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说理指引

裁判文书说理指引（共6篇）

裁判文书说理指引 篇1

论裁判文书说理与裁判活动说理

作者： 胡云腾

发布时间： 2011-08-10 08:49:59

一、近年来裁判文书说理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裁判文书说理既是对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基本要求，也是裁判文书的重要内容。裁判文书立足于事实、证据、法律、情理展开充分的说理，有利于解决诉讼争议、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有利于彰显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弘扬法律权威，有利于打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增强队伍素质，有利于形成审判经验、繁荣法学研究、促进理论创新，等等。

裁判文书所说的理是多元的、丰富的：一是事理即案件的事实真相及来龙去脉，二是法理即裁判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三是学理即裁判所应用的科学理论与专门知识等，四是情理即裁判所遵循的公序良俗和社情民意等，五是文理即裁判所运用的语言、文字、数据、逻辑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五理”之间并非半斤八两，也不需要在每个案件中都依次细说一遍，而是轻重有别，有所侧重的。其中事理是基础，法理是尺度，学理是辅助，情理是佐料，文理是工具。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强，就是要立足事理，严守法理，辅以学理，佐以情理，善用文理。裁判文书说理的评判标准和最高境界，就是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近年来，在最高法院的大力推动、全国法院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法院裁判文书的规范化建设和说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法院各类文书样式得到统一规范，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裁判文书制作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涌现了很多优秀的裁判文书和典型案例。随着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力度不断加大，数量不断增多，裁判文书说理的社会效应也在不断扩大。裁判文书说理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专门研究裁判文书的法学研究团体应运而生，相关研究活动蓬勃开展，成果频出，裁判文书说理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回应社会对司法审判的关切、全面发挥诉讼功能实现诉讼目的、发挥司法宣传教育功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裁判文书说理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从实践中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不少裁判文书盲目追求篇幅，裁判文书越写越长，越写越没有个性，长而不当、文书长道理不长的情况还较为普遍；二是说理千篇一律、不敢说理、不会说理、不愿说理的情况还比较常见，说理的质量总体不高，甚至还存在明显的失误；三是许多法官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裁判文书说理，而忽视在裁判活动的过程中说理，形成比较突出的当面不说、背后才说，庭上不说、庭下才说，口头不说、笔头才说的片面现象，从而把裁判文书说理等同于裁判活动说理。因此，有必要专门讲一讲裁判活动说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裁判活动说理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笔者秉持审判工作即是说理的司法理念，认为人民法院的全部审判活动，实际上都是对当事人乃至社会说理的活动，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裁判活动说理，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说理，它是综合的、动态的、全面的说理，贯穿审判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裁判活动说理具有以下内容和特点:

1.全程式说理。所谓全程式说理，是指从法院受理案件到执行生效裁判的全部过程的所有说理活动，体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接力的过程和深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立案说理。如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说理，风险提示说理，以及立案调解过程中的说理等。立案说理要求，人民法院在案件的起始环节，就要把诉讼服务和说理融入相关审判活动之中，从而为以后案件的审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庭前说理。庭前说理是指法官在准备开庭的过程中与当事人接触交流时的说理，如组织证据交换过程中的说理，庭前调解过程中的说理，以及诉讼程序选择过程中的说理等。庭前说理对于营造良好的开庭氛围、明确庭审争议、提高开庭效率都很有价值。

庭审说理。庭审说理是指法官在开庭过程中的说理，这是裁判说理的主要场所。如法官在刑事案件的定罪事实调查过程中的说理，在定罪证据的分析与评判过程中的说理，在量刑事实证据的法庭调查过程中的说理，对量刑事实证据的分析与评判中的说理，在主持法庭辩论过程中的说理等。

判决说理。判决说理包括宣判说理和裁判文书说理。法官当庭宣判的，应当把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一一向被告人和旁听群众宣告；不能当庭宣判，但可以宣判裁判结果的，应当当庭宣判裁判结果和裁判的主要理由，并告知何时可以向被告人送达裁判文书；判决无法当庭宣告的，应当告之无法当庭宣告的原因，并应当告知闭庭后何时能够向被告人宣告裁判，等等。

调解说理。根据最高法院确立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要求，必须将调解工作贯彻于民商事案件审判的全部过程。因此，法官在民商事案件审判中，必须重视调解工作，必须为实现调解结案而加强说理。虽然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审判行政案件时也必须尽量协调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进行相应的说理不可或缺。甚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及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促成被害人谅解等审判活动中，也要做相应的调解工作，同样需要法官善于说理。从审判实践看，调解就是善于说理的艺术，不向当事人讲清楚其中的道理，案件是不可能成功调解的，因此，实践中凡是善于调解的法官，都是善于说理的法官。

2.全景式说理。所谓全景式说理，是指裁判活动说理的空间、时间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不拘形式、不拘场合、不拘时间。一个善于裁判活动说理的法官，能够根据案件纠纷的具体特点和解决纠纷的特殊需要，自主采取灵活多样的说理形式，把裁判的道理说给当事人听。

从空间上讲，裁判活动说理的空间广阔无限。说理的地方可以是田间地头，就像当年边区法院的马锡五法官一样到当事人的家里拉家常，也可以是庄严的法庭，就像今天广大法官进行的庭审活动，还可以是法庭以外的适当场所。像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李红星，经常一天要开几个庭，他就利用前一个案件当事人核实法庭笔录的间隙，与在楼道里等待开庭的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说上了，到开庭之时，案件如何处理有的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因此被同事们戏称为“楼道法官”。

从时间上讲，裁判活动说理的时间也没有上下班之分。只要有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可以是上班时间，也可以是下班之后，还可以是节假日。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安徽省涡阳县法院法官何允芝，长期以来处理的都是老百姓家庭、邻里的民间纠纷，审判工作几无节假日上下班之分，在农民当事人收工回家后做工作更能方便群众，她把自己的工作特点总结为多动脑子的脑勤、多动笔记载工作心得体会的手勤、多做说服群众工作的嘴勤和多到群众中做工作的腿勤。这“四勤”工作法，实际上是延伸裁判活动说理时空的工作法。

从形式上讲，裁判活动说理的方法是丰富多彩的。法官既可以面对面地向当事人说理，也可以通过电话、短信、网络、书信等工具向当事人说理。有时候，一个微笑，一次握手甚至一次耐心的倾听，都能够起到化解当事人心结的效果。有经验的法官都知道，审判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往往不能采取同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并直接交锋的形式，而是先要一对

一、背靠背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甚至要对有过错的一方进行批评，待双方都有态度后才让他们当面握手言和，这种方式既是有效的调解方式，也是有效的说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秉持能动司法理念，就能够根据不同案件纠纷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说理形式，从而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3.全员式说理。所谓全员式说理，是指裁判活动说理要集中诉讼参与人和相关法官的集体智慧，并善于利用法院内外的人力资源。

从法院内部而言，裁判活动说理是集体说理，不是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合议庭说理。独任法官或者承办法官固然是说理的主将，但绝非孤家寡人。在工作机制上，应当从当事人跨进法院的大门开始，各个环节的说理就应当依序启动，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局等各个审判执行工作环节都负有对裁判活动说理的职责，书记员、承办法官、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庭长、院长等，都是说理的主体，都能够为裁判活动说理作贡献。不仅如此，有些矛盾纠纷特别尖锐的案件或者涉及重大群体利益的案件，仅仅靠一个法院的说理都是不够的，还需要上下级法院密切配合，携手进行说理，甚至连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些死刑案件及其他案件，都需要下级法院帮助做工作，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从法院之外而言，裁判活动说理要善于借力说理。这个借力就是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之力。法官要善于利用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为裁判活动说理。比如，根据服判息诉的需要，可以动员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帮助做工作，主动邀请律师、诉讼代理人帮助做当事人的工作，还可以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帮助做工作。如河南省高级法院近年来搞了一项制度创新：法院出面把乡村的贤达长老组织起来，像法官一样组成合议庭“审理”（实际上是调解）诉讼到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民事案件，如果案件纠纷经他们调解解决了，法院就予以认可，如果案件纠纷没有解决，则案件进入基层法院审判。河南高院把这项制度称为“社会法庭”，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美名曰“社会法官”，这是法院善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典型实例。就法官而言，善于运用社会力量助力裁判活动说理，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全国法院办案标兵、最高法院的冯强法官，就很善于利用院外力量帮助做工作，她调处民事案件，非常注意邀请相关单位或人员到场助力，她调解的一起工程款纠纷案件，由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某国有大企业拒不接受法官提出的解决方案，导致该付的工程款长期拖欠，造成工人上访闹访，她就请该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做工作，促使纠纷彻底化解。还有一起中央某大型企业与6名职工的劳动纠纷，由于该企业以历史问题为由长期推诿，导致涉案职工长期上访申诉，她便请某部委法规司的负责同志亲自参与调解并对企业做辨法析理工作，切实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使一个多年未结的积案实现案结事了。

三、裁判活动说理的价值蕴含和重要意义

从上述对裁判活动说理的叙述即可看出，裁判活动说理与裁判文书说理相比，具有更加丰富深刻的价值蕴含，对实现案结事了具有更为重要的应用价值，因此，我们应当在继续重视裁判文书说理的基础上，进而重视裁判活动说理这个更有价值的问题。

1.裁判活动说理的直接性效果难以比拟。心理学和传播学都证明，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距离越近、传播的方式越直接，效果越佳。所以才有课堂讲授胜于学生自习、人来人往优于文来文往之说。司法审判之所以强调直接性，就是要求法官重视与当事人当面、口头交流，只有当面、口头交流，才能真切了解纠纷的症结，做好矛盾化解工作。我们看到，凡是办案经验丰富、办案能力很强、善于裁判说理的优秀法官乃至模范法官，都是注重并善于对当事人当面、口头说理的法官，而不仅是善于撰写法律文书的法官。全国重大典型、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法官陈燕萍，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口头、当面说理的法官，她的“望、闻、问、切、笑”五字工作法，无一不在彰显司法审判的直接性，所以裁判效果才非常显著。为了凸显裁判说理的效果，法官如果不是书面审理案件，一定要坚持当面说理而不是庭后说理，要坚持口头说理而不是文字说理。因为如果法官当庭不说理，一旦造成当事人对审判活动形成了成见，待到裁判文书说理时就可能成了马后炮，想通过裁判文书化解掉就很困难了。

2.裁判活动说理的便捷性效果难以比拟。从全国看，各类纠纷案件高发，审判任务繁重，法官工作量不断增大是多数情况。所以，人民法院包括说理在内的审判活动都必须适应经济、快捷的要求，不能形式主义地要求裁判说理越长越好、越细越好、越有文采越好。从实践中看，口头说理不仅更加有效，而且完全能做到更加经济，更有利于减少法官的工作量，这一点我从李红星法官的工作法中获得了启发。李红星法官一人连续5年平均结案近800个民商事案件，没有一件因为自己工作不当而引起上诉信访，并尽量做到在上班时间完成全部工作，八小时之外和节假日基本不加班，他工作优质高效的秘诀，主要就是把庭前和庭审说理发挥到了极致，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都化解了，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好写了，从而省去了法官和书记员闭庭后呕心沥血撰写、制作裁判文书之苦。

3.裁判活动说理的灵活性效果难以比拟。前已讲到，法官在裁判活动中进行说理，可以不拘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而裁判文书说理由于要落到文字上，所以必须严谨规范，接受裁判文书样式的约束，否则就会惹来麻烦。裁判活动说理既可以正说，也可以反说，而裁判文书说理只能正说。有位资深法官曾经告诉我他当年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就用了反招，效果很好。该案的案情是：男方多次殴打老婆，老婆起诉要求离婚。但他了解到男方很不想离婚，而只要丈夫不打她，女方也不想离婚。他便把男方传来斥责到：“你经常打老婆算个爷们吗？再打你的老婆就成了别人的老婆啦，你要保证以后不打老婆，法院就做你老婆的工作，不愿悔改我今天就判你们一刀两断!”结果男方当即表示要痛改前非并向老婆道歉，案子圆满解决。请问，这段话能写到裁判文书中吗？显然不能！不仅如此，裁判活动说理既可以就事论事说，也可以从当事人的长远利益说，而裁判文书说理只能就事论事说。比如，在很多民事纠纷中，法官可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具体纠纷和长远利益，提出一个双方共赢的方案，但如果是裁判文书说理，这就无法进行。退一步说，即使法官在裁判活动中讲错了话，也容易收回，而一旦在裁判文书上写错了话，那就会成为难以改正的错误，等等。因此我想，如果法官在法庭上不把该说的理、会说的理说出来，偏要等到下笔时才说，那就无疑放弃了最有效的说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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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说理指引 篇2

一、务必说: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运作题中应有之义

裁判文书为何要说理, 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刘树德认为, “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 裁判文书只有说理充分、准确, 方能使胜诉者赢得堂堂正正, 败诉者输得明明白白, ‘真正让人民群众从个案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1) 胡云腾认为, “裁判文书说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与具体的国情、司法的构造、文化的传统和法治的发展阶段都很有关系。我国是法治建设的后发达国家, 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还相当欠缺, 对法院的公信还没有完全确立, 对法官整体素质的信赖程度还不够高, 且由于法官在审判案件中既决定事实判断问题又决定法律适用问题, 这些因素的存在, 格外要求裁判文书来说理, 加之当前裁判文书的说理确实又存在很多不足, 因此, 裁判文书说理的任务就更加繁重, 也更加重要。” (2)

刘树德和胡云腾分别从不同方面指出了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 但是, 他们所提出的理由似乎还过于表面, 并没有揭示裁判文书必须说理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 裁判文书之所以必须说理,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从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来看, 裁判文书必须说理。很显然, 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是法官。法官是什么呢?法官不是人人敬服的神, 法官也不是拥有至高权威的专制帝王, 法官只是运用自身专业技能, 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判决定的法律工作者。神的所作所为是无需说理的, 如果法官是人人敬服的神, 那么, 法官所作的裁判就不需要说理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拥有至高权威的专制帝王言出法随, 他们的意志就是法令, 如果法官是专制帝王, 那么, 法官所作的裁判也不需要说理。可惜, 在现代社会中, 法官只是法律的“仆人”。作为法律的“仆人”, 由于人的认识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是有限的, 是有缺陷的, 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对法律的适用也就可能出现偏差乃至谬误。因此, 为了确保裁判结论的准确合理, 法官就有必要把自己的裁判过程讲清楚, 也就是说, 法官有必要把具体的司法操作过程 (其核心是司法操作过程中的判断推理过程) 在裁判文书里交代清楚。

其二, 从裁判文书的存在表现形式来看, 裁判文书必须说理。裁判文书以语言概念为存在表现形式。语言概念是一套抽象符号系统。现代法治的本质是使用语言概念这样一套抽象符号系统进行社会管辖, 维护日常生存秩序。在司法过程中, 需要运用特定的操作方法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特定的事实, 需要运用法律概念对提取出来的事实予以处理, 最后, 处理的结果又要置放回现实生活中去, 在这一系列复杂抽象的操作中, 稍不注意操作的科学准确就会导致谬误。因此, 在全面表述司法裁判过程的裁判文书上, 务必充分说理, 以确保全部司法操作的正确性。

二、在哪里:当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

(一) 分析论证过程缺失

当下的裁判文书对分析论证的过程很不重视, 存在严重的分析论证过程缺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裁判文书对案件证据的运用缺乏足够的分析论证过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材料, 而案件事实又是作出裁判决定的客观基础。在审理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通过正确分析认证证据材料, 客观认定案件事实, 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对在案证据材料进行充分的分析、筛选、认证。然而, 目前的许多裁判文书对在案证据材料的审查流于形式, 千篇一律, 严重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对采用的证据不说明原因、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与其他证据如何互相印证, 仅笼统地将确认的证据罗列出来, 即得出“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认定”的结论;特别是对不被采用的证据说理不充分, 仅以“与本案事实和证据不符, 不予采信”为由予以驳回, 甚至没有任何说理, 就抽象地得出“不予认定”的结论, 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 裁判文书中对裁判理由的说理过于简单与程式化, 缺乏充分的分析论证过程。当下的很多裁判文书中, 普遍存在着缺乏充分的分析论证过程即得出裁判结论的现象, 具体有如下一些表现:有的裁判文书用套话代替分析论证, 如“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认定…”;有的裁判文书用空话代替分析论证, 如“上诉人之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有的裁判文书简单地用法条代替分析论证, 如“…法…条规定…, 故被告人之行为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罪”等等。

(二) 违反形式逻辑

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常常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作出各方均可接受的裁判结论, 而十分不注意通过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来获得案件的裁判结论。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原因, 在我国司法裁判实践中, 裁判文书说理违反形式逻辑的做法十分普遍。其中, 南京彭宇案将这一问题暴露得极为充分。

南京彭宇案本是一起十分简单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按照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 如果严格地运用形式逻辑推理, 那么, 本案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自己系被被告彭宇撞伤的案件事实, 如果原告举证不能, 法院就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 为了获得其认为合理的裁判决定, 承办法官偏偏选择了一条明显违反形式逻辑的道路:承办法官先确定了他认为合情合理的各打五十大板 (即让被告承担40%赔偿责任) 的裁判结论, 然后再来进行说理论证, 在既有证据根本无法证实被告撞伤原告的情况下, 为了继续推理出自己预定的裁判结论, 承办法官竟然不惜违反形式逻辑, 以荒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强行推断被告撞伤原告, 这样也就罢了, 更不可理解的是, 既然被告撞伤原告, 那就应当承担100%的责任了, 可是承办法官为了推理出预定的裁判结论, 又很荒谬地作出了“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 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 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的判断推理, 终于根据公平责任, 得出了被告承担40%赔偿责任的裁判结论。 (3)

承办法官苦心经营, 为了得出他以为合理的裁判结论, 不惜一再违反形式逻辑, 结果呢, 由于他实在太不把形式逻辑当一回事了, 所以社会公众和法律界人士也就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了:该案判决遭受了社会公众和法律界人士的一致否定。

(三) 繁简处理失当

在当下的裁判文书中, 繁简处理失当也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一些裁判文书在说理时当详不详、当略不略, 繁简失当。例如, 有些裁判文书中, 对双方毫无争议之处, 仍然事无巨细地详列事实和证据, 导致裁判文书重复冗长。而在一些裁判文书中, 对双方争议很大的地方, 却又一笔带过, 根本不展开充分的说理论证。

三、怎么说: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

(一) 充分阐明分析论证过程

通常而言, 裁判文书说理包括事实论证说理和裁判论证说理。因为裁判文书说理通常是围绕争议焦点展开的, 因此, 无论是在对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的时候, 首先都应当全面、准确地概括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主张和理由, 归纳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争议焦点。

裁判文书事实论证说理的第一步是证据的认定和采信。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展示证据的认定和采信过程, 具体操作的时候, 应以判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为核心, 阐明证据是否采信的理由, 对诉辩或者控辩各方提供的证据应当全面地作出回应, 不得遗漏。裁判文书应当展示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接着, 便是裁判文书事实论证说理的第二步, 也就是在采信证据的基础上, 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等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推断出案件事实。

在进行裁判论证说理的时候, 裁判文书应对所适用的法律和适用该法律的理由进行充分地说明, 具体操作可以参照四种情况进行:第一, 对应该适用何种法律条文明确, 诉辩或者控辩各方无异议的, 可直接援引法律规定;对适用何种法律条文有分歧的, 则应阐明适用该法律条文的理由;第二, 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或者条文复杂, 诉辩或者控辩各方对法律条文理解有分歧的, 应对法条的含义进行解释, 阐明适用该法条的理由;第三, 对法条竞合及法律冲突内容的选择适用, 应当予以明确说明;第四, 民事案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可以根据立法精神、目的, 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学原理, 阐明裁判理由。

(二) 严格遵守形式逻辑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霍姆斯的这一论断向来为国人所艳称。然而, 被国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是, 霍姆斯是在充分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才提出这一论断的。其实, 对于日常司法裁判活动而言, 与其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不如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经验, 而在于逻辑”!因为经验往往是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 而逻辑则是建立在特定科技水平基础上的精确严密的思维方式。现代法律都是成文法, 以精确的语言为存在表现形式, 而现代语言的灵魂正是形式逻辑, 因此, 司法裁判自然也应当严格遵守形式逻辑。

归根结底, 裁判文书说理其实大体上也就是严格地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来进行司法裁判。下面简单地以裁判论证说理为例, 对运用形式逻辑来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略加说明。在裁判论证说理过程中, 首先, 以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理为大前提, 其次, 以查明的事实为小前提, 最后, 根据小前提符合大前提的客观事实为依据, 得出符合大前提规定的唯一的处理案件的结论性意见。例如,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大前提) , 被告人刘某某日深夜在公园里持刀威胁游客, 迫使游客交出苹果手机一部和人民币两千余元后逃离现场 (小前提) 。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应以抢劫罪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结论性意见) 。在裁判文书说理时, 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地判断小前提是否符合大前提。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充分论证说明小前提确实符合大前提, 那么, 裁判文书说理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总之, 裁判文书的说理就是反复地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作为工具, 逻辑严密地审查采信证据与认定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 推断出裁判结论。

(三) 努力做到繁简适当

在裁判文书说理中, 如何恰到好处地做到繁简适当呢?讲清事理、讲清法理, 消除各方对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的疑惑, 使各方能够明白裁判的依据和道理, 是裁判文书说理充分与否的衡量判断标准。围绕这一标准, 裁判文书在说理时, 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当长则长, 当短则短, 繁简适当。具体哪些情况可以简要说理, 那些情况应予详细说理, 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 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些事实、证据或者法律适用没有争议的, 那么对这部分事实、证据或者法律适用就可以简要说明, 不需展开论述。相反,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或者法律适用, 就应当有针对性详细论说。其二, 对案情简单的、标的数额较小的案件要简说, 因为此类案件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或争议标的不大, 无必要过分强调说理。相反, 对案情复杂、疑难的案件, 就要细说, 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各种事实争点、法律争点作出回应。当然, 上述划分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在司法实践中, 不可以简单套用。在具体案件中, 对说理繁简的处理需要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结语

裁判文书说理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通过裁判文书的说理, 确立判决结果的正当性, 进而树立裁判的权威性、司法的公信力;有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保证案结事了,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有利于约束法官行为, 提高裁判的质量, 促进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裁判文书说理探析 篇3

一、当前裁判书说理存在的问题

（1）论证说理的形式存在“八股”现象。比较经典的裁判理由是：“关于赔偿数额，由于本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因侵权的获利情况。故本院在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等情节以及原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这种对法定赔偿之适用的说理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范本”，充斥着公文式的语气，套用固定的表达格式，法官对此只需要“比着葫芦画瓢”即可。

（2）论证说理的社会可“接受度”较低。由于对法定赔偿之适用的论证说理方式存在“模板化”，从而导致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出现“估堆现象”。这种“估堆裁量法”，从决策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经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个人的学识、才能和经验，甚至个人的感情和当时的心情，很难保证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至于上述的因素——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等，承办人在裁判时是否考量以及考量几个，无从得知，使当事人甚至合议庭成员都难以了解主审法院裁判的考量和思路，从而降低裁判文书的社会可接受度。

（3）证据的取舍与事实的认定缺乏分析说理。说理是裁判文书的灵魂，而证据分析则是说理的精髓所在。但在笔者收集的裁判文书样本中，部分裁判文书只是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进行简单的罗列，仅以一句“上述事实，有……为证”点到。对法院为何采纳这些证据而不采纳另一些证据的查证分析过程没有得到反映或缺乏对证据证明力的比较。如“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上述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为何不足以证明的理由，在裁判文书中并未涉及，给当事方造成法官忽略己方证据，有意偏袒对方的错觉。

二、当前裁判书说理的问题成因

（1）囿于大陆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封闭型特质。①在大陆法系中，法官在法律活动中并不是重要人物，他们只能引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确立自己的判决。②这使得裁判文书在语言运用、行文格式、论理依据、意见展示等方面存在封闭型特点。如，在文书格式上注重统一性，忽视论理章法的多样性，往往是直叙案件事实，再引法律条文，最后得出结论，至于事实和条文如何接洽，少有论及。这种格式上的封闭性与统一性，使得裁判论理部分千篇一律。

（2）裁判文书说理的伦理化的介入程度不够。社会民众怀着的普法知识和善恶二元价值观，常常期待“对已有利的司法思考”，“对法官来说最好是将他们的工作理解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努力获得特定环境中最合乎情理的结果。”③就本质而言，独立的司法判断本来并不需要迎合民众的道德观念，但是法律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却无法远离道德的影响。而实践中，“于法无据，不予采信”、“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等过于简单和空洞的表达，使得裁判文缺乏人性关怀，从而导致裁判文书的社会可接受度低。

（3）考量因素多元决定了行文表述顾虑重重。裁判的过程是将法律规范付诸实施的实践性社会活动，这里包含着法官认知和判断。在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中，既有能够在裁判文书中得以清晰载明、用语言文字可以准确表达的显性因素，如法律规范；也有无法通过语言文字获取、详尽表述的隐形因素，如新闻媒体、信访等群体性案件社会结构因素、案件质效考核等。这种隐形的考量因素多元化，加之“案多人少”的矛盾客观存在，使得法官在裁判说理过程中顾虑重重，生怕言多有失，有时候顾此失彼以至于该说的不敢说，有的囿于审判压力“心有力而力不足”。

三、当前裁判书说理的完善路径

（1）强化说理的公开力度。司法公开程度是司法人民性的“试金石”，“司法透明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一定能够实现社会正义，而在于它使人们获得了实现社会正义的感觉。”④实践中，应以裁判文书上网为突破口，形成倒逼机制，促使法官公开论证过程，如对证据的理性判断和取舍原因、确定赔偿数时考量的具体因素等。“阳光司法”所产生的压力会“强迫”法官提升裁判文书撰写的心理内设标准，其积极作用最终在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程度上得到体现。

（2）有选择地撰写法官后语。法官后语旨在“激活长久以来严肃之法律理性，体现判决之道德关怀。”⑤它是“裁判理由”的情感递进，是在求真基础上的向善。在当下的司法理念语境下，“法官后语”具有支持法律理解；補充法律内容，在法律内容无法或者难以触及的地方，让伦理内容发挥功能；使得规范的法律用语变得生动而富有人情味⑥等功能，将法律的“他律”转化为当事人的内心的“自律”，从而增强裁判文书的社会可接受度。

（3）建立说理的评价、激励机制。通过法律文书评查、优秀法律评比等措施，构建裁判文书说理的激励机制，将“说理”的质量与法官的考评、工资、奖励、晋升等利益挂钩，激发法官写好判决书说理的动力，使其能写出具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判决书。激励制度的强弱决定了法官说理的态度，而说理态度又决定了裁判文书的质量。强化对判决说理的激励机制，让每一位法官明白他们在说理上所费的心血没有白流。⑦

注释：

①蔡杰，程捷：《封闭与开放：裁判文书论理风格之类型化检讨》，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2期，第128-129页.

②[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3页.

③卢丽娜：《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改革研究》，http：//qcqfy.chinacourt.org.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日.

④蒋惠岭、胡夏冰：《我国司法透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栽《法律适用）2006年第3期。转引自周军、李春华：《裁判文书深度公开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67页.

⑤沈先志：《裁判文书制作》，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⑥袁博：《裁判文书伦理化的保留与倡导》，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4年第3期，第145页.

说理式行政处罚告知书文书格式 篇4

××质量技术监督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X质技监罚告字[××] x号

××(相对人名称)：

x年×月×日，本局执法人员××、××等依法在××(地点)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x×(所从事的行为)，涉嫌××。

经查明：(准确交待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内容、过程、情节、后果，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品牌、数量，价值、标识，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等)。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列举证明存在违法事实的全部证据，简明表述所列证据的证明对象)。

本局认为：(对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概括、定性，指明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项；对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对相应的理由进行阐述，并列明相应的依据；明确告知拟予以行政处罚的依据和行政处罚的意见)对上述决定，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要求公开听证，请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该权利。

请陈述你对上述决定的意见(如需书面陈述、申辩，请于×日内向本局提出)： 被告知人意见：

被告知人：(签名)执法人员：(签名并注明执法证件叫号)记录人员：(签名)

(印章)

××年××月××日

正本（副本）

本文书一式两份。正本送达当事人，副本行政部门存档。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格式

××质量技术监督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X质技监罚字[××]××号

(相对人基本情况)

××××(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地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或社团组织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号)：x。

联系电话：××

×年×月×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在××(地点)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x(所从事的行为)，涉嫌××。同日(或具体日期)本局予以立案。此案经调查取证，听证(或处罚)告知，公开听证(或当事人陈述、申辩，本局复核)。

经查明：(准确交待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内容、过程、情节、后果，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品牌、数量、价值、标识，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等)。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列举证明存在违法事实的全部证据，简明表述所列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多份证据并且证据问证明事实不一致的，要阐述证据间的关系、证据效力的大小、证据认定的理由等。)。

1、……；

2、……；

3、……。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经审理后，本局于×年×月×口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或听证)告知书，（当事人于×年×月×日向本局提出申辩，认为

1、……；2……。要求本局予以从轻处罚。当事人于×年×月×日向本局提出听证申请，本局于x年×月×日举行听证会，当事人认为……，案件承办人认为……。）

本局认为：(对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概括、定性，指明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项；予以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对相应的理由进行阐述，并列明相应的依据)。对相对人的陈述申辨意见经复核，本局认为：……。（对听证会意见，本局认为：……。）依据《x x×法》第×条第×款第×项之规定，“……(法条内容)”，本局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

2、……：

3、……。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法定节假日的顺廷至第一个工作日)将罚没款缴到：××银行××支行，地址：××号，账号：×××x××。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日内向x×或××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诉讼。复 议、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印章)

××年×x月x×日

正本（副本）

本文书一式两份。正本送达当事人，副本行政部门存档。

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参考范本

×××质量技术监督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质技监罚字[2007]××号

××电线电缆公司

法定代表人：×××

地址：x×市××区××路××号××大厦五楼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企×副字第××号

联系电话：××

根据举报和有关执法检查安排，×××质量技术局于2007年10月8日对××××电线电缆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其生产销售的电线产品涉嫌未取得ccc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电缆产品涉嫌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同日，本局予以立案。此案经调查取证，并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进行了书面陈述申辩，并提出了听证申请，本局依法举行了听证。

经查明：××××电线电缆公司于2007年5月新设，同年7月开始生产电线电缆产品。截止2007年1 O月8日，你公司在未取得电线产品ccc认证的情况下生产了35种规格型号货值金额诗270万元的电线产品，并在产品上加贴了伪造的ccc认证标志，其中出厂销售的电线产品货值金额l 20万元；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了14种规格型号货值金额计60万元的电缆产品，其中销售的电缆产品货值金额20万元。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对库存的涉案产品进行了封存。另查明你公司于2007年6月20日委托申请电线产品的ccc认证，8月2 7日通过了型式试验，11月14日获取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你公司截止执法检查时尚未申请电缆产品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现场照片5张，记载了我局在2008年10月8日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发现你公司涉嫌未取得ccc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电线产品并在电线产品上加贴伪造的ccc认证标志和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电缆产品的事实;

2、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二份调查笔录，你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调查笔录一份，你公司质量部负责人××x调查笔录一份，查明了你公司涉嫌未取得ccc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电线产品并在电线产品上加贴伪遣的ccc认证标志和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电电缆产品的违法事实；

3、你公司产品出入库清单复印件3份，销售发票复印件5份，查明了你公司涉案产品的数量和货值金额；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1份，查明了你单位的基本组织情况：

5、代理申报电线产品ccc认证合同、电线产品型式试验报告、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各1份，查明了你公司申请电线产品ccc认证的有关情况。

你公司法定代表人x x x的第二份调查笔录、你公司生产部负责 人x××调查笔录中陈述的涉案产品生产销售数量与你公司产品出入库清单上记载的数量不一致，根据证据效力的基本原则，本局采信你公司产品出入库清单来确定涉案产品的数量。你公司法定代表人x××的第一份调查笔录中表明你公司已在申请电缆产品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但未提供相应书证予以证明，本局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经审理后，本局于2007年11月2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你公司在同日提出书面陈述申辨意见称：l、电线产品巳取得了CCC认证，要求减轻或免于处罚；

2、电缆产品不知道需要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希望从轻处罚。你公司于2007年11月27日提出了听证申请，本局于2007年12月12日举行了公开听证，当事人认为：

1、电线产品已取得了CCC认证，要求减轻或免于处罚；

2、电缆产品不知道需要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希望从轻处罚。案件承办人员认为：

1、在执法检查期间，当事人未取得电线产品的ccc认证，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当事人应当知道从事电缆产品的生产应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对其无证生产行为应依法予以处罚。

本局认为：你单位在未获得电线产品ccc认证的情况伪造ccc认证标志并擅自出厂销售电线产品，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生产者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 O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第七十一条“伪造、冒用、买卖认证标志或者认证证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的规定查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予以处罚。鉴于你公司于2007年6月20日委托申请电线产品的ccc认证，8月2 7日通过了型式试验，11月14日获取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根据处罚与教育结合、罚过相当等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之规定，本局决定采纳你公司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意见，对你公司以上违法行为免于行政处罚。

你公司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电缆产品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的产品”，你单位应当知道从事电缆产品的生产应当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依 据该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而擅自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处违法生产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局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停止生产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电缆产品；

2、没收违法生产的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电缆产品；

3、罚款60万元。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法定节假日的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将罚没款缴到：江西省××市××银行××支行，地址：××市x x路一x号，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民政府或××××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三个月内直接向××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质量技术监督局(印章)××××年×月××日

正本（副本）

人民调解卷宗文书制作指引 篇5

总体要求：

1、文书制作应采用黑色或蓝黑色水笔或钢笔工整书写，便于辨认。有条件的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尽量争取采用电脑打印制作。

2、卷宗应装订整洁，标示页码，文书用纸统一采用A4纸张。

3、卷宗装订顺序原则上按文书发生时间顺序排列，一般依次为：卷宗封面、卷宗目录、人民调解申请书、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调查笔录、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回访记录及有关凭证，允许作合理变动。卷内目录应清楚反映这一顺序。

4、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人民调解员、记录员应加强法律基础知识学习，逐步掌握使用法律规范用语，增强准确规范表述的能力，争取在文书表述的规范性上不断提高。

一、卷宗封面

“卷宗”是将一起纠纷的所有文书进行立卷归档时所加的封面。只填写“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不使用其他文书的纠纷，可以不使用“卷宗”。

１、“卷宗”的上方——填写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全称，与图章保持一致。

２、“卷宗类别”——同“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中的“纠纷类别”栏。

３、“卷名”——指所调解的哪个当事人的具体纠纷，按“××（当事人）与××（当事人）因何原因何纠纷”进行填写。

４、“卷号”——建议按照“锡崇民调XX（此处填写街道等调解组织）［年份］××××号”的格式，与人民调解协议书编号相对应。

5、“人民调解员”——填写具体负责调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员名字，应写全名。如有多个人民调解员一起调解可以全部填写，也可以填写主要人员。

6、“调解日期”——填写从受理申请到回访结束的时间段，如：“2012年1月10日～2012年2月5日”。

7、“立卷人”栏填写装订卷宗的人员全名。

8、“立卷日期”一般应在回访结束一周之内，如：“2012年2月8日”。

9、“保管期限”——遵循目前档案管理规定。

二、卷宗目录

“卷宗目录”放在卷宗扉页，标示卷宗材料清单及页码。

1、材料清单顺序依次人民调解申请书、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调查笔录、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回访记录及有关凭证。

2、如多方当事人递交人民调解申请书，则应分别标明调解人民申请书

一、人民调解申请书二，以此类推，页码依次标明。如多次或向多人做了调查有多份调查笔录，应分别标明调查笔录

一、调查笔录二，以此类推，页码依次标明。如多次召集当事人调解有多份调解笔录，应分别标明调解笔录

一、调解笔录二，以此类推，页码依次标明。如向多人回访有多份回访记录，应分别标明回访记录

一、回访记录二，以此类推，页码依次标明。

3、如一份材料不止一页，页码应采用“3～5”的格式标明。

三、人民调解申请书

“人民调解申请书”是当事人向人民调解组织提交的要求调解其纠纷的书面申请。

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详细填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职业、单位或住址、联系方式；其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填写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

2、“纠纷事实及申请事项 ”——“纠纷事实”指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存在的争议。“申请事项”相对于“纠纷事实”是独立的，其内容要突出申请人希望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事项。

3、“特申请”——填写申请人所要申请的调委会名称。

4、“日期”——填写申请人申请的日期。

“人民调解申请书”由一方当事人签字申请。一方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是多人的，可以共同签字递交一份申请书。双方或各方当事人都申请的，应分别填写申请书。双方或各方当事人对纠纷事实主张或陈述不一的，应当根据各自的主张或阐述在各自的申请书中写明。

申请书既可以由申请人本人填写，也可以由他人代写，或者由调解员根据申请人口述内容归纳书写，由申请人签名后提交人民调解委员会。

被申请人无“人民调解申请书”的，可以具有明确自愿接受人民调解意思表示内容的“调查笔录”等其他文书替代。

四、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

“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每起民间纠纷的简要记载，应以为单位，单独复印组卷备查。

1、“当事人”——列明纠纷所有当事人，具体要求同“人民调解申请书”。

2、“纠纷类别”——按纠纷内容的分类，如：家庭、婚姻、邻里、赔偿、债务、合同、借贷、劳动争议、劳务用工、村务、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物业管理、轻伤害、治安案件、医患、交通等。

3、“编号”——与人民调解协议书编号相对应。

4、“纠纷简要情况”——填写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当事人、纠纷经过。

5、“达成协议”、“调解不成”、“不受理”——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并适当填入简要内容。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不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的简易民间纠纷，填写“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后，不必再制作其他文书。

五、调查笔录

“调查笔录”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向有关人员访问了解纠纷情况时所做的文字记录。既可以是调解以前向纠纷当事人事先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也可以是向了解、目睹或知晓纠纷情况的其他人或单位了解情况，或者向有关政策解释单位了解咨询等。

1、“时间”——按实际情况填写。应写全年月日，如2012年8月21日，如有必要可以写明具体时、分。

2、“地点”——按实际情况填写调查时的所在场所。

3、“事由”——指为哪一项纠纷而做的调查。

4、“参加人”——除调查人、被调查人和记录人外的其他在场人员。

5、“被调查人”——填写被调查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单位或住址。

6、“笔录”——采用问答式记载，发言人可以只写姓，但如有同姓人员在场，则应写全名。在发言记录的开头一般应记录调查人告知被调查人自己的身份和意图。记载调查人与被调查人的谈话内容，尽量记载原话、原意。

7、“被调查人（签名）”、“调查人（签名）”、“记录人（签名）”——本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或向被调查人宣读后，分别由被调查人、调查人、记录人签名。

六、调解笔录

“调解笔录”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疏导规劝，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的过程的文字记录，是检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否坚持公正、依法、自愿调解的重要依据。

1、“时间”、“地点”、“事由”的填写同前述“调查笔录”。

2、“参加人”——指接受人民调解委员会邀请、协助开展调解工作的人员。填写调解时在场的其他人员，不包括人民调解员、当事人、记录人。

3、“当事人”——应列明到场的全部当事人，每个当事人的具体要求同“调解申请书”。

“调解笔录”应客观、真实、整洁、简练。可以采用对话或问答形式，如实归纳记载各方发言。发言人可以只写姓，但如有同姓人员在场，则应写全名。笔录经当事人校阅或向当事人宣读后，由当事人、参加人、调解员、记录人签名。

七、人民调解协议书

“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纠纷当事人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对纠纷的解决自愿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

1、“编号”——由各区（县）各自统一规范，按照“锡崇XX民调［年份］××××号”体例填写。其中XX为村（居）委、企事业单位调委会简称，后××××为当该调委会受理纠纷的编号，按照协议书制作的顺序依次为0001、0002、0003、0004……。卷宗其他文书编号应与人民调解协议书编号对应。

2、“当事人基本情况”——列明订立协议的所有当事人，每个“当事人基本情况”的具体要求同前述“调解申请书”。

3、“纠纷简要情况”——记明纠纷的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及各方责任。

4、“达成协议”栏——详细载明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般应逐条书写，尽量明确，避免混沌一段，表达不清。

5、“协议履行的方式、地点、期限”——应根据实际具体情况填写，尽量详细明确，避免歧义。实际制作中，也可以和协议内容栏一起写，只要相关的内容明确无误即可。

协议内容和履行方式、地点、期限表述中不得为订立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设立义务和要求，除非其有明确的授权或委托的意思表示和证据。

协议书必须由各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员签名，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并明确填写制作协议书的日期。当事人不能到场签字的，可以委托他人签字，但是必须有明确的授权或委托手续。

经调委会主持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须报司法所审查指导备案。

八、回访记录

“回访记录”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协议履行情况及其他有关情况的文字记录。

1、“当事人”——填写被访问当事人的简要情况。

2、“回访事由”——指对哪一起纠纷进行回访。

3、“回访时间”——如实填写，应写全年月日，如2008年8月21日，如有必要可以写明具体时、分。

4、“回访情况”——开头可以记载回访形式，如：通过电话回访、实地回访、委托某某机构回访、信件邮寄回访等。可以载明的情况既包括当事人对协议的履行情况、或者协议履行是否发生争议，是否向人民法院起诉以及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等，也包括当事人对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或者有无错误调解及(或)激化迹象及采取的措施等。

简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实现路径 篇6

关键词：法律文书；说理；实现路径

检察机关作出的终局性、否定性法律文书，事关他人财产、自由、生命等重大权利，应当进行必要的释疑解惑，以回应诉讼参与人的诉求。检察机关应加强监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把答疑解惑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要求案件承办人员必须就认定事实、法律依据、决定理由进行全面透彻的阐释，把司法过程公之于众，深化检务公开，促进公平正义。

一、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现实必要性

1.贯彻群众路线的需要

法律文书说理制度是一种在纠纷解决中努力做到护民、便民、利民的柔性司法手段。诉讼参与人不应是说理的对立面，而是更多地是被帮助者和被引导者。即使检察机关的决定对其不利，但是只要“法律之下同等公正” [1]，人们也趋向于接受决定的结果。当前检察机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检视并改正自身存在的不亲民、不接地气问题，拉近检察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消弭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误解。检察官在制作一些终局性的和否定性的法律文书时，应用严谨的逻辑、平和的语言、人文的关怀来进行说服、感化，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2.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随着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实施，法院在增强司法裁判透明度方面已经快人一步。对检察机关而言，实施检察法律文书网上公开，已经势在必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检察法律文书的说理是否令人信服。检察官对法律决定的解释，必须做到清晰透彻。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避免了任何解释问题；同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至于明确到包含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 [2]。检察官以法律文书说理为载体，拉近法律文书与社会公众的心理距离，增强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理解和尊重。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制度不仅是对检察权运行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更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平等主体性地位的认同和接受，是对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期待的一种回应。

3.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需要

司法公信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只有人民群众认同司法、相信司法，法律才能真正发挥定纷止争的功能，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司法才真正具有权威。[3]检察机关实行法律文说理制度是提升自身执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法律文书说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逐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迫切的司法需求的重要改革举措。在推行法律文书说理制度过程中，我们应坚持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和检察权行使的公开性、及时性。

二、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笔者所在基层检察院的实际情况看，检察官在制作检察法律文书过程中，更多注重事实描述、证据罗列和发条引用，法律说理所占比重较低。笔者以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这一否定性处理决定、不起诉决定书这一终局性处理决定和起诉意见书为例，分析存在的问题。

1.不批准逮捕决定说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根据笔者所在检察院的通常做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卷材料中除主要证据复印件外，还有审查逮捕意见书，该意见书后半部分是承办人意见及逐级审批意见，还有一张填充式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若是因证据不足不批捕的，在该决定书背面有向侦查机关的补充侦查提纲。不批准逮捕的理由仅在内部的审查报告中反映，且说理往往不够充分。侦查监督部门并没有专门制作文书对不批准逮捕的理由进行说明。若遇到案件被害人对不批准决定书有异议而到检察机关问询的，则由案件承办人进行口头答复，并没有建立相应的面对被害人的说理程序。这可能引发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

2.不起诉决定说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所在检察院公诉部门2008年以来不起诉决定书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说理方面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认定事实与证据分析不充分。对于事实认定叙述公式化、概念化，以结论代替情节。对认定事实的证据采信情况未做具体说明，且未列相关证据，对于不采信的证据未说明理由与依据。

（2）法律依據与结论关系说理不透彻。对适用法律或司法解释说理不详细不具体，进行法理分析是脉络不清晰，层次不分明，论述不深入。

（3）情理上说理不到位。对未成年人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忽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正；对职务犯罪不起诉案件说理过于笼统，直接以法律条文代替说理理由；应用刑事司法政策说理不透彻、不到位。

三、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实现路径

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处理案件，是进行释法说理工作的根本准则。首先，在检察文书中引用法律一定要做到准确。引用的条、款、项要明确，不能只笼统地引用到某条。其次，在一些检察文书中可对涉及的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说明。例如目前处于探索阶段的量刑建议书，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罗列行为人具有自首、立功、未成年、累犯等从轻从重情节，要结合法律对于相关情节的具体规定，阐明公诉机关是如何据此确定建议刑期的。又如纠正违法通知书，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纠正违法通知书一定要对相关执法机关具体违反了何条法律规定予以具体明示，此外，如果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正确做法有明确要求的，也应在文书中列明具体规定。再次，在部分检察文书中运用相关法学理论进行说明论证。如指控不作为犯罪时，由于不作为犯罪的特殊形式，导致一些被告人对于自己“什么都没做，却被指控构成犯罪”不理解，有必要在公诉意见书中运用相关的法学理论对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进行充分阐述。 做好检察文书说理性工作，既要注意“晓之以理”，也要注意“动之以情”，以体现人文关怀。例如，以往的公诉意见书，大多在对证据、事实、适用法律进行分析后，侧重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阐述，“控诉”的色彩多一些。随着执法理念的进步，公诉意见书在指控犯罪的同时，也应注意挽救、教育、感化。通过在检察文书中恰当地“动之以情”，提高文书的说理性，这对于教育挽救被告人、惩前毖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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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不批准逮捕决定说理工作的建议

在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过程中，应当针对个案的具体案情对所引用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以此说明为什么引用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为何对本案有适用力。[4]侦查监督部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时，应继续进行下面两个工作。

（1）制作《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该说明书至少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审查认定的事实，二是认定事实的证据，三是证据不足（或其他不批准逮捕情形）的表现，四是不批准逮捕的依据。对于后面两个部分，应进行充分说明。根据批准逮捕的条件，列明提请逮捕案件存在的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与不批准逮捕法律依据的逻辑关系进行有理有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论述。

（2）建立案件被害人说理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来访登记制度，制作来访登记台账，并简要写明来访理由，或要求来访人提供书面意见。二是制作释法说理工作记录，对说理过程形成书面记录，并向案件被害人送达《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三是时候跟踪问访，根据刑事案件办理的进展，分阶段向案件被害人说明情况，听取意见。

2.開展不起诉决定说理工作的建议

（1）绝对不起诉的说理。对于此种不起诉说理应当紧紧围绕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和社会危害性小或者犯罪行为非犯罪嫌疑人所为展开。主要从法理上进行分析，着重分析涉嫌犯罪的犯罪构成，将涉嫌的犯罪事实与犯罪构成所要求的犯罪事实进行对比，阐述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原因或者从证据上分析犯罪行为非犯罪嫌疑人。此种情形还有认真做好被害人的口头答疑说理工作。

（2）存疑不诉的说理。主要从事理上进行分析，着重从证据的三性出发分析侦查机关获取证据以及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采纳性、证据之间的矛盾性、证明关键事实证据的不充分性以及证据推定结论的非唯一性。存疑不诉还是对侦查机关所做工作的否定性评价，因此在作出决定前，应当与侦查机关充分沟通，听取侦查机关对审查结论意见，解答侦查机关的疑问，争取得到侦查机关的理解和支持。

（3）相对不起诉的说理。笔者认为相对不起诉决定书特别要注意“讲证据”。认定被不起诉人行为属“情节轻微”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就是证据，因此在叙述事实之后，应当将证明“犯罪情节”的各项证据一一列举，以阐明犯罪情节如何轻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不起诉书的说理性。 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检察长温情寄语等方式，做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和矫正工作；对适用宽严相济行驶司法政策进行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身危害性、涉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已消除或降低、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已得到消弭修复进行分析，尤其应当注重分析各方对不起诉的结果是否能够达成共识。

参考文献：

[1][德]H.科殷.法哲学[M].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1，222。

[2]李燕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和阻却[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02），26。

[3]曹建明.以人民群众为本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J].求是.2013（09），14。

[4]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352。

作者简介：

张广超，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