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

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共3篇）

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 篇1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文书的制作, 是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但是,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 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有些文书的制作存在许多的不足。为了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办案质量, 结合工作实践, 笔者就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文书的制作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与大家作以交流。

1 制作执法文书易出现的问题

1.1 在案件调查中, 违法行为发生有完整的现场时, 不做《现场检查笔录》和《现场调查笔录》。

1.2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时, 没有集体讨论决定、记录, 不制作《行政处罚意见书》。

1.3 监督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 只口头警告或开具罚款单, 不送达《现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后也不报单位备案。

1.4 案件调查中, 当事人申辩时, 不做《陈述申辩笔录》。

1.5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或违法行为不归本部门管辖时, 不填写《案件移送函》, 没有向其他部门移交。例如, 私刻检疫验讫印章的行为应向司法部门移交;转移、隐匿被封存的染疫动物应向公安部门移交;出售腐败、变质、注水的动物产品应向卫生部门移交。

1.6 对染疫动物的扑杀、病害动物产品的销毁及拒不接受强制免疫的应下达《强制行为决定书》, 而工作中经常用《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代替。

2 制作《现场调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需注意的问题

2.1 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时, 应首先出示证件, 介绍自己的身份, 并把这一过程用文字记录在笔录前面, 不少工作人员忽略了这一点。

2.2 必须用蓝色或黑色钢笔、碳素笔书写或复写执法文书, 特别是复写《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两联文书时, 不能用圆珠笔复写。

2.3 对当事人的单位、地址、电话应调查准确, 必要时要查看当事人或法人代表的身份证件, 并索要复印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不清, 对以后处罚决定的执行非常不利。

2.4 询问当事人和证人时, 应言简意赅。重点放在其违法行为的发生地点、时间、是否经过检疫、是否染疫, 以及违法经营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种类、数量、价值、已出售多少、违法所得多少、运费多少等方面。调查要围绕所违反的法律条款、处罚所依据的标准展开。

2.5 笔录中关键数字应用大写、并让当事人在数字上按手印, 这样既避免更改, 又防止混淆。避免类似“卖了350元”看成“卖3 350元”这样的错误发生。

2.6 对当事人询问结束时, 经常出现当事人拒绝签字的情况。办案人在调查前应对此有所准备, 可以采取录音、录像或邀请他人见证等措施。

2.7 调查结束时当事人的签字应顶到笔录结束处, 不要留空白。

2.8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空格未填处应划横线。

2.9 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处罚依据的法律条款有具体款项时, 应具体列出。如对经营染疫动物的行为处罚时, 应写明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十八条第四款。

2.10 除《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外, 限期缴纳罚款应规定在15日内,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已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应要求当事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非规定情况下不应收缴罚款。

2.11 《处罚决定书》标明要求当事人承担强制免疫或强制销毁费用时, 应附费用详单, 处理完毕时应附有发票、收据等。

2.12 向当事人提供的复议机关必须准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或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综上所述,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文书对规范执法行为极其重要, 执法中必须认真使用和填写, 这样才能保证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顺利实施, 才能避免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行政复议中被变更、撤销或在行政诉讼申败诉。

论我国刑事程序性裁判的保障机制 篇2

在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之前, 虽然有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 但是由于欠缺相应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通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实际上很难被排除, 同时刑讯逼供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好在该规定已经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 它不但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毋庸置疑, 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一个如何来运行程序性裁判的问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这里所说的程序性裁判主要是指法院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参与刑事司法活动的官员是否违反诉讼程序, 有无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所作的专门性裁判活动”。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借鉴引进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公权力机关权力过于庞大、缺乏制约, 公民基本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但是值得我们尤为注意的是, 仅仅只是一种制度本身的引进可能并不见得就能真正解决问题, 程序性裁判制度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以下一些保障机制的完善。

2 程序性辩护制度的完善

程序性裁判作为一种特殊的裁判形态, 对于专门的司法工作人员来讲也是一个新生事物, 从这种制度当中所蕴涵的法律理念到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可能需要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 而对于很多没有多少法律知识尤其是程序观念的被告人来讲, 要想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申请启动程序性裁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更是难上加难, 这时被告人当然就需要通过辩护律师的帮助来辨别哪些行为可能属于程序违法行为、有哪些救济途径, 如何才能获得最有效的救济、进而启动相应的程序, 这种所谓“最好的辩护”, 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立于实体性辩护的程序性辩护, 也被称之为“攻击性辩护”或者“诉讼程序合法性之辩护”。被告人一方之所以要提出这种辩护请求, 就是要通过促使法庭对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程序加以司法审查, 从而要求法庭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宣告相关的诉讼行为无效。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 “作为诉权行使的主要方式, 程序性辩护所要启动的是一种独立的程序合法性之司法审查程序。而如果不具有诉诸司法程序、引起司法裁判的能力和效果, 程序性辩护就不会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同时, 作为一种‘为权利而斗争’的保障机制, 程序性辩护所要维护的其实就是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实现。”但是在我们国家, 律师真正想要给被告人有所辩护甚至来作这种所谓的“程序性辩护”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甚至会有很大的风险。在司法实践中, 就连律师想要见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非常不容易。就算是非涉密案件, 也要经过层层审批或变相批准, 或者直接以办案人员不在为由, 拖延会见日期的安排。即使到了法庭之上, 情况也未必有多好:“你辩你的, 我判我的”并非只是个别现象, 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等于是在走过场, 甚至有法官扬言:“你不辩我还可以少判几年, 你要辩我就要多判几年……”

要完善这种程序性辩护制度,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保障这样一些程序性辩护权利的充分实现:一是提出异议权。当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 当然有权就相应的侦查、公诉或者审判行为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其违法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是提出证据证明支持异议的权利。在被告人申请启动了程序性裁判之后, 虽然不用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 但被告人一方当然有权提出证据来积极地证明自己的主张, 从而引起法官的充分注意。这里可能有个前提性的条件, 就是尤其要注意保障律师取证的权利。三是获得裁判的权利。作为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主要方式, 一旦启动了相应的诉讼程序, 就必须要尽量保证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作出裁判。四是针对裁判获得救济的权利。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服时, 应有机会获得上级法院的再次审理。其次, 要进一步促使我国刑事诉讼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从而尽可能地保障被追诉人各项诉讼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地行使和实现, 并最终做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所谓“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整个刑事程序中, 审判程序是中心, 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侦查、起诉、预审等程序中主管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 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可以想象, 就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而言, 如果还是实行侦查中心主义, 不管被告人一方提出了多么充分的程序性辩护, 法院也是很难通过所谓的程序性裁判来宣告受到直接影响的证据无效的。

3 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

一方面, 司法改革涉及的范围尽管广泛, 但最终都要化解和归结为程序问题——要使中国的司法改革有所突破, 在一定意义上就必须通过完善程序性裁判消除程序性违法现象, 进而重塑司法形象;另一方面, 构建程序性裁判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制定规则, 要想得以有效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待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按照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是司法机关,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当然有权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否遵守法定程序进行监督, 一旦发现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侦查活动或者审判活动中有程序性违法行为, 就要通过一定的措施督促纠正。但是问题恰恰在于, 一方面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从性质上来讲都是追诉机关, 自己监督自己肯定不行;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法庭之上的公诉机关充其量就是相当于原告的一方当事人, 作为当事人又怎么可以反过来监督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呢?

因此, 首先还是应该确立法院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因为:在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 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一旦可能实施了侵害公民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就必然要求由更为中立、超然的法院通过一种独立的程序性裁判予以司法审查, 甚至宣告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判决等无效。其次, 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这种程序性裁判往往是由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侵害的被告人通过行使诉权来启动的, 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则成了被控告的一方;对程序性事实的证明一般也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由控诉方 (公诉机关) 来承担, 证明标准相对于实体问题也要低一些。在此过程中, 争议双方当然可以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质证、辩论, 对法院就该争议事项所作出的裁定不服的还应有权申请上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再次, 明确法官独立。法官不独立, 很难做到控审分离、严守中立;法官不独立, 程序性裁判就很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摆设。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关注更多的不是自身以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是否有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存在, 而是某上级领导的意见或者是某种社会舆论的导向……

4 宪政制度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 司法审查理念是与宪政思想紧密相连的, 宪政的核心就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和保障个人私权利;而宪法则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高宪章, 公民基本权利的法理依据就是宪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宪政制度是程序性裁判最根本的制度依据, 因为刑事程序性裁判作为一种司法审查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重要宗旨的:通过程序性裁判, “刑事诉讼法所制裁的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而应当是那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甚至宪法权利的行为。这样, 程序性违法行为就因为其侵权性质而有了加以严厉制裁的正当性”。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行为, 其实就是对公民人格尊严、身体健康和生命权的侵犯;而非法搜查和扣押行为, 则是对公民住宅安全权、隐私权、财产权的侵犯。正如克劳思·罗科信教授所言, “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为严峻的一项, 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该项刑罚之执行亦正意味着, 为了大众之安全利益而完全地忽视了犯罪行为人之自由利益。也正因为如此, 使得团体与个人之利益绝无仅见地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重大的冲突, 而这种在法律上所做之利益权衡正象征性地说明了在一般公共事务中考量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时, 刑事诉讼法就成了国家基本法的测震器”。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被人们称之为是“活的宪法”, “人权保护法”, 是宪政制度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生动反映;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宪政制度的支持,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来看, 宪法裁判或者说宪法法院已经是很多国家处理诉讼案件的最后审级, 这种最终意义上的程序性裁判更是将诉讼法和宪法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也就提醒我们, 只有将刑事程序性裁判上升到宪法层面, 才能使其更加实质有效地救济公民权利和维护宪政秩序!

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在我国设立宪法审查委员会来专门处理违宪之诉,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 当然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实现与刑事程序性裁判的充分衔接。

摘要：刑事裁判当然包括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 两者不可或缺且后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我国, 正是由于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程序性违法现象还是比较严重。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某种制度本身的借鉴引进可能并不见得就能真正解决问题, 程序性裁判机制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司法体制、宪政制度等保障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程序性裁判,保障机制,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2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2]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J].现代法学, 1999 (4) :93.

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 篇3

在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之前, 虽然有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 但是由于欠缺相应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通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实际上很难被排除, 同时刑讯逼供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好在该规定已经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 它不但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辞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毋庸置疑, 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一个如何来构建程序性裁判的问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这里所说的程序性裁判主要是指法院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参与刑事司法活动的官员是否违反诉讼程序, 有无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所作的专门性裁判活动”。那么, 在我们国家究竟又该如何来构建程序性裁判制度呢?

2 刑事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 “在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谨慎地加以权衡之后精雕细刻出的程序, 是保证一个文明社会认为值得保护的所有不同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的唯一方法”。程序权利的充分实现对于我们每个公民来讲尤为重要, 而在刑事诉讼当中则更是如此:公民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始终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生命、自由、财产面临被“合法”剥夺的危险, 然而办案人员却有可能出于种种的原因在实施有关的诉讼行为时故意地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 构成程序性违法。“相对于‘实体性违法’而言, 程序性违法一般都是警察、检察官、法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 它可以具有侦查违法、公诉违法和审判违法等具体的违法形式”。毫无疑问, 程序性违法行为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分别在行使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的过程中发生的, 而这样的一些公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在诸如“命案必破”、“错案责任追究”此类思想的指导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之下, 为了努力发现事实真相并最终对犯罪分子实现有效的打击, 办案人员往往就会更加倾向于违反法定的诉讼程序规则。有违法就必须有制裁。但是, “刑事诉讼法所制裁的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而应当是那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甚至宪法权利的行为。这样, 程序性违法行为就因为其侵权性质而有了加以严厉制裁的正当性”。对诸如拷打、肉体折磨等逼供行为、超期羁押行为, 当然应当通过所谓的“程序性裁判”来绝对否定其诉讼效力, 并且规定这类严重违法行为是不可补救的。总之, 刑事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程序性违法行为, 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 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 侵犯公民权利, 情节严重的行为。

3 刑事程序性裁判的主体

基于控审分离和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 在程序性违法行为和程序性制裁之间自然少不了这样的一个连接点——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所形成的程序性裁判,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法院也就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当然主体。在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时尤其要特别注意也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甚至宪法性权利的充分实现——一旦出现了可能涉及侵害公民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就必然要求由更为中立、超然的法院通过一种独立的程序性裁判予以认定甚至制裁, 宣告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判决等无效。在此过程中, 争议双方当然可以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质证、辩论, 对法院就该争议事项所作出的裁定不服的还应有权申请上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从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对程序性行为的审查和裁决也都是由法院来完成的。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8条规定, 由于提起公诉的程序违反规定而无效时, 法院应当对公诉作出不予受理的判决。在美国, 也是由法官审查某一证据是否为非法行为取得, 并决定是否禁止在法庭上出示。

4 刑事程序性裁判程序的启动

一般情况下, 基于不告不理和司法被动性的理念, 这种程序性裁判恰恰是由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侵害的被告人通过行使诉讼权来启动的, 这时“实体意义上的被告”就成了“程序意义上的原告”, 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则成了被控告的一方;但是对于少数严重侵犯当事人权利或损害诉讼价值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可依职权主动发现。比如意大利和我国澳门地区的法律就规定, 对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绝对无效”或“不可补正之无效”严重违法的行为, 法院在任何阶段都应依职权宣告。英国则在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 在查明被告人的口供系以非法手段取得时, 法庭有权主动予以排除。在我们国家, 当事人和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该都有权申请启动程序性裁判——如果当事人本人不能行使申请权时, 可由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

5 刑事程序性裁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对控诉方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提起确认违法的申请时, 应实行有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由控诉方承担主要证明责任, 但另一方也要先行承担一定的说明责任, 即当事人应当首先提供涉嫌程序违法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按照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 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 只要诉讼参与人基于合理的根据指控控诉方的行为是非法的, 受到异议的机关和人员就必须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 否则负责审查的法院就有权推定被异议的行为是非法的——具体到刑事诉讼中, 要求提起程序性裁判的可能恰恰就是处于逮捕羁押状态的被告人, 如果再让他们来收集证据证明所谓的“程序性违法”, 当然是很不现实的;而控诉方则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程序最为清楚, 并且具有便利的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另外, 控诉方认为第一审程序违反法定程序, 应由控诉方提出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第一审程序违反法定程序, 应当就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作出说明。这也是因为, 由于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 对在审判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享有免予出庭作证或受审的特权, 因此原审法官对审判活动的合法性是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的, 对于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当然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而举证能力比较有限的当事人则只需作出相应的说明即可。

就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标准而言, 相对于实体问题就要低一些, 达到优势证据即可。比如在德国就有这样的规定, “根据联邦法院的判例, 了解在询问被告人过程中是否使用法律禁止的手段的, 因为只涉及认定程序法的错误问题, 所以可以自由证明”。

6 刑事程序性制裁的措施

和实体性违法可能会引起实体性制裁一样, 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同样可能会引起相应的程序性制裁, 因为“制裁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法律实施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规定制裁, 其目的就在于保证法律命令得到遵守与执行, 就在于强迫‘行为符合业已确立的秩序’”——但是实体性违法和程序性违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不但有可能引起诸如民事侵权赔偿、行政纪律责任追究、刑事追诉以及国家赔偿等实体性制裁, 还可能引起非法证据排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程序性制裁。与这种程序性违法行为引起的实体性制裁不同, 程序性制裁则只能针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所实施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 并不针对其个人;而且违法者所要承担的恰恰是一种程序上的不利后果, 即这种程序性违法行为将不得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相对于实体性制裁来说, 程序性制裁的矫正作用更为彻底和有效。“作为一种强调‘程序中心主义’的制裁方式, 程序性制裁机关并不一定导致侵权者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却可以发生‘剥夺违法者所得之利益’的功效, 最大限度地消除违法者侵犯诉讼权利的动力, 从而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只有这样, 违法者的侵权行为才能得到遏制, 法律程序规则也才有得到实施的可能性, 那些为法律设定的权利也才能得到救济”。具体到程序性制裁的措施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虽然已经规定有撤销原判和排除非法证据两种方式, 但还应该有所完善。首先应当确立宣告诉讼行为无效制度, 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对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则绝对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 具有不可补正性, 法院在任何诉讼阶段也可依职权主动宣告无效;对于一般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补救, 从而产生预期法律效果, 并且必须是由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提出申请, 法院才可认定其无效。另外, 对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至少要作如下改造:首先这种发回重审一般应当是有利于被告人;同时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出严格限制;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 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 比如直接作出无罪判决。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2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2][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 王丽芝,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4]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6]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