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视点（共7篇）
名家视点 篇1
刘尚希：新型城镇化是“六化”的统一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工程，具有集中化、组织化、规模化、公共化、便利化、人性化六个特点。新型城镇化是“六化”统一，离开任何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这就不仅要求改善人们的居住和生产环境，建立宜居、人性化的城镇，而且还要考虑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使其有充分选择的空间。
贺铿：城市化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认为，发展城市不能走经营土地的老路，必须发展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城市。但是产业的发展不能靠政府，要靠企业，不能靠行政手段要靠市场的力量，政府只能引导产业发展。城市化一定要统筹规划循序渐进，政府的责任是搞好规划，培育市场，加强服务，促进发展。要切实转变执政的理念，将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按照“十八大”的精神，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统筹规划、统筹发展。
汪玉凯：人为的盲目造城是城镇化的最大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就是人为的盲目的造城运动。人为的造城运动使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和农民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这是人为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千城一面，没有历史文化个性。出现人为的造城，从本质上讲，主要是病态的公共治理逻辑使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很多官员动不动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不动都要大手笔、大战略、大思路;二是城市的市长、书记像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格局，导致城市发展缺乏连续性、长期性;三是我们公众、城市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种病态的公共治理模式，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经常会出现劳民伤财的现象。
叶兴庆：农民工市民化面临五大体制难题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巡视员叶兴庆认为，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五大体制难题：一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上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消化难题;二是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怎么退出农业农村的难题;三是在房价上涨透支未来的背景下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进城以后如何安居的难题;四是在区域差异非常明显的基础上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稳定性差的难题;五是在移民文化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和本地人口如何有效融合的难题。
吴志强：警惕炒作“生态城”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指出，上海世博的效应之一就是带来了绿色生态理念和技术。虽然世博会后，绿色生态建筑、社区、小镇、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国内冒了出来，但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其中就包括炒作概念。一些项目纯粹是在炒作概念，吸引投资、吸引旅游、销售房产，我们要防止这种炒作，建造出真正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项目。生态建筑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是个相对概念，没必要、也不太可能做到每一个指标都非常生态。因为每个单项的技术永远在不停创新，因此，只要一部分指标达标就可以了。目前国内绿色生态项目涌现，但大家普遍能使用的评价标准却缺失，应该加紧制定。
叶裕民：城市规划要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认为，中国城市规划要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即从以前的物质规划、技术规划转向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一个城市“人的需要”首先表现为公共利益的需求。新时期规划要由原来的经济增长导向向公共利益导向转型，把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在规划中为各阶层参与并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提供空间载体和路径。特别是要在规划中关注低收入阶层、外来农民工阶层利益上升的通道。
张宏伟：发展养老地产要破除“玻璃门”
上海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认为，当前养老地产及相关产业鼓励性政策的缺失或政策壁垒一定程度上给这个市场装上了一个无形的“玻璃门”;一是养老地产及相关产业在政策层面仍然属于“非营利机构”的范畴;二是目前还没有专门设计养老地产用地;三是养老地产及相关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补贴尚没有统一的扶植标准;四是当前养老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政策仅仅是民政部门倡导的比较多，其他相关部门则在配合上尚难以落实，政策层面的脱节。因此，养老地产及相关产业要顺利发展，必须破除这个“玻璃门”，尽快消除当前存在的政策壁垒。
张启勇：景观设计不能一味追求某种风格
香港三境四合国际设计集团执行董事首席设计师张启勇认为，居住的建筑是居住者的一种存在的意义。我们做每个建筑，每个园林，应该从筑造存在的意义、居住者存在的意义上面去考虑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景观设计应该回归其本质内容，那就是营造独一无二的空间感受和场所体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某种风格。至于元素，那是服务于空间营造手法的。在地产开发中，如果景观非要和建筑风格呼应，也有很多种方式，针对不同建筑风格，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只要能在整体上让建筑跟景观互相融合即可。通常来说可以这样处理，在功能空间，场所特点都做足的情况下，提炼几种景观的风格元素与建筑呼应。
名家视点 篇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要努力地使保障房在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公租房的基本概念上明确起来，而把经济适用房明确地规定为只能是有限产权或者共有产权，而且不能给真正完全产权，这样封杀它的暴力空间。至于所谓限价商品房应该取消，实际上留下了弄虚作假、扭曲公共资源的空间。应该承认，在保障性住房管理方面，成本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说清楚什么人应该进廉租房，什么人应该进公租房，他住进去以后，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就应该搬出去，这需要有机制解决甄别和必要时让他退出的管理问题。
郑时龄：城市建筑不能一味追求新奇特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认为，现在很多建筑设计一味追求“新、奇、特”，导致了建筑安全系数下降、造价飙升。无论多么美丽的建筑，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实用。有一些自称使用中国元素的建筑，却呈现出一种异化的民族印象。如沈阳一座大厦，就显示了设计者对“孔方兄”的尊崇和热爱。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建筑只是一些简陋的相似性联想，甚至连联想都没有。如果建筑师对自己的作品所要落实的地区、城市，乃至国家、民族缺乏理解、真诚和责任心，就很容易简单地以西方的某些概念和话语来抽象地看待建筑美的标准，发展到极致，就是美与丑的颠倒。
秦红岭：现代建筑应考虑生态性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秦红岭认为，建筑是关系我们生活是否安全、健康、幸福和美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发展应促进和提升人类的福祉状况，在更深层次上服务于公众幸福、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的提升。在城市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人与自然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许多建筑采用反光建材或玻璃幕墙作外部装饰，这不仅浪费资源，加速城市生态的恶化以及城市热岛效应和地面沉降灾害，还会进一步疏远人工环境中人与自然的联系。建筑的生态性要求应该成为现代建筑的一项基本要求。生态性要求的核心是尊重自然，遵循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的基本理念，协调建筑与人、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建筑尽可能多地发挥出有利于生态的建设性效益。
孔旭红：古城镇旅游开发不能过度商业化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孔旭红认为，我国古城镇旅游开发存在明显的缺失，过度商业化。古城镇旅游开发绕不开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但是部分古城镇出现了大规模重建、大量引进外来经营商的现象，再加上旅游房地产商的顺势推波助澜，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商铺林立、无特色旅游商品泛滥使得古城镇的原有风貌遭到破坏、原有的古朴风格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个商业综合体，不利于古城镇可持续发展。在古城镇开发的进程中，其原有居民同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古城镇中富有特色的民俗传统、民俗活动要么被肤浅地包装加以推广，要么随着古城镇的商业化而消逝湮没。原真性缺失导致古城镇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开始被同化，失去了竞争力。
彭文生：新型城镇化要有四大政策措施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促进新型城镇化要有四大政策措施，分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现代化。首先，放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以促进城镇化发展。第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另一方面降低土地供给垄断。第三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不仅需要推进城镇居民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城镇常住人口的住房问题，更需要全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平等分配。未来这方面还应该有更多的具体政策出台。
王建勋：城市化应是自发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认为，城市化应当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一个由民众参与和主导并为了民众而改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城市不是人造的，而是生长的。历史上的很多城市都是人们围绕集市和贸易而自发聚居之地，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气质，有着明显的地方性。而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为造城和扩城，城市几乎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那里的人文气息在不断改建和扩建的过程中逐渐消失。未来的城市化应当去行政化，这应当是个自发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要吸取过去将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教训，从单中心的模式走向多中心的模式。
王如松：当今城市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院士认为，生态基础设施的疲软和缺失是当今城市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和公园绿化并不是城市生态建设的全部。城市的净化、绿化、美化，需要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的支撑，包括“肾”(城市河流、湖泊、池塘、沼泽等的净化与活化);“肺”(城市自然植被、园林植被、城市林业、城市农业及道路的绿化与美化);“皮”(城市地表、建筑物、构筑物表面及道路等工程用地表面的软化与活化);“口”(污染物排放口及其周边影响范围、缓冲区和处置设施还原净化功能的完善);“脉络”(山形水系、风水、生态廊道及交通动脉的通达与活络)在内的生态要素的有机整合，才能为城市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贺铿：城市化不可一味发展大城市
名家视点 篇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在现有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没有得到应有推进的情况下，新一轮城镇化有可能陷入如下误区，需要提前予以警示：一是将城镇化作为增加GDP的抓手，结果可能GDP上去了，但民生下去了;二是将城镇化作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可能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三是将城镇化作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结果可能形象起来了，但民心下去了;四是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可能房价起来了，但内需下去了。
张晓山：城镇化不是疾风暴雨式的“造城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认为，城镇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应注重各个方面的综合配套，而不是单纯的、疾风暴雨式的“造城运动”。城镇化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城镇的布局和发展要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具体实际条件来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产业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有潜力和有希望的产业应该结构合理，且具有一定发展潜能，决不能是大城市淘汰的过剩、污染产业。此外，城镇化中一定要把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配置好，做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倪鹏飞：传统城镇化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传统城镇化模式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工业化为主线，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土地为主要内容，以外延扩张为特点，以外部需求为牵引，以物质资本大量消耗作驱动力，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带来很大的问题，集中表现在：要素结构失衡、空间失衡、产业结构失衡和大城市病的爆发等。新型城镇化模式是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以市场运作为主导，以内外需为牵引，以创新要素为驱动，以内涵增长为重点，以适度聚集为原则，“三化”互动，实现低成本、高收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唐子来：应建立城市公共设施规划绩效评价体系
同济大学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认为，在城市社会空间极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公共设施规划需要建立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绩效评价体系。第一，在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两个层面，都要建立针对城市公共设施(特别是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设施等)空间配置进行社会绩效评价的法定环节;第二，城市公共设施规划的社会绩效评价应当包括两个维度，即社会公平维度和社会正义维度;第三，在总体绩效基础上，分别考察公共设施分布与全体居住人口分布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分布之间“空间匹配”的具体分布状况，对于社会公平绩效和社会正义绩效的空间分布进行因果解析，并制订相应完善策略。
霍兵：要从体制上理顺规划的职能
天津市规划局总规划师霍兵认为，推进城镇化，要充分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避免留给城市更多的“遗憾”。要突出规划的作用，就要从体制上理顺规划的职能。目前，国家发改委负责制订经济发展规划，住建部负责制订城市体系规划，国土资源部负责制订土地利用规划。现在，这3项规划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尚缺乏统筹考虑。要将这些规划进行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提高整体规划水平，既要体现空间布局的科学性，又要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应当借国家推进机构改革和城镇化的机会，建立一项由住建部牵头的机制，对国家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规划。
方精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能沦为炒概念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方精云认为，一个城市，如何很好地发挥它的城市功能，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难的事，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巨系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要因地制宜，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宜发展为大城市，建国际化大都市也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且不说纷纷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发展方向的城市有没有达标的潜力和实力，单就执政理念而言，可能就有一些偏差。说到底，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空喊现象，还是出于不正确的政绩观和地区攀比心理，最后沦为炒概念。
蔡继明：“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我们的大城市同样需要发展，不能简单进行规模控制，而是要实现功能的合理区划，实现集约化、协调发展。
辜胜阻：治大城市病要反思过度集中的城镇化
名家视点 篇4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中国城镇化存在五大误读：城镇化就是城市化，城镇化就是土地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投资建设，城镇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城镇化就是提升户籍居民生活福利。聚焦于各类大中城市和城市群，是对城镇化的误读，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国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建设向欧美看齐，高标准、追求现代化，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抬高了农民进城落户门槛，与城镇化提出的本义背道而驰;把发展的成果封闭在城市，不是城镇化的本义，应当使进城农民与当地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福利。
徐林：城市群不是规划出来的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认为，城市群不是规划出来的，更不是人为划定的，而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推动形成的。一个地区能否成为城市群，除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基础条件外，更重要的是由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的密集度以及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毫无作为，政府为了引导城镇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布，至少可以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方面，适当向中小城市倾斜，特别是城市群地区的中小城市倾斜，从而缩小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方面的差距，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李晓江：城镇化进入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阶段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认为，目前对城镇化的增速和持续性太乐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该进城的人早就进城了，进不了城的人很难进城，也不一定愿意进城。过去30年，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支付的外部成本和社会成本我们没有支付，今天我们要补这个欠账，但给这个欠账的巨大投入，未必能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经济效益。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镇化进入高成本困难阶段，如果一味要求城镇化发展速度，不注意发展过程中的平衡，大城市越来越多，那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前景在哪里?最优秀的农民进入城市，那农业现代化又能指望谁?因此，我认为城镇化进入了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阶段。
周其仁：应修订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这种模式是历史形成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推进城镇化所依赖的很多制度、很多政策，是在过去抑制城市时期形成的，这里面有不少的冲突和摩擦。比如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的空间结构变化也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驾驭不了的，体制在处理这种变量上没有弹性，作一个计划，下一个命令就把人像棋子一样装到地图的某一个位置上，做不到。要把政府主导这个历史形成的模式做一点修订，要一部分钱还给市场，去掉一些管制，让价格机制在更大的区间、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品种当中发挥作用。一部分权、一部分控制机制还给社会，减少长官意志，把规划专家的意见体现到规划里面来，让公众参与规划，避免使用者缺位。
胡晶：养老地产的提法值得商榷
博志成集团养老与健康地产事业部总经理胡晶认为，目前养老地产的提法值得商榷，实际上，任何地产加上适老化设计和适老化配置就可以实现养老功能。集中式的养老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整合多方资源，引进专业团队进行养老服务运营，才是“中国式”养老的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养老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居家养老没有医疗照护，社区养老没有真正提供一套护理老人的设施，机构养老是把老年人圈在公寓当中。所以成熟的模式应该是把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结合成一个整体。目前国内地产商非常活跃，已经走得很高端，但是养老服务方面还是在低水平重复，这两块有点搭不上。要实现地产和养老服务的有效对接，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相结合，优化配置资源。
包宗华：公租廉租并轨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包宗华认为，公租房和廉租房合并涉及如何理顺我国保障房体系的大问题，应处理好几种关系。现行公租房的供应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是最低收入者，两者合并就得处理好供应两种不同供应对象的关系。在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之间还存在一个较低收入者，目前对他们是供应经济适用住房，两者合并也要处理好两者与较低收入者及其经济适用住房的关系。根据完善保障房大体系的要求，供应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房最终会以出售为主，而廉租房实行的则是公房低租金，两者合并还要处理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对廉租房，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建设新房和维护旧房的资金，而对以出售为主的保障房，除了开始时要筹措投入一笔启动资金外，对这类保障房的社会保障，主要通过土地优惠、减免税费和低息贷款等方式来实现，两者合并就要处理好这两种有明显区别的资金投入关系。
单霁翔：标新立异设计给博物馆建筑结构带来潜在隐患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目前，在建筑领域“时装风”、“克隆风”盛行，一些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在建筑形式上盲目追求新、奇、特、怪、洋，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时尚”的异样形体，片面营造视觉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博物馆建筑设计将更多的工夫放在外观造型上，强加一些与功能结构完全无关的造型，认为高层钢结构、大规模玻璃幕墙等新型建筑形式是现代博物馆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使建筑设计华而不实，而且给博物馆建筑结构带来潜在隐患。博物馆建筑具有双重性，既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又是文化创作的成果。博物馆建筑应该是具有独特内涵、与陈列展览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建筑，并与环境共同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
金锦萍：公墓应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名家视点 篇5
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健坤认为, 城镇化发展至今, 暴露出诸多深层次问题, 而且有些矛盾日益升级为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尽早解决, 结果会很严重。首先, 中央与地方目的迥异。突出表现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方在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其次, 中央的执行力在减弱。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中国城镇化到了该解决“设计权”这个枢纽性问题的时候了。仅就“设计权”而言, 城镇化的设计触及三方利益:中央、地方及宏观指导部门。从战略考虑, 中国城镇化的设计权应该分为:战略设计、发展规划、产业指导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设计, 应该由三个主体来执行, 即中央政府负责战略设计、地方负责发展规划、宏观指导部门负责产业指导。这样, 各尽其职责, 各有侧重, 避免交叉, 互补互益。
乔润令:新型城镇化, 新就新在不能再走老路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 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 新就新在不能再走老路, 要转变城市规划和建设方式。一是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在城市建设和规划当中, 只有尊重传统、保护好自己的古建筑、拓展属于自己的风格, 才能形成自己城市的特色。二是求异不求同。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有机体, 简单的克隆和拙劣的模仿所造成的千城一面, 无助于城市的进化、发展。只有多样化的城市和多样性的建筑才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大一统是造成千城一面的体制原因。因此, 统一的城市考核标准应当因地制宜, 规划师要改变唯洋是尊的参照系, 城市决策者要改变上行下效的价值观, 统一的城市建设标准要更多一点弹性。
李扬:城市化由工业化带动, 这正是中国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事实上是两个:工业化、城市化。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关联的, 导致人口的聚集, 也就有了发展一个城市的基础。这一期间, 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历史进程。回头看这两化, 很清楚地得到一个结论, 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缺陷, 但我的看法正相反, 城市化由工业化带动, 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经验, 是中国真正优势所在。因为在这种引致型城市化路径中, 它无意中体现了一个规律, 人先要就业, 先要集中, 然后才能有城市化。我国走的是“先市后城”的道路。
陈可石:要用世界眼光来看城市设计与规划
北京大学城市设计研究所 (深圳) 所长陈可石认为, 要用世界眼光来看城市规划。护城河被填埋, 这个行为可能是依据个人的价值观进行的判断, 但是从世界眼光来看, 它应该是被保留下来的。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观, 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会有差异。特别是关于城市的规划,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 都会导致思考的内容和方式不一样, 例如从交通工程师的角度思考, 他想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交通顺畅, 而站在其他人的角度, 可能会思考是否家家都有自来水。只有用世界坐标系的角度来看城市设计, 才能真正观控一个城市的形态。这就要求设计者具有世界眼光, 从大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
项峥:抑制房价上涨要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治理手段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峥认为, 抑制一线城市房价上涨, 要有一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治理手段。首先, 要严格执行房地产交易个人所得税政策。虽然20%的个税率有可能会转嫁给买方, 但同时也会抑制一部分投资投机性住房需求。当前需要重新检讨免征的条件。同时也需要加大对阴阳合同的打击力度。其次, 要加快实施房产税, 大幅提高二套房以上商品房的持有成本, 推动二手房大量入市。第三, 要加强对房地产交易资金合法性的审查和监管。通过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作为辅助审查手段, 综合判断房地产交易资金的合法性, 并作为过户的前置条件。这一政策对腐败资金、漏税资金有较大威慑力。第四, 要扩大房地产信贷政策差别化程度。以房价为标准, 划分不同房价的首付比、贷款利率, 有利于形成理性的住房消费理念。
陈剑:生态文明建设应突出制度建设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认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突出制度建设。当前应在五个方面努力:一是干部的政绩考核应作重大调整, 淡化GDP考核, 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二是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和划分管理责权, 优化行政资源及相应的财政资源配置, 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和威胁资源、环境、生态安全的突出问题;三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科学合理地修改与制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四是要着眼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五是完善生态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制度, 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健康发展。
吴晓莉:低碳城不是堆砌低碳技术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吴晓莉认为, 低碳城不是一个堆砌低碳技术, 而缺乏人性关怀的城市;不是一个高投资低回报, 没有实质推广意义的城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既关注居住又注重产业活力的城市。低碳城应该是集聚科技和人才的平台, 并全方位应用高科技。建设低碳城应首先营造一个低碳城的启动区, 并配合具有地方特色的营城模式, 形成先进城区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建立。它将为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以及服务城市未来发展的新需求产生示范效应。
邵益生:城市排水防涝需综合规划
名家视点 篇6
知名时评人若行园认为:对房地产业来说, 现在真正要担心的不是李嘉诚卖了多少栋楼, 而是应该担心我们对房地产业的区域布局和业态布局。从目前看, 我们的心腹大患在于, 部分城市的住宅库存较大, 房地产结构和业态不合理, 形成了不该建的建起来了, 该住的却住不进来。商业地产、城市综合体的过剩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风险将随时释放,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担心的不应该是李嘉诚的撤退, 而是“王健林们”的撤退。
黄益平: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金融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 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但取决于怎么去做。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政府过多投入, 更多的是实现与市场的结合。而要让企业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推动金融改革。现在金融体系不利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 也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要通过改革金融体系, 包括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等, 来帮助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升级。
谭泽斌:增设文化基础设施可以解决广场舞问题
中孚泰董事长谭泽斌认为, 近段时间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的广场舞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居民们饱受噪音的困扰,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缺失。要解决问题, 可以在社区周边新建、改建旧的文化中心、音乐厅、演艺场馆, 打造综合式、一体化的社区文体中心。通过增设文化基础设施, 不仅可以解决文化缺失问题, 也为广场舞由“室外”转入“室内”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穆祥纯:桥梁建设应兼顾经济、耐久和创新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祥纯认为, 尽管从技术上说, 我们可以修建超大跨径的桥梁,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任意追求建造跨径更大的桥梁。跨径越大, 造价也越高。但应将桥梁的使用寿命定为世界上最高的标准——130年;在确定桥型方案时, 应将经济性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 不要刻意追求奇特的桥梁外型设计。总之, 应辩证认识和把握在城市桥梁建设中“经济、耐久和创新理念”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作用。
周剑峰:大数据能让绿色建筑深入人心
北京大学工学院绿色建筑研究所副所长周剑峰认为, 绿色建筑虽然已经有8年, 但它还算幼儿期的东西。绿色建筑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欠缺大数据搜集和分析。当前, 美国的LEED体系非常成熟, 所付出的成本会提高舒适度百分之多少, 提高实际租金是多少, 这些在LEED体系下都是可以直接量化成直观数据的。而这些数据会对普通的购房者产生最直观的影响。
张玉祥:把发展绿色建材作为转型升级的总抓手
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张玉祥认为, 目前, 钢铁、水泥等传统建材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现象, 绿色新型环保建材和节能洁具、室内健康新风系统却供不应求。一些绿色环保、创新驱动型产品的异军突起, 已成为整体低迷的建材市场中新的经济增长点。鉴于此, 今后建材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对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认识, 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创新。要将发展绿色建材作为转型升级的总抓手, 淘汰落后产能, 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这是步入深度调整期后, 全行业迫在眉睫的任务。
何森:暖通界需要一场技术革命
瑞芬德 (北京) 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森认为, 暖通界需要一场技术革命。要从原来传统的设计方式、施工理念、实施方案模式, 开始向全建筑使用绿色设计、被动措施与主动措施相结合、使用分析软件来评价各类方案、选出最好的最适合发展趋势的综合性实施方案的方向转变。而且, 暖通设计施工还要与建筑和装饰紧密结合, 特别是与革命性技术BIM相结合, 这才是暖通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王吉时:地暖管遇冷或引发行业洗牌
名家视点 篇7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姚中民认为, 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 要考虑产业布局和就业问题, 要有社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要从以住房安排为主, 转向实物保障和货币补偿相结合;要拓宽投融资渠道, 在政府投入、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以外, 调动更多资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改造的模式可以更加多元化, 单独依靠政府或者私营企业不太现实, 可研究一个发挥两方面积极性和优势的混合模式。
冯俊:应回到“稳定住房消费”的基点上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俊认为, 今年, 房地产市场全面恢复并不现实, 放开限购、限贷甚至降息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作用并没有预计中的明显效果。尽管理论上降息会对消费形成刺激, 但是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下, 商业银行出于自身考虑又会上浮一定比例, 与降息相抵消, 所以在不少城市降息对买房人没有形成实际帮助。因此, 恢复市场还是要回到“稳定住房消费”的基点上, 减少市场继续下滑, 把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保护好, 使他们买得起房。
方创琳:城市群协同发展重点是推进六大一体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认为, 城市群协同发展, 重点是推进六大一体化, 即区域性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城乡建设一体化、区域性市场建设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体化。城市群必须建立区域协调机构, 建立跨城市的官方半官方行业协调组织, 形成多元力量参与、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体现社会各阶层意志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杨鲁豫:城市工作需要高度关注三个重要问题
济南市市长杨鲁豫认为, 开展城市工作, 第一要高度关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只有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互动,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要高度关注推进市场化和强化政府作用的问题, 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化程度, 同时还要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第三要高度关注城市的文化自信和软实力问题。不论城市整体规划设计还是个体建筑设计, 都要注重传承发扬城市独特文化和个性特色, 使古建筑与现代化新城区相融共生, 凝聚城市精神。
王澍:城市应是公共精神生活发生的地方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表示:城市和建筑对人的影响就像它是一个容器, 它做成什么形状, 人进去就将变成什么形状, 它对人是有塑造力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更密集、更生动的公共精神生活发生的地方, 大家对城市感兴趣是因为这个。但现在的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和一个个隔离开的居住小区, 整个城市变成了很多像革命地一般的地方。真正的能发生随机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靳保芳:光伏发电可为区域发展提供清洁动力
晶龙集团董事长靳保芳认为, 雾霾锁国, 燃煤污染是重要因素。要改变“以煤为主”能源结构, 京津冀应率先大力发展光伏发电, 并加快发展特高压电网, 促进太阳能发电高效开发和利用。因技术创新进展, 目前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光伏发电度电成本与火电度电成本越来越接近。京津冀地区有燕山、太行山、坝上等山区、高原及广大平原农村适宜光伏发电要求, 可为区域发展提供清洁动力。
雷军:制定智能家居国家标准迫在眉睫
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认为, 智能家居产业渗透性强、带动性强、集成性高, 是一个跨行业交融整合的综合性的混合体。但智能家居的国家标准缺失成为了制约该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消费者对智能家居的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市场需求, 导致了各厂商的技术路线、通讯协议和使用标准非常之多而且差别很大, 很难实现系统兼容、信息共享、互联互通, 给消费者带来极大困扰, 也给国家造成资源浪费, 制定智能家居产业的国家标准迫在眉睫。
王丽方:搞怪建筑代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