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

2024-10-19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精选9篇）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篇1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第八条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审理。

第十条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一条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二条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三条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五条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为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定。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

第二条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第三条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

第四条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第五条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

（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

（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

（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五）被告人的罪过；

（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

二、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

1、物证、书证

第六条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

（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或者清单；笔录或者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

（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

（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是否通过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认定。

（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第七条对在勘验、检查、搜查中发现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字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应当检验而没有检验，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情况，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补充收集、调取证据，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调取有关证据。

第八条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才可以拍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副本或者复制件。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条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

（二）收集调取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被收集、调取人（单位）签名（盖章）的；

（三）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

（四）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其他瑕疵的。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条具备辨认条件的物证、书证应当交由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辨认，必要时应当进行鉴定。

2、证人证言

第十一条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

（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水平、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状态是否影响作证。

（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

（四）证言的取得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有无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的情形；有无违反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笔录是否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询问未成年证人，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等。

（五）证人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十二条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处于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以致不能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

（二）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言；

（三）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第十四条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

（二）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

（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内容的；

（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第十五条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二）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

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当庭能够对其翻证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

对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应当听取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六条证人作证，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

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

3、被害人陈述

第十七条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适用前述关于证人证言的有关规定。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第十八条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等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被告人的侦查人员是否不少于二人，讯问被告人是否个别进行等。

（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笔录是否注明讯问的起止时间和讯问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申请回避、聘请律师等诉讼权利，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是否有不少于二人的讯问人签名等。

（三）讯问聋哑人、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是否提供了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讯问未成年同案犯时，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

（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情形，必要时可以调取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

（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

（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

（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第十九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

（二）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第二十一条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第二十二条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

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5、鉴定意见

第二十三条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

（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

（三）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

（四）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五）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

（六）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及相关照片是否有矛盾。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

第二十四条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

（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

（五）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六）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七）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

（八）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九）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

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勘验、检查笔录

第二十五条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等。

（二）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准确、规范：是否准确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情况；是否准确记载了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详细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否相符；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被破坏或者伪造，是否是原始现场；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

（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有矛盾，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

（四）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矛盾。

第二十六条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勘验、检查没有见证人的，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没有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等情形，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7、视听资料

第二十七条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制作过程中当事人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等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是否载明制作人或者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制作方法；

（三）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调取的视听资料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是否有制作人和原视听资料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视听资料，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二十八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视听资料经审查或者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必要证明的。

8、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对于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应当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该电子证据存储磁盘、存储光盘等可移动存储介质是否与打印件一并提交；

（二）是否载明该电子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对象、制作人、制作过程及设备情况等；

（三）制作、储存、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和环节是否合法，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等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是否真实，有无剪裁、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该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电子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电子证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三十条侦查机关组织的辨认，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辨认结果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

（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

（三）辨认人的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

（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尸体、场所等特定辨认对象除外。

（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辨认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的；

（二）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的；

（三）对辨认经过和结果没有制作专门的规范的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的；

（四）辨认记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的；

（五）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无法获悉辨认的真实情况的。

第三十一条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

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

三、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

第三十二条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三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

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四条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第三十五条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

第三十六条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

（五）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谅解；

（六）其他影响量刑的情节。

既有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又有从重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依法综合相关情节予以考虑。

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七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在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正确表达能力而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不利的证言。

第三十八条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进行庭外调查时，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

人民检察院、辩护人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法庭可以庭外征求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双方意见不一致，有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

第三十九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的事实及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

被告人是否协助或者如何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立功是否成立。

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情形的，应当审查是否已经查证属实；尚未查证的，应当及时查证。

被告人累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

第四十条审查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依据；对户籍证明有异议，并有经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文件、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应认定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没有户籍证明以及出生证明文件的，应当根据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并将结果作为判断被告人年龄的参考。

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

第四十一条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实施,面临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在1997 年开始实施的, 经过了19 年的实施, 已与现实社会有一定脱节。表现在新的矛盾问题不断出现, 而刑法里却缺乏相关规定去解决问题, 对维护社会稳定不利。针对社会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要去解决了。在这里, 将会针对现在刑事诉讼法的本身固有的问题和实施时的问题展开分析。

一、细则实施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 刑法诉讼法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而且刑事诉讼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在细则实施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方面相关的机关有三个, 分别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本来按规则说, 这三个机关应该各自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的, 但是由于某些制度问题, 这三个机关实施细则方面不仅存在冲突, 在内容上还越过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例如, 在刑事诉讼法里的基本规定是225 条, 而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共加起来就有1091 条。这远远超出基本法的数量, 甚至有些内容还是与基本法不相一致的。就比如说这三个机关之间的实施细则各自规定又各自矛盾, 并且没有基本法的支撑。

二、特别诉讼程序的规定问题

( 一) 在实施时, 法律规定的范围不全面

特别诉讼程序例如敏感话题, 未成年人犯罪。在这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没有涉及到或说考虑到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成果。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时, 在执行特别诉讼程序时很容易忽略法庭教育这一个环节。殊不知, 这个环节对于审理未成年人案例有多重要, 未成年人犯罪之所以会成为特殊的刑事诉讼也正是因为教育问题, 在此时若能在教育上加以弥补辅助审理案件势必会事半功倍。

( 二) 立法规定不清晰明确

就维持年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来说, 按照实际情况, 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查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犯罪原因, 监护教育以及成长经历等。但是, 规定并没有说清楚, 仅仅是空的规定, 并没有说要就调差情况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其实是可以作为刑法参考的依据的, 况且调查报告也有利于开展法庭教育。如果法律规定明确清晰, 那这项操作就会给司法实践减少许多纠纷, 给司法实践带来重大的影响。

( 三) 在相关规定之间存在冲突

前面曾说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各自之间的立法加起来数量远远超过基本法的条文, 并且三者之间的条文规定还各自起冲突。例如司法规定说“审判时犯罪嫌疑人? 未满18 周岁的案件不予以公开审理”。这里没有分清犯罪时和审判时的时间差, 并且两者之间的模糊东西也没有规定好, 要是未成年人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而审判时已经满十八周岁了, 那又该如何审理。再者, 又有另一个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未满十八周岁的具有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事处罚的, 应当再行封存, 并且《刑事诉讼》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近的宣判无规定的例外。

三、在诉讼和阅卷调查方面, 律师实施很困难

( 一) 相关规定限制律师介入诉讼

刑事诉讼上有规定说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参与诉讼, 并且可以从审查阶成为辩护人。这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国改革法制上的重大突破, 但是实际上实施起来却仍存在许多不足。在侦查阶段, 律师很难接受委托。因为侦查机关并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 甚至侦查机关还会以犯罪嫌疑人本人聘请为由拒绝为其聘请律师。还有就是在涉及国家机密的时候侦查机关不允许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再者, 律师在侦查阶段很难见到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在一般情况下不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即便有时候通过了手续复杂的批准, 获得了会见的机会, 在会见时, 也要戴着手铐交谈。再这样的情况下, 律师一般不再肯会见犯罪嫌疑人, 这也致使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难题。

最后还有一个在实施过程中较为难办的是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律师一般是将申请递上去之后就会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根据调查, 这是因为在基层单位多多少少存在严刑逼供的现象, 这些情况的发生让律师难以介入诉讼过程, 并且, 出于保密考虑, 基层单位一般限制律师的参与, 达到掩盖其不良行为的效果。

( 二) 律师查阅案卷及其调查取证较困难

在侦查阶段律师难于参与调查, 即便是参与进去了, 还是有许多问题。第一就是查阅案卷相当困难。律师无法看到完整的案卷, 不知道案件的鉴定过程, 只能依靠案件的诉讼文书及鉴定结论和证据目录证人名单等作为参考。更严重的是在某些情况下, 还要律师交阅卷费。第二就是取证困难, 律师参与调查需要相关人士的配合, 但是部分单位故意刁难律师的调查工作, 致使律师无法调查证人。第三就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成为困难, 律师无法在侦查阶段会见嫌疑人, 也难以查阅案件和取证调查案件,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律师带来很大的困扰, 致使律师无法顺利展开工作, 让许多律师不愿承办刑事类案件。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 是一个有法可依的新型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有白纸黑字的依据作为规定, 既避免了许多人治社会的不公平性, 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了19年以后, 法律本身的局限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问题也逐渐增多, 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改革是必然的。因此, 本文将许多问题简述出来, 为的就是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国家的重视, 有法可依, 法本身必须与时俱进, 才能确保公正。

参考文献

[1]朱孝清.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 2014 (3) .

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若干问题浅析篇3

我国司法回避制度在回避范围、举证责任、回避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多漏洞，严重影响了司法程序的公正，导致判决结果很难产生公信力。

（一）回避理由不科学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回避理由，其第一种理由中规定的必须回避的亲属范围过窄。按刑诉法规定，回避制度中的近亲属仅包括当事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直系血亲及除兄弟姐妹之外的旁系血亲都未包括在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这些关系都很可能导致诉讼程序上的不公正，当然更可能导致判决结果的不公正。第二种和第四种理由都采用的是模糊立法的形式，何谓 “利害关系”、“其他关系”？我国并无相关司法解释，这就给司法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只能根据其理解进行判断，从而为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违背程序正义的裁判提供了可能。

（二）刑事回避制度的举证责任不合理

我国提出回避的举证责任在当事人。在实践中，当事人对审判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无从得知，根据其一人或几人之力也无法得知该案审判员是否与当事人见面或做出其它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使当事人怀疑审判人员有明显偏袒一方的情况，由于无法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而不能依法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再者，人性中存在的自私性及自律性偏低要求司法人员主动提出回避也是不太可能的。

（三）刑事回避制度未规定单位回避

我国现行回避制度只规定了个人回避，没有考虑到的是，一旦案件因社会舆论影响、权势部门或高官的干预而导致整个法院都难以维护公正的审判，或者法官之间都相互认识，找关系托人情也比较方便，使得这个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有可能无法保持中立，法院的审判过程和判决结论也很难产生公信力。

（四）没有明确法官违反回避的法律责任

刑事诉讼法虽然就当事人申请回避和就司法人员自行回避作了规定，却未就司法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承担的责任作出规定。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一审过程中审判人员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应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此项规定只对案件本身进行约束，对法官个人承担怎样后果仍未涉及。

二、刑事回避的立法建议

（一）扩大回避范围

首先，将所有亲属纳入回避范围，而非目前法律规定的近亲属那么狭窄的范围。其次，当事人与决定回避的法官对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其他关系，及其是否会影响公正判决的意见不一致时，而双方所说皆有可能时，应该回避。

（二）建立信息查询制度及监督奖励制度

首先，建立信息查询制度。现行的回避制度对当事人申请回避最大障碍是信息查询制度的缺乏，只有建立信息查询制度，才能充分保证当事人获得申请回避所要的公安、司法人员等回避对象的信息，进而有效行使申请回避权。其具体可行的方法是建立完善的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档案资料，存放在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的办公室，当事人或其律师可以凭身份证及法院出具的有效凭证随时查询。对法院而言，确定审判员之后，还应该向当事人书面告知该案审判人员的家庭成员及其主要社会关系。其次，建立监督奖励制度。如果发现公安、司法人员与当事人见面或接受当事人的请客送礼或做出其它法律禁止的行为，公民可以举报，并给予举报者一定物质奖励。

（三）设立全体回避制度

我国目前主要出现如下两种情况时需要法院全体回避或单位回避，其一，当某一案件的处理结果涉及地方国家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私人利益乃至地方部门利益时，或者会对该法院形成一定的影响时，该法院就应该回避；其二，该法院任一法官既已回避，但该法官与该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可能会也较容易形成某种联系，所以我建议一人回避全体回避。

（四）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法官的职业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面对己方利益与他方利益冲突时，他们要做出公正的判决。但是，法官也是人，有时面对如此利益冲突时，很难不偏不倚地做出判决。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其回避，自行回避是回避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如何促使其自行回避，我认为立法应明确规定，司法人员故意违反回避制度的，应一律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意违反回避制度所作出的职务行为均属非法，一律无效。加重违反自行回避制度的法律责任，可以增强自行回避的法律约束力，避免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虚置。

三、结语

刑事诉讼回避制度对确保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而由于回避制度规定欠缺合理性、可操作性，目前我国刑事回避制度基本处于虚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急需完善。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篇4

《公安机关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公通字〔2004〕12号（2004年2月19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规范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解决多头管辖、管辖不明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有关法律和规章的规定，经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税务总局意见，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报部。

公安部

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公安机关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有关法律和规章的规定，结合公安机关的办案实际和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的特点，制定本规定。

一、偷税案、逃避追缴欠税案（刑法第２０１条、第２０３条）

纳税人未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纳税义务发生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纳税义务发生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纳税人未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纳税义务发生地或其他法定纳税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扣缴义务人偷税案适用前款规定。

二、抗税案（刑法第２０２条）

由抗税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三、骗取出口退税案（刑法第２０４条第１款）

由骗取出口退税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其他涉案地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２０５条）

为他人虚开案件，由开票企业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为自己虚开案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案件，由受票企业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介绍他人虚开案件，可以与为他人虚开案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案件并案处理。

对于自然人实施的前款规定的虚开案件，由虚开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如果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对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等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且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由票源集中地或虚开 1 行为集中企业的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五、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非法制造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非法制造发票案（刑法第２０６条、第２０９条第１款、第２款）

由伪造地、非法制造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六、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刑法第２０６条、第２０８条第１款、第２０９条第１款、第２款）

由出售地、购买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在办理本条规定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伪造地、非法制造地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伪造地、非法制造地公安机关予以配合；如果由伪造地、非法制造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将案件移交伪造地、非法制造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七、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非法出售发票案（刑法第２０７条、２０８条第１款、第２０９条第３款、第４款）

由出售地、购买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将案件移交票源集中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八、对于本规定第一条至第七条规定的案件，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九、对于本规定第一条至第七条规定的案件，凡是属予重大涉外犯罪、重大集团犯罪和下级公安机关侦破有困难的严重刑事案件，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

十、对管辖不明确或者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案件，可以由有关公安机关协商确定管辖。对管辖有争议或者情况特殊的案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篇5

国经贸资源[2000]1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计委、公安厅(局)、环境保护局(厅)、汽车更新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了鼓励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促进汽车消费，现决定将1997年制定的汽车报废标准中非营运载客汽车和旅游载客汽车的使用年限及办理延缓的报废标准调整为：

一、9座(含9座)以下非营运载客汽车(包括轿车、含越野型)使用15年。

二、旅游载客汽车和9座以上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10年。

三、上述车辆达到报废年限后需继续使用的，必须依据国家机动车安全、污染物排放有关规定进行严格检验，检验合格后可延长使用年限。但旅游载客汽车和9座以上非营运载客汽车可延长使用年限最长不超过10年。

四、对延长使用年限的车辆，应当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增加检验次数。一个检验周期内连续三次检验不符合要求的，应注销登记，不允许再上路行驶。

五、营运车辆转为非营运车辆或非营运车辆转为营运车辆，一律按营运车辆的规定报废。

六、本通知没有调整的内容和其他类型的汽车(包括右置方向盘汽车)，仍按照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发布<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贸经[1997]456号)和《关于调整轻型载货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贸经[1998]407号)执行。

七、本通知所称非营运载客汽车是指：单位和个人不以获取运输利润为目的的自用载客汽车；旅游载客汽车是指：经各级旅游主管部门批准旅行社专门运载游客的自用载客汽车。

八、本通知自发日起施行。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篇6

发布时间：2010-04-22 | 来源： | 发布单位：测绘管理处 | 阅览次数：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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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治区测绘工作的具体实际，现制定实施《测绘资质分级标准》的若干规定如下：

一、注册资金

企业法人单位注册资金：乙级测绘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150万元；丙级测绘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60万元；丁级测绘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20万元。

二、专业技术人员

（一）申请丙级测绘资质的单位，取得中级测绘及相关专业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2人（其中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不超过50％，下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6人。

（二）申请丁级测绘资质的单位，取得中级测绘专业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1人；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2人，其中，测绘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

三、仪器设备

（一）仪器设备与专业范围内容分类相对应，未批准的专业范围分类内容，相对应的仪器设备不作要求；专业标准中未规定的仪器设备不作要求。

（二）申请丙级工程测量业务范围的，全站仪不少于2台（其中2秒级精度以上不少于1台）。

（三）申请丙级地籍测绘业务范围的，全站仪不少于2台（其中2秒级精度以上不少于1台），水准仪不少于1台（S3级精度以上）。

（四）申请丁级工程测量业务范围的，全站仪（5秒级精度以上）不得少于1台。

（五）申请丁级地籍测绘业务范围的，全站仪（5秒级精度以上）不得少于1台，水准仪数量不作要求。

（六）申请丁级房产测绘业务范围的，全站仪（5秒级精度以上）不得少于1台，水准仪数量不作要求。

（七）申请下列测绘业务范围，可使用以下仪器设备替代专业标准所规定的仪器设备：

1、大地测量专业标准中三角测量的全站仪可用同标准的GPS接收机替代；

2、摄影测量与遥感资质标准中外业的全站仪可用同标准的GPS接收机替代，内业的图形扫描仪可用影像扫描仪替代；

3、行政区域界线测绘专业标准中的全站仪可用同标准的GPS接收机替代。

四、办公场所

乙级测绘单位办公场所不少于200平方米，丙级测绘单位办公场所不少于70平方米，丁级测绘单位办公场所不少于30平方米。

五、测绘业绩

（一）申请乙级测绘资质的单位，近3年内承揽的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300万元；按照自治区测绘局要求参加测绘产品质量定期监督检验，并取得自治区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出具的成果合格的检验报告。

（二）申请丙级测绘资质的单位，近3年内承揽的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60万元；按照自治区测绘局要求参加测绘产品质量定期监督检验，并取得自治区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出具的成果合格的检验报告。

关于刑事诉讼若干问题思考篇7

一、关于刑事管辖

《刑诉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虽对刑事案件的管辖作了严格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有些刑事案件, 由于多个公安机关均有权管辖, 在根据管辖移送时, 经常产生推委、扯皮的情况, 严重影响了案件的侦查、审理。

一是跨省管辖的由基层公安机关侦查的一般刑事案件, 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 该案件有权管辖的又有两个以上基层公安机关, 且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规定, 必须报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即公安部指定管辖。而这类案件由于案值小, 取证难度大, 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往往不报公安部指定管辖, 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

二是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对管辖的认识不一, 导致管辖争议。多个公安机关均有权管辖刑事案件, 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虽有权管辖, 但认为主要犯罪地在其他公安机关管辖地, 依法移送时, 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受理, 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自己办理, 法院又认为应送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办理而不受理, 影响及时打击犯罪。如我们办理的一起绑架勒索钱财案件, 绑架人质、关押人质、交接钱财在上海市不同的三个区, 该案, 基层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在管辖上产生很大的分歧, 后经检察机关参与进行反复协调, 最终得以审判。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三是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的指定管辖存在认识差异。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最初的侦查机关, 对管辖不明的刑事案件, 如有权管辖各公安机关之间对管辖有争议, 则根据规定, 提请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由于最终案件由人民法院审判, 因此, 如果人民法院不认可公安机关的指定管辖, 必将对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检察机关面临既无法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又难以移送其他有权管辖的检察机关的困境, 严重影响诉讼效率。

基于此, 笔者建议, 应颁布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1.属两个以上基层公安机关有权管辖的刑事案件, 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移送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办理的, 该公安机关必须接受。如对管辖有争议, 由接受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提请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2.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刑事案件, 一般应由被指定办理的公安机关对应的人民法院审判, 如该人民法院认为指定管辖不当的, 应由该人民法院移送有权管辖人民法院审判, 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

二、关于刑事立案

(一) 刑事立案的概念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 立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进行审查后, 判明是否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 以决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的一种诉讼活动。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公安机关不仅承担着侦查刑事犯罪的责任, 还担负着治安管理的职责, 因此, 公安机关有时先对案件予以立案, 经调查或侦查后, 属于治安案件范畴的, 作治安处罚, 认为构成犯罪的, 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公安机关立案时不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 造成了部分案件从《刑诉法》的角度不应立案但仍予以立案的后果, 从而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 也影响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立案监督职责。因此建议颁布司法解释明确立案的范围, 防止立案的扩大化。

(二) 刑事立案的时间

立案是刑事诉讼开始的必经程序, 公安机关对任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 都必须首先依法立案。只有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 案件才能纳入刑事诉讼的轨道, 其侦查才具有合法的依据。当然, 如果侦查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有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者继续犯罪的可能,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可以采取先行拘留的措施。

在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还一定程度地存在案件不破不立的情况, 有的案件在办理时, 对犯罪嫌疑人拘留近一个月, 仍不立案, 甚至出现对犯罪嫌疑人拘留近一个月, 改变强制措施后近六个月, 才立案的情况。这些做法, 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笔者认为, 即使在紧急情况下,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先行拘留的措施, 也应立即进行审查, 发现不应当拘留的, 应根据《刑诉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立即释放。经审查认为需要立案侦查的, 应办理立案手续, 开展侦查活动。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对先行拘留犯罪嫌疑人措施采取后, 应在多少时间内立案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而, 检察机关对这种违法的做法提出纠正缺乏法律依据。因此, 建议对此及时予以明确。

(三) 刑事立案的撤案、销案

《刑诉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 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消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 应当立即释放, 发给释放证明, 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经过逮捕、起诉程序的犯罪嫌疑人撤消案件的, 公安机关一般都能作出撤消案件的决定, 而对于立案侦查后, 没有经过逮捕、起诉程序的, 公安机关往往视为行政立案案件, 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而不撤消案件。我们在对公安机关以罚代刑的案件进行立案监督时, 曾经发生公安机关以行政处罚前立案的文书回复检察机关, 而不重新作出立案决定的情况, 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 根据《刑诉法》立案侦查的案件, 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罚的, 虽然没有经过逮捕、起诉程序, 但应撤消案件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而不能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同时, 建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进一步明确。

三、关于刑事拘留

(一) 刑事拘留的时间

《刑诉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 认为需要逮捕的, 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 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 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对刑事拘留的时间的法律规定, 是否包括起止日期, 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 刑事拘留的时间不包括起始的日期, 即应从拘留的第二日起计算。理由为, 根据《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期间以时、日、月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算在期间以内。另一种意见认为, 刑事拘留的时间应包括起始的日期, 即应从拘留的当日起计算。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理由是, (1) 根据刑事诉讼理论, 刑事拘留的当天, 即是仅一分钟或是少于一分钟, 即在零点以前, 即应计算为拘留一日。如果期间开始的当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则实际上形成在拘留后的四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这显然不符合《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客观上增加了拘留的时间, 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2) 《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虽然规定, 期间开始的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但从各个诉讼阶段来分析, 司法机关间的案件移送, 如提请批准逮捕, 提起公诉等等, 是指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受理案件的当日不计算在办案时间内, 而受理案件的当日实际上是计算在送出案件的司法机关办案时间内的, 因此, 并不增加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羁押时间。而刑事拘留则不同, 如果期间开始的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则期间开始的日计算在犯罪嫌疑人处, 事实上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

(二) 刑事拘留的次数

从《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来看, 仅仅规定了拘留的时间, 而没有规定拘留的次数, 因而, 在司法实践中, 对拘留的次数, 认识分歧较大, 具体的执法也存在差异。如司法实际中存在异地司法机关之间因涉及管辖而移送案件, 移交犯罪嫌疑人时先后采取刑事拘留;同一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 因时间原因, 采取取保候审, 在犯罪嫌疑人没有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情况下, 短期内再次对其刑事拘留等等。笔者认为, 刑事拘留的次数, 应以一次为限, 理由如下:从《刑诉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理解来看, 刑事拘留最多只能三十日, 如果能多次刑事拘留, 则刑事拘留的时间规定势必成为一纸空文, 事实上形成刑事拘留没有时间限制, 这显然不符合《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准版篇8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职能定位

明确自身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職能定位，是检察机关依法、规范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前提。根据新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程序运行

检察机关在程序运行上的职能包括权利告知、和解审查、协议确认等。根据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规定的公诉案件，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应当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和解的意见，告知刑事案件可能从宽处理的法律后果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审查认为双方自愿和解，内容合法，且符合规定范围和条件的，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实体处理

检察机关在实体处理上的职能主要体现为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以及作出何种处罚方式。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有无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予以考虑，经审查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因素予以考虑，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起诉条件的，可以决定不起诉。对于依法应当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能否直接主持和解

在新刑诉法修改以前，对检察机关来说，当事人和解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当事人自行和解，检察机关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调解组织主持和解以及检察机关指派检察人员直接主持和解。从我院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大部分刑事和解案件都是通过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此外，也有一部分刑事和解案件中的当事人虽有和解意愿，但基于种种原因不同意由基层调解组织主持和解，而是要求检察机关出面主持和解。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会指派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诉法虽然对检察机关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职能作了规定，但并没有对当事人和解的具体方式作出规定。那么，在新刑诉法施行以后，实践中原有的和解方式是否可以继续适用？检察机关能否依职权直接主持和解？

一种观点认为，新刑诉法施行后，检察机关不能直接主持和解。主要理由是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规定的公诉案件，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从上述规定可知，检察机关不是主持和解的主体，不能直接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刑诉法并没有禁止或限制当事人的和解方式，当事人有权利申请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可以直接主持和解。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有二：一是主持和解属于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虽然新刑诉法没有直接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主持和解，但事实上，主持和解和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两个环节不能截然分开。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其并不具有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处置权，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内容最终还是要经检察机关的审查确认。很多情况下，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过程就是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达成和解的过程。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符合立法精神，并不违反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是以何种方式达成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对于符合规定的案件，在当事人坚持要求由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宜拒绝当事人的申请。否则不仅不利于社会矛盾及时化解，还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笔者认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一般应当尽量由当事人自行和解或通过基层调解组织主持进行和解。但对于当事人双方一致要求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的，检察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以达成和解。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达成和解，检察人员不在当事人和解协议书上签字，也不加盖检察院印章。

实践中的不均衡问题及应对

近几年，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均衡问题。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不均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办案期限不均衡、赔偿标准不均衡、处理结果不均衡三个方面。

办案期限不均衡

新刑诉法虽然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为此专门规定办案期限。也就是说，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所耗费的时间同样需要计入办案期限，办案期限并不会因为适用了刑事和解程序而延长。事实上，由于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是民间纠纷引起的，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常常需要反复做工作，相当耗费时间、精力。同样是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往往要比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占用更长的办案期限。在新刑诉法实施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为现在法律对于如何进行刑事和解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不仅要对当事人的和解进行审查，还要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等等，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对于审查批捕阶段来说，只有七天，很难完成刑事和解整个过程。对于审查起诉阶段来说，时限也并不长。面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现实情况，加之适用刑事和解尚未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承办人普遍缺乏积极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热情。

赔偿标准不均衡

刑事和解不同于民事诉讼，赔偿数额更多的体现双方的合意，可以将受害人实际蒙受的损失、可期待性利益及精神损害一并纳入赔偿范围，由双方自愿协商。但由于刑事和解程序在经济赔偿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犯罪嫌疑人讨价还价的局面，不仅令负有审查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容易导致案情相似的案件在赔偿数额上差异巨大。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利用犯罪嫌疑人不希望被判处刑罚的心理，提出极为不合理的赔偿要求，将刑事和解当作其敲诈钱财的手段；还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被害人希望获得经济赔偿的心理，在协商赔偿数额时附加种种条件，甚至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强迫、引诱被害人和解。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当事人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时，应当重点审查双方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自愿达成。至于是否需要确立赔偿的数额标准以及确立怎样的标准，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有观点认为民事赔偿额度一般不宜超过被害人实际经济损失的五倍。这样的标准是否合理，可以探讨。

处理结果不均衡

从实践情况来看，当事人之间能否达成和解，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经济条件和赔偿能力密切相关。实践中常常出现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意愿，但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或其赔偿数额无法弥补被害人经济损失，最终导致和解不成的情况。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条件在客观上影响着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继而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这样的不均衡现象容易给社会公众造成刑事和解就是“拿钱买刑”的印象，有损司法权威。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予以应对：一是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新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犯罪嫌疑人确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性履行的，在被害人同意并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分期履行。二是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方式不仅限于经济赔偿，虽然赔偿数额不大，但通过赔礼道歉、劳务补偿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也应当予以认可。三是应当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减少因犯罪嫌疑人赔偿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均衡。

（张庚辰，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怡舟，郑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在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