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成本

2024-06-14

学费成本(精选4篇)

学费成本 篇1

一、高等教育学费的性质

众所周知, 高等教育服务是准公共物品, 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要缴纳学费。高等教育学费是教育成本的分担, 教育成本分担遵循着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1]。谁受益、谁出资, 受益越多分担的成本应该越多, 这就是教育成本分担的受益原则。成本分担的能力原则要求进行教育成本分担时, 要充分考虑学生家庭的经济承担能力。收入水平高、负担能力强的家庭, 应该分担更多的教育成本;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应分担较少比例的成本, 甚至不用分担直接成本, 能力原则充分顾及了公平和平等问题。

受教育者的家庭要支付足够数量的学费, 是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 也是公平和平等的要求。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过程, 同其他资本一样, 人力资本可以获得收益, 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大学毕业生 (尤其是著名高校的毕业生) 在未来社会中属于高收入者, 如果大学学费标准过低或者上大学免费, 接受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完全由政府和社会承担, 这就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 为未来社会中的高能力者 (高收入者)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就相当于把穷人口袋中的钱掏出来, 塞到富人的腰包中, 这显然不公平, 也没效率。

毫无疑问, 学费的高低显然会影响到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决策, 影响到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高等教育的学费也是一种价格, 学费具有价格的属性和作用[2], 可以调节高等教育的供求。合理地设置高校学费水平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促使资源配置达到效率状态。高等教育学费的成本分担属性与其价格属性、价格功能不仅不矛盾、不对立, 而且是统一的。

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是大学学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价格的学费, 应该实行“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对待”的政策, 也就是说实行价格歧视。“不同的学生”为同样的高等教育服务所支付的学费不同, 这就是学费的价格歧视[3]。这里的“不同的学生”既包括学生本人的智力、能力和学习成绩的不同, 也包括家庭的经济状况的不同。教育成本分担的能力原则往往是通过助学金制度实现的。助学金或者学费免除是把学费制度的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同时兼顾的结果, 学费的收取要考虑家庭的负担能力, 根据学生家庭的收入状况进行价格歧视。奖学金制度是把学费问题与对学生的激励结合在一起, 对学习努力程度和成绩不同的学生收取不同的学费, 按照成绩和学习努力程度对学生进行价格歧视。学费的价格歧视不是贬义的, 相反, 学费制度中的价格歧视, 体现了追求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和平等的努力, 兼容了教育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二、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变化的普遍规律

基于学费的成本分担属性, 要确立合理的学费制度和标准, 为此, 必须考察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的变化规律。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变化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随着社会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大学组织中物质投入要素和人力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成本增加的幅度超过物价上涨的速度, 大学学费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超过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言, 大学的学费作为一种价格, 其相对价格要逐步升高。这里笔者以美国为例加以说明。美国是大学学费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 学费变化情况与教育成本变化情况很密切, 高校的学费变化情况较准确地反映高校教育成本的变化。在1905-1965年期间, 美国著名的研究型私立大学的年生均成本都以高于一般物价上涨率2-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1966/1967学年至1997/1998学年之间, 康奈尔大学的学费增长率平均要比同年的物价上涨率高出2.8个百分点, 这期间只有3年的学费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 其余学年均是学费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速度, 有一年的增长率高出了9个百分点[4]。1978年到2003年期间: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整体涨幅累计达到182%, 但同期大学学费的价格指数累计达到674%[5]290。由此可以看出, 同一般普通产品的物价相比, 美国大学的学费和高等教育成本上涨更快, 这是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长期变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5]302-303, 笔者对此略作解释。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均表明,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竞争机制的存在, 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劳动生产率。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 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往往会与劳动生产率同比例增长。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经济体中, 实际工资也会迅速上涨。但是,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 高等学校是一个要素投入技术结构变化不大的组织。这里的要素技术结构是物质要素和人力要素的搭配比例。一个行业或者生产组织的技术结构取决于其所采用的技术水平。同过去的大学相比, 今天大学的要素投入结构, 没有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高而发生大的变化。类似的行业还有很多, 例如理发行业、律师服务业、戏剧表演或者电影行业等等, 这些服务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 组织的要素投入技术结构基本不变。随着社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教育教学技术也在更新, 但是大学中还是主要依靠教师来进行人才培养活动。要达到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高校的生师比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和100年前相比, 今天大学的生师比例基本没有增加, 一个课堂的最优规模 (学生数) 变化不大。相反,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 高校的教育内容迅速增加, 高校中甚至会出现教师与学生比增加的趋势 (生师比降低) 。总体而言, 大学要素投入技术结构不会有较大的实质性变化, 大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甚至不会增长。

但是, 大学教师的工资增长快于大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因为大学教师工资的增长率必须大体上不低于同类人才工资的平均增长率。否则, 没人愿意从事大学教师的工作。即便是没有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大学教师的工资仍会增加, 高等教育成本仍然会增加, 大学学费作为一种价格, 其相对价格在升高;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贵。高等教育成本增加的幅度超过物价上涨的速度。这一规律在理发、戏曲等服务行业中普遍存在, 这就是著名的“个人服务成本畸形问题” (cost disease of personal services) [5]。

三、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变动的因素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一直在持续增加, 以下是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的生均成本变化情况。我国中央直属高校的平均生均成本在2000年是23500元, 2011年增加到46520元, 11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全国地方普通高校的平均生均成本由2000年的12216元, 增加到2011年的20009元, 增幅达到64%[6]①。全国地方普通高职高专的平均生均成本在2005年是8312元, 2011年是15073元, 6年中的增幅达到81.3%。我国高等教育成本持续增加是以下几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 我国物价整体水平持续上涨, 甚至持续发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导致大学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大幅度上涨, 推动大学办学成本的大幅度上涨。从2000年到2011年, 我国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累计涨幅达到34%,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达到38%[7]②。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中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升高, 推动生均成本迅速增加。

其次, 就是上述的“个人服务成本畸形问题”所致。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各个产业都不断引进新技术, 进行技术创新, 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劳动力平均工资大幅度提高。2000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333元, 2011年为41799元, 2012年达到46769元, 同2000年相比, 2011年的个人工资收入增幅达到347.8%, 2011年的工资是2000年的4.5倍, 到2012年则增长了4倍多, 2012年的工资是2000年的5倍。这远远超出了同期的物价指数上涨幅度, 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教师的工资必然大幅度提升, 生均教育成本必然大幅度上升。

第三, 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师资水平全面提升, 这些必然增加高校教育成本, 推高生均成本。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高校的基础设施普遍较差。教师的办公条件大都很简陋, 很多著名大学的教授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有的大学的一个系只有两三间系用行政办公室。20多年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高校的基础设施有了根本性改善, 著名大学的教授都有了个人独立的办公室。教室中都安装了现代化多媒体电教设施, 教学设施、实验条件也有很大改善。

为提升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 我国高校采取各种措施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聘请海外留学博士回国任教, 特别是一些研究型大学聘请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知名学者任教, 包括一些非华裔的外籍学者。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教师流动的国际化, 为吸引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优秀教师在我国高校任教, 必须按照发达国家著名大学的标准支付教师工资, 甚至要高于他们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均会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成本, 推高办学成本。

新世纪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的增幅远远超出过了同期物价指数和基本建设投资物价指数的上涨幅度, 这主要是由后两种因素所致。

四、我国家庭的平均负担能力与大学学费水平总体情况

(一)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反映了家庭的学费负担能力。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 增加到2011年的21810元, 2011年的收入是2000年的3.5倍;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65元, 是2000年的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2253元, 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 是2000年的3.1倍;2012年达到7917元, 是2000年的3.5倍。同2000年相比, 我国居民的教育支出负担能力大幅度提高。

(二) 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学学费平均水平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是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 目前的学费制度 (包括学生资助制度) 在2000年基本成型。2000年以来, 大部分地区高校的学费制度和学费标准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2000年我国高校一般专业的学费标准[8]如下:北京地区高校为4200元至5500元, 陕西省西安市的高校为文科3500元、理工科为4500元, 南京市的高校为4500元左右, 上海为5000元。2013年普通高校 (本科) 一般专业的学费标准:北京地区5000元左右, 南京4600元左右, 武汉4000-5000元, 西安理工科5000左右, 文科3800左右 (见表1) [9]。在过去的13年中, 高校的学费水平基本没有明显的变化和调整, 这是很不正常的。

总体而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大幅度增加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家庭负担能力) 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 高校的学费标准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学费水平基本没有变化。这严重背离了高校成本和学费变化的一般规律, 使高等教育成本中由家庭和个人所分担的比例大大降低, 使学费标准与居民的负担能力严重不匹配。学费标准不符合成本分担的要求, 也没有起到价格作用, 既没有效率, 也不公平。

五、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其他不合理情况及其后果

从总体来看, 我国高校学费标准普遍较低。除此以外, 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 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同类别、不同层次高校的学费标准和水平是扭曲的、不合理的, 甚至是与教育成本和教育质量倒挂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生均成本不同 (我国各类高校的平均成本数据见表2①) , 学费标准应该不同, 由家庭所分担的成本比例应该不同。办学质量好、生均成本高的高校, 学费标准应该较高, 由家庭所分担的教育成本比例应该较高, “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应该高于其他高校, 中央部委直属研究型大学应该高于各省市所属高校, 省市所属的重点高校应该高于其他的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并且,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学费水平的差距要足够大, 要能够反映出不同类型高校之间教育质量和成本的差距。目前我国高校学费标准中, 不同类型的学校的学费水平差距较小, 不足以反映培养成本和教育质量的差距, 甚至出现学费水平与教育质量、教育成本倒挂的情况。

表1给出了不同类型高校学费水平, 由此可以看出, 许多地区的中央部委直属高校、“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和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学费基本相同, 高职高专的学费水平普遍相对偏高。从成本分担的角度来说, 由于教育教学质量较高、培养成本较高、就业去向较好的中央部委直属高校、“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的学费水平普遍相对偏低, 这些高校中由家庭和个人分担的教育成本 (学费占成本的比例) 越低。表3给出了各类高校中“学费占学校经费收入的比例”和“学费占学校经费支出的比例”①。由此看出, 生均成本较高、教育质量较好的中央部委直属高校这两个比例几乎都低于20%, 这类高校家庭和个人分担的成本比例很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这两个比例相对较高, 全国平均水平都在40%左右, 这些高校由家庭分担的教育成本比例较高, 几乎是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2倍多。

(单位:元)

第二, 由于不同类型高校的学费水平差距不大, 甚至有与成本、质量倒挂现象, 致使我国高校学费标准设置不符合成本分担的能力原则, 导致了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之间的成本分担比例的分布不合理。

(单位:元)

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学生群体的家庭经济状况分布不同。“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中央部委直属的研究型大学中, 学生群体的特点是高收入水平家庭比例大, 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家庭、贫困家庭比例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农村家庭的学生比例低于10%, 位于东部地区的“985工程”高校大部分也在20%左右。省属的普通高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广大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 贫困家庭的学生主要在这类高校就读。尤其是二本高校、高职高专学生群体中, 农村学生、贫困家庭学生比例更高。我国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倍多, 城市中不同家庭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 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 这意味着农村家庭与城镇家庭之间、不同城镇家庭之间的学费负担能力相差很大。在学费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由于“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省属重点高校学生群体的家庭经济状况总体好于普通二本高校和高职高专, 直接导致了收入高的家庭所负担的学费水平较低, 分担的教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较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所支付的学费水平相对较高, 分担的教育成本比例较高, 学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很高, 甚至超出了家庭的负担能力。

再考虑到各类高校对学生资助和奖励情况的差异, 这种学费制度的不合理程度更大, 更加不公平。“985工程”高校、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学生资助水平、奖学金发放情况普遍高于其他高校, 学生所获得的助学金、奖学金与学费之比相对较高。由表3的数据看出, 2011年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助学金奖学金与学费之比达到42%, 而省属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的这个比例仅仅是18%左右。个别高校对学生资助的资金在总体上与学生的学费相当[8]213-214。

总之, 在我国目前的学费制度下, 经济状况好的家庭不仅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 而且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较多, 缴纳的学费相对较少, 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较低, 学费支出占家庭的支出比例低;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服务质量要差一些, 家庭缴纳的学费相对较多, 获得的资助较少, 分担的教育成本比例较高, 学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高。家庭负担能力与学费标准不匹配, 严重背离了公平和平等的要求, 加剧了教育和社会的不平等。

第三, 我国高校学费水平普遍过低,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学费水平很低, 必然一定程度上导致对研究型大学教育服务的过度需求, 在单纯依靠学习成绩取得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情况下, 必然加剧高考竞争, 导致基础教育的过度竞争, 加重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很多人不理解这其中的道理, 对此不以为然, 误以为较低的高校学费标准减轻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有利于增加教育公平。其实结果正好相反, 高校学费水平太低, 导致了成绩成为决定取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唯一因素, 学费失去了价格调节功能, 家庭的高等教育入学决策中仅考虑学校的类型和质量, 不需要考虑经济和学费因素, 必然导致对研究型大学教育机会的过度需求, 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家庭的教育决策和家庭的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导致家庭把过多的经济、时间等资源用于子女的教育补习支出, 家庭要支出大量的择校费、课外补习费用, 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 家长为节省学生的时间而投入过多的时间接送学生上学, 甚至陪同孩子参加辅导班补习班, 加重了学生、家庭和基础学校的压力和负担, 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如同人们为了购买便宜的商品, 而需要付出排队的时间成本一样[10]。在基础教育阶段, 收入水平高的家庭能够请到高水平的家庭教师, 经济条件相对一般的家庭可以参加辅导班, 而贫困家庭的学生无力聘请家庭教师, 不能参加辅导班, 这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和平等。诚然,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竞争过于剧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高等教育学费制度不合理和学费水平偏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大学学费水平很低, 基础教育阶段的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都要增加。大学学费很低, 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 公立高中的学费水平也不高, 家庭经济负担反而加重了, 巨额的家庭教育支出流入到了民办和私立辅导补习机构, 形成了巨大的教育补习市场。本应由高校收取的部分学费, 被迫转移给了基础教育补习机构和补习教师。

六、改革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 尽快提高一流大学的学费标准

进入21世纪以来, 在教育成本大幅度增加和家庭的学费负担能力普遍大幅度提高情况下, 高校的学费标准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提高, 使家庭和个人所分担的比例大大降低, 致使高校的学费制度严重背离了成本分担的原则, 完全丧失了价格的功能。各类不同高校的学费标准设置不合理、扭曲了的学费标准还扭曲了家庭的教育决策和家庭的资源配置, 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加剧了教育和社会不平等。面对这种实际情况, 迫切需要尽快调整我国高校的学费标准, 提高学费水平, 同时要改革和完善学费制度和学生资助制度, 确保各高校能自主地设置合理的学费标准。

首先, 应该进一步从理论上认清学费的各种属性, 充分发挥学费的价格作用和成本分担作用。从观念上认识到合理设置高校学费标准的重要性, 适当提高我国本科院校的学费标准和水平, 尤其是要把研究型大学、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学费水平进行较大幅度调整提高。一提起提高学费标准, 许多人就错误地认为是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 会影响教育公平, 担心引发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政府和高等教育的不满。我国在学费标准设置中过多地考虑维护社会稳定因素, 人为地把学费控制在较低水平上。其实, 这些想法、做法都是片面的, 甚至是错误的。只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学生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 相信人民群众会理解提高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必要性、重要性, 支持提高一流大学学费水平、增加高校学费收入。

较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费标准, 有助于降低基础教育阶段的竞争程度,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普遍降低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 有利于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和平等。从总体来看, 不会增加家庭总的教育支出, 反而会减轻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家庭的经济负担。并把家庭教育支出从基础教育阶段转移到高等教育阶段, 把流入到民办补习机构和补习教师的资金, 转为流入到高校, 让这些资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也更加公平、公正。

其次, 要在较大幅度普遍提高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学费水平和标准、让有负担能力的家庭在负担更多高等教育成本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贫困家庭学生的学费减免制度、学生资助制度, 确保学习成绩优异、家庭贫困的学生获得学费的减免。要落实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使相当一部分学生可以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获取资助, 用于缴纳学费和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央部委直属高校、“985工程”高校和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就业去向较好, 收入较高、较稳定, 具备较好的还款能力, 商业银行更愿意为这类高校的学生发放贷款。在这些研究型大学中更容易落实学生助学贷款政策。对于少数家庭困难的学生, 可以实施学费减免并辅之以助学贷款和助学金政策, 帮助这些学生获得足够的资金完成学业。

第三, 我国高等学校学费制度的突出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学费动态调整机制, 没有随着物价上涨、教育成本的提高即时调整学费。改革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就是要建立学费的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通货膨胀情况、教育成本的其他变动情况以及家庭的负担能力变化情况, 及时调整学费标准, 以保持让受教育者和家庭承担合理比例的成本。要进一步扩大学校自主权, 把确定学费标准的权利交给学校, 让高等学校根据所在地区的物价水平和教育成本情况, 科学地合理地自主制定学费标准和学生资助办法。

参考文献

[1]王善迈.论高等教育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06) .

[2]杨莲娜.高等教育学费的价格属性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5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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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罗纳德·G·艾伦伯格.美国大学学费问题[M].崔玉平, 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7.

[5]Baumol, William J, Blinder Alan S.Essentials of 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 (10th ed) [M].Thomson/South-Wester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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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 段毅才,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8.

学费成本 篇2

四川传媒学院简要介绍:

四川传媒学院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入选教育部“高校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差创新应用示范基地”试点院校、四川“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高校”,为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学院前身是成立于的成都理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年,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四川传媒学院。

学院建有两个本地校区、一个异地校区,总占地面积2397.95亩,建筑面积82.74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3.02亿元,纸质图书203.08万册;有17个教学单位,本科专业45个,39个专科专业,涉及6个学科门类。

学费成本 篇3

1 高校教育成本构成分析与成本分担

高校教育成本是指单位时间培养学生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即高校为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而消耗的教育资源的价值。200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 规定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由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四部分构成。其中人员支出包括:教职工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其他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取暖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劳务费、招待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其他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包括:离退休费、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住房补贴和其他支出;固定资产折旧包括房屋建筑物折旧、设备折旧。但综合分析上述费用我们不难发现, 在教育成本支出方面没有涵盖高校由于扩招而形成的基本建设支出和由于物价上涨导致设备购置费、水电费、人员工资增长部分, 所以实际上高校的运行费用要远大于高校教育成本。

高校学费上涨的直接动因是办学成本上涨, 按照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受教育者需要承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学生和家庭要为上涨的部分成本埋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目前在我国高校办学成本不透明、不公开的情况下, 提高学生的缴费标准, 让学生和家长为大学办学过程中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增长埋单就有悖学生及其家长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听证权。在目前情况下, 学费上涨的前提是向社会公开办学成本, 要把生均培养成本和办学成本区分开, 上涨的学费只能是针对生均培养成本, 而非办学成本。

2 通胀下高校涨学费的测算基础

高等院校在增长学费的时候, 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高校本身, 更是与成千上万的家庭息息相关, 因此社会上对高等校园涨学费的关注度自然而然会高, 对于高校涨学费, 很多人其实是不接受的, 但是在通胀如此激烈的今天, 人们对涨学费的事情也有了自己理性的观点。在高校是否应该涨学费的问题上, 由于所处位置不同, 学校和社会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从学校角度看, 认为学费该涨的观点有:物价上涨增加了高校的办学成本;高校扩招扩建, 欠下了巨额外债, 债务压力大;教育部的“禁涨令”已经解除, 表明学费上涨已解除了紧箍咒, 学费上涨在政策上是合法的。但从社会和家长的角度认为学费不该上涨的理由有:学费涨幅超过国民人均收入涨幅;高校办学成本不透明, 一边“喊缺钱”, 一边“乱花钱”现象严重;高学费没有换来同等质量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回报率低。由此可见, 只要高校做好内部的管理工作, 调整好办学方向, 培养出适合现在社会发展的急需人才, 不要让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同时向社会公开办学成本, 财务状况公开透明, 学费上涨是会得到学生及其家庭的理解和认可的。在目前情况下, 问题的关键是学费上涨幅度多大?上涨测算的基础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过, 高校学费测算可以遵循两个20%的标准, 即一是学生承担的成本为生均培养成本的20%;二是学费标准不得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以免学费给老百姓生活带来负担。以上两个数据, 取最小的作为学费标准。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从业人员的收入差别非常巨大, 为此,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认为, 高校收费制度最好不要一刀切, 应按照地区、城乡和家庭经济情况实行梯度化收费的政策。这种观点是好的, 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 如何实施还有待探索。2015年6月3日,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2015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规定“严格规范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的调整, 高校学费标准应严格按照不高于生均培养成本25%核定”, 为目前高校调整收费工作提供了依据。

3 通胀下高等院校涨学费对教育成本补偿分析

在通胀情况下, 高等院校办学成本上涨, 国家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受教育者分担一定比例的教育成本已成为目前筹集高等院校教育经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有利于实现市场的经济原则, 还能够进一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个人成本补偿制度的出现, 很多家庭对高等院校涨学费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性想法, 也都选择了接受, 但是对于那些困难家庭来说, 很多学生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学业。为此, 国家为确保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上得起学, 在院校内增设了校园奖学金制度。此外, 还先后建立了以贷、补、免等形式资助困难家庭学生的制度, 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困难家庭学生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这也是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从根本上能够确保受我国高等教育贯彻机会均等、公平公正的原则。

4 兼顾公平的高等教育补偿

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核心内容, 教育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冲突, 目前最主要的冲突就是教育效率与教育投入不匹配。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发挥出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还是很大的, 政府部门在整个教育环节所担当的是平衡教育的作用。但是教育领域的差距可能会随着地区经济和教育投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增长, 一些弱势地区和家庭的教育逐渐陷入了低发展阶段, 针对此种情况, 高校应根据实际教育教学情况建立一个弱势家庭的风险补偿机制, 这种机制的诞生可有效促进我国高等院校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对弱势地区和弱势家庭进行补偿其实是符合教育公平原则。这是因为我国的城乡间、地区间, 乃至行业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收入差别非常巨大, 而高校扩招后, 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 使得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寄希望通过读大学改变贫困状况愿望越来越渺茫, 从而导致他们在教育上的投入积极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 为确保教育公平, 国家针对贫困地区和家庭建立的教育风险补偿机制, 将教育的机会进行了重新分配, 也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5 高校涨学费对教育成本补偿措施

实行高收费、高资助的成本补偿政策。这一政策在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以来, 增加了高等教育的资源储备, 最重要的是让高等院校和受教育者都增加了成本意识, 使得高等院校的办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都能够有所提升, 同时还可以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 这也是我国高校目前正在努力实行的成本补偿政策, 希望通过这一政策, 可以让我国的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建立听证会制度, 根据社会发展状况, 适时地调整学费标准。由于现阶段物价上涨, 社会竞争压力大, 高等院校的经费也出现了不足,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高等院校实行学费调整就成为必然。但在学费调整之前, 学校要在公开办学成本的前提下, 采取听证会制度, 征求社会各方面建议, 要根据学生家庭状况、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收益指标等来综合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对于公共收益高、私人收益低的专业, 可实行低收费、适度资助的原则;对于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的学生, 可以通过获取高校的资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方式来降低学费的支付费用。

要多方吸引社会资金办学, 要完善“奖、助、补、减、免”政策制度的落实。为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都能够获得同等的教育权利, 国家应建立一套有效的补偿机制, 逐渐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 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的支付转移制度, 适当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支持力度, 增加对品学兼优贫困家庭的资助力度。要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制度, 细化资助细节但要简化贷款程序, 让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有尊严地上得起大学。

6 结语

目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体系还不是很完善, 而随着高校的涨学费政策的实现, 使得我国各地区高校贫困生的比例越来越高, 如何解决这些学生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 不仅牵扯到千万个家庭的福祉, 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 建立和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 取代传统的高等院校教育培养模式, 成为我国高等院校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要把教育成本公开作为前提, 要把教育公平作为指导原则, 执行多元化的收费标准, 从而保证受教育者得到公平公正的发展途径, 这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光英.执行新高校会计制度下培养学生成本的会计核算[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4, (09) :29-30.

[2]王芳, 张大联.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核算的若干思考[J].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0, (06) :183-184.

[3]商江.关于全国统一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的建议[J].高等教育研究, 2006, (01) :112-113.

[4]田婕.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研究[J].财会通讯:综合 (中) , 2010, (04) :104-105.

学费成本 篇4

现行的高等学校收费标准是由1996年12月16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 它明确指出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 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2]。由于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教育部将学费收费标准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假如高校想提高学费标准, 就必须提供详实准确的生均教育成本数据, 报学校所在地区省级教育厅、发改委和财政厅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由此可见, 计算年生均教育成本非常重要, 是申报提高学费标准的基础和首要依据。

一、生均教育成本的计算

“教育成本”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产生的。1963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 (Theodore W.Schulte) 把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划分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和学生上学时期的机会成本两个部分[3]。1989年, 我国学者阎达五、王耕指出教育成本是指教育过程中所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形式总和, 从理论上说是指培养每名学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4]。

A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 历史悠久、学科门类广泛, 具有我国普通全日制高校的基本特征。A大学严格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和会计制度开展会计核算, 并使用教育部指定的天财5.0软件进行会计电算化处理。对于收入、支出和往来科目, 启用部门和项目辅助核算, 能够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控制项目额度。G学院为A大学下属的以教学为主的二级单位。以A大学G学院为例, 其2015年生均教育成本计算过程如下:

(一) 确定学院总支出中教育支出金额

G学院2015年全年总支出为2024.16万元, 对应22个项目, 包含教学、科研以及专项经费等项目支出, 应该将教育支出从中分离。逐一对各项目支出情况进行分析:学院公用经费, 主要核算学院内基本办公用品、水电费等支出, 属于教育成本;外专经费, 主要核算学院邀请的外籍教师出入境差旅费, 属于教育成本;教学和管理平台经费, 为以前年度教学经费结余项目, 属于教育成本;学院党总支经费, 核算院党支部活动费, 不属于教育成本;学院学生活动费, 核算本科生社团组织开展活动的支出, 属于教育成本;捐赠款, 核算学院接受的捐赠款项, 不属于教育成本;“985”专项经费, 属于教育部专项, 具有专门用途, 不属于教育成本;科研经费, 用于科学研究的专项经费, 不属于教育成本;事业收入, 主要为学院创收收入, 是学院公用经费的补充, 应该作为教育成本核算依据;合作办学, 主要为学院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支出, 也属于教育支出;其他创收项目基本与教学活动无关, 不应该作为教育成本核算依据;科技基金, 主要核算以前年度结余的科研经费, 不应该作为教育成本核算依据。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确定G学院2015年全年与教育成本相关的支出应该为1927.28万元, 如表1所示, 这才是计算G学院生均教育成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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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计提折旧一直是计算教育成本的重点和难点。虽然新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均要求高校对固定资产应当每年盘点一次,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目前的情况是高校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虚高, 如何将需要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从累计的固定资产余额中剥离出来是计提折旧的难点所在。

A高校目前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也未进行全面的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由于无法取得G学院固定资产的实有数据, 只能采取分析财务系统账面记录的方法来确定固定资产计提基数。2015年G学院固定资产账面余额1017.54万元, 包含从2005年G学院成立到现在购买的所有固定资产。其中很多资产已经使用较长期限, 不能继续使用或者达到报废标准, 应当予以报废。根据新会计制度的要求, 并参考国家和北京市其他有关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规定, 笔者梳理了G学院固定资产明细账, 将已达报废年限的固定资产全部报废, 重新计算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确定G学院资产折旧计提基数为524.46万元, 采用直线法计提年折旧额77.08万元, 详见表2。

(三) 分配人员工资

自国家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来, A高校人事制度变化较大, 不再像过去一样都为单一的“铁饭碗”关系, 而是采用全员聘用制。人员构成有编制内长期聘用、编制外长期聘用和临时聘用三大类。笔者从A大学人事处调取了G学院2015年人员工资的详细数据, 如表3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 G学院成立时间短, 主要为教学学院, 承担科研任务不多, 且做科研的老师并不参与教学工作, 所以可以将G学院人员工资全部计入教育成本。如果是其他科研量大的学院就不能将学院人员工资全部计入教育成本, 必须在教学和科研之间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这也是笔者选取G学院作为实例研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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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均教育成本计算

G学院为本科生学院, 没有研究生, 计算教育成本时无需将各项支出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划分。另外, G学院开设的专业主要为经济学、农林经济管理和国际贸易专业, 这几类专业均属于经济学大类, 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相似, 生均教育成本相近, 所以也无需将各项支出在不同专业之间划分。2015年G学院在校本科生1052名, 将上述步骤计算的成本数据汇总再除以学生人数, 得到年生均教育成本为2.32万元, 如表4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 在计算生均教育成本时, 人员工资成本只需计算在职人员工资成本而不是全部人员工资成本。这是因为根据A大学的人事政策, 只有在职人员工资是由学校统一负担的, 从学校人员经费中支出, 不从学院支出;其他类别人员工资由学院自行负担, 已经包含在第一项学院教育支出内。

特别指出的是, 表4计算的生均教育成本并不是完全教育成本, 仅仅包含直接教育成本, 不含间接教育成本。也就是说上述计算的成本项目仅包括2014年培养一名G学院经济学类本科生耗费的学院公用支出、直接教学人员工资、学院管理人员工资和学院固定资产折旧。不包括G学院应该分担的A大学行政、教辅和后勤部门公用经费、人员工资和累计折旧等支出。

二、可行性分析

按照《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 用G学院生均直接教育成本乘以25%, 得到学费收费标准应该为5792元。而目前A大学G学院经济学类本科生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 可见A大学学费标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我们计算的仅仅是G学院生均直接教育成本, 如果将间接成本也加入进来, G学院的生均教育成本会更高, 相应地学费标准也会更高, 应该远超5792元。但是, A大学不能立刻就申报将G学院的学费标准提高到5792元或更高, 这是因为不同高校教学和管理水平都是不一样的, 日常运行中肯定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这种浪费也会增加高校的教育成本, 所以不能仅仅以某一高校的教育成本数据作为提高学费收费标准的依据。

很多学者都对我国高校生均教育成本进行过测算:王小业计算出西安一所高校2011年经济学类本科生生均教育成本为7229元[5];陈强计算出浙江一所高校2011年经管学院生均教育成本为12, 883.31元[6];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曹淑江教授准确计算出中央部委直属高校全国生均教育成本2011年为47008元[7]。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同一年的生均教育成本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 这是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此外, 同一地区不同级别的高校办学成本也不一样。部属重点大学, 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办公条件, 更容易吸引高层次教学人才, 办学成本相对普通高校必然会高出很多。因此, 目前急需有关部门组织教育经济学专家和经验丰富的高校财务人员成立项目组, 收集整理全国普通高校财务和资产数据, 测算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教育成本, 并计算出标准生均教育成本。“标准生均教育成本”才是提高学费标准的依据。

2000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333元, 2013年为51483元, 增长4.5倍;2000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为3632元, 2013年为15632元, 增长3.3倍[8]。15年来, 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的情况下, 教育部直属高校学费标准却未提高, 其他公立高校学费标准增幅也不大。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也不利于实现教育的公平和公正。

无论是A大学生均教育成本的测算数据, 还是其他高校生均教育成本的测算数据, 以它们为基础计算的学费收费标准均远远高于现行收费标准。所以提高我国公立高校学费标准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情况下的必然要求。对于少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贫困学生, 可以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方式解决其入学缴费困难。总之, 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增强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我国公立全日制普通高校学费收费标准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央部属高校学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7]1434号) , 2007.

[2]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财政部.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教财[1996]101号) , 1996.

[3]Theodore W.Schulte.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4]阎达五, 王耕.教育成本研究.高等学校的管理改革与效益[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9.

[5]王小业.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学, 2012.

[6]陈强.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研究[D].山东:山东科技大学, 2012.

[7]曹淑江.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与学费问题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14 (05)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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