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共10篇）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1

摘要：从我国的社会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必要的。虽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立面临诸多困难, 但是只要调动好各方力量, 加强实践, 刑事被害人救助将逐步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犯罪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法律代表着“公平正义”, 是维护社会公正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法的目的也是为了惩治犯罪,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犯罪的侵害。从我国的社会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必要的。虽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立面临诸多困难, 但是只要调动好各方力量, 加强调查、实践, 刑事被害人救助将逐步建立和完善。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 刑事被害人救助能够维护刑事被害人的权益, 减少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我国的刑事犯罪还处于高发期, 刑事被害人人数众多。但是由于一些案件未侦破, 或者因证据不足被作存疑不诉、判决无罪, 又或者虽被作刑事追究但犯罪人没有赔偿能力, 刑事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屡见不鲜。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为刑事被害人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和经济上的支持, 缓解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困境, 避免刑事被害人因遭受社会漠视而受到“二次伤害”, 使刑事被害人充分感受国家和社会的关爱, 化解刑事被害人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的仇恨, 减少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弘扬法律公正, 巩固国家政权。

法律在惩罚犯罪维护公正的时候, 也应该用救助刑事被害人的方式弘扬其公正。此外,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也能够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 巩固国家政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并且要救济弱者。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群众受到侵害, 国家也有义务来予以一定的特殊保障和补偿措施。我国绝大部分刑事案件是公诉案件, 侦查、审判都是国家垄断的权力, 如果不能够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害, 国家也有一定的补偿责任。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能够让刑事被害人找到切实的公正, 增强刑事被害人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 促进社会和谐。

二、如何确定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

为了更好地运用救助资源, 让最需要的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帮助,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对象应该有一定的条件予以限制。

(一) 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主要为自然人, 单位一般不适宜作为救助对象。

自然人作为刑事被害人, 相对于单位来说处于弱者的位置。自然人的人身、财产和人格尊严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侵害, 而单位主要是财产方面容易受到犯罪侵害。此外, 自然人受到严重犯罪侵害往往会导致劳动能力受损、丧失, 或者造成一个家庭失去经济支柱, 更可能产生沉重的医疗费用, 使受到侵害的自然人及其家庭陷入生活的困境。单位在抵御犯罪侵害的能力上比自然人要强, 需要救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均比自然人要低。

(二) 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无重大过错, 且配合查处犯罪行为。

刑事犯罪有些是犯罪人单方引起的, 有些却是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共同引发的。为了维护救助的公平, 避免救助的滥用, 刑事被害人在犯罪中有严重挑衅行为或有重大过错的, 应该不予救助。但是, 如果刑事被害人的过错相对于犯罪人实施的罪行来说比较轻微的情况, 则应该具体分析。此外, 刑事被害人应及时报案, 如实陈述案件事实, 如果提供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 应该不予救助。

(三) 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必须未获取赔偿, 且经济困难造成生活、救治出现困境。

由于救助资源有限, 而且救助不同于赔偿、补偿, 我国现阶段应该将救助资源主要投入到生活、救治出现困境的刑事被害人身上。此外, 刑事被害人虽然已经获得了部分赔偿, 但是与其遭受经济困难相差较远的, 也应该予以救助。如果刑事被害人已经得到犯罪人或者其家属足够的赔偿, 或者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经济条件较优异, 刑事被害人生活、救治未出现困境的, 应该不予救助。

三、刑事被害人救助方式

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 其财物、人身容易受到伤害, 刑事被害人的心灵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刑事被害人救助方式应该多元化, 力求全面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

(一) 维护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加大力度协助刑事被害人向犯罪人追讨赔偿。

在我国, 对犯罪人调查、提起公诉和进行审判的权力主要由国家机关行使, 被害人虽被认定为诉讼当事人, 但其诉讼权利较为有限, 对犯罪人的量刑也没有建议的权利。此外, 被害人虽然有提起附带民事赔偿的权利, 但由于部分刑事被害人文化水有限, 往往连附带民事赔偿是什么也不清楚, 要书写法律文书和列举证据更是存在极大困难。而大部分刑事被害人经济环境并不好, 无力聘请律师向犯罪人追讨赔偿。为此, 应该增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协助, 对一般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指引, 指导他们追讨赔偿;对经济、救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援助, 让律师为他们争取合法的权益。

(二) 调配救助财物, 保障刑事被害人生活和医疗救助。

在司法实践中, 人身受到犯罪侵害, 造成身体伤残或者死亡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是最需要救助的。这类型的刑事被害人由于丧失劳动能力, 或者失去家庭经济支柱, 而又未得到犯罪人的赔偿, 陷入无居所、衣食无保障或者无钱治疗伤残的困境。他们最需要金钱、财物和医疗的救助, 救助机构应该调配救助物资, 给予帮助。此外, 为了减轻救助资金的压力, 也可以实行其他救助方式解决刑事被害人经济上的困难。例如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 合理安排他们就业, 让刑事被害人自力更生, 渡过困境。

(三) 开拓资源, 为刑事被害人提供精神救助。

在人身、人格尊严受到刑事犯罪侵害时, 刑事被害人的精神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创伤, 有些时候, 人精神上的需求甚至比物质需求更重要。作为刑事被害人, 他们无辜地受到犯罪人的侵害, 在没有得到适当引导的情况下, 容易对犯罪人及其家属乃至对社会产生仇恨的情绪, 其精神和心理容易进入恶性循环, 当无法承受的时候, 将为他们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 酿成新的伤害。所以, 应充分考虑刑事被害人的心理状况, 为他们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安抚被害人的心灵, 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刑事被害人救助来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财政力量越来越大。但鉴于我国人口众多, 现阶段还处于刑事犯罪高峰期, 我国每年需要救助的刑事被害人有上百万人。按照一般的标准, 对这部分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每年的资金就要上百亿。如果这部分资金全部由政府的财政支付, 将给我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为了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从多种渠道入手解决资金问题。

(一) 大力协助刑事被害人向犯罪人追讨赔偿, 由犯罪人赔偿缓解救助资金压力。

严格来说, 犯罪人的赔偿是针对特定刑事被害人的, 不属于社会救助资金范畴。但刑事被害人的损害是犯罪人造成的, 犯罪人有责任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赔偿。如果有效追讨赔偿, 刑事被害人需要接受救助的人数将大大减少。

(二) 设立政府专项救助资金。

政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 有责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救助弱者。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比较理想, 有能力逐步完善救助这类型的福利制度。

(三) 发动社会团体、公司和公民进行募捐, 筹集救助资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多的提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也加大了, 对刑事被害人的捐助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些捐助都是针对个案的, 捐助资金无法统筹分配。如果能够设立专门的捐助资金, 将利于资金的募集和使用。

(四) 从刑事犯罪罚没财产着手, 拓展救助资金来源。

刑事被害人是刑事犯罪的受害者, 从刑事犯罪罚没财产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救助资金是比较合理的, 能够较好的维护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此外, 还可以从犯罪人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提取一定比例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的范畴。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 我国的法律也不断地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立符合我国法律发展的方向, 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正。要做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工作, 我们必须加强救助实践, 借鉴其他国家可行措施, 制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2

据新华社电 江西省委政法委、江西省人民法院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其中规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如果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可获得国家给予的一次性救助。

《办法》明确了救助的一次性原则，即在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无力赔偿，或者案件发生后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或者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责任者，致使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下，对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救助，着力解决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困难。

《办法》中要求的当前救助重点是：因他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造成严重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刑事被害人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已经死亡，与其共同生活或者依靠其收入作为重要生活来源，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近亲属。《办法》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３６个月的总额之内。

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途径 篇3

一是进一步重视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实践中。大多数被害人并不清楚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能及时理解案件的处理结果，知情权没有保障，参与权更无从谈起。因此，各级司法机关，尤其是一线办案机关有必要转变司法观念，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并考虑在受理案件、提起公诉、指控内容和环节赋予被害人一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不仅进一步加大司法机关的透明度，也有利于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并可以有效预防被害人闹访缠诉现象的发生。

二是在部分案件中尝试试行国家补偿制度。为了帮助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物质损害得到恢复，我国规定了民刑合一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但在实践中这种模式造成了民事过分依赖于刑事诉讼，同时民事赔偿以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而大量判决的执行因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陷入困境。在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可对部分因严重暴力案件而陷入困难且被告人无力赔偿的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进行适当的国家补偿，补偿金额不宜过多，且国家在补偿之后享有追偿权。在试行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建立适合实际国情的补偿制度。

三是加强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工作。我国对部分被告人实行法律援助工作已经开展且相对成熟，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却长期被忽视。实际上。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案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群体，情绪易于激动，如果再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就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有时甚至将司法机关作为对立面。因此，应当考虑从案件的重大疑难程度和被害人经济困难状况、心智精神状况、受伤害程度以及社会关注度等方面，综合设定依申请或依职权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条件，根据不同情况对诉讼代理费等给予缓、减、免等，从而从被告人、被害人双方面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

四是加强对被害人的感情支持和心理疏导。根据有关分析，在刑事被害人所受的损伤中，心理损失是最持久、对被害人的负面影响最大的。如果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及时向被害人或亲属提供心理咨询和服务，对于消除犯罪影响，更好地帮助被害人回归正常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益处。因此，应当考虑健全完善相应的社会服务和心理救助体系，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由司法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共同为被害人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带动全社会来共同关心被害人，使刑事被害人感受社会温暖，平复身心创伤，早日走出生活阴影。

五是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防止被害人二次伤害。近年来，个别媒体不顾被害人的利益，在报道中给被害人造成不利的社会舆论，侵害被害人名誉、隐私等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被害人的正常生活。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防止被害人二次伤害。作为司法机关必须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被害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保护，将媒体对相关问题的报道进行法律规制，完备相关制度建设。引导媒体监督，防止新闻舆论的过度报道造成再次被害人化。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4

1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紧迫性

1.1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改善刑事被害人家庭生活

目前,刑事犯罪在我国仍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刑事被害人人数多。然而,一些刑事案件未侦破或者被作刑事追究但罪犯无赔偿能力,致使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较为常见,甚至存在被害人及其家属因治疗伤病花费巨大、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劳动能力而陷入生活困境的现象。被害人在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同时,赔偿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实现,不少被害人的家庭生活因此陷入困境。例如,在一些基于邻里口角、冲动闹事的故意伤害案中,当事人双方均为农民,即使被告方愿意赔偿,也因无赔偿能力而只能让被害人得到一纸判决,导致不少被害人的家庭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如果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不但对于他们不公平,而且还会引发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和社会的报复心理,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一项非常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的举措。

1.2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维护法律制度、增强司法信赖的需要,能促进司法公正和实现公平正义

对处于生活困境的被害人予以救助,能有效地缓和被害人的情绪,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可以避免被害人为了获取赔偿而与犯罪分子私下和解,从而依法保护被害人向司法机关揭发犯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增强被害人对国家法律秩序的信赖,并让他们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秩序,从而能很好地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国家名义维护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

1.3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当前,因罪犯的行为导致被害人的损失得不到及时救助而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并由此引发屡次上访的问题日益突出,他们在生存状况恶化而得不到救助的情况下,有可能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心,甚至可能对国家、社会及犯罪人进行报复。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帮助解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生活困难问题,对于减少上访、减少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社会对立情绪、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为了能有效解决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问题,破解这个多年来困扰全国司法系统的难题,近年来,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了司法体制改革调研,把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其中一个专题。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组织力量进行了调研,并要求和指导地方各级公、检、法等部门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积极对困难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救助,而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把它列入《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同时,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社会舆论普遍对司法机关开展的救助探索工作给予积极评价,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符合社会公众的心理期待。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随着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国家财力有能力对刑事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救助。

3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

以立法形式建立我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已成为趋势。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笔者认为,在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时要考虑以下几点。

3.1 要明确救助原则

救助要遵循五大原则。一是及时性。有些刑事被害人在案发初期就需要得到救助,以解决医疗、生活困难。二是适当性。以帮助被害人脱离基本生存困境为原则。三是公开性。救助的范围、条件、对象等要公开,确保救助工作公正、有序。四是一次性。对被害人实行只救助一次,救助金一次性发放完毕,之后被害人的生活仍困难的,应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五是便捷性。计算方式要简便易行,救助程序不能过于繁杂,作出决定的周期不能太长。

3.2 要界定救助对象

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范围不宜过宽。目前,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在补偿对象方面各有不同,但相对一致的补偿对象是:由于暴力犯罪而遭受身体或者心理伤害的被害人;依靠被害人生活的人或者由于被害人的死亡而增加开支的人。结合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现状,笔者认为救助对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必须是因受暴力犯罪侵害而陷入严重生活困境;②没有收入来源或现有的经济收入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③被害人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已审理完毕;④犯罪人确实无赔偿能力;⑤被害人尚未通过其他途径受偿。同时,补偿制度中应明确规定不予补偿的情形,比如:亲属之间的暴力犯罪、被害人具有过错责任的暴力犯罪、相互侵害的暴力犯罪;被害人在案件中有较大过错的、被害人与加害人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不在救助范围;被害人及其亲属不及时报案或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言等情形。还应将因制止暴力犯罪而受到损害的第三人及其亲属列入补偿对象,这样对于鼓励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弘扬正气具有积极意义。

3.3 要确定救助机构

关于救助机构,有些观点认为应设立在法院,有些观点认为应设立在民政部门。笔者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责,能够较快地界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畴,因此把刑事被害人救助机构设立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能缩短救助的审批时间,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4 要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救助程序

一是被害人的申请程序。该程序明确由被害人或其亲属向案件作出终局性诉讼决定的司法机关提出救助的请求。二是司法机关对申请的确认程序。接受被害人或者亲属的申请后,相关司法机关应当指定相关人员对救助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予以确认并移送救助委员会。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确认,并答复申请人。申请人对该不予确认的结果不服的,可以向确认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复核。三是给付程序。由救助委员会对被害人的申请和司法机关的确认进行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给予救助。

3.5 要设立救助基金和基金管理机构

笔者认为,设立补偿制度必然涉及补偿资金的来源,被害人补偿为国家补偿,其资金来源应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可由中央财政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不同程度的支持。长远来看,救助基金的筹集应采用开放式、多元化的筹措模式,除财政支持外,还可以采用刑事罚金、面向社会吸纳捐助、发行救助债券、发行救助彩票等筹集方式,确保救助基金的稳定和增加。基金管理机构可归口司法行政或者民政、财政部门管理。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向公、检、法提出救助申请;公、检、法负责救助申请的审查和决定,同意救助的,应明确救助的具体金额,并将决定书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管理机构按决定书确定的金额及时发放救助金。

3.6 关于补偿数额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被害人不能通过诉讼途径或其他途径获得完全赔偿时才启动的一种救济程序。作为一种救助手段,补偿应采取保障被害人及亲属最低生活水平的一次性金钱补偿,使被害人的物质生存能力得到适当的救济,而不能简单地以人民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与加害人实际支付赔偿数额之差作为国家补偿的数额来计算,因为国家补偿实质上属于生存救济而并非赔付。同时,应设定补偿的最高金额和最低标准,对此应参照国家有关扶贫救济方面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确立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被害人的生存危机,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救济,对被害人精神损害补偿不宜纳入其中。

总之,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需要司法机关、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跟进,国家救济制度的建立依然任重道远。

摘要：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中,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赔偿难以兑现,多数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了艰难境地。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而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更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需要,是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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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5

一、争取政府支持。建立救助基金。以往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因刑事被告人缺乏履行条件而使受害人得不到赔偿致使陷入医疗，生活困境的现象比较突出，因犯罪侵害而致贫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为构建和谐社会，关心照顾弱势群体，崂山法院积极争取崂山区委，区政府支持，2007年8月崂山区政府研究通过，决定由区财政每年从年度预算中列支50万元，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基金，作为救助制度施行的物质保障，标志着崂山区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制度正式实施。

二、建立规章制度，规范救助管理。为规范刑事受害人救助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崂山法院制定了《青岛市崂山区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助办法》，以规范救助金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管理规定，做到有“法”可依。

按照规定，救济范围是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救济的，必须符合以下情形之一：(一)犯罪人无赔偿能力，附带民事无法兑现的；(二)受害人急需救治，本人暂时无力支付医疗费的；(三)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困难突出尚未得到救济的；(四)受害人家庭被认定为特困户，尚未纳入低保的；(五)其他需要救济的。去年以来崂山法院救助的刑事受害人都属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或医疗急需的情况，按救助条件为他们及时发放了救助金。

三、严格审批程序，确保救助效果。救助办法对不予救济的情况作出规定，如受害人在案件中负有较大过错责任的、受害人已从有关渠道获得了赔偿或者补偿的、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受害人及其亲属好逸恶劳的等等。成立崂山区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助领导小组，负责救助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领导小组在崂山法院设办公室，负责救助的启动、审查，报批以及救助金的管理和发放等经常性事务工作，并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受害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救助的理由，当地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其生活特别困难的相关材料。救助制度的实施，为生活特别困难的受害人解决了燃眉之急，帮助他们渡过了生活难关，受害人感激，人民群众也给予充分肯定。

四、围绕司法和谐，促进社会稳定。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崂山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坚持审判职能延伸，努力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积极促成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相处。对过失犯罪、邻里纠纷犯罪和初犯偶犯，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充分运用调解手段，缓和当事人的矛盾>中突，化解纠纷，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崂山法院自2006年以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率达到85％，且资金到位率达92％，力促当事人握手言和，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着力加强对非监禁刑人员的帮教工作。近年来，崂山法院延伸审判职能，每年组织非监禁刑人员参加种植自新林公益活动、定期进行法制教育、还组织参观监狱接受帮教，帮助他们认罪悔罪，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除此之外，进一步加强了对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出路，现已建立帮教基地3处。四年来对在本辖区的非监禁刑人员160余人建立了专门档案，确定社区矫正点，聘请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区矫正人员在非监禁刑刑期内，积极参加社区矫正活动，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6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主要就是针对那些遭到犯罪分子侵害, 但是受害人以及其家人并未及时地得到相应的补偿, 这个时候,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司法机关就可以代表国家对受害人基于一定的物质经济援助, 使得受害人可以处理一些生活以及医疗方面的困难。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如今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构建成功了, 我国也应该加快步伐建立我国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构建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 一) 尊重、保障人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人权, 同时这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得以确立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理念也以其为重要依据。尊重、保障人权给刑事诉讼提出了要求, 要求它尊重被告人、嫌疑人、受害人及其亲属等人的自由以及尊严和权利, 尊重其主体地位。只有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 才能在刑事诉讼中不仅看到犯罪给国家以及社会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还能做到对被害人人权的尊重。

( 二) 维护司法公正

维护司法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主要方向, 要注重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 这种损害包括精神方面的以及物质经济方面的, 注重对被害人受到伤害的赔偿。在刑事案件中受害的一方需要一定的经济补偿, 不仅如此, 还要缓和受害人以及犯罪者之间的关系, 使受害人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 在经过合理地处理之后犯罪者也最终能够回归社会, 才是司法发展的大的趋势, 也能更好地维护司法的公正。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不仅能够实现对受害人进行司法救助, 安抚受害人的心灵, 促进其回归生活、正常生活, 有助于帮助受害人从阴影中走出来, 恢复其心理健康, 从而使其更好地生活, 维护法律, 从而维护司法的公正, 保障社会的稳定。

( 三) 社会和谐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心变得更加复杂, 有时一时冲动就会酿成大祸, 我国目前的司法水平还不能完全地保护受害人, 在这种情况下,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就可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权利的保护, 只有及时的、必要的保护才能给受害人的心灵以及身体上的创伤带来安慰, 从而减少他们对政府以及整个社会仇视的心理以及情绪, 尽可能地减少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无休止的纠纷和上访。只有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才能真正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

( 四)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在今天的世界上, 以及成功构建了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三十多个, 确立了对受害人的司法救助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来相关的救助机构,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形式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 由此可见, 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是大势所趋, 是世界刑法发展的主要趋势, 我国应该加大步伐赶上世界的主要潮流, 建立属于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对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进行补偿, 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构建

( 一) 救助原则

1. 公平正义。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的构建对于受害人就要秉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只有彻底地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对所有需要救助的受害人给予平等的对待, 并且给予同等的补偿, 没有差别地对待,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的健康运行。

2. 及时有限。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不仅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还要坚持及时有限的原则, 对于受害人进行及时地补偿, 给予及时地司法救助, 并且在案件进行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只要他们有生活或者医疗上的需要, 就要及时地伸出司法救助的援助之手, 帮助受害人走出困难, 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3. 救助与损害一致性。由于刑事案件的性质不同, 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程度也有大有小, 因此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时候, 给予的帮助应该与其受到的伤害相一致, 受到的损害比较大, 给予的救助就应该比较大, 反之, 给予的帮助就比较小, 只有这样司法救助的效果才能比较明显、有效。

( 二) 救助机关

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救助机关是重要的提供司法救助的载体, 因此救助机关对于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可以将救助机关建立在法院之内, 也可以在法院以及检察院各建立自己的救助机关, 或者是将救助机关建立在民政部门, 无论建在哪, 只要能给刑事受害人带来司法救助就行, 但是对于上述几个地点进行思考的话, 就会发现建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才是最合理的, 因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关与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的性质差不多, 都是给人带来司法帮助的机关, 因此建立在围绕司法活动开展各种相关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中是再合适不过了。

( 三) 救助条件

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和保障受害人的人权, 为其在特定情况下提供的司法救助, 但是并不是所有受害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司法救助的, 救助是要有标准和条件的, 不是盲目无标准的救助。对于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司法救助主要有以下标准:

1. 由于犯罪者的侵害, 造成了受害人的重伤、死亡、残疾甚至是强奸等严重损害, 除了人身受害还包括财产损害, 比如说是由于犯罪人纵火或者是由于爆炸导致受害人房屋坍塌等严重的经济损失。

2. 刑事受害人的家庭情况不乐观, 且生活比较困难, 难以承受刑事案件带来了的损失, 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或者缺乏相应的进行医疗的费用等等。

3. 在犯罪人给受害人造成损伤之后, 受害人没有及时地或者是压根不能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自己应有的补偿, 犯罪人不能补偿的情况有很多种, 比如说犯罪者经济补偿能力低下无法补偿, 或者是犯罪人逃脱等情况受害人是得不到补偿的, 这种情况才满足司法救助的基本条件。

4. 受害人在事发之后及时地报案, 并且积极地配合相关机关的调查, 存在这种情况的受害人也可以享受司法救助。

5. 司法救助的受害人的性质必须是正常的自然人, 法人除外, 自然人由于犯罪分子的犯罪往往会导致其产生伤亡或者是重大的经济损失, 受伤之后的巨额医疗费用给受害人以及其家属带来沉重的压力, 使其无法正常的生活, 而法人遇到这种情况, 其抵御能力往往比正常的自然人要强, 它们所需要的救助的紧急程度也远远低于自然人。

( 四) 救助对象

在刑事案件中往往会导致受害人重伤、致残, 由于伤残以至于丧失了基本的劳动能力, 因此生活陷入了困顿, 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或者是由于犯罪人的侵害导致受害人的死亡, 使家庭破裂, 甚至是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坍塌, 又或者是事发之后由于犯罪人未被及时抓获或者是犯罪人压根就不具备补偿的经济能力的, 从而使受害人无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导致医疗救助缺乏足够的费用支持, 正是由于刑事案件导致了家破人亡, 同时给家庭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这些致残、致伤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家属等等都有权利向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关提出救助申请, 申请相应的援助, 帮助自己度过生活或者是医疗的难关。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 对于那些在犯罪过程中有明显过错的受害人即使达到了所有的救助条件也不能享有司法救助。

( 五) 救助基金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的构建需要有资金的支持, 有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是一项无私的救助制度, 因此救助资金主要可以靠以下几个渠道进行筹备:

1. 财政支持。国家在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救助资金也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有所保障, 因此在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的时候国家要给予资金支持, 通过合适的财政支出保障救助工作的正常运行。

2. 犯人缴纳。国家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犯罪分子, 因此每年收缴的费用也不少, 这些费用都可以放在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中, 用于对受害人的司法救助, 从犯罪分子那缴罚的费用可以成立一项专门的救助资金, 直接划拨到司法救助当中来。

3. 社会援助。面对每年如此众多的受害人, 国家以及犯人的缴纳也是有限的, 因此还要发挥社会的力量, 社会的潜力是无穷的, 同时社会援助也是现实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渠道, 相关机构可以发动一些大型的慈善组织进行社会募捐, 但是一定要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透明化, 加强对救助资金的监督, 杜绝贪污的现象的发生。

( 六) 救助程序

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也要制定相应的救助程序, 这样才能保障救助的合理运行。

1. 建议和申请。在受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后, 满足救助条件的受害者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启动自己的司法救助。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法院, 这些机关在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的时候, 可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害人进行建议, 从而促进被害人或者是其亲属申请救助, 从而保障自己的主体权利。

2. 审批和发放。受害人根据自己的救助条件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救助机关在接到救助申请之后, 需要在七日之内对其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申请人员的情况, 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害人给予救助, 对于不符合的则不给予救助, 并及时地通知申请人, 将该发放进行救助的费用一次性地交给受害人。

四、结语

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是世界司法发展的主要趋势, 我国应该加大发展步伐构建属于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对于刑事案件中的伤亡受害者给予及时的合理的援助, 使其回归正常的生活, 维持正常的生活, 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保障人们的基本人权, 从而维护司法的公正、社会的稳定、人心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廖卫平.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构建研究[D].南昌大学, 2012.

[2]王向君.论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5:85-88.

[3]丁玉明.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探索[J].中州大学学报, 2011, 01:7-9.

[4]杨睿森.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研究[J].公民与法 (法学版) , 2009, 12:35-38.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7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保障刑事被害人人权的需要

人权既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 又是一种法律权利, 还是一种实有权利, 其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我国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 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 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 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 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在现行刑事诉讼政策下, 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由于司法的关怀不够, 其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又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 成为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因此, 人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追诉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同样要关心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

基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犯罪行为发生后, 司法需要恢复的不仅是社会正义与秩序, 更应包括受害人利益。虽然《刑法》第36条规定了由于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并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被害人的求偿权予以保障。但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 即使刑事被害人获得了程序上的公正判决, 却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力非常低, “空判”、“法律白条”现象明显, 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不少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于遭受了犯罪侵害而导致残疾或者死亡, 除了因身体受到伤害需要长期医治或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失去经济来源外, 原本由其抚养或赡养的近亲属也顿时陷入生活的困境, 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 甚至家破人亡。而社会救济缺乏保障, 具有不确定性, 局限大, 实质的利益失衡迫切需要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经济救助, 以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 修复被害人的创伤, 恢复社会秩序。

亚里士多德将抽象的正义划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矫正正义要求使受到破坏的不平等的境况回复到最初的平等状态中去。在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其原有的分配正义遭到了破坏, 为对权利进行再分配, 矫正正义开始发挥其功能, 由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给予被害人赔偿。但如果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适当的赔偿, 国家就应该给予救助, 以恢复被害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实现矫正正义。因此, 正义是国家救助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 国家救助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恢复被破坏的正义, 使这一制度中的各种因素, 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 以消除不平等的状况, 使正义得以实现。 (1)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

和谐社会要求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 司法的和谐不仅要追求程序上的公正, 更要追求实质上的公正, 既要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也要协调好当事人个体之间、当事人个体和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 使各种利益最大限度地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正是平衡刑事被害人、被告人和社会三者之间利益的重要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控制和减少犯罪。犯罪发生之后, 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处理犯罪问题时, 必须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被害人学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 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角色是可以转化的。犯罪被害人在权利被侵害后, 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被侵害权利恢复的欲望, 他们希望国家严惩罪犯, 同时也希望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的、道义的支援。如果国家怠于保护和救助被害人, 被害人则可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容易造成被害人与犯罪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抗情绪, 造成被害人对社会正义的扭曲理解, 从而使其为了自身的被侵害权利恢复而对他人造成侵害, 甚至走向报复犯罪、对抗社会的道路。由此, 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说, 国家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被害人, 对其被侵害了的权利给予应有的法律救济。

刑事被害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社会群体, 有的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 生活艰难又不能从犯罪人和国家得到必要的赔偿和救助, 便会到政法机关、政府部门上访,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有违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社会和谐理念, 更给行政、司法机关, 尤其是法院的工作带来诸多困扰。因此, 无论从司法层面, 还是从社会管理层面, 都迫切需要建立一项新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既是一种心灵抚慰, 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帮助, 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情。这一制度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有利于帮助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解决生活困难, 对于减少涉法涉诉上访、减少社会对立情绪、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 并因此蒙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之后, 不仅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形成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 且在被害人及其亲友与犯罪人亲友之间、与犯罪人所属社会阶层之间形成新的矛盾。国家给予被害人以适当的救助, 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根植于人性的报复本能, 具有一定的正义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公众惩罚犯罪的正义要求, 但这种正义不是实质上的, 也不是彻底的。报应性司法理念因忽视了对加害人和被害人权利的平等保护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使得恢复性司法理念呼之而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 也是对正义追求的必然结果。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将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正义和社会公平。正如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所言, “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 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 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 只有用有力的制度彻底消弭司法案件中被害人 (弱者) 一方的生存忧虑, 才能通过最小司法成本的付出来确保最大限度的司法正义。与此同时, 因刑事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公平损害也因此得到“修补”。 (2)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也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 保护公平正义。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执行到位率普遍较低, 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 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法律文书权威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严重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和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对处于生活困境的被害方予以救助, 可以避免被害方为获取赔偿而与加害方“私了”, 从而依法保护被害方与司法机关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实事求是地揭发、控诉犯罪行为, 配合司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可以增强被害方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对司法决定的理解、支持与尊重, 化解其疑虑和不满。另外, “在司法程序上, 被害人虽然有义务配合警察或者检察官侦查犯罪, 但是被害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能得到最起码的满足, 其履行作证等法定的义务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3) 同时, 被害人的困难并非其自身造成的, 而是外力所加, 是他人刑事犯罪造成的后果。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以国家名义维护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蕴涵了有损害就有救济, 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护并重等法治精神, 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适应刑法现代化改革的需要

(一) 是平等保障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权利的需要

平等保障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权利是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建立的首要价值取向。刑事诉讼制度以程序正义追求人权保障, 但是实践中人权保障却不知不觉地偏向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有一致之处, 但作为被害人利益是具体的, 不能因被害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抹杀被害人利益的独立性。追求控、诉双方的平衡, 不仅仅是要强调被告方与国家专门机关的平衡, 还应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平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 于是人们对其人权保障问题往往格外重视。事实上, 相对于犯罪人而言, 被害人也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此,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既要包括对犯罪人的保障, 更应包括对被害人的保障。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是依法保障被害人权利的一种积极探索, 也是实现刑法现代化的突破口。

(二) 是实现刑法社会防卫功能的需要

建构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三位一体的刑事领域新视界, 充分实现刑法防卫社会的刑事政策诉求, 是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重要价值所在。 (4) 传统的刑事法律理念一直将罪行关系的主体界定在国家和犯罪人之间, 认为刑事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因而强调通过公诉与裁判惩治社会秩序的挑衅者, 而忽视了将被害人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刑事法律以解决冲突、恢复法律秩序为其价值目标, 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把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法律制度、刑事政策回归到真正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的相对平衡上, 切实完善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 是以人为本刑事司法理念的根本要求。

(三) 是刑事司法价值取向回归本位的需要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 犯罪是一种违反国家法的行为, 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是针对国家的损害, 其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因此刑罚是犯罪人为其犯罪所应当承受的负担或付出的代价。一旦犯罪出现, 国家将按照罪行法定的原则科以惩罚, 一旦服刑结束, 犯罪人则得以回归社会。” (5) 如此“国家———犯罪人”的单向度思维忽略了国家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考察, 如果将承受危害的主体限于国家, 就难以摆脱“国家———犯罪人”的二元结构模式, 有失公平正义。事实上, 犯罪所危害的对象既包括国家法益, 也包括个人法益, 既包括有形的物理伤害, 也包括无形的精神伤害。由此, “国家———被害人”维度的对被害人实施国家救助的制度就有了建立的逻辑起点。

摘要：和谐视野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保障刑事被害人人权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适应刑法现代化改革的需要。

关键词：和谐,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

参考文献

①郭振强.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依据[DB/OL].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908/18/370096.shtml, 2009.08.18.

②王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价值超于“救助”之上[DB/OL].中国法律信息网.http://www.law-star.com/cacnew/200701/160020655.htm, 2007.01.23.

③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08.

④马嫦云.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J].法学论丛, 2007.10.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8

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2012年以来, 该院党组高度重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许安检察长多次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开展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此举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 并专门划拨5万元作为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专项经费, 为该院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障。

大力构建救助机制。一是制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 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等主要内容, 及救助对象、范围、标准、基本程序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为救助帮扶工作提供执行保障;二是建立救助信息联动机制, 细化控申、公诉、侦监等部门的衔接流程, 提高救助工作的及时性。

积极畅通救助渠道。该院针对部分刑事被害人遭受刑事犯罪侵害后, 可能会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 注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心理救助, 疏缓其不满甚至愤怒心理, 帮助其尽快走出阴影, 防范影响社会稳定的过激情况的发生。如刑事被害人饶某因农田排水琐事被他人打成重伤而丧失劳动能力, 未能及时得到民事赔偿, 生活陷入严重困难。饶某多次扬言要上访、寻找当事人报复。该院在及时为饶某送去救助金的同时, 专门安排两名社会阅历丰富的检察官, 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最终, 饶某心中压抑的仇恨得以化解, 并表示放弃上访和报复当事人。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9

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管辖范围, 即非检察机关终结案件的被害人, 检察机关能否对其实施救助

根据八部门联合发布的《若干意见》以及最高检的《通知》,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主要由政法部门的公、检、法三家负责实施, 并且各部门负责实施救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都有一定的管辖范围。如, 在侦查阶段或者由公安机关终结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实施救助;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由检察机关终结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实施救助;在审判阶段或者由审判机关终结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当由审判机关负责实施救助。这种关于救助案件管辖范围和救助主体的划分既明确了公、检、法各部门的职责, 也为被害人寻求救助指明了方向, 防止被害人“救助无门”或“无路救助”, 可谓十分具有必要性。

但实践中也会出现案件尚在侦查、审判阶段或者案件由公安、法院终结的被害人到检察机关申诉信访, 并要求救助的情况, 对此检察机关应否实施管辖救助。如果按照《若干意见》和《通知》的规定, 这种案件要么由公安机关管辖救助, 要么由法院管辖救助, 检察机关不应当管辖。但如果案件的被害人情况紧急, 确实急需救助, 甚至为此到处上访, 并在一定社会范围内造成了不良影响。此时, 不管是从救助的本义, 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维稳角度出发,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都应当实施管辖救助。其原因:首先, 如果以“不归我院管辖”为由让被害人去公安或法院申请救助, 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相互推诿”假象, 违反效能原则;如果被害人事先已到公安或法院申诉过, 而公安和法院拒绝被害人申请的, 检察机关就更应当管辖。其次, 被害人既然已到检察机关来申诉信访, 检察机关就相应获得了救助“管辖权”。三是被害人情况紧急, 急需救助, 从道义上应当管辖。四是被害人到处上访,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促使被害人息诉息访的手段, 检察机关不应当冷眼旁观, 而应当主动出击, 积极实施管辖。综合上述四点理由, 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的被害人, 检察机关仍然可以实施管辖救助。

二、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类型, 即检察机关终结的哪种类型案件的被害人, 检察机关可以实施救助

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终结于检察阶段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自侦部门办理的案件, 侦查终结后依法作出移送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二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理的案件, 审结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其中又可分为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对以上几种类型案件的被害人, 是否都符合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情形, 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不同意见。通说认为, 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撤销案件决定和公诉部门绝对不起诉决定案件的被害人不应当实施救助。因为这两类案件要么是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即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要么是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 即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在这两类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不是没有犯罪事实, 就是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换言之, 就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不法侵害, “救助无从所出”。这是指一般情况而言。

然而, 一般之中总有例外。某些案件即使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但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然存在。如在刑诉法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中, 虽然犯罪嫌疑人死亡了, 当然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其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并不因犯罪嫌疑人的死亡而消失。此时, 对被害人实施救助就显得尤为必要。可见, 即便是检察机关撤案和做出绝对不起诉决定的案件, 也不是一概都不予以救助的, 还应当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至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作出的移送不起诉决定和公诉部门作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案件, 理应属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类型范围。

比较有争议的是对存疑不起诉决定的案件, 是否属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畴。笔者认为, 对此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实践中灵活把握一个度, 不能以偏概全, 不能一概而论, 不搞一刀切, 不搞全盘化。总的要求是做到坚持“三个有利于”, 即只要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 只要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只要有利于发挥公平正义原则的, 就应当予以救助。

三、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对象种类, 即被害人一方有过错的, 检察机关能否实施救助

大量事实和实践证明, 在相当一部分的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一方并不总是受伤害的一方。他们有时候往往还是有过错的一方, 对刑事案件的起因、发生、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反, 犯罪嫌疑人一方有时候反而是最值得同情的一方。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 即如果要求救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 检察机关应否对其实施救助。对此, 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被害人自身有过错的, 不应当实施救助。理由是既然被害人本身有过错, 就应该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而犯罪嫌疑人亦因此遭受了刑罚的处罚, 双方在利益损失上已经趋于对等。如果对这类被害人实施救助, 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失公平。尤其是在受被害人挑衅、滋事而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中, 这种观点的呼声更加响亮。另一种观点认为, 即使被害人有过错, 仍然应当实施救助。理由是即便是被害人本身有过错, 但遭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后果的是被害人, 尽管犯罪嫌疑人也需承担刑罚的处罚后果, 但那是对其侵害法益的惩罚, 而非对被害人伤害的弥补。实践中, 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除了要遭受刑罚处罚外, 还需赔偿被害人的民事部分损失就是对此最好的事实证明。可见, 对有过错被害人实施救助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但在救助的数额和程度上可适当参考民事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 予以相应的减少和降低。

四、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赔偿标准, 即犯罪嫌疑人已经赔偿或部分赔偿被害人损失的, 检察机关还应否实施救助

按照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一般标准,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围只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赔偿, 而被害人生活确实困难的案件。但实践中有些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先已经赔偿或部分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先已经同被害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已经实际支付了赔偿金, 而被害人反悔或被害人以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其经济损失为由向检察机关提出救助申请, 检察机关应否予以救助。

实践中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 不应当予以救助, 理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然已经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 被害人的损失就已经得到了弥补。此时, 如果再对被害人实施救助, 被害人反而构成了不当得利, 这与我国的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相违背。再则,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事先已经达成过调解协议, 如今被害人反悔而检察机关反而对其实施救助, 检察机关岂非是在帮助被害人违约吗?刑事被害人救助成了检察机关鼓励、倡导被害人违反社会诚实信用原则的工具, 这与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是相违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应当对被害人实施救助, 且并不违反社会公德和诚实信用原则。理由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给被害人的金额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或者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确实有失公平的, 就应当对被害人实施救助。因为在实践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上升, 以及被害人伤势程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有时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支付给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金确实不能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或者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时双方协商好的赔偿金额已经明显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现在看来却未必合理。此外, 有些被害人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的伤害会出现恶化尚需后续治疗, 而原先的赔偿金不足以承担继续治疗的费用, 以至于连被害人的生活都陷入困难。因此, 对此类被害人实施救助, 不但不违反社会道德, 相反还会弘扬帮困扶弱的社会风气, 而且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上述刑事被害人救助在实践中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越来越趋向于只有通过立法这一条途径来解决。对此, 一些地方已经纷纷开始了有益尝试。如无锡市于200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地方性法规。2010年1月1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与《山东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也相继开始施行。

随着地方立法的不断推进, 对被害人救助工作进行全国性立法的紧迫性也越来越高。按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厅有关负责人的话说:“被害人的多样性, 决定了构建这项制度必须全面考量。虽然目前有政策依据, 但其规范性与有效性是无法与制定法律所产生的效果可比拟的, 要进一步推进被害人救助工作, 就必须在国家层面进行全局性的立法。”

摘要：从2007年开始,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已经在浙江省检察机关中试行了四年时间, 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以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实践为依托, 试图阐明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实践中遇到的困惑, 以利于今后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 篇10

一、刑事受害人情况的考察

通常状况下,有犯罪行为发生就会有受害人。刑事犯罪数量的提升,它的受害人人数也会有所增长,保护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利益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1、深圳地区刑事案件受害人情况

深圳市刑事案件审理数量在近三年里基本上平稳的,但是受害人的人数仍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命案”,被害人家属通常是处于既失去亲属又失去金钱的境地,亲人遭到伤害,并且在很多时候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二是年轻人比较多,20—35岁阶段的被害人较多。三是外来人员占的比重较多,大约为百分之六十,其中来深圳从事劳动的人员有百分之七十八。刑事案件受害情况如表所示。如表一:

2、受害人的赔偿情况和救助状况

以2011年审结的案件为根据,它的主要特征为:第一,赔偿执行率不高,“空判”问题比较严重,“零赔偿”在案件中占有30%,不足6%赔偿率的比重为50%,通过调解之后的得到正常赔偿的只有7%(如表二);后来救助制度在实际的执行中每有做好执行工作的占有6%,附带民事案件的数量在不断提升的同时,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实际执行力不高,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在“命案”里表现的等位突出。第二,救助能力不强,起不到什么效果,本文以2009年的案件为例,在这些“命案”里进行赔偿的资金总数为3562.125万元,司法救助的资金赔偿为200万元,2009年—2011年的赔偿情况如表三所示。

二、受害人救助制度整体框架

1、救助制度的性质

是构建受害人救助制度,还是建立受害人补偿制度,是比较具有争议的。虽然表面上看是汉字不一样,但实际上是对制度性质的反映。补偿与救助意义存有细微的不同。首先,赔偿比较注重主体的责任性,而补偿则不然,但仍将道义性和责任性统一于一体,救助多是表现在道义上的安慰和救助。其次,补偿比较讲究赔偿与损失是对等的,而救助则更多基于迫切需要,不需求和损失对等。法律规定受害人由于遇到犯罪侵害而导致的物质损失,由被害人以及近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或者其他具有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在处罚犯罪的同时,第一是要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得以充分地发挥,使调解工作制度得以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工作的执行力,使得具有赔偿义务的人员能够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救助为受害人不能经过诉讼手段取得赔偿的状况下,由国家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来解决其暂时的难题的一种手段,它的补充性更加的突出,表现为国家关怀的救济性手段,因此,称为救助比较准确。

2、救助制度模式

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地增加的受害人权益保护,它作为一种推动力,使得刑事案件受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出现,逐渐由司法救助制度向国家救助制度发展,得以在全局上对受害人实行救助,使得受害人的权益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护。

资金来源问题。它为受害人救助制度的关键环节,为救治制度是否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当前的财政制度下,救助制度的资金当前由各个司法部门里的经费中获得,这种方法不会长久,也会影响到司法体系的正常工作。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规定,让国家财政部划分一部分资金建立受害人救助资金,该机构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去救助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救助基金还可以从法院的罚金以及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获得与没收财产的出卖里划分,救助基金也可以接受百姓的捐赠,通过多种方式获取经费,保障受害人的赔偿金能够得到满足。

三、总结

在我国构建受害人救助制度,并不是一种形象,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制度创造。建立受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满足现实的需要,也是国际发展的需要;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需要政府以及社会等多层面的合作,一起努力。本文就审判时被害人救助情况的实证研究为立足点,从制度价值和理论基础等方面,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关经验的前提下,从而提出构建形式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的实际操作,为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孔睿.刑事和解制度在发院审判实践中的运用[J].西南政法大学,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