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说理

裁判文书说理（通用5篇）

裁判文书说理 篇1

裁判文书是司法运作最重要的产品, 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裁判文书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出司法系统向社会提供司法服务水平的高低。那么, 如何衡量裁判文书质量的好坏呢?通常认为, 裁判文书说理是否充分是衡量裁判文书质量好坏的重要准绳。因此, 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水平是提升司法服务水平的重要突破口。下面, 本文就裁判文书为何要说理, 当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以及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等三个问题简要谈谈笔者对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水平的粗浅看法。

一、务必说: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运作题中应有之义

裁判文书为何要说理, 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刘树德认为, “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 裁判文书只有说理充分、准确, 方能使胜诉者赢得堂堂正正, 败诉者输得明明白白, ‘真正让人民群众从个案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1) 胡云腾认为, “裁判文书说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与具体的国情、司法的构造、文化的传统和法治的发展阶段都很有关系。我国是法治建设的后发达国家, 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还相当欠缺, 对法院的公信还没有完全确立, 对法官整体素质的信赖程度还不够高, 且由于法官在审判案件中既决定事实判断问题又决定法律适用问题, 这些因素的存在, 格外要求裁判文书来说理, 加之当前裁判文书的说理确实又存在很多不足, 因此, 裁判文书说理的任务就更加繁重, 也更加重要。” (2)

刘树德和胡云腾分别从不同方面指出了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 但是, 他们所提出的理由似乎还过于表面, 并没有揭示裁判文书必须说理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 裁判文书之所以必须说理,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从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来看, 裁判文书必须说理。很显然, 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是法官。法官是什么呢?法官不是人人敬服的神, 法官也不是拥有至高权威的专制帝王, 法官只是运用自身专业技能, 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判决定的法律工作者。神的所作所为是无需说理的, 如果法官是人人敬服的神, 那么, 法官所作的裁判就不需要说理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拥有至高权威的专制帝王言出法随, 他们的意志就是法令, 如果法官是专制帝王, 那么, 法官所作的裁判也不需要说理。可惜, 在现代社会中, 法官只是法律的“仆人”。作为法律的“仆人”, 由于人的认识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是有限的, 是有缺陷的, 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对法律的适用也就可能出现偏差乃至谬误。因此, 为了确保裁判结论的准确合理, 法官就有必要把自己的裁判过程讲清楚, 也就是说, 法官有必要把具体的司法操作过程 (其核心是司法操作过程中的判断推理过程) 在裁判文书里交代清楚。

其二, 从裁判文书的存在表现形式来看, 裁判文书必须说理。裁判文书以语言概念为存在表现形式。语言概念是一套抽象符号系统。现代法治的本质是使用语言概念这样一套抽象符号系统进行社会管辖, 维护日常生存秩序。在司法过程中, 需要运用特定的操作方法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特定的事实, 需要运用法律概念对提取出来的事实予以处理, 最后, 处理的结果又要置放回现实生活中去, 在这一系列复杂抽象的操作中, 稍不注意操作的科学准确就会导致谬误。因此, 在全面表述司法裁判过程的裁判文书上, 务必充分说理, 以确保全部司法操作的正确性。

二、在哪里:当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

(一) 分析论证过程缺失

当下的裁判文书对分析论证的过程很不重视, 存在严重的分析论证过程缺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裁判文书对案件证据的运用缺乏足够的分析论证过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材料, 而案件事实又是作出裁判决定的客观基础。在审理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通过正确分析认证证据材料, 客观认定案件事实, 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对在案证据材料进行充分的分析、筛选、认证。然而, 目前的许多裁判文书对在案证据材料的审查流于形式, 千篇一律, 严重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对采用的证据不说明原因、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与其他证据如何互相印证, 仅笼统地将确认的证据罗列出来, 即得出“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认定”的结论;特别是对不被采用的证据说理不充分, 仅以“与本案事实和证据不符, 不予采信”为由予以驳回, 甚至没有任何说理, 就抽象地得出“不予认定”的结论, 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 裁判文书中对裁判理由的说理过于简单与程式化, 缺乏充分的分析论证过程。当下的很多裁判文书中, 普遍存在着缺乏充分的分析论证过程即得出裁判结论的现象, 具体有如下一些表现:有的裁判文书用套话代替分析论证, 如“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认定…”;有的裁判文书用空话代替分析论证, 如“上诉人之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有的裁判文书简单地用法条代替分析论证, 如“…法…条规定…, 故被告人之行为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罪”等等。

(二) 违反形式逻辑

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常常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作出各方均可接受的裁判结论, 而十分不注意通过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来获得案件的裁判结论。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原因, 在我国司法裁判实践中, 裁判文书说理违反形式逻辑的做法十分普遍。其中, 南京彭宇案将这一问题暴露得极为充分。

南京彭宇案本是一起十分简单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按照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 如果严格地运用形式逻辑推理, 那么, 本案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自己系被被告彭宇撞伤的案件事实, 如果原告举证不能, 法院就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 为了获得其认为合理的裁判决定, 承办法官偏偏选择了一条明显违反形式逻辑的道路:承办法官先确定了他认为合情合理的各打五十大板 (即让被告承担40%赔偿责任) 的裁判结论, 然后再来进行说理论证, 在既有证据根本无法证实被告撞伤原告的情况下, 为了继续推理出自己预定的裁判结论, 承办法官竟然不惜违反形式逻辑, 以荒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强行推断被告撞伤原告, 这样也就罢了, 更不可理解的是, 既然被告撞伤原告, 那就应当承担100%的责任了, 可是承办法官为了推理出预定的裁判结论, 又很荒谬地作出了“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 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 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的判断推理, 终于根据公平责任, 得出了被告承担40%赔偿责任的裁判结论。 (3)

承办法官苦心经营, 为了得出他以为合理的裁判结论, 不惜一再违反形式逻辑, 结果呢, 由于他实在太不把形式逻辑当一回事了, 所以社会公众和法律界人士也就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了:该案判决遭受了社会公众和法律界人士的一致否定。

(三) 繁简处理失当

在当下的裁判文书中, 繁简处理失当也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一些裁判文书在说理时当详不详、当略不略, 繁简失当。例如, 有些裁判文书中, 对双方毫无争议之处, 仍然事无巨细地详列事实和证据, 导致裁判文书重复冗长。而在一些裁判文书中, 对双方争议很大的地方, 却又一笔带过, 根本不展开充分的说理论证。

三、怎么说: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

(一) 充分阐明分析论证过程

通常而言, 裁判文书说理包括事实论证说理和裁判论证说理。因为裁判文书说理通常是围绕争议焦点展开的, 因此, 无论是在对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的时候, 首先都应当全面、准确地概括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主张和理由, 归纳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争议焦点。

裁判文书事实论证说理的第一步是证据的认定和采信。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展示证据的认定和采信过程, 具体操作的时候, 应以判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为核心, 阐明证据是否采信的理由, 对诉辩或者控辩各方提供的证据应当全面地作出回应, 不得遗漏。裁判文书应当展示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接着, 便是裁判文书事实论证说理的第二步, 也就是在采信证据的基础上, 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等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推断出案件事实。

在进行裁判论证说理的时候, 裁判文书应对所适用的法律和适用该法律的理由进行充分地说明, 具体操作可以参照四种情况进行:第一, 对应该适用何种法律条文明确, 诉辩或者控辩各方无异议的, 可直接援引法律规定;对适用何种法律条文有分歧的, 则应阐明适用该法律条文的理由;第二, 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或者条文复杂, 诉辩或者控辩各方对法律条文理解有分歧的, 应对法条的含义进行解释, 阐明适用该法条的理由;第三, 对法条竞合及法律冲突内容的选择适用, 应当予以明确说明;第四, 民事案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可以根据立法精神、目的, 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学原理, 阐明裁判理由。

(二) 严格遵守形式逻辑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霍姆斯的这一论断向来为国人所艳称。然而, 被国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是, 霍姆斯是在充分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才提出这一论断的。其实, 对于日常司法裁判活动而言, 与其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不如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经验, 而在于逻辑”!因为经验往往是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 而逻辑则是建立在特定科技水平基础上的精确严密的思维方式。现代法律都是成文法, 以精确的语言为存在表现形式, 而现代语言的灵魂正是形式逻辑, 因此, 司法裁判自然也应当严格遵守形式逻辑。

归根结底, 裁判文书说理其实大体上也就是严格地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来进行司法裁判。下面简单地以裁判论证说理为例, 对运用形式逻辑来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略加说明。在裁判论证说理过程中, 首先, 以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理为大前提, 其次, 以查明的事实为小前提, 最后, 根据小前提符合大前提的客观事实为依据, 得出符合大前提规定的唯一的处理案件的结论性意见。例如,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大前提) , 被告人刘某某日深夜在公园里持刀威胁游客, 迫使游客交出苹果手机一部和人民币两千余元后逃离现场 (小前提) 。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应以抢劫罪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结论性意见) 。在裁判文书说理时, 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地判断小前提是否符合大前提。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充分论证说明小前提确实符合大前提, 那么, 裁判文书说理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总之, 裁判文书的说理就是反复地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作为工具, 逻辑严密地审查采信证据与认定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 推断出裁判结论。

(三) 努力做到繁简适当

在裁判文书说理中, 如何恰到好处地做到繁简适当呢?讲清事理、讲清法理, 消除各方对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的疑惑, 使各方能够明白裁判的依据和道理, 是裁判文书说理充分与否的衡量判断标准。围绕这一标准, 裁判文书在说理时, 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当长则长, 当短则短, 繁简适当。具体哪些情况可以简要说理, 那些情况应予详细说理, 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 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些事实、证据或者法律适用没有争议的, 那么对这部分事实、证据或者法律适用就可以简要说明, 不需展开论述。相反,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或者法律适用, 就应当有针对性详细论说。其二, 对案情简单的、标的数额较小的案件要简说, 因为此类案件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或争议标的不大, 无必要过分强调说理。相反, 对案情复杂、疑难的案件, 就要细说, 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各种事实争点、法律争点作出回应。当然, 上述划分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在司法实践中, 不可以简单套用。在具体案件中, 对说理繁简的处理需要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结语

裁判文书说理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通过裁判文书的说理, 确立判决结果的正当性, 进而树立裁判的权威性、司法的公信力;有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保证案结事了,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有利于约束法官行为, 提高裁判的质量, 促进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周道鸾.法律文书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2]沈志先.裁判文书制作[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3]胡云腾.裁判文书说理的几个问题[EB/OL].www.hilaw.com, 2010.[4]程志.对裁判文书改革与深化的研究[J].当代法学, 2002 (11) .[5]孟素.如何提升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Z].搜狐资讯.[6]颜研生.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Z].爱思想.[7]苏力.判决书的背后[J].法学研究, 2001 (3) .[8]张志铭.司法判决的结构和风格[J].法学, 2004 (10) .[9]刘树德.增强裁判说理的当下意义[N].人民法院报, 2013-12-27.[10]闫宇清.刑事判决说理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太原科技大学, 2009.[11]马明利.裁判文书的说理激励机制问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郑州大学, 2007.

裁判文书说理 篇2

说理式处罚文书模板(2009-03-31 22:48:35)转载标签： 杂谈

说理式处罚文书模板 广安区卫生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广区卫医罚[2007]001号被处罚人：施某

身份证编号：－－－－－－－－－－

性别：男，民族：汉，年龄：67岁，电话：－－－－－ 家庭住址：－－－－－

2007年1月4日，我局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对某市某镇某村4组施某家中检查发现：

1、施某未能出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客厅的西侧1名患者正在接受输液；

3、客厅的西侧厢椅上发现1瓶用完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4、客厅西侧厢椅上发现病人收费本1本。本局执法人员当天现场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对彭某的询问笔录、卫生监督意见书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各一份。本局于2007年1月4日受理、1月5日立案之后，组织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施某的进行询问和调取了其他相关资料，并于2007年1月6日案件调查终结。现已查明以下违法事实：

2007年1月4日，当事人施某在家给患者彭某挂水，并且现场发现客厅的西侧厢椅上有1瓶用完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客厅西侧厢椅上发现病人收费本1本。现场并未发现处方和发票。经过进一步调查，当事人施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家中擅自开展诊疗活动。在调查过程中，因当事人拒不提供账册、票据等经营收支凭证，且本局无法继续调查当事人的经营收支状况，故无法确定其违法所得，视为无违法所得。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2007年1月4日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及现场拍摄的照片3张； 2、2007年1月4日制作的卫生监督意见书1份； 3、2007年1月4日制作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1份； 4、2007年1月4日对患者彭某所作的询问笔录1份； 5、2007年1月5日调取的施某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 6、2007年1月5日对施某所作的询问笔录1份； 7、2007年1月5日制作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1份； 8、2007年1月5日调取的病人收费本复印件3份。证据材料说明如下：

以上证据材料1、2、3、4，反映了2007年1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施某家中进行检查发现施某给患者彭小桃挂水，同时现场调取“病人收费本一份”，并要求当事人施某停止一切非法执业活动；

以上证据材料5，说明了当事人施某的基本身份资料； 以上证据材料6，说明了当事人施某对2007年1月4日现场检查的情况予以认可以及当事人自述无法提供诊疗活动的全部经营收支状况，并自认本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自2004年至今一直在家给人看病；

以上证据材料7、8，说明我局执法人员按照法律规定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收费本予以解封，并制作并确认了复印件3份，说明当事人无法提供全部经营收支账册。

2007年1月22日，本局向当事人施光荣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作出罚款人民币8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07年1月23日，施某来本局进行了陈述和申辩，提出如下理由：

1、本人行医40余年，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今年身体不好，一年只看了6个病人，与不符合资格的游医要区别对待；

2、从今以后坚决不看病，在家安度晚年，请宽大处理。2007年1月26日，本局对施某提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复核，施某已立即停止开展非法诊疗活动。

本局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而施某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家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予处罚。案件发生后，施某能够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并积极整改，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符合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从轻处罚情形，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而施某提出的第1条申辩理由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本局不予采纳。

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责令施某停止一切非法执业活动，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罚款人民币5000元整。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履行期限和方式：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农业银行某市支行各营业网点缴纳罚款。执法单位代码：－－－－－－。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安市卫生局或广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3个月内向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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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说理 篇3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裁判文书；说理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93-01

司法公信力建设是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裁判文书作为最重要的法律文书之一，作为实现司法判决价值功能的手段，将对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起到重要作用。

一、司法公信力和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内涵

司法公信力是是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客观表现，是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得到民众充分信赖、尊重与认同的高度反映。司法公信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司法机关公平公正司法，让公众以看得见的方式了解司法活动过程；二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产生信任。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审判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和审理终结后，根据当事人对案件的意见和对案件事实的查明、认定，并根据法律法规对案件中的程序问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责任问题做出关于法律如何适用的诉讼文书。本文中所说的裁判文书说理仅指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对案件事实和裁判理由的理性说明。

二、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关联

在法治国家，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最终、最彻底的方式。要使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判决产生信任和信赖，法官不仅要拿出合法合理且公正的判决结果，更应该将司法判决的过程通过程序正义展现出来。

（一）裁判文书体现司法公信力。法彦云：“看得见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法官笔下的裁判文书详细记录着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是程序公正的产物，裁判文书展示了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过程，其字里行间可以让公众清楚认识到审判是否公正、诉讼者的诉求是否实现、审判人员是否违规。对于司法活动来说，法官的裁判文书是司法最为直观的表达，裁判文书不仅体现法院的司法行为，更体现司法的信用，公众对司法信任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服从、履行判决结果，因此裁判文书的说理必须让当事人和公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判决。

（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司法权是否有公信力，与法律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紧密联系。就审判结果的载体而言，裁判文书能够反映整个诉讼过程和结果，起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作用。裁判文书除了体现审判的程序公正外，又展示裁判理性。说理部分作为一份裁判文书的核心内容，是法官审判思路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判决结果正当化的有效途径，判决文书中对审判结果的论证说明展示了法官裁判的理性和敢于公正司法的态度，如果论述严谨、说理充分，当事人和公众就会服从和信仰司法裁判，保持对司法公信力的信任。

三、我国裁判文书说理匮乏的原因

目前我国裁判文书说理匮乏的原因主要有：

（一）形式重于内容。使用统一的固定样式有利于规范裁判文书的格式，但过于拘泥于固定形式，案件事实和法律论证的内容会受到拘束，说服力也大打折扣。比如“本院认为”部分，第一句给原、被告行为进行法律定性，第二句以行为违法为主要内容，第三句是责任承担部分。尽管这样的论证层次分明，也广泛运用在裁判文书说理中，但千篇一律地照抄，就陷入了形式主义的圈套中。

（二）论证缺乏逻辑。有些裁判文书在论证中存在逻辑不严密的问题。以2014年朝民初字第19175号判决书为例，法官在证言论的真实性时写到“在庭审中原告证人王自强自称就是‘张帆’的情况下，被告仍然拒绝直接做出回应和反驳，让本院实难采信相关爆料人员言论的真实性。”这里法院没有对争议言论的真实性做核实，只是依据被告无法对原告证人的陈述直接做出回应和反驳就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认定，逻辑论证不周延。

（三）说理含糊。在我国，绝大多数裁判文书都存在说理含糊、态度不鲜明的特点，这导致裁判文书论证空洞、说理无力。如果一份裁判文书漏洞百出、含糊其辞，个案判决的合法性、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院和司法的质疑与不信任。

（四）语言不规范。实践中，有的裁判文书在文字、语法、逻辑等方面存在低级错误，措辞不严，语法错误，错字漏字，不仅影响了说理的效果，也让司法形象打了折扣。

四、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措施

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应当对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提出更高要求。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注重统一性和个性共存。裁判文书说理与文书样式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案件类型复杂多样，裁判文书说理的模式也就并非固定不变的。裁判文书说理应当在坚持规范化格式的同时，允许“个性化”的存在，法官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协调个性与统一性来展示裁判文书的价值。在遇到模棱两可、争议较大或者案情复杂的案件时，法官不拘于裁判文书说理样式而充分阐明理由，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清楚了解裁判理由，大众才能由衷相信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

（二）注重逻辑性。判决书的说理应逻辑严密。具体而言，一是对案件争论焦点应该与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相统一，二是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与采信的证据相对应，三是法理分析应当与案件事实相对应。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认定必须在判决中直接体现，最后的判决理由也应当与对事实的认定理由相一致。

（三）要具有针对性。裁判文书说理必须与当事人的诉求相对应，不可以随意取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更不能回避当事人的请求。若是当事人无法通过裁判文书了解败诉理由，自然会对法官和判决不信任。因此，裁判说理应当遵循平等、中立原则，特别是针对当事人的抗辩事由，应当平等对待，做出回应。

（四）要语言表达准确。判决书的语言表达应该准确，落在实处，切记假大空，且应该避免空话、套话，应当做到准确表达法官的思维、推理及判決依据。

参考文献：

[1]黄松野：法律文书说理的路径选择[J]，人民司法，2014年第11期

[2]白泉民：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几点思考[J]，山东审判，2015第1期

[3]王旭光：裁判文书说理性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4年

裁判文书说理 篇4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行为这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与语言融合在一起的行为,这个由语言和行为所组成的整体被称为“语言游戏”①另一个语言游戏相关的概念为“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之基础,以一定规则、信念塑造生活实践。法律是一种生活形式,由一定语言游戏构成。语言游戏中一个类称是法律事实,这里面包含有家族相似的特性,这种相似是不固定的也是不明确的。依据维特根斯坦理论,人们能够认识这些相似性是因为人类有规定的生活形式。法律修辞也需要在共同的语言形式下,对游戏描写找到语言的特征。语言游戏是一种向听众述说的法律修辞,修辞与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其产生了约束的效应。裁判文书要有读者,也就是参与游戏的人。因为只有参与游戏的人才会有纠正或者反驳的可能。法律修辞之所以存在因为其有读者和听众,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然这种存在既包括现实的也包含虚拟的。有读者在场,法律修辞的使用者才会出现压力和动力去完善修辞。有读者和听众在场才符合真正的游戏规则,否则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欺骗,专制国家限制言论自由的原因也在于此。语言游戏中有其特定的规范和目的,游戏自身是严肃的。语言游戏者不是游戏的主体而是语言游戏本身。从游戏根本出发探寻该路径,其包括参与或不参与,除此之外难以找到第三条路径。如果违反了游戏规则,就会进入另一个游戏里,受另外的游戏规则约束。我国法院系统裁判文书水平不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公开性不足,游戏缺少参与对象,对法律修辞重视不足,影响裁判文书质量。

法律修辞就是一种进行说理的遣词造句,在司法领域中,人们通过专业词汇进行描述,如法律论证,将司法领域的遣词造句变成了逻辑的论证过程。修辞不能说是逻辑,但我们可以看到逻辑中常通过修辞的法律论证诉诸于传统、道德、政治、文化等非逻辑因素。这些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修辞。就目前法院的现状看,部分裁判文书的语言表达缺少修辞,比较生硬,影响了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当然,修辞具有一定作用,但也不能不切实际的夸大其作用。对于裁判文书而言,法律本身的正义、法官的形象等非言语因素也会影响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

(一)语言游戏视角下法律修辞的功能

语言游戏是一种语言的实践活动,是我们言语行为的活动。语言游戏体现着参与性,语言游戏是自发、自然地参与过程和交往行为的活动,不是设计和推论的结果。语言游戏与外部的对象无关,其关注的是语言的内部活动,就某层面上说,交往的共同体就是规范自身,也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核心就是遵守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的意义,当然这样的规则是由符号在游戏中的用法所决定,并不是由其句法或语形学的规则来决定。规则是多变的,语境也是多变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发展的新游戏中,修正已有规则。人们在语言游戏中能够“体会”到规则,才能进行语言游戏,并不是要先学习规则才能进行语言游戏,规则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显示出来。任何考察者都应当是语言游戏之参与者,语言游戏中没有旁观的人。法律只存在于语句当中由语句组成,要恰当理解规范法律秩序功能及目的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确的理解法律规范是法律人的首要任务。法律修辞背后有大量的潜在读者,其中包括与法律相关的共同体也包括普通大众。因此法律修辞在适用上必须具备特定语境:即对普通大众在实质正义上的说服力和法律人所形成说服力的特定语言环境。立法者对用语没有任何修饰,是比较简单的语言,也没有多余的话语,属命令性语句。相比之下,法官的语言表达更为丰富,其比法律语言更为具体明确。没有放弃说服之功能,但法官不像立法者那样以下命令的方式表达,法官通过语言说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在细节上如何描述以及在侧重点的安排上也会有所不同。而法官所选择的侧重点又会影响该判决结果。因为不同的侧重点会影响裁判文书的听众对案件事实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判决的可接受性和说服性。法律修辞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其本身也运用于内在的理性当中。

(二)法律修辞在裁判文书中的运用

目前法院部分裁判文书的语言表达较生硬并缺乏修辞,影响公众对裁判的可接受度,成为司法难以令人满意的因素之一。在司法活动进程中,无论是哪一个参加者都有权通过游戏规则和修辞方法来陈述观点,表达意愿。不可否认的是语言修辞学视野下的说理更加严肃和有理性。语言游戏视野下的法律修辞在司法语言中运用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在谈论法律修辞之前首先界定修辞的含义,一般而言狭义的修辞是指语言现象,通过对语言活动的加工,使得文本里的裁判修辞能够符合判决需求,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准确表达并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修辞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逻辑的推理和判决过程所要增加说服的方式,其不局限于法律修辞方法在文本中的运用,例如尼采曾说:“所有诱发的信仰努力是修辞。”②“修辞产生是说服,它的全部工作就是说服人。”③根据佩雷尔曼在修辞学上所陈述的观点:修辞学的运用有助于促进其命题的可接受性和说服性,使人们从思想上接受并同意该观点④,修辞既不是空洞的辞藻,也不是堂皇的外衣,而是能够将枯燥的法律变为能够容易吞服的胶囊或糖衣。⑤假设法律产品的生产过程是裁判文书表达的过程,那么文书中对修辞的运用就是法律产品能否销售得好的一种促销手段,通过修辞对裁判的润色使得其能够得到很好的认同。对于修辞理解本文取广义之说,判词通过加工润色及对裁判的推理过程进行推敲找到其裁判的合理性、合法性,使得裁判文书具有可接受性,并得到人们普遍服从、认同。如卡多佐学院的理查德威斯伯格所言“判决结论的重要性往往比不上在判决论证中所使用的修辞和语言,其决定者所论证的结论正确与否,为了能够很好领会法律正义,更要认真的考察隐藏于修辞和语言中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⑥

1. 在裁判中正当的运用修辞能够强化法律正当性。法社会学家卢曼曾说过,程序能够使法律变得更合法化,即“通过程序正当化”。而对裁判的修辞是程序正当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修辞的技巧使得裁判文书具有可接受性,为裁判获取合理性和正当性。法律修辞技巧的运用使“真理更易接受,即听来更像是真理的手段,在很多时候,这可能是唯一可获得的手段”。⑦关于认知的属性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就提出了。人们对周围事物的现象、感知、印象、记忆等为基础分析和判断并获得知识的一个过程,称为认知。修辞认知可分为对话语的理解和对话语的建构两个层面。为构建话语恰当性,修辞使用者需将各种修辞要素进行关注、分析、感知、判断并进行推理,在整合过程中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对于话语接受者则是对话语产生的原始语境和现实语境进行认知、分析、判断和加工,有利于话语信息析出、能够储备所需的参考信息和解析语言意义以及修辞者心理动机等信息。⑧通过对话语的理解和对话语的建构使得裁判的修辞具有正当性,促成裁判正当性。判决中的认知修辞是指叙事上的方法,法官运用修辞在裁判文书中详略取舍、结果编排、叙事策略等方法,使得修辞不仅是一种表达,还是一种推理技巧。判决中运用修辞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不依靠收买也不需要强迫,而是让听众在某个问题中接受你提出的观点”,⑨采用修辞手段是一种必然选择。说服技巧与推理相融合,用逻辑的说服性技巧取得受众的认同。对于说服性修辞,无法通过逻辑证明或科学证明领域所用的说服方法。其中包含类比等等无法精准进行证明用在该证明命题正当性的所有方法。⑩

2. 裁判中不恰当修辞易导致司法腐败。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文字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诉讼中存在着文字暴政现象,萨义德也赞同语词是武器的一种,“对谎言的修辞能够产生真理”。11为避免这种书写的政异化和滥用,对裁判修辞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现代判决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裁判文书的表达有可能变成伪表达,逻辑变为反逻辑,用掩饰的技巧使得一些枉法裁判找到了华丽的外衣。而法官即使掌握了精准的语言表达及逻辑技巧也不一定能够提高裁判的正当性。因此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的改革十分必要,对判决的修辞研究十分重要,其可以对司法腐败及裁判腐败提出有效防止现实策略。

(三)法律修辞是说服技巧和展现真理的现实力量

法律修辞,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是对权力的限制;从哲学角度分析,其具有存在论意义,是法律的具体展现;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其降低了信息的成本。在司法领域中,法律论证就是属于法律领域专业词汇,法律论证的遣词造句在司法中即是逻辑过程。而修辞并不是逻辑,但逻辑常常是修辞。法律论证中往往包含有很多非逻辑的因素,如政治、文化、道德、传统等,这也是一种修辞。12我国法院目前有部分裁判文书在表达上过于生硬,文本也缺少法律修辞,这大大降低了判决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当然也不能夸大修辞说服力作用,该裁判的说服力或是说可接受性受法律自身公正性、法官的公正形象等非语言因素影响。

二、裁判文书的听众:应从自我为中心转向自我与听众的互动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是指“一种在任何问题中找出的可能说服之方式”,13其主要依据言说者并针对对象、听众的内心及场合等来划分,提出要区分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性格如老年人、青年人之间不同。亚里士多德虽没有很明确区分听众也没有建立相关的听众系统理论,其注意到了听众在修辞中重大的作用。佩雷尔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理论源头,提出了“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也表达过该观点”。14佩雷尔曼构建了较抽象的听众理论,其新修辞学中听众理论是修辞学一个前提。在论辩中不仅要有对手还需要有听众。“就某种意义而言,佩雷尔曼之诉求实际是一种价值上的逻辑判断,即研究的是一种在相互间冲突且充满争议观点中寻求对真理判断的基础逻辑”15论辩过程中的判断者扮演终极角色,在一定情况下又会产生潜在的判断者,“迫使”其在真正意义之上不敢作出恣意裁判。佩雷尔曼的听众理论也有别于日常所说的听众。日常中的听众可是个倾述对象,可发言、提问、有所表示或不表示,日常听众的重点在于听。但佩雷尔曼所称的“听众”是指言说者在进行论辩过程中影响人的总称”。16每个群体的听众其自身因身份或是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听众相互也会有差异,其存在多元性。不同人存在于不同环境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听众。佩雷尔曼对听众进行了三类划分:第一是普通听众类,为整个人类即所有的正常人、有理智的成年人;第二是特殊听众类,即与言说者对话的单一听众;第三是言说者自己,体现个体思维,即言说者自己作为自己的听众与之对话。”17三类听众在修辞中意义十分重要。既要关注听众能够很顺利的开展相互间的论辩,又要围绕着论辩中对听众本身性质进行分析。依据听众理论再往司法扩展到法院裁判则可能会面临的众多听众。法官是我们司法纠纷的最终裁判者,裁判文书记录着法官的价值观念和法治观念。司法判决的听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法官

理性的法官所作的裁判就像是和自己的一个对话过程,法官的理性及知识等因素通过不断对话、融合找到自己的价值判断、法律观念,最终得出裁判结果。当然裁判文书的听众包括法官不仅仅局限于制作该案件的主审法官,还包括该案件合议庭成员及可能读到该裁判文书的法官。尤其是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之后,一份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裁判文书更容易上升为指导性案例,使更多的法官成为其听众。

(二)案件的当事人

案件纠纷产生在当事人之间,除公诉案件外诉讼案件也是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当事人希望找到一个权力机构为其纠纷解决寻求好的方案。一份司法裁判文书要受两方面的检验,要从形式合理性角度看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还要从实质合理性检验当事人是否接受。

(三)当事人的辩护人或是代理人

在现代的法治社会这些人一般在法律上都是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广义理解律师和法官都同属于法律人,当然二者的立场有所不同,在理解上也会出现差异,但使用的法律规则却是相同。法院裁判中一般而言都会经律师这个关口,这种听众是最容易产生共同言语,也是最难说服的。因此这一群体的听众能够洞察法律的实质并对司法裁判提出可能意见。

(四)对案件关注的听众

法院所作出案件的判决、尤其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更是受到大众关注。在现代社会资讯很发达,网络资源丰富,信息获得的成本较低,更多人会关注法治的发展,如果案件具有特殊性,其关注的人会不断增多。

三、运用法律修辞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的可接受在于说服听众。如果听众不能达成共识,必会强烈反对。法官要与听众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是至少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这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就在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的论证以实现对听众说服的可能。对于听众而言,达成这种最低限度共识即裁判要具有说服性和可接受性。阿尔尼奥指出,“法律教义学重要原则之一是合理可接受性,其发挥的作用与真理发挥在科学经验者的作用相同。如果说经验性研究者试图要把真理变为最大化,那么法律教义学目标也是尽可能使得可接受性能够合理的最大化。可接受之合理性也会使得规范衡量变得有意义。18以法官的角度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是实现说服听众的前提。法官裁判要考虑到所作出的裁判不仅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其他的听众。

(一)法官运用修辞建构法律事实,提升法律事实的说服力

法律构建的逻辑规范体系需要权利和义务,由权利、义务演化为法律规范,其可以还原事实问题。而对于事实上的认定,从法律和逻辑来进行认定则是相互区别的。自然的事实是按照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进行,而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是一种将事实还原的过程。法官实际就需要把已发生自然上的事实还原成法律上的事实。在还原的过程中,对法律事实进行论证也就是对其主张的命题的论证。这实际上包含着证据逻辑证成和修辞论证的证成。有时法律事实的还原也需要通过多样的论证方法。修辞是针对法律事实的还原有以下功能:第一,运用修辞的论证增加命题的可接受性。在司法活动领域,各方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观点、命题进行积极论证,使其主张能够得到对方的接受,其更希望是得到法官的认同。如李某是个孝顺的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就难以论证,但如果采用的是法律修辞方法就会显得容易很多。我们运用法律修辞方法进行论证即举出具体事例说明李某是如何孝顺父母;第二,将事实还原实际就是一个说理过程,而法律修辞为其提供相关知识。针对事实判断或命题判断或事实和命题的接连判断,在这个过程之中是需要接连的说理。事实上的断裂就需要关注法律修辞、逻辑的推演。

(二)法官善用修辞证成法律问题,以增强说服力

法官通过使用语言修辞方法来证成法律问题,为使法律具有合法性及增强说服力。在疑难案件中更为明显,所谓疑难案件,真正的难实际上不是不能还原事实而是在法律上的问题难以解答。德沃金所说的疑难案件(hard case),即“在我们的规则里,没有明确规则认定运用哪些方法对这些疑难案件进行判决。现代法治社会,疑难案件产生原因不是该争议在规则中没有说明内容,而是该内容是以一个不确定的声音道出”19在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心态如何,其如何说服?德沃金疑惑:法官是否尽所能地保留法律精神,小心翼翼地通过自由裁量权去弥补法律空白?抑或是遵从民主精神,裁判结果以体现民意为目标?或者是更大胆的假设,在其眼里,尽可能的使之变得明智、公正?20法官面对疑难案件时,如果法官不愿回答或是不能回答,听众必定会提出异议。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态度要谨慎,很多法律适用不仅仅是形式逻辑问题,还会遇到很多实质逻辑难题,需要运用法律修辞方法去进行合理的论证。例如某儿童乐园规定车辆禁止进入该儿童乐园,否则罚款80元。某日李某骑着电动车进入儿童乐园后被诉至法院。在庭审中李某辩称该儿童乐园规定是指四轮车,其所骑的两轮车不在其范围内不应受到处罚。法官应当如何判决?依据佩雷尔曼对听众概念解释,此时要说服的听众应该包括李某和儿童乐园主管部门。法官在此指出,儿童乐园之所以会规定车辆禁止入内,因为乐园的人比较多,为保障游人的安全和游览秩序不被破坏才出此规定,故此不管是四轮车还是两轮车进到儿童乐园,易使乐园游览秩序受到影响,都是被禁止的。该法官通过以价值判断为出发点去说服,实际上正是佩雷尔曼所提出意义上修辞论证的方式。21—般的,一个案件发展往往不像人们所建构模式运行,其很可能与我们日常固定的思维模式、法律观念常识不同。而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能够引出法律的正当性,而不是仅仅陈述依据某条法律规定,判决如下……因此判决书中要强调运用修辞方法去做说明,法官应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阐述判决理由,通过理性分析与推理,在事实上对法律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听众信服。

(三)将道德融入法律修辞,以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

法官在法律修辞中关注道德,使得情与法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进而增强在道德方面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听众不接受司法裁判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司法裁判中的道德伦理缺失。运用修辞学可以很好地将理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实质与形式正义二者的有机结合。佩雷尔曼最初对现代逻辑的研究提出形式逻辑排斥价值判断,而从其研究结果看却得出只要参入了人为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所追求的多元价值,在这些价值中寻找到法律正当性,自然法司法过程即是寻找价值的合理性过程。恰恰是这种寻找价值的过程又使得自然法学陷入道德论证的困境之中。纯粹的法学之所以强调法律应当与道德分离,其反对价值与法律之间相互混淆。法律的实证主义在实证上也没能将自然法遗留的这个难题克服。奥斯丁、凯尔逊两位法学家交于立法者解决对价值的判断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悬置了法律的正当性这个法律论证中最核心的问题。22对于纯粹法律、自然法学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这个层面,可以说法律修辞超越了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为法律论证提出新的推理方法和理论。一种通过价值判断的或然性推理,法律修辞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的是增强该理性特征。”23在法律修辞论辩当中,不可避免存在价值判断。法律修辞学对双方当事人的论证、意见陈述等进行整合,使得作出价值判断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既要保持法律的自身独立性和权威性又不能损害到人们对法治理念的追求,还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法官在作出司法裁判时,遵循一种合理路径以听众的视角关注其在道德上的观念,“法庭上的修辞不是灌输正义与非正义观点而是产生其对正义与非正义的一种信念”。24魏因贝格和麦考密克指出,我们现代法治中法律用假设命题将法律效果和行为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使得法律适用按照三段论这种形式逻辑去推理。事实上法院遇到案件更为复杂,如司法者仅仅以这种保守姿态面对听众,法理必会失落。司法面临的不仅有事实上认定的困难,还包括法律适用方面的困难。“探寻该原因,在法律规则手册中部分条文语义暖昧,有二解;或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可能无法适应,或对某类案件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是遵守成文法有可能违背真理,那么也就可能出现法外通融的情形等。25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应当依据案件事实综合各方面的实际和社会普遍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价值判断,并最终作出有理有力的裁判文书。

四、结语

在司法裁判中,法律修辞与语言游戏规则发挥着极大作用,尤其体现在法官法律论证之中。通过具体的论证,法官不仅常常能够充分利用情感唤起的修辞技巧,而且也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使得修辞对论证具有构成性的意义。26裁判文书在说理过程中通过修辞技巧和语言游戏规则作用于该论证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增强其说服力的论证。裁判者不仅要唤起听众的情感,还要论证有效性。疑难案件中在一定语言游戏规则下善用修辞技巧是该案件能够获得可接受性之合法的策略之一。裁判文书中的修辞及游戏规则均要适用现代社会功能。司法裁判不论针对的是法律问题或是事实问题均需运用修辞方法。对于已发生案件,审理后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法官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事实进行重构。在实际过程中,不自觉会掺入人为因素,人们对事实描述不自觉加入规范性评价。法庭在审理案件中,案件事实往往是在案件当事人主体间语言沟通中所构建的,修辞中运用修辞技巧对案件事实在认定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运用法律修辞指导法律人的言语表达及恰当说理的方法。法律人运用法律修辞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经过长期的法律实践学习的结果,这也是法律人在实践中产生的智慧。法律方法指“法律人需要解决特定的法律问题、矛盾、纠纷而正确运用法律的手段、步骤、路径、途径、措施等方法”27。语言游戏的规则和法律修辞并不专属于法官也不专属于法律人,而是任何参加者都能加入到该游戏规则中借助修辞陈述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法官或者是说法律人的修辞和对语言游戏的运用就更为严肃和有理性,同时也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

摘要：裁判文书说理研究是当代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它是实践导向开放的问题领域。裁判文书的说理体现在主体间相互共识及妥当理由之上。将裁判文书说理研究放在语言游戏视野下的法律修辞中研究为审判实践提供评判标准和新角度。在司法活动的进程中,无论是哪一个参加者都有权通过游戏的规则和修辞方法来陈述观点,表达意愿。语言游戏视野下的法律修辞运用在司法语言中可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关于说理式文书M 篇5

一、什么是说理式文书

（一）从文书的制作要求上看：说理式文书和传统的法律文书存在很大的不同（议论文变成记叙文、说明文）将以严肃、客观、权威、规范、准确为特点的法律文书变为叙事、论理、说法相统一的说理式执法文书，使执法从“合法”的基本要求上升到“合法、合理、合情”三者兼备的新高度。对于执法文书制作者的法律知识、逻辑思维、文字写作、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外在体现）

（二）从文书的写作内容上看：（认定结果到判断过程）更好地将法律普遍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结合起来，完整体现从一般法律规定到特殊的事实认定的演绎推理过程。从而使当事人知晓处罚的结果不是执法人员的“主观臆断”，增加执法的可信度。（内在体现）

【总结】说理式文书反映的是执法思维方式的转变

执法机关以法律为中心，判断具体事实是否违法。纳税人是以事实为中心，判断法律是否适当。要写好说理式文书关键就是要换位思考，站在纳税人的角度，从事实出发来说明法律适用的合法合理性。从而使纳税人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从根本上化解纳税人的抵触情绪，促使纳税人自觉地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二、什么是“说理”

标准的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的制作必须基于完备、清楚的事实材料，扎实的证据材料和缜密的理论分析和逻辑分析，经得起行政和司法的检验。法律论证是关键。法律论证是文书增强说理性的主要体现，论证充分是税务执法文书的灵魂。在制作文书时要展开深入透彻的论证说理，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使当事人释疑服罚。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就案件事实运用法律原理进行分析论证，主要在违法和合法、情节轻重和危害大小这些核心问题上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做到逻辑严谨、论证周密、说理充分。

三、说理式文书适用在什么程序中

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目前适用于实施一般程序的税务行政处罚案件，非稽查案件的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稽查案件的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为税务稽查报告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四、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的制作要求

（一）讲清违法行为的“事理”（清楚、证据），说明当事人“为什么违法”。要以调查核实的证据为基础，紧扣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做到“三清”。要讲清当事人基本情况，说明被处罚主体资格是否合法；要讲清违法行为事实，按照何时、何地、何行为、何后果等基本要素；要列清证明违法事实的证据，指明其证明内容。

（二）讲清定性用法的“法理”（具体、关联），说明当事人“违反什么法”。要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具体规定，遵循法律适用原则，客观公正地分析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对违法行为进行准确定性。

（三）讲清程序正当的“公理”（完整），说明“用何方式步骤处罚”。要交待案源；要说明执法程序，将案件查办中实施的行政强制、处罚或听证告知、是否听取和采信陈述申辩意见、是否举行听证等涉及当事人权利的事项告诉当事人；要告知履行方式、期限及拒不履行的后果；要告知救济权利、期限、行使方式和途径，以及救济权行使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等事项。

（四）讲清自由裁量的“情理”（公正），说明“为何这样处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主要是对处罚种类或者罚款幅度的裁量。要遵循通用的比例制原则，避免同案不同罚、处罚显失公正等情形的产生；要将当事人主观意图、手段、情节、危害后果等相关因素对照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作出公正裁量。

（五）讲求严谨规范的“文理”（规范），规范文书的形式格式。格式要符合统一要求；在文书体例、标点符号标注、文字表述等方面必须符合公文规范要求。

五、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的格式

说理式税务执法文书适用规范的税收执法文书格式，一般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

（一）首部。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首部包括标题、编号、纳税人的基本情况等。税务稽查报告的首部包括案件编号、纳税人识别号、稽查对象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纳税人地址、联系电话、稽查所属期间、稽查实施时间、稽查类型和稽查人员等。

（二）正文。

包括事实、理由和依据、处罚结果等。

1、事实：

（1）案件事实的表述要完整准确。包括：案件来源、违法行为发生的具体情节。叙述一般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客观、全面、真实的反应案情，并抓住重点，详述主要情节和因果关系。对影响自由裁量的从重或者符合从轻、减轻处罚等情形应当写明，不加主观评论。

（2）证据的列举。违法事实必须是经过调查核实，有充分证据证明的行为。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要明确、具体，认定违法事实的主要依据、认定的每个违法事实要素都要有证据支撑，证据列举方式可以在叙述违法事实时或叙述后列举分析。

（3）行政处罚决定前的告知。包括告知时间、形式、纳税人有无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对纳税人提出陈述申述意见的，应列明申辩要求和理由，并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纳税人在听证中对调查认定的事实、定性、法律适用、证据程序等提出的质疑及其证据，也应当按上述要求描述。尤其是不采纳的理由要援引法律法规，必要时进行一定的法理分析。

2、理由和依据

（1）法律适用理由应全面表述。对违法事实认定后实施处罚的理由和处罚的法律依据，应当结合具体个案事实，对具体适用某一法律条款作为处罚依据的理由进行解释。

（2）引用法律条款要准确，符合法律适用原则，并且应当根据条、款、项、目的顺序写明适用到最底一层。

（3）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规范合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阐述作出具体行政处罚的理由，包括依法从重或者从轻、减轻情节的适用。

3、拟处理意见或处罚结果

拟处理意见或处罚决定应当表述清楚，具体、明确，特别是罚款金额。

（三）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