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历史（共5篇）
讲述历史 篇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如何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是教学中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 汉族和其他各民族是这一大家庭的成员。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 例如, 西北的羌族, 南方的苗族, 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是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是商代的东胡, 曾经非常强盛, 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 北方的匈奴族隔着长城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更多, 不少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丹族建立的辽, 女真族建立的金, 党项族建立的夏, 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 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管辖的范围更广,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 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 疆域广大, 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在历史上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 我国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少数民族在缔造伟大祖国的过程中,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政治上看, 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大秦帝国的民族, 就是犬戎族, 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 通过商鞅变法, 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 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 在统一北方后, 经过孝文帝改革, 逐步强盛起来, 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大融合, 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满族建立的清朝, 不但入主中原, 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我国今天的版图, 基本上是清朝前期确定的。从经济上看, 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 苗、瑶族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 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 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 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 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正是各族人民对地域经济的开发, 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 才使多民族国家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 各民族曾作出过巨大贡献。例如清朝时期, 东北各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 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迹就更多了。
当然, 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既有先进的, 也有落后的, 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 对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较大。例如, 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 都起过巨大的作用,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是不容置疑的。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 而是所有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 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 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在历史教学中, 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历史上的地位, 既不能夸大, 也不能缩小, 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
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
在中国历史上, 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 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 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 彼此征战的分裂时期;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 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 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 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 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历史上, 多民族的中国一直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
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难看出, 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 在各民族之间, 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 彼此友好相处, 互相往来, 和平发展, 国家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 秦汉的统一, 隋唐的统一, 元明清的统一。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相互对抗, 甚至爆发战争, 国家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南北朝的分裂, 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同时, 矛盾的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 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 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 但在战争之后, 各民族之间, 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 出现了和平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 千百万人死于非命, 经济文化受到破坏, 然而, 战争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近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 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 各民族杂居错处, 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 民族战争经常发生, 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 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 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促进作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 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 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多民族的伟大祖国, 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要一分为二地分析讲解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 怎样的人才能算是“民族英雄”?汉民族把岳飞, 文天祥作为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有人则认为, 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 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人, 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 究竟应该怎样确定?我们认为, 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既不能绝对的肯定, 也不能绝对的否定, 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结论, 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 从而确定其是怎样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对个别有污点的人物, 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比如, 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金斗争事迹时, 有的学生会提出, 岳飞抵抗的金兵也属于中华民族, 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 所以不能算民族英雄。这时, 教师应当指出, 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 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会提出, 宋朝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 当遭到外来游牧民族的进攻时, 必然灭亡, 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 阻碍了国家的统一, 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 所以, 从这点看他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 教师要向学生讲清楚, 金军南下, 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金军所到之处, 烧杀戮虐,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 岳飞抗金是正义的, 带有反侵略战争的性质, 他的英勇斗争, 阻碍了金军南下的进程, 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 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他有忠君思想, 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 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 岳飞在抗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同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相比, 显然是功大于过, 岳飞仍然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
另外,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帝王将相、文臣武将等, 我们也要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评价。如果他们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对历史进程起过推动作用, 如秦始皇、武则天、戚继光等, 应当给予客观的充分肯定。而对于那些阻碍了社会发展, 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历史人物, 如慈禧太后、秦桧、吴三桂等, 要向学生讲清他们的罪恶所在, 然后给予坚决谴责, 使学生从反面受到教育。
总之, 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都应当不断地学习和研究。
讲述历史 篇2
台湾历史教科书对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段历史比较吝啬地用了320个字讲述，“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节中称大陆人们“等于被关在一个大铁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陆的贫穷与落后”。而这320个字是什么概念？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而大陆60年的变迁，竟然浓缩在这么一点情绪化的字眼里，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多少个320字？
台湾出版的教科书
教科书是个很小的天地，它长宽不过十几二十厘米，但方寸间却能主导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和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占领菲律宾50年间，可以放弃财政部、内政部，唯独不放弃的是教育部。
而日本也长期以来在历史教科书里暧昧无常，使得周边国家因此大为光火。我们很少关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但近来马英九表示要重新肃清民进党的历史观，让台湾的教科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台湾历史教科书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
台版教科书把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是起义还是**？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古代史由于较少牵涉当下，双方的叙述都有一种轻松感，甚至豪迈感。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叙述历史的角度可以揣摩出双方的政治生态。
大陆和台湾在叙述中国史最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在农民起义的评价上。台湾对于农民起义有种特别的敏感，基本上评价都是负面的，而大陆对此往往高唱凯歌。例如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台湾版只是简单地用几个字叙述，而大陆版对它非常赞颂，花了较多的篇幅来叙述此事，充分突出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用武力推翻了秦朝的暴虐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陈胜吴广的首创精神，为历代农民树立了榜样。”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台湾的历史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政治制度为文武合一，极端专制，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恐怖统治。”而大陆版对太平天国运动极其推崇，不仅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而且下面还详细分析了它的五点意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台湾叫做“义和团之乱”。台湾版对它的看法较为负面，认为它怪力乱神、经常对外人滋事，故又称为“庚子拳乱”。大陆则没有谈及义和团的局限性，主要篇章描述义和团的勇猛和无助。
对于农民起义的原因，两岸在解读上也存在大分歧，大陆版强调多是官方原因，例如由于官吏摧租逼税、统治残暴等原因造成，而台湾湾则多以流寇、饥民、破坏等负面的词语相称，似乎农民闹事是下层人的自主行为，与统治阶级关系不大。
正因为这个分歧，于是带来了对另一拨人的评价有不同，大陆版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等人给予较多负面的评价，在课文小字中说到曾国藩因受太平军重创，曾三次投水自杀，以及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组织地主武装淮军，在外国侵略者帮助下从安庆运到上海，进攻太平军。而台湾版对曾国藩等则较多正面叙述，“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为一位讲求义理、崇尚经世济用的学者与官员”。文中还称赞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使汉人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地方督抚的权力也随之增强。
由于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采取加强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响的教育方针政策，尤其重视历史教育，把它作为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所以对于古代史，除了在评价上双方稍有点差异外，其余差别不大。但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台湾和大陆每讲到一个时代结束时，都会有专门的一章节讲述经济文化发展。台湾更倾向于追寻中国历史的制度演变，而大陆比较多地沉浸于老祖宗哪些技艺又比西方早了多少年。譬如台湾版历史书在讲文化的时候，必定提到一个时期的官制、兵制、赋税、科举的沿袭流变，似乎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某种治国方略。而大陆一般是强调经济繁荣、文化领先，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不太着力。
提起抗战，台湾反而不厚道
想必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双方对抗战的描述，因为这段历史成了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笔者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对比，在“八年抗战”这章中台湾版教科书比较简单地讲述了上海、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但着墨非常少（四大会战在大陆版里分别为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除了这几次重大的战役外，台湾版在提及抗战将领时，除了“伟大的蒋委员长”外，只提到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谢晋元，其他将领再无涉及，甚至连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也只字不提。而大陆不但详细提及，前些年版本的历史书中还放了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的照片。倒是台湾版在抗战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反面典型，在忻口会战中“守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走。蒋委员长下令拏办，处以极刑，军威大振”。
原本费力气找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对共产党抗战是如何描写的，可看了之后发现对国军抗战描写都如此之少，那更别指望能对共产党抗战有什么描写了，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书中把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贯穿其教科书的主题是：中共扰乱抗战。
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是“窜往陕北的残共，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输诚。政府为团结抗日，允其所请，将陕北之残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潜伏江南之残共，编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面服从政府，暗中扩张势力。羽毛既丰，故态复萌，窃据地盘，袭击国军。”
这个主题延伸到到皖南事变，整个就黑白颠倒了，说是“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调往江北，不惟不理，反而袭击国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军大溃败之际，教科书中还特地点了一笔，“我国经此一役，损失至大，造成中共得利的机会。”
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则对抗战这一大事，事实重于感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反而是较多的客观描述。大陆的教科书按照时间顺序，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上大部分主要会战都有描述。当然作为中学阶段的历史教科书，毕竟是普及教育为主，所以如果要强求将正面战场的所有会战加以记载和详述，也不太现实。对于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士，书中有不少详细描写，其笔墨明显多于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描写。书中不仅提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还有中级军官谢晋元，其中对于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有详细描写。
看过台湾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对台湾刻画抗战的功力还存在联想，没想到在教科书这等事上，台湾不太厚道，不仅对自己的抗战不太细处着笔，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则全部抹杀或者回避，甚至做反面解读。
美国、苏联在教科书中的形象
对于外来势力，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态度问题则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由于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后历史路径的选取上完全不同，大陆与苏联走得很近，而台湾彻底倒向了美国，于是在双方的教科书中，对美苏的描述加上了大量的感情色彩，从而也映照了双方各自对外政策的取向。
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台湾教科书中写道：“美国再度照会各国，添入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权完整的原则，门户开放才算完备，使我国幸免于瓜分之祸”。这实际上就是说，幸亏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才免于陷入被瓜分的地步。但在大陆的历史书上，强调的是义和团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发现要瓜分中国实属不易，根本没有提及美国的“功劳”。不仅没有提及，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专门有一章“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行文笔法上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在抗日战争的章节中，台湾版教科书有一个小节“中美联合反攻”，讲述美国提供各种援助（人力、贷款、战略物资）资助国民党政府打赢抗战，这似乎着力在突出美国的功劳，但对苏联红军出力击溃关东军则只字未提。
当然，台湾还是没有忘记苏联，它们特地辟有一节“苏俄的侵略”，历数从辛亥革命以后，苏联对我国东北、外蒙、新疆侵略的历史，尤其是讲到苏联出兵东北攻击关东军的历史时，其侧重点不是苏联帮助中国，而是突出老毛子对中国的掠夺，“所至奸淫掳掠，恣意屠杀；发行军用票，强迫通用；重工业设备，拆卸运走，称是战利品，其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所有工厂徒留颓壁；车辆多被劫走。”通过这一描述，不难想象苏联在台湾人心中形象会何等糟糕。
抹黑
抗日战争，国共还有过合作，在历史书中为了强调抗战精神，台湾教科书对共产党的措辞还相对委婉点，而到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了中国的未来发生了全面的争夺战，台湾教科书完全抛弃了应有的立场，“叛乱”、“蛊惑”“蠢动”是书中对共产党特定的带有感情倾向的字眼。
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台湾教科书也完全唱起了另一曲调子。例如，重庆谈判是因为，“抗战期间，美受苏俄及中共的虚伪宣传所惑，误信苏俄与中共无密切关系，以中共为农村改革者。美国主持对华政策的官员，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希望国民政府容纳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中共则藉此为统战手段，利用和谈，牵制国军行动，争取准备叛乱时机。”
尤其令人发笑的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由于腐败和搜刮、导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秩序紊乱，教科书中竟然把社会动荡的原因竟然归咎于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参军，进行人海战术，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下，实行清算斗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吓得跑往城市，结果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报告文学能讲述历史吗？ 篇3
该书有将近十分之七的篇幅，用来描绘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这对祖孙 ”。对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埋葬地的肯特山地勘探记和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墓的采访记，又占据了剩余篇幅中的三分之一强。因而留给经历了中间两任大汗（如果加上为 “西北诸王 ”所承认的阿里不哥合汗，那就是三任大汗）在位的 “过渡时期 ”的，只有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七多一点，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用来记述 “拯救帝国 ”的伟大女人，即蒙哥和忽必烈生母梭鲁禾帖尼的。那几段勘察记都非常引人入胜。如记上都遗址：“地上散落着碎石瓦砾，我收集了几块，触碰到了令人敬畏的东西 —哦，天哪，上都的尘土！”又如书里这样描写神圣而难以靠近的肯特山：从远处看，肯特山似乎很容易接近：海拔不算太高，离乌兰巴托仅二百公里，开车只需一天。但是，三十公里的进山之路盖在永冻层上面，春天时融化成泥浆路，夏季的雨水使人寸步难行。一九九二年，这片区域最终辟为国家公园，开始顺其自然地发展。群山突入，迫使道路必须经过一座落满灰尘的木桥才能渡越克鲁伦河 ……山脉海拔约二千五百米，光秃秃的山顶突兀地立于树林之上，就像削发和尚们的脑袋。这里是鹿、麋、熊、狼的领地，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向北延伸至西伯利亚针叶林。进山之路要通过沼泽，翻越陡峭的山脊，横跨多石的克鲁伦河浅滩。
作者力图追寻的，很可能是永远揭不开的谜底。因为正如书里告诉我们的，蒙古国最具智性和历史感，也最有潜力能找到埋葬历代大汗的失落墓地的人们，其实并不愿意现代人去叨扰他们心中最不容亵渎的那片山陵的宁静和它的圣洁性。
尽管书写同一主题的其他作者可能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各部分之间的比例问题，但毫无疑问，本书所设定的框架与内容搭配，是十分契合于作者的写作宗旨的。他要叙述的那个故事的核心是，在祖父把当日中国的一部分并入幅员辽阔的 “大蒙古国 ”的基业之上，孙辈又怎样把整个蒙古高原变成了元代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还不止蒙古高原，当代中国版图内的其余内陆亚洲诸地域，再加上云南，合并在一起，成就为一个与汉文明区域共命运的多民族的、统一的 “大中国 ”，这正是元朝留给后代中国人的最重要的一笔政治遗产。该书以 “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 ”作为书名，其所要突显的，恐怕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误以为，元朝之所以能达成如此业绩，不过是依恃强大的武力，把汉唐模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覆盖到前所未有的幅员之上而已。他们没有明白的是：汉唐国家建构模式用来控制位于以雨养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之西国土的制度资源，就是所谓 “羁縻 ”体系；而依赖此一体系，根本不足以将超出当代中国一半以上国土的中国内陆亚洲各地区巩固地纳入统一国家版图。因此，元朝在奠定近现代中国版图方面的巨大贡献，不是用它沿袭甚或扩展了源于汉唐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的固有功能就可以解释的。它还充分调动了源于内亚边疆帝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资源。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
这样看来，本书作者的有关见解，似乎也存在 “大门找对，小门摸错 ”的些许缺憾。他十分精准地指出：“在三十多年中，[忽必烈 ]创造出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更多地带有汉家色彩，但也独具复杂的世界主义性质 ”；“他可以忽视北京而在上都进行统治，但如果他那么做，就等于宣布自己永远是一个外人 ”。可是当他一不小心以为，“忽必烈决定建立 ”的是 “一个中原王朝 ”，当他断言 “这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蒙古帝国？中原帝国？忽必烈很快就明白，为了自身的统治，中原传统必须先于蒙古传统 ”之时，他就无意中站到了与当年那些竭力主张 “能行中国之法，则中国之主也 ”的汉家儒士们完全相同的立场，低估了内亚传统在元朝国家建构中所起到的极重大的作用。
这样看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祖孙二人，似乎也不像本书作者所说：一个 “把中国变成了蒙古的一部分 ”，另一个则 “把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两人玩的是一场 “把历史倒了个儿 ”的二人转。在元之前，历代王朝都只有开国皇帝才能在死后被尊称为 “太祖 ”或“高祖 ”之类带 “祖”字的谥号，其他皇帝的庙号则多带 “宗”字。元代最先有 “祖”字谥号的皇帝是忽必烈，他在死去的当年便获称 “世祖”。十多年后，成吉思汗才被追赋以 “太祖 ”庙号。两个 “祖”字皇帝，表明两人都是开国皇帝；由此可知，元人明白漠北大蒙古国和漠南的元王朝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而不只是首都搬过一次家的同一个国家而已。明清带 “祖”字庙号的皇帝都不止一个，元人的此种意识因此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被后人察觉。以至于在今天，作为一个跨越多国边界的世界性帝国的大蒙古国，与属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元帝国之间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仍很少被我们的教科书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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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 [历史上 ]疆域发展的原因在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两人的作为 ”这一见解出发，作者试图提出并予以解答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领土遗产已远远延伸到今日中国边界之外的广阔地带，为什么忽必烈不能完整地继承它们？“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完全倒过来问：为什么中国这么 ‘小’？为什么她没有更远地伸入中亚？”
我以为，在上述 “倒过来问 ”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先验的假设性前提，即被这一对祖孙先后统治的国家，属于同类项。如果我们对成吉思汗帝国和忽必烈创立的元朝之间的区别有明确意识，如果我们清楚忽必烈虽然保持着 “大汗 ”名分，他的王朝本身乃是蒙古帝国分裂的产物，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应该按另一种方式 “完全倒过来问 ”：蒙古帝国为什么会无可避免地走向瓦解？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简要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把相关文字转引在下面：就像吉本评论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一样，若要问蒙古帝国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分裂消亡，也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就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蒙古帝国产生与演变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三个环节来予以说明。
第一个环节是初期的 “间接统治 ”体制。征服初期，谁能携带着一片有几个或者数十个城池的土地去投诚，谁就可以在承诺纳贡、入质、从征、入觐，后来又加上置监（就是设置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监督各地）等条件的前提下，获得直接治理那片土地的世袭权利，变成蒙古间接统治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 “世侯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局势变化，当世侯治理下的地方社会发生各种矛盾，当世侯与世侯之间、世侯与蒙古统治上层之间发生各种摩擦冲突的时候，最高统治者就无法避免地需要对地方治理表达自己的各种意志。渐而渐之，间接统治的体制也就逐步向着代表蒙古高层当局意志和利益的直接统治体制过渡。于是跟着就有另外两个环节的相继发生。
一是随着凌驾于世侯层面之上的蒙古帝国对每个大型地区的直接治理日益增强，导致这个治理体系在每一个地区都卷入越来越深入的地方化进程。因为不必要，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撇开各地原有的统治体系，去凭空创造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在原有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局部修正和更改的方式，总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
各地治理体系地方化趋势的发展，极大地加深了它们之间基于各自文化而形成的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我们看到的再下一个环节，就是蒙古帝国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治理体制，最终会无可挽回地变成一种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努力。不同地区之间的裂隙从而也必然地越来越深刻了。蒙古帝国实际上早已开始按照原来不同的大文化区把帝国分成几个统治区域来管治了，而它后来的分裂正是沿着这几道缝线实现的。一句话，如同本书其实已经画龙点睛般地指出过的那样：像蒙古帝国 “这样庞大而多样化的政体永远也无法拥抱在一起”！
书里提到的另一条有趣信息，是牛津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团队在二○○三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他们从分布在自里海东至太平洋西岸各地的十六个族群中，发现一个由大约一千六百万个体所携带的庞大的 Y染色体基因 C3星簇。尽管这一千六百万人如今分属于不同的 “人种 ”或族群，对他们之间存在的共同父系血统已全然无知，但他们确实拥有同一个男祖先，一个被追溯为十三世纪前叶的东亚男人。导致此人的 “基因特征横穿北中国和中亚到处播撒 ”的动力，显然 “只能是席卷辽阔地理范围的纯粹的政治力量 ”。这个“政治力量 ”，被认为就是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尽管 “最初的结论是，成吉思汗提供了基因传播的 ‘途径 ’”，但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却变形为将成吉思汗本人指为这个 “家族 ”的共同祖先。
根据对上述研究成果的追踪考察，我们今天可以知道：这个轰动一时的实验报道，在时间尺度上的分辨率很低；确实有一个源于原蒙古人群体的父系基因曾经大范围地传播过，但它的发生时代可能要比蒙古人的兴起早数百年，甚至近千年；这个基因与来自被族谱记录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许多现代蒙古人的基因测试结果皆不相符。
很少有一部 “报告文学 ”，哪怕它篇幅再大，会像此书那样拥有多达十二页的参考文献目录。但是，对于蒙古学这样一个拥有长久东方学传统的国际性学科领域，靠十二页的参考文献来处理如此宏大的论题，仍然是远不够充分的。作者不谙汉文，对他想要至善尽美地描写元代中国更构成一桩巨大的障碍。他能以 “跛足 ”起舞，而且还跳得如此精彩，只能让人感觉钦佩和惊奇。同时，对西方中国学能向不懂汉文的读者传播如许广泛而又精深的专业化知识，亦不由得让人心生惊叹。
不过，也因为上述限制，书中还留有不少尚欠准确的地方。它说：“前代的皇帝们通过几个执行机构进行统治，忽必烈看到，这是一剂不幸的药方，因此他只立一个中书省。”“通过几个执行机构进行统治”，必是指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而言。但是变三省为一省，在元之前的金朝已经实现了。忽必烈 “只立一个中书省 ”，恰恰是承袭的金制，不过为宣示更张旧制，把在他之前已仿效亡金设立过的 “尚书省 ”改名为 “中书省 ”而已。灭宋名将伯颜，被南宋人传为 “百雁 ”的谐音，以附会显然只是事后才广泛流播于民间的一句谶语：“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可是上述谐音语词却被马可 ·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讹传为 “百眼 ”，遂使意思变得难以理解。本书径取马可 ·波罗之说，殊为失考。
对于 “大元 ”的汉式国号，书中很正确地解释道，“元”字“代表了初始力量 ”。可它接着说，这也是 “为什么它仍然是今天中国货币单位名称的原因 ”。“元”作为现代中国货币单位的名称，是它被当作 “圆”（即圆形金属货币及货币单位的名称）字之简化字来使用的结果。故而在后一场合，“元”字与 “崇高、最初、伟大等诸如此类的意思 ” 似无涉。成吉思汗发下的征聘丘处机前往兴都库什的诏书，被此书误以为是 “一块石碑 ”。此外，在上都用来建造 “竹殿 ”的竹子，也根本用不着舍近求远，从云南运过去。未知此说出于何处。
书里还说，蒙古军队首次侵入高丽国时，高丽王 “把蒙古人挡在海湾，而自己躲藏于一个近海岛屿上 ”。实际情况是，高丽王撤退的去处，是位于汉江中的江华岛；流亡小朝廷在那里躲了十来年。蒙古人几次三番勒令高丽王 “出海就陆 ”，他就是不肯出来。十多年前，趁访问首尔的机会，我曾经去瞻仰过江华岛上的高丽王宫遗址。让人完全想不到的是，把江华岛与陆岸隔开的江面绝对无法用 “宽阔”两字加以形容。蒙古铁骑被一道狭窄的江面一拦就是十多年。足可见 “尺有所短 ”，诚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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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错误出在不同语言间的对译上。比如说 “阿里不哥 ”（Ariq-Bge）作为人名，本来不意译也罢。若执意求其文义，则当译言 “洁净神巫 ”；而书中却说它是 “阿里 ‘强者 ’”的意思。蒙古人称奉佛教为国教的西夏国国王为 “不儿罕 ”，意即 “佛王 ”；书里译言 “圣者”，亦不甚确切。至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 “曲雕 ·阿兰 ”之名的后一词 “阿兰 ”，说它与义为 “大营盘 ”的蒙古语辞 “奥鲁 ”（Auruq，即流动中的 “大后方 ”）为同一个字，那简直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按该词为蒙语 Kdege Aral的汉字音写，译言 “砂岛 ”；它与奥鲁一点关系也没有。
最后还想提一提成吉思汗在布哈拉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我是上帝之鞭。”在最初记述这件事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征服者传》中，此语原写作 “我是胡达的惩罚 ”（因手边没有波斯文原书，故无法引证原文转写）。其中的 “胡达 ”是阿拉伯语 “安拉 ”的对译语。波斯文里被转译为 “胡达 ”的这个词，在成吉思汗的原话中究竟为何，已无更直接的史料可供检证。可是几乎可以肯定，他提到的必定是蒙古人信奉的 “长生天 ”（Mngke Tenggri）。至于 “上帝之鞭 ”，则无疑是西文在翻译前引波斯语文献时才使用的语词。
读一本好书，往往是对阅读者智力的一种挑战。你可以从书里汲取许多新鲜有益的养分，同时生发出一些与原作者不太一样的见解，也会为发现了若干可以纠正作者疏略之处的地方而暗生几分得意。揣着阴谋论不肯释怀的人，则会从太多的字里行间发现太多居心叵测的长老会密谋的影踪。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平常心、有良知的人应当遵循的读书之道。
本书作者约翰 ·曼（John Anthony Garnet Man）是一位多产作家，从一九九七年至今已出版过十八部作品，包括《我们这个星球的诞生》（一九九七）、《戈壁：荒漠寻踪》（一九九七）、《从 A到 Z：二十六个字母如何型塑西方世界》（二○○○）、《古登堡革命：改变世界的天才与他的发明》（二○○三）、《成吉思汗：生平、去世与再生》（二○○五）、《阿提拉：挑战罗马的蛮族国王》（二○○五）、《幕府：最后的武士》（二○一一）、《萨拉丁：生平、传说与伊斯兰帝国》（二○一五）等。
他时常来中国，为了有关长城、秦始皇、马可 ·波罗和元朝历史的写作。因此我们曾有过两三次见面和交谈的机会。他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典型英国风度。也许由于这里的空气质量，他的嗓音总是嘶哑的；也许因为太忙碌，他总是带一点疲倦神态。但当谈话进入状态，他马上就变成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明固执的追问者。无论什么话题，他一定要追问到形成一个对他来说是很明确的结论，包括 “无法完全确知 ”的结论，才肯罢休。阅读本书时，我一面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回想起他的这种谈话风格，一面还禁不住在猜想：那么，他的下一本书，又会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是的，他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我相信，他还会有新书带给他的读者们。
听马球和威士忌讲述王室历史 篇4
无他，马球对球手性格、能力、心态的要求与对“王”的要求一致——果敢、英勇、无畏、机智、善于配合全局、善于观察事态，最重要的，是善于随时调整自己，应对外界。
血脉里尽是贵族气——那为王室而生的马球、威士忌
生于帝王将相家的运动
不会有哪一项运动比马球与皇室有着更多的渊源，无论东方，抑或西方。
公元３世纪，曹植在其描述当时帝王将相子弟豪华放诞生活的诗作《名都篇》里，写下“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个“击鞠”即为古代马球。
其时，马球已从军中传至皇室宫中及贵族院内，功用也从练武变作嬉戏。然而，在皇室和贵族那里从来没有单纯的嬉戏。
马球，是运动，亦是社交——从它传入皇室的那一刻起。
在马球运动最为兴盛的唐朝，太平公主的夫婿，就曾因在马球场上的窝囊无能之态而让武则天鄙视至极，令公主丢尽颜面。
那个年代，王子们在马球场上的表现，可以直接影响自己即位的几率，武将则通过在马球场上的骁勇表现赢得帝王的认同。
唐太宗李世民一句“令习打球”，马球随后流行于王公贵族中上千年。
时至五代，马球继续流行，并更加成为一种娱乐方式。
当时在皇宫中打马球，是宫女们的主要娱乐。前蜀皇帝王建将成都官府内的旧球场改建成皇家大球场。后主王衍为了便于打马球，专门在宫苑内养了数百匹好马，并为其中几匹特别取了诸如“锦地龙”、“掠地云”、“雪面娘”、“天花落”等好听的名字。此外，王衍还将大臣、宫女组成男、女马球队，除分别比赛，还要进行男女混合马球赛。甚为热闹。
北宋时宫廷女子马球这一运动项目更是延续不断。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随着这位“百艺之王”的爱好和倡导，女子马球有了惊人的进展。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无论在乘骑上、服饰上都非常豪华，这时的球场也已铺上了草坪，成了绿茵场地。因此，要谈到草地球场，中国恐怕要站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马球在中国的流行直至清末。皇室的落寞和衰败让这项与皇室紧密相连、曾无限辉煌的运动从此遁出中国逾百年。
然而，源自人类对“王”共通的期许，马球不会失于流传。相反，在19世纪50年代，马球由英国人从印度带到欧洲，一经传入，这项集速度、策略、技术、思考和团队合作精神为一体的运动，就受到西方王室青睐，并成为欧洲历代的皇室、贵族成员都必须从小练习的体育项目。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浦亲王是位超级马术迷，他在84岁高龄还参加世界小型马驾驭锦标赛。亲王承认，马术运动存在一定的危险，他也曾为是否退出这项运动犹豫过。但对马术无法割舍的热爱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都是著名的马球高手。贵族的慈善马球赛场上，时有两人拼战的身影。哈里王子曾对媒体表示，“为自己是英国青年马球队中的一员感到十分荣幸。”两人似乎继承了英国王室的马球传统——父亲查尔斯一样对马球狂热有加，每有马球比赛他就跑到赛场观战，有时更是忍不住亲自上阵。
欧洲王室对马球的热爱由此可窥一斑。
为何马球始终逡巡于王室贵族之门，难进寻常百姓家？
“如果年薪2万，你可以玩高尔夫；如果年薪2千万，那你就去玩马球。”熟悉马球文化的人，尽知此话。历来，高昂的费用是马球的一大门槛，也正是此门槛，让马球运动保持了它一贯的贵族血统。
为何恰是马球赢得了历来帝王如此好感？
无他，马球对球手性格、能力、心态的要求与对“王”的要求一致——果敢、英勇、无畏、机智、善于配合全局、善于观察事态，最重要的，是善于随时调整自己，应对外界。
为皇室而生的威士忌
1953年6月2日，一位年轻女士坐在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上，几匹骏马牵引的马车载着她缓缓通过伦敦大街，此时她的许多崇拜者都纷纷涌上街头目送她的四轮马车抵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她走下马车，头戴沉甸甸的王冠缓步穿过铺着地毯的大厅。在千名安静的贵宾面前，主教背诵了沿用几个世纪的祷词，伊丽莎白公主继承了王位。
与此同时，一股股琥珀色的威士忌被缓缓倾入杯中，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的见证者和欢庆之酒。
此前在水灵山青的苏格兰，芝华士的酿酒师们在古老的城堡式酒厂用芝华士最历史久远、细致精湛的技艺，酿造了此款极品威士忌——
让苏格兰高地最为珍贵的麦芽威士忌与谷物威士忌进行最为完美地融合，并在精心挑选的橡木桶里历经至少21年的时光酝酿而成。
为何是21年？
古代英国人认为7的倍数是吉利的。从1730年开始，英国皇家海军就决定以21响礼炮作为向王室致敬的礼仪。
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登基那天，鸣放的正是21响礼炮。
皇家礼炮21年亦因之而得名。
无疑，这是特为女王而生的极致品质威士忌。皇家礼炮与权力和威望的渊源从此开始。
皇家礼炮21年完成为女王加冕仪式庆祝的任务后，即出口至世界各地。
如今，它是中国排名第一的超高档苏格兰威士忌。其悠久的历史、细腻的口感、独特的韵味，受到这个国家新兴精英人群的推崇与赞赏。
苏格兰皇族的世袭主人、皇家礼炮全球品牌大使：
十三世阿盖尔公爵—托·伊·坎贝尔
坎贝尔是苏格兰皇族的世袭主人，因此也是英女王在苏格兰的代表。而阿盖尔公爵本人的职业是个商人。
管理着一家全球性商业公司的坎贝尔，经营颁发许可阿盖尔和坎贝尔的名字使用、旅游、体育、农业、林业和贸易等。在管理自己团队的同时，公爵还曾任芝华士兄弟公司的地区经理。
“在威士忌的经营上，我们要保护传统知名品牌比如芝华士12年苏格兰威士忌和皇家礼炮等。但在营销方式上要接受现代理念，在今天领导社会潮流的生活中找到适宜威士忌营销的方法”，公爵说。
皇家礼炮正好诠释了此点，这款为庆祝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而特别酿制的威士忌至少要储藏21年，而它已经是当今威士忌酒中最富声望的一个品牌。
重回冷兵器时代的叱咤英雄：
刘诗来
“打马球不仅要有能力让你的战马知道who is the boss，也要能良好、准确地击球，另外，你要学会如何配合队友、让团队拿分，最重要的，你要学会随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心态、状态，以迎战。”
“马球的迷人之处还在于他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试想一下，晴朗的周末，你带着太太孩子，在绿草如茵的球场上，男人挥杆纵马一战，女人带着孩子在旁边观看、助威、嬉戏、捡球、踩草坪，是多么美好的生活方式。”
以上这些皆出自刘诗来之口。这位3年前才接触到马球的男人，如今已是首位达到国际水平的中国马球手。
刘诗来，景鸿投资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在国际马球协会注册的中国马球手，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中国籍马球手。
重回发源地的驰骋——皇家礼炮“王者杯”马球赛王者运动传奇再续
充耳呼啸的风声，时而被马匹的嘶鸣声撕开一道裂口；
满目跳跃的草场，不断被飞驰的骑手、战马划出飞舞抽象的构图；
那身着战袍，手持长缨，在沙场上冲锋驰骋、运筹帷幄的——是古代出征的将军？也许。
但在今日，将军变作赛手，战争只为赛事。
2008年10月25日,浙江九龙山马会举行。一场马球赛正激烈拼杀。
“拼杀”从两天前的23日开始，由九龙山马会俱乐部主办,世界著名超高档苏格兰威士忌皇家礼炮独家冠名的第二届皇家礼炮“王者杯”马球赛在浙江省嘉兴平湖的九龙山马会，历时4天，于26日，完美落幕。
继去年鼎力呈现国内首届马球赛之后，皇家礼炮“王者杯”今秋延续马球这一王者运动的传奇，再次将马球健康高尚的生活方式和勇于挑战的马球精神带给国人，引领中国的精英人士步入国际高尚生活圈，精彩诠释王者运动的独特魅力。
4天内，超过12,000名观众到场。延续马球比赛古往今来的惯例，观赛者，非富即贵。青山下，绿坪上，欢呼、助威、徜徉往来的，头戴宽边礼帽、身穿优雅礼服的太太小姐争相斗艳，彬彬有礼的先生尤为绅士。
国际马球协会（FIP）如去年一样，仍然派出大使和评委们出席。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马球精英组成14支高水平的国际球队，其中包括7位中国马球大使以及由文莱皇子领军的“文莱皇家”马球队均出战本届马球赛。
特别值得国人关注的是，本次比赛有2支中国人自己的马球队首位达到国际水平的中国马球手刘诗来加入了“皇家礼炮”马球队，与各路国际马球好手同场竞技。
清朝之后，遁出中国百年的马球赛，终于重回其发源地。
“这场马球赛不仅延伸着中国悠久的马球历史和传统, 更将展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强国追求并欣赏这项高雅贵族运动的胸怀。”此次皇家礼炮“王者杯”马球赛的主办方，九龙山马会俱乐部总经理、中国马业协会副秘书长及常务理事华慧丛女士表示。
从英国远道而来的皇家礼炮贵宾十三世阿盖尔公爵托·伊·坎贝尔表示：“2007年的皇家礼炮‘王者杯’马球赛对于马球运动在中国的振兴与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今年皇家礼炮再次鼎力支持这一王者运动在它的发源地续写传奇，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精英阶层加入这种高贵优雅健康的生活方式。”
激烈的竞争后，代表至高荣誉的皇家礼炮“王者杯”奖杯最终被皇家礼炮马球队从十三世阿盖尔公爵手中接过。
此次马球赛中，除精彩赛事外，更荟萃了诸多高端奢华品牌在现场进行品牌展示，旨在为观赛者带来一次全面的高尚生活体验。本次马球比赛的赛事安排均参照国际马球赛的传统, 不仅仅是赛事也是连续四天的嘉年华社交盛宴，每天的赛程安排中加入了诸多精彩表演、赛场边上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每日风格独具的晚宴。
公元2008年的秋天，中国九龙山的马球场上，这一失传百年的贵族运动，重回本源。这拥有逾1500年马球历史的古老国度的子民们，再度找回冷兵器时代的英雄风范。
马球、极致威士忌、雪茄晚宴——高贵生活的因子
2008年10月25日晚，入夜。上海1933创意设计中心里，灯火辉煌，上宾如云，衣香鬓影，皇家礼炮“王者杯”马球赛喝彩晚宴在四楼空中剧场盛大开场。
来自全球各地的马球高手、皇家礼炮贵宾、芝华士兄弟公司嘉宾及社交名流云集一堂，品评至臻佳酿，谈笑球场风云，遍尝精致美食，共赏贵族风范。当皇家礼炮全球品牌大使十三世阿盖尔公爵在苏格兰风笛手的引领下来到晚宴现场时，高雅风尚王者运动与极致威士忌王者的结合达到完美巅峰。极具“王者”风范的醇香威士忌与奢华至尊的古巴雪茄在蓝色的魅惑下相约，彰显出无可厚非的尊荣与高雅,受到了嘉宾们的赞叹和青睐。
讲述历史 篇5
关键词：历史教学；有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09-071-1
知能联系——讲“实”
历史教学的主旨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也就是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使学生在学习时经常保持思维活动的积极状态，在历史教学中具有特殊意义。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师的语言，引导学生从丰富的历史史实经过抽象的思维过程来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揭示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培养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学生的思维活动一般是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通过联想、对比、推论、判断而进行的。学生年龄愈大，年级愈高，思维的发展便愈显著，因此，高中的历史课积极启发学生思维就愈显必要和重要。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还能激发学生的理性学习兴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背景。那一天，我走进课堂时，学生七斜八歪，一脸不情愿听课的样子，我连开场白都没有，直奔主题，先讲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再由学生据此概念推出其背景。再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工人运动的特征……这样，学生不再是枯燥地背诵十月革命的背景，而是通过自己的推论，掌握了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内容，从而在大脑皮层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一节课上完，才蓦然发现，学生已坐得端端正正，当我走出教室时，学生主动招呼“再见”。
史识史论——讲“透”
在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仅仅使学生获得一些历史知识、历史观念，使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上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引导学生进一步在生动的直觉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思维，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即讲“透”历史，而讲透历史的第一步，就是讲清概念。
学生在掌握历史概念过程中，常常会犯以今度古、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的错误。要防止这些错误的产生，教师首先必须在充分感性的讲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最后得出结论。如“平均地权”这一概念，我在教学中是这样处理的。民生，民之生计；地权，土地之所有权。资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铲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地权”。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地价，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由国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这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经济纲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但这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什么？接着讲述原因。
其次，教师在讲课时，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概念的主要特征讲清楚、讲透彻，如新旧民主革命的区分。
拓展延伸——讲“活”
我们在传授历史学科基础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有意识去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要引导学生突破思维定势，从点到面，从面到体，多维思维，多层面、多角度把握历史现象间的联系，尤其要启发学生不拘泥于教材中某些观点，在对教材进行理性分析后提出新颖而富有创新的见解，培养发散思维、批判思维的能力。比如，关于讲“五四风雷”时，可以用视频展示：巴黎和会的情况、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高呼口号、上海工人大罢工益使学生体会当时青年的爱国激情，从而让学生思考讨论：五四运动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有的学生认为五四运动显示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也有些同学认为五四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新颖的讨论方式就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把过去由教师讲授的内容，变成学生讨论，形式变得新颖了，学生也感到有兴趣了。
联系现实——讲“新”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如能源消耗、资源开发与配置、环境问题、人口剧增等，仅靠某单一学科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发挥各学科的综合优势，才能寻求合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因此我们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掘史学的社会功能，把讲授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史学理论与国内外时事、社会热点结合起来，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引导学生观察思考社会现象、关注社会现实，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
如在讲述“袁隆平与杂交水稻”时，就不能停留在课本设计的“杂交水稻对人类有什么贡献”的浅层次的问题上。我是这样处理的：出示有关粮食危机的图片，问：目前的粮食危机是怎样形成的？（土地缩减、气候变化、石油危机生物燃料推广、金融投机、农业国工业化等等）造成的严重后果将是什么？（喀麦隆、埃及、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都先后发生骚动或暴乱）等等，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设置，我们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更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贵任感和使命感。
引人入境——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