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精选12篇）
善治 篇1
摘要：文章在厘清治理和善治概念的基础上, 从大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统治”的组织、当下的大学管理面对诸多挑战、大学必须找到效率更高的新的管理模式等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大学何以选择善治, 最后提出了大学善治必须遵循的效率性、民主性、整体性及法制性等四个原则。
关键词：大学治理,大学善治
党的十八大以后,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不仅成为一种国家意志, 而且成为各级政府及各类组织管理综合改革的目标。大学作为负有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之崇高使命, 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又要守持大学属性并遵循自身运行规律的复杂组织, 更应率先自觉构建科学的治理体系以提高治理能力。亦是此因, 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与师生座谈时对大学提出要求:“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1]大学是一个需要理性驾驭又需要注重效率的组织, 而善治既是大学治理必要的理性, 亦是大学进行综合改革顶层设计即大学治理的目的所在, 研究大学善治的意义就在于此。本文提出并回答“何谓善治”、“为何强调大学善治”及“大学如何善治”三个设问。
一、关于治理与善治的概念
作为管理学界的一个专业术语, “治理”是个舶来词Governance, 原意是控制、操纵和引导, 过去与Government几乎没有区别并常混为一谈, 主要指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例如世界银行把治理界定为“使用政治管理国家事务”, 联合国开发署把治理定义为运用正式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实践。治理通常指在政治系统或行政系统的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 通过权力的运行与干涉, 对政务或公共事务做出有效安排, 避免“混乱无序”发生或使已经发生的“混乱”调整到“有序”, 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其包含三个要素:国家政治权威的存在形式;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资源时权威的运用手段;政府通过设计、形成和执行正确的规制以高质高效地履行政府职能的能力。
据有关文献称, “治理”是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提出“治理危机”并在1992年发表题为《治理与发展》年度报告后, 先被诸如经合组织、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高度认同, 继而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管理领域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运用的概念。但是法国学者让-皮埃尔·戈丹对此持不同意见, 他在《何谓治理》一书中提出:治理概念经历了三次“生命阶段”。早在13世纪治理一词就在法国流行过, 14世纪末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也使用过这个概念。而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17-18世纪, 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2]不过当时的治理概念, “只代表一种含义:统治的思想与等级化的权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 以及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3]随后其与实用知识一样逐渐边缘化。至20世纪30年代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 治理被用于组织尤其是企业指导。进入20世纪90年代, 治理被广泛运用于公共政策系统分析领域, 至此治理才进入其第三次生命阶段。由此可见, 治理作为一个管理概念的出现远早于20世纪。但这并不重要, 我们所关心的是近20多年来“治理”一词何以会成为西方社会以及其他国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新宠。
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赋予了Governance区别于Government的新的含义。全球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的创立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 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 却能发挥有效作用。与统治不同, 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4]这种新的管理机制既包括政府机制, 也包括非政府、非正式的机制。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在其《新的治理》中对治理概念做了如下梳理:“治理标志着政府管理含义的变化, 指的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 或者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 或者一种新的管理社会方式。”[5]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 把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该研究报告指出治理具有四个特征: (1)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 (2) 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3)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 (4) 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互动[6]。随着人们对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化, 上述关于治理并不是一整套的规则或制度的观点并非准确。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的一种新思维, 治理思想不仅反映了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独立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揭示了任何组织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局限性, 而且强调了应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证社会或组织应有秩序和公正。
俞可平先生根据西方诸多治理概念对治理的基本含义进行了如下提炼: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 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 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7]。这个提炼给予了治理一个比较全面且清晰的概念。据此, 我们可以对治理作如下简单明了的界定:治理是一种在领导层权力体系主导下协调被管理层共同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其有如下特征:治理不只是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过程, 其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和共享管理;治理具有整体性和框架性, 是组织之间及其成员相互依存的关系结构;治理是在公共目标支配下的强调效率的管理活动。
正是治理与以统治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模式的根本不同, 并且极大顺应了社会公共管理及组织管理日益复杂、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利益诉求日益高涨的社会需要, 从而导致“治理理念占了上风, 成为对旧式统治风格而言的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治理的胜利显得如此轻而易举, 以至于现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管理以及媒体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治理观如今已经成为主要政治领导人非常重视的一个理论参考依据。”[8]如法国前总理甚至把治理视为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面旗帜。
为了使治理更加直观且具有更大的现实操作性, 罗伯特·罗茨把治理类型作了如下的归纳: (1) 作为最小的国家治理, 指削减国家的开支, 缩小政府的规模以取得更大的效益; (2) 作为公司的治理, 指的是指导和控制组织的体制; (3) 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 指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 把激励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中; (4) 作为“善治”的治理, 是指一种有效率的、开放的、负责的并且被审计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 (5) 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 指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自愿部门及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6) 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是指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自主而且自我管理的网络[9]。在这里笔者更倾向把善治视为组织内部治理的概念, 因为“善治”似乎更贴近组织的内部管理且要求也更具体。
何谓“善治”?善治亦是世界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的概念, 作为治理的一类形式。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0]。为了实现公共服务中的效率即善治, 世界银行主张:鼓励竞争和市场的发展;改革公务员队伍, 减少冗员;制定预算纪律;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下放行政权力;以及更有效地利用非政府组织。莱福特维奇认为, 善治由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及行政管理意义的三部分组成:所谓系统意义上的治理在用法上比政府管理更广, “涵盖了内部和外部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而治理在政治上的用法指的是“一个从民主授权机制中获得合法性和权威的国家”;治理在行政管理上的用法指“一种有效率的、开放的、负责的并且被审计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 它拥有一支有能力的官僚队伍, 后者有利于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政策, 管理所有现存的公共部门”[11]。
同样, 俞可平先生对善治的各家之说也作了一个梳理, 最后归纳善治由六个基本要素构成: (1) 合法性:指秩序与权威被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由制度及组织阶层建立起来的秩序和权威还必须获得其成员来自内心的认同和接受, 我们才说其具有了合法性。合法性越大善治的程度就越高。 (2) 透明性:指信息的公开性, 组织内部每个人都有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信息的知情权, 包括制度安排、规划设计、预算编制、管理实施等。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对公共治理的监督, 透明性越高善治的程度亦越高。 (3) 责任性:指组织管理者及其他成员不仅要承担自己的职责尽自己的义务, 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性越高善治的程度亦越高。 (4) 法治:依法治理, 法治的目的是规范管理, 是对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约束和限制。法治是善治的基础, 没有法治就没秩序, 没有秩序就无所谓善治。 (5) 回应:为责任性的延伸, 对来自基层及其成员的诉求及时呼应, 回应越及时越有效善治程度越高。 (6) 有效:即强调管理的效率, 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程序的科学性及降低管理成本。善治是与管理低效格格不入的概念[12]。
善治绝非一种管理时尚, 而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需要和产物。对一个组织而言, 善治的价值理性在于追求管理效率, 善治的工具理性立足于民主管理。善治是一种对以自上而下的统治为手段、以就事论事的碎片化行政为特征、以利用经验的简单管理之管理模式的扬弃。善治是使不同利益主体缓解或放弃冲突, 并以共同的目标为纽带, 以互动合作的方式走到一起的旨在追求效率的管理模式。善治的提出及其势在必行,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管理对象的日益复杂、多样、快变而必须重视管理过程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相对治理, 善治是一个更适于组织改革和管理的、较少政治色彩的概念, 其目的在于改变由于官僚管理模式导致管理不善并带来的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
二、为什么要强调大学的善治
据让-皮埃尔·戈丹的《何谓治理》, 早在1976年詹姆斯·马奇 (JamesMarch) 和约翰·奥尔森 (JohanOlsen) 合著的《组织中的二重性与选择》中就有一篇题为“大学治理” (UniversityGovernance) 的文章[13]。作者称, 在美国这不仅是“研究复杂组织和有限理性的一个热门主题”, 而且是研究大学治理的最早的文章。这不仅说明学界对大学治理的关注和研究早于其他, 更说明大学确实是更需要通过治理得以改善行为、提高效率的组织。在罗伯特·罗茨归纳的治理类型中, 善治最能反映社会对大学、以及大学自己对治理体系构建的诉求和呼应。回答“为什么要强调大学的善治”可以依据如下3个推断:大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统治”的组织;当下的大学管理面对诸多挑战;大学必须找到效率更高的新的管理模式。
1.大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统治”的组织
组织理论告诉我们, 一个组织其子系统越多以及其涉及的要素越多, 其间的关系就越复杂, 其行为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 由此导致的行为结果也就越难以预测。大学就是这样一类最复杂的社会组织。 (1) 大学作为一个以学科和专业为建构依据发展起来的集劳动分工、信念形成、权责分配于一体的, 庞大的、多权威共生共存的学术组织, 不仅组织结构复杂, 权力结构亦十分复杂。 (2) 大学是对高深学问进行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的机构, 其活动构成不是社会化的一般劳动, 而是具有探索性、艰巨性、长期性、创造性及既有个体性又有群体性特征的、极为复杂的智力劳动, 从而决定了其活动的复杂。 (3) 复杂的智力劳动只有由掌握了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来担任, 由于智力劳动的性质和对知识的占有, 赋予了大学成员比他人更多的独立个性和强烈的批评精神以及参与要求, 从而导致其成员的复杂。所以美国的大学有个说法:“一个努力去领导大学全体教员的管理者, 正如一个努力去‘牧猫’的人, 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14]猫与狗有全然不同的心理和性格特征, 它有精神贵族的傲气绝不会把主人视为自己的君主, 甚至它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屋里的君主, 所以它通常不会听从主人的指挥更遑论唯命是从。在猫的意识里自己与主人并不是主从关系, 他们之间应该彼此平等和尊重。无独有偶, 任马里兰大学校长13年之久为该校发展做了极大贡献的克莱顿·D·莫特亦有类似观点的表达, 他就戏称:当校长好比当墓地管理员, 下边虽然有很多人, 可是没有谁听他的。玩笑之言, 揭示的却是“大学不是一个可以依靠权力就能驾驭的组织”之真理。 (4) 大学内部成员的复杂也导致了其结构性关系的复杂, 如组织成员之间既有制度化的正规关系又存在非制度化的非正规关系, 不能忽视的是这种非正规关系对大学各级组织的影响作用甚大。 (5) 大学的社会职能及其目标的多样性同样导致了大学组织的复杂性, 多样性程度越高复杂性也就越大。系统论学者阿什比认为“多样性只能被多样性所破坏”。而美国学者詹·库伊曼在其《现代的治理》甚至指出:“如果多样性不受到限制, 这个系统就将解体。”[16]正是大学内部存在如此之多且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 使之呈现如美国高等教育学者科恩和马奇描述的“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但这并不因此意味大学惟有通过“统治”才能达至有序, 相反却决定了大学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必须依赖学术权力参与且共同管理的、有必要调动所有人积极性的非官僚性组织, 它本质上是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共享治理的系统。
2.当下的大学管理面对诸多挑战
一些大学受诸多来自外界的权力和利益的驱使和诱惑而在逐渐丧失其学术组织应有的理性, 继而偏离了大学本应坚守的办学治校育人的轨道, 由此不仅导致作为举办者政府对大学的不满, 也受到来自高等教育“消费者”社会对大学的严苛批评。大学的现状绝非天然即此, 外界的影响当然不可回避, 但即便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 大学不仅应该而且也能办得更好。大学的不尽如人意, 其一个不得不探究的原因是内部管理不善, 有什么样的管理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大学的知识属性决定了大学是个自觉、自律、自修复、自适应的理性组织, 由此亦决定了大学在自治中必须时刻能够自觉于“从我做好, 从现在做好”, 既防止自身犯错也不被外界诱导犯错, 更不可把自己的过错迁怒于政府和社会。备受社会诟病的花了很多的钱却并没有很好地担负起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使命责任的批评, 无疑是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更应引起大学对自己管理之失的反思。
时下大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可归纳为三: (1) 在办学治校的价值理念上, 偏离了“培育人才、知识创新”的使命追求、立校之本, 忽视了“以生为本、以师为尊”的办学基础、治校逻辑, 不少大学缺乏对大学属性和规律的守持以及对师生的关注。 (2) 在办学治校的管理模式上, 缺乏整体综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习惯于人治的急功近利和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管理。大而言之, 大学极度铺张浪费且质量低劣的新校区建设堪为大学缺失整体设计规范导致决策失误和管理失败的经典;小而言之, 不少大学把最原始的科学管理手段及目标管理发挥到极致, 把诸如课题、奖项的获取及其经费、社会服务横向收入等按机构的人员规模及其构成进行摊派而不管这个机构的属性和职能。如此治校岂不是大学及其领导人只求急功不谋远利的赤裸裸表现?组织管理确实始于目标, 但大学决不能沉溺于管理主义而成为目标管理的奴隶。 (3) 在大学办学治校的效率上, 大学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长期没有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矛盾关系, 大学管理效率呈递减态势;即便有规划但没有落实规划的保障措施, 即便有数量目标但没有质量要求, 即便有经费预算但没有审计问责;大学的人治过强而民主管理及法治过弱, 如此等等都是限制大学更好发挥作用的管理缺陷。
3.大学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效率高的管理模式
上述对大学组织属性及其现实问题的分析, 使大学进行管理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得以凸显。笔者主张对大学自身而言, 大学的治理不善一方面要从政府过度行政化控制寻原因, 更应该从自己老化及低效的管理模式找问题。在大学寻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过程中, 善治作为一种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前提下, 以效率目标为依据、以整体设计为逻辑、以民主管理为手段、以制度规范为保障建立起的管理框架, 或许不失为最理想的治理体系。首先, 大学的善治是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关联要素越来越多、面对的问题日益复杂, 以及传统的单向的“统治”模式已经力不从心而提出的要求;其次, 大学以高深知识的探索、传播为逻辑起点和以学科专业为组织构架依据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律特征决定了大学不是也决不能是一个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完全依靠行政权力运行的组织。若把大学视为一个仅靠行政权力才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组织, 这是大学及其领导者的一种无知。善治作为一种共享管理有效避免了大学行政权力的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其三, 对一个社会组织而言, 不确定性不仅是社会变化带来的结果更是组织决策不慎直接导致的问题。大学作为一个理性组织, 必须减少由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善治是一个注重整体长远利益和顶层设计的自我治理系统, 由于其对大学特有的动态性、复杂性、多样性具有很好的回应, 尤其是通过结构关系的调整和互动关系的建立其可以有效降低大学内部的复杂性, 因此也就可以避免组织管理的混乱, 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其四, 善治以公共目标为依据展开管理, 所谓公共目标即以专业知识论证为前提并经多利益主体博弈被大家共同认可的目标体系, 而非决策高层一厢情愿的选择甚至是拍脑袋的决策。大学的善治有利于保证学校的公共目标及重大决策是学术权力参与讨论并与大学管理高层共同协商的结果, 否则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组织互动结构就无法形成。其五, 一般情况下, 没有那个领导人喜欢他人对自己指手画脚, 可是他们却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然而大学非常不一样, 它涉及太多的学术事务且是有“猫”一样心理及性格特征的人群构成的学术组织。若大学的领导者我行我素依旧习惯于颐指气使, 其结果只能是大学内部冲突的加剧。我们还远不是教育家办学治校的现实, 使人们已经看到那些毫无学术经历或巧取豪夺貌似有学术经历的政客成为大学领导人后其给大学带来的轨道偏离。如果大学有一个可以根本避免其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独断专行的治理结构, 即便这个一把手德缺才乏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把大学带入歧途。综上所述, 大学应该寻找的这个新的效率高的治理结构就是善治。善治是大学治理的目的之一, 也是大学应该建立的治理结构。
三、大学如何善治
如下图所示, 大学的学科与学术属性决定了大学的职能多样、目标模糊、结构松散、人员独立及机构自主的组织特征, 而大学这些组织特征又决定了大学之活动复杂、目标复杂、组织复杂、关系复杂和权力复杂的多重复杂性。大学的这些可以通过对大学本质属性的演绎就可推出的组织特征及其复杂性, 其实都被大学的客观存在所证实。基于大学的属性特征和客观现实, 善治是大学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明智的治理选择。限于篇幅, 本文仅提出并论述大学善治之建构的“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原则。其逻辑为:善治的目的是效率, 善治的前提是民主, 善治的手段是整体设计, 善治的保障是法制健全。
1. 效率性原则:
善治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模式有两个特点:其一, 善治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其二, 把绩效作为切入点及绩效改善作为管理的目标。对大学而言, 善治的目的并不同于政府旨在削减公共开支而更在于提高办学治校育人的效率。效率不仅是大学善治的关乎管理的专业术语, 更是善治必需依赖的起始目标。在大学善治的体系框架中, 效率不只是经济学的数量概念, 而是包括办学治校育人的水平、质量、效益, 以及通过竞争追求卓越等概念的综合。大学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导致的竞争性 (这种竞争性在国与国之间大学竞争中表现得更为激烈) , 决定了大学必须以“效率优先”为大学善治的价值赋予及目标。其依据如笔者在近期发表的题为《公平与效率: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统领》一文所论及:“高等教育是通过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和知识创新及据此直接参与并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的活动, 因此高等教育对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直接性和决定性。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社会和国与国竞争极其激烈的今天, 高等教育既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又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 这使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之准公共产品的特征越加凸显。因此, 高等教育是需要强调效率优先的社会活动, 而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也应该是强调效率优先的组织。”[16]
马丁·特罗在关于《加州大学的治理》一文中谈到, 加州大学董事会、总校校长、分校校长和学术人员共同认可的关于加州大学如何处理外部关系和进行内部管理的办学和行事的两个原则是:“大学自主权的最大化———大学自主决定事务的能力;追求卓越———在各方面成为或继续成为全国最好的大学。即‘我们想当第一, 我们希望能够自己管理自己。’”[17]马丁·特罗特别强调这不是两个空洞的原则和理想, 而是指导和评估大学大多数行为的准则。如果说自主权是针对外部关系尤其是处理与加州政府关系的准则, 那么追求卓越则毫无疑问是指向大学的内部管理。由于大学是个古老的组织, 其职能和活动规律的定型以及理性的约束, 使之最不易变革也是最敏感于变革的组织。正由于此, 美国学者罗纳德·G·埃伦伯格说:“学术界中的变革迟缓, 高等教育机构很难关注经济效率以及成本控制就不足为奇了。”[18]甚至导致一些从事大学治理的西方学者, 如卡博尼尔·卡普兰做出了“大学治理结构与绩效无关的结论”[19];而阿德里安纳·克撒认为, “对于大学治理的有效性而言, 领导能力、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信任比治理结构和正式过程更重要”[20]。然而上述结论不仅与系统论之结构决定功能的理论相冲突, 且与大学的理想和现实也都不吻合。
康奈尔大学前副校长罗纳德·G·埃伦伯格在其主编的《美国的大学治理》 (GoverningAcademia) 序言中指出:近几十年来, 无论是美国的公立高等院校还是私立高等院校, 本科生的学费增长率都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以至于导致美国国会于1997年成立了国家高等教育成本委员会, 其目的就在于对本科教育的成本和定价进行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遏制学费增长的建议。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想知道, “高等教育机构为什么不能像商业机构那样运转———削减成本、提高效率, 从而控制住学费增长率。”[21]埃伦伯格认为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治理的问题。又如, 2013年11月美国奥巴马政府鼓励推出一种新的评比标准, 包括学费是否能让学生承受、毕业率、毕业生的债务和收入水平, 以及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学校中所占比例等的大学排名指标, 表面看来这项新的大学排名针对的是社会责任, 然而实际目的却是针对大学投入的效率。
大学本质上不属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 但它却彻头彻尾是一个需要足够资源才能维持和运行的组织, 在精神上大学需要高贵,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有资源依赖的需要。经济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大学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 经济亦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学资源的有限性要求它不得不考虑资源的科学配置、管理及其必要的效率问题, 大学不能因为自己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使命的崇高而无视经济学提出的物质稀缺性及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 必须珍惜资源并使之在办学治校育人中发挥最大的价值。人们通常把效率与公平或社会责任对立, 但大学的效率其实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大学是最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组织, 所以大学理所当然必须以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来表明对这些公共资源应负有的责任。如果效率是大学善治的目的追求, 其自然也就是大学善治建构的原则所在。
2. 民主性原则:
民主性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治理”或“共同治理”, 善治从治理理念上是强调利益相关者共享共治的, 在治理的结构和程序上也是强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制衡及互动的。大学治理的民主性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是大学的遗传基因决定的。大学的组织结构以学科专业为依据, 而其智力劳动的特征、知识创新的使命使其成员由一群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不肯屈服于知识之外的压力并严肃追求科学、具有独立人格并以科学真理为是非准绳的知识分子构成。“管理由这些思想独立的教师所组成的机构就好似‘牧猫’”[22], 由此导致大学治理的民主性要求比任何社会组织更为强烈, 其对大学的善治提出以下要求:
其一,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是一种有利于管理的时效性及权威性、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使的权力形式。由于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决策事务必须有象征学术权力的学科专业知识的参与, 这不仅吻合于大学的组织特殊性需要, 更有利于大学的治理达成上下之间广泛的默契以保证必要的组织效率。大学善治需要学术权力积极有效的参与, 但这并不意味放任由教师做出重大决定。因此, 即便我们还不清楚大学是否有必要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呈平权关系, 但可以肯定大学必须克服以行政管理取代治理的倾向。善治的目的就在于对过于强势的行政进行适度的控制使之成为更愿意或自觉于倾听学术组织及其学者意见的柔性行政, 这就是共享治理的本质。我国大学领导人产生的现行模式目前还不能保证所有大学领导者远离行政官僚, 这种绝对权威的官僚模式即便短期看来具有行政管理的效率, 但长远而言它对大学的治理有极大的危害性。“如果说治理是一种权力, 那它表现为一种柔性且有节制的权力”[23], 这话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的边界和民主管理的需要。较早研究大学治理的西方学者罗伯特·伯恩鲍姆认为:“大学中包括两个体系, 即基于法律权威的董事会和行政体系与基于专业权威的教师体系, 大学的治理就是为实现两个体系的微妙平衡而设计的结构和过程。”[24]没有行政权力统领下的大学不可能实现治理的目的甚至走向低效率及混乱, 但是仅有行政权力而没有学术权力的参与即共享治理, 也不能达成有效治理的目的。
其二, 让大学内部的不同利益主体或其代表有机会参与决策。从大学的组织人员构成而言, 其是一个利益高度相关的组织。在传统的决策和管理模式中, 大学利益相关的重要人群即学生和教师或没有或甚少有机会和权利参与决定大学及他们自己命运的决策。如果大学的领导人及相关管理者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代言, 那么象征大学主体的师生的利益诉求则被边缘化。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在“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一文引用詹·库伊曼等人的观点道:“治理的概念是, 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 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25]让-皮埃尔·戈丹认为:“治理并非是由一个人提出的理念, 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 而是一种集体产物, 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26]善治是一个由共同目标支撑的活动, 共同目标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结果而非仅是管理高层左右的决策。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强调“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协调的概念就是管理民主的具体体现。
其三, 通过强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互动降低组织内部的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的学者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而“选择和安排互动是处理复杂性的本质所在。”[27]不能产生互动行为的管理模式, 是一种缺乏创造激情的消极模式, 这对大学的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调动是极其不利的。詹·库伊曼甚至认为:“如果复杂性不受到约束, 那么这个系统就将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28]除了管理的结构化, 具有操作性的互动关系的建立是简化复杂性的有效工具。大学善治之民主性原则要求:不同的利益主体应该更多地思考彼此的需要和相互的尊重, 在依旧保持治理的统一性前提下, 通过稳定的互动关系的建立, 降低大学内部组织及其成员之间一般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 从而弱化单向的统治性而更多地兼顾大学内在的多样性, 并以此建立治理结构。
3. 整体性原则:
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影响了欧洲几代人的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曾谈到一个发现:“有许多部分组成, 经由众多师傅之手的工程, 常常不像仅由一位师傅经手的工程那样完美。由此, 我们就会看到, 由一位建筑师设计并完成的楼房, 一般来讲, 要比由好几位建筑师东拼西凑、用以前用于其他目的的旧墙建起来的楼房漂亮整齐许多。”[29]接着他说“因为是改造别人的工程, 所以就极难做出极完美的东西。”笛卡尔的这个发现也说明了整体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就事论事的改革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固然可能达到暂时和局部明显快捷的效果, 但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让-皮埃尔·戈丹强调, “我们所关注的治理方向就是以打破决策过程中观察领域和研究领域之间的隔阂为宗旨的。”[30]这其实也是对组织治理整体性的一种强调。
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结构决定功能”, 如果我们把大学的治理结构视为自变量, 大学的治理效果是随治理结构而变化的因变量,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的很多行为是大学的治理结构导致的结果。权变理论有个基本观点:一个组织的结构和程序都是为了处理组织所面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严重不确定性而设计的。因此, “一所大学可以设计出一个内部结构, 这种内部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处理有关重要支持者的不确定性。”[31]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此, 其内部关系也如是。大学自身就有许多内部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 善治的结构就在于在大学制度及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上下之间的利益冲突, 达至减少其内部的不确定性。大学善治的整体性原则的提出, 就是针对大学是一个系统内部要素众多且结构极为复杂难以看清其多重互动关系的, 强调无论是大学的改革还是治理都必须将其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进行全面的顶层设计。坦率地说, 大学改革和管理中的很多不尽如人意和不确定性, 其实都是我们对大学高屋建瓴的、整体性的、综合的改革和管理缺乏顶层设计的必然结果。十八大报告虽然对教育着墨不多, 但却十分明确提出教育领域必须进行综合改革的要求, 或许就有强烈的针对性。
大学善治的整体性原则强调:大学组织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要素, 其结构方式可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大学组织之间的要素是互动的关系, 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 否则它们结构关系就会被忽视, 最终导致左支右绌、疲于应付;除了治理结构决定其作用大小外, 治理过程的程序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而问题是其往往被忽略了。
4. 法制性原则:
法制是个多义的概念, 对社会组织而言其既是根据组织的宗旨、意志建立起来的法规制度, 也是组织成员依法办事的程序和过程, 即法制不仅是对组织规范做出明确规定的文本, 更是需要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文本。善治并不只是依靠理念支配和组织及其个体自觉自律的行为过程, 还是法规制度建构完善并对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的行为具有规制作用的结果, 即善治是具有合法性及权威性的结构性规范, 善治的组织需要法规制度提供的制度环境和机制保障。所以瑞士学者皮埃尔·詹德詹·塞纳克伦斯明确指出:“治理确实属于制度的范畴。”[32]毫无疑问, 规章制度的建立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目的, 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制度的形成简单归结为强权政治”的结果。任何组织如果没有法规制度予以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及其行为的规范制约, 即便其成员素质良好也难保其不乱。法治是善治的基础, 没有法治就没有秩序, 没有秩序就无所谓善治。良好的法规制度及其有效执行是衡量一个组织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大学善治的法制性原则, 一方面强调大学的治理结构必须具有合法性, 没有合法性保障的治理架构不仅失之依据基础, 也难有治理过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强调大学构建的法规制度必须具有包容性、稳定性、整体性, 而非朝令夕改、就事论事的制度碎片。笛卡尔曾经阐述过一个观点:“既然过多的法律经常会为邪恶提供借口, 那么当它们为数极少, 且被严格遵守时, 一个国家就会被管理的很好。”[33]这句话对我们提高大学治理的认识水平很有意义。对大学而言, 如果我们或人易治变或就事论事的制度过多, 其结果或导致制度自扫门前雪的各行其是, 或制度之间自相矛盾, 或是时过境迁的制度老化及无效, 等等。如此之类的制度品种越繁多, 大学的管理就越难操作, 其效果亦越低下甚至适得其反, 这就会为法规制度的不执行找到借口。大学是个系统庞大、结构复杂的组织, 其法治建构、制度安排必须在一个穷尽其所有要素及其关系的完整归一的系统整体框架下完成, 这才是大学善治的目的和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之大学章程建设的意义所在。 (下转第26页) (上接第21页) 大学章程是什么?是大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教育主管部门法规, 大学规范自己办学治校育人的完整的法规和制度结构, 是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基本依据。其必须在对大学使命和宗旨做出陈述的前提下, 对大学组织及权力结构、组织及管理者的职责与权力、组织设置及人员聘用任命、权力行使及组织运行的程序规则等做出明确的操作性规定和解释。操作性即意味着其关于组织、职责及权力等的边界界定明晰不存在模糊的问题等。大学章程必须穷尽学校所有管理涉及的事物, 一册在手尽览大学管理操作的原则及程序。大学章程充分体现了大学善治的法规性原则而绝非是朝令夕改的产物, 其一旦制定并依法通过就有法规性、权威性、严肃性。
遵循效率性、民主性、整体性、法制性原则构建的大学善治与大学的统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管理模式。善治是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具体化, 而统治则是并不适合大学的传统管理模式, 它们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可以说, 大学的善治本身是一种符合大学属性、特征及规律的管理之“善”, 这种大学的管理之“善”较之大学的统治更有利于把大学带入大学的理想———“至善”, 而这正是我们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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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 篇2
公共管理学院 林煌2013308128
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可以说是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治理最初是侧重于政治上的政府治理、控制或管理，而善治则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领域充分发挥效能的实践过程，其实质就是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治理在现代意义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已经成为了各学科中重要的词汇，尤其在社会科学学术探讨和研究中，其应用的频率越发提高了，是赶时髦还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得而知，这一学术术语是当今的前沿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书中讲述了治理的源起、发展以及作为元治理的自组织与治理的密切关系，此书中间部分关于治理的文章（论文）汇编则是当今国际社会中重要的前沿理论研究，最后部分便讲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脉络，以及我国政府治理的变迁。
治理一词最初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原意是控制、指导或者操纵，关于它的流行则是出现在70、80年代，主要原因是与各种社会学科中出现的研究范式危机有关，这部分危机主要是指有的学者和专家对于当时主流范式描述和解释本学科的“实在世界”的能力不满而引起的。于是便将“治理”作为重要的课题加以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许多新兴的词语或者是学科是在问题出现时、危机显现时、社会转型时出现的，真可谓“时事造学科”。
在治理的“实在世界”中提到，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速度的加快，治理的手段、方式、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中越来越频繁应用。伴随着近年来各种网络扩张，市场和等级机构的作用有所下降。在政治领域、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一切协调的方式都会遇到两难的困境、矛盾、怪异的现象和失败，此时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其地位也应当并且也会有所提升。治理兴起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使得自组织在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市场或等级制原本所起的作用。
提到治理自然说到自组织，因为它与治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自组织概念是源自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是相对与被组织而言的。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机构、团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很有潜力的理论范式。有学者研究表明，事物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较低有序走向较高有序的进化过程有两种，其中一种方式便是自组织，即自我组织起来实现有序化。在《治理与善治》中，对自组织也进行
了分类，其依据的是需要协调的行动系统之类型。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层面上指的是，结成人际关系网的自组织。在这一社会网络中，个人代表的是其本人或其所担任的职能系统，不需要让特定的机构或组织承担义务。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自组织最基层的最为微观的单位，当然这是相对与默顿的中层理论来说的。
第二个层面是指，组织间关系的自组织。以有明确的任务---“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谈判和正面的协调为基础，而纽带便是成员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自组织很重要的要素之一，共同利益点是协调的基础和前提，自组织中的成员各自掌握着为达到互利结果所必需的、同时又是分散控制着的独立资源。这体现着成员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制约性，但对自组织的产生分歧埋下了苗子。
第三个层面上的是指，若干系统之间调控的自组织。即以降低噪声干扰和进行负面协调为基础，这点我个人认为书中说的有点过于具体了，这样的话代表性就不是很强，说服力自然有所减弱。之后提到的组织更具纲领性或者负有明确使命的组织体系。这是上升到宏观层次的自组织，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自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困境：首先是其内部成员共同做到既有凝聚力有有适应性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是单一自组织保持各自的统一和独立，同时又要与其他组织在物质、社会、空间尚保持相互依赖，相互和谐共存，也实属不易；最后，在不同的等级体制下，自组织又各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统一协调的实现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对于成功的协调和治理来说，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即所采取的协调方式如何、需要治理的对象的配合程度、实现协调的环境状况如何。一般来说，当环境相对稳定、成员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式的检查、互动式的学习逐步改进，此时的治理或者说是协调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善治以公民社会为基石，公民社会因善治更和谐
《治理》一书的第二个侧重点就是善治。善治的实质是权力的部分转移，即国家的若干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善治有赖于国家和政府，但更确切的说是更多的是依赖于公民的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善治，而更好的善治也会使公民社会更加的和谐和美好。
需要首先解释一下的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三个词语。简单的讲，公民社会是强调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特别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很多年轻学者喜欢用这一术语，也是《南风窗》杂志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宗旨之一：呼唤和建立公民社会。其政治学意义，即强调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民间组织和机构；社会学意义则是强调其“中间性”，即三分法，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国家、市场、社会三个互补的领
域，主要是指社会领域的活动。而市民社会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中，有一定的贬义，学界一般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们惯用的词语，主要是历史学者来研究中国近代中的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离开了这一主体也就谈不上公民社会了，它的三个主要特点是，第一、非官方性，它们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不代表政府或国家，也不代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立场，是专属于社会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寻求最大化；第二是其独立性，即有自己的组织机制、管理方式，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管理上都相当地独立于政府；其三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因此也可称为志愿组织。而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民间组织的又是具有特色的，即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又是在社会逐步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中形成的。再者就是特色性，绝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被主导的，尤其是繁琐的所谓的正式的登记注册机制，在暑期的调查中发现，许多社区自组织为找一个挂靠单位而“奔走呼啸”，以及名称的取得也得经过登记部门的“深思熟虑”，再者就是“创利”（包括物质上的经济利益和名义上的荣誉）后谁来接受荣誉称号，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自组织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前段时间热议的由著名影视明星李连杰主创的“壹基金”的发展前途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深思社会组织的发展实属不易。渠道的不畅通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
良法与善治 篇3
既然“朕即国家”是“王道”，那么，皇帝的命令就是圣旨，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纵然是王侯将相也得乖乖地遵照执行。否则，就是“僭越”或“违抗圣命”，而“僭越”或“违抗圣命”是很可能被处以极刑的。但是，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有个叫戴胄的人还真不吃“这一套”，非但“僭越”“抗命”，还多次和皇帝“叫板”：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唐太宗把戴胄从“郎中”擢升为“少卿”，搁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感恩戴德得“肝脑涂地”。而且，“诈冒资荫”，也就是伪造资历和冒充世家高门，想借此获取荫封官职的行为，确实属于犯罪，太宗想整顿吏治杀鸡儆猴也可以理解。但依唐律：“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两千里。馀印，徒一年。”用现在的话说，“诈冒资荫”在唐律中罪不至死，顶多流放。所以，戴胄依律苦谏：“皇帝的命令不过是个人一时的喜怒和冲动，充其量是小信用;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建立大信用的，只有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皇帝的命令可以代替法律的话，一时发怒就想杀人，那么‘法将不法’，甚至朝令也可夕改。”唐太宗感慨：“有卿执法，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听从了戴胄的进谏。应该说，小信与大信的比较，展示了戴胄的睿智;重判的纠正，展现了戴胄维护法律的公直。
良法善治业界之幸 篇4
日前, 深圳交警开始整治乱开远光灯执法行动, 罚款二百扣一分之外, 违法者还需要被罚坐交警提供的绿椅子看灯一分钟, 亲自感受一番远光灯带来的“伤害”。交管部门是交通安全的维护者和交通秩序的管理者, 履行职责的唯一依据是法律, 所作所为必须遵循“法有授权方可为”的原则。翻遍《道路交通安全法》, 亦未见上述规定。况且, “罚看远光灯”也是一种危险行为。监管部门提示, 看远光灯30秒, 就会导致视觉出现问题, 可能导致误判。既然看远光灯的危害如此之大, 驾驶员被“罚看”之后随即开车上路了, 反而埋下了安全隐患。有视光学专家指出, 由于远光灯强度大、光比较集中, 近距离且长时间照射有可能造成人眼部黄斑中心灼伤, 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浅斟细酌, 交管部门辩解乃被罚者自愿云云, 实属良法身后横生的不善恶治尾巴, 有赖于负监管之责的深圳警方纠偏明断。
相较而言, 开卡车的司机可要比那些被罚看灯的幸运许多。就在9月21日全面严厉整治超限超载专项行动之后, 仅仅过了三周多一点儿时间的10月14日,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及时出台了《关于规范治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有关执法工作的通知》, 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载运标准集装箱的挂车列车、未到整改期的单排装载车辆运输车、低平板半挂车辆等五种车型松绑。“通知”对执法规范操作及突出重点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强调专项行动期间重点查纠其车货总质量超过限载标准和假牌套牌违法行为。
此番专项行动所涉之新国标和新法规, 来自业界的呛声确实不少, 主要的意见大多集于车型的载质量和外廓尺寸。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打通了政策制定者与物流行业从业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屏障, 认真听取了业界的意见建议, 令一应卡车司机瞬间释然, 顿解蓝瘦香菇之惑。两厅“通知”, 不啻国内物流业界的福音, 契合了卡车司机群体和相关企业的迫切需求, 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松绑。应当指出, 这样的过度阶段能够维持多久不得而知, 调整运力结构也好, 全新布局业务发展也罢, 业界宜早谋预案。
某两会思想汇报：立良法保善治 篇5
尊敬的党组织：
关于教育问题。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对教育的话题，就更加敏感，更加重视，打破现有的教育不公平现状，让教育资源更加合理配置，也是老百姓的最希望看到的。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实行***个年头了，应该加以改进，继续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政府也应针对各地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如教学师资，教学设施、膳食、交通等，制定、完善最低标准，并要求限期达标。对留守儿童、孤儿、流浪儿，当地政府要保证他们能够正常接受义务教育。之前的校巴出事问题，让每个人都痛心，加大对学生安全的保护措施，是教育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最后对家庭或个人生活水准低于一定标准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给予充足的生活补贴。这样长期以来，教育资源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即“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和“****”，全面和深刻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我懂得了当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是党的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理论和“****”做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0**年是中国特别的一年，新年伊始雪灾来袭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的灾难，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重的困难与挑战;“同一个世界，同一梦想”的奥运会也正将在中国拉开帷幕。这无疑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汇报人：欢迎大家继续欣赏更多的思想汇报：两会思想汇报：坚定信心的重要性两会思想汇报：认真学习两会精神**年两会思想汇报：信心就是力量**年两会思想汇报：弘扬中国精神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即将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十八届*中全会、*中全会提出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的背景下，把立法法修改好、完善好成为社会共识、当务之急。
小治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法。立法是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立法法则是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根本依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立法提出了新要求，立法成为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一子”，对于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制定或修改基本法律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本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是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在代表大会这个层面审议一部法律草案，是宪法赋予人大立法职能的具体体现，彰显了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立法法的修改具有完善法律体系顶层设计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法律与改革新举措之间的关系急需协调等。因此，必须对现行立法体制加以完善。
“东风两会京城路，确保民生家家富”，在这春光明媚的三月里，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同时在生机盎然的南开校园里立刻掀起了一股学习“两会”的热潮。身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能够成为正式的党员是我的愿望，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关注两会内容，学习两会精神来
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提高政治素养。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成立那一天开始，我们党就抱定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中解放出来，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党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为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英勇奋斗的过程;我们今天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是我们党建立以来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保障，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并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渠道，也是通过分配正义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法律准据的过程。这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税收法定、扩大地方立法权、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保护公民权利界定政府规章权限范围、推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等方面都作出修改完善。这不仅为消除立法中的种种弊端提供有效解决途径，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法律的“立改废”是凝聚共识、推动改革和法治的统一体现。宪法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神圣的立法职责，人们期盼代表们为人民用好权，群策群力提出真知灼见，立良法，保善治，让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
作为一名基层民政工作者，面对这场世纪盛会更是心潮澎湃，深受鼓舞。特殊的工作性质，使我对居民群众对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和期盼十分了解。我觉得，十八大将改善民生作为党和政府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首要奋斗目标，深得民心、切合民意。
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
了解决这种矛盾，党再一次修改了基本路线，明确指出这一阶段的目标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路线就是在这种积极地思考和探索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年××月××日
回顾中国共产党这 90 年的风雨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畏艰难困苦、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在探索中不断变化的。党成立之初，面对的国情是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苟活着，所以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将党的路线确定为“领导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人民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却时刻面临被饿死的命运。我们党在正确分析国情后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而富强的国家”。
全球化使得我们有国际化的视野，紧跟时代步伐，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诱惑与威胁。中国逐渐崛起，但在崛起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的阻力。当西方媒体不断幽默化中国的时候，从小看美剧吃肯德基长大的我们是否能够坚定我们的立场呢?当我们与韩国或者日本发生摩擦甚至大的冲突时，从小哈日哈韩的我们能否看清事情的真相呢?而我们的先辈们当年是怎样做的呢?李大钊，坚持马列主义，忠于革命;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瞿秋白，精神流传人间，不会死去;叶挺，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钱学森，放弃在国外优厚的生活，依然回到祖国，为祖
金融机构如何“善治” 篇6
现状一：信息披露不规范 报喜不报忧
“大部分的银行没有按照绿色指引要求，披露环境管理相关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环境贷款信息披露也很少。公众特别希望看到的是存在污染行为的企业和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状况以及后续的治理情况，这些都没有得到披露。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比较明显。只有上海浦发、交通银行等披露了部分环境信息评估指标。”环保民间组织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于晓刚表示，根据该机构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4》，被评估的16家中资上市银行在贯彻绿色信贷的过程中，还有诸多障碍和缺口，其中在环境信息披露、建立责任制、社会互动、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方面都有较大的欠缺，需要民间力量的倡导和监督。
不过他表示，部分企业已经在高污染项目贷款上摔了跟头，对于项目在环评上的重视已经开展起来，但是还缺乏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风险防控机制，并且从“少出事”的角度，尽量避免直接的信息披露。
与这种状况相比，欧洲银行的理念和经验可以参考。来自欧洲哥本哈根的NGO组织bank watch network的Wawa wang 表示，欧洲国家认为，银行是潜在的高污染行业，是为高污染食物链提供贷款，因此欧盟在环评法、信息公开法、公共利益法中规定，与公共利益有冲突的、受到影响的地区的人们可以提出抗议和诉讼。因此欧洲银行能够在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当中达到平衡，并通过第三方的合作降低项目投资风险。欧洲还在编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与社会影响披露方面的标准。
现状二：海外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需引起关注
2012年3月，厄瓜多尔，由两家中国企业收购的公司之一与厄瓜多尔政府签署了17.2亿美元的合约，开发朱拉多尔铜矿，将影响超过6000公顷的受保护林地，一旦遭到破坏，将对社区的水和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影响。这个项目不仅影响到两家中国企业，也获得了多家中国银行的投资，因此受到厄瓜多尔的NGO与社区居民的关注和抗议。
这是《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4》披露的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项目中面临的环境风险案例之一。
“赚钱与否是银行和股东最关注的，但是很多银行没有意识到他们投资的海外项目本身非常脆弱。”Wawa wang提醒中国的金融机构，欧盟委员会跨界公约的调查对于项目有很多要求，一方面项目开展中金融机构应与企业进行良好的沟通，另一方面银行融资贷款的规范性和全面性的信息披露对于项目开展也非常重要。她建议，在推动监督体制的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有善治的意愿，在项目环境评价中尽责，并监测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
解决方案：评估自然资产，将负资产转换为正资产
2015年2月9日，三亚市发布“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将自然资本分成两部分进行统计：自然资源存量与生态系统服务，前者包括海洋、森林、农田、矿产等现有实体资源，而后者则指前述资源提供的服务功能，如碳汇、旅游、育种等。通过对其功能进行评估，将其折算成人民币以示价值。初步结论显示，2005、2010、2013年三亚市自然资本约为人民币1063.6、1672.7、2104.6亿元。其中2013年自然资本价值超过当年GDP的5.6倍。
对此，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认为;“这是国内第一次把自然资本作为财务资本来做表，三亚希望未来对自然资源的投资变成市场化的运作，不是一个成本投入的概念，而是让金融投资者参与进来，让财务有回报。”
与会者建议，除了开展环评和加强项目监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可以考虑与有关机构合作，对于项目的自然资产进行评估，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如此，不仅能够带来开展绿色投资的动力，也能够使得项目回报更加可持续。
此外，与会者还认为，目前国家政策层面有多方原则性的规定，缺少统一指标体系，而银行层面的内部结构不完善，过度依赖环保评估，而监督层面各项机制有待加强，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监督部门的监督和指引作用，这些都需要各方继续发力。
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 篇7
网络问政,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体制内的行政机关、政府部门通过网络问政于民, 了解民情, 汇聚民智, 同时普通老百姓 (网民) 通过网络反映问题、提供民间智慧。
网络问政风生水起, 网络监督亦风起云涌。一项调查显示, 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 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2009年5月再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 收录了一个新词条:“网络反腐”。
互联网已成为民意与中南海互动的直通车。“网络问政”在中国的发展, 出乎很多西方人士的预料。10多年前, 西方有人提出“中国崩溃论”, 一个依据就是, 中国将无法承受“互联网之重”。但是,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像这些人所预期的那种变化, 相反, 它更多的是拓展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 化解了诸多矛盾, 加强了社会舆论的监督, 促进了廉政建设, 从而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也积极通过网络问政创新民主形式。温总理两度在两会前夕走进新华网, 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与中南海互动的直通车, 因此, 有网评人形象地形容, 很多民意是“借网出海”。
二、网络问政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推手
人民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部分网民仍对网络问政的真正效果存在质疑——在回答“您相信官员通过网络回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时, 选择“不知道”的占51%, 选择“不相信”的占21%, 而选择“相信”的仅占15%。这种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留言的重视程度不够, 处理不及时或者根本不处理。从全国来说, 网络问政尚属星星之火, 只在部分省份或一些省份的个别地区得到推广。网络问政推进程度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主政官员对互联网的认识, 对网络应用的熟练程度。
上网应成为官员的“第五习惯”。早在2008年,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就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过:互联网是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今天, 不上网、不重视网络建设、不会利用网络的领导, 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的领导。作为地方领导干部, 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外, 我们还要养成上网的习惯, 让上网成为我们的“第五习惯”。
政府善治的动力和路径选择 篇8
关键词：政府善治,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公民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不断加强, 善政理念受到了善治理论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善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流行话语, 并被视为普适性的新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因此, 厘清我国政府善治的动力所在, 进而寻求实现政府善治的现实路径势在必行。
一、政府善治的内涵
要推动政府善治, 首先必须理清何谓“善治”。“善治”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范畴, 顾名思义即为“良好的治理” (good governance) 。一般而言, 政府善治是以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为基本模式的社会治理过程, 是以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和人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理想政治管理理念。其本真意义上可谓是“人本位”的管理, 是真正践行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运作方式。一言以蔽之,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是现代政府治理的理想状态、最佳图景。它内在地要求公共管理过程的法制化、公开化、透明化, 体现的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对话式、合作式管理,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协作关系。贯通这一人本化新式公共管理过程始终的基本要素必然是:公益性、法治性、参与性、公正性、合法性、责任性、廉洁性、回应性。
二、政府善治的动力
政府走向善治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赋权于民、还权与民的过程, 亦是公民重塑自我, 公民意识、民主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政府在其治理过程中应当保证公民的参与, 保持开放性和回应性, 以形成对社区、公民的需求持续回应的互动关系, 使各方共同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唯此, 政府才能从善政的一元得利走向善治的二元双赢。
1、公民社会的内含
对于公民社会, 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意义层面上讲, 其都被定义为民间组织。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强调其“公民性”, 社会学意义上则倾向于其“中间性”。综其大意, 公共行政学视阈下的公民社会就是处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它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 “主要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构成”。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利益团体、社区组织以及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 又可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
2、公民社会的作用
与政府、国家组织的强制性、官方性等特性相比, 民间组织具有显著的自愿性、公益性、民办性、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可以说, “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府善治。”因为, 只有在不断强大的公民社会基础上, 公民通过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途径, 才能从政府撤出的领域中接管更多的合法权力, 并汲取权利的合法性来源, 从而为民主化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
政府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间的良好沟通合作, 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 公民社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媒介。一方面, 各种民间组织可以充分、及时地把其成员对政府的种种诉求、建议集中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 又可以把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 使政府与公民能够达成信息互通、利益交流。正是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协调过程中, 公民社会推动着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合作, 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善治。另外, “民间组织也是提高政治透明度的重要媒介”。这主要表现在:其一, 各种民间组织通过其团体的力量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促使政府信息输出, 实现政治公开化, 满足其成员的政治知情权。其二, 一些具有咨询性的研究会、学会等社团本身就是为公民解读政府方针政策的“扬声器”, 同时借助自己的传媒体传播政治信息。
三、政府善治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种民间组织雨后春笋般诞生, 并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 我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过程中还远未定型、成熟, 且具有鲜明的官民双重性。鉴于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我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化进程, 为政府实现善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1、完善民主政治
公民对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 制度是关键。“政府善治, 事实上在于通过法定程序, 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制度化的渠道, 真正实现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协商和合作。”可见, 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是公民社会发展壮大, 日益成熟的制度保障。邓小平讲,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善治理念下,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言, 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善治。不仅因为“善治理念是在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的体制框架内产生的”, 公民能否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合作管理中在很大层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充分的政治管理权力。只有当公民被赋予充分而具体的参与管理、决策、选举及监督权利时, 公民才能通过各种形式行使自己的权责, 与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因此, 必须健全完善民主政治, 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各项权利得到应有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2、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政府善治的基础动力是公民社会, 各种民间组织则是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 因而, 培育成熟的参与型公民社会就要积极发展民间组织。首先, 民间组织自主化。我国目前的民间组织从总体上来说, 是政府主导型的, 对政府机关的依赖性使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积极稳妥地推进公民社会组织体制改革, 将原有政府直接统管的权力下放给民间组织, 还权于民, 扩大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权, 保证其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其次, 民间组织规范化。由于相应制度化、法制化规范的缺位, 各种民间组织鱼龙混杂, 指导民间组织活动的具体法律法规仍处于相当程度的空白状态。所以, 亟需探索出必要的规范条例予以指引民间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
3、加强公民教育
一个完善的参与型的公民社会, 具有参与精神的公民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需要通过加强公民教育的途径, 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 为政府善治提供基本的伦理道德支持。“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 自由、平等、宽容、理性妥协、互惠互利, 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等是其基本内容, 它追求公共的善, 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 有赖于公民的品性和态度。因而, 加强普遍性的公民教育势在必行。针对我国公民的现状, 应把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法制观念与民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 综合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 同时向公民教授切实可行的政治技能, 使其有资格、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中, 能够以民主、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为政府善治的实现培养最基本的参与型公民。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夏晓丽.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3) .
一味靠校长威权难实现大学善治 篇9
在变革的时代, 大学犹如一艘巨轮, 在惊涛骇浪中前行, 舵手的作用极其重要, 因为他决定着航船的沉浮、方向。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之时, 一批大学校长的密集更替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 正是舵手的角色使然。而在深刻变革的环境下, 大学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校长们的担当也是千钧之重。然而, “从容”不约而同地成为履新校长们的心声, 这让人们感到一种思想的清新。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就职讲话中说:“大学意味着从容。从容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也是大学应有的气质。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教育的长周期性决定了大学要更加关注长远目标, 不能急功近利、迷失方向。”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就职讲话中也说:“大学的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 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 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我们应为这种从容点赞, 因为它是大学核心价值之所在。在五光十色的社会涌动中, 在花样繁多的利欲冲击中, 能否坚守理性、坚持远大追求, 对大学是巨大的考验。毋庸讳言, 一段时期里, 心浮气躁成为大学的普遍现象。所以, 当下的从容代表了大学一种新境界。 (作者熊庆年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5-4-1)
善治 篇10
近几年人们生活质量虽然有了一定提高,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依然处境堪忧。查阅国内最近的学生体质调研结果,发现18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有所好转,但是19岁以上年龄组的大学生,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继续下降,除此之外视力不良率出现低龄化、肥胖率有所增加[1]。并且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多次出现学生在体质测试时猝死事件,为此某些学校还取消了中长跑项目,这些事例都在说明控制学生体质下降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故笔者从善治的视角出发,结合近几年来改善学生体质的举措,加以整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试图为改善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供有效的路径。
2 关于善治
20世纪90年代,以里根主义和撒彻尔主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失利,而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经济的做法也同时宣告失败。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治理理论逐渐兴起和盛行,掀起了各地治理改革运动浪潮。但是由于治理也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善治才是实现“善政”,使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理想目标。那么,何谓善治?学者俞可平在《全球治理理论》一文中提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2]。善治的本质内涵,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它有10个基本要素:(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3)责任性,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7)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8)稳定,它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10)公正,它指不同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结合善治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本文中出现的“善治”可看成是政府、学校等部门依托于善治理论,将权力作重新分配,进行良好的合作与协调配合,努力实现学生体质“有效的治理”。
3 善治用以学生体质改善的理论意义
3.1 善治的引入有利于协调各责任客体间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部门,工作重心是教书育人,让它单一负责或者说承担改善学生体质的全部重担根本不可能,在改善学生体质过程中,政府仅仅参与了立法保障,自身统筹规划与监督、评估的职责未曾得以充分体现,而社会等责任客体虽然对学生体质表示了深切关心,却未能将自身投入其中,再加上部分学校对学生体质的不重视、敷衍与体育考核的弄虚作假等,各种原因致使学生体质进一步下降。究其原因,是因为政府、社会、学校等各参与者事权不明,分工不明确,改善学生体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将善治引入改善学生体质,是对当前改善学生体质这一体制的重大转变,政府、社会和学校等各责任客体权力的重新配置,有利于协调各责任客体间的关系,在改善学生体质过程中既能使政府担起统筹规划的作用,为学生提供了法律保障,又督促学校积极引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和体育成绩考核。同时,社会的参与也加强了政府、学校的执行力度、监管力度,亦便于社会资金的投入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场地与设施,家庭的引入也利于帮助学生形成积极锻炼的自治模式。
3.2 善治的引入有利于提高改善学生体质的办事效率
近几年,为了改善学生体质所施行的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上陷入了短期有效、长期无效,个体有效,群体无效的困境。在改善学生体质上政府始终是“纸上谈兵”,全局上缺乏掌控以及本身监管与执行力度不够强硬,这就致使地方上、学校不重视;再加上社会的低关注与社会公共体育资源利用率低下等原因自然造成了改善学生体质的办事效率始终不高。而将善治理论引入改善学生体质,则为政府、学校等部门在采取措施时提供了理论依据,既强化了政府改善学生体质的执行力度,又加快了法律保障机制建设;同时善治的引入也加强了社会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注,促进社会积极开发公共体育资源,在校外也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锻炼场地,并且社会的监督权也推动学校认真落实学生体质健康情况,多方的协调合作,最终使改善学生体质的办事效率逐渐提高。
4 改善学生体质的“善治”路径
4.1 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加强改善学生体质的立法保障
在改善学生体质过程中,政府首先要明确自身权责所在,管办结合,强化自身职能,从大局上担起统筹规划的作用,积极协调好与各责任客体的关系。在法律机制建设上,政府要紧密结合善治理论,既体现其“法制性”的本质特征,保障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自由与时间,积极督促社会、学校等部门认真落实相关政策,又可带动多方参与立法工作,共同完善改善学生体质的法律机制,进而真正实现改善学生体质立法的“透明性”与“公正性”。在监督上,政府要严管严办,如政府可委托第三方不定期巡查全国各地区、学校的方针落实与学生体质情况,并及时上报,把学生体质健康的好坏与领导业绩考核相密切结合,督促社会、学校等部门对学生体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各责任客体去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4.2 各责任客体积极参与,共同改善学生体质
将善治引入改善学生体质,就要求社会、家庭等各责任客体要积极参与,从而充分体现善治“参与性”的本质特征。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造成学生营养过剩体能下降。为此,社会各界、各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各种学生感兴趣的体育活动,带动学生健身积极性,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健身的益处与快乐。同时社会也要继续投入更多的关注与财力,积极开放社会体育场馆等资源,既帮助政府与学校缓解财政压力,又大力发展了体育产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长在家里也起着重要作用,当孩子处在家中时,要积极督促孩子养成自觉健身的习惯,引导他们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从而使孩子不仅能在学校参与健身,更能使孩子在校外也能积极进行体育锻炼。
4.3 学校要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善治理论“责任性”的本质内涵,要求学校不仅要搞好教学,更要认真落实改善学生体质的相关政策。学校平时应适当增加体育课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积极向学生宣传健身的好处,重视学生体测工作;多多开展学生感兴趣的体育活动,带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同时学校还可通过设定奖励来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如:体育奖学金、体育加分等,要求学生只有通过体育成绩的考核才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和加分评优等类似此种方式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来达到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目的。
4.4 学生重视自我身心健康,主动进行体育锻炼
哪一个学生不想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为了让身体更加健康,学生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在生活上要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在学习之余积极自觉的进行体育锻炼,要学会迈开两条腿,走下网络,走向运动场,积极参加校内外体育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水平,使身体更加健康,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去迎接挑战,走向未来。
5 结语
总之,学生作为祖国将来的接班人,社会的栋梁与家庭的一员,其体质改善任重而道远,需要各责任客体的共同努力,以及积极协调合作,才能遏制学生体质下滑,最终实现学生体质良好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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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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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军涛.中央财经大学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J].改革开放,2010(2):106-108.
理财良知与财政善治 篇11
出租车司机说：“你们俩年龄不大，还想管我们？”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出租车司机开过公车。我问他，“师傅，你是不是开过公车？”
他说：“我开过很长时间的公车，你们聊的这些东西我非常熟悉。”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开公车了？”
他说：“受伤了。”
我说：“谁伤害你啦？”
他说：“单位领导深深伤害了我。”
我说：“怎么伤害的你啊？”
他说：“一把手极其不信任我，加油都不让我加。”别人加完油，再把车给他，他认为自己受到了最大的伤害。
他说：“你以为不让我加油，就没有漏洞可钻啊？你总要把车给我吧，你给了我车，我开到人少的地方，油怎么进去，我怎么弄出来。”
我问：“这种事你干过没有？”
这个师傅有点腼腆，但很诚实，彼此陌生，他没有回避我，他说：“只干过一次。”
然后呢？他辞掉了公职，改开出租车。
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谁不让他干第二次了？谁能够阻止他干第二次？是我们的《宪法》？还是《预算法》？是各单位的财务规定？还是“一把手”的能力、魅力、手腕？我发现都不是！是他自己的良知告诉他不能干第二次。
从此以后，我对财政比较关注文化视角的反思和研究。我们需要弘扬一种有良知的理财文化！能不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把理财良知概括出来？很长时间里，我找不到答案。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受到了启发。我向我的儿子提出一些要求，他是有选择地去听。希望他做到却没能做到的那些方面，我每每看到、想到，心情就很沉重。
这时，我非常怀念我父亲，我小的时候可能也像我儿子今天这样对待我的父亲。我相信，我向孩子提出来的每一项要求，都是为他好。我也相信，我的父亲不会坑我、害我。由此，我得出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我信我的祖先！
“六个字”的理解
我们五千年文明留下三家文化、六个字，儒家讲仁义、道家讲道德、佛家讲因果。“仁”，是孔子提出来的，老祖先造字的时候，就把这个字的本意告诉大家了，“人”字旁一个“二”，它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两个人，有你，还有别人。爱自己，小狗、小猫都可以做到。只有做到爱别人，你才是儒家文化的代表。
“义”，是孟子提出來的。孟子用三句话解释“义”这一个字，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用今天的话讲，有钱会花，没钱能过；有权力会用，没有权力一样可以为社会做自己的贡献。今天，很多人做不到“义”这个字。没钱，去偷去抢；有钱，吸毒嫖娼；没权力，不择手段去获得；有权力，好事不会做，坏事做一筐。
道家讲“道”和“德”。“道”是客观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规律。我们任何岗位的工作，都要找到相应的规律，按规律的要求去做，才叫“德”。
佛家讲“因果”，现在谁还信因果啊？人死以后去哪里，谁知道啊？趁着没死，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只管眼前灯红酒绿，谁管死后洪水滔天。“世人多不信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世上没有无因的果，也没有无果的因。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付出自己的代价。
对这“六个字”的理解，曾国藩是集大成者，他不仅信，而且作为遗嘱留给了他的子孙。他在临去世以前，考虑留什么留给他的后代。留金银财宝，子孙有可能守不住；留诗书，子孙有可能读不进去。最后，他决定留下四句话，要求子孙务必做到“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有人监督你，你不要去做错事；没人监督你，要自己告诫自己，心才能安宁。主敬，对人恭敬、对物恭敬、对领导恭敬、对下属恭敬、对纸、笔、桌、椅都要有一颗恭敬的心，恭敬心在，你的身体不会生病。求仁，爱自己，也爱别人，每个人都会喜欢你。习劳，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建立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而不要建立在别人劳动的基础上，神仙都会钦佩你。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写一张资产负债表，人生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这一边只有一项，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其他的所得，只是暂时的资产，永久的负债，早晚要还回去的。
我弘扬的“六个字”，有四个字鲁迅先生曾批评过，他讲吃人的“仁义道德”。我解释一下，鲁迅先生批评的是假“仁义道德”吃人，我弘扬的真“仁义道德”，不仅不吃人，而且还能救人。从1750年到1950年，全世界人均GDP增长了160%，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了479%，中国人均GDP增长只有4%，我们在近代停滞了整整200年。两百年间，多少皇帝，多少王公大臣，多少地方官僚，为社会、为民众应该做出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八个字”的顿悟
我弘扬的这“六个字”，有很多人心底里不一定支持，甚至是排斥的。也许有人经常会发现身边就有一些人，口里面讲着仁义道德，背地里做着禽兽不如的事，你怎么解释啊？这个问题，四百多年前，王阳明的学生就提出来：“为何有如此多的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回答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八个字，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精髓。你要真正悟懂了这八个字，王阳明的其他文章就不用看了。
这八个字很简单，我在很长的时间也没有体悟出其中的深意。2008年，我出过一个小车祸，车祸以后，我对王阳明的这八个字一下子顿悟了。当时我在山东出差，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希望我把她从老家接到六百里以外的我大哥家里，换换环境。我说我正好在山东，找车去接她。车就要到家，还有二十公里，发生了六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我的车在最前面，由于受到后车的冲力，我的手关节受伤，大概一年的时间都很疼痛。车祸后，我回到家里，给老母亲说，你还是安心在家里吧，接你的车坏在路上了。老母亲非常理解，让我回了北京。
回北京没多久，我又去外地出差。会议之余，我偶遇了一位出家的师父。我见到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问一问出家人，为什么前段时间出了一起小车祸？很多人和我一样，遇到了灾祸后才开始反思。
我说：“师父，前段时间我出了个小车祸，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本来是随意一问，没想到师父回答的四个字，把我给惊呆了。
他说：“公车私用。”
我问：“您怎么知道是公车私用？”
他说：“我知道自有我知道的方法。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公车私用等于欠债啊？你花了公家的钱，办了自己的事情，等于欠了公家的债。”“你知道不知道欠债需要还钱啊？”“你知道不知道欠公家的债怎么还啊？”“你拿着一千块钱，找谁去入账销账啊？哪个领导能把这笔债给你销掉啊？”
他问的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哑口无言！
我说：“您能否告诉我如何才能销掉欠公家的债？”
他说：“只有一个渠道，免费的义务劳动！”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公车私用，却不知道公车私用背后还有那么多“未知”。如果你知道这些“未知”，还敢公车私用吗？公家的复印纸还敢拿回自己家里吗？公家的电话还敢私人聊天吗？从此以后，我个人是公私严格分开！
和谐社会从哪里来？“中国梦”如何实现？每个人把自己的事管好做好，这个世界就和谐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也就可以变成现实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良知？其核心要义不是约束别人，而是约束自己。
从天下为公，到为人民服务，时间跨越数千年，却有着相融互通之处。传统与现代，并非必然势不两立。
良知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良知却是万万不能的！
善治 篇12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以及治理的内涵解析
公共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从近代到当代, 从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 公共管理经历了从干预模式到市场模式的演变, 政府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变化, 经历了:看不见的手———“守夜人”角色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看得见的手———“万能”政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重塑政府 (20世纪70年代以后) 、寻找“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寻找“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 是因为以政府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都被证明不能有效地解决发展问题, 鉴于国家的失效与市场的失效, 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政府协调的失败。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治道变革模式, 实质在于权力的转移与重新分配。因为, 在治理理论中与“治理”一词相对应的是传统行政管理中的“统治”, 治理与统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联系, 因为在治理理论中, 治理本身就是统治一词的替代。统治 (government) , 又被译作政府, 是指国家及其执行机构政府基于社会统治和管理需要而实施的具有权威性的专门的公共管理活动。统治模式下的公共行政管理, 则是政府机构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管理。而治理作为统治的发展和替代, 与统治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主要表现为:“首先, 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 各种机构 (包括社会的、私人的) 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 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因此, 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其次, 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 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 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 而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三, 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 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 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第四, 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 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 还有责任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 以不断地提高管理的效率。”[1]而且, 两者的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也不同。与统治相联系的理想模式为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统治结构和韦伯式官僚体制之上的“善政”, 构成要素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而治理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统治范畴, 它强调了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是两者的最佳状态。这种善治的构成要素被归纳为六个方面:合法性 (legitimacy) 、透明性 (transparency) 、责任性 (accountability) 、法治 (ruleof law) 、回应性 (responsiveness)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很显然, “善治”比“善政”拥有更多的民主要素和灵活要素, 对公民的权利和地位也给予了更多重视。
显然, 从治理理论的特征中, 我们可以看到, 治理理论打破了原来传统上的公共与私人、国家与市场的两分法, 模糊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界线, 在管理的主体、方法与手段、权力运行方向、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职能等各方面都做了扩展。治理理论比原来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论也具有更为广泛的涵盖面, 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政府与高校关系运行的模式及其我国的现状
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这是自中世纪大学以来人们在大学办学实践中一直遇到的问题。“从大约800年前的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起, 欧洲的高等教育就面临着受国家和教会控制的问题。随着民族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逐步强大, 它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机构, 在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 高等教育都已成为国家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性质的制约, 并且受到了各国政府实施其政治权力的影响。”[2]国外在分析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时, 归纳出两种模式, 即“国家控制的模式”和“国家监督的模式”。所谓“国家控制的模式”是指, “政府试图控制高等教育系统的动力的一切方面:入学机会、课程学位要求、考试制度、教学人员的聘任和报酬, 等等”。“国家监督的模式”则指, “国家所施加的影响是微弱的, 很多有关诸如课程、学位、人员的吸收和财政的基本决策都留给院校自己, 国家提出高等教育运行的宽阔的参数, 但是有关使命和目标的基本决策乃是系统及其各院校的职权”。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 不过政府与高校关系近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则是———政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宽阔的参数, 而把大部分细节和创始工作留给各院校。”[3]
然而, 我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模式呢?我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国家控制模式”。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是在政府集中控制和行政约束的制度环境中运行的, 通过一个个等级结构 (各级政府或部门) 由上对下进行垂直领导。在这种制度安排下, 高等学校办学的主体是国家及教育行政部门, 高等教育隶属于政府, 高等学校的建立、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学过程、科学研究、毕业分配、人才引进、基本建设、后勤服务等等, 都遵循国家或主管部门的指令办事, 形成了以单一的行政配置机制为主要内涵的运行机制。这种体制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缺乏创新的, 因为“ (1) 在高度集中控制下的高等学校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 在一般情况下都会与已有的行政规则相冲突, 偏离已有的规则, 被视为不服从集中控制的‘叛逆行为’; (2) 作为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与其所管理对象的权力与信息的不对称, 导致制度创新乏力; (3) 在强制服从模式下, 两者之间信息沟通存在障碍; (4) 在这种办学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支配下, 学校封闭划一, 按部就班, 缺乏活力, 学校吃国家的大锅饭。”[4]显然,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我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单一, 属于典型的行政隶属关系, 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地位不对等, 高校不具有法人资格, 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从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开始, 高校作为法人具有了民事主体资格, 但高校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政府在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高等学校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而政府则是天然的行政主体。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 必须受到政府的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 即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是一种教育行政关系。
我国政府与高校的行政关系, 体现在现实的运作过程中, 致使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权力与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首先, 教育行政关系中过于彰显政府的行政指导、控制与命令, 忽视了政府义务和责任的承担, 造成信息失真、不对称等现象, 难以克服政府失灵的效应。其次, 教育行政关系是由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构成的, 在彰显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力时, 则必然弱化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强调政府的优势地位, 忽视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 缺乏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的研究。再次,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高校的权利与义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但这些权利是学校基于民事主体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的资格而取得的办学自主权, 并没有对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说明, 容易造成政府与高校间权利与义务的脱离, 导致政府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
三、治理理论模式下政府与高校关系的善治
基于我国现行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体制失调与权力失衡现象的存在, 我们认为, 有必要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与高校关系的重新反思与匹配。
在治理理论模式下, 要实现“善治”, 就必须进行公共行政层面的改革。西方在治理浪潮的推动下, 已开始纷纷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是针对传统官僚体制的弊端。处于社会大转型期的高校, 在政府职能变革中运用治理理论下的“善治”模式, 必将对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变革提供现实依据, 为高校自治提供发展机遇。高校与政府的权力分配在“善治”模式下将重新划分, 政府正从一些微观的领域退出, 社会生活开始摆脱过去那种泛政治化的状态, 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处在以政治主导型向政治———社会主导型转变的时期。所谓政治主导型是政治力量推动社会的运动和规定运动的方向;而政治———社会主导型就意味着社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 社会自觉的力量在增长, 而政治体制仍然是影响社会变迁的关键力量。”[5]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 高校自主意识在不断地觉醒和强化, “一方面为了维护教育活动与国家、与市场的相对独立性, 另一方面也为了适应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 大学也必定会像企业一样获得其独立的生产经营权 (办学权) , 成为具有自身独立要求的独立实体, 拥有自主办学、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权益”[6]。
在现行条件下, 我们认为, 我国政府与高校关系的“善治”, 可以有如下具体的模式。
第一, 市场有限介入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教育重建”运动, “教育重建”运动的实质在于制度的重建。传统的公共教育体制正在遭遇尴尬与威胁, 放权与择校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放权与择校的背后则隐匿着人们对教育公平、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平等与效率、公共教育领域内市场的有限介入等问题的困惑与质疑。世界范围内的“教育重建”运动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学校变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 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 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运作机制。在这种变化中, 原先的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领域开始分化和改组, 市场开始介入, 出现了政府、市场和学校三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力量。”[7]
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 对教育领域内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机制及其利益的分配与共享等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对高等教育的调整更为明显, 因为从产品的性质角度来说, 存在着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分。所谓私人物品就是指那些具备效用的可分性 (是指私人物品的总量等于每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物品的总和) 、消费的竞争性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私人物品的享用会妨碍或减少其他人或群体对该产品的同时享用) 与受益的排他性 (是指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完全占有或独资享受该物品的效用) 的物品。与私人物品相对应, 公共物品则是那些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与收益的非排他性的物品。显然就此而言, 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同时, 从消费的角度出发, 公共物品又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两类, 如果一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始终为零, 那么这种物品就是纯公共物品, 如国防、立法、义务教育、基础科学研究等。如果一种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群体扩大到一定数量时边际成本开始上升, 这时这一公共物品就会呈现出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 那么这种公共物品则是准公共物品, 如公路、公共交通、高等教育、图书馆等。在对物品的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我们已经看到, 在很大程度上, 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 市场这种“无形的手”完全可以介入, 因为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开始走向多元化、高等教育的投资走向了多渠道的经费筹措体制以及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走向了政府的间接宏观管理。
第二, 有限政府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叶开始, 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高校不仅单纯地发挥政治服务功能, 而且高校的经济、育人、为社会服务等的功能日益凸显, 高校已不再是政府的附属单位, 而是有着独立自主权的事业单位法人, 与政府的关系已经发育出诸多的方面亟待推敲和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为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了诸多条件。在诸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 西方的“有限政府”模式为政府与高校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制度基础。强调建设有限政府, 要求政府应该“瘦身”———精简机构, 裁减人员;政府应该“归位”———把本应由市场调节、公民自治、社会中介管理加以解决, 且市场调节、公民自治、社会中介管理能够解决好, 甚至能够解决得比政府更好的事交给市场、公民和社会, 不再“越位”和“错位”。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与法人地位的落实, 依赖于“有限政府”的理念和法治格局, 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整体局面的形成, 依赖于政府“依法行政”, 政府职能的权限以及行政职能与权限的形成应当是“有限的”和“法定的”, 而不是“自定的”。相应地, 高校自主权的行使与法人地位的落实, 也必然是“有限的”和“法定的”, 而不是“自定的”, 高校在创制新的规则或规定时, 必须遵循上位法律的原则, 不能与上位法律、法规、规章相冲突, 否则就是无效的规则或规定。同时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获得, 使“有限政府”更好地去做管其所管、管得好、管的了的事情。
第三, 高等教育中介机构模式。高等教育中介机构是指介于高等学校和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独立的合法组织, 它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综合发挥学术、政府、高校以及社会的力量, 来更好的行使教育公权力, 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政府部门行政职能转变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家教育权的转移和分化、中外教育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广泛, 为了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 适应目前高校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建设是协调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必然路径。协调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不仅要建设足够数量的、功能齐全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 而且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职能。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参与决策职能、服务职能、维权职能、协调职能。但是, 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在我国的发展起步晚、数量少、建立慢、研究少、发展不健全, 独立性差、专业权威性弱, 人们对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 况且运用高等教育中介机构来协调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从高校与政府关系的现实对抗和障碍出发, 分析其矛盾产生在于行为目标和组织形式的差异, 即一个以价值追求为行为导向, 另一个则以社会现实利益的实现为宗旨;一个是无序的松散结合式的组织机构形式, 而另一个则是严格规范的等级管理机构方式。[8]我们认为, 利用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协调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首要任务应从我国国情出发, 建立省级以上的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高等教育申诉委员会等机构, 解决政府在管理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失灵现象, 诸如信息不对称、财政危机等, 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参照西方各国的普遍做法, 应该建立由有关专家教授组成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 对高等学校的质量和效益进行评估。
总而言之, 随着治理理论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控制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政府将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宏观调控, 如立法、政策规划的方面, 而将社会、市场通过自身发展规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完全放开。作为政府管理者的高校也概莫能外, 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与控制在治理理论模式下不再事必躬亲, 高校不仅能够发挥自身的办学自主权, 而且高校的发展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发挥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 无论是在管理权限方面即政府要向市场、社会和学校放权, 实现权力的多中心化以及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还是在管理方式方面即政府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干预”和“包揽”式的直接管理逐步走向宏观调控为主的“规范”和“协同”式的间接管理, 都能做到从制度层面上克服“政府失灵”的现象。
摘要：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公共管理, 而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由政府承担起管理者的角色。但政府管理者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公共管理中政府角色的改变, 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处于社会大转型期的高校, 在政府职能变革中运用治理理论下的“善治”模式, 必将对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变革提供现实依据, 为高等教育的自治提供发展机遇, 从而实现权力的多中心化以及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
关键词：治理,治理理论,政府,高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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