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人赔偿

加害人赔偿（精选5篇）

加害人赔偿 篇1

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倍受社会舆论关注, 而加害人赔偿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因子之一也不例外。在具体司法操作层面,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加害人赔偿问题一直是当事人矛盾聚焦点。围绕加害人赔偿的问题, 主要包括加害人履行财产性赔偿的及时性问题以及财产性赔偿与精神性赔偿关系的失衡状态。故而, 笔者拟以这两方面问题为行文脉络进行剖析阐述, 并提炼出相关论点。

一、软化加害人履行财产性赔偿应具有及时性之刚性规定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 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加害人的财产性赔偿义务, 尤其强调履行义务的及时性即财产给付义务的短期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2条规定, 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 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17条规定, 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 应当在双方签署协议后立即履行, 至迟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从宽处理决定前履行。究其原因, 财产给付义务的及时性要求力求促成一种被害人接受财产赔偿实质化状态。这种实质化状态是指加害人履行财产赔偿是实质有效的而非虚置化, 其不为财产赔偿的风险几近于无。强调财产赔偿的及时性的意义主要包括, 1、可以有效避免发生对加害人给予司法轻缓处理之后, 加害人事后怠于履行财产给付义务的风险。2、及时履行财产赔偿义务也一定程度彰显加害人在主观上真诚悔悟的认罪态度。3、从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的效果来说, 加害人对受害人及时、足额的财产赔偿, 较之与长期履行财产赔偿, 对受害人效用无疑最佳, 且拖延性的履行财产赔偿会加重司法机关的负累。

然而, 过度强调履行财产赔偿的及时性, 受害人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易形成一种错误的思维观念, 即加害人非及时、足额履行财产赔偿则刑事和解程序无启动之必要或和解协议无缔结之可行性。这尤其不利于刑事和解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运作。将加害方履行财产赔偿的时间设定在司法机关对加害人轻缓处理之前, 并视其为保障被害人获取财产性赔偿的最安全性方式。这无疑是对被害人实质性获取财产赔偿的一种误读。在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作出从宽处理决定之前, 加害人及时履行财产赔偿, 虽然降低了受害人取得财产赔偿的风险, 但是对加害人履行财产性赔偿何以如此严苛的要求, 严重忽略了对加害人及时履行能力的考量, 降低了加害人与受害人达成刑事和解的成功率。再者, 从被害人实质性获取财产赔偿的角度出发, 加害人及时履行财产赔偿, 也并非是保障被害人安全获取财产赔偿的唯一方式。尚存有其他方式, 例如, 加害人向受害人提供财产担保。有时加害人完成赔偿财产的时间可能发生在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作出轻缓处理之后。财产性赔偿义务的期限, 应交由和解协议的双方商议, 双方应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 达成妥协性共识。在完成财产赔偿的期限上, 应适当软化加害人必须及时履行的严苛要求。此举亦可促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有效达成。履行财产性赔偿, 并不意味着加害人必须一次性偿付所有赔偿金额, 相反, 如果达成共识性协议, 也可以是加害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地对被害人进行定期偿付, 这样一方面既解决了经济基础薄弱的加害人可以有效的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达到了与刑罚的持续性有相同功效的教育效果, 因为每次加害人对被害人偿付损失的同时, 也是对其罪行的一次忏悔, 从而使加害人内心得以改造。[1]软化加害人履行财产性赔偿应及时之刚性规定, 其深层次的要义在于延长加害人财产的积累历程, 增强加害人应对财产性赔偿的经济能力, 弥补在物质资产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加害人实质丧失刑事和解机遇的缺憾。

二、提升精神性赔偿在加害人赔偿中之地位

从精神性赔偿与财产性赔偿关系的角度来探究刑事和解协议中加害人赔偿的结构问题。在加害人赔偿的结构上, 程序当事人及参与者的目光一直“过分”聚焦在财产性赔偿上。而精神性赔偿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其被安置在赔偿内容的附属地位。造成这两种赔偿种类在适用上的巨大差异,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具体阐述如下;1、国人实用主义处世哲学的传统, 追求实在的物质需求, 物质上的满足便是的对心理创伤的最好的弥合。2、物质层面的赔偿具有便捷性、迅速性、易操作性等诸多优点。3、精神层面的赔偿通常因过于抽象, 难以具体化, 不易被加害人充分把握。因而, 世人亦多认为财产性的赔偿是加害人赔偿内容的最主要的方面。

在加害人赔偿内容上, 精神性赔偿在修复受害人心理创伤方面具有独特功用, 非财产性赔偿可以替代。尤其对于侵犯受害者人身权的犯罪行为, 财产性赔偿是无法彻底平复受害者的愤恨以及修补受害人精神创伤。故而, 加害人赔偿在内容结构上, 精神性赔偿与财产性赔偿应是平行的关系, 精神方面的赔偿是和加害人赔偿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弥补受害人的功能上, 应发挥精神性赔偿的固有功效、平衡精神性赔偿与财产性赔偿相互间关系以及在实践中充分培育、运用精神性赔偿。对于加害人确实没有经济赔偿能力的, 加害人可以努力通过社区服务、照顾被害人家属等其他方式取得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 达成刑事和解协议。[2]充分运用精神性赔偿是一条可以有效疏通加害者与受害者情感交流的渠道, 最大程度的尊重受害者人格权, 表达加害者内心的负罪感与内疚感, 抒发受害人内心的负面情感。

摘要：在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中, 加害人赔偿应在规范层面淡化履行财产性赔偿必须具有及时性的刚性要求。关于精神性赔偿与财产性赔偿的关系, 两者应是平行, 斧正两者之间失衡的关系, 精神性赔偿应是加害人赔偿内容中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刑事和解,加害人赔偿,财产性赔偿,精神性赔偿

参考文献

[1]黄京平, 左袖阳.刑事和解借鉴之分析[J].载当代法学, 2008 (01) .

[2]陈光中.刑事和解在探[J].在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02) .

加害人赔偿 篇2

一、事故责任分配及肇事车辆的保险情况

本案是王某某与塔某某的车辆两车相撞，造成刘某某（原告何某某妻子）死亡，尚某某（被告王某某妻子）重伤。此次事故王某某负主要责任，赔偿责任占70%，塔某某负次要责任，赔偿责任占30%。

经计算需赔付何某某赔偿金282786.39元。

被告王某某的车辆没有任何保险，被告塔某某的车辆购买有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中包含财产损失2000元,医疗费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110000元；商业险保额是200000元。

二、获赔金额构成分四个部分，具体如下：

1、何某某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为：110000+51835.92=161835.92元。

分析：本案中刘某某当场死亡，未产生医疗费及财产损失。经协商，交强险110000元保险公司直接赔付何某某，不预留尚某某份额。扣除110000元，剩余172786.39元，保险公司商业险范围内赔付30%，即172786.39×30%=51835.92元。

余下的金额282786.39-161835.92=120950.47元应当由王某某赔偿。

2、调解方案约定保险公司现阶段赔偿给尚某某的赔偿金24055.6元，直接赔付给何某某。

经法院法官及保险公司核算，尚某某现阶段可以计算出的损失合计为56852元，交强险范围内可以赔付医疗费10000元，商业险范围内保险公司可以赔付（56852-10000）×30%=14055.6元，合计保险公司应赔付尚某某24055.6元。经协商，王某某同意将该笔赔款直接赔付何某某。

何某某现阶段直接从保险公司拿到的赔款为185891.52元，剩余的282786.39-185891.52=96894.87元由王某某赔付。

3、法官要求被告王某某近期赔付何某某三到五万元现金。

4、调解约定尚某某从保险公司获得的伤残赔偿金，大概估算35773.2元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给何某某。

分析：尚某某头部受伤，预计伤残级别为八级，伤残赔偿金为19874×0.3×20=119244元，塔某某承担事故30%责任，塔某某投保商业险，尚某某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的伤残赔偿金为119244×30%=35773.2元。（法律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

鉴于王某某没有赔付能力,在调解文书中约定保险公司赔付给尚某某的伤残赔偿金直接赔付给何某某，可以进一步保证何某某获得更多的现金赔偿。

三、被告方对本案的态度：

本案被告王某某声称自己家庭困难，没有能力赔付，且态度反复，第一次调解时答应法官回去凑钱，第二次调解时又告诉法官自己没钱，态度不好，没有赔付的意愿，鉴于判决后，执行比较困难，不能保证可以执行回案款。

四、我们的目的是保证何某某获得尽量多的赔偿款。考虑到被告王某某的经济能力及对本案的态度，总结以上方案，预估可以赔偿的赔偿金为271665.22元。

分析：如果王某某在五天内可以凑出5万元赔偿款，加上未来尚某某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的伤残赔偿金35773.2元，合计85773.2元可以保证赔偿给何某某，那么剩余何某某应得的赔偿款96894.37-85773.2=11121.17元，只能依靠王某某后期再主动予以赔付或者我方申请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基础是被告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相关法律依据：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加害人赔偿 篇3

我是一名公司员工，今年3月上班途中，因搭乘的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致残。我在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工伤保险补偿的同时，也向肇事方请求侵权赔偿。结果，经认定为工伤后，我获得了一笔工伤补偿款，但肇事方却以我已获得了工伤补偿为由，拒绝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请问：受害人享受工伤保险补偿后还能享受侵权赔偿的待遇吗？

读者 王琳

王琳读者：

工伤与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竞合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工伤保险补偿关系，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工伤保险补偿关系成立与否，无须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补偿。同样，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补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补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补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受害职工可以享受工伤保险补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双重待遇，肇事方以你已获得工伤补偿为由，拒绝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果肇事方拒不赔偿，你可向法院起诉索赔。

加害人赔偿 篇4

林某是一家公司的专职司机。公司的车辆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下班后及节假日非工作原因, 所有车辆必须停放在公司车库, 严禁公车私用。3个月前的周末, 林某为了显摆, 偷开公车前往同学聚会场所。醉酒后驾车返回时, 将我撞成重伤。经交警部门认定, 林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 由于林某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且因为刚参加工作, 几乎没有积蓄向我作出赔偿, 我只好要求其公司担责。但遭到拒绝, 理由是林某系违规用车, 且事故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和执行职务中, 即完全属于个人行为。请问: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江玉凤

江玉凤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即其仍然难辞其咎。

加害人赔偿 篇5

1.1 精神损害赔偿权的涵义

精神损害赔偿权,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物质损失通过金钱赔偿予以救济的权利。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自然人的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第二,因不法侵害遭受精神上的痛苦;第三,该精神痛苦虽然很难用金钱来加以衡量,但可以通过金钱赔偿获得精神和心理上的慰籍(当然,也可以通过非金钱的的形式如停止损害、赔礼道歉等获得精神慰籍)。

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因此民事主体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应符合以下要件:(1)侵害人有违法事实;(2)受害人因侵害人的违法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3)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与侵害人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侵害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1.2 我国民事法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权的一般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1)(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由此可见,我国民事法律对公民精神损害赔偿权有明确的规定,当公民的人格权、生命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受到损害时,依据法律规定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1.3 我国宪法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权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充分肯定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当公民的人格权、生命健康权在受到损害时有获得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这是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应有之义。

2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权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法释[2000]47号)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3)(法释[2002]17)号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上述法律规定,在表述上不尽相同,所使用的用语也不一样。《刑法》第三十六条使用的是“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使用了“物质损失”,第二款则使用了“财产损失”。从刑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在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被害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均限定于“物质损失”范畴之内。在立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这显然是我国立法技术方面尚不完全成熟的表现。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赔偿均限定于物质损失的赔偿方面,对精神损害赔偿则不予考虑,这明显对被害人是不利的。

3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在法律规定及其司法适用方面的缺憾

3.1 剥夺了受害人应享有的精神损害赔偿权

“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1]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求偿范围,仅仅是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至于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被害人“依法”没有请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4)现行刑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不仅十分不利,在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也带来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可以说,从立法上直接剥夺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刑事立法方面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侵害。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显然与《民法通则》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性规定是严重背离的。

由于存在上述立法上的障碍,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即使被害人提出强烈请求甚至抗议,也只能“依法”判决侵害人赔偿被害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死亡(或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而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则不予支持。虽然有些地方法院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象征性地判决予以赔偿,也是羞羞答答,不能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有时甚至出现异常尴尬的局面。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被害人精神痛苦的减轻,对被害人今后的身心健康或正常生活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而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2 有损法律的尊严、公正、公平

在有些案件中,被害人在直接物质损失方面非常少甚至没有,而精神损害却相当严重。比如:在强奸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可能造成终身不育,而直接经济损失可能极少甚至不存在;又如:在抢劫案件中,可能没有财产损失,但是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可能极为严重;再如,在诱骗他人吸食毒品的犯罪中,可能造成他人终生无法戒除毒瘾,给他人及其亲属造成难以弥补的精神痛苦;还如,在某些侵犯被害人生命健康权(特别是致人毁容的犯罪案件中)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伴随终生,同时可能会因此造成被害人精神上的生理疾病(如几年之后发生抑郁症等(5))。这些被害人一生的精神之痛苦令人无法忍受,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有些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受到的刑事处罚倒不一定能够令被害人满意。因此,对这些被害人来讲,如果不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直接的物质损失难以计算或根本就不存在的情况下,怎么来讨论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呢?即使能够对直接的物质损失予以赔偿,难道就能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置之不理吗?

3.3 造成法律规定及其适用上的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仍然不适用民事法律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针对的是民事案件,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也有司法解释,并且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能够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新的司法解释之前,不宜适用在民事案件中的司法解释。本文认为,有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2004年5月1日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法释[2003]20号)的实施时间。该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因此在该解释出台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文、[2002]17号文中的规定,凡是与[2003]20号文相冲突的规定,均不应再适用。同时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理论,[2003]20号文关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严重冲突:公民在其人格权、生命健康权受到一般的民事侵害时,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被害人在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时,则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在法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对一般的公民来讲,在现实中似乎是无法理喻的。

3.4 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背离

一般的民事侵权违法行为,在民事诉讼中被告因为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依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可能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相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由于人民法院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予以审理,同样应当依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被告人反而无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刑事案件中因被杀害、被强奸、被毁容等受到伤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与民事侵犯人身名誉权所遭受的痛苦比较,可以轻微到忽略不计的程度,这显然是存在逻辑矛盾的。如此适用法律,严重违反了“对什么予以损害即对什么予以赔偿”的法律公平原则,在犯罪行为中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无法得到保护,无异于是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

有观点认为,对被告人科处刑罚,本事即是对被害人的一种抚慰[2]。这种观点,虽然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遵循严格解释的原则,但是却忽视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所保护的法益是完全不同的,二者不能相互抵消: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国家法律对犯罪行为做出的评价;而予以民事赔偿则是对公民所遭受精神痛苦和物质损失的补偿。可以这样说,在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不适用民事法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被害人所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不仅违反了我国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背离了法律关于公正公平正义的原则,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破坏了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而且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背离,与司法为民的目标不一致,同时也是对人的精神尊严的一种严重漠视。

4 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实体法律

4.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程序

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是为方便当事人,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效率,但其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案件,这种诉讼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是民事损害赔偿,在实体法上应当受民事法律规定调整,在程序法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以外,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3]因此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中,与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一样的,同样应遵循民事案件共同适用的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否则,为了追求诉讼效率的程序设计,从而牺牲实体法律的公正,显然与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相背,违反了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程序法原则。由于被告人的违法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使得被害人遭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害,便产生了两种性质不同却源于同一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于是在司法实践中,为避免同一行为发生重复审判、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法律规定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刑事违法行为而使被害人所享有的民事案件进行一并审理。

4.2 审理刑事诉讼案件应适用民事实体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该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既然法院审理民事赔偿案件的实体法律依据是民事实体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法官在依据证据能够确认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民事侵权的法定要件时,就应当援引《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处断。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民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能弥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不力的缺陷,克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与民事法律相冲突的矛盾,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予受理并予以支持。从和谐社会的建设及司法为民的方面来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不仅加重了被告人的经济负担,提高了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成本,加大了对被告人的制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法律对其他公民具有的威慑、预防、指引和教育作用,有利于解决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在精神损害赔偿权方面的冲突。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不同的实体法律,对被害人适用的赔偿范围标准不同,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从而导致与民事诉讼结果的迥异,不仅严重侵害了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而且违背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公正和尊严。

5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应予支持

5.1 保护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符合法理基础

对于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规定中有关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立法上的矛盾,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为依据,从立法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精神和原则是一切立法、司法和守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其他所有法律进行立法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宪法对保护公民人身权作出的最基本的原则。因此,当他人非法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时,公民因此遭受的直接物质损失固然应予以到赔偿,公民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亦应当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应当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包括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在《民法通则》确定了精神损害应当赔偿的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实质,依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以及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法律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给予支持,这并不违反法理基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决被告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不应受刑事法律的调整。

5.2 支持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具有积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从立法方面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精神损害是否予以赔偿的争论已不再是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并认为:死亡补偿金、伤残赔偿金是对受害人经济收入预期减少的赔偿,不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该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由此可知,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规定是多么明确。可以说,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有了统一的标准。

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已经确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规定,刑法、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制在“物质损失”内的规定应当予以废止,不应再适用。刑事被害人无论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时,均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可以寿终正寝了。再说,附带民事诉讼在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且遵循的是现刑后民的审判原则,又有什么理由阻止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呢?刑事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的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还有什么可以存在的必要呢?不能仅仅追求诉讼经济的程序性要求,而置被害人的实体性诉讼请求于不顾吧?否则,不仅增加被害人的诉讼成本和讼累,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于民于法于国都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统一法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问题,应当不是一个可以再讨论的问题,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无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还是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应当均予以支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得到应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能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S

参考文献

[1]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

[2]熊选国.《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J]//刑事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2001,第4辑(总第15辑):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