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问题的说明

若干问题的说明（通用8篇）

若干问题的说明 篇1

关于城乡低保若干政策问题的说明

城乡低保工作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事关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事关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城乡低保对象清查工作，是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低保工作由粗放型向制度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转变的重要方式，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为做好此次清查工作，各地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分类清退问题

此次清查，涉及到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对象，情况和背景复杂，处理不好，容易造成集体上访，影响到社会稳定。各地在清查时，要依法依规，甄别不同情况，逐步予以清退。

一是对于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制定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从XX年全省启动办理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目前，全省5.8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均已纳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各地民政局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政策衔接。对领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的人员，要清退出低保范围；对领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家庭，要按 户施保。

二是对于改制企业困难人员。要按照低保政策法规严格审核，区别对待，对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要将其家庭纳入低保范围，按户施保。对于其家庭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的边缘户，享受低保待遇最多不能超过18个月。要通过劳动就业、就业培训，纳入临时救助范围予以逐步清退。

三是对于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养人员。对于供养标准高于当地城乡低保保障标准的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养人员、分散五保户，要清退出低保范围。对于供养标准低于当地城乡低保保障标准的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养人员、分散五保户，各地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增加供养经费，并随着供养标准的提高，逐步将这些人员清退出低保范围。

二、低保金代领问题

低保金代领问题，是低保金发放的重要方面，是确保城乡低保对象及时足额领取低保金的重要环节。各地在清查时，要切实做好低保金存折和低保金代领证的核查工作。要建立低保金代领管理制度，避免低保金代领过程中个别人骗保及舞弊现象发生。

1．低保家庭户主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准由他人代领；

2．低保家庭户主确实不能亲自领取，由户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由家庭其他人员或亲属代领。经县和街道民政部门入户核实后，发给代领证。每年验证的一次。

3．低保家庭及其亲属不能亲自领取的，由户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县和街道民政部门入户核实后，由街道指派工作人员带领取，发给代领证。每季验证一次。

4．严肃纪律，强化监督。各县民政局要加强对低保金存折和低保金代领证的发放工作，要将低保金存折和低保金代领证发放到户，不得截留、私存、冒领。对于管理疏漏造成贪污、冒领、挪用保障资金行为的，要追究相关责任；对情节较重的，要移送司法机关。

三、人户分离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有关规定，凡在街道、派出所范围内，本人常住地与常住户口不一致，按户口管理规定必须迁移而未迁移的，即为人户分离。近年来，人户分离困难家庭在申请低保时遇时，因户籍地民政部门无法入户调查核实其家庭收入状况，而无法进行审批。为切实解决人户分离困难家庭无法办理低保问题，按照《吉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批评议办法》和有关规定，采取“双重管理制度”，即申请、审批和资金发放由户籍地民政部门负责。入户调查、收入核对、公示和日常管理由居住地民政部门负责。具体申请审批程序按以下规定：

申请。申请人向户籍所属街道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签署《诚信承诺书》并提供相关要件。

建立申请档案。户籍地街道收齐相关要件建立申请档案后，在3个工作日内将其申请档案上交到户籍地县民政局。

入户调查和审核。

1.对于人户在同一县的。县民政局收到其申请档案后，组织其现居住地街道、社区按照《吉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批评议办法》规定的“三级联审”程序调查和审核，并在其现居住地进行公示。

2.对于人户不在同一县的。由户籍地县民政局将其《申请表》及档案函寄到其现居住地的县民政局，委托现居住地的县民政局按照《吉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批评议办法》规定的“三级联审”程序调查和审核，并在其现居住地进行公示。并将其档案和核查比对信息证明函寄回其户籍地民政局。

审批。户籍地民政局对人口分离家庭按照当地保障标准进行审批。对符合低保条件的，由户籍地民政局发放低保证和低保金存折。将其档案返回户籍所属街道，由其将审批信息录入省低保信息管理系统。对不符合条件的，发放《不予保障通知书》。

日常管理。对于审批后的人户分离低保家庭，由户籍地县民政局委托现居民地县的民政局对其进行日常管理。

四、按人保问题

各地在清查时，要坚持按户保的原则，但对一些特殊性 的家庭，从人性化操作的要求出发，应充分考虑其家庭实际困难，可对这部分低收入家庭成员按人保障，独立发放低保证和低保金存折，建立单户的低保档案。仅其本人可以享受针对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其他家庭成员不能享受。

老人养精神病人家庭。对于父母年龄在60岁以上，其家庭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需要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老人养精神病人家庭。其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倍以内的家庭，可将精神病人单独纳入低保，全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重病家庭。对于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1倍以内的低收入家庭，其家庭中有经当地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认定，患以下重症的病人：癌症；肾功能衰竭；心脏病；脑出血、脑血栓后遗症；重症肝病；糖尿病；类风湿疾病；白血病；红斑狼疮及其他特殊病需要常年进行治疗的，可将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并全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残疾子女赡养老人家庭。残疾人与父母共同生活，其父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无收入，残疾子女有收入，其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1倍以内的低收入家庭，可将其父母单独纳入低保，享受全额低保待遇。

五、农转非问题

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和《吉林省实施〈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转非家庭，申请低保时，申请人向户籍所属街道提申请，填写《申请表》、签署《诚信承诺书》并提供相关要件。按照《吉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批评议办法》办理。

申请人要提供原居住地政府负责农业土地承包的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其家庭是否承包土地的书面材料。

尚未退出承包地的农转非家庭，将上年土地收入计算在家庭收入中。

六、个别离异家庭申请低保问题

对于申请人在夫妻离婚时，无生活来源一方自愿放弃家庭财产，又主动承担完全抚养子女义务，离婚后仍与对方共同生活，但对方有生活来源的。其申请低保时，其家庭收入核算时，将对方收入计算到家庭收入中。主要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十九条规定 “ 离婚时，夫妻 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七、对于同一家庭同时具有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申请低保问题

由其家庭成员按户口性质分别向其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城市低保或农村低保申请。补助水平按城乡低保分别补助。其档案分别录入城乡低保信息系统。

家庭收入核算，按家庭全体成员总收入计算家庭人均收入。户籍为农业人口的家庭成员要提供农业户口地政府负责农业土地承包的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其家庭是否承包 土地的书面材料。农业收入应比照其户籍所在地农民上一年人均收入计算。

八、特殊家庭收入计算方法的问题

对于领取一次性住房拆迁补偿费或因建设征地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费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费的家庭，在申请低保时，其补偿费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可分摊的月数，在可分摊的月数内，该家庭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如果结余部分为零或负数，则补偿费不再计入家庭收入。

若干问题的说明 篇2

各类型的文章体裁各有不同,其翻译的方式与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在198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有学者从文体学的层次去分析验证文章和翻译的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在《广告英语》一书中,里奇提出:因其特殊性,使得广告的翻译与正常的文学作品和技术型作品翻译大有不同,不可过于追求简单流畅,更要切合实际,但是也不能过于重视语句含义的对等,广告的翻译应该是在两种类型题材中寻求平衡点。这也就是广告翻译中的指导思想—功能结论。只要一种翻译版本可以达到了原广告预先设定的目的,使其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也就是实现了广告本身的各种功能。

二、功能翻译理论

1.目的功能论方面。翻译系统的实际效果,是按照某一规定的翻译方式和方法所要取得的效果。在翻译中,主要是为了帮助所翻译文章在其相对应的语言环境中取得实际的效果。这一效果的达成,直接取决于受众人群,也就是有相对应语言背景的读、听群体。翻译就是要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对相应文体进行翻译从而达到某种效果。目的性的原则规定在翻译中需要以所翻译文体达到某种效果为依据,翻译工作是依照原有语言进行的一种翻译形式。翻译人员在对文字进行相应的编辑工作时,不能单单依照对应原则对原文章进行翻译,必须要考虑所翻译文章在其对应语言背景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目的性的原则是翻译方法的第一要素。威密尔同时也推出连贯性的原则与忠实性的原则,同时连贯性的原则与忠实性的原则也隶属于目的性的法则。

2.系统功能论方面。从Halliday的层次考虑,功能性的文字分析角度是从含义到方式进行,所代表的含义由具体方式来体现。语言学科可以分为三种:概念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意义、语句的意义。Halliday是最主要的功能性语言学科,以其为参考,进行翻译,侧重于文字对于社会的影响,着重于语句搭配与环境的结合。韩礼德认为,翻译究其根本,是一种语言的社会活动,相对应是其在功能性上的对应。翻译能够成功,取决于是不是站在受众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能抓住其需求。从Nida的对应理论可以看出,功能性的翻译更着重“非静态的对应”和“功能性的对应”。功能性的翻译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注重功能性和含义的具体表现,争取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但是如果只能在二者中选择其一,建议选择功能性,因为功能性翻译的可选性更大。对广告的翻译工作,是“非静态”的表现,需要根据实际的需求,来挑选适合的表现手法。所以说在广告的翻译中,其功能性所起到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首要的。

三、功能性翻译对于广告翻译的若干问题

1.含义层面。含义层面,就是各语言之间存在的相应联系以及彼此的体现,隶属于或者同属的关系。目的理论以翻译作者来衡量翻译文章为主要思想。广告的翻译里,广告雇主是翻译的决定者,作为市场活动,他们只想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抓住消费者的需求,促进自身产品的销售,从而实现更大的发展。翻译作者起到的是卖家与买家之间的沟通作用,不仅需要达到卖家的要求,更要了解买家的需求,全面考虑,翻译出适合的广告方案。因为广告的翻译是卖家与买家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所以,翻译的质量将会对翻译的优异程度以及市场的认可程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翻译作者的责任重大,要全面分析,并制定合理的策略,抓住每一个细节,了解需要翻译广告传递的含义,之后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的策略,也就是需要提取多少有益的信息加入到翻译文章中。

2.语句层面。语句起到含义与沟通结合起来的作用。在广告术语操作类型的形式,有很强的召唤作用与凝聚作用,这种类型倾向于对价值的体现以及成效。对于广告翻译工作,表现与传递二者都要兼顾,比较而言,其更注重消费者的反馈。翻译作者想要广告翻译更加成功,受到重视,一定要注重细节,并结合实际的市场背景。翻译作者需要综合分析,让翻译的广告传递的信息更加明确,达到预期效果,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广告中,标题很重要,内容也应以简单、轻快、自然的方式体现,这样会让消费者阅读的更加舒心。

3.人际层面。广告与广告翻译是与受众目标群体之间的交流,交流的深入程度不会以文字的方式去体现,而是需要在广告投放之后,一定时间内,消费者对广告的有效反馈。想要与消费者之间有更好的互动,就需要与消费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得到消费者的重视,翻译广告也与之相同。广告的翻译就是要让产品成为消费者的最佳选择。

无论何种广告形式,最终的目的都是吸引消费者的眼光,并促进产品的销售工作。但是因为各种广告的泛滥,很多人都对广告有抵触心理,所以在翻译广告中,应该注重与消费者之间的良好互动以及消费者的良好体验,通常情况,第一人称角度、第二人称角度会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由以上可知,在以目的性为首要原则的情况下,翻译作者在翻译广告的过程中,需要从含义、语句、人际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并且人际方面是重中之重。因为人际层面是功能翻译评判的主要层面。

摘要：功能翻译可以指以“目的论”为代表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也可以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本框架建立的功能翻译理论。本文将以目的论为翻译过程的根本原则前提下,从概念、语篇和人际三个层面来讨论功能翻译理论在广告翻译语篇中的若干问题。

谈谈健身运动的若干问题 篇3

一、健身运动对身体健康的作用

健身运动对人体的各系统都有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如此，健身运动对调节人的心理也有很大的作用。首先，它对人的情感有很大帮助，在国外对那些因心理因素而自感身体不适的人，外科医生往往会给他们开出一系列的运动处方，照此行事，往往很快即能达到康复目的。其次，健身运动还是一种颇有效的镇静剂。有关测试表明，15分钟散步的镇静效果胜过当今任何一种镇静药剂。有人研究证实，经常参加健身运动的人更少有忧虑感，且能承受压力更大，更艰苦的工作。相反，对因缺乏运动而健康状况欠佳的人，常伴随有工作或学习能力的下降。美国有关专家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所大学因成绩问题而退学的新生中，有83％的人身体状况较差。相反，在一所中学里，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施以一套健身课程。此后他们的成绩有回升，其身体行为也有好转。健身运动对人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从健身角度讲，健身运动最重要的作用是对心脏的锻炼。已有很多研究证明，成年期一直进行健身运动的人更长寿，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

二、常人应从事哪些健身运动

这里，常人即指从事过竞技运动训练的运动员以外的人。选择运动项目最主要的原则是对心脏有无锻炼价值。为此，一般讲，运动时脉搏能增至120次／分并至少能保持30分钟，每周至少运动3次。达不到这些指标的运动对心脏的锻炼价值就不大。确切些讲，对训练心脏有较好价值的常规项目有：骑自行车、跑步、跳绳、滑冰、滑雪以及溜旱冰等等。如果室外有时间或场地限制的话，像骑自行车和跑步练习可以分别在自行车练习器和跑步器上进行。如果以一定的强度游泳30分钟以上，那么游泳也是一个极好的运动项目。另外，目前深受青年朋友喜爱的有氧舞，迪斯科等现代娱乐项目，在激烈漫舞中其心率肯定不会低于120次／分的，因而也是极好的健身运动项目。长期以来人们在实践中创造了众多的健身运动项目，不管什么项目，最重要的是运动时能使心率增至120次／分且持续30分钟以上，这些运动应当贯穿人的生命的始终。

三、健身运动时的自我控制和医务监督

要经常进行运动时心电图检测，以了解较为激烈运动时心脏的活动状况。在医院作的常规心电图检测，只能了解安静时心脏的活动状况，因而更要请医生对运动时的心脏进行检测。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得知心脏健康与否，更重要的是能了解你的心脏能承受多大的运动量，以及最大的安全脉搏为多少。对于身体条件较差，不能达到以上所建议的运动水平的人，可以先由现有的运动水平开始，而后努力加大运动量，其自我检测的方法之一是，检查运动后脉搏恢复(即运动结束后脉搏的减少)的速度，恢复较快即为好兆头。过量运动最危险的三种信号是：运动中胸痛，心悸(即突然性心跳加速)以及无法解释的头晕。这些应引起健身运动者的充分注意，一旦有这些症状，就应立即停止运动，请医生检查。

四、健身运动与减肥

健身运动确实能帮助减肥。运动能消耗热量。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普遍接受。鲜为人知的是，当你运动时，食物穿过肠胃的速度加快。因而吸收率降低。例如，一般而言食物通过肠胃的时间约为24小时，但马拉松运动员只用4～6小时。健身运动者即便停止锻炼。每天还有5～6小时热量消耗增加。有关测试表明，这可以作为一年中减少5～6磅体重的解释。另一方面，健身运动还能抑制饥饿感，运动时，体内脂肪释放，进入血液循环，血糖水平不会降低。而低血糖是引起饥饿感的最大刺激因素，可见运动时可能吃得更少一些。节食在减肥中当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辅之以健身运动，在失去的体重中有25％～50％将会是肌肉，因而当有一天回复到原来体重时，其脂肪成分实际上比减肥前更多了。据有关研究证实，即使你仅以节食而达到了减肥的目的，但保持的时间不会很长。

五、健身运动中的饮食问题

若干问题的说明 篇4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最近，针对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央对扩大住房消费进一步作出了部署，特别要求加快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各地方人民政府正积极研究制定有关具体措施。建设部就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若干问题向大家作一介绍。

一、关于开放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交易市场的现实意义

加快开放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既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从部分省、市试点的情况看，开放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搞活市场，扩大住房有效需求，推动住房消费。职工按房改政策购买公有住房时，一般是根据单位分房情况，先住后买，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随着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相当一部分已购公房居民急于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希望通过以小换大、以旧换新，实现住房的升级换代。但这部分居民单靠家庭积蓄来购买商品房往往又是不现实的。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后，将这部分存量房屋资产转化为货币资金，加上家庭的存款及政策性和商业性的贷款支持，就可以大大增强这部分居民的住房购买力，从而使这部分原来游离于市场之外的住房消费群体进入市场，更广泛地调动起群众住房消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增量住房的消化和住宅建设的发展。因此，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开放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将成为拉动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有利于保持房改政策的连续性，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向城镇职工出售公有住房和向中低收入居民出售经济适用住房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十多年的房改实践，越来越多的职工家庭住房已成为私有财产。而房改的目的是实现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只有经过市场这一环节，才能最终实现住房的商品属性。同时，随着人们产权意识、市场意识的增强，职工在购买住房时，除了考虑其经济承受能力外，也会更多地考虑其所能获得的权益。如果长期不能解决再交易的问题，必然会使职工对购买住房特别是经济适用住房产生后顾之忧。因此，当前稳步开放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是住房制度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第三，有利于促进存量住房资源的合理使用，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住房需求。由于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住房消费能力等差异较大，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后，就等于把住房市场中最大的一块资产盘活了。由于住房二级市场量大面广，在价格、区位、户型等方面选择余地大，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住房即期消费需求。如，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家庭需要的是小户型住房；住房困难家庭需要的就是面积大一些的住房；而有些家庭住房虽然不困难，但因位置不合适，希望调整住房；等等。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后，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存住房的有效配置，满足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

第四，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发展。将加快房地产中介服务、装饰装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的发展，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上海市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后，住房置换、住房置业担保等新兴业务应运而生，房地产经纪活动也异常活跃。仅房屋置换公司就吸纳了８００名下岗纺织女工担当“房嫂”，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从部分省市的试点情况看，广大居民对开放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交易市场是积极支持的，这一举措对促进市场流通、刺激住房消费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上海市共有２００６９户（其中仅今年上半年就达８９６３户）职工家庭将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其中有约９０％家庭又重新购房，平均每个家庭通过换购增加住房建筑面积４３平方米，增加投入１５．９１万元，仅此一项就增加住房消费量近８３万平方米，新增个人直接住房投资２２．５４亿元。江苏省南通、常熟、江阴三个城市自去年４季度开展已购公房上市试点以来，已有４３６０户居民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其中３８５０户（占总数的８８％）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平均每户增加住房面积４０多平方米，新增的购房支出总计６亿元，带动的装修、家具等间接消费总计５．６７亿元。青岛市自今年３月开放二级市场以来，房地产交易中心受理的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登记已达１．３万户，９６万平方米。（注：上述数据统计截止时间均为今年６月底）

二、关于最近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促进住宅建设发展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８〕２３号文件）关于“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稳步开放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的精神，在总结部分省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设部经会签国土资源部，于今年四月发布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第６９号令），该办法主要规定了开放二级市场的基本条件和上市交易程序，明确了上市准入制度。最近，经国务院原则同意，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又联合下发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财综字〔１９９９〕１１３号），进一步明确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中所涉及的土地出让金缴纳和收益分配的有关政策。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是促进和规范住房二级市场开放的指导性文件。鉴于北京市的特殊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参与制定了北京市的相关政策（即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这是三部文件在北京市的具体化。

三、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产权问题

产权明晰是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基本条件，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三部文件及我部６９号令明确规定：职工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和按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房屋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即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地产权证，可依法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同时规定，对《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前，个人已领取房屋所有权，但尚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书，在２０００年底以前需要上市出售的，产权人可以凭房屋所有权证书上市出售；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办理两步合并为一步，即在该住房出售后，由购买人凭变更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证直接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对因各种原因，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当事人可向房屋所在地房屋权属登记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公有住房出售单位应当及时履行有关房改审批等手续，并提供相关资料，积极协助买房个人办理房产权登记工作。房屋权属登记发证机关应按照规定的产权登记发证时限要求抓紧办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或妨碍个人住房产权登记发证工作，也不得扣压个人住房产权证书。对此，建设部曾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加强和改善房屋权属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建住房〔１９９９〕１１９号），进行了部署。

四、关于不得上市的几种情况

为了保护二级市场权益人的利益，防止在实物分配体制下形成的住房分配不公现象通过二级市场合法化，《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八种不得上市的情形。即；１、以低于房改政策规定的价格购买且没有按照规定补足房价款的；２、住房面积超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控制标准，或者违反规定利用公款高标准装修，且超标部分未按照规定退回或者补足房价款及装修费用的；３、处于户籍冻结地区并已列入拆迁公告范围的；４、产权共有的房屋，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售的；５、已抵押且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转让的；６、上市出售后形成新的住房困难的；７、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８、其它按照法律、法规及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不宜出售的。

五、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需要履行的必要手续

１、由产权人向房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其申请进行审核后，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其上市出售的书面意见。

２、经审核，符合上市出售条件，准予上市出售的，由买卖当事人向房屋所在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缴纳有关税费。

３、买卖当事人在办理完成交易过户手续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原则上应当尽可能简化程序，降低收费，以方便群众，减轻负担。建设部在《关于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加强和改善房屋权属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对有关问题已提出了相应要求。

六、关于上市出售价格确定及其管理问题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成交价格，按照政府宏观指导下的市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议定。（根据三部文件规定，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需由购买人交纳。）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应向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格。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要对所申报的成交价格进行核实，对需要评估的房屋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并以核实的价格作为计征有关税费和收费分配的依据。

七、关于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的缴纳问题

由于房改成本价及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中均不含土地使用权价款，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制度，三部文件明确：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均需由购买人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

对于经济适用住房，由于其土地使用权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个人购买时价格中不含土地出让金，因此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应当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由购买人向国家补交土地出让金。

对于已购公有住房，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原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应当按规定由购买人向国家补交土地出让金。另一种是原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如原单位购买了商品住房（价格中包含了开发商已向国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再根据房改政策按房改成本价出售给职工，按现行的法律规定，其上市出售时，不需要再向国家补交土地出让金。但因为应由新的购买人缴纳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所不同的是这部分价款应当根据原投资渠道分别上交财政或返还原产权单位。

土地出让金和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在缴纳标准上是一致的，即均为不低于该住房座落位置的标定地价的１０％，具体比例由各地确定。考虑到目前多数地方尚没有标定地价资料，而二级市场的开放又是当务之急，实际操作中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征收方式。如北京市经研究论证，并经国务院房改五人小组原则同意，拟按房屋成交价的３％（相当于标定地价的１０％）作为应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以便操作执行。

购买人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后，按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商品住宅办理产权登记。

八、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收益分配

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是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的政府指导价，因此，三部文件明确：居民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除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外，出售收益全部归出售人所有。这一点与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收益分配在政策上是有所区别的。

九、关于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收益分配

由于职工按房改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时享受了各种不同程度政策，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带来的经济利益关系较为复杂。这些住房客观上存在着地段、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在个人按房改政策购买时，价格上基本上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这些因素。但再按市场价上市出售时，这些因素必然会变化。因此，为了解决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时，因成交价格差异过大来的收入不公平问题，三部文件对已购有住房上市出售收益分配作了相应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职工个人上市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取得的价款中，除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外，出售人实际应得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出售人应得的基本收益，另一部分则是净收益分成。

１、基本收益。是相当于其住房面积标准部分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款，即该家庭中职务较高一方应享受的住房面积标准与上市出售时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之乘积。这一基本思路的确定，主要是考虑保持新、老房改方案之间的衔接和新、老职工利益的平衡。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是住房货币化方案中老职工计发一次性补贴的基础，也是新参加工作职工按月计发住房补贴的依据。因此，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时，把住房面积标准以内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款确定为出售人应得收益基数，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的。

２、净收益分成。若因上市出售价格高于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等原因，出售收入高于出售人应得基本收益的，三部文件规定：净收益部分应按超额累进比例或一定比例缴纳所得收益，剩余部分归出售人。所得收益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代收后，按规定上交财政或返还原产权单位。净收益分成的两种处理办法具体采用哪一种，由地方确定，但原则上房屋成交价格差异较大的应当采用超额累进方式，房屋成交价格差异相对较小的一般适用于按一定比例缴纳。北京市采取了按超额累进比例缴纳的方式，即：成交价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平方米的部分，２０％缴纳所得收益，８０％归出售人；成交价在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上的部分，５０％缴纳所得收益，５０％归出售人。

净收益实际上相当于原产权单位购建该住房时实际支付的配套费等土地收益，理论上应当全部返还原产权单位或财政（原由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投资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住房）。但考虑到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后，该户家庭按规定不得再按照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也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而只能按市场价购买商品房，因此，为了保证其必要的购房能力，调动其购房积极性，将部分净收益留给出售人是必要的，总的精神是这部分收益越高，单位分成的比例也越高。

十、关地超标住房的处理

超过面积标准的住房须于上市出售前按规定进行相应处理后，方可上市出售。上市出售时，除个人已支付的房价款归出售人外，超标部分的净收益全额缴纳所得收益，出售人不得参与分成。

十一、关于物业管理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后，房屋维修仍按照上市出售前公有住房售后维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个人缴交的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的结余部分，经双方结算后随房屋产权同时过户。

十二、关于税收政策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活住房交易市场，鼓励和支持住房建设、消费和流通，国家将于近期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十三、关于违规行为的处罚

根据《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违反规定将不准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后，又以非法手段按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或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建设的住房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回所购房屋，不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或者按照商品房市场价格补齐房价款，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劳务派遣若干规定》及说明 篇5

第一条〔立法依据〕为规范劳务派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定义〕本规定所称劳务派遣，是指用人单位以经营方式将招用的劳动者派遣至其他用人单位使用，由后者直接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管理的一种用工形式。

用人单位将业务发包给承包单位，但对从事该业务的承包单位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直接进行管理的，属于劳务派遣用工。

第三条〔不得设立〕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出资或者合伙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属于不得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

第二章 劳务派遣适用范围

第四条〔三性岗位〕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上实施。

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工作岗位。

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用工单位的辅助性岗位由用工单位根据所处行业和业务特点，提出拟使用劳务派遣用工的辅助性岗位列表，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共同协商确定，并在用工单位内公示，接受监督。

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第五条〔用工比例〕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用工单位在辅助性岗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

前款所称用工总量是指用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人数与用工单位辅助性岗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之和。

计算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的用工单位是指依照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第六条〔不受三性岗位限制情形〕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外国新闻代表机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和外国金融机构常驻代表机构等组织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不受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和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的限制。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

第七条〔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明确告知该劳动者为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第八条〔劳动合同期限〕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九条〔不得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但可以安排其在用工单位从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工作。

第十条〔不得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但可以安排其在用工单位从事非全日制工作。

第十一条〔试用期〕劳务派遣单位可以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劳务派遣单位与同一被派遣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约定的试岗期或试工期等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试用期。

第十二条〔劳动合同内容〕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与用工单位同类岗位劳动者同工同酬等情况。

第十三条〔同工同酬〕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和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前款规定。

第十四条〔核实劳动合同订立情况〕劳务派遣单位在派遣劳动者前应当向用工单位提供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的证明。

用工单位在接受被派遣劳动者前应核实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用工单位使用未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被派遣劳动者，视为与被派遣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及时补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起始时间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下列内容：

(一)派遣岗位名称和性质;

(二)工作地点;

(三)派遣人员数量和期限;

(四)按照同工同酬原则确定的劳动报酬;

(五)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

(六)服务费的支付方式和标准;

(七)违反协议的责任。

劳务派遣协议除以上条款外，也可以约定以下内容：

(一)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事项;

(二)劳动安全卫生以及培训事项;

(三)劳动者工伤或患病期间的相关事项;

(四)经济补偿等费用;

(五)解除劳务派遣协议的条件;

(六)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劳务派遣单位义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应遵守的规章制度以及劳务派遣协议中有关工作岗位性质、社会保险、劳动报酬等方面的内容;

(二)建立培训制度，加强劳动者上岗知识等素质教育，加强安全和技能培训;

(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依法为其参加和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按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四)按照有关规定及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福利待遇;

(五)督促用工单位改善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条件;

(六)依法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七)协调处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纠纷;

《坛经》的若干问题研究 篇6

自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发现以来，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但许多问题至今尚未得定论，仍需继续研究。本文依现有资料对《坛经》的形成与版本之流变作了论述，对各本《坛经》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对围绕《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作了评析，并对《坛经》与禅宗研究的关系发表了看法。

关键词：《坛经》 惠能南宗

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与惠能思想的关系如何?《坛经》是如何形成并流传的?在《坛经》的流传过程中，其版本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现存不同版本的《坛经》之间相互关系又怎样?。这些问题曾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和讨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一代学术公案”[1] 。时至今日，中外有关《坛经》的研究成果仍然层出不穷。为了更好地全面把握惠能和禅宗的思想，本文拟对上述有关问题略作讨论，并对围绕《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略加评析，借以表明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从现存《坛经》看它的形成与版本之流变

据禅史记载，惠能在黄梅得法后回到南方，曾住持曹溪宝林寺，后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人的邀请，到韶州大梵寺说法。《坛经》即是其门人将说法的内容记录下来，经汇集整理而编成。

现存各本《坛经》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是惠能与弟子的问答等。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惠能在大梵寺开法的实录，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惠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禅的生平事迹以及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特色。第三部分，即惠能平时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付嘱等，后出的本子在内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于禅宗史传中有关惠能弟子的记载，这部分内容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惠能去世后，他的弟子神会北上为南宗争法统，使惠能禅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坛经》也随之而流布到中国广大地区。由于惠能弟子众多，在大梵寺听惠能说法者也不少，平时能得到惠能开示的更不在少数，因此，《坛经》形成后，众多的弟子对其各有修订补充当是很自然的事。随着惠能的名声鹊起，南宗门下各禅系在修订补充《坛经》的过程中，进一步抬高惠能或加入有利于自己一系的东西，这也在情理之中。而古时的印刷业不发达，经书的流传往往靠心记手抄，这就难免出现笔误。因此，《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不断传抄、修订和补充，便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在诸多的《坛经》本子中，最为流行的是经元代僧人宗宝改编的本子，它几乎成为明代以后唯一的流通本。但本世纪初敦煌本《坛经》发现以来，人们认识到了不同版本的《坛经》对全面了解惠能及其所创南宗的重要意义，因而对搜寻《坛经》本子的兴趣陡增，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又有一些新的《坛经》本子被发现。例如在日本有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和真福寺本等，在中国，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一个收藏于敦煌博物馆的敦煌本《坛经》的新抄本[2] ，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3] 直至4月，仍从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鉴定出了一件《坛经》的残片，这同样引起了中日学者的很大兴趣。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 [4]。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而中国学者杨曾文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 [5]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6] ，收集了流传于中日两国的十一个不同的《坛经》本，在目前来说，是较为完备的一种。而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的《慧能研究》中发表的敦煌本、大乘寺本、兴圣寺本、德异本和宗宝本五本对照的《坛经》[7] ，则体现了对《坛经》研究的新成果。

虽然现存的《坛经》本子很多，但许多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郭朋先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8]日本学者田中良昭也曾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约可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9]

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存《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但由于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所以本文在分析介绍中，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下面我们就按时间的先后分别对这四个《坛经》本子作一简单的分析，以略示《坛经》版本流变的大致脉络。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780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0] 。这个比较接近《坛经》原本的本子，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中(S5475)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卷。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郎又参照兴圣寺藏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其分五十七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此后，敦煌本便成为人们研究《坛经》常用的本子。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同属敦煌本的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字79号残片(新编号为“北敦8958号)、冈字48号写本、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和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下落不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现藏有此本首尾两叶的照片)的写本等四个本子，它们的抄写年代大致是在盛唐至五代之间。[11]

由于敦煌本与元代以来一直通行的宗宝本，从内容至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引起了人们对《坛经》研究的重视，学者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普遍认识到《坛经》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是禅宗历史发展的反映。”[12]。现存的《坛经》文本“带着很浓厚的派别色彩，不可不注意分析”[13]。那么，《坛经》在历史上是如何流传与演变的呢?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现存最早的敦煌本《坛经》距惠能去世也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在敦煌本之前，《坛经》就曾有过被人“改换”的历史。《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慧忠(?～775)作为惠能的弟子[14]，曾长期在北方生活，因而也受到了北宗禅的影响，比较注重对经律论的研习，并因此而对南方禅者传道不重视经典的随意说法提出过批评，当他看到经“南方宗旨”改换过《坛经》，马上表示了不满。

如果这记载属实，那么从慧忠的批评可知，在慧忠生前，也就是在惠能以后的五、六十年中间，至少已经有了两个《坛经》本子在流传：一个是慧忠早年见过的本子，另一个就是经“南方宗旨”改换过的本子。关于前者，现在难以确知其详情，有可能就是早期流传的《坛经》原本。[15] 而后一个本子，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在历史上，神会或神会门下也曾改换过《坛经》。那么，神会门下所传的本子是否就是“南方宗旨”本呢?有人认为，“这个南方本子，当属大树‘南方宗旨’的荷泽禅系所造，也就是今天敦煌本的原型”[16] 。我们认为这还可以再讨论。从慧忠与南方来的禅客的问答中可以了解到，所谓“南方宗旨”是以见闻觉知为佛性的，佛性亦称神性，是离却墙壁瓦石等无情之物而永恒不灭的。“身是无常，其性常也”，“此身即有生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抛弃无常之身心，使“灵台智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17] 。就“南方宗旨”张扬的“无情无佛性”思想而言，与神会“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的思想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在现存的敦煌本《坛经》中也可以见到。[18] 而《神会语录》中关于佛性无受、“身是妄身”、“梦中被打，为睡身不觉知”[19] 等思想与身性为二、性知痛痒的“南方宗旨”也是相通的，它们都有将身性分别说的倾向。但就“南方宗旨”以佛性为常、以不灭的灵觉之性离无常之身而为解脱的思想而言，却与神会所主张的佛性“不有不无”、“性不离妄”[20] 等是有差异的。而现存敦煌本《坛经》中虽有法身色身相异的思想[21] ，却并没有离却身心为解脱的思想，相反，它强调的是应该“见自色身中三身佛”[22] ，于自色身归依三身佛，这显然与神会思想相近而与“南方宗旨”不合。因此，以“南方宗旨”对《坛经》的改换与神会门下对《坛经》的增删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慧忠所见的“南方宗旨”本是否就是神会门下据以改编的本子呢?就现有资料看，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下最后定论。[23]

一般认为，现存的敦煌本《坛经》是法海记录并经神会系整理补充过的本子。关于神会系对《坛经》作了一定的增删后将其作为传宗的凭信或依据，这在史籍中也是早有记载的。卒于828年的韦处厚在为马祖道一的弟子大义禅师所作的《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中曾述及当时禅宗的四派，在提到神会系时说：“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24]胡适曾据此提出过《坛经》是神会所作或至少其中的重要部分是神会所作的观点。其实，这里神会门下“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并不是“明说《坛经》是神会门下的习徒所作”[25]，而是指神会系利用《坛经》作为传宗付法的依承。这从现存敦煌本《坛经》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如其中多次提到，“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26]“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27]这都表明神会一系是以《坛经》来取代达摩袈裟作为传法依据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可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找到原因。神会在滑台大会上为南宗争正统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强调“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28]。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其袈裟今见在韶州”而不在自己身边。惠能的同门智诜的门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宣称袈裟在他们那儿，以示他们为正统[29]。神会没有惠能的“信衣”，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宗呢?为了给自己寻找新的传承根据，抬出《坛经》以取代袈裟就是很有必要的了。神会一系在“竟成《坛经》传宗”以后，在《坛经》中添加些传宗的内容，并抬高神会，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坛经》的基本内容。从现存敦煌本《坛经》的一些记载来看，许多都与神会的思想和神会门下的传说并不一致。对照《神会语录》等，其在思想义趣与风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异。[30]敦煌本《坛经》所记载的惠能十大弟子，以法海为首，以神会为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坛经》最初是由法海集记的可信性。日本学者伊吹敦最近根据敦煌本中的传授系统跟神会的系统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秘本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敦煌本原本的成立与神会或他的弟子并没有关系，是神会的弟子为确立神会的权威而对所得到的《坛经》原本作了“加写改编”，从而形成了今日所谓的“敦煌本”。[31]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32]，故一般称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33]。由于它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34]兴圣寺的惠昕本题为《六祖坛经》，前有“依真小师邑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的署名之序，序后又有“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二十日右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谨记”的再刊记。胡适在考证后认为，“可断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门是乾德丁卯的事(967)。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纪的写本，距离那敦煌写本应该不很远了”[35]。由于从再刊记中可知，晁子健1153年的蕲州刻本所依据的写本为北宋天圣九年(1031)晁迥题字的本子，因而胡适又根据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前的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三卷的记载，推论出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可能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他说：“在1031年到1151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坛经》，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我们没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本子也许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昕之名。”[36]胡适此说，可供参考。

但杨曾文近年根据真福寺本《坛经》及其后面周希古写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后叙而提出，“据此可以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的说惠昕本《坛经》有三卷十三(六?)门是错的。因周希古为刊行《坛经》写后序的时间早于《郡斋读书志》(1151年自序)问世的时间。……此本《坛经》的原本，比晁子健所据以刻印的写本(天圣九年，公元1031)还早，上距惠昕改定《坛经》才四十五年，可以说更接近惠昕的原本。”[37] 其实杨曾文这里并没有能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有三卷的说法是错的，也没有能排除胡适的上述假说，因为周希古写的后叙表明此本《坛经》比较早出而更接近惠昕改定的二卷本原本，不等于其后就不会有三卷本《坛经》的出现。当然，胡适的推论假设也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郎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中外学者也有不称其为契嵩本，而称其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但由于“明藏本”并非只有一种，明版大藏经本也有南藏本与北藏本的不同，因而以“明藏本”来指称《坛经》本子，实际上容易造成混乱，例如胡适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38]，而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中所说的“明藏本”却是指宗宝本;同样，印顺法师和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沿用“曹溪原本”[39]之称，这似也不是最佳，因为现在学术界正在讨论《坛经》最早的“原本”或“祖本”等问题，而现存的契嵩改编本已基本可以肯定并不是《坛经》的“原本”。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因郭朋先生等的说法，仍称此本为契嵩本，尽管其可能已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40]

契嵩“勒成三卷”的《坛经》本子现虽已不存，但除了上述的“曹溪原本”之外，现还有一种“德异本”，正文与“曹溪原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其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日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延佑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称“延佑本”。德异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作于元至元二十七年)中说：“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据此则可知，在元至元年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本子，是否就是惠昕嫌“古本文繁”而作的改编本，不能下断语，但有这种可能。而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的“古本”，则有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德异在刊行古本时是否作过改动，现不能确知，若未作增删，则所谓的“德异本”也就可能就是契嵩本。

最后就是通行的元代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内容上看，宗宝本与德异本一样，都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坛经》本子校雠而成的，因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印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41]。由于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本的再刊本，而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就可能是契嵩本[42]。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曹溪原本”或“德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从比较中可以推论，宗宝所校雠的三个本子中可能也包括了惠昕本。[43]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依据“曹溪原本”而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44]。但在诸本《坛经》中，宗宝的改编本仍然最为流行。

民国时期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曾刊印了以上四种《坛经》本子的合编本，郭朋先生的`《〈坛经〉对勘》即是以此为底本。笔者日前在金陵刻经处看到他们正在重印《普慧藏》。

二、略论有关《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45]，许多久已失传的包括《坛经》在内的一大批禅宗史料得以重见天日。自此以后，中外学者对《坛经》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专著论文，多得不胜枚举，但“关于《坛经》的作者及其年代，有各种传说和推论，中日学者考究很多，至今尚难定论”[46] ，《坛经》的“繁简真伪之争，至今未得定论”[47] ，故许多问题仍有待继续研究。郭朋先生的《坛经校释》序言中曾对中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概要的介绍，可以参考。而本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张曼涛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坛经》讨论的重要论文编成了《六祖坛经研究论集》一书，作为一百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第一册加以出版，从而再现了《坛经》在学界曾引发的争论。日本学者田中良昭1990年发表的《坛经典籍研究概史》一文则“以为数颇多的《坛经》研究，以及异本极多的《坛经》本身为中心”，对本世纪19至1988年间中外学者的《坛经》研究历史作了概观，并在附表“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资料”中列出了各国学者研究《坛经》的主要成果，颇便查考。但由于他认为“中、韩的研究成果，资料并不十分充足”，因此，“除极重要必须的资料之外”，他乃是“主要以在日本的研究历史为经纬”。[48] 杨曾文编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所附《〈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也对六十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坛经》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可以参考。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对《坛经》的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兴趣。191月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三大内容之一。[49] 日本学者伊吹敦在199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50]，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原《坛经》”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引起了新的争论。而国内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题出版了杨曾文的整理本，年12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外，《坛经》的校勘、导读乃至白话翻译等近年来也一直有新本不断问世。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种对《坛经》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对《坛经》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上看，日本学者最早对珍贵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艰苦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胡适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则启发了人们对禅宗研究中一些传统的、似成定论的东西重新加以审视。胡适的许多观点人们不一定赞同，但他的研究不但在中国学人中引发了讨论[51]，而且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52]，推动了有关《坛经》和禅宗研究的深入。围绕《坛经》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比较激烈的争论，下面我们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述评。

第一，《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一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1978年出版的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的《慧能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本《坛经》的作者问题就介绍了五种不同的看法：(1)胡适、久野芳隆认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2)矢吹庆辉、关口真大认为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3)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是惠能的说法集，后人又附加了部分内容，宇井伯寿认为是神会一派作了这种附加;(4)柳田圣山认为《坛经》古本原是牛头禅系的法海所编，后人又有修改;(5)中川孝认为《坛经》敦煌本是神会在法海所抄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编成的，后来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对此作了些改动。[53] 其中胡适的观点引起了最多的争论。

胡适的主要论据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二，敦煌本《坛经》第49节中有惠能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记载，胡适认为这暗示了“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54]，是《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55]。其三，“《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56]其四，胡适认为：“《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57]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与佛教界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和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等，他们都对胡适提出的论据逐一作了否定，论证颇详，大致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参看，本文不再赘言。[58] 我们对此的基本看法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曾对《坛经》作出过改动，并利用《坛经》来抬高本宗的地位，但从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说它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联系敦煌本与惠昕本所记传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文繁”的“古本”问题?

关于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们视为并列的两个系统，有的则认为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发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这敦煌本”[59] 。我们认为，敦煌本与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又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同时，惠昕本在改编过程中，当也参考过敦煌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让我们从两本所记的不同传授次第来看这个问题。

敦煌本《坛经》第五十五节记载了《坛经》初期的传授次第：“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 。道●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而惠昕本《坛经》所记则与此有异：“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60] 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学。这两处的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法海传至悟真，则是共同的。这就表明，惠昕本与敦煌本这两种本子有可能是从同一个底本发展而来。从“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的记载来看[61]，这一底本当形成在惠能再传弟子悟真活着的时候，时间是比较早的。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惠能死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坛经》原本。那么，对两种传授记载的差异如何解释呢?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62] 这种说法似有武断之嫌。印顺在《中国禅宗史》第六章中则认为，这可能说明“南方宗旨”对《坛经》的修改就是法海与悟真之间的志道所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仍未解释两种记载何以会有差异，因为印顺是断定现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编本而来的，那为什么敦煌本中没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却有了呢?杨曾文在表列各种《坛经》本子的时候，曾将惠昕本与敦煌本所依的本子并列于《坛经》祖本之后，即把敦煌本与惠昕本视为《坛经》祖本之后完全并列的两个系统，如下图所示[63] ：

┌───惠昕本

┌────┐ │

┌──┤惠昕原本├──┤

│ └────┘ │

┌──────┐ │ (不存) └───契嵩本

│《坛经》祖本├──┤

└──────┘ │ ┌───敦煌本

(不存) │ ┌────┐ │

└──┤敦煌原本├──┼───敦博本

└────┘ │

(不存) └───西夏文本

这种看法似也有问题。因为神会一系修订后“竟成《坛经》传宗”的敦煌本子中有关以《坛经》传宗的记载，几乎都为惠昕本所沿袭，而这种记载却均不见于后来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据敦煌本，也应该是参考了敦煌本的，这两种本子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认为，惠昕本所记《坛经》传承之所以与敦煌本有异，很可能是因为惠昕参照另一个文繁的古本进行了修订，而那个古本与敦煌本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也不能排斥敦煌本对这一古本的影响。

据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中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64] 表示了对古本文繁的不满。然现存的惠昕本也有一万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两千字，它据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来字数当更多，这应该不会是敦煌本。[65] 惠能以后，南宗逐渐盛行起来，其门徒中流传着惠能以及惠能与弟子的许多传说，并有人出来汇编成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像《曹溪大师别传》、《历代法宝记》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文繁的古本当也就是汇集了各种传说的一个本子。据此改编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与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关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机缘，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文繁的古本关于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基本内容，变化并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测，此古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参考了敦煌本，它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本子。后来惠昕本中的“风幡之动”等记载，当皆取之于此。郎简为契嵩本写的序中也说到了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本子“文字鄙俚繁杂”，这证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说，这个文繁的本子为惠能的另一个弟子志道门下所编，那么，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据以改编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别增加了“志道传承”与“志道机缘”、惠昕本中还增加了与志道主张相近的见闻觉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要确认这种可能性，还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来进一步验证。但从惠昕本与敦煌本内容上的差异来看，惠昕改编本在参考敦煌本的同时，还依据了另外一个文繁的古本，这一点在现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惠能以后，弟子们不断“结集”师说，充实《坛经》的事实，而充实的内容，虽有不少传说的东西，却并不能完全归入伪造之列。

第三，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坛经》原本或祖本存在?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学者否定敦煌本之前还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认为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子。例如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中曾认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是其后各本《坛经》的基础。”[66]周绍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敦煌本《坛经》……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本”，是“最早原本”[67] 。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传过程中已经人修改过了。但对于修改的次数和内容等，则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圣山在1967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书中就提出，敦煌本《坛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当存在过一个古本《坛经》，然后才发展到敦煌本《坛经》。[68]印顺法师也曾明确提出，《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69]，“以现存的《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70]。上文提到的日本学者伊吹敦在《敦煌本〈坛经〉的形成》一文中更是提出了从“原《坛经》”至敦煌本《坛经》已经过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并从内容到文字和用语等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检讨和说明。杨曾文在谈到《坛经》诸本的演变时也提出了“《坛经》祖本”，并在“《坛经》祖本”以后又分列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本”两个系统，以作为现存各本《坛经》的底本(见前图所示)。

我们赞同上述第二种看法，即认为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本子，但不一定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的本子。综合各种资料看，在敦煌本之前似还应该有更古的《坛经》本子。例如前面所曾提到的，从敦煌本和惠昕本的异同来看，这两种本子就可能是从惠能以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同一个《坛经》原本发展而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对西夏文《坛经》的研究。例如史金波先生通过对分藏于不同地方的西夏文《坛经》残页的译释，并对照汉文《坛经》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西夏文本《坛经》内容，接近法海所集唐中期古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引者按)，而与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相去较远。……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译本所据汉文底本为现已失传的另一版本。”[71]这是否也为敦煌本之前或之外另有一古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呢?

第四，关于契嵩本和契嵩本的来源问题。

关于契嵩本与现存德异本及宗宝本等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谈契嵩本时已作了论述，这里再对学界关于契嵩本来源问题的不同观点作些介绍，并表明我们的看法。

宋代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在提到契嵩本《坛经》形成的机缘时曾说：“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郭朋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本，“很可能指的就是法海本《坛经》”。并认为，“在郎简怂恿下，契嵩花费了两年时间，对《坛经》进行了更大的篡改，然后诡称他‘得’到了‘曹溪古本《坛经》，并把它提供给了郎简。”[72] 这就是说，所谓契嵩本，其实可能就是契嵩对当时流传的敦煌本(或惠昕本)的改编，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曹溪古本”作为底本。胡适先生在《坛经考之一》中也曾认为这个为俗所增损的文字鄙俚繁杂的本子就是敦煌本，并认为契嵩所得的所谓“曹溪古本”，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后来惠昕本在日本被发现以后，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认为“文字鄙俚繁杂”、“为俗所增损”的本子“也许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并认为，在1031年至1151年之间，二卷十一门的惠昕本可能已被人改换成三卷十六门，而这个改编者可能就是契嵩，因此，所谓“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契嵩本是契嵩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惠昕本进行校改的结果。

我们认为，现存的契嵩改编本一卷就有两万余字，若有契嵩“校之，勒成三卷”的本子，字数想来应当更多，它不仅大大超过了敦煌本，也多出了惠昕本不少，契嵩当年所依据的“文字鄙俚繁杂”的“俗所增损”本似不大可能是比现存契嵩本字数还要少的敦煌本或惠昕本，而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惠昕据之改编的文繁古本。至于契嵩所得到的“曹溪古本”，则如胡适所说的，可能就是约六千二百字的《曹溪大师别传》。这样，所谓的契嵩本，就可能是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文繁古本”进行校改的结果。在谈到《曹溪大师别传》对契嵩改编本的影响时，楼宇烈先生曾提出，“细考契嵩所增加和订正的内容，其主要部分都来自《曹溪大师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与《曹溪大师传》的合编本”[73] 。借用此表述，我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契嵩本可能是文繁的古本与《曹溪大师别传》的合编本。不过，从现存的契嵩本来看，契嵩改编《坛经》时，在参考《曹溪大师别传》的同时，很可能还参考了《历代法宝记》等其他一些流传的资料。

另外，前面提到，根据德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中“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本子，这个本子可能是惠昕改编本，而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的未被节略太多的“古本”，则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那么，现在结合契嵩本的来源，我们是否可以对《坛经》的流变再作如下推论呢?即：

文繁古本(字数不详)──(节略太多的)惠昕改编本(一万四千字)──契嵩本(超过二万字，也许更多)

三、《坛经》与惠能南宗

虽然有关《坛经》的各种观点现在并不能完全统一，但《坛经》是由惠能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后虽经多次修改补充，仍基本代表着惠能思想，这却是大致可以确定的。现存的各本《坛经》确实存在着时间越后内容越多的情况：敦煌本约一万二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超过了二万字。这反映了《坛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订补充的事实。但我们认为，不能把后来增加补充的东西都视为是窜改或伪造，而应该联系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史料价值的同时曾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74]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不能简单地以本子的先后来判断真伪，不能认为晚出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实。

举例来说，较早出的敦煌本与惠昕本都有神会将于惠能死后二十年出来定南宗是非的悬记，而较后出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则均改为惠能灭度后七十年有二位菩萨东来“建立吾宗”。这种不同的记载只反映了惠能门下传宗的情况，而很难从《坛经》本子的先后上去区别它们的真伪。再如，惠能在广州法性寺会见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这虽不见之于敦煌本《坛经》而见之于以后的《坛经》诸本，但它却是先于现存敦煌本《坛经》的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75]或《历代法宝记》中就已有的记载，这显然也不能仅以《坛经》各本的先后来判其真实与虚假。

当然，我们更不能因为现存敦煌本《坛经》经神会或神会弟子整理补充过而认为它一定出自神会一系，因为事实上其中的许多记载与神会门下的传说并不很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有时却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早期禅宗史料的多元性和《坛经》流变的复杂性，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惠能以及神会等人的思想。例如上述王维的《碑铭》乃是应神会之请而作，其中有印宗法师在南海讲《涅般经》并与惠能论经中大义的一段文字，而敦煌本《坛经》却丝毫没有提及，且敦煌本《坛经》更多地突出了《金刚经》的般若思想。这是否表明神会对惠能兼融中道般若和涅般佛性的思想，在继承发挥时有所偏重呢?再看有关神会见惠能的一段记载。敦煌本《坛经》说，惠能在与神会问答之间批评神会道：“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于是，“神会礼拜，更不敢言。”[76] 此后，惠能便为神会说了一通自心迷悟的道理。而与敦煌本《坛经》差不多同时的《曹溪大师别传》中却说惠能在与神会问答之间便对神会特别器重，至夜，神会又以“佛性无受”之说而深得惠能赞赏，被认为“如智证得真正受三昧”，并因此而密受付嘱。两相对照，显然《别传》的记载更倾向于神会。但与此同时，《别传》的悬记却又另指他人而不提神会，敦煌本《坛经》则不但突出了《金刚经》而与神会的说法相近，并且还添加了神会将不惜身命为南宗争正统的悬记。可见，现存的早期禅宗资料之形成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种版本的《坛经》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于研究惠能和南宗思想的发展显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综合以上所说，并结合前面对《坛经》形成与流变的论述，我们试以如下图式来表示我们对《坛经》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看法：

┌───────┐

┌┤“南方宗旨”本├敦煌本……………

│└───────┘(约780)

┌──────┐│ (约775前)

│《坛经》原本├┤

└──────┘│

(约713～760) │ ┌─────┐

└─────────┤文繁的古本├─惠昕本……………………………

└─────┘ (967)

(约801～850)

┌─德异本──┐

│ (1290) │

契嵩本─┤ ├─宗宝本

(1056) │ │ (1291)[注]

└─曹溪原本─┘

《曹溪大师别传》

(781)

[注] 实际的时间可能要稍晚一些。

在上图中，带方框者表示现今不存，实线表示用作底本或比较直接的联系，虚线则表示作为参考或某种可能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图表所示的各本《坛经》之间的关系，有的还只是一种推测，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新材料的证实。我们这里只是想借此表明：《坛经》在实际流传过程中，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仅是直线关系，晚出的版本所增加的内容，既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也有可能是来源于较早的传说或记载，因而宜区别对待。我们认为，各种本子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增删，这是事实;不同的记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禅宗的发展，这也是事实。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坛经》随着惠能南宗的发展而发生的演变，反过来也可以从《坛经》的演变中来了解惠能思想的影响及南宗发展的有关情况。各种不同的《坛经》本子的相同记载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惠能南宗的基本思想，而各种不同的记载有时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惠能南宗的思想，为我们全面把握惠能南宗的思想提供了可作参考的资料。因此，对不同版本的《坛经》内容，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在分析惠能思想时，以早出的敦煌本《坛经》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其它各本，这样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必要的。当然，对惠能及惠能南宗的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坛经》，其它许多相关的资料和碑铭石刻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

从历史上看，《坛经》是惠能南宗的理论旗帜。惠能去世后，其弟子到各地去传播南宗禅法。由于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等多种原因，惠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会系、南岳系和青原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惠能南宗经南岳系和青原系更进一步递嬗演变分化出五家七宗，宋代时，临济宗中又分出黄龙、杨岐二派。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虽然各禅系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禅风和传法谱系，但他们以《坛经》为传法的主要依据则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77]。因此，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惠能思想和禅法特色的《坛经》，不但是我们研究惠能思想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了解整个南宗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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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台湾] 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2] 此抄本最初由敦煌当地的名士任子宜1935年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并收藏。194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向达教授去敦煌考古时从任子宜收藏的写经中发现有梵夹式蝶装本一册，凡九十三页，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献，其中之一就是《坛经》，此本“不但钞写工整，而且文字少误”(周绍良《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据考证，大约为五代或宋初的传抄本。因现收藏于敦煌县博物馆(馆藏077号文书)，故有“敦博本”之称。

[3] 这个新抄本曾成为1987年在北京召开的“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之一。有关情况，请参见杨曾文在这次会议上递交的学术论文《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后收入《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并请参见《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二)《〈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 见《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绍介》一书第80页。

[5] 见《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7页。

[6] 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

[7] 日本东京·大修馆书店1978年版。

[8] 《〈坛经〉校释》序言，并见于《坛经导读》第39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9] [48] 田中良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1990年版。

[10] 《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周绍良先生最近就提出了敦煌本《坛经》是“最早原本”，是“唯一的原本”的看法(《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第180页)。

[11] 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一书收录了五个写本原件的影印件，可以参考。

[12] [37]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06页，第191页。

[13] 吕●《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74页。

[14] 由于禅史记载的不同，也有认为慧忠是弘忍弟子或神会弟子的，但根据都不是很充分。有关他的事迹，请参见《宋高僧传》卷九和《景德传灯录》卷五等。

[15] 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认为慧忠见到的经人改换的《坛经》与岭南的南宗弟子私人抄写的不容旁人窜改的《坛经》，两者不是一回事，并认为现存的敦煌本《坛经》就是“未经窜改的私人钞本”，“它的接近原本的真实性，似乎是不容怀疑的。”见其编《敦煌坛经新书》的《绪言》，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5年版。

[16] [41] [46] 《中国禅宗通史》第179页，第275～276页，第178页。

[17]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南阳慧忠国师语》，《大正藏》第51卷，第437-438页。

[18] 敦煌本《坛经》第四十八节所载的“真假动静偈”中就有“无情无佛种”句。

[19] 《神会语录》第45节。

[20] 见《神会语录》第41节和第45节等。

[21] [22] [26] [27] [76] 见敦煌本《坛经》第17节，第20节，第47节，第38节，第44节。

[23] 印顺法师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敦煌本──‘坛经传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补一些传承依约而成的”(《中国禅宗史》，第264页)。

[24] 载《全唐文》卷七一五。

[25] [55] [56] [57] 《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2页，第91页，第92页。

[28]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29] 见《历代法宝记》。

[30] 即使《坛经》所记与神会所说相合，也不能据此就断定是神会伪造了《坛经》而不是神会在宣扬师说。

[31] 见其为参加1997年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递交的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载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六祖慧能思想研究》。

[32] 郭朋先生据《郡斋读书志》等称此本《坛经》为“唐僧惠昕撰”的有关记载，认为惠昕“当为唐人”(《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1994年版，第406页)，故认为“惠昕本在晚唐”(《坛经校释·序言》)。但现在一般大都是依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提出、而由胡适考定的说法，认为此本约改编于967年，为宋初的本子。

[33] [35] [36] [38] [62] 《〈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2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31页，第34页。

[34] 此三本与兴圣寺本相比，内容大同，但略有小异，例如缺少惠能在大庚岭对惠明说“不思善，不思恶”、在法性寺说风幡之动及惠能死后“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等，请参见《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1页和289页。

[39] 请参见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和印顺的《中国禅宗史》等。

[40] 杨曾文曾推测此“很可能就是契嵩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3页)。

[42] 请参阅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6页。

[43] 例如惠昕本第十一门“教示十僧传法门”的内容，在契嵩本中分为第九“法门对示品”和第十“付嘱流通品”两品，但在宗宝本中又合为第十“付嘱品”一品。

[44] 见《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

[45] 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学术界多主“避难说”，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解──“废弃说”，请参阅方广昌文《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47] 周绍良《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

[49] 有关会议的研讨情况，可参阅《“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学术研究》(广州)1997年第3期。

[50] 载《论丛：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论丛：亚洲文化与思想》)第4号，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の会，1995年12月。

[51] 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册)中有《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禅学论文集》(一、二)、《禅宗史实考辨》和《禅宗思想与历史》等五个分册，搜集、汇编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相对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学者本世纪七十年代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请参阅。

[52] 胡适最初发表《神会和尚遗集》等禅宗研究新成果时，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却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有人专门远道来访，对此胡适在1934年还曾有过抱怨。江灿腾的《胡适禅学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冲突与诤辩》一文(载《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台湾净心文教基金会1994年版)对此有专门的分析与评说，可以参考。

[53] 转引自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6～197页。

[54] 《坛经考之一》，《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17页。

[58] 文载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第81页～108页和第109页～141页。另请参阅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六章。

[59] 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

[60] 请参见《〈坛经〉对勘》第166页。

[61] 日本学者伊吹敦认为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是神会一派为提高《坛经》的价值而伪造的。见其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

[63] 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7页。

[64] 见《坛经校释》附录。

[65] 周绍良先生则认为，“古本文繁”就是宋郎简《六祖法宝记叙》中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并不是指字数或情节多寡的问题”(《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

[66] 郭朋《坛经校释》序言，第16页。

[67]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80页，第190页。周先生还试图从方言、俗语、历史背景等方面来对此加以考定，但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实际上考定的只是敦煌本为现存各种流通本的“原本”，而并未能确证它就是历史上最古的惠能原本，除外“再没有其他原本”(同书，第180页)。

[68] 请参见杨曾文校写《新敦煌本六祖坛经》第193页。

[69] 《中国禅宗史》第272页。“二次重大的修补”当指“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坛经传宗’的改补”(同书，第266页)。

[70] 《中国禅宗史》第247页。

[71] 《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

[72] 《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第407页。这里说的法海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

[73] 楼宇烈的《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载《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74] 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

[75] 胡适曾推想敦煌本《坛经》的祖本约成于天宝四年(745)，而王维的《碑铭》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因而认为王维的《碑铭》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坛经》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请参见《坛经考之二》)。

[77]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见《坛经校释》附录。

泡沫水泥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7

泡沫水泥作为一种A级不燃保温材料, 因其投资少、生产工艺简单、施工操作方便等而受到广泛关注[1,2]。另外, 北京市地方标准DB 11/891—2012《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提出建筑节能设计75%的要求, 这些因素都使得泡沫水泥越来越受到建设部门的重视。但是作为一种新兴材料, 国内外对其性能的系统研究少之又少, 并且在性能测试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及规范, 给施工、设计等都带来众多不便。本文针对泡沫水泥在现阶段应用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 为今后泡沫水泥的研究提供参考。

1 抗压强度测试问题

对于密度在200 kg/m3以下、通过化学发泡制备的泡沫水泥现阶段并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规范, 而与之最接近的测试标准有GB/T 11969—2008《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测试方法》、JC/T 266—2011《泡沫混凝土》、JC/T1062—2007《泡沫混凝土砌块》、GB/T 5486—2008《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 这些标准中测试抗压强度的加压方式、试样的处理方式及测试时试样所要达到的条件有很大差异。本小节采用工厂提供的试样进行抗压强度测试分析, 所有试样均取自同一批次产品。

1.1 加压方式问题

在JC/T 266—2011 中规定了通过物理发泡、抗压强度在0.3~1.0 MPa的泡沫混凝土抗压强度采用加压速率为500 ~1500 N/s, 加压应连续而均匀地加荷直至试样破坏。在GB/T5486—2008 中规定了无机硬质绝热材料的抗压强度测试时的加压速率为 (10±1) mm/min, 直至试件破坏, 当试件在压缩变形为5%时没有破坏, 则试件压缩变形量为5%时的荷载为破坏荷载。在GB/T 11969—2008 及JC/T 1062—2007 中也有相应的加压速率规定。众所周知, 加压速率对于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有显著的影响[3], 泡沫水泥作为一种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的水泥制品必定也不例外。作者采用100 mm×100 mm×100 mm的试样, 对泡沫水泥在加压方式为500 N/s和 (10±1) mm/min, 结束方式为压缩变形50%时的抗压强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每组试样的数量均为50 块, 泡沫水泥在最大载荷时对应的变形量见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 在相应的变形量为15%时, 基本所有的试样均达到所能承受的最大荷载, 并且2 种测试方法所测试样的平均抗压强度均在0.36 MPa左右, 但结合图1 中的数据点分布以及测试所需的时间来考虑, 拟采用加压方式500N/s、压缩变形15%为测试的限定条件, 但这与国标中规定5%的压缩变形相矛盾。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GB/T 5486—2008, 其它相关标准并没有规定以变形量作为实验结束方式, 而且大多数仪器默认的实验结束方式是力衰减百分比, 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试样并不能达到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1.2 试样表面处理问题

GB/T 5486—2008 及ASTM C552 都规定了测试抗压强度时, 使试样表面涂1 层沥青, 并加1 层1mm厚的沥青油纸。泡沫水泥的抗压强度测试示意见图2。按照1.1 所述, 抗压强度选用加压速率500 N/s, 结束方式为力衰减30% 或者位移变形量为15%。

泡沫水泥表面涂石蜡或沥青的抗压强度对应变形量测试结果见图3, 图3 中的10 个试样 (表面涂石蜡或沥青的各5个) 均取自工厂生产的同一批次泡沫水泥。

从图3 可以看出, 在变形量小于3%的条件下能达到试样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而且测试抗压强度与试样表面不进行任何处理时所测数据差别较小, 这与GB/T 5486—2008 中规定的当试样变形超过5%时未能破坏, 则以变形量为5%的荷载为最大载荷相符。故认为采用在试样表面涂石蜡或者沥青并加一层1 mm厚的沥青油纸, 之后选用加压速率500 N/s, 结束方式为力衰减为30%N/s或者位移变形量为5%, 测试泡沫水泥的抗压强度较为合理。

1.3 测试试样数量问题

张凡[4]、史平安[5]、易勇[6]等就抗压强度的正态分布统计分析, 均对脆性材料的强度分布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材料强度的统计分析中,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选用怎样的总体分布假设, 考虑到正态分布对随机变量的通用性, 故验证正态分布对泡沫水泥抗压强度分布规律的适用性, 先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求得 δ0、λ, 之后采用x2进行检验。经验证得知泡沫水泥的抗压强度符合正态分布函数, 见图4。

为保证材料强度的有效概率为90%, 由图1 (a) 可求得强度范围在[0.25, 0.47], 对于双边检验问题H0∶u=u0, H1∶u≠u1的t检验法可从“均值的t检验的样本容量”查得所需容量为6, 使得:

犯第Ⅱ类错误 (“取伪”的错误) 的概率不超过0.05。

经过以上分析得知, 对于泡沫水泥可以通过求算术平均值的方式来得到其抗压强度, 但对于测试试样的数量应适量增加为不少于6 件。

2 含水率测试问题

不同烘干温度对应泡沫水泥测试的含水率。以硫铝酸盐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时大多数水泥制品对温度都比较敏感, 并且已有大量的试验证实, 材料的含水率对于材料的性能有很大影响。就导热系数而言, 自由水的导热系数为0.60 W/ (m·K) [7], 是干空气导热系数的20 倍以上, 而结合水的导热系数几乎接近冰的导热系数, 因此, 了解材料本身的含水状况也就能间接推测试样的性能。作者对不同烘干温度下泡沫水泥的测试含水率进行了比较, 见图5。

从图5 可以看出, 随着烘干温度的提高, 泡沫水泥测试时含水率随之增大, 含水率相差最大可达12 个百分点以上, 但同一烘干温度下干燥的试样, 相互之间含水率相差在1 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硫铝酸盐水泥中存在大量的钙矾石[8], 温度对钙矾石中结合水含量有显著影响, 进而对其力学性能和热工性能产生影响[9,10]。故通过研究温度对泡沫水泥中水分含量的影响, 分析其对泡沫水泥性能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泡沫水泥自防水问题

不同憎水剂掺量与水滴在泡沫水泥制品表面的形貌见图6。当憎水剂掺量为0 时, 水滴在泡沫水泥制品表面形成的接触角为0°, 表明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润湿的状态;当掺量大于0 时, 水滴在泡沫水泥制品表面形成的接触角为0~90°。表明两者之间为一种半润湿状态。憎水剂掺量与泡沫水泥制品吸水率之间的关系见图7。

由图7 可见, 随着憎水剂掺量的增大, 泡沫水泥制品的吸水率不断减小。当憎水剂掺量由0 增加至0.15%时, 泡沫水泥制品的憎水率由78%提高到99.6%, 体积吸水率由39.8%下降至5.7%。试验所采用憎水剂为自制憎水剂, 能使泡沫水泥的体积吸水率下降至5%左右, 而目前大多数泡沫水泥的体积吸水率为12%。

4 泡沫水泥保温系统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问题

泡沫水泥在建筑设计中其热工计算修正系数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参数, 修正系数的测试和确定方法在众多图集中说法不一, 而在建筑设计中修正系数直接影响着泡沫水泥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 如何确定泡沫水泥统一的传热系数、修正系数测试方法和标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5 结语

低密度泡沫水泥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材料, 我国目前处于泡沫水泥低密度化研究的领先地位。在材料的性能表征及其试验方法、材料性能提高、材料应用热工参数的确定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进一步提高泡沫水泥制品的强度和降低吸水率需要长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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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国际避税的若干问题 篇8

关键词：国际避税 法律特征 反避税 法律措施

一、 “国际避税”及其法律特征

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采取各种合法手段，跨越国境或税境以謀求最大限度的减轻其国际税收负担的行为。具体分析可从一下几个方面理解国际避税的含义。

第一，国际避税的主体是跨国义务纳税人。即就是指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跨国纳税人为了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事先往往经过周密的安排和决策，对税法的缺陷及固有漏洞有着深入了解，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不健全达到尽可能少纳税的目的。

第二，国际避税以不违反各国税法为前提。跨国纳税人虽然减轻或解除了税收负担，有效地避开了纳税义务，但这种行为又是在遵守税法，依法纳税前提下进行。

第三，国际避税的行为是跨越国境和税境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由于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跨国纳税人利用这种差别规避税收的行为。

第四，国际避税的目的是为了税收负担的最小化。从跨国纳税人角度看，避税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跨国纳税人的利润额与纳税额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纳税人就必然设法使纳税数额最少而使其利润额最大。

二、国际避税的本质及其与国际逃税的法律区别

国际避税、逃税是性质不同的概念。虽然避税与逃税的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财政利益及扭曲公平税负，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1） 减轻纳税义务行为所依托的条件不同。避税主要是以各国税法的差别和漏洞为依托；逃税主要是以各国税务合作的困难和漏洞为依托。（2） 运用的手段不同。避税一般是运用如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通过人或资财移动等等较公开的手段进行；而逃税一般是通过欺骗、迷惑、不陈述、隐匿等等较隐蔽且欺诈的手段进行。（3） 法律的判定与处理不同。对避税行为，各国基于本国财政经济政策及法律标准，合法与违法的判定兼有之，但在处理上，对避税一般是补税而不加以惩罚；而对逃税各国都判定为违法行为，除补税外还要依法加以处罚。由此可见，避税与逃税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三、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一）转让定价。其主要做法是：高税率国企业向低税率国联属企业转让制定低价，低税率国企业向高税率国联属企业转让制定高价，这样，利润从高税率国转移到低税.

（二）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避税最常见、最一般的手法就是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地虚设经营机构或场所转移收入，转移利润，实现避税。

（三）滥用税收协定避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本着对等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为达到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目的，缔约国间都要做出相应的约束和让步，从而形成缔约国居民适用的优惠条款。

（四）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国际互联网、局部网、企业内部网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

五、反避税的法律措施

（一） 防止转让定价避税的法律措施。根据正常交易原则，各国制定的管制转让定价税制针对关联企业内部进行的贷款、劳务、租赁、技术转让和货物销售等各种交易往来，规定了一系列确定评判其公平市场交易价格的标准和方法。主要有：（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也称为不被控制的价格法，即比照没有任何人为控制因素的卖给无关联买主的价格来确定； （2）再售价格法。如无自比照价格，就以关联企业交易的买方将购进的货物再销售给无关联企业关系的第三方时的销售价格扣除合理的购销差价来确定； （3）成本加利润法。对于无可比照的价格，而且购进货物通过加工有了一定的附加值，已不再适用再销售价格法的情况，则采用以制造成本加上合理毛利，按正规的会计核算办法组成价格的办法。

（二）针对资本弱化避税的法律措施。（1）正常交易法。在确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条件相同，如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藏的募股，要按有关法现对利息征税； （2）固定比率方法。规定法定的债务／资本比率，凡超过法定比率的贷款或利率不符合正常交易原则的可疑贷款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视同股息进行征税。

（三）防止利用避税港进行国际避税的法律措施。第一类是通过法律制裁阻止纳税人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第二类管制措施是通过禁止非正常的利润转移来制止基地公司的设立。第三类管制措施则是取消境内股东在基地公司的未分配股息所得的延期纳税待遇，以打击纳税人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积累利润的积极性。

（四）防止滥用税收协定逃避纳税的法律措施。在管制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方面，目前大多数国家主要是通过在对外签订税收协定中设置有关反滥用税收协定条款的方式来阻止第三国居民设立的导管公司享受优惠待遇，或者是运用国内税法上禁止滥用税法、实质优于形式等一般性反避税法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否定各种中介性质的导管公司适用税收协定的资格。

（五）针对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的法律措施。电子商务避税是一种新兴的国际避税方式，究其本质，它主要还是利用转让定价、避税港、资本弱化等形式。但由于电子商务有如下特点：①消费者可以匿名；②制造商容易隐匿其往所；③税务当局读不到信息无法判断电子贸易情况；④电子商务交易本身也容易隐藏。所以对反避税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电子商务在国际上的广泛运用，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同时，应针对电子商务活动可能存在的种种避税手法，制定符合国际规范的反避税条款，以适应我国全方位反避税工作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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