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夫洛夫斯基

2024-05-21

基耶夫洛夫斯基(精选8篇)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1

一定的民族产生一定的哲学, 俄国宗教哲学就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 它是俄罗斯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彼得大帝改革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长驱直入, 俄罗斯深沉的笃信精神与西方近代哲学相遇, 促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思想激烈的碰撞与冲突。思想的交锋促使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并开始思索俄罗斯民族发展道路问题——俄罗斯向何处去?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 一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苦苦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反思催生了西方派与早期斯拉夫派。早期斯拉夫派们在思考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时候, 发出了创立俄罗斯自己哲学的宣言。其中, 伊万·基列耶夫斯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德国哲学在我们这里深入人心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哲学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发展, 应当基于现实的问题, 基于我们的民族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利益得到创造[1]159。正是在这个宣言的指引下, 基列耶夫斯基立足于俄罗斯民族丰厚的思想土壤开始制定自己的哲学新原理, 试图解决俄罗斯精神发展路径问题。本文正是从此维度探讨基列耶夫斯基如何为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建构指明路径。

一、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研究与批判

19世纪30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末是基列耶夫斯基思想历程中的西方主义时期。基列耶夫斯基在德国旅行期间曾会见了黑格尔、施莱马赫等人, 同他们探讨哲学问题, 并同黑格尔私交很不错。黑格尔发现他很有哲学的天赋和潜力建议他研究哲学。也正是出于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研究, 他开始崇拜西方文化。他对德国哲学严整而恢宏的体系与深邃的思想评价甚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西方的俘虏, 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片面性与狭隘的理性主义使他非常反感。他开始对西方哲学思想, 尤其是少年时所迷恋与推崇的那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展开批判。

在基列耶夫斯基看来, 西欧文明只承认感性经验与理性是知识的源泉, 结果导致一些思想家站在形式抽象性即理性一边, 也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 另一些思想家则站在抽象感性一边, 也就是实证主义者。这种理性主义是纯粹的、赤裸裸的理性霸权, 因为它以自身为依据, 不承认高于自己和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譬如:笛卡尔, 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他把自己关于自己存在本身的内在、直接的意识看成是理由不充分的, 因为它不是从抽象的三段论式中引申出来的;而斯宾诺莎把关于整个宇宙的第一原因、最高秩序和结构的合理论断局限在定律和三段论式的严密而无疏漏的网中, 结果是, 通过这个网他既不能在这个构造中看清活生生的造物主留下的痕迹, 也不能从人身上发现其“内在自由”;莱布尼茨由于过分看中逻辑理性而看不到生理过程与心理过程之间的重要因果联系, 因而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关于先定和谐的设想;费希特在外在世界中看到了“想象的虚假特征”;黑格尔力求按照理性必然规律来理解一切, 他运用辩证法发展了自我意识发展的体系, 但是在把自己的方法扩展到极限的同时, 他已意识到哲学思想的界限, 看到整个辩证过程只是一种可能的真理, 而不是现实的真理;谢林在他创作成熟时期懂得了整个逻辑思维的片面性, 并创建了新的哲学体系, 它力图把两个对立方面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方面无疑是正确的, 而另一个方面则无疑是错误的。第一个方面是否定方面, 它指明了理性思维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方面是肯定方面, 它展示了新体系的构成, 它承认“神启的必要性”和“鲜活的信仰是最高理性”。但是, 非常遗憾, 谢林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转入到基督教哲学方面去;施莱马赫无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他身上心灵信仰和理性信念割裂了。基列耶夫斯基在批判施莱马赫时指出, 在那里信仰和哲学应在“它们的对立和共同中, 亦即在其完整、总体存在中得到揭示……[2]15。我们从这些批评中已可看到成为基列耶夫斯基较晚时期结论基础的那个基本原则, 这个基本原则——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成了俄罗斯智慧和性格的主要优点。“这个原则就是整体性观念。”[2]15

为什么西方会出现理性主义的霸权?为什么基列耶夫斯基批判西方哲学理论的基点是“整体性”而不是别的原则?他认为根源在于俄罗斯的思维方式与俄罗斯文化完全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西方的思维重视范畴的分化与分析, 而俄罗斯思维更加注重集聚、讲究整体性。基列耶夫斯基这样表述了二者之间的分化。在西方, 一切都来源于形式理性的胜利。神学在西方带有理性抽象的特点, 而东正教则保持了精神的内在完整性;在西方, 它是理性力量的发展, 在俄罗斯它则是向内在的、生存的东西的努力。一分为二和整体, 抽象理性和具体理性, 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但是, 与此同时他认为, 两种文化不应该互相否定, 否则它们都将难免陷入片面性。他认为:人应该力求把所有单独的力汇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些力在人所处的通常状况中是分散的和相互矛盾的, 以便他不把自己抽象的逻辑能力当成是理解真理的唯一器官;以便他不把与其他精神力量不协调的极度兴奋的生硬当成真理的正确指针;以便他不把与精神的其他要求无关的、在自己心灵里占主导地位的爱当成是达到至善的无可挑剔的指针;但却要求在心灵深处不断寻找内在的理解之根, 在那里, 一切单独之力都融合为一个活的整体的心灵关照。信仰对理性来说将是外在和内在的权威, 对头脑来说将是最高的理性。基列耶夫斯基相信, 通过把各种精神力量 (理性、感性、审美含义、爱、良心和对真理的无私追求) 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人就能获得进行神秘直觉和直观的能力, 这些东西将使他有可能通达关于上帝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超理性的真理。因为他坚信, “内在的意识对于所有的个别理性力量来说, 是在灵魂深处存在的总的集聚, 把它理解为最高真理是当之无愧的。这种意识不断地提高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当它克制人的理性之自命不凡时, 这种意识并没有束缚人自身的思维之自然的自由;相反, 这种意识加强了人的理性的独特性, 同时使他自愿服从信仰”[1]41-42。总之, 整体性的精神生活是与唯理主义的分裂相对立的。对于基列耶夫斯基来说, 西方非真理性的全部含义就在于这种形式的理性或理智胜过了信仰和教父传统, 在于确认推理高于传统。

二、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纲领的建构指明路径

基列耶夫斯基认为, 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不是目的, 最终目的是要建构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因为哲学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必要:我们的智慧的全部发展都需要它, 我们的遐想只和它息息相关;只有它能够给我们正在萌生的科学提供灵魂和完整性;也许借助于它, 我们的生活本身才和谐优美。然而, 它从何处来?哪里去寻找它?他明确断言道, 德国哲学是不可能在我们这里生根的, “我们的哲学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发展, 应当基于现实的问题, 基于我们的民族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利益得到创造。”[1]159无疑, 他的思想观点为俄罗斯哲学思想的建构指明了路径——哲学应来源于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与俄罗斯民族自身的独特文化内涵。同时他尝试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开始建构俄罗斯宗教哲学体系。

我们走向它的第一步应当是表现那个在思辨方面超过一切民族的国家的智力财富。但是, 别人的思想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思想才有用。基列耶夫斯基认为, 虽然谢林哲学和整个德国哲学都是片面的, 但这绝不意味着谢林哲学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西方哲学思想都是精神垃圾。这些哲学体系“可成为我们从借用体系走向创立哲学这样一种思维的一个最方便的阶梯”。“借用体系”, 基列耶夫斯基已经表述的极其清楚了。如果说, 他否定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内核, 那么, 在西方哲学体系的框架下他所表达的哲学内涵是什么?

基列耶夫斯基认为, 村社和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他曾经描述到:你在想象古代俄罗斯社会时, 绝对看不到任何城堡, 任何城堡四周的平民, 任何贵族骑士, 任何与他们相斗的国王。你所看到的只是稀稀落落分散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的无数小村社, 每个村社地位相当, 各有自己的村长, 每个村社都过着自己单独的和谐生活并构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这些小天地的和谐生活汇合成另外的、大的和谐生活, 并由此形成一个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的、总的、巨大的和谐生活。俄罗斯民族的村社价值在生存方式中凝聚着整体和谐的思想。此外, 他还认为, “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价值是由东正教真理——完整性与合理性这一最高原则所决定”[3]320。因为在东正教教会中每个基督徒的精神交往都是与整个教会进行的, 他高度评价和喜爱的正是东方的这一教父传统。因此, 他提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哲学纲领, 表达东正教的内涵。基列耶夫斯基认为, 俄国哲学应该从俄罗斯民族经验和个人经验的现实问题中产生, 这里主要是指东正教经验。进而, 基列耶夫斯基做出结论, 俄罗斯的村社制度与东正教就是“整体性”原则的最佳诠释, 也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根基所在, 更是替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绝佳精神。基列耶夫斯基指出, 有学识的俄罗斯人在摆脱了欧洲哲学理性体系的压迫以后, 将在特殊的、西方概念所达不到的教会教父的生动完整的思考深处, 找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完整答案, 这些问题最为困扰被西方自我意识的最终结果所欺骗的心灵。随后, 基列耶夫斯基着手创建俄国宗教哲学体系。他高度评价了东方教父传统后指出:我们的独立的哲学创作应该依赖于教父的著作。他所说的回归教父传统, 所指的并不是简单重复或者模仿。基列耶夫斯基所号召的不是在时间上回到过去, 而是要进入教会的深层。也不是希望仅仅回到旧生活, 他的全部热情在于行动和创造——按照宗教的完整性精神进行创造。“遵守并不是重复”。基列耶夫斯基坚决地说明:“然而教父的哲学只是这种未来哲学的萌芽——这是活的、明显的萌芽, 但还需要发展。因为哲学不是基本的信念, 而是这种信念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内在发展。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了现成的哲学, 它就包含在教父们的著作中, 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的哲学还需要创建, 不是一个人来创建, 而是通过大家同心同德的共同作用来使它生长出来。”[3]321这些论述对基列耶夫斯基来说极具代表性:第一, 他并未企图在教父那里找到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教父的认识方法或寻找方法, 然后才是寻找答案;第二, 西方启蒙的全部问题都应当予以承认, 予以解决, 而不是进行回避。最后, 基列耶夫斯基总结道:当教父哲学发展达到高峰时将可消除“理性与信仰、内心信念与外在生活之间的病态的矛盾。”[2]16

当然, 基列耶夫斯基尽管就获得真理的正确方法谈了很多, 但却最终也未能制定出一种哲学体系, 他在身后留下的只是一些有价值思想的片段。基列耶夫斯基的学说虽然具有未完成性, 但对俄国哲学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强调人的完整性、寻求完整知识、诉诸东正教的精神价值, 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主题”[4]。在他之后, 霍米雅科夫借助于“聚合性”概念阐述了它在俄国宗教哲学体系中的精神内涵, 并使之成为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最重要的主题。后经索洛维约夫的发展, 俄国宗教哲学思想才得以构建成完整的哲学体系, 再之后历经布尔加科夫、洛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一大批宗教哲学家的发展使俄国宗教哲学思想获得了世界声誉, 在盛名之后铭记基列耶夫斯基对俄国宗教哲学思想路径的探索与引导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 邱守娟, 译.三联书店, 2004.

[2]洛斯基.俄国哲学史[M].贾泽林, 等,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3]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徐凤林,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2

......渔夫静静地走到床边,用他那宽大而粗糙的手轻轻的抚摸着几个小脑袋,没有一丝血色的嘴唇在他们的额头上印上了一个深情的吻。他转过身,悄悄地拉开了门,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但又神情十分坚毅。

桑娜吃惊地问:“你要做什么?难道......”桑娜不敢想下去。渔夫喃喃地说:“我.....我要去尼古拉斯那儿。这样也许是个办法......”桑娜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一个恐怖的形象浮现出来:削瘦而发青的脸,鹰一般邪恶的眼睛和沾满罪恶的手——那个禽兽不如的`男爵尼古拉斯,他用高昂的劳务费请来那些为饱肚而发愁的劳动者,做他的奴隶......没有一人能回来......桑娜急切地呼唤:“不,我们......可,可以再努力些。你......你不要这样!”但渔夫已经走了。她美丽的蓝眼睛变得忧愁。天像恶魔的斗篷,黑得邪恶,黑得无奈。桑娜一夜无眠。她决定,对孩子们隐瞒事实......

二十年后......

渔家的小屋依然温暖而舒适,孩子们和桑娜依然很快乐。但这温馨的气氛中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是温暖的,也是冰冷的。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3

关键词:小说《白夜》,梦想者,幻想,无意识,合理利己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著名小说家。高尔基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 就艺术和表现力来讲, 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讲述的浪漫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在圣彼得堡朦朦胧胧的四个白夜和一个清晨, 娜斯坚卡和梦想者相见、相知、相恋、相弃、相思。梦想者用最真挚的情感, 陪伴娜斯坚卡度过了最为悲伤的时刻。娜斯坚卡没有枉费等待,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梦想者仍然是孤独的一个人。但是, 娜斯坚卡给梦想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 而且使他从百无聊赖的幻想回归到不无真情的现实。

梦想者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在他的生活中, 现实的东西太少。他心猿意马, 幻想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他感到被彼得堡遗弃, 孤独地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他心中压抑却无处倾诉, 思想混沌于微薄收入的工作与漫无目的的游荡的夹缝之间。他单纯地想和人说两句话, 来排解他心中的压抑。可是, 如果他主动上前要求陌生女人听他说话, 恐怕那些女人都会被他的“胡言乱语”吓走。娜斯坚卡的处境与他极相似, 对伊人的思念之苦无处倾诉。奶奶的别针别住了娜斯坚卡飞翔的翅膀, 但是却无法别住她沸腾的心。她曾天真地幻想嫁给中国的皇太子, 可是她如果深入了解后宫妻妾成群的热闹景象, 恐怕也不敢去。幻想, 既是真实愿望的反映, 又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的满足。梦想者多么希望有一个女孩倾听、理解他, 并以身相许于他。而娜斯坚卡未尝不是如此, 她希望等待的“伊人”如期而至, 与她结为连理。感受如此相似的两个人相见, 相知就成了必然。值得一提的是, 当他们刚见面时, 梦想者试图接近娜斯坚卡, 但是娜斯坚卡对他保持戒备心理。尽管突然出现的黑衣男子对娜斯坚卡图谋不轨, 但是促成了梦想者梦想的实现。梦想者“英雄救美”, 获得了娜斯坚卡的信任, 成功地接近了她。实质上, 梦想者是利用到了娜斯坚卡的心理弱点而达到了接近她的目的。幸运的是, 梦想者接近她是善意的。其实, 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座黑暗、盲目、无意识冲动的冰山底部[1]。

根据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无意识潜藏在人的大脑底层, 各种欲望相互交织, 并且有时羞于言表。人们受到现实原则、道德规范的约束, 用理性的意识控制自己的行为。于是, 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 如果没有合理的宣泄方式, 可能产生焦虑的情绪。当然, 无意识并不只是有恶的一面, 还有善的一面。恶的一面, 需要适当地宣泄, 否则长期积聚, 当事人可能行为异常, 甚至犯罪。善的一面, 如果压抑下去, 也可能产生不好的情绪, 甚至导致精神失常。无意识上升到意识, 可以填补记忆的缺失, 从而产生消除压抑的作用。但是, 这是有条件的, 并不是所有的无意识都可以上升到意识, 它需要经过由过去的经验构成的前意识的检验。

梦想者和娜斯坚卡的无意识同样盲目而混乱。娜斯坚卡“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坚守着“伊人”归来的约定。然而“伊人”迟迟未来, 她一年的朝思暮想和几近绝望的等待, 岂是涅瓦河畔哭泣的泪水流得尽的?如果“伊人”真的背叛了她, 她不得不另嫁他人。可是“伊人”是否出现, 还是一个问号。而梦想者的到来, 正好给她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考虑对象。实际上, 这是爱情目标的转移。梦想者整日沉浸在幻想之中, 以此来逃避人情冷漠的社会, 消磨形单影只的时光。娜斯坚卡哭泣的泪水拨动了他的心弦, 他感到与她似曾相识, 他感到她同样被彼得堡抛弃、需要他人关心, 他感到她就是那个美丽、善良、懂他的梦中人。梦想者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 帮她写信, 排解忧愁。可是他的处境却带有忧伤, 他对娜斯坚卡说:“我和您当初提着包袱去找他的情况一样, 我比您更糟, 娜斯坚卡, 因为当时他没有爱任何人, 而您有心爱的人。”[2]P187当娜斯坚卡等待几乎绝望的时候, 也是梦想者希望最大的时候。正当他们一起兴奋地勾画未来的蓝图之时, 娜斯坚卡的“伊人”出现了。他曾使娜斯坚卡的心备受折磨, 但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他在娜斯坚卡心中的地位。他兑现了对娜斯坚卡的承诺, 给娜斯坚卡带来了幸福。可是, 梦想者的付出和所受的折磨却没有任何回报, 重新又回到了寂寞难耐的“一个人”的生活。他只是娜斯坚卡的一个过客, 一个临时取代伊人的主体罢了。梦想者的无意识层充满幻想。娜斯坚卡的出现, 使他的无意识部分地转为意识, 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同样, 梦想者作为情感转移的对象, 使娜斯坚卡压抑的情绪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但是梦想者并没有从无意识层进入成为结婚对象的意识层, 所以仍然处于一定程度的压抑当中。然而, 他付出的真挚感情, 也换来了短暂的温暖。娜斯坚卡犹如划破灰暗的虚幻生活的一线光明, 敲醒了这个仍处在半睡状态的梦想者。幻想遭受现实的打击之后, 梦想者将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因为有些事, 可以重新去做;而有些人, 一旦错过, 就不再来。人不能一味沉浸于幻想之中, 无法自拔;而要勇敢奋斗于现实之中, 迎接挑战。

当娜斯坚卡写信来通知她的婚期时, 梦想者万分痛楚, 但是对娜斯坚卡炽热的爱并没有转为无情的恨。“愿你的天空阳光灿烂, 愿你可爱的笑容永远明快、安详, 你会永远幸福, 因为你曾让另一颗孤独而充满感激之情的心享受片刻的愉悦和幸福!”[2]P197受伤的梦想者真诚祝愿深爱着的女孩幸福。梦想者的宽广胸襟难能可贵, 我们试着用合理利己主义解释他的行为。合理利己主义者认为, 自己最大的满足在于使他们所尊敬的人能把他们看作是高尚的, 换言之, 他们追求的“利益”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愉快和满足[3]。其实就是客观上做有利于他人的事, 主观上获得了良心上的满足和内心的快乐, 因此合理利己主义者认为有利于自己。尽管梦想者深爱娜斯坚卡, 陪伴她度过了最难熬的四个日夜, 但是娜斯坚卡更爱“伊人”, 她与“伊人”结婚更幸福。如果勉强她和梦想者结婚, 对于梦想者来说, 也不见得是幸福, 因为娶一个更爱别人的妻子, 可能更加苦恼。那么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让自己爱的人和与他彼此相爱的人获得幸福。梦想者拥有这样的幸福。这样的幸福伴随着真挚的情谊、自己的泪痕和别人的欢乐, 有点残忍, 但是崇高。这样的幸福驻进梦想者的心里, 能够享用一生。梦想者从内心深处出发, 表现出崇高的人道精神。

“现实主义”不在于对现实生活形式的真实描绘, 而在于反映生活的本质的真实[4]。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并不是照像式的一成不变地模仿, 而是经过艺术的加工, 将现实生活体现的真实意图和人的真实心理呈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人物心理极具洞察力, 从《白夜》中梦想者的幻想反映了真实的思想和意图, 从娜斯坚卡的细腻情感绘制动人的情感世界。梦想者经历爱情的失败之后, 从虚无缥缈的幻想转向不无真情的现实生活。在令人压抑的社会, 梦想者所拥有的崇高人道精神令人赞叹。

参考文献

[1]季水河.多维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89.

[2]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曹缦西译.穷人.白夜.赌徒[M].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3]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 (第一卷) [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2:412.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4

目前,从我国学界对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研究现状来看,陀氏与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关系、陀氏的诗学、陀氏的比较研究和陀氏创作中的心理研究是比较主流的方向,而对陀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关注不是很多,研究文章数量相对也比较少。从陀氏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陀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其实还有很大空间。女性形象作为陀氏作品中一类重要的人物形象,在其作品中充当了解救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对于作品中男性主人公的精神救赎意义非凡。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陀氏作品中女性形象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2、四种女性形象成因分析

纵观陀氏的大部分作品,我们基本可以将他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分为这样几类 :圣母形象、中介新娘和女性圣愚。

圣母形象。

主要指作品中纯洁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在男性主人公的精神拯救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欲验证他的“超人理论”而用斧头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其懦弱善良的妹妹,杀人之后的拉氏一直处在一种精神恍惚乃至分裂的状态。他对母亲和妹妹满怀深爱,但一直以冷淡讥诮的态度对待他们,还认为“恨”她们。索尼娅是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小姑娘,看上去苍白瘦弱,害羞敏感,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和弟妹,她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养活一家人。这样一个沦落风尘的姑娘,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见到她之后,却觉得有一种光照亮了他的世界。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自首,却每次到关键时刻放弃。后来,索尼娅给他朗读《福音书》时,他跪在了索尼娅的脚边去亲吻她,说他不是在给索尼娅下跪,而是给人类一切的苦难下跪。索尼娅惊恐万分,在意识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犯下的杀人罪后,她指示他立刻就到十字路口跪下,吻一吻被玷污的大地,然后向全世界、向四面八方叩拜,高声对大家说 :“我杀了人!”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生前并没有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如此,它仍被认为是陀氏一生精神探索的最高峰,体现了作者在各个方面对“人”的思考。老卡拉马佐夫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丑,在他的那个“偶合家庭”中,他和长子德米特里争夺妓女格鲁申卡,克扣儿子的生活费,将孩子扔给亲戚抚养,对他们不闻不问,甚至在酒醉后与狐朋狗友打赌强奸了一个痴呆的流浪姑娘。流浪姑娘给他生下的私生儿子斯梅尔加科夫也被老头当了仆人和厨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老卡拉马佐夫的四个儿子就有三个不同的母亲,他的婚姻首先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利益。德米特里的亲生母亲因为有一笔嫁妆,所以,老卡拉马佐夫才娶了她。但是,伊万与阿廖沙的母亲索尼娅却是例外的。这个姑娘宁静贞洁,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甘情愿地忍受丈夫一切恶行。她的气质和行为都深深影响了孩子和丈夫。在一个黄昏,她将小儿子阿廖沙高高举起在圣母像面前,夕阳斜照在她们母子身上,宛如一幅圣母与圣子图。面对虔诚与爱的索尼娅,即使满心污浊的老卡拉马佐夫也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剃刀划破一样。”这正可以理解为是老头在面对索尼娅时对自己恶行的一种羞耻之心。

圣母形象的形成和陀氏本人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陀氏的母亲本就是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性,她的仁爱和悲悯情怀对儿子一生影响巨大,并陀氏的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他的创作个性,积淀到了他的创作心理。陀氏晚年则与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交好,甚至自己也想写一部宗教著作。索罗维约夫在基督教等教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索菲亚学说”。索菲亚主要被用于指称俄罗斯民族思想意识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即把索菲亚视为“神的卓越智慧、永恒女性和世界灵魂的代表”。仅拿以上两位女性的名字“索尼娅”来说,索尼娅也就是“索菲亚”,索菲亚是俄罗斯宗教文化历史中的圣母,是创造一切的根源,是万物之本。索菲亚往往是和大地,和母亲意象紧密相连的。或者我们可以说,索菲亚就是母亲,是一切人类的母亲,是圣母玛利亚的变体。在俄罗斯,人们对圣母的尊崇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圣子基督耶稣的敬仰,我们可以发现,圣母原型的出现是以陀氏为代表的作家将这个普世同情心上升成了一种圣母情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圣母情结开启了俄罗斯信仰的新时代。圣母形象所具有的特质,使得她们成为陀氏笔下男性主人公精神的引路人和拯救者。在男性主人公精神崩溃的边缘充当指路明灯,引领他们走出精神困境,从恶向善,达到灵魂的自赎。

中介新娘。

这类女性在作品中往往都是以妓女形象出现,她们大多因为生活所迫而沦落风尘,在社会的挤压下靠出卖皮肉来维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被老头和其长子德米特里争夺的妓女格鲁申卡就是这类女性。格鲁申卡开始时对父子二人情义全无,只是将他们视为小丑。德米特里背弃未婚妻卡捷琳娜也要和格鲁申卡在一起,甚至为了格鲁申卡而“杀死”了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德米特里带着钱去追格鲁申卡,当警察在追捕德米特里也遇到了格鲁申卡。格鲁申卡却在那一刻真正爱上了德米特里,在后来的审判中,德米特里依然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而格鲁申卡自愿和他一起去流放受苦。

这类沦落风尘的女性看似卑贱,其实却充当了上帝和尘世间凡人的中介。在《圣经》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妓女,耶稣被绞死后三天复活,其见证人还是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但她却比普通信众对耶稣更加虔诚和崇拜。所以,在《圣经》中,妓女、女性和孩子是经常陪伴在耶稣身边的人。妓女甚至比耶稣的十二个信徒和耶稣更亲近,更深得耶稣的信任和宠爱。中介新娘形象作为上帝和凡人的一个中介,是上帝救赎世人的桥梁,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作品中男性的精神解救。在格鲁申卡的自我奉献的精神面前,德米特里真心地悔罪,因为虽然他不是实际杀死父亲的人,但他确实在精神上犯了弑父罪。德米特里的幡然悔悟是与中介新娘格鲁申卡密不可分的。

中介新娘主要是和陀氏本人对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莫大的关系。当时的俄罗斯处于农奴制瓦解但新的社会思想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新旧制度的更迭造成了下层女性的堕落。

从充当男性的精神拯救者来说,中介新娘和圣母形象被赋予的价值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中介新娘却因种种原因走过一条艰难的涉世之路。另外,“中介新娘的一个特征就是她的无辜、善良与被迫出卖肉体,即耶稣所说的‘爱多’”。“爱多”是中介新娘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中介新娘首先是有罪的,所以这一形象才具有获得拯救的普遍意义。中介新娘在拯救男性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救赎,道德上达到自新,这是基于她们“爱多”的品质。

“中介新娘”一词是加拿大学者弗莱通过分析西方文学和《圣经》及基督教的关系总结出来的,俄罗斯是一个基督教,主要是东正教的大国,自小浸润在宗教文化环境中的陀氏自然会注意到在《圣经》中的这类特殊女性形象,体会到这类女性的自救和拯救价值。

女性圣愚形象。

圣愚是俄罗斯历史一种特殊的基督教徒,其行为往往追求极端,衣衫褴褛,语言神秘晦涩,餐风露宿,居无定所,但在俄罗斯农村却备受推崇,是“为神圣而疯癫”。“他们在社会上同时扮演着高尚的苦行者,社会规范的叛逆者,堕落人士的救助者和神秘的预言者这四种角色。”《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被老卡拉马佐夫强暴的疯姑娘莉莎维塔就是一个女性圣愚。莉莎维塔是个孤女,浑身恶臭,无论冬夏都穿着破烂的衬衫在街上流浪,人们施舍给她的面包和钱,她会立刻拿到教堂里捐献。她是个“白痴”,不太会说话,行为举止怪诞,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疯狂的圣愚。莉莎维塔充分表现了拒绝尘世诱惑,节制享受等圣愚特质。这样一个比普通教徒更虔诚的圣愚被老卡拉马佐夫践踏后,将孩子生在卡拉马佐夫家里,然后悲惨死去。而正是这个私生子最后杀死了老卡拉马佐夫,印证了圣愚隐蔽的智慧。

《群魔》中的玛利亚长相丑陋,腿有残疾,是一个疯子,每天都会发作癫痫病。但她的眼睛中却流露出真诚、慈爱的目光。玛利亚也与哥哥过着流浪的乞讨生活。玛利亚时而温柔慈爱,时而暴躁残忍,可以看出,其外貌和行为充分反映了圣愚的特点。她能一眼看出上流社会的丑恶本质,能认识到圣母是人类伟大的母亲,是人类得到解救的希望,这对于她的低下的智力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连无所畏惧的丈夫斯塔洛夫金也畏惧她,因为玛利亚能够洞悉他的罪恶。

圣愚现象在俄罗斯渊源已久,有其宗教学上的意义。对于普通俄罗斯大众来说,圣愚是为了神圣而愚蠢,是备受尊崇的。甚至有人说,在当时的俄罗斯农村,对圣愚的评价再高也是不过分的。“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些形态各异鱼龙混杂的圣愚形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命题,亦即正本清源,重整俄罗斯饱受物欲主义浸染和业已混乱不堪的宗教秩序,重新树立东正教在人们心中的威望,重新恢复东正教虔诚、和谐和仁爱的本质面目。因此,作者通过这些圣愚形象所宣泄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宗教观念,而且包含了他沉重而庄严的宗教理想,包含了一颗热爱俄罗斯大地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3、结语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几个少数人物当中展现出的它们情绪,强烈的感情渲染使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当中,《白痴》的这一表现最为突出。这一文学作品中只有梅思金、纳斯塔霞、罗果仁、阿格拉雅等几个人物,时间只是在梅思金回国后的几天中发生的故事。故事总体的线索很清晰,主要是围绕着梅思金公爵的一系列活动展开的,通过与其接触的人和事,反映出他们绝望式的呐喊,以及绝望者渴望逃离的生活状态,希望逃离生活环境,逃离悲惨的人生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白痴》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道德伦理表现。

纳斯塔霞的悲惨命运是《白痴》的真正核心和情节主线,小说中的各种情节的开展,各种人物形象的剖析,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披露,以及作家基本思想展现都是以纳斯塔霞为核心进行的。纳斯塔霞出身于俄国农奴革命前后的没落地主家庭,父母在一次庄园失火中双亡,只剩下她和妹妹相依为命,由于失去了财产被附近庄园的贵族托茨基收养。后因妹妹病死只剩下她一人孤独的生活在世上。随着纳斯塔霞逐渐长大,托茨基开始注意到纳斯塔霞非凡的美貌,并给予她良好的教育和贵族式的生活,同时也给她带来了耻辱、委屈、愤怒、堕落,纳斯塔霞是美丽动人无辜的女性,人们把她看成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成了人们眼中的“姘妇”,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叛逆的女人。纳斯塔霞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强烈的生命力以及高傲蔑视一切的特质,纳斯塔霞在自惩与反抗中不停地逃离,也不断呈现出对宗教的不信任。

纳斯塔霞的第一个特质就是“美”,纳斯塔霞聪慧机智,具有神奇般的美貌,内在思想高尚,思想独立,心性高雅,在《白痴》中是美的化身。但是,在纳斯塔霞美中并含着苦难和伪善。纳斯塔霞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前后,在面对混乱、矛盾、道德堕落的丑恶现实前,她的美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幸运和幸福,反而遭受了亵渎和厄运。美貌出众的纳斯塔霞在十六岁时便成了托茨基情欲的牺牲品,托茨基每年在“快乐村”都住上两三个月,过着所谓的安静的、幸福的、美妙的生活。相反这对纳斯塔霞而言却是一种侮辱,是对她灵魂的践踏加速了她的堕落。之后,托茨基为了迎娶富家千金摆脱纳斯塔霞的束缚,以重金作为诱饵让加尼亚娶纳斯塔霞,叶潘钦将军和富商罗果仁也都想通过钱财去得到纳斯塔霞的美色,纳斯塔霞的美被进行了拍卖,她的美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了玩物拍卖。

通过小说可以看出纳斯塔霞的美是社会底层的美,是上层社会金钱买卖的商品,在金钱主宰的俄国资本主义社会里,纳斯塔霞的美被无情的践踏和蹂躏,心灵无比惨痛。纳斯塔霞的美与受难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浓厚的宗教信仰下纳斯塔霞的美受到看受难,并显示出神性的光辉,纳斯塔霞的美具有浓厚的悲剧感染力,这也是作者想表现的现实。同时,纳斯塔霞的美也与当时社会的伪善联系在一起。纳斯塔霞在小说中作为美的象征,在当时俄语的混乱世界中,一再地被伪善所侮辱,饱受痛苦,给她带来极大的与命运冲突。可见当时俄国是一个伪善的世界,纳斯塔霞刻意的去追求善,追求美,并且当纳斯塔霞渴望并做好斗争时,美遭到了破坏,导致了纳斯塔霞的虚妄和破坏。通过纳斯塔霞的抗争作者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和当时社会人们的痛苦生活。

对于女性的人物分析而言,爱情中的性格体现是直接也是最佳的途径。通过对小说中纳斯塔霞几段情感纠葛的分析,可以看出纳斯塔霞有以下几个突出的性格。首先,她的性格中具有反复无常、玩世不恭的特性。纳斯塔霞曾经多次离开梅什金公爵那儿回到罗果仁的身边,然后又从罗果仁那多次投入梅什金公爵的怀抱。在纳斯塔霞的内心深处深深的被公爵吸引,并且深爱着公爵,但是她又觉得自己地位低微根本配不上梅什金公爵,同时又不愿意去接受梅什金公爵怜悯的爱。公爵越爱她,她越觉得自己配不上梅什金公爵,失去追寻爱的信念,通过回到罗果仁身边来放纵、作践自己。透过纳斯塔霞的爱情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反复无常,玩世不恭、若即若离的性格;其次,纳斯塔霞的自卑感。在当时尔虞我诈、彼此玩弄的社会关系中,纳斯塔霞虽然身处污浊中,但是她怀有隐隐约约的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她依然坚信自己灵魂的纯洁性,保持着高傲的心灵、人格的尊严,完全没有沾染上风尘女子的陋习,她利用高傲的姿态疯狂的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当梅什金公爵向她求婚时由于自己的自卑感,认为自己不该亵渎爱情和对方的高尚人格,她善良的拒绝梅什金的求婚。纳斯塔霞用高傲应对不敢接受求婚的自卑感,也用她善良的心去挽救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的爱,这也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她以最美丽的绝望姿态摆脱了那个混乱的世界;此外,在纳斯塔霞的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表现出了对社会不公的憎恨。纳斯塔霞在困境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在痛苦的长期积蓄压力下,她在彼得堡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揭露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无耻行径,以自己的方式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分子和支配这个社会的统治法则进行了抗议。她尖刻地嘲讽伪君子托茨基的丑陋卑劣以及人面兽心的行为;揭露罗果仁的对女人的疯狂占有欲望;并且指出了加尼亚拜金主义的丑恶灵魂。纳斯塔霞不为金钱和荣华富贵,而是要以傲慢作为反击无赖和鄙俗的自卫手段,但在当时的社会,她是被孤立的,无法得到支持,她灵魂深处追求高尚生活的理念与残酷的周围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的格格不入,这也直接导致了纳斯塔霞精神上的创伤使她无法呼吸,她只能沉浸酒精中,去憧憬她理想中的生活,无法摆脱这个虚伪的社会。

纳斯塔霞总是希望在罪恶感中进行逃离与救赎。她的傲气和执著令她不愿甘心沉沦与堕落,纳斯塔霞在罪恶感中自惩、进行不断的反抗期间都在不停地逃离与救赎。纳斯塔霞深爱着梅什金公爵,不能抑制对梅什金公爵的爱情,三次从罗果仁身边跑回梅什金公爵的身边,纳斯塔霞甚至嫉妒梅什金公爵对阿格拉娅的爱,可见她对梅什金公爵的爱是多么的深!但是,在面对梅什金公爵时,她又感到自卑、自惭形秽,怕葬送公爵的前程,玷污公爵的美名,影响公爵的生活,同时也怕自己接受同情、怜悯所得到的爱,所以纳斯塔霞一次又一次从梅什金公爵身边逃离。为了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救赎,她甚至写信给情敌阿格拉娅撮合他俩,以此种方法满足对自我在罪恶感中的逃离与救赎之迫切心情。

由上可以看出不管纳斯塔霞选择坚持还是放弃都是痛苦的,她的生命是悲惨的,她在矛盾的爱恨中挣扎,在梅什金和罗果仁之间进行着三角恋爱。在罪恶感的召唤下促使她逃离社会,但是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她的力量显得无比渺小,最后凋亡了,可以说纳斯塔霞的死亡意味着她的复活与成功救赎。陀思妥耶夫斯通过小说《白痴》中纳斯塔霞人物的抗议、痛苦、美被摧残和亵渎等悲剧形象的描述,充分表达了自己生活的苦难和对社会的讽刺。

摘要:纳斯塔霞的悲惨命运是《白痴》的核心和情节主线, 小说通过纳斯塔霞的人物描写, 剖析了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内心。研究《白痴》纳斯塔霞的形象对研究《白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的思想以及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研究纳斯塔霞的美、苦难、伪善、玩世不恭、自卑、反抗等人物形象。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纳斯塔霞,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黄静.重读名著——论《白痴》中的纳斯塔霞形象[J].俄罗斯文艺, 2005, 2:34-37.

[2]彭江浩.受难、逃离与救赎:纳斯塔霞悲剧命运解读[J].西伯利亚研究, 2007, 34 (1) :65-67.

[3]薛斐.论中英俄小说中三位反抗的女性——尤三姐、伊迪丝和纳斯塔霞[J].外国文学研究, 1996, 1:22-28.

[4]杜艳丽, 郭玉英.一个绝望者的艺术世界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及其人物形象[J].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30 (5) :67-69.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6

一双重人格经典主题的意义和具体表现

所谓双重人格, 是指人的意识的分裂, 永远冲突, 无法汇合成单一意识。受到这种意识支配的人会身不由己地做出意义相反的行为, 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如小说《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群魔》中的塔斯罗夫金。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们时刻饱受着内心深处善与恶、灵魂与肉体、理性与冲动、常态与变态的激烈冲撞。这种冲撞来自社会, 也来自人类自身, 使他们的心灵负担着分裂的巨大痛苦。

二道德——人格分裂中的善恶较量

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来说, 双重人格就是集“圣母玛利亚理想”和“所多玛城理想”于一身。然而, 作者在着力表现人性复杂的同时从未放弃过对人类苦难的摆脱和对灵魂救赎的探究。无论是拉斯科尼科夫、德米特里, 还是伊凡、斯维里加洛夫, 都找到了属于自己摆脱分裂痛苦的方式。对于他们自己选择的路, 有人认为是道德回归的主观方式, 也有人认为是宗教皈依的外在途经。笔者认为, 在救赎的道路上, 其实他们都面临着一种尴尬, 这种尴尬来自道德和信仰的碰撞, 即到底是哪种力量使他们最终获得拯救。

对于双重人格的研究, 从最初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传统批评到我国近年来侧重现代派艺术理论视角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研究, 大体经历了从形式到内容、从社会到个人、从外界到内心、从批评到接受、从表象到本质的演变。对于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们由堕落到救赎的途径, 也是各持己见, 有的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格分裂的他们找到了一条宗教救赎的道路, 也有人认为主人公们其实是在自我拯救, 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巨大道德力量给了他们逃出苦海的救生圈。笔者认为, 道德感是其人格发生分裂的原因和寻求救赎的原始动机, 而宗教救赎才是人物获得新生的最终力量。

1. 道德是造成人格分裂的根本原因

在陀氏小说中, 触犯社会道德规范的有两类人:其中一类是真正为人不齿的恶人, 如《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的卢仁和《群魔》中的强盗费季卡;另外一类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斯维里加洛夫、《双重人格》中的戈利亚德金、《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 他们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格分裂”的主角。这些人内心有着强烈的区分善恶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从而进行自我否定, 分裂也就在所难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同样触犯社会规范的不同群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们设置了不同的命运, 前一类人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 而后一类人却饱受人格分裂之痛, 原因就在于有无道德感。

2. 道德在造成人物性格分裂的同时, 也潜在地指引着人主动寻求解救

以拉斯柯尼科夫为例, 他犯罪后无法摆脱性格构成中与理性主义相悖的成分, 也就是他作为人的良知所带来的困惑, 拉斯柯尼科夫以“理智的人”的名义来反对索尼娅“狂热的”信仰, 但他并没有成功。相反, 这种自由与人性的斗争不断地煎熬着他, 使他做出了自首的决定。这个求救的决定恰恰是以道德感和良心作抵押的, 充分说明了道德的另外一种力量是扮演使人主动寻求救赎的动机这个角色。

三宗教——精神回归道路上的长明灯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道德的力量催生出了双重人格, 那么在人物精神回归的道路上, 作家又是以宗教作为风向标的, 指引人物获得新生, 因为人物最终的不同命运彰显了宗教的作用。在陀氏小说中, 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又分为两种:一种就像《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 在索尼娅爱的感召下, 投案自首, 在牢狱里, 他突然感受到苦难的伟大, 使他有了向上帝忏悔的需要。作者把索尼娅看做人类苦难的象征, 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 承受不幸, 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 有着不可低估的典型意义。正是索尼娅的虔诚震惊了拉斯科尼科夫沉睡已久的良知, 使他重新戴上十字架, 从而实现道德完善、人性完美和灵魂净化, 最后获得了新生。又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贪婪自私的德米特里和他的父亲为了争夺一个情妇而互相仇视, 后被误认为杀父凶手而被捕入狱。善良的阿辽沙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用一颗宽容博大的心对待每一个人, 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帮助他们化解仇恨。德米特里在他的引领下, 经过苦难的磨炼皈依了上帝, 走上了精神回归之路。

而另一类人格分裂的人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双重人格》中的戈利亚德金、《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却真正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没有找到救赎的方法使他们精神崩溃、自取灭亡。同样是饱受人格分裂之苦的人, 他们的心里都有着强烈的明辨是非的道德感, 显然, 道德感只给了后者一个希望救赎的理由、一个渴慕回归的动机, 却没有给他们打开精神枷锁的金钥匙。所以, 宗教才是解决人格分裂的最终途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致力于探索, 并发现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他以更加清醒的理性目光, 超乎想象地透视了基督教文化所能达到的深度, 深切地展示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 显示了基督教的救赎精神。正是这种对人性, 对信仰的深沉执著给了后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的众多作家都将其奉为圭臬。

参考文献

[1]倪蕊琴.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7

关键词:索尼雅,“大罪人”,“一个人”,“这个人”

一、“大罪人”

索妮雅是一个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的人, 是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是富于苦难意识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小人物”大家族中的一员, 如同普希金《驿站长》中的驿站长、果戈理《外套》中的小官吏、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成名作《穷人》中的杰符什金。

索妮雅十八年的人生历程充满着悲苦和凄怆。父母都是酒鬼, 家境一贫如洗。母亲早亡, 父亲再婚、失业。自己是个妓女。一个18岁的女孩子每天从早6点到晚8点都得到街上卖自己的肉体, 不仅彻彻底底毁了自己的青春, 而且连忍无可忍之下的投河自尽都无从实现。索妮雅不得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要不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孩子们就得饿死。我们已无从知晓善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下下面这段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妮雅的对话时, 心里是否在滴血:“‘跟我坐在一起?光荣!可是我……我是个卑贱的女人, 是个大-大罪人!唉, 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的最深重的罪是你白白地毁了自己,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还不可怕么!你过着你那么痛恨的卑贱的生活, 这还不可怕么。’他 (拉斯科尔尼科夫) 说, 几乎愤怒欲狂, ‘还是投河自尽吧!这会好些, 会好上一千倍, 明智一千倍!’‘那么他们怎么办呢?’索妮雅有气无力地问, 痛苦地瞥了他一眼, 但仿佛对他的建议没有感到丝毫惊奇。”[1]“白白地毁了自己,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然可怕, 因为“卑贱”, 所以深深自觉是个“大-大罪人”。可是, 对于善良的索妮雅来说, 最可怕的是自己亲人的饥寒交迫和死亡。谁愿意一天到晚过着自己“痛恨的卑贱的生活”呢?所以古往今来比比皆是为了一己私欲出卖良心、逃避良知的人。索妮雅连“逃避良知”都无法谅解和饶恕自己, 又何谈为了一己私欲“出卖良心”?!从某种意义上说, 索妮雅是自己将自己推进火坑的, 是自己将自己推上祭坛的。

“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先生, 走投无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2]马尔美拉陀夫的倾诉饱含血泪, 令人心碎。其实, 真正“走投无路”的不是马尔美拉陀夫, 而是索尼雅;马尔美拉陀夫毕竟还有索尼雅这条“路”可以走, 索尼雅连最凄寒的“自杀”的人生境遇都欲求而不能。毕竟, 人最可怕的还不是死, 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还可以用最后的资本——血肉之躯的丧失来捍卫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 , 捍卫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 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天之亡我, 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今无一人还,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 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 籍独不愧于心乎?” (司马迁《史记》) “愧”所以“不肯过江东”, 所以“自刎”, 项羽用生命, 用死亡捍卫了尊严。“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司马迁《史记》)

正因为如此, 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到索尼雅的脚下, 对她说:“我不是向你膜拜, 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3]索尼雅是人类苦难的象征。

二、“一个人”

“俄罗斯灵魂是黑古隆冬的”, 是一座地狱, 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而自铸的地狱。[4]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人类生存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 (荣格) 。索尼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黑古隆冬的”俄罗斯灵魂的荒野中点起的“一盏灯”, 微弱而飘忽, 但毕竟是光明, 毕竟会带来温暖。

“罪”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灵魂同样是“黑古隆冬的”——黑得发冷。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不幸的, 曾经长时间磨折在心狱中生不如死。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高等教育, 博览群书, 而且思索成性。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仅仅因为物质的需求而去杀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曾对索尼雅如此言论:“如果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杀人……那我现在……就幸福了”[5], “我杀人的时候, 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 而是别的东西。”[6]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悟出一个自以为是的道理:人类由两部分人组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所谓平凡的人“是低级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7];“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8]。而不平凡的人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他们都犯法, 都是破坏者, 或者想要破坏, 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与血泊”。[9]也就是说, 不平凡的人为了个人野心的实现, 可以弃最起码的人性和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而不顾, 为所欲为, 即使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些人的冷酷和强悍, 才使他们最终反而成为“人类的恩人”, 就像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在这种理念的强大作用下, 拉斯柯尔尼科夫牢骚满腹、愤愤不平: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 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 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 还是不敢?我是只会发抖的畜生呢, 还是我有权利……”[10]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绝大多数人的抱怨和激愤都只是窝在心里, 更进一步说, 只能窝在心里, 付诸行动的毕竟是极少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极少数“超人”中间的一个——“我想做拿破仑, 所以我才杀了”。[11]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幸运的, 索尼雅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寒冷而黑暗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来”。“自犯罪自加罚, 自忏悔自解脱”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在拉斯科尔尼科夫从“自犯罪”走向“自加罚, 自忏悔自解脱”的人生历程中索尼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拉斯科尔尼科夫听从了索妮雅的劝告, 去自首和服苦役。在索尼雅“伟大的受苦精神”的感召下, 拉斯科尔尼科夫背负赎罪的十字架走向精神复活, 在宗教皈依中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有权写作。”在索尼雅的爱的拯救下, 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在“超人”思想影响下的“一个人”转变为“一个真正的人”。

“罪”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灵魂同样是“黑古隆冬的”——黑得发冷。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不幸的, 曾经长时间磨折在心狱中生不如死。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高等教育, 博览群书, 而且思索成性。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仅仅因为物质的需求而去杀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曾对索尼雅如此言论:“如果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杀人……那我现在……就幸福了”[5], “我杀人的时候, 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 而是别的东西。”[6]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悟出一个自以为是的道理:人类由两部分人组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所谓平凡的人“是低级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7];“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8]。而不平凡的人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他们都犯法, 都是破坏者, 或者想要破坏, 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与血泊”。[9]也就是说, 不平凡的人为了个人野心的实现, 可以弃最起码的人性和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而不顾, 为所欲为, 即使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些人的冷酷和强悍, 才使他们最终反而成为“人类的恩人”, 就像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在这种理念的强大作用下, 拉斯柯尔尼科夫牢骚满腹、愤愤不平:“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 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 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 还是不敢?我是只会发抖的畜生呢, 还是我有权利……”[10]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绝大多数人的抱怨和激愤都只是窝在心里, 更进一步说, 只能窝在心里, 付诸行动的毕竟是极少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极少数“超人”中间的一个——“我想做拿破仑, 所以我才杀了”。[11]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幸运的, 索尼雅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寒冷而黑暗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来”。“自犯罪自加罚, 自忏悔自解脱” (王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四姐妹》)

曾经信奉“超人”思想, 深陷一种崩溃的、患热病的狂癫状态, 持续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复活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复活带来的是索尼雅更高层次上的复活。“在我们走向上帝的道路上, 苦楚和痛苦消失了, 美留下了, 我把它看成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12]索尼雅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 更进一步说, 索尼雅自我牺牲的基督精神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

三、“这个人”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恻隐之心, 仁也”。索尼雅就有一颗“恻隐仁者心” (杜甫《过津口》) 。“尘土受到损辱, 却以她的花朵来报答。” (泰戈尔《飞鸟集》) 索尼雅是一粒尘土, 微乎其微, 微不足道。索尼雅受到了极大的“损辱”, 却以花朵和果实来报答人类和世界。作为“一个人”, 无论贫富和贵贱, 尊严都是最重要的——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最大的侵犯和羞辱是对一个人尊严的践踏。所以,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才会极度愤慨:“我出生低微, 但并不卑贱!”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索尼雅的尊严被践踏到极点却仍保持了自己心灵的高尚和纯洁、保持了对人类真挚的爱情。索尼雅是一个伟大的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类受难者的形象。索尼雅具有一颗基督的心。《新约全书·约翰福音》如是描述:“耶稣出来, 戴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彼拉多说这话是对受尽苦难和侮辱的耶稣伟大的坚毅和忍耐精神由衷的钦佩。让我把“这个人”三个字也送给索尼雅吧!索尼雅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2]、[3]、[5]、[6]、[7]、[8]、[9]、[10]、[11]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岳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375、51、375、480、487、302、303、303、487、482, 1979年。

[4]、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 第168页。

基耶夫洛夫斯基 篇8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位艺术大师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顶峰代表, 他们都拥有巨大的天才, 达到了惊人的难以企及的艺术造就, 撼动整个世界, 给人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俄罗斯民族性的恢弘开阔及心灵的广度。 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①在描写浩荡的革命背景下社会及家庭发生的种种事件之时, 他呼唤并追寻逝去的人类的良心, 希望人类的美好心灵能构建一幅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的蓝图。福楼拜赞叹他是“出色的心理学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 “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②。 如果说托尔斯泰让我们看到心灵的广度的话,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让我们看到了心灵的深度, 让我们感受到了直触灵魂的震慑。 伯林曾引希腊哲人Archiochus“狐狸多知, 而刺猬有一大知”一语评价托氏和陀氏, 认为托尔斯泰是“狐狸”,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猬”③。的确, 托尔斯泰的创作是涉及广阔的艺术, 有着浩瀚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人类社会题材, 作品内容非常丰富。 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的是终极的、一元的真理, 亦即基督的真理, 宗教、哲学和心理层面的探索是他所向往并着迷的, 他或许不像托氏那么善于描绘宏伟而复杂的事件, 但对于心理癫狂性的分析、对于人心灵最隐蔽的秘密的挖掘却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企及。 瓦·罗扎罗夫在著作《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1891) 中指出:“与托尔斯泰伯爵相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生活和人的精神中尚未定型的东西的分析家, 展示的是人的良心深处、人的非理性的本性的集中点。”尼采则夸赞陀氏是他从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的“唯一一位心理学家”④。

一、托氏的“心灵辩证法”与陀氏的“挖掘灵魂的全部深度”

读托氏的作品往往会被其主人公微妙的爱情心理状态深深吸引———《战争与和平》 中安德烈眷恋娜塔莎时的幸福, 《复活》 里玛丝洛娃钟情于聂赫留朵夫时的羞涩, 《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倾心于渥伦斯基时的胆战、列文热恋吉提时的纯粹……一段段各不相同的爱情心理活动各具特色, 让我们品味到主人公的真实情感。 185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 揭示了托尔斯泰小说心理分析的秘密, 他认为与其他作家不同, 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有一种特殊的方法:“……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 却是心理过程本身, 是这过程的形态的规律, 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 就是心灵的辩证法。 ”⑤托尔斯泰曾说:“心理描写主要在于描写人的内部的心灵运动, 要加以表现的并不是运动的结果, 而是实际过程。”⑥所谓“心灵辩证法”, 即重视心理过程本身, 而不再只描绘心理变化的原因和结果。 托尔斯泰巧妙地对笔下每个人物的心理刻画得具体而细致, 无论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和内心的波动多么突然, 却不局限于瞬息之间的表现和刻画, 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人内心世界连续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链环来描写, 将人内心如何从一种情感逐渐转变为另一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 无处不体现着“心灵辩证法”。托尔斯泰在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时, 称它为“一部小说, 我一生最好的一部”⑦。这是一部融合婚姻、爱情、家庭、激情、背叛等多个主题在内的鸿篇巨制。 托氏描写的心理运动过程往往符合人物性格规律的要求, 即使是人物前后心理的巨变, 亦是有章可循, 合情合理。 以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在莫斯科三次与沃伦斯基相遇时心理状态和变化为例:初次在莫斯科火车站与沃伦斯基见面时, 那“荡漾在她明亮的眼睛和弯了弯朱唇的微微一笑”、“有意收敛的眼睛里的光彩”和“抑制不住的生气”, 可看出安娜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的对爱的极度渴望, 但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压抑占据上风;第二次并在奥博朗斯基家里与沃伦斯基跳舞时, 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幸福和兴奋”, 努力克制却又克制不住;第三次在火车上遇见沃伦斯基时, 她很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想表现出严肃的样子, “却又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和生气”, 她想要摆脱沃伦斯基, 可见到他时却不由自主感到高兴, 已经不能克服自己那种被追求的愉快。 三次相遇, 安娜的心理逐步变化, 虽然她渴望爱情, 却又对此感到恐惧, 力图回避, 可克制力却逐次降低, 激情和被抑制的生气逐渐被释放, 而此阶段心理变化过程也为后来安娜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心理埋下了前期心理铺垫。 这种心理变化过程非常自然, 并非让人难以捉摸。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托氏的心理描写都很简单而单线条地发展, 而是托尔斯泰能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进行有条理的剖析, 将它一层层、主次分明地揭示出来, 使安娜作为一个生动的女主人公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与托尔斯泰着重展现人的心理变化过程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惯于捕捉那些转瞬即止, 稍纵即逝, 飘忽不定, 捉摸不透的思想情绪⑧, 着重刻画人在内心极端矛盾的心理状态, 展现地是人的灵魂中善与恶的变幻以及与之相伴的内心斗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 这并不正确, 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⑨他在给自己的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人是有秘密的, 它需要猜测, 也许多用一生的时间来揣摩, 但是别以为我这样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我想成为真正的人。 ”⑩对于陀氏而言, 人的内心是无法解释和充满神秘的, 内心深处不只是善, 没有经历过恶的善不能称作真正的善。 陀氏的作品, 如《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让人看到基督与恶魔的斗争, 在他的笔下, 既有索尼娅、佐西玛长老、阿辽沙等对基督笃信不移的“圣人”式人物 (索尼娅亦可看作“圣愚”式人物) , 又有斯维德里盖洛夫、拉斯科利尼科夫、伊万·卡拉马佐夫等意图抛弃基督靠近魔鬼的人物, 信仰基督还是接近魔鬼是陀氏作品的重要主题, 正是在这一主题下他展开对人类灵魂的思索和剖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内心充满“善”与“恶”, 因此在人类灵魂中既揭示了荒淫的“所多玛城罪孽”的惊险深渊, 又展示了“永恒的白雪皑皑的神圣高峰”11, 而他笔下主人公常常也需要读者猜测其心灵最隐蔽的秘密。 与托尔斯泰有理可循、逻辑缜密的“心灵辩证法”不同, 陀氏的作品往往强调内心世界的不确定性、 不可预测性和突发性:在其描写人物的心理的文字中常常伴随“вдруг (俄语单词, 表 “突然”) ”、“что-то (表 “某种”) ”、 “сам не мог быобьснить” (表 “自己也无法解释”) 等词语;据统计, 在 《罪与罚》中, 词语“странный (表“奇怪的”) ”出现了约150次, 词语“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 (表“幻想的、离奇的”) ”出现了约30次12, 这些词语表明了小说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思考“超人”是否有权杀死低等级的 “虱子”这一 “该死的问题”时倍感折磨, 各种思想、声音构成的幻想和臆想已覆盖他的整个脑海。 犯罪后, 具有双重性格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遭受更剧烈的心理折磨———怕罪行暴露的恐惧、对超人哲学的怀疑、 对是否认罪的踟蹰、 关于是否信仰基督的犹豫…… 我们往往难以预料和推测陀氏笔下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因为主人公的心理常常在瞬时间发生多次变化。 正是从这样变化莫测的心理描写中我们窥探主人公备受折磨的灵魂;读托氏作品时, 常可以人之正常情理对人物心理进行推测, 人物的心理变化往往不是瞬时发生的, 而是阶段性演变, 遵循情节及人物形象的一定规律。

二、托氏的 “情感道德领域”与陀氏的 “无意识病态领域”

陀氏笔下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托氏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内心均充满矛盾, 然二人心理矛盾的范畴和特点却截然不同:安娜·卡列尼娜的矛盾属于世俗道德的范畴, 而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矛盾属于哲学宗教的范畴;安娜·卡列尼娜的矛盾心理具有正常的情理特点, 而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矛盾具有病态的无意识特点。

在题材上, 托翁的作品大多描写具有道德伦理性质的事件, 其笔下的人物心灵较为健全完整, 也有着正常的思维逻辑, 而陀氏倾向于描绘无意识病态的行为, “他所刻画的人物常常镌刻一颗病态的灵魂”13。 小说创作题材、视角的不同与二人的出身、经历有关。 托尔斯泰出身贵族, 生活富足, 心境平和, 他关注的是宗法社会里人际间的情感与伦理, “他坚信世界具有自己稳固的结构和固定的道德基础”14, 因此在作品中彰显出肯定美好的道德品质、 批判违背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的思想。 托氏虽然愿意相信个人的绝对自由, 但他的“传统观念的根基是任何逻辑无法动摇的”15, 这一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便可得到印证:安娜违背传统婚姻道德观、追求爱情和自由的结果却是备受精神煎熬后的卧轨自杀, 安娜的结局是托氏关于家庭婚姻的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取胜。

相比托氏完整健康的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是破碎和不完整的。 他大半生颠沛流离, 穷困潦倒, 时常在物质资源匮乏的状态下进行创作, 他经历过极端的苦难———先是差点被判死刑, 而后又是被长期流放、遭受苦役。 陀氏还患有癫痫症, 造成他精神和心理的极端分裂———不发病时精神状态正常, 发病时精神状态极尽癫狂, 而正是这种精神分裂让陀氏具备了除常人正常视角之外的病态视角, 使他在意识领域和非意识领域之间转换, 在创作时对人物病态和无意识的心理分析尤其到位。 陀氏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使他具备了独特的洞察人之心理和灵魂的能力。 茨威格所强调, 陀氏是“文学界伟大的跨越界限者”, 描绘人类灵魂中的“无意识、下意识与未探明的一切”16。 在《罪与罚》中, 我们便看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大量的无意识心理活动, 包括梦境、幻觉、呓语、胡话等, 通过无意识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主人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比如,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犯罪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摇摆于理智与非理智之间, 虽“超人哲学”的理论给予他犯罪最绝对的动机和理由, 但他内心极端矛盾, 曾多次想放弃杀高利贷老太婆的想法:“难道我能去干这个吗? 难道这是当真? 绝对不是当真的。 就是这样, 为了梦想, 自己在哄自己;儿戏! 对了, 大概是儿戏!”“噢, 天哪!这一切多么令人厌恶!……这是荒谬绝伦!…… 我的良心竟能允许干这种肮脏的事! ”杀人的念头还是不知不觉从幻想变为了更可怕的形式, “他自己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两眼一阵发黑”, 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图杀人的潜意识, 在杀人前最后一刻理智再次向他发问:“难道那件事会发生吗?莫非真的会发生吗? ”然而, 幻想、梦境、无意识一次次缠绕他, 病态心理最终战胜了理智。

相比洞察灵魂秘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是“洞察肉体秘密的人”, 健康是肉的王国17。 不同于陀氏病态艺术世界, 托尔斯泰艺术发出的是健康之光。 托翁描绘世俗道德主题下主人公的情感和心理的发展, 这种心理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主体自身能动性的结合, 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与非理性的审美心理、无意识心理分析不是一条道路上的车”18。 当然, 尽管心灵辩证法的概念是以正常意识活动为主的, 却并不是没有无意识或潜意识。 托尔斯泰也写过无意识的作品。 根据俄国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考据, 托尔斯泰早年曾有过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昨天的故事》 (1851) , 是根据他精神分析日记写的, 使用了无意识描绘等手法, 非常近似于意识流作品19。 在以后的作品中, 托尔斯泰也并不是完全不写无意识, 仍把它作为心理领域的一个部分表现, 比重较小, 还是以意识领域的心理描写为主。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 安娜卧轨自杀前穿城而过时意识蒙眬紊乱, 当时安娜脑海中“种种印象都分解为回忆和一些孤零零的感觉。 时间……对于安娜来说, 在她的痛苦中已经不存在了。现实在她看来, 也已分解”20, 此时安娜脑海中的空间与时间已经解体、分离, 这是无意识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此可以把这段心理活动描写看做是无意识领域的描写。

三、托氏的“说教性”与陀氏的“复调性”

托尔斯泰作品中人物心理活动是由他本身所操控的。作者站在“全知”的视角上, 在描写人物间接心理语言时主观色彩较浓, 在转述人物心理活动时常加上自己的看法或评论, 让我们始终能感受到作家的存在21。 “托氏关心的是良心的净化, 这不仅是对一般的幸福的追求, 而且是对个人端正品行的追求, 是向正确的情感和未被扭曲的判断力的回归”22, 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中我们明显能感受到托氏的说教。 托尔斯泰对肉欲是感到羞耻的, 出轨后安娜身上彰显的欲望和性感更是让他受到干扰, 他无法不将安娜置身于道德批判的境地, “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认为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判决不公正, 指责托氏把这部小说建立在虚假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23。 整个小说的主旋律是肯定列文与吉蒂的纯洁爱情, 否定和批判安娜与沃伦斯基的“通奸”。 托尔斯泰以广阔的视野涵括一切时代人类共有的经验, 使平常人们的烦恼问题也能在主人公的心中找到, 托氏以自己的经验和道德标准告诉了人们应该如何做, “安慰读者的心灵, 为每个人证明着他生存本身的意义”24。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却不为作家的思想所左右, 往往变幻莫测, 难以预测, 作者有意潜藏自己的身影, 仿佛在作品中完全消失了。 在转述人物心理活动时, 陀氏极少评论, 在描写间接心理语言时常常带有直接心理语言的性质。他的作品具有多声部、对话性的复调特征。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 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了复调25。在《罪与罚》中, 每个人物都有发表自己声音的平等的权利, 作者的声音只是其中一个, 并没有好坏之分。 小说的心理描写也具有复调性特征, 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心理的对话性。 《罪与罚》中,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心理便充满对话性, 他既热爱人们又对一切感到厌恶, 既想认罪又想掩盖罪行, 既相信“超人哲学”的理念又对基督存有信念。 他内心的声音尤为复杂, 他由于难以承受犯罪后的恐惧心理和精神分裂状态而选择认罪, 但他并没有真正“认罪”———在西伯利亚流放初期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杀死“虱子”老太婆不仅无罪反而对人类有益, 同时他并不承认超人哲学的失败, 并未接受基督信仰。他心灵的真正解脱也是发生在一瞬之间———在真正爱上索尼娅的那一刻, 他感受到了爱情和温暖, 心里便想:为什么不接受索尼娅所信仰的基督教呢? 于是他释怀了, 阳光照进了他的内心。 可见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在转瞬之间, 难以预料却又意味深长。 这种人物心灵善与恶的盘旋和斗争描绘得深刻而莫测。

结语

本文从文艺心理学的三个方面对比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艺术上的不同, 描述了托氏和陀氏心理描写的总体特征。 托氏和陀氏的心理描写艺术各有特色, 我们无法判断谁的心理描写更胜一筹。 我们认为, 二位大师的心理描写艺术都非常精湛, 托氏作品的心理描写更具体而有逻辑, 陀氏作品的心理描写更抽象和深刻。 陀氏的心理描写更加隐晦和难懂, 却更能感受精神的狂欢, 能发现自己内心潜在的秘密和矛盾。 除了总体心理描写艺术上的不同外, 在具体心理描写技巧上二位大师也是各有特色的, 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例如, 在共同点上他们均非常善于运用内心独白、外部环境心理化等作为心理描写的方法;不同点上, 托尔斯泰善于通过具体的肖像描写、眼神表现人物丰富的情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通过抽象的而简单的肖像描写、笑表现人物神秘的心理;托氏在进行心理描写时常使用比喻的手法, 陀氏注重用人物对话、梦境、呓语、幻觉来剖析人物心理。 我们将二位大师的心理描写艺术进行比较, 并不是为了下结论谁的心理描写艺术更精湛, 而是为了在对比中更加凸显各自的心理描写特色, 从而对二位大师的心理描写艺术有较为完整的了解, 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他们的作品。

摘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却具有迥然不同的特色。托尔斯泰注重心理过程本身, 重视心理变化的整个“链条”, 而非传统心理描写时只注重“链条”的两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洞察灵魂秘密的人”, 游走于正常的世界和病态的世界, 揭示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表现人心理的非理性、无意识和极端矛盾性。本文以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一部爱情心理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享誉全世界的典型犯罪心理小说《罪与罚》为例, 从客观角度, 加之一定的主观态度评判及比较两位大师的心理描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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