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营利为目的

以营利为目的（精选12篇）

以营利为目的 篇1

一、引言

健全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保证了国民经济从微观到宏观的良性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对社会资金的投向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民间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和企业界,组成了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经济健康发展的三驾马车。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一样,关系着相关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其性质的独特性,更肩负着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共责任,对社会进步有着深刻影响。因此,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不仅和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同样重要,而且因为其在我国起步晚,受关注程度低,也就更加紧迫。尽管财政部于2004年8月颁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仍然有诸多问题有待商榷和探讨,其法定披露、自愿披露和特殊部分披露等法规,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许多缺陷。2011年6月底,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11年7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首次推出捐赠信息综合查询平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然而公众对其公布信息的质量并不认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的披露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团体的中坚力量,结合中国红十字会案例,对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出改进建议并指出改进的制约,对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有着卓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1844年英国议会最早通过“股份公司注册、设立和管制法案”首次确立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原则;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美国政府颁布《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提出了全面、公允、及时而非选择性的信息披露要求,形成了系统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安然财务丑闻发生后,人们再一次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研究历史已久,文献丰富,如陈艳(2004)从经济学观点出发,剖析了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的两种不同观点: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Hermalin&Weisbach(2012)讨论了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相关关系。王咏梅(2001)、熊年春(2011)、张婕(2011)也对我国现有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和问题进行了分析;金俊华(2012)则以多种不同理论视角探究了会计信息披露的合理性。然而,这些研究的领域都主要针对营利组织和资本市场。随着1980年以来,中西方民间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势力,开始广泛参与各个领域的活动,人们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宋佳和贺小娟(2010)、张娜娜(2012)等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和管理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然而,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出台以前,对其的研究并没有把事业单位与民间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2005年关于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管理制度。2004年《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开式走向制度化轨道。在该制度颁布后,我国学者对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进行了大量研究。陆建桥(2004)、赵建勇(2008)、冯君(2009)等集中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制度》中具体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孙杰(2008)、娄峥嵘(2011)等集中对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反映的普遍问题与对策进行了研究;刘亚莉和张海燕(2005)则把目光转向国外,借鉴英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经验。

中国红十字会事件发生后,本文对本事件的关注采取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视角。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分为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分别予以讨论,从法规政策和现实操作的层次,结合红十字会案例中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中国红十字会案例分析

(一)中国红十字会简介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对外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对内指导全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地方各级红十字会、行业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分会。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的工作,下级红十字会向上级红十字会报告重要事项。其中,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就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行业红十字会。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一个微博认证的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且年仅二十岁就拥有名包豪车,财产来源是否和“红十字会”有关,真假难辨,真相不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官网上发表通报称:调查结果证实,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2011年7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该平台可通过捐赠人姓名(或机构名称)查询2010年1月11日以来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并首次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捐款的收支使用情况。捐款50万元以上的单位和10万元以上的个人,还可通过该平台获知对应的援建项目情况。但该平台信息目前还未能做到与每个捐款人一一对应;如果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或地方红十字会捐款,因为还未实现全国联网,所以暂时还无法查询;公布信息的准确性惹出争议。

(二)中国红十字会会计信息披露状况解析虽然这其中涉及慈善商业化模式的问题,许多人郁积的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也充分体现了其会计信息披露缺陷导致的诚信危机。红十字会是国际通用的慈善品牌,中国红十字会也是我国最大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之一,是在国内拥有第一大募款总额和第二大慈善网络的超大型慈善组织。其会计行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在许多民间非营利组织中也普遍存在着。

(1)揭示的内容方面。在我国,很多的非营利组织还没相关会计的制度可以依赖,因此为了使它们有一个制度可依寻,财政部在2003年7月正式发布了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管理制度,而且在2004年12月在全国开始正式实行。此项制度对非营利组织有了一些要求,如需要统一编制财务会计的报告,并需要及时对自己组织的一些资产、负债、现金流动及资金使用等状况和信息反映出来,这样使得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大为提高。在我国,此制度的发布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也进行了一个良好的界定。可从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2010年审计报告来看,其采用的依旧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当然,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带有“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色彩,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对其进行审计,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家宏观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然而,汶川地震后,民间捐款首次井喷,为满足民间捐赠者对会计信息公开、透明的需要,红十字会依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报表,对繁琐、细小的捐款数目进行分类和核算变得尤为必要。如红十字会的捐款收入和各级红十字会下拨的各项救助专款收入未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范围,存在体外循环的现象;其次是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下拨的各项救助专款的下拨、使用及结存的管理局限于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社会捐款收入和各项救助专款收入的使用、管理情况在对外的财务报表中也不反映。

(2)披露质量方面。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各级红十字会需要接受审计部门审计和相关部门监督。然而,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十字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对红十字会的社会捐款来源进行审计。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2011年第31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其及所属单位,在预算执行中存在5个不符合会计制度规定的问题,并指出问题金额为219.71万元。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审计报告反映问题的说明与整改情况》中,红十字会声明审计报告指出的问题均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绝不存在任何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问题,并根据审计署要求,已将整改结果报告审计署。即便不论其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问题,如果仅仅针对政府拨款,在操作层面就涉及219.71万元的款项不符合规定,那么其会计操作情况令人担忧,其披露的会计信息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同时,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属于全国性民间组织,需要从民政部相关规定的审计机构名单中,选择一家机构对其业务进行年度审计。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并未在捐赠者信息平台上公布2011年审计报告。根据其2010年审计报告来看,其审计机构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该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财务收支情况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然而,公众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地方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庞大的全国性民间组织,是否能提供有质量的审计报告?民政部相关规定的审计机构名单中,会计师事务所中标的原因一般是审计收费比行业价格低,以此来满足许多民间非营利组织的需求。然而价格降低了,审计报告的公信力却受到了影响,特别是针对如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原本有足够能力聘请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大所进行审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3)披露方式方面。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出台以前,长期以来,民间非营利组织没有专门的会计制度可依,一直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而事业单位与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资金取得、业务活动、运营目的等方面差异较大,为此,财政部专门印发了《民间非营利组织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可是此制度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此制度只对具备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作了应该遵守的会计相关规定,而许多正处于发展中且一直在状大的非营利组利没有包含在内,将不受此会计制度的约束。另外,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国红十字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完全依靠其自愿性。虽然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也将内部使用的数据库升级为面向公众的捐赠信息平台,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该信息平台是郭美美事件后舆论压力下采取的措施,而且是自律性行为,缺乏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规定。其在捐赠者信息平台上公布的财务报告甚至并不是完整的财务报表。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红十字会的年报,可以发现中国红十字会的披露数据相当简略,只有对会员会费、接受捐赠、政府拨款/彩票公益金、动产不动产这几项的收入和支出情况的大体说明;更不用说对比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其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等方面都还存在极大差距。

四、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改进对策

(一)完善披露内容完善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体系。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想了解资源的使用状况,而且在最少的成本上,其提供的互益服务数量和质量上是否能够让受益者得到认可是非营利组织最加重视的。另外,其也可以在已经有的三张基本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增加一张职能费用表。所谓职能费用表,是把业务活动中所产生的费用进行按类分开,这样可以得到按类分开后的费用更加明细的数据信息,然后再把整个组织的费用开支的用途和金额提供给管理层、公众和监管机构,让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可以公开披露。同时,财务报表附表还可以适当包括:借款明细表、对外投资明细表、固定资产明细表、无形资产明细表、拨入款支出明细表、接受捐赠明细表、业务成本表等,以便使用者更充分地深入理解财务报表主表的相关内容和项目。如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早已确立,甚至已经建立了责任赔偿制度,即由于注册会计师审计未能勤勉履行本职而给非营利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带来损失时,应进行一定程度的赔偿。但是在我国,目前仅有基金会要求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公布审计报告;全国性民间组织需要从民政部相关规定的审计机构名单中,选择一家机构对其业务进行年度审计。首先,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较为规范,因为它们是按慈善组织规模而制定的会计制度,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能够实现慈善组织相互间的可比性,二是能够同时兼顾到慈善组织规模和信息披露成本两者间的关系。其次,慈善组织需制定一个成本信息披露与收入的很明细的规范,其中包括成本的具体分类标准和收支出明细。从而表明,慈善组织的效率和效果是慈善捐赠者非常注重的两个信息,如果仅只是以报表形式公开披露,太过于笼统,需要把不足的缺陷以报表附注形式进行披露,这样的信息更为明确,公众更能认可和明白。最后,对慈善组织的一些特殊业务的会计信息处理制定一定规范。在我国,慈善组组在发展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如慈善养老金等这种会计信息处理和披露,就需要对其制定一个新的规范。在英国,他们的慈善组织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会根据英国的会计政策和慈善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慈关组织会计实务报告,这个制度对慈善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具体处理办法作了很详细的规范,此制度表明,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大部分是由法定性质进行披露以及自愿性和特殊性而组成的。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披露,不仅需要整体信息披露,还注重慈善性活动的信息披露,此制度对慈善性活动信息披露也作了很明细的规范。其中包括,慈善组织的资助是提供给个人还是整个慈善组构这都要详细披露,假如是提供给整个机构,也需要提供接受者的相关信息,而且需要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慈善组织所使用的成本分配和相关政策,还要提供当时所产生的重要支持慈善组织的成本明细和重大项目与分类信息。此制度在针对于成本的具体分类上也作了详细的规定,里面表明了,成本分配方法必须真实公允,在不同的会计期间不需要保持一致性,另外,还表明,慈善组织对外的其它一些信息也必须要作单独化披露,这些其它信息包含有,一是相关方的交易明细,二是受托人费用,三是员工成本与薪酬,四是审计与咨询费用。

(二)提高披露质量首先,建立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提高披露信息的质量。为了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允性,我国必须建立一些会计法律法规,对民办单位及非企业单位等,都要求必须雇用注册会计师,这样每年由注册会计师会其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样保证了财务报告的真实性。雇用注册会计师可以采用公开竞标的形式,这样有利于一些在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获得低于行业价格的审计服务;但另一方面,对于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而言,如果有能力应允许其自由选择审计机构,并将审计报告公布。其次,财政部门可以要求会计中介机构掌握和熟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在接受执行该制度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委托进行审计服务时,以该制度作为会计标准进行审计,提供审计报告。在有关审计报告中,要有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管理评价,以此要求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不具备条件的,需要委托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

(三)扩宽披露方式首先,加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许多的慈善组织并没有对其的财务状况信息进行公开性披露,只有一少部分向民政部等主管部门作了汇报,提并了财务报表,从这些方面来看,作如下建议,那就是对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实施强制性且公开的披露制度,这一方面可以借鉴上市公司中所发布的一个制度,即信息公开和监管制度。其次,拓展媒体、第三方中介机构作为信息披露的主体。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自愿信息披露的动力不足,除了可以由政府对其进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可以由媒体或者第三方中介机构向社会公布评估信息来进行披露。具体运作上,我们可以参考美国Guidestar和BBBA明智捐赠联盟的做法。红十字会的捐赠者信息发布平台虽然还有许多缺陷,也并非独立第三方的披露。但从信息公布制度的层面上来说,却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在西方一些国家,慈善组织是一个属于公共组织化的组织,它们的会计信息披露及财务报表等都需要定期的向慈善委员会和公众汇报,这样一来,广大公众才会了解慈善组织的相关信息。如在英国,它们的会计信息是用了两种方式,即整体的信息披露以及活动信息披露。也就是通过自身的财务信息向公众披露整个慈善活动的相关信息,而且会以附件形式,通过具体活动来向公众披露和补充慈善组织相关活动的信息。慈善组织的披露形式主要是把会计的制度及支出信息等以报表形式及附件形式,这样也使得附注变为了慈善组织在信息对外披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五、结语

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近年来迅速增加,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会计信息披露也成为专家学者越来越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之一。就目前来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相比,我国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仍然不够完善。红十字会的案例生动地证明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对此,本文结合红十字会的案例,提出了修改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制度以及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意见,同时分析了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改进的制约因素:所有制成分的划分、缺陷的会计规范制度以及忽视对成本信息披露的要求。

以营利为目的 篇2

利组织管理缺失问题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非营利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后，非营利组织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其覆盖面广、灵活性强的特点被社会所赞赏。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却面临这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登记成立于免税资格认证两个方面。本文从非营利组织登记成立难与免税资格认证难，来展开研究，并通过之前在社会上掀起“非营利组织免税讨论”的“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为例子，从中发现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不足。结合法律、管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式，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的不足提出建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登记成立；免税资格；政府管理

目 录

一 研究综述..............................................3

（一）研究背景.........................................3

（二）研究意义........................................4

（三）文献综述........................................4 1 国内研究动态.....................................4 2 国外研究动态.....................................6

（四）研究方法........................................6

（五）创新............................................7 二 非营利组织概念........................................8 三 非营利组织成立与税制制约..............................9

（一）成立制约及其弊端.................................9

（二）免税制度制约及其弊端............................10 四 非营利组织成立与税制弊端产生的原因...................10 五 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存在的不足.....................12 六 改进政府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建议.......................14 总结....................................................15 参考文献：..............................................16

一 研究综述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自下而上也不断发展改革。这种发展改革是激动人心的。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众多的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出现在救援前线，使得一度默默无闻的NGO、NPO开始为国人所了解，并各自吸引了一批新的力量。根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49.2万社会组织，比2011年增长了3万个，就广东省而言，2012年共有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就有37333个。而近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中关于社会组织改革决定的提出，以及《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即将颁布，更为非营利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机遇。

根据大多数学者估计，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应该在100万至150万之间。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现行的申请登记成立制度存在严重的制约——根据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这里有两个条件不容忽视，一是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二是要业务主管单位通过后才能到民政部（局）去申请。而在现实中很多业务主管部门为了避免麻烦，常常不愿接受挂靠，就算找到了业务主管部门，民政部门也有自由裁量权，可以拒绝申请，所以这使得很多草根NGO只能隐匿于市井之中，不仅使得这些公益 组织拿不到免税资格，更面临着被取缔的风险。

“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以下简称“金丝带”）前身为“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成立于2006年6月30日，是由广州几家主要医院的十几名癌症患儿家长参与组建的民间互助组织，该组织与2011年10月正式注册并更名为现在的“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2012年，由于申请免税资格失败，他们在微博上发出“想要取得免税资格”、“急求资格取得指导”的求助信息，一时间引起国内各大媒体、学者的讨论和普通民众的关注。由于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得金丝带在2013年5月底获得了免税资格。根据广州市民政局2014年1月8日对外公布的数据可得知，广州市自２０１２年５月起全面铺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共有社会组织５９６７个（含备案６９５个），实际登记数量比２０１２年增加了１１％。其中社会团体２６０５个、民办非企业单位３３５５个、非公募基金会７个。

因此，通过对金丝带的研究，对发现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存在哪些缺失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意义

非营利组织发展不仅关系着学界领域对非营利组织完善的研究，更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具备宏观和微观的机遇。加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决定》中有利于非营利组织改革决定的发布，更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目前学界对非营利的发展更多的集中于宏观方面，很少从某一个具体的非营利组织出发，以小见大，找出更切合实际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而欧美国家虽在非营利组织发展上有完善办法与措施，但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从根本的发展土壤上就与欧美国家不同。鉴于此，本文选题以“金丝带”生存状况为例希望从中找出丰富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与实践。

（三）文献综述 1 国内研究动态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特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更加逐步向前推进。在《决定》中有关“慈善捐助的税收减免制度”、“公益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内容的涉及，给未来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决定》中提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而对于非营利组织税收问题，《决定》指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从这两处决定中不难看出，中央对于改进非营利组织管理有着深远而又坚定的打算。

俞可平在《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和制度环境》中指出非营利组织属于民间组织，因为民间组织是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 民间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民间组织的这种特性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为政府解决了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非营利组织也正是具有此种特性，其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诸多政府涉及不到的社会范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中指出我国现存的制度环境中存在着“宏观鼓励和微观制约”、“分级登记和双重管理”、“多头管理”和“制度剩余和制度匮乏”等问题，但没有具体分析成立制约因素中成立条件，而且对于税收这一重大问题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的《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研究》中通过对各国税收政策做出比较发现我国 的非营利组织制度存在缺陷的表现在“税收征管严重失控”、“税收支出被滥用”、“捐赠扣除制度弊病严重”和现存财政政策“不能适应非营利组织商业化运作趋势的需要”。其文中也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

（一）非营利组织组织社会功能越来越重要，在社会发展中对于政府不能涉及的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非营利组织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政治意见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课题组研究也发现我国现行的非营利组织税收制是1994年的产物。虽在近年又出台各种税收政策，但不难看出这些政策的框架和理念基 本没有脱离1994年的税收制度；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平衡，导致社会上出现“重物质，轻精神”的错误理念，这都不利于非营利组织的良好发展。本文通过对各国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制度的切入，全面分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的不足和差距。但本文课题组成员单位为江苏省地税局、陕西省地税局、辽宁省地税局，并无广州市的情况，广州市近期对于《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草案）》的意见征集引起了广州社会的关注。通过各方的讨论此项管理办法优惠的措施和存在的问题都逐渐凸显。本论文会结合《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草案）》一同探讨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上的问题。

《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沈阳青春志愿者”个案分析》中对于个别草根组织的研究找出制约草根组织发展的原因，其从非营利组织成立、社会认知度、资金和内部管理四个方面分析研究。其涉及面广，虽然分析研究已作出说明，但并没有对税收这一问题作出说明。

此外，还有熊倪《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刘值才《我国非营利组织税务筹划研究》和孟戈弋《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与中国法下概念之比较研究》等，都对我国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缺失做出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涉及之面要么太广泛，要么太局限。国外研究动态

在管理大师德鲁克看来，社会的发展依靠各个社会组织器官有效的发挥各自功能，才能使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而社会越复杂越需要非营利组织这种第三部门的支持，它为培养社会公民的责任感，培养和提升公民素质和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外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早于我国。很多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都已发展至相当成熟的阶段，理论支持与实际经验都到达非常深刻的层次。但由于实际社会情况不同，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的将西方国家的一套理论体系真正的用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之上。

因此，本论文将从我国实际出发，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与发展之路。

（四）研究方法 统计调查法。针对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涉及调查问卷，通过询问普通民众、“金丝带”中的志愿者、政府官员等，获得资料数据，以支持本文论据。

实地研究法。通过对“金丝带”实地考察，找出阻碍民间组织发展的根本原因。以提出更为实际的解决办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既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查阅，以发掘事实和证据。首先会通过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以完善基础理论框架。其次将会在中国知网中通过关键词搜索相关论文、期刊、杂志等，查找最新研究动态。最后，会通过网络大范围搜索，找到相关新闻报道，丰富本文论据。

综合研究法。非营利组织管理涉及的学科包括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和视角。要想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必须以多角度、多学科来考察。本文将以行政管理学为主，综合运用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角度讨论完善非营利组织管理工作的途径。

（五）创新

通过中国知网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管理缺失”搜索，在站内发现了15719条结果。但更多的是是以大型公益组织为研究对象或者是在社会大环境下谈论非营利组织管理缺失问题，并无发现有以草根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通过对关键词“草根公益组织”的搜索，发现有2219条搜索结果，其中有针对某个草根公益组织为研究对象，但大多是通过对其的研究找到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困境，但其研究方向较大，是针对草根组织的生存大环境研究，并没有针对公益组织发展中的某一两个个关键制约因素来深入研究，提出政府管理缺失问题。

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在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创造了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条件，加之《办法》即将颁布，从新的起点开始探讨非营利组织发展机遇。即针对了当前为大众关注的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又针对了其发展中的两个个关键制约因素——成立条件与税收，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从这两个方面看出政府在管理中的缺失。二 非营利组织概念

伟大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类组织是它的不同器官,只有这些器官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一个社会才能健康长寿。知识社会需要发挥不同功能并能协调配合的三种器官或称三大部门:第一个部门是公共部门,即政府;第二个部门是私营部门,即企业;第三个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或称为社会部门。作为二战后的产物，其出现是为了解决前两个部门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经济增长和社会需求不断增长，社会阶级矛盾突出。

非营利组织，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其定义为：“

（一）该实体从捐赠者处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捐赠者并不因此而要求得到同等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

（二）该实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润；

（三）该实体不存在营利组织中的所有者权益问题”。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来看，非营利组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资金来源是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不能从中获得利益；

（二）活动不是为了获取利益；

（三）组织不存在专一的所有者。

在我国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指出“非营利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与企业和公司等市场组织的区别,但它容易模糊公民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从事的必要的有偿服务与营利活动之间的界限①。俞可平教授认为，在当前中国环境下，对于“非营利组织”在从事活动时涉及的“有偿服务”容易被外界所误解，要准确定义界限，在当前环境下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的观点，我们将非营利组织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活动资金来源于社会大众，收支盈余不属于某一个人或者组织，以解决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存在的组织。

“金丝带”是由广州几家主要医院的十几名癌症患儿家长参与组建的民间互助组织，旨在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新的癌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多种服务与帮助，尽最大的努力减轻癌症儿童及其家庭的痛苦。根据国家法律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总干事”的管理体系，其活动资金来 ①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和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10页 源更多的是依靠社会捐助，收支盈余只能从事于本组织活动开展，不能进行再分配以及投资。

三 非营利组织成立与税制制约

（一）成立制约及其弊端

在成立问题上，现今仍在施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条例》是建立在1998年之上的，根据《社会组织管理条例》对于成立登记的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①。

而在第十条中对于成立具体条件做出了更为明确的指示，（一）有５０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３０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５０个；

（二）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三）有固定的住所；

（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１０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３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六）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②。

在这当中可以看出，要成立登记社会组织限制颇多，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到一家业务主管部门。虽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出“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这四类社会组织，可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但就现今的情况来看，所有的进程仍在推进中，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因此，这些制度的滞后推行，会使得一些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面临无法 ① 中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三章第九条 ② 中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三章第十条 得到认证，不得不长期将活动“地下化”，而且在筹集资金上，很难被社会大众所认可，没有办法最终使得组织不得不解散，不能将公益活动进行下去。严重会使得社会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政府和私营两个部门失灵的情况下，进而失去可以依靠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帮扶，为社会安全带来隐患。

（二）免税制度制约及其弊端

本次案例研究的对象“金丝带”就遇到了“免税难的问题”。2012年12月，“金丝带”发微博寻求免税办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大媒体分别就相关情况刊登了《10万元救命?还是缴税? 民办非企业亟待免税优惠》、《草根公益组织微博急求免税良方》等报道，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草根NGO的免税问题。直到2013年5月27日，“金丝带”才被通知获得为期五年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但通过实际调查发现，根据财税﹝2009﹞122号文，只有符合文中规定的捐赠、政府补助、会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等5项收入才免税，其他收入仍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即使企业通过了免税资格认定，也只有符合条件的那部分收入才可免税①。因此，已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仍应依法办理企业所得税申报手续，分别列明免税收入和应纳税收入等信息。由此可见，对于“金丝带”来说，未来在具体活动盈余上，有可能仍会出现需要交纳税收的的状况。

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实现免税政策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通过对“金丝带”的走访了解，他们的负责人也表示自身筹集资金能力就弱，筹集的资金刚好仅够活动开销，并不能正真起到什么作用。这造成的弊端不仅仅是组织生存的问题，更多的是在于不能为更多的癌症儿童和家庭带来服务。

四 非营利组织成立与税制弊端产生的原因

通过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之所以会面临这么多困境，有那么多弊端，是因为：

① 财税【2009】12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一)国家立法不完善。不论是《企业所得税法》，还是《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中都没有对非营利组织管理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者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同的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同。使得在落实操作的开始阶段就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政府部门之间“踢皮球”。

(二)政府部门不作为。在我国，非营利组织要登记成立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但在实际中，很多政府部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尤其在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后，公益慈善事业饱受大众质疑。政府部门在接受非营利组织挂靠时，总会推卸责任，不愿承担起业务主管部门的责任。导致非营利组织不能正常开展活动以及拿到免税资格。

(三)社会缺乏了解。社会大众在对非营利组织的了解上仍有所欠缺。根据调查，有接近40%的人不了解非营利组织。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给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筹集和活动开展，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对于一些草根非营利组织来说，由于不能顺利登记成立，只能简单依靠自身周围了解情况的朋友或者企业来进行资助，但这并不是一种长远战略打算。草根非营利组织要发展，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让社会了解它，接受它，帮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四)机构设置缺乏合理性。这是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自身问题。由于中国非营利组织起步晚，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照国外的经验来进行具体的操作。但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国外的经验并不是万能的。因此，一些非营利组织简单采用国外经验是并不能在当前中国取得成效的。

(五)机构人员专业性不强。根据2013年10月发布的《广东社会工作发展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省社工 90%以上为80后的本科学历，平均从业时间约为2至4年，深圳等一些地方社工工作年限不足三年的占总数的93.3%。虽然社工的缺口很大，但是“新生力量”从事社工的意愿却不高①

；存在“区域分布不平衡”、“人才缺失”等问题。另有调查显示，广东省内高校中社工专业学生中仅有50%的人愿意在毕业后从事社工工作。这也造成了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中的人员只能凭借“经验”来处理非营利组织中的事务。

这些原因都是当前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正是这些原 ① 广东省社会社会工作师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省社会工作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因导致了政府在立法解释时，做出了限制的规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造成非营利组织面临困境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政府没有做好疏通引导的工作。下面本文将着重分析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改进建议。

五 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在与“金丝带”负责人交谈中，他们对于最近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他们都希望广州市政府能加快立法解释，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条例。当然他们最希望的还是国家能出台一部切实关注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将需要说明的问题说清楚，不要在存在“灰色地带”，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条例解释。他们表示，他们需要的是真实有依据的法律条文来规范非营利组织，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更有利于中国非营利组织与世界接轨。但实际情况却与他们所期望的相差甚远，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完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办发【2013】22号文件）中关于2013年完成任务中第二十三条提出：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①。此项任务将会有民政部会同法制办负责。预计在2013年12月底前完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修订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通过网络搜索调查，就现今进展情况来看，并没有发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修订有实际进展。

(二)立法解释不清晰。对于这个不足，我们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之前引用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3号）》来进一步发 ① 国务院：《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办发【2013】22号文件），2013年完成任务，第二十三条 现问题。

首先，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于非营利组织中免税的条件并没有做明确解释，只凭“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寥寥几字做出规定，使得社会上对这一条文的理解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只要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其所有收入都属于免税范畴，二是免税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和符合条件的收入才能准予免税优惠。这两种观点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五条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对于何为另有规定，条例并没有解释清楚。但比较明显能看出，两种情况中，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免税的政策偏向于后者。

其次，通过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3号）》研究发现，虽然在免税资格定性上做出了更具体的说明，但限制也更加多，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多。如对于利息收入问题上，之前的规定中是所有利息收入也算入免税中，但通知中却将其规定为“区分利息收入，符合规定条件的才能免税„„”、“审批会费”等部分都是值得商榷的部分。

最后，不难看出在立法解释时，政府在很多情况上都没有从实际出发，在某些条款上总会造成多种理解。这种解释不清的后果就是，非营利组织有自己的理解，政府部门有自己的理解，在沟通时，两者不在同一层面上，难以做到有效的沟通。

(三)政府部门分工不明确。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先从纵向上看，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地区）、县（市）、乡（镇）。政府层级多，影响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信息完整性

在从横向上看，政府系统内的水平机构在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使得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将难以处理的职能都往外推，例如在非营利组织登记成立和免税事情上。

分工不明确的后果从短期来说，增加了政府的运营成本；从长远来说，增 加了社会隐患。

(四)政府部门缺乏社会责任感。国家提倡全社会都要具有“社会责任感”。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逐渐形成了“社会责任感”，尤其在汶川地震的那些日夜里，全社会都从自己做起，承担起社会责任感。但反观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管理的第一部门，却不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在有利于弱势群体，自己触碰不到的地方，也不允许非营利组织进入，即使进入了也不能依照国家法律给予优惠政策。

(五)各地方税务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在地方，地方税务部门会处于地方保护主义，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事件，将不予认定。这样的做法，使得非营利组织在超出自己免税资格认定的城市时，将会面临不能免税的无奈境地。

(六)没有统一的免税资格认证。统一的免税资格认证，将会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对外活动。而且有利于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部门间的沟通成本。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第一部门，在自身失灵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视问题根源，发现自己的不足与缺陷，反而在实际中互相推诿责任，连“壹基金”都难逃免税难题，面临民政税务“踢皮球”的情况，导致捐赠方不敢贸然捐赠慈善款项。大型基金会都如此，草根非营利组织更是难逃“踢皮球”的情况，最终导致的情况就是非营利组织无法筹集资金，开展活动。

六 改进政府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建议

通过之前的分析调查，本文针对上述中政府部门出现的不足，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加快相关立法，省去流程化的形式。正如上面所说，一份本将要在2013年12月底就完成的法律修改，却在2014年仍未有相关的实际措施。法律需要讨论验证，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作为日程规划中的任务，在期限到达时仍没有达到实际

(二)健全立法解释，对于容易造成误解条款的必须说明清楚。立法解释不会造成误解，才有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不会造成社会矛盾。尽量减少使用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但„„的除外”等容易造成理解不同的字眼。法律是严谨的，政府部门必须对法律有准确的理解，将正确的理解告知社会大众，而不是用简单的几个字告诉社会，让社会去理解。

(三)进一步规划好政府机构职能划分。国家近些年都在进行“大部制”改革。虽初见成效，但成效仍不容乐观，政府机构之间“踢皮球”的情况仍然很严重。

(四)对政府机构内部人员进行“社会责任感”思想建设。近些年从政府部门暴露的问题，逐渐被社会所知，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已经令国人出现了“不相信政府”的思想。这都是政府内部人员缺乏社会责任感造成的。“官本位”的想法，无法根除，但在“官本位”思想上，政府官员必须先构建好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理解社会大众，真正的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

(五)规范法律条文，统一资格认证。由于没有统一的资格认证，在实际操作时，很多非营利组织不能在地方上生存发展。统一的资格认证能免除非营利组织对外活动时，遭受地方保护主义，只能通过高成本的沟通来让活动进行。这浪费了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也浪费了政府资源，造成整体社会效率低下。

总之，希望政府能从实际出发，做好作为社会管理第一部门的工作。为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开创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对于非营利组织，这一涉及社会服务的第三部门，政府应在现今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建设，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支持。

总结

“我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我们这些草根非营利组织，给予更多的支持。”这是“金丝带”负责人的感慨。当前我国草根非营利组织数量众多，涉及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政府部门所管理的范围，从动物保护到大灾救助，非营利组织已经在我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不断进步。但不可否认，非营利组织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去加以引导和规范的，而如何去引导规范，减少“灰色地带”，一篇简单的文章是不能说清楚的。这需要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多多沟通，非营利组织不是“洪水猛兽”，政府也不是“甩手掌柜”。社会需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了 解，对政府的了解。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三个部门”——政府、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协同促进治理社会的效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员副教授贾西津认为当前中国对于非营利组织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控制的思路，而且是最大限度的管制住非营利组织，这是不符合现代公益的原则的。的确，政府必须加快自身管理思路变革，停留在旧的思路上，无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如何出乎世界意料，但中国最基层的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国进民退”这一现象从长远来看，是会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政府必须加以重视，而化解缓解矛盾的“借力点”就在非营利组织上。

由于在收集资料时，本人理论水平还存在很多缺陷，对于研究的深度和理论把握还存在很多不足，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完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和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中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0号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3号）[5]国务院：《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办发【2013】22号文件）[6]广东省社会社会工作师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省社会工作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7]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研究》，《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9]《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草案）》

场外市场,不以融资为目的 篇3

张小雷

近段时间以来，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热点。4月5日，证监会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将是今年证监会的重点工作，其中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正在积极筹建之中。场外市场会是一个怎样的市场？未来还有哪些制度需要解决？

场外市场超越新三板

中国证监会表示，今年将重点筹建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将资本市场服务范围扩大到暂不具备公开发行上市条件的成长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全国性场外市场挂牌公司将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同时突破200人的股东限制。相对于“新三板”目前流动性不足的状况，此举将大大提升场外市场的交易活跃度。

证监会的这一表示呼应了此前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表态。王岐山在北京考察中关村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试点工作时强调，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创造条件。本次考察向市场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我国场外交易市场或将在此东风下呈现出行业发展的“拐点”。

全国性的场外市场是在总结了中关村园区股份代办转让(俗称“新三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搭建的。但与中关村试点不同的是，挂牌的企业将不再受到“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的限制。这意味着在股份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单个股东的持股量将被拆细，有利于提升交易活跃度和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更好发挥投融资功能创造基础条件。更值得期待的是，挂牌企业或许会有较为通畅的渠道向场内市场直接转板。

“包括去年甚至前年，一直提得比较多的是新三板建设，但是郭主席上任之后，提出要发展场外市场。当时去年报方案的时候，只是说先搞新三板，至于重庆、上海、天津等地方性产权交易中心暂时搁置不议。也就是说全国性统一市场后，再慢慢把他们吸收过来。不过后来王岐山批示‘顶层设计’，所以说现在的场外市场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市场。” 南京证券投资银行部经理何品杰说。

同时，他解释道，新三板只是场外市场的一个部分。顶层是新三板，再一层则是协会不久会做的OTCBB市场(全国性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然后则是上海、重庆、天津三地的OTC市场(地方柜台市场)，也是我们俗称的四板。“也就是说未来新三板会像是一个真正的创业板，因此赋予它的各个方面的定位与此前大家所理解的还是有差别的。预计新三板下半年肯定能开，但是6月份会不会开还不好说。”

从推出的时间点上，今年三季度推出的可能性较大。一方面，经过中关村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六年多的运行实践，以及2010年以来相关部门的充分准备，同时各大券商、高新区以及地方政府的推动和筹备，目前推出全国性统一监管的柜台市场的基础条件和时机已比较成熟。另一方面，目前全国性场外市场仍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证监会发展场外市场的思路明确了“从市场需求出发”，“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分层构建”等原则，从而为上海、重庆和天津等服务非公众公司(股东人数200人以下)的地方性场外市场的发展保留了空间。

“200人”成全国、地方分水岭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目前证监会已经为筹建中的全国性场外市场的交易平台搭建了党委班子，但是干部队伍还在建设中，尚未确定最后的高管人选。另外，该交易平台很可能落户北京。

按照目前中关村试点的相关规则，在中关村股份代办系统中挂牌的企业的股东数量将不得超过200人。目前各地正在筹建或已经开始运行的股权交易平台挂牌公司的股东数量也不得超过200人。这些挂牌企业均属非公众公司。

全国性场外市场突破200人限制有兩层意义，首先是大大提升市场的交易活跃度。目前“新三板”由于股东人数限制、交易门槛高等，成交非常清淡，无法形成真实的价格，实现融资和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挂牌公司定位为“非上市公众公司”，意味着由国务院批准筹建的全国性场外市场将是场外市场整体架构的“顶层”，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层次补充，即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场外市场。

“我国场外市场建设将从市场需求出发，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分层构建。”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去年上报给国务院的“第一版”场外市场建设方案中，证监会只考虑到将现有的“新三板”升级为全国性场外市场，但却没有统筹考虑地方性市场，因此没有获得通过。

公众公司身份利于转板

既然要建设场外市场，那么制度就是环节一环。比如全国性市场与地方产权交易所的关系、做市商制度是否可推出、券商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参与二级市场做市商，同时也涉及到场外市场与主板之间的“降板”或退市问题等。

“比较肯定的是做市商制度一定会引进。”何品杰说。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转板问题，他则认为，因为现在新三板实施的是代办制，而主板这块仍然实施审核制，所以两种制度属于不同体系。如果贸然转板，用美国那种，很多企业上市就先到三板，再转板过去容易产生问题。

“因此在转板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最终可能会是绿色通道制。”他进一步解释说，就是新三板挂牌以后，各方面融资、信息披露比较规范的企业，再上主板。就相当于小孩先上好学前班，基本的ABC都知道以后，才自然会受到老师们的欢迎，这类企业通过的概率才会比较高。“但是还是要走证监会那道流程，只是说会有绿色通道，会有一个组合专门审核三板企业，在时间方面会缩短，在政策上会有一定通融，而整个形式上仍然会走审核制这块，这是没有办法饶过去的。”他补充道。

知情人士告诉媒体，在全国性场外市场揭幕之前，证监会将首先出台《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法》这一迟到超过5年的法规，为场外市场建设提供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法规。早在2006年年底，国务院就要求证监会制定“办法”，但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至今。该“办法”将在今年征求意见。此外，证监会还将制定出台“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挂牌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制度。

成为公众公司也为将来实现场外市场与场内市场间的转板解除了最大的障碍。

按照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转板机制的经验，如果场外市场的企业达到主板或创业板的上市标准，如不进行IPO融资，即可自行提出申请转板，转至其他板块上市交易。但目前中关村代办系统中的企业均属于非公众公司，直接转板存在制度障碍。因此，目前在中关村挂牌如果需要申请在沪深交易所IPO，由于股权分散条件不达标，希望在场内市场上市时仍需要完成全套的IPO程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挂牌的兴趣。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场外市场挂牌公司经过规范治理和持续经审计的公开信息披露，在审核上对于“熟面孔”和“生面孔”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目前尚不是定论。

不以融资为目的

提及场外市场建设，伴随的词语往往是“扩容”，市场也担忧这是否会分流场内资金。

对此，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场外市场不是以融资为主要目的，而是以交易为目的。他列举了中关村试点的数据：在过去6年里，中关村股份代办系统总的定向融资额仅有17.1亿元。从发行对象来看，场外市场挂牌的企业的融资对象多为有关联的产业资本或者股权基金，并不针对社会公众发行。将来的场外市场也会对投资者有严格的适当性管理，主要的参与者可能是产业资本或者PE等机构，这些机构并不参与二级市场投资，因此不会对市场资金造成分流。从活跃度来看，2011年中关村系统的成交额仅有7.32亿，换手率仅3.4%，同期场内市场的换手率高达234%。

未来的场外市场是否依旧保持这样的活跃程度？该负责人表示，活跃程度并非取决于市场制度，而是取决于市场需求。在证监会与园区企业交流中发现，由于这类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其发起人股东不希望稀释股权，企业的融资需求多为2000万到5000万左右的小额融资。这也对证券公司从事该业务的考核提出了要求。

符合场外市场挂牌的企业数量众多，证监会在企业选择时，并不以地域作为标准。上述负责人表示，由于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对于国务院文件有预期，不管公司储备还是园区配套监管准备都比较充分，全国场外市场的挂牌企业将第一步扩大到全国接近百家的高新技术园区的企业，在成熟之后将向全国所有符合条件的股份制企业开放。

此外，该人士表示，在各地根据国务院38号文对地方交易所进行规范整顿之后，证监会将在此基础上规范发展地方性场外市场。

湘财证券宏观策略部主管徐广福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要严格信息披露。”他表示，资本市场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严格备案材料的审查、保障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以及完善合理的交易制度促进市场发展。尤其是对于初级场外市场来说，低门槛是其最大的特征，但对于披露材料的真实性和规范性需严格把关，以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此外，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场外市场也会结合退市制度的建设进行。初级的场外市场承担了资本市场体系的底座，不仅可吸纳主板、创业板退市公司，同时也为主板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的上市公司资源。

以营利为目的 篇4

M医院建院于20世纪80年代末, 为适应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 先后实行定额任务分配方案、定额目标管理方案、经济目标管理方案、全成本核算方案等多套绩效分配方案。在实施现行方案前, M医院执行简单的“ (收入-支出) ×分配系数”这一纯经济考核绩效分配方案。

从2011年7月开始, M医院顺应新医改的要求, 重视公立非营利性医院的公益性社会职能, 将公益性指标纳入对各临床科室的考核, 首次在绩效考核方案中引入“以工作量为基础的综合考评”方法, 提高了绩效评价的科学性。

1 绩效管理的基本原则

1.1 目标导向原则

“绩效管理是为实现单位战略目标服务的”, 制定绩效管理方案必须紧紧围绕“医院战略目标”这一核心来制定, 以激励员工为实现医院战略目标而努力[1,2,3]。制定绩效评价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指导职工完成具体评价指标来达到医院的战略目的, 决不能为了评价而评价。

1.2 差别性原则

“二八定律”在公立非营利性医院同样适用。在M医院中, 10%的科室是优秀, 80%科室处于中间状态, 10%科室则处于后进。管理者应重点关注20%特别优秀和后进科室, 仔细分析其经营情况, 对80%中间科室则需运用绩效管理方法予以引导。

造成后进科室的原因很复杂, 有国家政策因素、同业竞争因素、绩效方案因素, 更重要的还是自身学科发展因素。管理者在认真分析诸多影响因素基础上, 应区分情况, 灵活调整相应政策, 不搞政策上的“一刀切”。

1.3 公益性原则

公立非营利性医院应当将公益性作为绩效评价的重点之一, 避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应有的社会效益。应将两方面因素有机地综合起来, 共同制定科学的评估体系。

2 绩效管理方法

2.1 关键绩效指标

关键绩效指标 ( K P I ) , 是用来对科室的工作绩效进行量化的一种指标[4]。 在制定医院KPI的时候, 应注意遵循SMART原则, 即: 具体 ( s p e c i f i c ) 、可衡量 ( m e a s a r a b l e ) 、 对等 (aligned) 、可行 (realistic) 、有期限 (time) 。

2.2 平衡记分卡技术

平衡计分卡 (BSC) 是美国著名管理大师罗伯特 · 卡普兰和戴维·诺顿于1992年提出的战略管理业绩评价工具。BSC把组织的使命和战略转化为可衡量的目标和方法, 并细化为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方面的指标[5]。

3 绩效考核指标

3.1 指标确定

M医院在制定绩效评价体系前, 曾数次邀请十余名熟悉M医院情况、富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开会讨论。会上, 专家们提出如下观点:指标体系不应太复杂, 具体指标不能太多, 应当让医护人员一目了然;在目前的历史阶段, M医院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保生存、谋发展, 故经济指标权重应相对加强;绩效评价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 在未全面实行计算机管理前, 相关指标应当是可取、 可计算、 可评价; 科研、教学等方面因相关部门另有专门的考评方案, 暂不纳入本次绩效评价方案。

3.2 指标体系

根据专家讨论结果, M医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效率效益方面和安全质量方面。各项指标总分共计100分, 其中效率效益指标占70分, 安全质量指标占30分。若相关科室经营管理优秀, 得分可以超过100分。M医院医疗科室绩效考评指标包含效率效益指标和安全质量指标。效率效益指标:总收入增长率、核算收入增长率各15分, 工作量增长率20分, 支出降低率、平均住院日降低率各10分。安全质量指标: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各10分, 药占比6分, 病人满意度、其他各2分。M医院医技科室绩效考评指标包含效率效益指标和质量安全指标。效率效益指标:总收入增长率、核算收入增长率各15分, 支出降低率、固定资产收益率各10分, 人均劳动效率增长率20分。质量安全指标:诊断合格率、门诊报告及时率各10分, 病人满意度、其他各5分。

4 绩效评价体系的实施和效果

4.1 实施

M医院在确定绩效考评体系后, 首先召开临时职工代表大会, 报职工代表表决通过, 然后由绩效管理部门在具体实施前对相关科室的主任、护士长、经管人员进行培训。在实施过程中, 将评价结果逐月向各科室反馈, 帮助各科室发现问题、寻找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4.2 效果

在绩效评价体系实施半年后, M医院绩效管理部门对各科室进行问卷调查, 有9 7 % 的被调查者表示:通过考评指标体系, 能很好地理解医院总体战略方向, 清楚了解本科室在经营上的优势和劣势, 借助指标体系的指引, 对科室今后的经营思路更加清晰。

自绩效考评体系实施2年半以来, 在门诊接诊量超过门诊楼原设计指标近10倍、住院床位使用率一直维持在100%以上的情况下, M医院业务收入仍保持了年均23%的增长速度, 平均住院天数下降到9.1天, 医疗质量持续提高, 顺利通过省卫生厅、国家卫计委组织的三级甲等医院资格复审工作, 基本达到当初设计目的。

参考文献

[1]陈校云, 姚树坤.基于可比性的医院绩效评价体系初探[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0, 26 (6) :401-404.

[2]陈万春, 曹书杰.公立医院绩效管理办法与测评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2007, 26 (1) :72-74.

[3]柳萍, 赵苗苗.医院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中国医院管理, 2013, 33 (1) :69-70.

[4]杨智勇, 王小万, 李慧萍, 等.对某三级甲等医院医师工作量与绩效的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 2007, 26 (4) :65-67.

以营利为目的 篇5

一、Markain品牌的含义：Market + gain，把握市场需求才能收获。

LOGO的含义：蓝色代表海洋，白色条纹为帆的造型，以45度角往上，说明我们对这一品牌的最美好祝愿和期望。

二、企业营销的使命：

1、我们是专业从事海洋深加工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因为：

⑴海洋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

⑵青岛海产品有天然的品牌优势，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⑶在胶南海产品干货货源充足；

⑷我们的工厂就是我们宣传的资本；

总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立足海产品，做好海洋的文章。先有市场，再有工厂；谁掌握通路，谁就有市场；品牌为龙头，产品是内容；

2、如何营销：

⑴深加工海产品国内市场现状：品牌概念没有形成；价格低，批发市场销售为主，贸易公司主导性；热销海产品以冻鲜品为主；

⑵我们的机会：打品牌，以高附加值海参产品、保健品为盈利点，以量大的虾皮、海米、烤虾、牡蛎肉为促销点，吸引顾客眼球，以低促高；

3、我们的手段：

⑴打品牌最好的方式：广告、公共宣传、商超、专卖店；

⑵我们以开专卖店为主，进商超为辅，以邀请合作代理商做广告为契机，进行广告和公共宣传；

⑶在胶南模仿开一个旗舰专卖店，打出咱们自己的品牌，这是推广山东市场的样板店；

⑷必须进一家超市，推广我们的品牌，本地没有知名度的企业就无法占领本省市场；

⑸专卖店销售策略：高价品打品牌，低价品促销量，外埠离胶南市场近的可以提供冻鲜品，直接从养殖场收，我们直接送到县的经销代理商那里；

⑹以提供鲜品、低价散货为诱饵，一个县找一个大的经销代理商，要求必须进一个超市，必须是我们的专卖店；我们可以提供广告和宣传支持；

⑺尽快找寻我们合适的供货渠道，散货质量可以低一点，但品牌产品必须保证质量；

⑻公司必须有销售的经营范围或单独注册一个贸易公司；

⑼聘几个海产品采购和销售人员，销售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发展我们的外地经销商，是专业的市场监督员，我和张经理负责对他们管理；

以公正解决纠纷为民事诉讼目的 篇6

关键词：民事诉讼目的；研究困境；公正解决纠纷

近几年，民事诉讼领域更倾向于讨论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病，如何借鉴国外民事诉讼制度的先进成果，关注的焦点集中在 “实用性”更强的问题上，而包括诉权、民事诉讼目的在内的抽象理论研究又再次陷入沉寂。难道真如高桥宏志所认为的“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议论，对于促使人们考察民事诉讼法学说的前后一致性，认识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作用，但民事诉讼目的论太过抽象，亦无明确的优劣基础，与其对此争论不休，倒不如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讨论更现实、更具体的问题上去”？搁置说的提出，预示着目的论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如何使民事诉讼目的理论真正成为立法上或诠释上设计新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指导，仍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否则，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将失去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一、民事诉讼目的论困境分析

对于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困境分析，必须以梳理既有研究为起点。在梳理之前，需要明确的一个观点是民事诉讼目的论多种多样，每一种民事诉讼目的论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民事诉讼目的论都具有符合现实发展状况的合理性。

（一）既有研究梳理

在国外，德国和日本是最早把民事诉讼目的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的国家。在这两个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尤以私法权利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及权利保障说影响最大。英美法系则以程序保障说影响最为广泛。

1.私法权利保护说

该说又叫“权利保护说”，十九世纪初期出现了该说，该说一直以来都在德国占据通说地位。该说的主要观点是，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原因是反对私力救济，并由国家审判机关——法院依照客观实体法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予以保护。权利保护说把实现实体法规范作为其最终目标，并且它从实体法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实体权利。

2.私法秩序维持说

该说又称为“维护法律秩序说”，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是在批判“权利保护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奥斯加·标罗和狄骥是该说的主要代表人物。该说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不在于维护某个当事人的私法权利，而在于满足社会整体的现实需要。国家制定私法制度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调整私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必须借助民事诉讼制度来有效维护这种私法秩序。尽管民事诉讼制度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私法权利的作用，但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者而言，维持社会现存的私法秩序才是其根本目的。

3.纠纷解决说

日本学者兼子一教授是该说的创立者，该说从二战后出现一直到今天，始终在日本占据通说地位，兼子一通过对“私法秩序维持说”进行批判，逐步建立起纠纷解决说。兼子一认为，民事诉讼是以解决纠纷为其出发点，而不是以对原有实体权利的确认为出发点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些纠纷如果以和解、调解等诉讼以外的方式来解决，结果必然是不能达到妥善的效果，必须借助国家强制力——民事诉讼来有效解决这样一些比较棘手的纠纷，这也体现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最核心意义之所在。故而，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4.程序保障说

英美法系对民事诉讼目的研究比较少。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民事诉讼目的学说是程序保障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可以视为该说的鼻祖。该说是以“正当程序”（Due process）这个观念作为基点来探究民事诉讼目的。该说认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不在于其结果是正当的，而在于其程序是正当的。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其实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既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又能实现各种程序权利。该说还指出，法院不应该把诉讼过程仅仅看作是判决或和解的必经阶段，而应把这一过程本身作为诉讼自身应有的目的来把握。

5.权利保障说

日本学者竹下守夫于1994年提出了权利保障说，他是从民事诉讼与宪法中司法的作用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推导出民事诉讼的目的。竹下守夫认为，依据宪法观念，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实则是行使司法权的过程。司法的最重要作用就在于保障国民权利，而国民权利是由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所制定并认可的。故而，保障以实质性的利益及价值为全部内容的实质权就是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该说认为其与私法权利保护说是有一定区别的，表现在民事诉讼保障的是实质权，但这种实质权却又不包含请求权。请求权与实质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请求权只是实质权的一种救济手段，不需要借助诉讼来保护之。权利保障说的实质就是对实现实体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实质私权）的保障，把贯彻执行实体法作为诉讼的主要目的。

（二）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

在对民事诉讼目的论既有研究进行一番细致梳理后，笔者得出了造成民事诉讼目的论研究陷入当下困境的原因，一是不适应时代发展，二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时期民事诉讼目的论的时代局限性

每一种民事诉讼目的学说都是在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私法权利保护说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度膨胀的现实，满足了资产阶级对于法的安定性的要求。私法秩序维持说则深刻地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需要，个人主义被抑制，社会本位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法的社会妥当性，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纠纷解决说的产生则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快速处理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程序保障说则反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对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追求。这些民事诉讼目的论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才得到了发展。但今时不同往日，過去的民事诉讼目的学说与当今的时代条件可以说是不相适应的。历史时代条件的变化必然要求重新考虑定位民事诉讼目的。

2.单向度考虑民事诉讼目的

对各种民事诉讼目的说的梳理，让笔者发现大多数民事诉讼目的说都只是从单向度考虑民事诉讼目的，要么是绝对地从当事人角度思考民事诉讼目的，要么是单纯仅仅抓住国家制定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来讨论民事诉讼目的。例如，私法秩序维持说就是典型的以国家角度为单一视角来讨论民事诉讼目的。由于国家制定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处于混乱状态的私法秩序，所以民事诉讼目的是维持私法秩序。再如，私法权利保护说是单纯从当事人角度入手得出民事诉讼目的的典型。个人主义的膨胀让人们关注私有权利，进入诉讼的人们是为了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利，因此，民事诉讼目的被定位为保护私法权利。民事诉讼的主体是当事人和法院，而法院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考虑民事诉讼目的应从两个主体着手。

3.将民事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混同

纠纷解决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将民事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混为一谈，未能充分揭示出民事诉讼最鲜明的本质特征。现代社会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决纠纷体系的，这个解纷体系不是只有民事诉讼一种方式，还包括社会调解、民商事仲裁、纠纷主体自行和解、行政机关裁决等。不难发现，这些解纷方式与民事诉讼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解决纠纷。但民事诉讼确是不同于其他的解纷方式的，它有其自己的本质特征。若是仅仅将民事诉讼目的定位于解决纠纷，恐怕民事诉讼自己都不能认同。我们讨论的民事诉讼目的是体现民事诉讼自身本质特征的目的，而不是一般解纷体系都具有的共性特点。

4.将目的与手段混淆

将程序保障作为民事诉讼目的实则将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目的属于哲学范畴，是指人们进行一定行为所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个理想目标，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手段。人们创造和使用手段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目的决定手段”。因此，目的与手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将其视为一体，必须将二者区别开来。民事诉讼实现目的的手段就在于它有诉讼程序，诉讼程序保障了民事诉讼顺利进行，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故此，程序保障是民事诉讼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而非民事诉讼目的本身。

二、民事诉讼目的的定位

对民事诉讼目的论研究困境的分析是为了更好地定位民事诉讼目的。在知晓了既往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笔者将改正这些缺陷，沿着正确的研究路径定位民事诉讼目的。

（一）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研究进路

结合上文总结的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点，笔者认为对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条件：

1.当前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

当前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得交往方式更加多元，而频繁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冲突。与以往熟人社会里大家不愿使用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相比，今天的人们具有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人们更倾向于用诉讼方式解决冲突与纠纷。大量民事纠纷涌向法院，等待通过民事诉讼得以有效解决。并且考虑到人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纠纷不仅要得到解决，还必须得到人们的接受、认同和信任。

2.当事人利用民事诉讼的目的与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

一个同样的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作用，主体利用客体的目的也可能大不相同。同理，要考虑民事诉讼的目的，不能不考虑民事诉讼的主体利用民事诉讼的目的。民事诉讼主体主要包括当事人和法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代表了国家，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通过法院进行审判实现的。民事诉讼目的的确定必须综合考虑当事人利用民事诉讼的目的和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

3.民事诉讼不同于其他解纷方式的本质特征

要准确定位民事诉讼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功能，就必须找出民事诉讼与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其他解纷方式有何不同之处。概括说来，民事诉讼的特征有：

（1）强制性。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比较侧重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诉讼不同于此类解纷方式，更加强调强制性。因为诉讼的实质就在于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来解决民事纠纷。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都表现了诉讼的强制性，且裁判阶段和执行阶段表现最为明显。

（2）终局性。民事诉讼的终局性表现在判决的既判力排除当事人再次争议的范围。

（3）程序性。民事诉讼的整个程序运行对诉讼结果具有不可逆转的效力，这体现民事诉讼的一个鲜明特征——具有强制性及终局性，故此，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民事诉讼对程序保障的要求就更加严苛。

（4）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的价值评价。法官根据法律和程序规则对案件作出判断的这一过程，实则为法律评价纠纷解决的过程。而这一评价过程与结果的合法性标准包括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基本价值取向。

（5）体现国家意志。民事诉讼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诉讼中，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就是国家意志集中体现的过程。

由民事诉讼的这些特征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就在于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更追求公正，不仅是程序公正，还包括实体公正。

（二）民事诉讼目的的定位——公正解决纠纷

沿着上述研究进路，笔者开始对民事诉讼目的进行准确定位，具体如下：

1.站在当事人和国家利用民事诉讼目的的交叉点上

当事人选择和使用民事诉讼的目的包含有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直接目的则是解决纠纷。国家设立和运用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也包含有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国家治理，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直接目的则是解决纠纷。虽然当事人和国家利用民事诉讼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直接目的却是相同的——解决纠纷是当事人和国家共同的目的。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必须以审判权和请求权的结合为契机，也必须以一个统一的目的来融合审判权与请求权所追求的目的。因此，将民事诉讼的一般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可以说是比较恰当的。

2.突出民事诉讼制度不同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

一般来说，社会纠纷解决体系是很多元的，包含有诉讼、纠纷主体的自行和解、社会调解、民商事仲裁、行政机关的调解与裁决等。民事诉讼只是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一员。在不同的社会时代条件下，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具有不同的作用。在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加剧转型的影响下，人们愈发倾向使用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且呈现居高不下的数据状态，这都表明诉讼已经是当今解决社会纠纷的主要手段。相比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民事诉讼更强调其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国家特别强调诉讼的公正性，因而诉讼制度可以替代甚或是直接排除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解决纠纷。这种公正性不仅包括过程公正，还包括结果公正。

以营利为目的 篇7

(一) 市场环境的分析

市场环境的分析可以从它的一般环境、市场状态、受益者、竞争者以及其他人群来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 把握组织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般环境主要是指直接和间接影响组织活动和发展的各种因素, 包括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对于S协会来说, 它的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于其发挥着政府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更多的职能将会下放到该协会中;同时, 作为其发展的外部环境,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也促进了该协会的进一步发展。

市场状态, 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及其服务的主要场所或空间。S协会主要开展的活动是针对我省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养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这其中包括构建我省社会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框架, 开展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的试点工作等。

S协会的受益者的覆盖范围很广, 但主要还是以老年群体为主。该协会也注重加强行业间的交流、沟通, 通过积极参加行业活动, 增进行业间的合作, 不断探索创新养老事业发展的新思路, 从而开拓具有本地特点、符合市场需求的养老模式。同时, 由于非营利组织提供具有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公共物品, S协会在市场上也得到了相关志愿者、资助者、专业团体、政府各级机构等的帮助。

(二) 内部条件的分析

首先, 要明确组织的宗旨。宗旨是非营利组织的灵魂, 它明确地界定了一个组织的受益者群体及其利益和需要, 规定了组织如何去满足这些利益和要求。S协会的宗旨就是为全省的社会福利行业服务, 发挥政府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用科学的理念和指导思想, 引领全省养老福利事业朝着高标准、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创造出属于自己协会的独有的品牌, 让更多的老年群体受益。

其次, 是关于组织的资源, 其资源不仅在于组织的财力、人力、物力、信息, 也包括技术、经验、管理、竞争策略, 以及组织的学习或模仿的能力、凝聚力等。作为组织的资源的链接和整合, 主要体现在它的服务项目———中央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我省养老服务机构安装无线呼叫系统,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使14000名养老机构中的老人受益, 这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其组织和行业内的资源。

二、L省S协会的品牌营销的应对策略

(一) 组织形象的塑造

在组织形象中, 品牌形象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组织形象是人们所具有的信念、观点及印象的一组集合, 它反映了组织外部对该组织的服务质量及其他方面的看法和总体性评价。一般而言, 拥有良好组织形象的非营利组织通常经营良好, 有自己的品牌形象, 也很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S协会自成立以来, 拥有自己的协会章程、行业守则、选举办法、工作规划等, 也得到了各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同时, 该协会的工作也是一项公益性、专业性、民间性的行为, 特别关注养老事业的发展, 它的服务的理念和服务宗旨, 尤其注重对养老事业的关注和投入, 从而正面地树立了其品牌的意识和理念。另外, 对于S协会来说, 它也开展了积极有效的营销策略, 包括网站和平面杂志的广泛宣传, 树立了该组织的良好的形象。

(二) 积极的营销沟通策略

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来看, 利用媒体进行公共沟通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媒体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对外宣传, 对于自己品牌的构建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其中, 不仅仅包括宣传组织自身, 也包括宣传它的服务内容, 从而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

S协会的首要工作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逐步建立起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构建生活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框架时, 在品牌营销沟通方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其组织理念的提炼, 这就体现在该协会的奋斗目标“让所有老人有质量的生存、有尊严的老人老去”。同时, 该协会的宣传平台, 即杂志以及网络媒体的宣传, 也大大提升了其组织的管理水平, 明确了其服务宗旨和目标, 有效地实现了与社会的沟通。

(三) 公关活动的开展

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成功, 部分地也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举办强大的公关活动。通过这种公关活动的开展, 一方面, 非营利组织可以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潜在客户;另一方面, 可以获得相关的新闻报道。

S协会在去年正式启动了一个有关助老工程的活动项目, 该活动的第一个项目即为养老机构、社区购置康复医疗设备。为了做好这项工作, 该协会做了非常详细的前期的需求调查, 制定出采购和分配方案, 完成了设备的采购,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设备分配的过程中, 突出了民办, 兼顾国办的特点;同时, 注重实效, 按需分配, 避免重复和浪费的现象。为了宣传该协会的工作, S协会在网站管理和杂志更新上也不断创新, 通过一些志愿者的招募, 扩大其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运用SWOT分析法对L省S协会的品牌营销战略进行分析

SWOT分析法最早由Learfled等人于1965年提出, 是一种企业内部分析方法, 即根据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 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其中, S代表strength (优势) , W代表weakness (弱势) , O代opportunity (机会) , T代表threat (威胁) , S、W是内部因素, O、T是外部因素。

首先, 从它的优势资源来说, S协会通过网络和平面杂志的作用, 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养老服务宣传的平台, 扩大了其养老信息的覆盖面, 体现了该协会的宗旨, 为全省的社会福利行业服务, 发挥政府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其次, 从它的弱势资源来说, 在志愿者的这一部分, 其宣传方式相对来说较单一;在财力上, 资金募集的渠道也比较窄, 筹集资金的方式也比较困难;在人力安排上, 从该协会的人员组成来说, 分为离退休人员和社会招聘两部分, 人员数量上还略显单薄。再者, 从它的机遇条件来说, S协会的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于政府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具有公益性、专业性和民间性的组织行为特征, 同时,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也促进了该福利协会的进一步发展, 这对于其塑造其良好的组织品牌形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 从它的威胁因素来分析, S协会主要是为老年人群体提供相关的服务活动, 由于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该协会如何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其协会特色的服务, 以及与同行业者如何进行良性竞争, 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 非营利组织在全球化的“结社革命”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各类非营利组织在世界各国纷纷出现。以L省S协会为例, 拟从其实施品牌影响力的策略性营销的内外环境以及其应对策略进行分析, 并且运用SWOT分析法做相关的阐释。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品牌,营销战略

参考文献

[1]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4.

[2]李晓明.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9) :147-153.

以营利为目的 篇8

1.1 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NPO) , 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非营利组织以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帮助政府解决一些边缘问题为宗旨。在公共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体现在促进政府职能向宏观与多元管理转变、增进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趋势等多面, 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范围涉及社会生活各领域。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决定了它对社会领域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复杂多样的。为此, 有必要对其公共责任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明确其责任及合理践行, 来积极引导正面影响。

1.2 公共责任

公共责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NPO的公共责任主要在于“公共利益与公共信任的维护[1]”, 包括管理公共资源、揭示公共信息、遵守、监督法律或信托责任、募款的号召与响应等。公共责任是透过清楚的法规命令和正式的程序、监督与强制来达成,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是通过遵守明确的法规命令等正式机制的使用, 避免违法和不当行为, 以及对财务进行完善的管理。非营利组织着力关注公共责任问题, 其目的无非是希望藉由更周全的公共责任方式确保组织使命与公益性的达成, 以获取公众的信心与信任。

2 中国红十字会承担的公共责任及问题分析

2.1 中国红十字会公共责任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重在“公共利益与公共信任的维持”, 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公共利益, 这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价值首要处理的问题, 其根本是为更好地维护人们的公共利益, 多角度、全面地实现最大公共利益;二是公共信任, 这是非营利组织实现其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 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必须要有一定的力量支持, 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其社会影响来实现的, 而公共信任是这所有的关键, 只有获得公共信任, 非营利组织才能够发挥效用。三是公共利益与公共信任维持协调, 即在公共信任支持的基础之上努力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 以二者的协调维持来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

总体上说, 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管理较为体系化、制度化;内部分工较为明确, 设有直属机关纪委和党委、联络部、组织宣传部、筹资与财务部、赈济救护部、办公室等多部门, 并承担相应的职责。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其价值的实现, 如基金管理使用和预算执行不力、他人的恶意冒充和假借炒作等, 这都体现了作为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责任方面的缺失。

2.2 公共责任缺失

公共责任出现的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从非营利组织自身性质即非营利、慈善的角度来说, 慈善组织能力的不充分, 慈善的特殊性、父权性、业余性, 同时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低下, 发展空间不足, 非营利组织自身性质定位不明确, 不当营利行为严重;从自律角度来看, 非营利组织内部自律机制缺失, 具体体现在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自身缺乏自律与自我约束, 非营利组织缺乏道德驱动上的自律, 非营利组织的自律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从外在制约角度来看, 政府及相应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法律规制存在不完善之处, 同时缺乏适当的行业间互律, 社会监督与环境约束在一些方面没能有效的发挥作用, 社会舆论环境复杂等。以上种种不利因素, 都导致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恶性问题时有发生, 但主要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对公共责任的认识及实践不足, 因公共责任的内容也涉及到了畅通公共信息渠道、合理利用和管理公共资源等, 各部分需求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导致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不健全, 目标不明确。[2]与此同时,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主体之一, 在实践过程中, 往往会因缺乏相应的监控机制, 导致不能很好执行公共责任。其后果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 打击社会公众的信念, 最终导致自身公信力的丧失。

3 公共责任机制的完善对策

3.1 完善其对公共责任的认识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所涉及的相关人员除社会公众外, 主要是非营利组织本身及其利益相关者。为实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合理化, 非营利组织本身有其相应宗旨、目标、章程的约束, 明确其主观、客观责任及其所负的责任对象的具体责任, 如对政府的责任、对其内部人员的责任, 对社会服务对象的责任等以及其组织内部各部门相应的责任;同时要明确并划分非营利组织的责任权限, 包括财物责任、进程责任、方案责任等方面。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 非营利组织应意识到其公共责任是对社会公众的责任, 其使命责任来源于公共社会, 它的责任具更多的应答性、解释性、被制裁性等。[4]通过组织本身与外在其他主体的协同作用, 来明确其责任, 为合理实践其公共责任奠定基础。

3.2 积极合理推进其公共责任的实现

公共责任是透过清楚的法规命令和正式的程序、监督与强制来达成的。为更好地实现公共责任, 非营利组织需要适当进行自律与他律。具体来说:一是建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督, 包括非营利组织主体资格制度、非营利组织财务规制、非营利组织税收规制、非营利组织不公平竞争规制等以及政府的监督规制;二是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与自律机制, 可进一步分为行业自律和组织内部的监督机制;三是进行社会监督与环境约束, 包括资助者的监督, 由第三方独立进行的审计和鉴定, 舆论监督等社会环境多角度的监督约束。[5]

监督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对红十字会财务活动的监督, 包括对红十字会财务管理和收支的监督, 以促使财务管理的规范化, 充分发挥公益资金利用率, 保证社会效益, 体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廉洁性;二是对中国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的监督, 包括对专兼职员工、会员和志愿者等组织各类人员的配置、素质、行为等多方面的监督, 以合理用人, 通过人员的合理化来推动组织自身的合理化。此外, 应积极地宣扬其作为慈善公益组织的内在价值与意义, 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公共氛围, 完善促进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激励机制, 使社会公众对慈善、对公益及其组织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 并积极活跃地参与公益活动;积极拓宽接触领域, 使组织的公益活动渗透到各角落, 便于公众从基层广泛、便捷、直接的参与慈善行为。

摘要：非营利组织, 是联结协调社会各方关系利益的纽带, 是社会公共部门的必要补充。作为第三部门组织, 在公共事务管理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益开放自由多元的背景下, 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目前, 公共管理不当事件时有发生,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 笔者以中国红十字会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问题及相应对策, 是实现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社会领域效用价值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问题,中国红十字会

参考文献

[1]陈晓春, 张娟.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共责任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7 (12) :78-80.[1]陈晓春, 张娟.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共责任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7 (12)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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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洪武.论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及责任治理[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 (5) :64-68.[6]张洪武.论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及责任治理[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 (5)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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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琳.我国红十字会监督内容浅析[J].学术探讨.2011 (2) :214-215.[8]陆琳.我国红十字会监督内容浅析[J].学术探讨.2011 (2) :214-215.

以营利为目的 篇9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最为普遍的界定是:限制其净利润分配给任何监督管理经营的成员、董事或经理的组织。Hansmxm(1980)在先前的研究中提到,“不分配盈余”是非营利组织的最重要的标志。在我国,公募基金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捐资旨在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组织,其在教育、医疗、科学研发、社会进步等诸多方面给与政府支持。2004年2月1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该条例的颁布规范了基金会的组织活动,维护了基金会、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会议提出对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应格外重视公众募捐的政府监管力度和强制性的定期信息披露制度。

二、理论基础

本文是在收集8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披露信息的基础上,了解了现有的绩效评价方式,找出了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为探究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

(一)现有绩效评价方式

在我国,由于非营利组织兴起较晚,其现有的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目前我国对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方式主要局限在外聘专家、内部自我评价、国际组织专业评价这三大类。

1.聘任外部专家对公募基金会的组织绩效进行评价。利用外部专家进行评估的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内部员工自评出现的徇私舞弊或者贪污腐败等现象,虽然存在评估费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弊端,但该类评估方式深受公众认可。

2.组织内部的自我评价。公募基金会组织自身进行自我绩效评价的优势在于评价人员对组织的基本情况十分了解,并且评价费用成本相对较低,但仅仅通过访谈对组织进行绩效评价往往受到主观因素影响,其评价结果很难有说服力,缺乏客观公允性,容易滋生组织内部高管的贪腐。

3.国际组织专业评价。此类绩效评价方式往往适用于评价规模较大的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扶贫机构、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国际科技研发组织等,其对各国的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进行绩效评价虽然是国际上较为认可和权威的方式,但存在文化背景差异、双方了解不深入、货币兑换不便等缺陷。

(二)当前绩效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及缺陷

在全面了解我国公募基金会现有的绩效评价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积极吸取国外的管理经验,但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并受我国国情的限制,总体上看,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体系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缺乏专业的法律法规。我国有关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法律制度是造成其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的根本原因,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除了经过正规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事业单位内部登记许可之外,还有相当高比例的组织尚未进行正规的备案。

2.绩效评价活动流于形式。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外部聘任专家进行组织绩效评估的成本又相对较高,且诸多公募基金组织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其组织性质和内部管理模式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组织绩效评价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利用绩效评价的结果,浪费评价成本和组织进步的机会。

3.绩效评价方式单一。目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方式只停留在每年的定期年审,评价的方式也局限于财务经济方面的审核评估,缺少对组织的社会影响和公众信誉度等软实力的评估。我国对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评价方式尚未与科技接轨,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评价模式可以帮助组织广泛的征集公众的意见,其反馈和扩散能力远远优于现有传统的专家评价的效率。

三、基于德尔菲法规范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为保证咨询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拟遴选30位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或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其中公募基金会负责人2人,公募基金会管理人员12人,理事会成员5人,公募基金会基层员工11人。采用Liker五分等级量表对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量表进行打分,并针对问卷调查的评分结果,采用“界值法”对两轮指标的专家咨询得分进行筛选,从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一)专家基本情况与积极系数分析

1.专家基本情况分析。针对本次研究进行的两轮问卷调查所涉及的专家的基本情况从年龄层分布来看,两轮问卷咨询的专家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均达到65%以上;学历方面超过85%的专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职称方面,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人数占总人数的50%以上。由此本文所咨询的专家符合该研究的基本要求。

2.专家的积极系数情况分析。本文基于两轮“德尔菲”的专家调查。每轮共发放问卷30份,第一轮问卷回收26份,问卷回收率达到87%;第二轮问卷回收了23份,回收率77%。两轮回收的全部问卷均属于有效问卷。由于两轮调查的回收率均较高,反映出专家积极系数较高。

(二)第一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

在第一轮的专家调查中,通过分发问卷使每位专家对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回收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后,计算出每个指标的算术均数、满分频数以及变异系数。根据前述的指标筛选原则以及上述的统计数据,对指标进行了筛选和修订:

在两个一级指标中,其算数均数、满分频数以及变异系数都符合要求,在调查问卷中没有专家填写剔除或者修订意见。统计结果表明专家对这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意见一致性较高。

在11个二级指标中,原“政府支持”指标,不符合算数均数与满分频数的筛选原则。部分专家的意见是“此指标表述不准确”,对此,经过研究讨论将该指标修改为“政府扶持”。原“客户绩效”指标不符合三项判断标准的要求,结合专家意见,将其修改为“捐助人绩效”。对于该定义解释为“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中捐助人贡献及对其组织的满意度”。

在82个三级指标中,原“理事会成员任期”、“组织知名度”指标三项均不符合三项判断标准的要求,结合专家意见,决定将其删掉。原“受助人对员工、组织的满意度”指标的三项评判标准均不符合要求,结合专家的意见,决定将其修改为“员工的工作质量”指标。该指标解释为“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成员对受助人的服务质量的好坏程度”,并将原来二级指标“社会服务”中的“受助人对员工、组织的满意度”指标调整到“员工工作质量,隶属于二级指标“人力资源”下。

根据以上筛选和修改意见,评价指标体系调整为2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80个三级指标构成。

(三)第二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

针对第一轮专家调查的意见,对初始量表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指标修订后发放了第二轮问卷,进行专家咨询。根据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用前述界值法并结合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改。筛选指标的界值表如下表所示:

在第二轮的专家评分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一级指标均满足界值要求,表明两轮专家咨询的结果基本一致。对于二级指标,原“人力资源”指标三个界值要求均不满足,部分专家意见为“该指标表述不准确”。在结合专家意见进行讨论之后,决定将其修改为“人力情况”,其指标的内容不变。三级指标中,只有个别指标不满足三个界值条件中的某一项,为避免剔除重要指标,以谨慎性科学性为原则,经过专家的讨论决定保留原指标,不做修改。

(四)指标体系的确定

通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可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专家积极系数方面:两轮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87%和77%。(2)在专家权威程度方面,两轮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12,,0725均高于0.7。(3)在专家协调程度方面,肯德尔和谐系数两轮的计算结果分别是0.82116和0.8486均高于0.8,且第二轮的和谐系数高于第一轮,由此说明专家意见的一致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该和谐系数也通过了卡方检验。综上,得出了修订后的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2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80个三级指标,具体如下(表3-1,表3-2):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通过大量整理文献初步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使用“德尔菲”专家调查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订,最终确定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深入探究我国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水平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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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克高,陈晓春.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评价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3):148-150.

以营利为目的 篇10

一、构建“自下而上”的精读模式,为英语写作奠定基础

精读是促进语言意义化的最基本的阅读方式,其主要功能是让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的文本内容。精读教学要求以基本的课堂教学为基点,以识别和运用文章中的词汇、语句为重要目标。

“自下而上”的精读模式主张学生首先对阅读材料进行阅读,从英语语言符号的辨识与破译开始,并针对文本材料的整体进行信息加工和整理,在对信息的组合与信息数据的运用中逐步完成词汇、语句、段落直至整个篇章的领悟与把握。在这种以直线式进行的阅读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学生解决语言知识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自下而上”的精读模式是学生语言知识的应用过程,是实现学生由阅读转化为写作的基础。英语精读教学从起始阶段就要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主动词汇,才能够更好地去运用词汇,这也是我们英语精读的目的之一。有必要提出的是,在精读的环节中,特别不能忽视对文中小词的关注,因为有时候恰恰是一个不经意的小词揭示了文本与作者的真实意图。

二、提供促使学生主动泛读的材料,为英语写作拓展资源

所谓泛读,就是广泛性阅读,强调阅读的整体理解与速度。如果说精读是属于“基础性”的信息输入过程,那么泛读则是这种“基础性”信息的发展、延伸和拓展。随着学生英语学习的不断进展,英语精读的“基础性”功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了,尤其对于学生写作所需信息量的提升更是如此,这就势必要开展延伸性、拓展性的泛读教学,以便帮助学生实现对长篇文章信息的编码识别、破译与意义的掌握。

泛读的意义在于主动性,因为学生只有主动阅读,才能对自己喜爱的篇章或者经典之作进行积极的分析揣摩,关注文章遣词造句的艺术,熟知更多的词汇、语法、句型等文本中的知识信息,并把这些知识与信息尝试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

学生的主动阅读来源于对作品的兴趣。教师在选择阅读材料的时候应根据学生的情况,尽量选择多样化的阅读题材,体现出趣味。篇章的语言应丰富而优美,主题鲜明,耐人寻味。一旦学生对文章认可,其兴趣自然而生,他们也就会如海绵吸水一般吸收大量信息,通过广泛阅读丰富写作储备。这既奠定了写作基础,也为成功的写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三、推动纵深阅读,为英语写作的完善提供进一步支持

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是英语写作的主要特征。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即词汇和语法不够全面的基础阶段、对英语语言词汇和语法基本掌握并能简单表达思想的语言和内容并存阶段、以内容为主的完善的写作阶段。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达到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不仅能熟练掌握语言词汇和语法,而且能表达出复杂的思想,此时学生的语言已经不是主要障碍,如何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则是重点,他们所关注的是文章的选材、篇章的组织等。为了帮助学生达到写作的第三个阶段,推动阅读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下面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是注重跨文化语言特征内容的阅读。分析汉语与英语文化差异下语言表达的不同,为英语写作提供跨文化语言知识的支持。比如,由于文化差异,西方人一般面对对方的称赞都是欣然接受并作出感谢的回答,如对“You are a beautiful girl”等称赞语都是以“Thank you”等作答,而中国人往往表达谦虚而作淡化或否定回答,如“哪里”、“不敢当”等。学生在阅读英语文章的时候要跳出原有的思维,换一种心态。

其次是注重文章结构性内容的阅读。阅读的同时了解文章写作的规范要求和模式,掌握各种文体的表达方法、写作结构,以便在这基础上识别阅读的方法,如根据说明文、议论文等文体的不同确定哪些段落需要细读,哪些段落需要略读等。

再次是注重篇章的思想性阅读。任何一篇文章都体现作者的思想,在阅读中应引导学生用心关注体现篇章风格的用词、措辞,揭示文本含义的修辞手段等,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样有利于写作能力的提高。

总之,在以读促写的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既要遵循精读、泛读的阅读规律,又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展开纵深阅读,逐步实现英语写作能力的全面提升。

摘要：英语阅读和写作是英语学习中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两个必要阶段,良好的信息输入为写作这个信息输出活动提供条件。教师通过构建“自下而上”的精读模式,提供促使学生主动泛读的材料和推动纵深阅读,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关键词：英语阅读,英语写作,以读促写

注释

以营利为目的 篇11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资产评估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是指注册资产评估师基于企业会计准则或相关会计核算、披露要求，运用评估技术，对财务报告中各类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或特定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

第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本指南。

第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参照本指南执行以下与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相关的其他业务，主要包括：

（一）开展与价值估算相关的议定程序，以协助企业判断与资产和负债价值相关的参数、特征等，主要包括：

1.估算或测算资产的复原或更新重置成本；

2.协助企业判断、确定资产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实物状态、质量等参数、特征，以及验证资产的真实存在性；

3.协助企业确定、判断资产获利能力和预测资产的未来收益；

4.执行与负债价值有关的议定程序。

（二）协助企业管理层对能否持续可靠地取得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五条 出具以财务报告为目的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应当具有财政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第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勤勉尽责，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避免出现对评估结论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质性疏漏，不得以预先设定的价值作为评估结论。

第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独立开展评估业务，独立进行分析、估算并形成专业意见，不受任何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影响。

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业务助理人员和外聘专家应当与委托方、其他相关当事方无利害关系。

第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理解相关会计准则的概念和原则，知晓会计准则涉及的概念、原则与资产评估准则涉及的相关概念、原则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经过专门的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胜任所执行的评估业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关注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的复杂性，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审慎考虑是否有能力承接。

第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由所在评估机构出具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当评估程序或条件受到限制，注册资产评估师无法确信评估结论的合理性，不得出具评估报告，并应当提醒委托方关注公允价值或会计准则涉及的特定价值计量的可靠性。

第十条 由于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的修改，导致在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时无法完全遵守本指南的要求，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进行说明。

第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与企业和执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必要的沟通，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并充分理解会计准则或相关会计核算、披露的具体要求。

第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提醒委托方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合理确定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可以是资产负债表日、购买日、减值测试日、首次执行日等。

第十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获取充分信息，并进行审慎分析，确信信息来源是可靠和适当的。

第十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确定相关评估假设，并确信相关假设有合理的支持依据。

第十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可以聘请相关专家协助工作，但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信专家工作的合理性。

第十六条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以财务报告为目的下的公允价值或特定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应当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恰当使用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第三章 评估对象

第十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与委托方进行充分协商，明确评估对象，并充分考虑评估对象的法律、物理与经济等具体特征对评估业务的影响。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会计准则和委托方的要求，评估对象可以是各类单项资产、负债，也可以是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第十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关注会计准则中特定会计事项所对应的评估对象，应当从委托方取得评估对象的具体组成等详细资料，关注相关资产、负债在企业营运中的作用；并提请企业管理层按其经营意图以及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核算要求对有关资产、负债进行妥当的分类。

第十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在执行会计准则规定的合并对价分摊事项涉及的评估业务时，对应的评估对象应当是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该评估对象与被购买方企业价值评估所对应的对象不同。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关注各类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识别和计量。

第二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在执行会计准则规定的包括商誉在内的各类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评估业务时，对应的评估对象可能是单项资产，也可能是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其中，固定资产减值测试一般以资产组的形式出现；商誉减值测试主要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出现。

第二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在执行会计准则规定的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业务时，对应的评估对象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重点关注投资性房地产现有短期或长期租约对公允价值评估的影响，包括租期、租金收取方式以及约定租金相对于市场租金的差异等。

第二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关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是否以单项资产或资产组为计量单位、资产核算分类、混合金融工具是否分拆等重要影响事项。

第四章 价值类型

第二十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根据会计准则或相关会计核算与披露的具体要求、评估对象等相关条件明确价值类型，并对具体价值类型进行定义。

第二十四条 在符合会计准则计量属性规定的条件时，会计准则下的公允价值一般等同于资产评估准则下的市场价值；会计准则涉及的重置成本或净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或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现值或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计量属性，可以理解为相对应的评估价值类型。

第二十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协助企业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应当关注评估对象在减值测试日的可回收价值、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以及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可回收价值等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孰高者。在已确信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其中任何一项数值已超过所对应的账面价值，并通过减值测试的前提下，可以不必计算另一项数值。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在协助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应当知晓对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是基于特定实体现有管理模式下可能实现的收益。预测一般只考虑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内主要资产项目在简单维护下的剩余经济年限，即不考虑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内主要资产项目的改良或重置；资产组内资产项目于预测期末的变现净值应当纳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计算。

（三）注册资产评估师在协助计算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时，应当知晓会计准则允许直接以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或与评估对象相同或相类似资产在其活跃市场上反映的价格，作为计算公允价值的依据。

当不存在相关活跃市场或缺乏相关市场信息时，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企业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对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运营作出合理性决策，并适当地考虑相关资产或资产组内资产的有效配置、改良或重置的前提下提交的预测资料，参照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分析和计算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注册资产评估师计算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时，应当根据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合理估算相关处置费用。

第二十六条 净重置成本是指现在购买相同或相类似资产所需支付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预计金额减去体现相关贬值因素的预计金额，贬值因素主要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以及经济性贬值。

第五章 评估方法

第二十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和数据来源等相关条件，参照会计准则有关计量方法的规定，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及其他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第二十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参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关注所采用的评估数据，并知晓公允价值获取层级受评估方法的选择及评估数据来源的影响。

第二十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选择评估方法时应当与前期采用的评估方法保持一致。

如果前期采用的评估方法所依据的市场数据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再适用，或通过采用与前期不同的评估方法可使得评估结果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评估对象的公允价值或特定价值时，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变更评估方法。

第三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运用市场法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应当关注相关市场的活跃程度，从相关市场获得足够的交易案例或其他比较对象，判断其可比性、适用性和合理性，并尽可能选择最接近的、比较因素调整较少的交易案例或其他比较对象作为参照物。

第三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运用市场法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应当对参照物的比较因素进行比较，做出恰当、合理的调整，还应重点关注作为参照物的交易案例的交易背景、交易地点、交易市场、交易时间、交易条件、付款方式等因素。

第三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运用收益法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和应用条件，可以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增量收益折现法、节省许可费折现法、多期超额收益折现法等具体评估方法。

第三十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运用收益法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应当结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对收益法应用的有关规定，恰当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选择恰当的收益口径。

第三十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运用收益法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应当从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获取被评估对象的经营状况和相关收益的预测资料，按照会计与评估相关准则的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并应充分考虑未来各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概率及其影响，不得采用不合理的假设。

第三十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确信折现率与预期收益的口径保持一致。

第三十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运用成本法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应当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考虑评估对象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

会计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测试不适用成本法。

第三十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对于非以资产减值测试为目的且不存在相同或相类似资产活跃市场的，或不能可靠地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资产项目，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但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获取企业的承诺，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其评估结论仅在相关资产的评估值可以通过资产的未来运营得以全额回收的前提下成立。

第三十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时，应当对形成的各种初步价值结论进行分析，在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适当地评价、权衡各结果所在范围的合理性，并确定价值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第三十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相关经济合同上记载与资产或负债价值相关的金额不一定等同于该项资产或负债于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

第四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对评估对象价值估算的影响，并在相关评估过程中予以恰当的考虑和处理。

第六章 披露要求

第四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应当符合资产评估报告准则的要求。

第四十二条 评估报告应当包含必要信息，使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其中应当重点披露以下内容：

（一）评估对象的具体描述；

（二）价值类型的定义及其与会计准则或相关会计核算、披露要求的对应关系；

（三）评估方法的选择过程和依据；

（四）评估方法的具体运用，结合相关计算过程、评估参数等加以说明；

（五）关键性假设及前提；

（六）关键性评估参数的测算、逻辑推理、形成过程和相关评估数据的获取来源；

（七）对企业提供的财务等申报资料所做的重大或实质性调整。

第四十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在评估报告中披露评估结论所受到的限制，并提醒委托方关注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第四十四条 评估报告应当披露本次与前次评估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时采用的评估方法是否一致；当出现不一致时，应描述相应的变动并说明变动的原因。

第七章 附则

以营利为目的 篇12

一、非营利组织与城市公共物品

(一) 相关概念解析

1.非营利组织概念。中国从事公益慈善的人和组织源远流长, 千百年来绵延不绝,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非营利组织是指以服务大众为宗旨, 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正式组织。非营利组织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在公共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 政府逐渐还政于民、与社会进程合作, 使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治理, 承担部分公共责任。

2.城市公共物品概念及特征。城市公共物品是指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保证城市居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为前提, 为城市化社会进步和发展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个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直接关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高质量生活, 同时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城市公共物品除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还具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简单来说地域性是指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对象仅为本地区的居民。

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用于照顾本区的高龄、独居的困难老年人, 只要符合条件即可同时消费, 不影响和排斥他人同时享受, 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困难老年人消费该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也具有地域性, 本服务的消费对象只限于宁波市海曙区的困难老年人, 非本区的老年人不享受此服务。可见此服务属于典型的城市公共物品。

(二) 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城市公共物品的理论依据

1.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学者开始对公共物品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提出质疑。科斯率先向这一思维定式提出挑战, 并提出了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同时供给的思想。随后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提出了“多中心”概念, 认为存在多个供给主体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等) 。

2.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布坎南提出了“政府失灵”的概念, 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 分析政府官员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导致了寻租和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由于缺乏监督和激励, 造成了城市公共物品的政府低效供给。消费者的“搭便车”现象, 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运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考虑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二、宁波市海曙区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一) 政策背景

2000年海曙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3%, 而2010年这个比例就升至了18.94%。海曙区政府一直以来采取机构养老的方式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但这种单一方式在造成财政困境的同时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养老困境催生新思路。经调研后区政府决定从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二) 政策内容

在政策设计层面, 区政府组织成立了星光敬老协会。海曙区将居家养老公益项目委托给星光敬老协会 (总会) 运作, 服务中心分部交给街道的敬老协会分会运作, 社区则以敬老协会名义在服务站开展具体服务。敬老协会的经费由政府划拨。星光敬老协会承担的工作包括: (1) 审核服务对象。 (2) 确定居家养老内容。 (3) 检查和监督服务质量。 (4) 培训志愿者。招募下岗、失业、生活困难人员为养老服务员, 并对其进行全方位培训。

三、对协作供给机制初步探讨

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作, 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供给机制, 探索出一个公共物品供给新机制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作供给机制。在此政策中, 社区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本文着重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

(一) 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补充

星光敬老协会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扮演着如下角色:

1.服务生产者。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星光敬老协会是生产者。海曙区政府一直以来采取机构养老政策, 在养老院的建设上投入巨额资金, 区政府不仅是供应者, 也是生产者, 但仍是难以应对养老需求。而在购买服务中星光敬老协会负责具体的运作和管理, 将政府从具体养老服务的生产中解放出来。

2.服务监督者。星光敬老协会建立了内部监督机制, 派监督人员到各社区检查具体工作情况, 了解老人需求并反馈信息。同时对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监督, 甚至对政府的一些干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抵制。不仅如此, 在资金投入规模、服务对象的门槛条件等政策内容上, 协会也试图影响政府。可见星光敬老协会在监督内部工作人员服务之时, 也对政府的政策内容及实施发表自身意见, 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形成了外部监督。这种监督提高了协会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也能促进政府政策的改进和完善。

3.社会资源整合者。海曙区居家养老政策的一大亮点就是培训下岗、失业、困难人员为养老服务员, 不仅提供了高质量服务, 也解决了这些困难人员就业问题。同时发展了义工招募中心, 使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养老服务。海曙区辖区内的社区也积极参与了此项目。与之前机构养老政策相比, 星光敬老协会整合了社会各界资源, 为居家养老服务, 优化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付的经费进入协会后, 转化为本组织的资源, 在公益宗旨下支配经费的使用, 提高资金利用率。

4.政府合作者。星光敬老协会是开展养老服务工作的非营利组织, 服务大众, 具有公益性, 这决定了其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方面能够避免市场供给失灵和“契约失灵”, 成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补充力量。同时, 敬老协会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壮大, 社会力量也日益成熟。正是因为政府与星光敬老协会的密切合作, 购买项目取得了成功。

(二)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合作

1.参与空间。宁波市海曙区的机构养老政策压力, 使其探索出新出路——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并在本区建立了开展养老服务工作的非营利组织。政府将居家养老服务生产任务直接让渡给非营利组织, 将非营利组织打造成为城市公共物品的生产者, 扩大非营利组织的参与空间。同时多个民间组织在社区的成立, 如“糖尿病保健交友俱乐部”, 为老人提供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也便于老人有组织地与政府进行沟通, 表达诉求。

2.政策扶持。海曙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海曙区社会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提出按照“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这直接从政策设计层面确定了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与鼓励, 而且也明确了将居家养老公益项目委托给非营利组织来执行与运作。区政府的政策支持直接肯定了星光敬老协会的地位, 为其顺利开展服务工作提供了坚强后盾。

3.资金支持。星光敬老协会的主要经费靠区政府划拨。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每年将150万经费划给星光敬老协会。另外, 海曙区政府还投资建设一些硬件设施, 帮助星光敬老协会开展工作和提高服务质量。区政府的资金支持保证了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 同时也保障星光敬老协会的日常运作。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供给机制, 实现了城市公共物品供应者和生产者的剥离。作为供应者的政府承担宏观设计和调控职能, 给予NGO引导和监督, 而非营利组织负责具体服务的运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实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引导与非营利组织微观具体管理运作的良好契合,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四、对协作供给机制的反思

协作供给机制充分发挥了政府与社会的力量, 政府做其该做的事, 而非营利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也参与了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海曙区政府通过与星光敬老协会的合作, 为整个社区的困难老人提供了基本的养老服务, 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该项目不仅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也得到了各机构的关注和考察。在该项目取得如此瞩目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应对该供给机制给予反思, 予以完善。

(一) 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协作的前提与基础。在协作供给机制中, 海曙区政府占据了主导地位, 星光敬老协会是区政府的附属机构, 独立性较小。星光敬老协会是由区政府牵头成立, 协会的这种产生方式就决定了其独立性的“先天不足”。同时星光敬老协会的经费主要靠区政府财政支持, 这就使其更丧失了独立性。缺乏独立性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谈不上协作, 更大程度上不如说是政府的执行机构政策的实施者。这样, 非营利组织在具体运作时易受到政府控制和干预, 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效率, 而且其很有可能成为政府退休人员的“分流所”。因此, 在协作供给机制中必须保障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二) 协作中的竞争

在协作供给机制中不仅有协作, 更为重要的是竞争, 否则协作也丧失了其意义。海曙区政府直接扶持成立星光敬老协会, 并将居家养老服务委托其运作, 这也就承认了协会的垄断地位。非营利组织也会存在志愿失灵、公益失灵等问题。缺乏其他开展养老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的竞争, 星光敬老协会作为官方唯一指定机构就会丧失降低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力, 造成机构僵化。因此应引入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竞争, 提高供给机制中的活力。

(三) 适用性

有些城市公共物品如公共安全对于私营部门是无利可图而不是承担, 对于非营利组织则是无力承担, 这就要求行政供给机制;而有些城市公共物品如电信、社会福利等可采用准市场机制, 引入市场与社会力量协作供给。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公共物品都适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作供给。因此, 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中, 根据公共物品的特性和城市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供给机制, 并要注意多种机制的复合运用, 为城市居民提供全区满意的公共物品。

(四) 推广性

目前, 海曙区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引起了各城市关注和学习。此项目的典型特征就是以强大的非营利组织为支撑。一直以来政府对非营利组织采取双重管理体制, 而且也并未充分认识其社会作用, 因此非营利组织还不成熟。其他城市学习海曙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同时应认真调研本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状况, 结合实际,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五、结语

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 实现了生产者与提供者的分离, 探索了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新机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将会继续扩大, 并塑造城市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 实现“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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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福俊.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选择、效应分析与对策探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999 (09) .

[3]戴卫·阿什奥.公共支出的生产效率高吗?[J].货币主义经济学杂志, 1989 (23) .

[4]宁波市海曙区关于进一步深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意见.[EB/OL]http://nb.people.com.cn/GB/206131/16206525.html

[5]关于海曙区社会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指导性意见[EB/OL].http://www.nbhsda.gov.cn/info.aspx?Id=205840.

[6]吴玉霞.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