员的选拔标准主要为经济指标, 尤其是GDP增长率[15], 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利益冲突较为明显, 我国环境执法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即是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16]。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等 (2011) 的统计研究表明, 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的力度存在着差异[17]。由此本文预期, 在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力度较低的地区, 地方政府执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力度较弱,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专用性资产的较低清算价值问题, 以及投资不可逆性带来的高风险;而在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力度较高的地区则相反。由此, 在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度较高和较低的地区, 资产专用性与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上市公司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并提出假设4:

假设4:在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度较高的地区,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政策所属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负面影响显著, 而在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支持力度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我国国家层面的落后产能淘汰始于1999年, 但在2007年才开始加以强化。原因在于2007年6月, 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 以控制增量、调整和优化结构具体要求, 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明确要求电力、炼铁、炼钢、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水泥、玻璃、造纸、酒精、味精和柠檬酸等13个行业在“十一五”期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要求, 并在2011年12月进一步将范围扩展到19个行业。为此本文以2008年到2011年的国内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总体样本, 以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的13个行业公司为目标样本, 以其他工业企业为对照样本, 考察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的公司样本确定, 以企业主营业务为判断标准手工收集而成。上述样本的筛选遵循如下原则:删除当年上市的公司, 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总计为4 446个公司, 其中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的公司557个, 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的公司3 889个。

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 为了避免极端异常值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量在2.5%和97.5%分位数作了winsor处理。另外, 本文的研究还涉及到省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的排名, 其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2011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

(二) 检验模型及变量

Tobin (1969) [10]提出了投资支出取决于投资机会 (边际托宾Q值) 的理论, 后续的研究对其进行扩展, 形成了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18,19], 本文亦予以借鉴, 构建如下模型检验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

因变量Inv为企业的资本投资, 取自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并以期初总资产作平减因子。Williamson (1983) [20]和Masten等 (1991) [21]认为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包括人力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场地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和临时性资产。其中实物资产专用性指由于设计的原因, 而投资于特定交易且较少有其他用途的物质资产[22]。由于企业实物资产的清算价值直接受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影响, 且根据现有数据的可获取性, 本文选择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作为资产专用性变量Sifix的度量指标, 这与方明月 (2011) [7]的处理方式相同。其他变量参见表1变量定义的说明。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 模型 (1) 除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哑变量、年度哑变量和行业哑变量外, 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另外本文通过对模型 (1) 的OLS回归加稳健性标准差控制异方差问题。

模型 (1) 中, 本文重点考察资产专用性系数和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哑变量系数是否显著性为正, 以及资产专用性与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是否显著为负。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可看出,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资本投资和实物资产专用性, 在均值和中位数上均高于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 初步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

(二) 回归分析

表3的第 (1) 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 用OLS回归单独检验了资产专用性Sifix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Sifix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 越有可能进行资本投资。表3的第 (2) 列单独检验了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哑变量Lagind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Lagind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促进了其所属行业企业的资本投资。表3的第 (3) 列则将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哑变量及其交互项放入同一模型中, Sifix和Lagind系数的正号和显著性依然保持, 从而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而Sifix和Lagind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相对于拥有较低资产专用性的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使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政策所属行业上市公司降低了资本投资, 验证了假设3。

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交互项均作了中心化处理;***、**和*依次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表相同。

控制变量方面, 投资机会Q的系数显著为正, 符合Tobin (1969) [10]的投资支出取决于投资机会理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和融资金额Fin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现金流量与外部融资越多, 越能支撑企业的资本投资。另外根据Fazzari等 (1988) [23]的观点, Cfo的系数为正表明企业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资产负债率Lev和上市年限Listyear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负债越高、上市年限越长, 投资规模相对越小;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增加投资。

(三) 进一步的分析

表4的第 (1) 和 (2) 列, 分别以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的上市公司子样本、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的上市公司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在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子样本中, 资产专用性Sifix系数不显著;而在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子样本中的Sifix系数, 在1%水平显著为正,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 即淘汰落后产能政策降低了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资本投资。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等 (2011) 中, 有关省级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的2009年度排名, 将总样本划分为企业总部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排名前十五名省份 (环境政策支持度高) 和后十五名省份 (环境政策支持度低) 两个子样本, 分别在表4的第 (3) 和 (4) 列中进行回归分析。在所在地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高的企业样本中, Sifix与Lagind的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而在所在地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低的企业样本中则不再显著, 表明地方政府高强度地执行中央的环境政策, 是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 减少投资的制度基础, 从而验证了假设4。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年到2011年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总样本, 以Tobin (1969) 的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扩展模型为基础, 考察了资产专用性与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资本投资有着推动作用;但因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对专用性资产清算价值的负面冲击和投资不可逆风险的加大,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投资, 这种情况在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高的地区表现明显。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 (1)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 需要考虑规制政策对行业集中度提高的影响以及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 进而对诱发企业资本投资的政策后果。本文的研究发现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促进了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投资, 表明现有的政策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 反而可能形成环境规制越严格, 重污染行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大的恶性循环局面。 (2) 尽管尾端治理依然是环境治理的手段, 但清洁生产 (包括循环经济) 拓宽了环境保护的视野, 促进了变尾端治理为生产全过程各环节的全方位管理, 具有更高的效率, 这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推行清洁生产的主要原因。但清洁生产需全流程地设计生产环节和工艺, 对专用性资产的依赖程度较高。而本文的研究发现,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抑制了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投资。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应在制度设计上, 有效地激励和保障高资产专用性企业的投资, 进而提高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企业生产技术含量。 (3) 地方政府不同的环境政策支持度对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投资影响存在着差异, 表明中央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将有所不同, 可能会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的影响。为此需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目标上的利益共享机制, 以保障中央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中得以切实有效落实。

通用性资产 篇11

固定资产在各种经济体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是经济体立足与发展的基础, 又是保证该集体上层意识与集体文化得以升华和传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 在不同性质的经济体中固定资产发挥的具体功能与权重不尽相同。如高校与企业虽都具有经济属性, 保证日常收支与稳步提高员工收入都是二者的基本工作, 但二者不同的社会作用决定了其固定资产的权重。企业是为了生产, 高校是为了教育。二者向社会输出的分别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因此固定资产的权重在企业中明显高于高校。

然而, 物质是精神的基石与支柱, 对于目前社会环境下的高校而言, 尽管其固定资产的价值虽低于大型上市公司的动辄上百亿元, 而其固定资产所服务、影响的群体范围则超过企业。高校以教化一方为己任, 因师生群体庞大, 其内部也具有类似于社会的结构与属性。其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为教学、管理、科研乃至师生日常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 对于固定资产的科学管理与核算, 采用便捷、有效的管理方式, 才能正确评估固定资产的整体情况, 提高使用效率, 保护其功能上的完整性, 实现保值增值。从而保障教学效率、提高科研质量, 降低管理成本、增强高校综合实力。本文以高职院校为例, 探讨借鉴企业ERP系统细化和强化固定资产管理。

二、基于固定资产主数据的详细管理信息

2.1 高校固定资产主数据的创建

ERP系统中固定资产的主数据即每一项具体的固定资产都是一条固定资产主数据, 其中包括该项资产的所有管理信息。条目包括名称、型号、规格、数量、计量单位、生产装置、成本中心、所在地点、用途、技术状态、技术参数、使用单位、产权归属、制造商、使用年限、折旧码等[1]。

因此, 建立主数据之后, 只要适时更新和维护, 即可保证随时监控和查询全部资产数据。如, 实验实训管理人员可随时从ERP系统中查询实验实训设备属性、技术状态、是否闲置, 以便合理安排学生实训实验、以及教师从事科学试验等, 及时维护待修设备、更换报废设备等。从而提高资产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2]。

2.2 高校固定资产的分类

在ERP系统中, 为便于管理, 高校可按照固定资产性质将其归类如:房屋建筑物、公共教学设备、实验实训机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对外维修及检测设备、其它设备等。创建资产主数据时选择类别, 后按时间顺序系统生成唯一性编码, 使之与固定资产一一对应。同时设定折旧标准及输入项 (必填与选填) , 从而保证数据完整。

另外, 在现行的折旧方法中, ERP系统可通过每条固定资产主数据中“折旧码”来选择, 以保证折旧码的广泛适用性。

2.3 高校ERP管理与会计账目的自动集成

目前高校大多采用的是传统的固定资产管理体系 (如设立国资处等部门) 和会计核体系。二者体系相对独立, 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对固定资产明细所作的任何变动均需在会计系统中另行手工制作会计凭证。而ERP系统将旧有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与固定资产核算系统无缝对接整合, 达到了物流信息与资金流信息的集成, 使得各项经营业务的财务信息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反馈。实时处理固定资产管理信息, 不仅减少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大大减少了人为的错误和遗漏, 还能对固定资产资金的来龙去脉进行掌握、追踪。财务人员通过对明细资产编号的购置、报废、计提折旧、转移等操作就能轻松实现总账科目金额的实时更新,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强度。

三、ERP管理固定资产的日常业务及拓展

3.1 购置费用的控制

ERP系统具有控制预算的两大有效手段, 即投资订单功能和项目管理模块。利用投资订单功能, 在固定资产转资以前的投资可研阶段, 为每项投资定一个投资定单号。通过对投资订单下达预算额, 从而达到对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支出进行实时监控。

在支出达到预算的一定比例时 (如90%) , 系统会自动发出警告信息, 提示操作者预算快耗尽;当费用支出超过预算时, 系统不再停止会计凭证过账。

而项目管理模块可对投资订单的功能进行了深化和细化, 更适合管理大型支出项目。由投资管理部门负责下达项目的明细预算, 实时控制项目的进展实施情况, 确保固定资产投资费用严格控制在批准的项目预算范围内。

3.2 固定资产变动业务的操作

如前文所述, 根据主数据的折旧码, 在ERP系统中, 资产管理人员能够方便地完成固定资产的变动业务处理, 包括新增固定资产、报废固定资产、资产的合并拆分等。既可以针对单条的固定资产主数据进行购置、部分报废、全部报废, 将资产价值部分或全部传输到其他资产上, 也可进行批量处理, 一次性完成数条资产的价值变动, 大大减轻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3.3 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及预测

ERP系统能够根据维护好的固定资产的折旧码 (即确定的折旧方法) 和使用年限、资本化日期准确地计算出每条固定资产应计提的折旧。资产管理人员月底运行计提折旧的事务代码, 系统就会自动计提每条固定资产的折旧, 并根据固定资产分类, 生成折旧计提的会计凭证,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与工作的准确率。

3.4 固定资产变动的全方位多角度追踪查询功能

固定资产管理在ERP系统中实现的目标是把传统的账务处理同发生账务的事务结合起来, 不仅反映账务的原值、净值、累计折旧等资金现状, 而且可以追踪查询到资金的来龙去脉, 全方位反映固定资产资金的变动明细。

四、利用ERP系统加强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的展望

ERP系统的研发主要针对企业用户, 且在国内上线时间不长, 一些功能尚处在探索实施阶段。而高校在此类技术应用上尚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 因此我们可参考企业对ERP的应用进行初步的展望:

1.高校的固定资产种类繁多, 为了减少人为判断固定资产类别出现的偏差, 按照生产装置、设备性质制订固定资产目录, 规范固定资产类别是必要的。

2.实现固定资产主数据与设备主数据的关联, 将固定资产与设备主数据一一对应。

即可以清楚地查看到该固定资产由哪些设备组成, 以及设备的性能、位置、功能信息等, 进一步实现高校资产、设备信息资源的共享, 让高校各级资产管理人员从中找到可利用的固定资产信息资源。

综上所述, 为保障教学科研效率, 提高教学科研质量, 降低管理成本、增强高校综合实力, 探索ERP系统应用于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的方法与道路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的。

参考文献

[1]杨雅婷, 朱坚.利用ERP系统强化固定资产管理[J].金山企业管理, 2008 (3) :16-18.

[2]娄策群.企业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2.

[3]马费成, 李纲, 查先进.信息资源管理[M].科学出版社, 2005.

[4]陈庄, 刘加伶, 成卫.信息资源管理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