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刑事抗诉申请书

被害人刑事抗诉申请书（精选9篇）

被害人刑事抗诉申请书 篇1

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住址：xxxxxxxxx，电话：xxxxxxxxxxxx。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5)沈铁西刑初字第004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申请人认为被告人犯的是故意杀人罪（中止），而一审法院李忠勤法官严重偏袒被告人，重罪轻判，申请人对一审法院严重有损被害人权利，有损司法尊严的违法判决提出强烈抗议，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法律严重错误，量刑严重畸轻

被害人认为被告人崔啸天具有明显杀害被害人的故意，该案应当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中止），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

被告人崔笑天是xxxx的前男友，两人分手后，被告人一直骚扰、纠缠、威胁、殴打xxxx，为了躲避被告人的迫害，xxxx被迫搬家至案发地点（证人陈述48页、被害人陈述53页）。被告人对于被害人xxxx同xxxx在一起生活，一直怀恨在心，加之被告人有抑郁症，心态扭曲，产生杀人报复的犯罪动机。xxxx年x月x日案发前一个来月，被告人通过2、3次跟踪尾随的方式找到被害人和xxx居住的房子，踩点预谋犯罪。（证人陈述12页；被告人供述22页、24页、31页）被告人在案发前一个月在市场购买足以致人死亡的铁锤，预谋犯罪。（被告人供述24页、31页）案发当天被告人带着帽子和口罩（被告人供述42页；证人陈述12页；被害人陈述54页），怕被人认出，蹲点守候在xxxxxxx室门口，等候被害人开门的时候，在被害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用铁锤猛击追打被害人至厨房，将被害人打倒后，骑在被害人身上继续击打，被害人出血过多，向被告人求饶，要去医院看病，但被告人说，他要是走了，被害人和xxxx报警，他就完了，并扬言要整死被害人和xxx。（证人陈述12页、49页；被害人陈述16页、56页、57页）。后被害人提出可以写个保证，说今天的事情与被告人无关，被告人同意该建议，从卧室的抽屉里翻出笔和纸，让被害人写保证，由于被害人的手

刑事抗诉书 篇2

刑事抗诉书

（××××）×检刑抗字第×号

原审被告人王××，男，25岁，×年×月×日生，汉族，×省×市人，无业，住××村××厂。原审被告人王××抢劫一案，由××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年×月×日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以（××××）×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以抢劫罪判处王××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年×月×日，××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上诉人王××抢劫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原判，发回重审。×年×月×日××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再次以抢劫罪判处王××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仍不服，再次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以（××××）×法刑终字第×号判决书判决：“×年×月×日晚10时30分左右，上诉人王××到该村李××的小卖部，叫醒李××后进了小卖部。上诉人在向李××要罐头、饼干后，两人发生口角，厮打中李××头部受伤，李××挣脱跑到邻居刘××家，上诉人也随之离开现场回家。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王××未构成抢劫罪。故撤消原判，改判无罪”。经我院对该案审查认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其理由如下：……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抢劫罪。本院为严肃国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改判。

此致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年×月×日

附：证人×××证言1份

××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1993）×高刑执字第××号

罪犯王××，男，现年32岁，汉族，××市××县人，现在××市第二监狱服刑。1990年5月22日，××县人民法院作出（1990）×刑初字第45号刑事判决，认定罪犯王××……维持原判，交付执行。

××市劳改局于……报我院审理。我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现已审理终结。

我院认为，罪犯……鉴于罪犯王××在服刑中确有悔改表现，依据……，裁定如下：……

本裁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张××

审判员蒋××

代理审判员张××

（院印）

1993年6月24日

被害人刑事抗诉申请书 篇3

2010年04月18日 来源：四川刑事律师网 浏览次数：517 【字体：↑大 ↓小】 背景色：

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

2005年8月24日[2005]高检诉发第92号

长期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开展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刑事抗诉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进一步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提高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树立科学的刑事抗诉观念，正确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对于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和落实“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检察工作总体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提高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依法综合运用包括抗诉在内的各种监督手段，强化审判监督职能，客观、公正、高效地完成法律赋予的这一重要职责。

（—）树立诉讼监督观念。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纠正人民法院错误判决、裁定的重要手段。要充分重视其诉讼的重要意义，通过办理具体案件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启动二审或再审程序，达到促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程序合法、裁判公正的目的。

（二）树立依法独立行使抗诉权的观念。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刑事抗诉权。不受外界干涉。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敢于坚持正确的观点，上级人民检察院要依法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正确的抗诉意见。具体工作中，既要增强信心，敢于抗诉，及时抗诉，又要讲究方法，善于抗诉，准确抗诉。同时要积极寻求党委、人大的支持，加强与审判机关的联系与沟通，争取抗诉实效。

（三）树立质量与数量并重的观念。抗诉案件质量是刑事抗诉工作的基础，是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的重要保证。加大刑事抗诉力度必须树立质量与数量并重的观念，克服重此轻彼的片面性。不能一强调力度就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逆一步加大刑事抗诉工作曲力度，依法、坚决、公正、有效地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案件是否改判是衡量抗诉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对人民法院未改判的案件，要具体分析未改判的原因，结合抗诉理由是否充分、上级人民检察院是否支持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四）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办理刑事抗诉案件，既要严把实体关，又要严把程序关，既要加强对违反实体法的监督，又要加强对违反程序法的监督。要增强刑事抗诉工作的全面性，促进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

（五）树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观念。刑事抗诉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既要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案，也要克服孤立办案、就案论案的片面观点，要讲求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办理抗诉案件，充分彰显刑事抗诉对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依法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

二、突出刑事抗诉重点，正确把握刑事抗诉条件

刑事抗诉既要坚持符合条件即应依法抗诉，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又要结合国家改苹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治安形势，突出各个时期刑事抗诉工作的重点和实效性。在当前形势下，刑事抗诉应将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因徇私枉法和违反诉讼程序造成错误裁判的案件以及各类错误裁判的重特大案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等作为抗诉的重点。

刑事抗诉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且有抗诉必要。要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曲若干意见》等规定。在具体把握抗诉条件时，对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有抗诉必要．依法提出抗诉：一是人民法院采信自行收集的证据，未经庭审质证即作为裁判的根据，导致裁判错误的；二是人民法院不采纳公诉人庭前收集并经庭审质证的有效证据，仅因被告人翻供而判决无罪或改变事实认定，造成错误裁判的；三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期间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影响公正裁判的；四是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虽然未致畸轻畸重，但社会影响恶劣的；五是因重要事实、法定情节认定错误而导致错误裁判，或者因判决、裁定认定犯罪性质错误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不良效应的。

要充分发挥刑事政策在刑事抗诉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增强打击效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抗诉的法律效果和杜全效果的有机统一。要认真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轻微犯罪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对于死刑案件，要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在具体抗诉工作中，对于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严重错误或君罪行极其严重、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一般不宜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是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二是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三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入监劳动改造后，考验期将满，认罪服法，狱中表现较好的。

三、完善监督手段，全面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善于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增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一）采取纠正违法通知书、检祟意见函的形式进行监督、对于人民法院采信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但尚不影响定罪量刑的；违反法定程序，但程度较轻尚未达到抗诉条件的；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的；裁判文书存在技术性问题但不影响裁判正确性的，以及不影响裁判正确性的其他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意见函的形式进行监督。

（二）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监督。对审判过程中轻微违反程序，采取口头方式足以纠正的，或者审判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应当及时指出错误的，检察人员可以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监督，但应当将监督情况记录在案。在出庭支持抗诉过程中，如发现法庭的审理活动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出庭的检察人员应当立即建议休庭，庭后经检察长决定，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三）通过与人民法院建立联系机制的方式进行监督。要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和协调，并使之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可以通过联席会议提出纠正意见；对检法两家在法律适用上有分歧的问题以及在抗诉程序操作上需要协调一致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联席会议进行讨论。

（四）通过向党委、人大报告和向上级人民法院通报的方式进行监督。要加强对人民法院落实监督意见情况的跟踪工作，确保监督效果。对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严重的违法行为，经依法监督未及时纠正，或者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较严重而又具有普遍性的违法行为，可以向同级党委、人大报告，或者采取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通报的方式进行监督。

四、建立查处司法人员违法犯罪机制，增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成效

结合办案查处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责，对于促进公正执法，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抗诉案件中，要注意发观裁判不公背后可能存在的审判人员违法犯罪问题，在纠正不公正裁判的同时，依法惩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

（一）注意在办案中发现审判人员违法犯罪线索。公诉部门应当通过对判决、裁定错误原因的分析，通过接受被害人、发案单位的控告、举报，以及通过对证据的复核等工作，发观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线索，并根据线索情况，及时移送本院侦查部门查处，或者报经检察长批准初步调查后，移交本院侦查部门立案查处。

（二）建立与侦查部门的协作机制。公诉部门与本院侦查部门应当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查处情况通报和调查协作制度。公诉部门将案件线索移送本院侦查部门，应当制作案件线索移送函，报经检察长审批后移送。侦查部门应当及时将查处情况通报公诉部门。公诉部门自行调查的，可以商请侦查部门派员协助，侦查部门立案查处的案件，必要时公诉部门可以派员提前介入。

（三）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查处司法人员违法犯罪工作的支持。公诉部门将案件线索移送本院侦查部门后，应当在三日内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的初步调查工作，应当加强指导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对于重大案件线索，可以报经检察长批准，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督办，或者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直接立案侦查。

五、加强刑事抗诉能力建设，提高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和抗诉工作水平

加强刑事抗诉能力建设，是提高诉讼监督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刑事抗诉案件质量、提高刑事抗诉工作水平的必要手段。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刑事抗诉能力建设，为进一步提高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和抗诉工作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提高对判决、裁定的审查能力。准确审查判决、裁定，对于发现错误，及时启动刑事抗诉程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坚持承办人审查，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审定的审查制度，其中对于判决、裁定全部或部分否定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或者改变定性的，承办人审查后，由检察官会议或公诉部门会议讨论，报检察长审定，对拟抗诉的，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审查判决、裁定要重点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证据是否一致，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通过审查，确定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并根据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研究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监督。

（二）提高审查刑事抗诉案件的能力：刑事抗诉案件实行专人审查、检察官会议或者公诉部门会议讨论、检察委员会决定约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刑事抗诉案件要坚持全案审查的原则，同时要突出审查重点。重点审查抗诉主张在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以及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要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形成完整链条，排除合理怀疑。对重要案件的抗诉，可以采取对抗式审查方法，一方从支持抗诉角度审查抗诉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另一方则从辩护角度提出不利于抗诉的问题和理由。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应当提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对不支持抗诉的，在撤回抗诉前应与下级人民检察院沟通，充分听取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三）提高出庭支持抗诉的能力。要以制定出庭预案为基础，紧紧抓住争议焦点和案件重点，充分做好庭审的各项准备工作。必要时要对出庭预案组织集体讨论，或者进行模拟演练。提倡在庭审中运用多媒体示证系统，增强出庭效果。庭审中要突出审判监督职能，紧紧围绕抗诉主张展开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要提高庭上应变能力，正确应对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重要案件应当事先制作临庭处置方案。

（四）提高制作刑事抗诉法律文书的能力。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法律文书格式要求制作刑事抗诉法律文书。抗诉书要指出判决、裁定的错误及其原因，明确推出抗诉主张，着重阐明抗诉理由及依据，增强抗诉书的说理性。支持抗诉意见书要具体说明是全部支持抗诉还是

部分支持抗诉，重点阐明支持的理由和依据。对重要案件的抗诉书要实行部门负责人审核把关，检察长审定的制度，确保抗诉文书质量。

（五）提高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能力。列席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依法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刑事抗诉案件，公诉部门负责人或者案件承办人可以作为检察长的助手随同参加。应与人民法院协商建立合议庭意见与抗诉意见不一致的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刑事抗诉案件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的制度。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应当进一步阐明抗诉的理由和依据，并根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证，为案件改判奠定基础。

六、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促进刑事抗诉工作全面发展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检察改革，积极探索强化刑事抗诉工作的新举措、新办法，建立健全刑事抗诉工作机制和制度，促进刑事抗诉工作的全面发展。

（一）建立刑事抗诉工作一体化运作机制。刑事抗诉一体化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提高抗诉案件质量的有效途径：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利用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约优势，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的领导．发挥公诉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合理调配公诉资源，统筹运用公诉人才。为加强重要案件的审查和出庭抗诉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本辖区内选调优秀公诉人或业务骨干充实办案力量，既可以派员到下级院参与承办或在辖区内选调人员参与承办，也可以从下级院抽调人员到上级院参与承办。对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刑事抗诉工作的决定，下级院要坚决执行。

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重要刑事抗诉案件的指导。对重大普通刑事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的案件以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抗诉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要提前指导，以形成抗诉工作合力，确保重要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于拟抗诉的重要案件，应当在决定抗诉前向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汇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列席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对于下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中遇到外界干扰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协调和排除干扰工作，以保证抗诉工作顺利开展。

（二）建立复查刑事抗诉案件工作机制。复查刑事抗诉案件是解决刑事抗诉工作存在的问题，确保刑事抗诉案件质量，有效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的重要手段。省级院和分州市院对本辖区内的刑事抗诉案件要每年复查一次，重点复查撤回抗诉案件、不支持抗诉案件、抗诉后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案件以及无罪判决后未抗诉的案件，对存在的问题应当提出具体改正意见，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的，要依法提出抗诉。

（三）完善刑事抗诉案件质量预警机制。要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实行办案质量预警机制的规定（试行）》，并根据预警情况及时启动调查研究程序，制定对策，坚决整改。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从提高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出发，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逐步严格预警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也将根据全国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发展的具体情况，逐步严格全国刑事抗诉案件质量预警线，并进一步完善对各省级院刑事抗诉案件质量预警情况的考核、通报制度，建立因工作失职、渎职导致抗诉错误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问责制度，以保证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效果。

（四）建立刑事抗诉工作情况报告和通报制度。对刑事抗诉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工作经验、典型案例以及案件复查情况等要及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每年要根据检察统计报表、下级人民检察院上报的各类抗诉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抗诉工作报告。分州市院要在每年三月初将上抗诉工作情况通报基层院，省级院要在每年三月中旬将上抗诉工作情况通报分州市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对具有指导意义的报告、经验、案例等要及时下发下级人民检察院参考。

（五）加强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要按照刑事抗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逐步规范刑事抗诉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各项保证抗诉案件质量的工作制度。要坚持抗诉案件报同级大常委会备案的制度，建立刑事抗诉案件质量标准，制定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刑事抗诉案件操作规程，进一步完善刑事抗诉案件备案审查制度，规范刑事抗诉案件法庭用语等等。通过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确保刑事抗诉工作高效、平稳、有序发展。

七、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刑事抗诉的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刑事抗诉工作，切实把刑事抗诉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刑事抗诉工作的方针政策、抗诉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等重要问题。检察长要亲自过问刑事抗诉工作，亲自办理重大刑事抗诉案件并亲自出庭支持抗诉。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要定期听取刑事抗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措施和刑事抗诉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将刑事抗诉工作纳入公诉工作考评体系，鼓励争先创优，推动刑事抗诉工作再上新台阶。

起诉、抗诉案件数量多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和分州市级人民检察院如条件允许，可以设立专门的刑事抗诉工作办事机构，其他的省级院和分州市院要设立专门的办案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刑事抗诉案件。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篇4

作者：王永东 王少华 出处：北大法律信息网 日期：2012年9月30日

早在二战以后，新西兰和欧美等国就出台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颁布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而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都要设立一种公共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即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人给被害人以应得的补偿，既让被害人切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救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通过调研得知前一种模式更加适宜，但同时也要考虑后一种模式。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无论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则是如何完善这一救助制度的相关环节。

一、基本原则

考虑我国的国情，依据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补偿实践，我们认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2、国家适当补偿原则。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金额应坚持适当补偿原则，并且国家救助金额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司法救助具有补偿性和抚慰性，它不同于国家赔偿；救助不是阳光普照式的福利，只有在符合救助条件确有必要时才能进行；对被害人的救助也不是全额补偿，仅仅是部分救助；救助金的确定要区别不同情况，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受伤害程度、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各种因素，以彰显救助制度公平合理之本色。

3、司法救助从属性原则。被害人从其他法律途径获得赔偿的应先予扣除，禁止重复赔偿。关于应扣除的“其他法律途径获得的赔偿”有着不同理解。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依本法请求补偿之人，已受有社会保险、损害赔偿给付或因犯罪行为被害依其它法律规定得受之金钱给付，应自犯罪被害补偿金中减除之”。德国暴力犯罪赔偿法规定首先要从赔偿金中支付医疗保险公司为被害人治病或进行治疗所预付的医疗费用，有人不无幽默地称该法为“医疗保险公司赔偿法”；瑞典刑事损害补偿法也规定应扣除保险金。

4、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原则。司法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收入一般都是为了大型的国家公共利益建设和国家安全防护设施的需要，如果一切都要国家财政开支，势必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并且犯罪是一种社会风险，每一个社会成员应风险共担，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国家补偿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可以成立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基金会等组织，收集社会捐赠，予以救助。

5、效率原则。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通常处于经济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国家补偿应该在被害人提出申请后及时、迅速进行，不得无故拖延；补偿程序的设计和运作要科学、高效、方便、快捷，能够切实保障被害人补偿权的顺利实现。

二、救助的对象及范围

绝大多数国家的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但从我国实际来看，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充足赔偿的现象大量存在，只限暴力犯罪被害人不利于国家救助制度的有效开展，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被害人救助的对象也应当包括两种：一是因遭受犯罪侵害生活极端困难的被害人或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导致严重人身损害的被害人和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不包括单位；二是因帮助执法官员而受到伤害的人，即在企图阻止犯罪发生或者企图抓捕嫌疑犯的过程中受伤或死亡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予救助。近亲属只限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法定扶养对象。受到救助的近亲属可以排列顺序：第一顺序为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和被害人生前的扶养对象；第二顺序为被害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有前一顺序补偿对象的，后一顺序的不能补偿，但确有特殊情况的例外。同一顺序的救助对象为数人时按比例分配，但不得代位受偿。至于犯罪的类型则无需细分，无论故意与否，只要犯罪行为侵犯被害人生命健康权并导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或者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即可。行为人被决定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或终止刑事诉讼，不影响被害人等的受偿权。同时救助对象一般应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诱发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应归责于本人的；（3）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是伤害被害人的行为人或对被害人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6）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因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正在服刑或者正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释者、缓刑者、共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等。

在救助范围上应坚持有限范围补偿原则。首先应坚持犯罪类型有限化，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受到犯罪侵害而得不到加害人赔偿导致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害人都应得到国家救助，救助的犯罪类型应坚持人身受到伤害造成死亡或重伤致残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原则。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再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和其近亲属的生活困境，并且其近亲属本来也没有劳动能力，也不能通过其近亲属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困境的，这时国家应伸出救助之手进行补偿。如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虽然没有得到加害人的赔偿，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其生活困境的，国家完全可以不进行补偿，或者只帮助其走出一时的生活困境即可。其次应坚持过错责任化，也就是国家补偿也要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无过错的优先赔偿，有过错的降低赔偿数额，有严重过错的，可以不予救助。对因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符合国家补偿标准的应优先救助。再次应坚持有限对象受救助，也就是实际应当得到补偿的当事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一般应是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和有其他抚养赡养关系的人，范围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大致相同，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救助项目上应限于：（1）被害人的医疗费用。（2）对被害人扶养对象的救助，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标准，再乘以若干倍数，实行分期发放；该扶养对象还有其他法定扶养义务人的，应当扣减其他扶养义务人应当承担的部分；该扶养对象获得了其他社会援助或者补偿后又取得赔偿的，应相应减少补偿金额。（3）基于特殊需要而救助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特殊救助金（比如死亡补助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一般不考虑生活或医疗的实际开支，实行一次性定额补偿，具体金额可以以上一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乘以法定倍数计发。（4）死亡被害人的丧葬费，可以参照目前民事赔偿的数额确定，但不能太高，以不超过3000元为宜。

三、救助金额的确定

1、资金来源和管理

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项补偿基金，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联合国《基本原则宣言》第13条提出：“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我国也应该设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基金的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除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外，还可以考虑如下来源：（1）对罪犯适用附加刑中的罚金；（2）监狱服刑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3）犯罪人的犯罪所得或其财产依法没收后的变卖所得；（4）考虑将管制和拘役“以罚代刑”；（5）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的一部分；（6）国家代位求偿所得；（7）社会捐赠等。

为防止资金被挪用，保证专款专用，应由基金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并且在基金的管理上实行基金管理部门与救助决定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基金采取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帐务公开的管理办法并接受救助决定机构的监督。基于救助基金的补偿安抚功能，可以考虑由民政部门作为基金的专门管理机关，但救助基金应该与其它类型的救助金相分离。救助金的决定由人民法院承担，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委员会，并吸收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学研究者等）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参与。

2、救助金额确定标准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是对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救助或援助，具有国家福利的性质，而不是赔偿刑事被害人的一切损失。因此，在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时应对救助金额的总额根据我国财政情况进行适当的限定。同时，在救助金额时，既要考虑被害性质、程度，也要考虑刑事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过错与责任。

四、救助管辖

各国一般以犯罪发生地的救助机构管辖为原则，因为这样有利于补偿机构审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我国的补偿管辖也应以受理刑事案件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救助委员会管辖为原则，补偿任务较重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设立若干分支机构或委托有关机关协助核查救助证据；我国公民在外国受到侵害需要在我国提出补偿申请的，应该向被害人原住所地或最后居住地的救助机构提出，但犯罪发生地所属国已经予以救助的除外。

我国各级救助机构管辖案件的划分应以救助金的数额为标准，救助金不超过5万元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管辖，其中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补偿数额不超过3000元的可以由补偿委员会中的一人单独做出决定，超过3000元的由委员会成员3至5人做出，需要听证的则由救助委员会全体成员决定；5万元以上不超过10万元的救助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核实证据后报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决定；救助数额超过10万元的应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国家救助委员会决定。另外，对于社会影响很大、涉及救助人员很多、救助数额很高的特大型案件（比如石家庄棉纺厂爆炸案）的救助可以由国家救助委员会直接管辖。

五、救助程序

救助程序是指被害人取得犯罪损害补偿应当履行的手续及救助机关作出补偿决定应该遵循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在申请补偿过程中再度被害，必须建立方便、快捷的救助程序，使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能够及时、迅速地得到公平合理的救助。救助程序一般包括启动、调查、听证和裁决、执行、救济等几个阶段。

1、救助的启动

救助的启动以适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机关提交救助申请表为标志，救助的启动应包含以下内容：

（1）救助权的告知。为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权的实现，法律应当规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即负责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申请司法救助的权利，负有告知义务的机关没有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被害人的申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另外，对被害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机构也应当负有一定的告知义务。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救助的条件、申请期限、申请应当提供的材料、申请提交的机构、补偿的救济等。在告知时，告知义务机关应该重点告知申请应该符合的前提条件。

（2）申请的前提条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A、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二年内无法侦破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B、检察机关做出的生效不起诉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C、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无罪判决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D、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定无法执行被告人财产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

（3）提起申请的期限。对提出救助的期限，国外有不同的规定。美国各州对报案时间的要求从1天到3个月不等，一般为3天，若超过时限，则不予受理。日本对被害人的补偿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属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2年内或从被害发生时起7年以内提出。法国要求补偿金的请求应当自犯罪之日起1年内提出，逾期将丧失请求权；对侵害人追究刑事责任的，1年期间应予延长自法庭对刑事诉讼做出确定裁判时算起，但逾期提出请求的人能够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时，委员会应当接受其请求。具体到我国，申请期限可以分两种情况设定：一是对被告人或其责任人单独或附带提起过民事诉讼的，自执行终结裁定生效之日起1年；二是犯罪嫌疑人不明确、下落不明或死亡而无法行使请求权的，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犯罪侵害之日起3年内提出，但最长不超过5年，逾期则不予受理；但超过申请期限的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的，有关机关可以受理。

（4）申请人提出申请的途径和应提交的材料。一般而言，申请人应当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害人援助机构或者服务机关提出申请的，这些机构应当将申请材料及时转交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申请人提出救助申请时须填写申请表，救助申请表通常可以通过公安司法机关或被害人援助和服务机构获得，或者直接通过救助机构获得；申请人书写有困难的，有关机关应当按照申请表的内容询问申请人并代为书写。救助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职业状况、月收入水平、有无扶养人、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基本情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的程度、有无后遗症及其种类、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治疗费用、被害人有无过错、损害赔偿情况、有无加入保险、目前生活状况等。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应当附有相应证据，如个人身份证明、被扶养人情况、被害人医疗诊断证明及法医鉴定书、医疗建议书、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刑事判决书附加执行终结裁定书或刑事立案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证明，撤销案件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死亡证明，不起诉决定书等。申请表填写完毕后申请人应当签名或盖章。

2、救助调查

救助委员会接到申请后需指派一名或数名委员会成员单独或组成合议庭进行调查，救助调查主要以书面方式进行，必要时还可以派专人或请求有关组织、单位进行调查、询问，申请人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害人接受检查、复验。被害人拒不合作或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的，救助委员会可以驳回申请。调查的内容包括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两个方面：

（1）救助的程序性事实包括：A、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B、申请是否符合申请时效的规定；C、案件性质是否属于救助的范围，申请是否属于受理的救助委员会管辖；D、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表的内容和所附材料是否明确具体。

（2）救助的实体性事实包括：A、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B、加害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C、被害情况：包括原有的健康状况、被害的程度、已造成的物质损失及远期影响、后遗症的有无及种类、治疗费的数额、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被害者责任的有无及程度，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D、被害后的影响：包括由该犯罪被害引起的被害者职业变化、收入变化、家庭成员生活变化等；E、损害赔偿的状况：被害人是否受领过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的受领额及方式，是否参加保险，是否接受过社会捐助等；F、犯罪的性质：国外对犯罪性质的要求一般限于严重暴力犯罪，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我国对犯罪性质限定不能太严，只要是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犯罪都应该包括在内，但财产犯罪一般应排除在外，除非财产犯罪造成了被害人生活极端困难；G、救助委员会认为需要查明的其他事实。

3、听证和裁决

救助委员会在审查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救助委员会应申请人的申请举行听证。

（1）听证。为确保司法救助的客观公正，5000元以上的救助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告知救助申请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救助申请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救助委员会应当在20日内组织听证。救助委员会应当于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救助申请人。听证一般应公开举行。救助委员会应当指定调查该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证主要围绕救助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主持人应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审查各方提出的事实、证据并组织各方进行辩论与质证，在此基础上查明事实。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救助委员会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决定。

（2）裁决。救助委员会应在受理申请后30日内或听证程序结束后10日内做出是否支付救助金的决定，决定支付的，必须同时决定支付的具体金额。救助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或者未成年人的，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必考虑其责任大小。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即取得受领救助金的权利，此权利的时效期限可定为6个月，并且不得转让。

4、救助决定的执行

对于救助委员会做出的救助决定，申请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给付救助金，有关部门应当执行；执行救助决定主要是指基金管理部门依照救助决定发放救助金，这涉及支付方式、先行支付、支付救助金三个方面。

（1）支付方式。各国救助金的支付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次性支付、定期支付或部分支付；有些国家为防止被害人逃避付账，救助机构直接把救助金付给救助被害人的主体（比如医院）。具体到我国，除残疾赔偿金可以分期支付外其他费用应坚持一次性补偿原则，丧葬费等其它费用可以直接付给申请人，必要时，医疗费救助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医院。

（2）先行支付。救助委员会受理申请后，因无法查获加害人或者被害人的伤害程度一时无法确定而不能迅速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及其具体金额的决定时，如果被害人的生活状况已因其受害而极度恶化或被害人急需抢救而需治疗费用时，救助委员会有权在审查核实后作出支付紧急救助金的决定，并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一次性或数次临时支付的方式先行支付。此后，如果救助委员会作出正式救助决定，则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支付或退回。

（3）救助金的支付。救助委员会作出救助决定书后应该在10日内抄送基金管理部门和送达救助申请人，救助申请人接到救助决定书后应当在法定期间内持该决定书和其他相关材料（比如身份证）请求基金管理部门支付救助金，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出申请的则不予救助；基金管理部门接到救助委员会抄送的救助决定书和救助申请人要求救助的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核并予以支付。基金管理部门应当每半年定期向救助委员会书面报告支付情况。被害人取得的救助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5、救助的救济程序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对决定的救助数额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救助决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救助委员会申请复议，上一级救助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后20日内做出维持原决定的决定或变更决定。复议期间应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六）救助金的返还和国家的追偿权

救助金的返还是指被害人得到紧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又从罪犯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救助的，应主动返还救助金，被害人不主动返还的，救助资金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返还。

国家的追偿权是指在被害人得到紧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如果其他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或单位有赔偿能力而没有赔偿或者被害人没有要求赔偿，国家有权在救助金范围内追偿。但国家追偿并不妨碍被害人要求罪犯赔偿除国家补偿以外的应该得到的其他损失。国家对犯罪分子的追偿权无时效限制，即当犯罪分子刑满出狱参加劳动取得收入有了偿债能力时，救助资金管理机构有权随时向其追还为其承担的补偿款项。

被害人刑事抗诉申请书 篇5

论文摘要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被害人权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刑事公诉中，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切实改善这种局面，赋予被害人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权利和保护。

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法律地位 权利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的条件

(一)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

要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必须是所遭受的侵害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了犯罪，否则，就不是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二)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

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受到间接影响的公民有时数量众多，如果让其参加诉讼，首先参与诉讼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也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理。因此，刑事被害人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享有刑事追诉权及其它诉讼权利

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可以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追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追诉过程中，被害人还有权行使一系列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申请抗诉等。

二、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

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

1.对比1979年的刑诉法，在的新刑诉法中，对于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已经赋予了其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2.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对遭受到的物质损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对于符合条件的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4.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有权就案件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将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

5.对一审判决不服，被害人有权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6.在判决生效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对生效判决提出申诉。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一)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到诸多限制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是最大受害者，本应对案件的进展过程有详细的了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被害人对案件进展情况知道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二)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刑诉法规定：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被害人却并未被赋予上诉权利，而是规定被害人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会持着谨慎态度，如果案件不涉及重大权益，不会轻易抗诉，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满足。

(三)被害人未被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害要求赔偿，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在民事侵权行为中，受损害方尚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而犯罪行为比民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都更加严重，却不能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显然对于被害人来说极不公平合理。

(四)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不到位

抗诉申请书 篇6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xx)武刑初字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发不治死亡。 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 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6：监控录像。这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不在庭审中播放，不播放有怎能质证?

三、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此致

武陵区检察院

被害人刑事抗诉申请书 篇7

控告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

定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赴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定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

定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赴等基本情况。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目的、动机、情节、手段、造成的后果等事实要素。

控告人理由及法律依据：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构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写明主要证据及其来源，主要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________公安（或________人民检察院、________人民法院）

控告人

代书人

年 月 日

民事抗诉申请书 篇8

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李海旭，男，198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邯郸市成安县成安镇西慰村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尹左华，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德镇胡同店182号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冶集团华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邯郸机电安装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冶机电公司）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2011）复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再审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根据二被申请人的陈述和王书生的欠条就认为被申请人尹左华有权行使代位权，过于草率，证据不足。

原审法院认定：李海旭给二人写有欠条，后王书生将申请人的欠条收回，并让申请人做出保证，然后王书生重新给被申请人尹左华书写了欠条。申请人认为如果原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成立，原则上债权债务的换条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法律效力，但本案因为是非申请人本人书写欠条，而是王书生重新向被申请人书写欠条，符合债权债务转让的特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尹左华的债权债务即发生债务移转效力，即王书生或华冶机电公司成为被申请人尹左华新的债务人，而不应起诉行使代位权，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代为权成立错误。

原审判决同时忽略了另一重大问题，被申请人尹左华是否与王书生或被申请人华冶机电公司存在独立的债权债务，以及王书生书写的欠条与作为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人是否有关、与被申请人代位权的行使是否有关均有待考证。本案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曾书写过欠条，只是被王书生收回了。申请人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庭审中二被申请人均没有出示所谓的申请人书写的欠条，未能质证，具体被申请人所持有的欠条是否是换取的不得而知。

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说明被申请人尹左华具有代位权，原审判决仅仅

依据王书生书写的欠条就冒然认定被申请人尹左华代为权成立，完全忽视了证据的关联性，此举无异于助长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恶意串通，如此下去岂不是只要是拿张别人的欠条就可以起诉任何人行使代位权，肆意践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了。

二、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足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作为原审原告的被申请人尹左华出示了王书生的欠条，此时王书生具有证人身份，代表被申请人尹左华的利益;然而其摇身一变又作为本案被申请人华冶机电公司代理人，代表被申请人华冶机电公司的利益。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必然会因一己私利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提供的证据和陈述不具有可信性。被申请人尹左华与王书生有恶意串通之嫌。

三、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九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次债务人负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原审法院直接判决由原告负担900元，申请人负担1100元，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尹左华无权行使代位权，本案不存在代为权问题，原审法院判决认为被申请人代位权成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申请人尹左华、被申请人华北机电公司、王书生完全是恶意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致

复兴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李海旭

提请抗诉申请书4篇 篇9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润坚，男，汉族，1950年12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爱国路5号，身份证号码：***313。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刁勇文，男，汉族，1967年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治城街文化路西一巷6号，身份证号码：***050。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105号中建大厦23楼2301。

法定代表人：孙怡中，董事长。

提请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请抗诉，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446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二审的诉讼请求，支持申请人原一审诉讼请求。

提请抗诉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湛俊波、刘润坚、刁勇文

等人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446号终审民事判决，特此提出抗诉。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深圳市中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于1998年前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105号兴建中建大厦，建成后注册成立深圳市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7月20日更名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该大厦进行物业出租和管理。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在执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与深圳市中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在2005年1月1日之前对深圳市中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中建大厦第三层房产（下称涉案房产）办理了查封冻结手续，并进行公告和通知了相关当事人。2005年3月16日，本案被申请人深圳市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明知涉案房产已被法院查封、冻结的情况下，与深圳市罗湖区西安饭庄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将中建大厦第三层（即本案涉案房产）出租给深圳市罗湖区西安饭庄，出租期限自2005年3月16日至2015年3月16日止。2005年4月，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委托深圳市不动产拍卖行有限公司对上述被查封的涉案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最后由本案三申请人竞得，三申请人于2005年12月29日与拍卖公司签订了《成交确认书》，2006年7月17日中建大厦第三层的产权登记至三被告名下，该物业为商业用途物业。该涉案房产成交后，本案被申请人深圳市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明知该物业产权已转移，却不按法律规定解除与西安饭庄的《房地产租赁合同》，拒绝将该涉案房产交给三申请人，并允许西安饭庄引进第三方对该涉案房产的主体结构进行改造和装修。该涉案房产成交后，至2008年8月18日期间，三申请人因为上述涉案物业被人侵占而无法行使使用权，多次向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提出申请，申请请求裁定西安饭庄与本案被申请人所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无效，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相关单位和人员搬迁出所侵占的涉案物业。怀化铁路运输法院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2005）怀铁法执字第11-8号民事裁定书解除了被申请人与西安饭庄签订的租赁合同。但是被申请人与西安饭庄拒不履行上述裁定书确定的义务。2006年1月至2009年上半年期间，三申请人多次向被申请人书面提出办理入伙手续的申请，被申请人置之不理。直到2009年8月1日，被申请人才同意接收申请人办理入伙手续，并签订《中建大厦物业管理委托合同》。2009年11月13日，本案被申请人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起诉三申请人，要求三申请人支付从2006年1月至2009年7月拖欠的物业管理费人民币1533468.15元，滞纳金人民币5129985.89元，但一审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请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支持其部分请求，判决三申请人向其支付物业服务费677578.95元及滞纳金1030276.63元。

二、申请人的申诉理由

申请人认为该案二审法院法官在明知再审申请人是涉案物业的合法业主却无法接管物业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被申请人违法出租、无理阻拦、拒不协助、不履行物业管理服务义务等行为造成，还故意混淆是非、歪曲法律，作出了极不公平的错误判决。因此，申请人认为该案二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严重情形：

1、二审判决只是认定了三申请人作为业主有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而没有认定三申请人作为物业服务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不履行义务时享有拒绝履行义务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即被申请人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应当在履行了提供合格的物业管理服务义务后才享有收取物业管理费的权利。二审判决的认定违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的规定；

2、二审判决认为：如果本案的被申请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导致三申请人在成为所有权人之日起，无法行使业主权利，三申请人可另行提起侵权之诉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侵权责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述认定违反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也是适用法律错误。

3、二审判决认定建设单位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三申请人有约束力，并以此为据认定三申请人应向被申请人支付“滞纳金”，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是错误的。

具体申诉理由如下：

（一）、二审判决只是认定了三申请人作为业主有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而没有认定三申请人作为物业服务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不履行义务时享有拒绝履行义务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即被申请人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应当在履行了提供合格的物业管理服务义务后才享有收取物业管理费的权利。二审判决的认定违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的规定。

首先，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属于双务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义务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向业主提供相应的服务，才享有收取物业管理费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三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合格的物业管理服务的义务时，有拒绝履行支付物业管理费的义务的抗辩权。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正是由于没有履行合格的物业管理服务，致使三申请人在自2005年12月29号至2009年8月1日之前的期间内无法行使业主对房产的使用权，才导致未能收取三申请人相应的物业管理费的后果。三申请人未能支付被申请人物业管理费，正是依法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权利。

其次，被申请人没有切实履行合格的物业管理服务的义务，由下列事实和证据予以证明：（1）、在涉案房屋被依法查封期间，被申请人作为物业管理方，在明知涉案物业处于被查封状态的情况下，依然擅自非法出租涉案房屋，在涉案房屋依法拍卖成交后，被申请人作为该房产的出租方，又未按照法律规定与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收回非法出租的涉案物业，导致三申请人长期不能正常使用自己的物业，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物业管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三申请人作为业主的合法权益。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被申请人作为物业管理公司没有恰当履行物业管理职责。（2）、在涉案房屋依法拍卖成交后，在三申请人向怀化铁路运输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及向被申请人提出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入伙接收涉案物业请求后，被被申请人拒绝。而被申请人引进的非法承租方深圳市罗湖区西安饭庄，又非法引进合作第三方，以“好世界海鲜大酒店”的名义对涉案房产进行装修并营业。被申请人作为物业管理方，在装修方没有获得业主的同意，擅自装修物业时，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制止，没有向作为业主的三申请人提供过任何信息，也没有向任何相关政府行政部门汇报。在装修过程中，放任非法装修方任意破坏涉案房屋的主体结构的行为，没有任何监督和管理措施，存在严重的管理失职行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和《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物业装修施工进行监督。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应当要求行为人及时整改；行为人未按照要求整改的，应当及时报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被申请人的上述行为证明其没有履行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3）、2008年 4月，三申请人在欲收回涉案房产的过程中，遭遇数十个不明身份人强行阻止（实际上是被申请人组织的），导致申请人无法接管物业，而被申请人对此情形置之不理。（4）、自2005年12月29号，三申请人依法通过竞买方式取得上述涉案房产的产权后至2009年7月31日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时止的期间，被申请人明知三申请人已成为涉案房产的业主，从未履行通知并协助办理相关入伙手续、告知《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通知交纳物业管理费等合同义务。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条及《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此外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本案中，从被申请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罗湖区西安饭庄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可知，被申请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作为建设单位中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的全权代理人，对涉案物业行使使用权和管理权。因此对于三申请人来说，被申请人就不仅是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对方，而同时是涉案物业的使用权人和管理权人，具有向三申请人交付物业的义务。而被申请人在在涉案房屋依法拍卖成交后拒不向三申请人交付物业，导致三申请人无法接管物业和入住。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条及《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上述证明被申请人没有切实履行物业管理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事实，已被本案一、二审判决予以认定。

因此，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存在严重的合同违约行为，在被申请人没有履行物业管理义务并导致申请人无法使用房屋的前提下，三申请人不予支付物业管理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二审判决在第12页倒数第5行中认定：“本院认为”，如果本案的被申请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导致三申请人在成为所有权人之日起，无法行使业主权利，三申请人可另行提起侵权之诉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侵权责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述认定也是适用法律错误。

因为，在本案中，一、二审判决的事实查明都认定被申请人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有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选择要求对方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或选择侵权之诉另案起诉。原二审判决认为属于两种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违反了上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

（三）、二审判决认定建设单位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三申请人有约束力，也是错误的。该物业服务合同由于签订程序的不合法和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而对三申请人没有约束力。

首先，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符合（一）物业出售且已经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达到物业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或

（二）首套物业出售并交付使用满二年的情形时，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并在此后六十日内，书面告知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在2003年11月1日建设单位与被申请人签订《物业管理合同》之前，本案的涉案房产的物业管理区域已达到了上述两个条件。由于被申请人与建设单位没有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导致没有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造成没有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后果。因此，建设单位与被申请人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是无效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规定，对作为业主的三申请人没有法律约束力。

其次，在被申请人于2005年5月17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间，被申请人明知上述涉案房产的业主为本案的三申请人，但是被申请人没有将自己与建设单位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告知三申请人，也没有按照规定通知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更没有通知三申请人交纳物业管理费和其他相关费用。被申请人由于没有履行《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通知协助义务，因此建设单位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对三申请人没有约束力。

（四）、本案二审判决要求三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滞纳金”，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三申请人无需向被申请人支付所谓的“滞纳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物业管理公司对于物业管理费的欠交，必须向业主进行书面催交，并规定缴纳期限。只有业主经书面催交后逾期不交纳的才产生滞纳金问题。况且最重要的是，在本案中三申请人没有交纳物业管理费是由于被申请人违约行为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所致。因此在本案中，根本就不存在三申请人要向被申请人交纳滞纳金的问题。

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裁定是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故意偏袒，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申请人湛俊波、刘润坚、刁勇文特向贵院申请抗诉，请求贵院主持正义和公道，依法纠错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经营秩序。

此致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湛俊波，刘润坚，刁勇文

2010年 9月 29 日

提请抗诉申请书二：提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2825字）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03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06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04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04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 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

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 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 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此致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xxxx年xxx月

提请抗诉申请书三：提请抗诉申请书（1520字）

申请人：郑少雄，男，195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太平中下五巷，现住虎门镇威远北面管理区黄屋二巷，身份证号码：***533.被申请人：蒋化江，男，196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汝溪镇镇江路，身份证号码：***932.被申请人：张焕明，男，1974年10月27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龙眼东四路，身份证号码：***676.被申请人：东莞市虎门镇龙眼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龙眼村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国平，系该社区居委会书记。

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蒋化江、张焕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社区居民委员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234号民事判决，现提出提请抗诉之申请。

请求事项

一、请求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相关法院提出抗诉，要求相关法院判令驳回被申请人蒋化江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二、要求相关法院判令被申请人蒋化江对其自身之损害承担主要责任；三、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各被申请人负担。

事实与理由

本案之基本事实是：

被申请人东莞市虎门镇龙眼社区居民委员会将自建的商铺出租给被申请人张焕明，被申请人张焕明计划开办一个洗车场。经他人介绍被申请人张焕明与申请人达成一项合作协议之意向：洗车场之改建、装修工程发包给郑少雄承包。但是，因为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社区港龙路97号、98号的房屋一楼两间门面之内都有间墙，必须先拆除间墙方能比较准确地报价，所以，申请人郑少雄邀请被申请人蒋化江去帮助被申请人张焕明拆除间墙，被申请人蒋化江与案涉其他人在从事拆除间墙的施工工作过程之中严重违章操作造成被申请人蒋化江身受重伤之恶果，在被申请人蒋化江身受重伤前往医院就医过程之中被申请人张焕明将10000元交给申请人郑少雄，请郑少雄转交蒋化江作为被申请人蒋化江之医疗费。

二审法院称：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龙眼居委会将自建的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社区港龙路97号、98号的房屋一楼门面，出租给张焕明用于经营洗车场所。张焕明为了开展洗车经营活动，将该购物改建工程发包给郑少雄承包。郑少雄邀请蒋化江和蒋化兵、谭建安、方庆明四人从事拆除干墙的施工工作。”显然是一个缺乏证据支持的武断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真相之错误结论。

依据法理而言，本案欲判令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蒋化江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两个前提：第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张焕民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装修工程】业已成立并且已经生效；第二、被申请人蒋化江确系上诉人雇请之雇员。

就一审各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调查所可以而且已经查明之事实来看，以上两个前提性事实均未能得到有效证明。换言之，所有当事人的全部证据全部汇集一起也无从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张焕明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业已成立并且已经生效，更无从证明被申请人蒋化江确系申请人所雇请之雇员，申请人倒是有足够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蒋化江双方合作多年，但是，双方之间一直仅限于“合作关系”，从未形成过任何形式的“雇佣关系”。

概而言之，一、二审两个判决均是“先入为主”“未审先判”的糊涂判决、因为武断而造成的稀里糊涂的判决。

一、二审判决审判过程之中的“未审先判”的主要后果是其认定事实之主要证据明显不足，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当然就完全不当，判决结论显失公平，故应该依法予以纠正！

在法院无法自我纠错的情况之下，唯一路径就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希望人民检察院能够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进行抗诉，督促相关法院及时改正错误判决，帮助当事人洗白那不白之冤。

此致

东莞市人民检察院

提请抗诉申请人：

2010年8月29日

提请抗诉申请书四：提请抗诉申请书范文（694字）

申请人：***，男，汉族，**年*月*日出生，山东省**********村民，现住*******区。被申请人：滨州东升地毯有限公司。地址：惠民县开发区号。请求：请求撤销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申请人：***，男，汉族，**年*月*日出生，山东省**********村民，现住*******区。

被申请人：滨州东升地毯有限公司。

地址：惠民县开发区号。

请求：请求撤销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民县人民法院(2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法院

申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