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救助基金

被害人救助基金（精选4篇）

被害人救助基金 篇1

摘要：针对如何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之后，其本人和其家属生活困难甚至无以为继的现象，本文以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研究对象，从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出发，思考如何在我国科学合理地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期望这一研究能够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产生一些积极意义。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保障

近几年一些特大凶杀案的发生,使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特别是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而受到人身、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向刑事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民事赔偿部分往往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而得不到赔偿,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

一、我国社会刑事被害人现实状况及制度现状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之现状

目前我国的现实状况为,在对被害人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各种诉讼保障措施不断出台,而对被害人受损权益的维护却相对薄弱很多,缺乏应有的机制保障,使原本处于弱势的被害人更是雪上加霜,兼之受破案率和被告人赔偿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也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例如有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上访申诉,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我国立法制度之缺失与不足

我国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7条为被害人向犯罪人提出赔偿物质提供了依据,但这与现实当中被害人救助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关键的制度缺失就在于:当那些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经济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在得不到犯罪分子赔偿的情况下,是否有向国家提出救助的权利?而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但如果施害方没有执行能力,或者案子进入了漫长的司法程序,那么受害人就无法及时获取赔偿,甚至可能使得受害人及其家属遭到二次伤害,而一旦生活上的困境使他们无法忍受时,他们就有可能仇视社会甚至报复社会,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可能向犯罪者方向转化。

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因刑事犯罪而引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附带”、“从属”地位。这种情况造成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若在刑事案件尚未起诉的情况下,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的民事诉求将无从提起,法院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先刑后民”之名将其拒于门外。

二、我国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必要性分析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一旦公权力无法保障刑事受害人得到应有的补偿,那么受害人就很可能丧失对公权力的信心,转而使用私权,采用以暴制暴的行为解决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各利益主体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但一项合理的制度架构应当是一项能调和各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制度,是一项寻求各主体间利益均衡的制度。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其实应当是刑事诉讼中两个同等阶位的价值目标,因此,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在惩罚犯罪的同时着力于对人权的全面保障,这种人权保障的范围理当包括同为诉讼当事人的加害人和被害人,且在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惩罚犯罪和民事责任保护受害人两个功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显然既不能放弃刑事责任来保护受害人,也绝不应该放弃被害人的权利来满足刑事责任的需要,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的价值观念上,都是不能够被接受和认同的。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无疑是依法保障被害人基本人权的一种非常必要和富有意义的探索。

所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一制度的缺失,不仅不利于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而且不利于改革、发展、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因此,加强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尽快构建好中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完善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是目前学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救助制度,法律上尚属空白,但是学理上的探讨一直是存在的,一些地方也做了很多试点工作,有关机关也多次提出认为应该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设想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主旨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该定位于“救助”而非“补偿”。其原因是,“救助”比“补偿”更具现实意义。在现实中,如果不针对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救助”,则有可能使其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失去信心,除了生活无着落外,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甚至有可能走上报复犯罪人或者报复社会的道路。因此,对这种情形下的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救助”有利于恢复其对法律的信心,也有利于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我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不可取,原因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一,且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犯罪率有所上升,如果采取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补偿”的模式,则有可能给国家财力带来过多的负担。因此,把握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主旨在建立该制度的过程中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相当重要。

(二)被救助对象的范围确定问题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的范围应该宽严适当。首先,因暴力犯罪而造成死亡或者人身伤害的,应当得到救助。理由是,暴力犯罪直接针对人身,给受害人造成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甚至会造成受害人丧失劳动力等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对此类受害人给予救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家庭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应该给予救助吗?笔者认为应该给予救助。家庭暴力中的受害人同样具有受害人的一般属性,不能仅仅因为侵害人是家庭成员而不予救助。当然,为了避免救助制度鼓励更多的家庭暴力犯罪出现,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才能防范其中的道德风险。其次,对于过失犯罪的受害人应否给予救助?笔者认为应该给予救助,理由是过失犯罪的被害人同样可能会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最后,如果被害人符合某些法定情形,则不能得到救助。这些情形应该包括:被害人诱发犯罪行为造成损失的;互相侵害的;提供虚假证言的;同意伤害行为。补偿对象一般应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诱发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应归责于本人的;(3)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是伤害被害人的行为人或对被害人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补偿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补偿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6)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因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正在服刑或者正在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释者、缓刑者、共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等。

(三)刑事被害人获得国家救助的前提

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获得国家救助的前提有两个:第一,已经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在实践中可能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由于犯罪人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犯罪人的财产根本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第二,由于刑事被害人得不到有效的救助而致使生活限于贫困。至于贫困到什么程度,则应该参考各地民政部门所制定的标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对于“贫困”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当然,刑事受害人在受到伤害以后,不管案件是否得以告破,也不管是否符合“贫困”的标准,均享有刑事被害人救助请求权,但是否得到救助,则应该由有关机关定夺。

(四)刑事受害人救助的内容

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救助内容主要是物质补偿,当然不可能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且补偿的内容应该是有限的,否则无法防范其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笔者认为,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中,救助的内容主要是给予一定的金钱。金钱的额度应该由法律作出统一的范围,具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数额,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在救助金的具体确定中,主管机关应该考虑如下几个因素:犯罪的严重程度、被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被害人是否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一定的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等等。这些因素在救助金确定的过程中必须被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合理地确定救助金的数额,实现该项制度设立的初衷。

(五)经费来源问题

国家补偿制度是以国家向被害人提供一定经济或物质补偿为主要内容的制度,雄厚的资金是补偿制度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因此,补偿经费的来源和落实是建立国家补偿制度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财富剧增,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财政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逐年提高,国家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实力,因此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并不是问题。并且,当政府承担起法律秩序责任的时候,也并不能单纯从经济出发考虑问题,倘若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补偿,那些遭受犯罪侵害而面临生存危机的被害人长期不能通过法律渠道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彰显,那么必然会多次上访,或者以其他违法乱纪手段获得生存,这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应该确立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具体为:(1)财政拨款;(2)犯罪分子的罚金收入中抽调一部分;(3)社会各界的捐赠。这些款项应该统一汇总,并且设立专户,而且可以考虑以基金的方式存在,即成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

(六)有关机构设置的问题

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方面的具体机构设置问题上,我国可以考虑将救助申请受理机关设立在检察机关之内。理由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是公诉方,比较了解被害人的相关情况,对被害人的经济状况、在案件中的实际情况、自身的诉求等均有良好的掌握。救助受理机关不宜设置在法院系统是因为法院作为宪法明确的审判机关,有着超然与中立立场,其职责在于居中裁判,若在居中裁判的同时,又要给予被害人救助,则可能会影响到法院的居中地位,甚至使其陷入两难的境地,影响其判决的公正性;救助受理机关不宜设置在公安机关是因为公安机关负有沉重的社会治安任务,无暇顾及被害人的诉求,而且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基本上不再过问案件,无法了解案件判决的具体情况。而检察机关则不同,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及法律监督者,几乎参与了刑事案件处理的整个流程,对案情相当熟悉,有利于其作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中,也可以考虑吸纳公安机关和法院系统的人员参与。总之,笔者认为将刑事受害人救助申请受理机构设置在检察机关中,既符合法学原理,又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避免因为设立新机构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郭云忠．试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法学家，2000(5)，87．

[2]．孙谦．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思考．法学研究，2007 (2)，53．

[3]．王远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07(1)，28．

被害人救助基金 篇2

【摘要】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保护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家为视角，忽略了社会的救助作用。在社区矫正兴起以来，社会的帮扶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本文立足于社会角度，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保障体系。

【关键词】社会 被害人 精神抚慰。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各国对于被害人开始直接而全面的保护。首先，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对于那些因犯罪行为而受重伤或者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予以金钱补偿；其次，建立了相应的被害人援助制度，从提供法律建议、心理慰藉、经济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再次，刑事诉讼当中也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增加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其中，对于被害人在受侵害后的社会救助与抚慰尚付阙如，亟待一套完备的体系帮助被害人更好的恢复。

一、社会对被害人救助的作用。

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体现在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侵害”。二次侵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第一次被害，犯罪之后由于社会的歧视、忽视以及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因为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i在现实生活中，被害人通常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惩治罪犯，获得经济赔偿，但其却不能因此得到彻底解脱，被害人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封闭心理倾向，强迫自己与社会生活分离。精神病心理学家桑德拉·布鲁姆在其《避难所的建造》一书中指出：尚未治愈的精神创伤易于被激发。如果没有对精神创伤加以妥善的处置，在经历此创伤的人、家庭甚至其后代的生活中，这些精神创伤都会被激发ii。精神创伤不仅是被害人的核心经历，而且也是许多加害人的经历。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先前经历了精神创伤而该创伤又没有加以妥善地对待，由此重新被激发。因此，恢复精神创伤对被害人来说是重要的。

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表现在职权性、物质补偿性、条件性。首先、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依职权所作出的，该行为具有合法性无疑但欠缺合理性。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更需要社会中有爱心的群体给予温和的、恰当的帮助与救济。其次，国家对被害人的抚慰与救济是以惩罚犯罪、给予被害人补偿金实现的，而对于被害人精神上的伤口却无法安抚，也无法帮助其更快的恢复与融入。在此，社会的功能则能更好的体现，特别是在帮助被害人弥补精神创伤、融入社会方面。最后，国家对任何救助行为都有严格的规定，符合一定条件和标准方能作出，也就是说，有很多被害人会因为救助标准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救助。因为有的被害人虽然遭受的犯罪侵害较轻，但造成的伤害却很重，由于国家的严格规定，不能法外施恩。

因此，从上看出我们绝不能忽视社会对被害人恢复方面的作用，它是国家这个主体无法替代的，在救助方面具有人性化、温和化、全面化的特点。

二、构建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对犯罪人社区矫正已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社会的矫正与救助作用得到认可。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已经势在必行。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我国尚无被害人援助机构，考虑到我国目前庞大的被害人队伍，这类机构很有建立的必要。同时这些机构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iii。可以根据受侵害的犯罪种类不同，组建不同的服务机构，例如性犯罪被害人服务机构、未成年人被害人服务机构以及被拐卖妇女儿童亲属的服务机构等。

其次，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由于社会中存在对犯罪事件的反感，使得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歧视现象，因此被害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应有的治疗或在医药费用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不但被害人的伤情得不到有效治疗，其心理还会受到进一步的创伤。因此，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待被害人应比一般的病人要重视。

再次，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被害人受害之后，由于突然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或因治疗身体遭受重大损伤而支付巨额医疗费，往往在经济上会遇到困难，虽然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被告人赔偿和国家赔偿，但由于具有滞后性且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要求，我们应通过保险赔偿、社会援助、社会捐助等途径对其给予适当的经济援助。这类经济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是社会救助对国家救助的必要补充。因为国家只有在判处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启动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而在之前的一段诉讼关键时期却得不到物质补偿，这是很大的漏洞。

同时，应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应当在被害人受害之后及时向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消除和缓解被害人所受的心理损害，被害人的亲友、邻居、同事、刑事司法人员、医疗人员和其他人员及新闻媒体应对被害人的被害经历表示理解与同情，不能对其进行歧视，而应向其提供感情上的支持。尽量发挥社区的矫正、修复功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被害人的损失。

最后，尊重被害人的人格。应对司法人员、医疗保健人员、自愿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及其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需要，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甚至是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不应传播，并限制新闻媒体公开报道。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力量为被害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包括生活、就业等方面，以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对被害人的保障体系并不能代替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国家仍然是主导。只有国家以其强制力为保障，才能实现惩罚犯罪、追索赔偿金，即“矫正的正义”。而且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形成与国家救助制度相配套的补充体系，互通有无、信息共享，从而营造一个包容、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冯卫国著。《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彬，李昌林。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J].政法论坛，2008年4月。

注释。

1参见刘会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10月。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犯罪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法律代表着“公平正义”, 是维护社会公正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法的目的也是为了惩治犯罪,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犯罪的侵害。从我国的社会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必要的。虽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立面临诸多困难, 但是只要调动好各方力量, 加强调查、实践, 刑事被害人救助将逐步建立和完善。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 刑事被害人救助能够维护刑事被害人的权益, 减少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我国的刑事犯罪还处于高发期, 刑事被害人人数众多。但是由于一些案件未侦破, 或者因证据不足被作存疑不诉、判决无罪, 又或者虽被作刑事追究但犯罪人没有赔偿能力, 刑事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屡见不鲜。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为刑事被害人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和经济上的支持, 缓解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困境, 避免刑事被害人因遭受社会漠视而受到“二次伤害”, 使刑事被害人充分感受国家和社会的关爱, 化解刑事被害人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的仇恨, 减少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弘扬法律公正, 巩固国家政权。

法律在惩罚犯罪维护公正的时候, 也应该用救助刑事被害人的方式弘扬其公正。此外,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也能够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 巩固国家政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并且要救济弱者。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群众受到侵害, 国家也有义务来予以一定的特殊保障和补偿措施。我国绝大部分刑事案件是公诉案件, 侦查、审判都是国家垄断的权力, 如果不能够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害, 国家也有一定的补偿责任。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能够让刑事被害人找到切实的公正, 增强刑事被害人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 促进社会和谐。

二、如何确定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

为了更好地运用救助资源, 让最需要的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帮助,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对象应该有一定的条件予以限制。

(一) 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主要为自然人, 单位一般不适宜作为救助对象。

自然人作为刑事被害人, 相对于单位来说处于弱者的位置。自然人的人身、财产和人格尊严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侵害, 而单位主要是财产方面容易受到犯罪侵害。此外, 自然人受到严重犯罪侵害往往会导致劳动能力受损、丧失, 或者造成一个家庭失去经济支柱, 更可能产生沉重的医疗费用, 使受到侵害的自然人及其家庭陷入生活的困境。单位在抵御犯罪侵害的能力上比自然人要强, 需要救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均比自然人要低。

(二) 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无重大过错, 且配合查处犯罪行为。

刑事犯罪有些是犯罪人单方引起的, 有些却是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共同引发的。为了维护救助的公平, 避免救助的滥用, 刑事被害人在犯罪中有严重挑衅行为或有重大过错的, 应该不予救助。但是, 如果刑事被害人的过错相对于犯罪人实施的罪行来说比较轻微的情况, 则应该具体分析。此外, 刑事被害人应及时报案, 如实陈述案件事实, 如果提供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 应该不予救助。

(三) 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必须未获取赔偿, 且经济困难造成生活、救治出现困境。

由于救助资源有限, 而且救助不同于赔偿、补偿, 我国现阶段应该将救助资源主要投入到生活、救治出现困境的刑事被害人身上。此外, 刑事被害人虽然已经获得了部分赔偿, 但是与其遭受经济困难相差较远的, 也应该予以救助。如果刑事被害人已经得到犯罪人或者其家属足够的赔偿, 或者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经济条件较优异, 刑事被害人生活、救治未出现困境的, 应该不予救助。

三、刑事被害人救助方式

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 其财物、人身容易受到伤害, 刑事被害人的心灵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刑事被害人救助方式应该多元化, 力求全面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

(一) 维护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加大力度协助刑事被害人向犯罪人追讨赔偿。

在我国, 对犯罪人调查、提起公诉和进行审判的权力主要由国家机关行使, 被害人虽被认定为诉讼当事人, 但其诉讼权利较为有限, 对犯罪人的量刑也没有建议的权利。此外, 被害人虽然有提起附带民事赔偿的权利, 但由于部分刑事被害人文化水有限, 往往连附带民事赔偿是什么也不清楚, 要书写法律文书和列举证据更是存在极大困难。而大部分刑事被害人经济环境并不好, 无力聘请律师向犯罪人追讨赔偿。为此, 应该增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协助, 对一般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指引, 指导他们追讨赔偿;对经济、救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援助, 让律师为他们争取合法的权益。

(二) 调配救助财物, 保障刑事被害人生活和医疗救助。

在司法实践中, 人身受到犯罪侵害, 造成身体伤残或者死亡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是最需要救助的。这类型的刑事被害人由于丧失劳动能力, 或者失去家庭经济支柱, 而又未得到犯罪人的赔偿, 陷入无居所、衣食无保障或者无钱治疗伤残的困境。他们最需要金钱、财物和医疗的救助, 救助机构应该调配救助物资, 给予帮助。此外, 为了减轻救助资金的压力, 也可以实行其他救助方式解决刑事被害人经济上的困难。例如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 合理安排他们就业, 让刑事被害人自力更生, 渡过困境。

(三) 开拓资源, 为刑事被害人提供精神救助。

在人身、人格尊严受到刑事犯罪侵害时, 刑事被害人的精神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创伤, 有些时候, 人精神上的需求甚至比物质需求更重要。作为刑事被害人, 他们无辜地受到犯罪人的侵害, 在没有得到适当引导的情况下, 容易对犯罪人及其家属乃至对社会产生仇恨的情绪, 其精神和心理容易进入恶性循环, 当无法承受的时候, 将为他们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 酿成新的伤害。所以, 应充分考虑刑事被害人的心理状况, 为他们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安抚被害人的心灵, 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刑事被害人救助来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财政力量越来越大。但鉴于我国人口众多, 现阶段还处于刑事犯罪高峰期, 我国每年需要救助的刑事被害人有上百万人。按照一般的标准, 对这部分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每年的资金就要上百亿。如果这部分资金全部由政府的财政支付, 将给我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为了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从多种渠道入手解决资金问题。

(一) 大力协助刑事被害人向犯罪人追讨赔偿, 由犯罪人赔偿缓解救助资金压力。

严格来说, 犯罪人的赔偿是针对特定刑事被害人的, 不属于社会救助资金范畴。但刑事被害人的损害是犯罪人造成的, 犯罪人有责任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赔偿。如果有效追讨赔偿, 刑事被害人需要接受救助的人数将大大减少。

(二) 设立政府专项救助资金。

政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 有责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救助弱者。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比较理想, 有能力逐步完善救助这类型的福利制度。

(三) 发动社会团体、公司和公民进行募捐, 筹集救助资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多的提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也加大了, 对刑事被害人的捐助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些捐助都是针对个案的, 捐助资金无法统筹分配。如果能够设立专门的捐助资金, 将利于资金的募集和使用。

(四) 从刑事犯罪罚没财产着手, 拓展救助资金来源。

刑事被害人是刑事犯罪的受害者, 从刑事犯罪罚没财产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救助资金是比较合理的, 能够较好的维护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此外, 还可以从犯罪人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提取一定比例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的范畴。

被害人救助基金 篇4

北流市检察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成效显著

作者：黄典生

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01期

2012年以来，北流市检察院把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放在重要位置，积极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在畅通渠道、促进和谐等方面狠下功夫，有效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开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到目前为止，该院已对17名刑事被害人进行了司法救助，救助金额3.7万余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2012年以来，该院党组高度重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许安检察长多次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开展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此举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并专门划拨5万元作为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专项经费，为该院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障。

大力构建救助机制。一是制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等主要内容，及救助对象、范围、标准、基本程序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为救助帮扶工作提供执行保障；二是建立救助信息联动机制，细化控申、公诉、侦监等部门的衔接流程，提高救助工作的及时性。

积极畅通救助渠道。该院针对部分刑事被害人遭受刑事犯罪侵害后，可能会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注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心理救助，疏缓其不满甚至愤怒心理，帮助其尽快走出阴影，防范影响社会稳定的过激情况的发生。如刑事被害人饶某因农田排水琐事被他人打成重伤而丧失劳动能力，未能及时得到民事赔偿，生活陷入严重困难。饶某多次扬言要上访、寻找当事人报复。该院在及时为饶某送去救助金的同时，专门安排两名社会阅历丰富的检察官，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最终，饶某心中压抑的仇恨得以化解，并表示放弃上访和报复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