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理念

善治理念（精选12篇）

善治理念 篇1

近年来, 大学治理越来越引起高等教育学术界和管理界的重视, 任何一种大学治理理念与结构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本文拟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 透过其要求大学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本质, 寻找到治理类型的最佳形式和状态———“善治”, 并提出“善治”理念的效率性、民主性、法制性特征。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思想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公司治理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企业竞争的加剧, 公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经济学将股东作为公司的一切利益指向, 企业全部的活动旨在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即企业只是股东实现利益的工具。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却主张:参加企业决策的权利是所有受企业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具有的, 管理者负有的信托责任是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企业的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相关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1]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 所以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 还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和债权人等”[2]。企业的风险是由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的, 利益相关者之间是独立、平等的。集体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是企业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经济学家们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和认识不尽一致, 他们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不同的形式。例如按照相关利益群体与企业是不是存在交易性合同关系, 查克汉姆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型利益相关者。根据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 克拉克逊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次要的利益相关者等。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是由企业治理问题发展而来的理论, 但是企业存在的目的与核心便是追求“利润”, 企业中股东的利益是企业的核心利益, 企业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仅是维持自己公司正常运转的手段, 即达到“共赢”, 且企业中股东的战略思维与决策能力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全局、导向性的作用。“在公司治理实践中, 彻底改变公司的权利和责任基本框架不能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某种合理性作为理由。”[3]可见, 企业并不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在企业内外追求相关利益者权利的平等、责任的绝对分担都是不现实的。

(二) 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与企业不同, 抛开大学由职能的扩展所带来的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 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 大学 (本文主要指公立大学)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股东。“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 权力是由权利派生出来的, 是人的权利派生出来的社会组织 (如政府) 权力。权利是自生的, 权力是外赋的, 是人们的权利所赋予的或让渡的。”[4]大学里的人员以学生为本, 大学里的活动以学术为本, 因而大学里的行政性权利便是师生让渡出来, 是由学术赋予的, 行政性权力的有效性也需要从学术那里得到检验。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特殊性便在于此, 其存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不是对立存在的, 行政权力需要在以维护学术权力的纯学术意义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效用。“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学术价值, 应当是相关行政权力自身的核心价值。”[5]可见, 能对大学行使独立控制权并没有专属的哪一类人或者个人 (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 , 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青岛大学的李福华教授根据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的密切程度不同, 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核心利益相关者, 包括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第二个层次是重要利益相关者, 包括校友和财政拨款者;第三个层次是间接利益相关者, 如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等;第四个层次是边缘利益相关者, 包括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等[6]。既然涉及如此复杂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大学的决策绝不能顾此失彼, 需要在诸多利益者之间寻求共同决策与相互制衡机制, 实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相关利益者共同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作为大学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方向, 需要大学的各利益相关者根据他们参与大学治理的意愿、责任感和能力等,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各得其所, 各行其力, 并创设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外部环境给予支持, 实现共同“治理”。然而, 对大学自身而言, 大学的治理不善一方面归咎于政府的过度行政化, 此外也应从自身老化及低效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在大学寻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 “善治”理念作为对治理概念的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而形成的一种治理结构的理想状态, 是一种既有理性驾驭又注重效率的共同治理体系。虽然文中笔者多以“善治理念”著称, 但“善治”并不单单指形而上的理想的抽象理念, 亦是一种具体的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 是治理的目的所在与理性诉求。

二大学的善治理念:突出治理结构的具体化与理想状态

(一) “治理”与“善治”的概念界定及其关系

治理作为一个管理概念的出现远早于20世纪。作为管理学界的一个专业术语, “治理”是个舶来词Governance, 原意主要指操纵、指导或控制, 与Government (统治) 的含义是交叉使用的, 主要指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政治和管理活动。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赋予了Governance区别于Government的新的含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罗西瑙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 它们虽然未得到正式授权, 但却能发挥有效作用。与统治不同, 治理指的是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一种活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因此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7]。这种新的管理机制既包括政府机制, 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进行了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8]该报告也突出了治理的四个特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不是规则而是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又包括私人部门、不是正式制度而是持续互动。从以上可以看出, 虽然学者对治理的概念莫衷一是, 但都反映了治理概念中要求共治的思想, 要求政府的“无边界”管理方式, 强调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同时也符合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9]笔者在这里更倾向将“善治”的治理理念视为组织内部治理的概念, 因为“善治”理念更贴近组织内部的实际要求以及组织集体利益最大化。

何谓“善治”?此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世界银行将其作为治理的一类形式而产生。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10]。俞可平先生在对各家之说梳理的基础上也归纳了善治的六个基本要素构成:合法、透明、责任、法治、有效。“善治”理念的出现并非华而不实的时尚管理新词, 而是面对现代管理的复杂、多变、不确定性的现实需要的产物。“对于一个组织而言, 善治的价值理性在于追求管理效率, 善治的工具理性立足于民主管理。”[11]可见, “善治”兼具民主与效率内涵, 并将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方向的利益取向协调、消解与中和, 使之朝向共同的目标, 以互动合作的方式走到一起旨在追求效率的管理模式。大学又何以追求“善治”并将“善治”理念作为最理想的治理体系?无疑, “善治”它满足大学自身对己以及社会对大学治理体系构建的理性诉求和呼应。首先, 大学作为一个典型的相关利益者的组织,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组织, 它是一个以学科和专业为支点发展起来的集劳动分工、信念坚守、权责统一的、庞大的、多权威共存的学术组织。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聚集之地, 学术权威理应占据最高话语权, 这是大学本质———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所决定的。其中, 非权力性影响力 (学术、道德、理想、信念等) , 它体现与蔓延在大学各个组织与角落, 伴随着大学具生而来, 具有自我生长性。“善治”的艺术便是将非权力性影响力与权力性影响力融合起来, 创造一种相关利益者共享治理的系统。其次, 大学日渐面临着管理的诸多挑战。“大学的学科学术属性决定了大学的职能多样、目标模糊、结构松散、人员独立及机构自主的组织特征, 而大学这些组织特征又决定了大学之活动复杂、目标复杂、组织复杂、关系复杂和权力复杂的多重复杂性。”[12]大学本身的复杂性外加和外部相关利益者“打交道”, 这使得大学需要注入“善治”理念, 实行善治治理。最后, 大学也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效率高的管理模式。“善治”以公共目标为依据展开管理, 其大学内部“公共目标”是以专业知识论证为前提的并经过相关利益群体互相博弈后的被大家所接受与认同的结果, 保证了学术、学生等非权力性权利参与讨论并与大学管理高层共同协商的权利, 从而规避了决策制定与实施时来自不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掣肘与摩擦。综上所述, 善治是大学的治理目的之一, 它保证了大学内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 是真正的建立在“人性哲学” (凸显人的价值) 之上的治理结构。

(二) 大学善治理念的特点

“善治”是大学内部治理的一种明智选择, 同时它又需作为一种理念深刻地烙印在大学相关利益者的意识里, 内化为行为主体自觉的行动。“善治”理念具有以下特点。

1效率性。“善治”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 是以“绩效”为切入点及绩效改善作为管理的目标。“对大学而言, 善治的目的并不同于政府旨在削减公共开支而更在于提高办学治校育人的效率。”[13]“善治”理念中的“效率”不单单指数量上的提高, 更是注重质量内涵式的发展。大学有它自身需要保护与守卫的东西, 这是它的稳定性。它在精神上高贵, 可却摆脱不了对外界物质资源的依赖。资源依赖理论认为, 给大学这样的组织提供资源的人有能力对这些组织行使很大的权力。而“善治”理念便是极大可能摆脱外在资源提供者的不合理的干预, 最大化地实现大学自身内部在科学配置、管理等效率的提高, 在有限的资源内高效地利用资源, 从而发挥大学在办学治校育人中的最大价值。

2民主性。“治善”理念本身即强调利益相关者共享共治的, 权利制衡与互动也是其治理结构和程序上的必然选择。大学治理的民主性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是由大学的遗传基因———以学术为向心力所决定的, 民主意识与气息也一直是大学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例如“教授治校所蕴含的旨趣是对大学民主管理的诉求, 它要求给予普通教师群体参与学校重大事物的决策和管理权力与机会, 但不企图独霸权力, 也不追求对具体事物的直接管理”[14]。“高等学校除了学术文化的内部冲突外, 还有学生文化、管理文化 (以管理者为代表) 和学术文化 (以教师为代表) 等三种文化的冲突。”[15]大学的“善治”理念强调相关利益者代表有机会参与决策, 它是一个由共同目标支撑的活动, 共同目标自身就是一个协商的结果而非仅仅是管理高层左右的决策, 同时它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商与沟通降低大学组织内部的复杂性。詹·库伊曼甚至认为:“如果复杂性不受约束, 那么这个系统就将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16]大学“善治”理念的特点也要求相关利益者多考虑彼此需要和互相尊重, 通过稳定的互动关系的建立, 降低大学内部的诸多复杂性, 提高效用、团结一致驶向统一目标。

3法制性。在发达国家里,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大学治理, 都有一个共同点:依法治理。“德国的大学甚至是奉行“法律主义”的, 政府依法律治理大学, 大学依法律自治, 德国政治生活中传统的“法律主义也渗透到大学的行政组织之中。”总之, 法大于权, 法律在行政之上。事实上, 在法治国家, 大体上也如此, 而不只是德国。”[17]在当下, 我们不仅需要给经济“松绑”, 也需要迫切给大学“松绑”, 还大学独立自主的权利。不论是依靠何种力量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制衡与示威, 最根本的就要落实到法。中国的立法机构应该对教育法治的实现起到切实的作用, 形成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依法行事的有效制衡。“善治并不只是依靠理念支配和组织及其个体自觉自律行为过程, 还是法规制度建构完善并对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的行为具有规制作用的效果, 即善治是具有合法性及权威性的结构性规范, 善治的组织需要法规制度提供制度环境和保障机制。”[18]大学是个系统庞杂的组织, 其法治建构、制度安排需要穷尽相关利益者各方要素并将其统筹在一个系统框架内, 这才是“大学善治”的目的, 也是大学善治理念的意义所在。

三大学善治理念的实践意义

通过上述内容不难发现, 根据相关利益者理论,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它需要相关利益者共享共治, 治理的最终目的与理性诉求是要达到“善治”。“善治”理念的特征符合大学的属性、特征与规律需要, 大学需将效率、民主与法制纳入其中实现更好的治理, 将自身带入更宽阔的发展轨道。可见大学的“善治”与大学的“统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管理模式, 我们需秉持“善治”理念通过一系列的“善治”治理将大学带入大学的理想———至善。同时, 我们也需要清楚的是, 大学管理体制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大学治理结构的建立受大学存在形式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需要建立大学治理结构进而达到“善治”。大学治理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当前相应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之前, 在相应的制度与法律保障还没有成熟之前, 每个大学、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不能盲目跟风, 不切实际地跳跃发展, 否则会事倍功半。

参考文献

[1][2][3][6]李福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大学管理体制创新[J].教育研究, 2007 (7) :36—37.

[4][5][17]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363.365.418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

[8][9][10][11][12][13][16][18]眭依凡.论大学的善治[J].江苏高教, 2014 (6) :15—21

[14]赵蒙成.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J].江苏高教, 2013 (2) .

[15]李福华.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属性和评价[J].现代大学教育, 2003 (2) .

善治理念 篇2

近年来，乌镇通过转变治理方式、治理精准覆盖、重建治理机制，大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现将今年以来的亮点工作进行总结汇报：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1、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做好村社换届试点工作，着眼于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圆满完成村社换届省级试点工作，增强基层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夯实基层基础，协同综治条线，制定出台《微网格建设办法》、《三治积分管理办法》，发挥支部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打造党建特色线路，在横港、陈庄美丽乡村精品线路进行布点，建设了一条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特色带。

2、加强党建粘合力建设。着眼于服务中心大局，把组织工作与新“七大行动”、“一核四地五区”建设和“两战”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组织工作的粘合度。助力“两战”，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发动全体党员积极投身于人员排查、信息上报、卡点值守和复工复产工作。助力爱国卫生运动，下发《乌镇镇全域秀美工作党员自查自纠通知》，让全体党员对照标准，查找自身不足，即时整改到位，并与党员民主评议和推优评先挂钩，督促引导党员在全域秀美中走在前、做表率。深化区域党建共建，积极与苏州吴江区桃源镇、湖州南浔区练市镇进行对接，建立了乌镇大道卡点联合支部，开展疫情联防联控，并在干部互派挂职、活动共同举办、针地互相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加快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二、全面推进“三治融合”提升行动。

1、微嘉园融合提升工程。截止9月，我镇（户籍户数23857户）共入群人数37158人（占比155.75%），“微嘉园”访问人数9381人（占比25.25%），党员身份亮明3058人（占比81.25%）。深化三治积分管理在“微嘉园”平台的运用相结合，已在陈庄村试点建立“微嘉园”线下工作站。

2、系统平安创建提升工程。深化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企业、平安小区、平安商场、平安金融单位等系列平安创建和平安村（社区）创建，制定《乌镇镇村（社区）平安创建考核办法》，紧扣“平安乌镇”建设主题，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加强宣传力度，多形式多举措开展系列平安创建宣传活动，营造平安建设浓厚氛围，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

3、全域深化研究工程。充分发挥三治融合在疫情防控工作、微治理、全域秀美、组织换届等各领域、重点工作的助推作用。协助第三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乌镇举办，并布置安排好“云享乌镇”运营中心和陈庄村北庄精品路线两个参观点。打造“三治+禁毒”乌镇示范点，具体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中。三治融合积分兑换服务精细化，重点推出如航天北斗参观、竹编体验、木工体验、老人理发、志愿帮扶等社会服务。今年以来共上报三治融合优秀案例18篇，已被桐乡市级录用11篇，嘉兴级录用2篇，省级录用1篇。

三、深入开展“网格连心、组团服务” 建设

共划分网格112个，其中居民网格108个，今年新增企业专属网格4个。划分微网格1453个，其中居民微网1248个，企业等微网格205个。在全镇108个网格中建立108个管家工作站，与党员先锋站结合，建成“三治”工作室，实现网格覆盖一线、党员服务一线。同时制定微网格队伍管理办法、考核奖励机制和网格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五个一”工作体系，落实教育培训、工作例会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微网格建设。当前开展各类网格长、微网格长工作培训13次，参与培训人员累计555人次，并充分挖掘发生在网格里的精彩故事，通过“平安乌镇”微信公众号每周推送“网格故事”不少于1篇，被市里“平安桐乡三治融合”公众号录用2篇。

四、打造升级“云享乌镇”建设

初步实现“五个一”的发展目标，即“一码关联，全维融合；一图可视，全晰治理；一网感知，全局掌控；一湖数据，全时共享；一体联动，全域协同”，打造新型智慧城镇建设乌镇样板。

1、“一码关联，全维融合”。创新“北斗码”应用，整合应急响应、综合执法、综合治理多个网格数据资源，打造全属性网格体系，建立以空间网格编码为载体的数据关联机制，为孪生城市搭建和智慧应用落地奠定技术基础。

2、一图可视，全晰治理”。建立乌镇“孪生城市”模型，打造三维可视化智享应用平台，探索正在隆源路等重点路段建设三维视频容全景监控系统，将二维平面展示迭代至三维立体呈现，一张图实现物联设备监测、数据分析展示、知识图谱管理、解决方案优化。

3、“一网感知，全局掌控”。搭建物联网基础设施配置和智慧化管理平台，加快智慧灯杆、智能井盖、智慧监控、智慧公厕等物联网设备建设升级，初步建立全面感知城镇产业、安全、交通、环卫、治理的网络空间感知体系。

4、“一湖数据，全时共享”。实现安全应急、综合执法、城镇建设等百类数据广泛采集、及时更新，通过简便操作即可在“数据湖”中提取各部门汇总有效信息，搭建基于大数据和信息共享的智慧化辅助决策体系。

5、“一体联动，全域协同”。打造乌镇管家app和“文明币”信用积分系统，在公共安全和城镇运行管理的多个领域，通过信息化手段建成集预测预判、快速反应、综合协调、处置反馈为一体的城镇运行管理体系，实现镇村（社区）上下贯通、部门横向联动。

五、提升基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开展“金融惠农”大行动，提升党建引领“金融惠农”品牌。在全镇各村社区召开“三治融合”金融惠农推进会，对全镇17772户农户授信22.7015亿元，三治信农贷授信农户覆盖率84%，授信农业龙头企业4家，授信总额6500万元，用信2480万元；授信农民专业合作社12家，授信总额1740万元，用信1571万元。建立“文明币”积分系统，依托乌镇管家信息平台，探索建立“文明币”积分体系，目前已完成文明币积分制度的初步构建，正在加快“文明币”积分系统和实体“文明币”银行建设。以奖代补，实行实物兑换。丰富拓展三治积分兑换途径，引导积极群众参与，激励广大村（居）民诚实守信。

六、完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1、探索建立“站点专职人员+律所专业人员”的“双专”服务模式和“站点定期坐诊+下村不定期出诊”的“双诊”服务模式，实现法律服务“订单化”，上半年共接受线上＋线下法律咨询近1000起。延伸“最后一公里”法律服务触角，拓展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建设，目前乌镇镇各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建成率达100%。建立“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全镇共调处各类纠纷147件，其中镇调22件，村调16件，诉调78件，警调31件，接待调处率100%。

2、选取人民调解员入驻法庭，负责诉前调解工作，2020年1-9月，诉前调解率和民商事可调撤率为83.24%；打造E调解室，依托5G技术远程视频连线司法所，法官实时指导调解工作，调解成功的及时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协议法律效力；设立法官工作室，辖区乡镇司法所设立法官工作室，每周定期值班，深入基层，及早发现介入矛盾纠纷，现场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指导；成立“双向派驻”机制，将人民调解员“请进来”，法官“走出去”，协力助推诉源治理。

3、建成乌镇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立“镇-村社-网格-微网格”四层过滤体系，上半年民商事案件数240件，同比下降31.03%，万人成讼率下降9.29。今年来，已开展集中学法9次，复工复产企业线上法律服务17次，已联合便民集市开展12场主题宣传活动，结合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加强村（居）人民调解员队伍培养，完善“乌镇管家调解室”建设。截至9月份，全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9起。

七、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

1、完成银杏公寓省级示范小区及陈庄村省级示范村验收任务；超额完成主干道沿街撤桶，店铺定时定点上门收运任务；提前完成年初撤桶进箱小区建设任务。联合各相关部门对机关企事业、酒店（宾馆）等行业进行自查整改，在全市督查工作中取得优良成绩。三季度综合考核排名继续排名第二。蚊媒消杀工作取得成效，镇区布雷图指数4.8和成蚊密度1.1，检测结果处于安全范围。病媒生物防制考核制度完善，分别出台《2020乌镇镇病媒生物防制评分标准》和考核管理办法。

2、深入贯彻“我自爱桐乡·清洁家园”活动精神，制定“美丽乌镇·秀美家园”十一大专项行动。成立“美丽乌镇·秀美家园”环境整治暨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召集各村（社区），各部门环境整治爱国卫生推进会十余次，开展各类大小宣传活动一千余场，宣传覆盖十多万人次。截止10月12日，乌镇镇已累计发动党员志愿者、乌镇管家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49450人次，整治问题42380个。

八、加强农村文化引领

木瓜善治头痛 篇3

专家点评：《本草纲目》中记载，“木瓜性温味酸，平肝和胃。”木瓜，又名石瓜、万寿果、蓬生果、乳瓜，它性温味酸，入肝、脾经，起疏肝解郁，通经活络，散瘀解痉等功效，是治疗头痛之良药。木瓜含有番木瓜碱，对人体有小毒，故在处方中加甘草、大枣，一是缓冲其毒性，二是调和药味，令口感更好。有头痛患者，还可以在此方基础上根据中医辨证加以调整，肝阳上亢型加钩藤15克，黄芩10克；肾虚型加山茱萸10克，杜仲15克；血虚型加熟地黄15克，当归15克；痰浊型加茯苓20克，半夏10克；瘀血型加赤芍15克，红花10克；气郁型加柴胡15克，郁金15克；气虚型加黄芪20克，白术15克。

头痛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根据病人头痛的特点选择中成药。肝风所致的头痛反复发作，可以选用复方羊角颗粒；肝阳上亢、风火上扰头目所致的偏头痛可以服用天麻钩藤颗粒；头痛剧烈，心烦不宁者可以服用安脑丸，每次1丸，每日2次；对于肝阳上亢，淤血阻络者可以选择镇脑宁、正天丸或养血清脑颗粒治疗。

此外，在偏头痛发作的缓解期采取针灸治疗，可以起到延长发作周期、减少发作频率的作用，在发作时则可减轻疼痛程度。患者需注意的是，头痛可大可小，如果是经常头痛，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贻误病情。

善治理念 篇4

一、当前我国公务员能力建设与政府培训中的障碍

1.制度障碍

(1) 培训绩效的考核制度不科学。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培训绩效考核制度还是以“德、能、勤、绩、廉”为标准, 缺乏科学的考核评分细则与绩效管理系统的设置。廉的考察与德的考察较难衡量, 缺乏科学的量化指标与方法。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的绩效考核方法, 在政府公务员的培训考核中可以采用行为观察法、行为锚定等级评价法 (BARS) 、关键事件法、目标管理法、加权选择量表法等具体的绩效考核方法。

(2) 培训机构的选择和评估制度不完善。

培训机构的选择与评估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培训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也就无法完善培训机构的选择与评估, 培训机构很多是体制内培训, 缺乏民间组织的参与。培训机构的选择应该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 由专门的独立工作小组管理培训机构的选择与评估工作, 并建立培训机构招标制度、培训评估制度、培训机构的选择结果公示制度等制度。

(3) 职务升降与任免制度不合理。

当前我国的职务升迁与任免制度有着明显的缺陷, 公务员多为“能进不能退, 能上不能下”, 这有悖于公务员的新陈代谢机制与竞争机制。明确公务员升降与任免的资格认定工作与标准核查是公务员能力建设与政府培训创新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也促进了新进公务员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也有利于在职公务员尤其是“老资格”的公务员强化自我发展的意识, 使得公务员们的培训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由“自在”变为“自觉”。

2.思想障碍

(1) 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

官本位或权力本位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中国依旧影响着一些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文化本身具有延续性, 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今中国公务员能力建设和政府培训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官本位思想就是其表现之一, 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部分公务员认为权力就是获取金钱、社会地位的源泉, 这客观上严重阻碍了公务员的能力建设, 更为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2) 人情关系本位大行其道。

当前公务员普遍存在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 认为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可以得到升迁与重用。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使得一部分由于缺乏人情关系网络却有着卓越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公务员得不到晋升, 这将大大的挫伤其工作积极性。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主要与我国目前长官意志作用下的公务员晋升制度有关, 领导的信任与赏识无疑直接影响着公务员的升迁与福利待遇。这也进一步强化了部分公务员的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 弱化了能力本位的观念。

(3) 学历本位或文凭本位思想盛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都存在着重文凭, 轻水平;重学历, 轻能力的怪想象。不少部门把是否具有高学历作为任用领导干部的必备条件, 制度的设置和利益的驱动使得很多公务员过度看重学历, 而忽视自身能力的培养。学历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水分越来越大。“学而优则仕”的学历本位思想驱使下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将对公务员团队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思想道德素质造成冲击, 处理好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公务员任命与晋升或考核的标准, 而制定标准的能力评定模型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善治理念指导下的政府培训创新与公务员能力建设的路径

1.政府培训的制度创新

(1) 构建多元治理的治理网络制度。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培训主要是各级党校、各级国家行政学院等开展的体制内培训。善治理念倡导的是多元治理的治理网络, 在公务员培训中引入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各种具有培训能力的NGO来共同为公务员培训服务, 从而实现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多元化。当前西方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培训主要是采取民间组织培训, 随着我国民间组织的逐步壮大, 公民社会的发展势必可以推动政府培训的多元局面, 而以往由政府自己成立机构来培训公务员的状况也将被打破。

(2) 构建培训成本效益核算的制度。

在善治理念下强调的是还权于社会, 注重治理绩效与治理成本的核算。在善治理念下, 我们可以实行培训资金的制度创新, 根据公务员的培训绩效决定培训资金的发放额。采取这种将培训绩效与培训基金相挂钩的培训制度有利于激励公务员参与培训的热情, 改善培训效果。目前广州市实行的积分制管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3) 构建公务员自身培训的主客观需求相统一的制度。

为了达到善治的理想状态, 必须对于不同岗位和级别的公务员采取有区别的个性化的培训制度。由于公务员的级别与岗位的差异, 培训的要求必然存在差异, 培训的需求度也同样有所区别。根据公务员个人的培训意愿以及360度绩效考核法的结果来决定公务员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采用培训需求分析 (TNA) 从而保证公务员培训的积极性, 防止出现公务员培训流于形式或走过场以致培训低效甚至无效的局面。

(4) 构建以增量改革为思路、以增量行政创新为主线、以行政创新存量为基础的传统培训制度转换系统。

培训制度的创新不仅是通过某些具体的培训新制度的出台就可以解决的, 也不应该将思维局限在关于新制度的设想上, 更多的应该是传统制度的现代转换及其与新制度的相互配合。转换系统的构建立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与增量行政创新的创新思路。增量行政创新建立在行政创新存量基础之上, 以增量改革的思路指导。旧的制度不一定是创新的阻滞, 相反它是创新的财富与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传统的价值在于它受到长期实践的考量和历史的验证。构建良好的善治理念指导下的政府培训制度的转换系统包括诸如培训制度转换的思维模式、转换的理论范式以及转换的具体方式等转换系统的诸要素及其内在机理的研究是亟待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与专家学者应该加以考量的重大话题, 在此仅做抛砖引玉。

2.政府培训的理念创新

(1) 多元培训理念。

培训不应该是单独的体制内培训, 而应该将培训部门转向社会, 让公民社会来实行公务员的培训。因此, 形成政府与NGO、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训的多元网络培训模式是政府培训理念创新的重要内容。

(2) 回应培训理念。

现代政府治理中注重服务意识, 西方行政学家提出现代政府应该以服务为导向, 注重服务理念。而善治理念基本要素中的回应性则要求政府培训工作加强回应理念,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将回应意识放在每个公务员培训的内容中。政府培训回应理念应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时回应行政系统内外对于公务员能力建设的各种需求, 诸如政府通过开展网络技术能力的培训来回应信息时代对于公务员网络技术能力的需求。

(3) 责任培训理念。

责任培训理念, 政府培训必须树立责任意识, 不能流于形式。培训的成本最终要由人民“买单”, 提高培训绩效, 降低培训成本是责任培训理念的彰显。在培训过程中无论是体制内培训还是体制外培训, 无论是公务员培训师还是接受培训的公务员都需要有责任意识, 善治的实现需要各方树立起对于治理目标的责任。

3.政府培训的技术创新

政府培训应该注重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培训方法与手段的创新。首先, 在培训方法上可以采取敏感性训练法, 简称ST法 (Sensitivity Training) 、案例培训法、参与式培训法、情景模拟培训法、弹性时间培训法、头脑风暴法、管理者培训法, 简称MTP法 (Manager Training Plan) 、行为模拟法、拓展训练等培训受众乐于接受的培训法, 来凸显培训受众的主体地位, 激发培训受众接受培训的兴趣并取得理想的培训效果。在新的培训方法引进中, 可以采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采用的, 根据公务员的职位、素质基础、工作需求等来选择培训方法。其次, 在培训手段上, 可以采用多媒体培训、网络培训、虚拟培训等, 利用新的媒介来实现培训的手段多样化, 构筑网上培训平台来满足公务员网上培训的需求。

摘要：在信息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下, 政府创新已经逐步被提上了议程。从管理哲学、行政管理的学科视角, 使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培训创新成为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路径。融入全球治理时代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善治”理念, 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三个政府培训创新的维度是实现公务员能力建设的现实价值与路径选择。

关键词：善治理念,政府培训创新,公务员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 (5) .

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篇5

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即“共治”。共治是路径，善治是目标。善治的要素包括治理的有效性、回应性、稳定性，以及参与、公正、廉洁、透明、问责等。而善治本身也不是目的，善治最后的目标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之善治的最后目标是办成“好教育”，好教育或者“善教”意味着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共治并不必然带来善治，但没有共治必然没有善治，共治所具有的内在优势有助于达成善治。

在我国，治理和教育治理已经具有一定的政策基础、实践基础、研究基础，推进教育治理与过去教育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与简政放权、教育行政职能转变、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是一致的，是对一直在进行的教育管理改革的深化。本文将对教育治理的特征、背景、价值目标、体系建构等予以探讨。

一、教育治理的特征与背景

相对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治理有其显著优势——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教育管理变革提出的挑战。

（一）教育治理的优越性

教育治理的突出特征是多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参与管理的主体已经不只是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私人部门、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不是作为单一主体的政府的统治和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管理。

治理与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不同，二者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政府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教育治理是对传统教育管理方式的超越，是教育管理民主化的集中体现，是教育管理的现代形态。因此，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并不是对立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高级形态。不能用“教育治理”的概念否定和取代“教育管理”的概念。

教育治理的优越性在于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在教育治理的框架下，各种不同的教育利益诉求能得到充分表达，教育决策、教育政策与教育立法得到充分讨论与论证，并从政治生态上消除了人治显性或者隐性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教育治理具有显著的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科学化）特征，是教育管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在教育治理体系中，国家机关、社会、公民不是对立对抗关系，而是致力于共赢善治的联动合作关系。

教育治理所具有的优越性，是教育治理兴起的逻辑前提。而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的新变化对于教育管理的挑战，则是教育治理兴起的现实基础。

（二）教育治理的国际背景

自世界银行1989 年在讨论非洲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 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国际学术界很快就流行开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治理的著述大量涌现，治理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中的显学。

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政府管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国家内部，政府被视为“超级保姆”，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服务低劣、效率低下，财政危机遍布各国，社会分裂和文化分裂同时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与市场和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市场机制在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会产生分配不公、外部化、失业、市场垄断等失灵现象。因此，社会急需新的调节机制。这个新的调节机制就是治理机制。“单纯的市场手段和单纯的积极干预都不能实现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治理就被认为是对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也为多元治理的全面运作提供了动力基础和体制化支援。

单一依靠政府或者市场都不能带来善治。治理的兴起是为了缓和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与相对集中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治理试图重新配置公共权力，通过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开放权力的方式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治理理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将民主、参与、协商、分权、责任、人权、平等、合作等诸多美好的价值融入其中，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其相对于垂直统治的巨大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管理的成本与风险。因此，治理理论和实践不仅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且被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系统总结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国家治理变革浪潮的影响。但教育治理的兴起，并非只是跟在一般治理变革之后亦步亦趋的结果。教育治理有其自身特性与相对独立性。从国际上看，教育中的政府单一管理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亦即教育管理中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是促使教育治理勃兴的现实原因。

我国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治理，也受到国际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我国，倡导教育治理，主要基于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于教育管理的挑战。

（三）教育治理的国内背景

西方发达社会的治理和教育治理，是建立在尽管政府发育（现代科层制）和市场发育（市场经济）都比较成熟但却“双重失灵”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治理土壤显然不同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现代科层制和市场经济都不成熟，因此，我国教育治理的制度基础、目标设定、路径选择等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扩大微观教育领域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建设现代科层制政府、完善教育行政机构与职能，以及更好地规范市场并促进市场健康发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我国教育的促进人的发展及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教育管理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严重，学校办学活力不足，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不够等。我国已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不足以解决现存的教育问题，教育管理改革势在必行，政府教育行政职能亟待转变。

现存问题迫使我们对传统的政府理论进行反思，并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应该认识到，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不是全能者，不应该垄断对教育的管理权，应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变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边管理为政府、社区（家长）共同参与的多边管理和共同治理。因此，教育治理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内容，旨在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二、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

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能够为多元主体之共治提供方向和指针，化解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主体所感到的迷茫、混乱和失落，使多元主体从中获得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宿感。概言之，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办成“好教育”，使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亦即，使内在于又超越于多元主体利益之上的学生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本质上是要求捍卫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解决教育中的公共利益被蚕食和侵蚀这一现实问题。例如，“应试教育”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严重损害公共利益，需要大力治理。

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在于形成“高效、公平、自由、有序的新教育格局”，其中，“高效”包括高效能和高效率。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包括：教育效能、教育自由、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教育秩序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好教育”的具体表征，是保证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框架，也是衡量教育治理能力大小、教育善治与否的最终标准。

（一）教育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提高教育效能，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效能是指教育目的的达成度，达成度越高教育效能越高。教育效能高低取决于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现代教育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教育通过促进学生个人的发展，如就业能力、民主素养的提高等，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效能的实质是教育质量问题。教育治理以教育效能和教育公平为根本价值目标，旨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教育的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

只有优质公平的教育，才能体现学生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和长远需求，才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分数挂帅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片面发展，顶多只是代表着学生和家长的眼前利益；城乡间、区域间、学校间差距甚大的非公平教育，只是让部分人享受良好教育，显然没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

教育治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治理主体提高认知能力，明确教育质量目标，达成共识。特别是，要使学生和家长认识到：只有素质教育才能提高家庭的预期教育收益，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动员、协同多种因素，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治理通过建构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利益表达平台和决策参与渠道，使各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遏制因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弱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益的侵害，使均等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成为可能，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治理能有效增强对于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的回应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质量保障和公平保障机制，建立问责制，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与公平的水平。

（二）教育治理的重点目标与现实切入点：促进教育自由，增强教育活力

现代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教育自由是指教育主体在教育活动中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教育自由主要包括：学生受教育的选择自由权、学习自由权、表达自由权，教师的教学自由、学术自由权，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必要的裁量自由权等。没有这些教育自由，教育中的各主体就很难发挥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教育就没有生机与活力，教育质量与公平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教育治理应该积极维护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本身体现了教育管理的民主性，体现出“管理的自由”，一些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可以在多元治理体系中自由表达其利益诉求并行使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进而有助于制约行政权力的越位和错位，有助于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法定权利与自由。治理中一些主体所享有的参与权利，可以用来有效保护自身的实体性教育权利与教育自由，可以用来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简言之，治理中的权利可以保护其他权利并制约行政权力，“教育治理中的自由”可以带来更多的“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的目的不是束缚人、压制人，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体现自由、扩大自由、发展自由、保护自由。

（三）教育治理的底线目标：提高教育效率，形成教育新秩序

教育效率是指教育资源投入与教育产出的关系。教育资源总是稀缺和短缺的，资源的合理利用有赖于有效的管理，提高教育效率是教育管理或者教育治理的重要追求。

教育秩序是一定的教育行为方式的固定形式，是对教育行为的偶然性、任意性、情绪化的超越和否定。教育秩序包括：教育教学秩序、教育从业者工作秩序、教育管理秩序等。没有这些秩序，教育工作无从开展。教育治理的初级价值或者说基础性目标就是定分止争，规范教育行为，为教育带来秩序。

教育效能（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公平、自由这几个价值目标，具有明确伦理导向，本身就具有正面价值，值得期许和追求。相对而言，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两个目标是价值中立性的。教育效率和秩序，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例如，某些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考试技能方面能做到多快好省、很有效率，而一些学校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方面卓有成效；某些学校内部管理中的专制高压带来了死气沉沉的“秩序”，而另一些学校的民主参与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秩序。教育治理所追求的无疑是正向的教育效率和秩序，而教育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民主化、科学化特征，使得这种正向追求更易于实现。但教育治理本身由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容易导致“管理”本身的低效和无序。在教育治理体系建构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相对于已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会有一定的甚至较多的效率与秩序损耗。在本质上，这个问题涉及民主与效率和秩序的关系。在传统意义上，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需要更多的沟通、协商，决策过程更为漫长；从管理本身看，是缺乏管理效率的，远不如个人决断来得快。但民主是一种理性化、制度化的纠错机制，它有助于达成共识、形成科学决策，从而有利于决策的执行，并最终带来教育的“长期效率”，即反映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反映公平诉求的效率，即与教育效能、教育公平相一致的教育效率。

教育治理所追求的秩序，不是高压形成的，或者不求进取的“消极教育秩序”，而是自由公平、充满活力、促进发展的“积极教育秩序”。不能因为追求秩序而牺牲学生的发展和学校的自主，牺牲教育的公平和质量。当前，需要特别关注和处理好“秩序与发展”的关系。与传统的管理和统治相比，治理的目标将不再仅以防范和消弭矛盾、维护秩序为首要任务，而是要致力于实现“秩序”与“发展”主题的对接。［8］

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

教育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善治的达成，这些均有赖于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推进教育治理，关键是完善教育治理体系。［9］

教育治理体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教育治理主体是谁，教育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关系是指教育治理主体间的、在治理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责任关系。教育治理体系建构，既包括治理主体的结构变化，也包括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安排。结构体系与规则体系共同构成了治理体系，结构驱动与规则驱动是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两条线路。

教育治理是共治主体依据规则开展的教育管理活动，涉及管理的多主体、多层级、多因素、多环节。多主体包括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等公民个体；多层级包括中央政府、多级地方政府、学校、班级等多个管理层次；多因素包括教育规划、课程管理、教学管理、经费管理、人员管理、质量保障、督导评价等多项管理内容；多环节包括计划、决策、执行、控制等多个管理流程。可见，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体系，既涉及纵向与横向，也涉及宏观与微观。但其核心是哪些主体能参与治理，以及参与治理的多个主体在哪个管理层级上、在哪些管理内容上、在哪些管理环节上具有决策权。

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是参与权、决策权的结构性调整。除政府外，有更多的主体参与治理，这些主体在更多的管理事务上有更高程度的决策权。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向其他主体分权。在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中，必需的分权与必要的集权并不冲突，分权与集权是同步互补的双重变奏，都有助于善治。

当前，我国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参与不够，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政府宏观管理能力不足，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政府分权，也需要集权；既需要学校自治，也需要学校内部的分权共治。

（一）教育治理中的政府分权

分权包括政府内部分权和政府向外部分权。前者主要指高层级政府向低层级政府的分权，特别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后者主要指政府向学校、社会和市场的分权。我国教育治理变革中的分权，主要指后者。

共治必然导致分权，原来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所拥有的教育管理权力，要分解和转移给参与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这种分权主要包括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向社会组织“转移”权力、向市场“转移”权力。这三者意味着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

1.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

学校成为自主办学的权力主体。给学校自主权，实质上，是要求进行校本管理，是“以基层为本的管理”这一大趋势的反映。以基层为本的管理，本质上，要求把决策权下放给基层，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基层更了解实际情况，能更有效率地迅速做出反应。给学校自主权，就是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10］

2.政府向各类社会组织“转移”权力

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中间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的不足，充当宏观国家和微观社会之间的一个中观协调角色，在利益表达、利益分配、社会纠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3.政府向市场“转移”权力

市场机制有时能够发挥政府不能发挥的作用。例如教育券、择校等市场机制，在一些地区对于提高教育效率就具有明显效果，因为这些机制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带来了办学质量的提升。另外，在土建、仪器设备购买、图书采购中，实行严格的监理制度、招投标制度，也是对市场机制的引入，成效显著。［11］

（二）教育治理体系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教育治理中的政府集权

共同治理是否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削弱、衰退甚至退出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多方共同治理的体制中，政府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充当的是“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管理网络中，政府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确定教育发展方向、目标、标准的重任，为多方主体参与管理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12］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导致的学校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由于市场、公民社会和中介组织发育相对不成熟，就更加需要发挥政府在多方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以有效解决多元主体的利益分歧和目标分化，以及治理活动的碎片化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13］

就像善治的前提是完善治理体系一样，教育善政的前提是完善教育行政体系，即优化配置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包括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两种形式。纵向配置是指各层级的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划分，即权力的垂直性分割；横向配置是指与教育行政机关同一层级的行政机关，以及教育行政机关内部的各类机构的权力划分，即权力的水平性分割。

优化配置不只是分权，也包括集权。集权同分权一样，是完善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甚至优先于分权。［14］集权是提升治理能力、达于善治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尤其如此。在中国语境下，教育治理不仅有充分释放社会活力、限制政府不当干预的意义，还有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当前，我国教育宏观调控体系仍未定型，调控实践面临诸多矛盾，需要政府适度集权以克服教育改革分散化、碎片化的问题。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时，只要分权不要集权，只要分化不要整合，无疑是一剂“毒药”。

集权是指某些教育行政权力的集中和强化。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在纵向集权方面，主要是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统筹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力度。当前，中央政府要站在国家发展、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度，前瞻性地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省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统筹管理义务教育，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布，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并积极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区域协作，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在横向集权方面，需要合理划分同一行政层级中教育行政部门与人事行政部门、党务组织部门、财政部门间的权责，加大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统筹教育发展的权限，使事权、财权、人事权相对集中于教育行政机关，尤其是加大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即国家教育部对于同一行政层级的相关部委的统筹能力。

经过上述分权和集权改革之后，政府宏观层面的教育治理体系将趋于完善。

（三）学校自治与学校内部分权共治

同相对宏观的政府教育治理一样，相对微观的学校内部治理也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其实质是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其要点有二：一是强调自治，二是强调共治。

学校自治是指，构建新型政校关系，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政府简政放权，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办学主体，能够自主管理、自主办学。学校自治、学校办学自主权源自政府向学校的分权，但就教育善治而言，政府分权到学校层面还不够，某些学校可能会截留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新增权力，学校管理甚至会更加专断。因此，在学校内部需要“二次分权”，把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教师、学生、家长等主体，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行分权共治。

学校分权共治是指多元主体对于学校内部事务的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学校内部管理机构、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组织、专家学者都可以成为学校治理的主体。学校的分权共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完善集体决策制度

健全校内集体决策规则，完善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避免个人专断。凡是有关学校发展方向、基本建设、重大教育教学改革和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专业机构的意见，要进行可行性评估，要进行集体决策。

2.健全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

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和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扩大教职工对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的评议权、考核权。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改革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学生的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制定学生管理或者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要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

3.建立健全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

完善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通过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会，使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学校管理，促进家校合作。家长委员会成员由家长民主选举产生。学校实施采购校服、订购教辅材料、组织活动、代收费用等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利益的活动，一般应由学校或者教师提出建议和选择方案，并做出相应说明，提交家长委员会做出决定。

谭传华：我善治木 篇6

在每一个谭木匠的加盟店里，都工整地装裱了谭传华的“一段家史”：

“我的曾祖父是一位知名的木匠，小有家业。由于爷爷沾上鸦片和赌博，把整个家业输得一干二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年轻貌美的奶奶只好求保长将爷爷抓去当壮丁。寒冬腊月，我的爷爷被绑在家乡楼桥头的木柱上，光着脚丫，衣衫褴褛，奶奶让年仅十二岁的父亲送了一大碗肉饭去喂爷爷，爷爷边吃边破口大骂奶奶没良心。两年以后，爷爷战死在长沙，奶奶也一直守寡到死。父亲含恨学艺，成了一个好木匠……”

对谭传华而言，没有这些真实的往事，就没有现在的谭木匠。

我是做木匠的命

谭传华出生于重庆开县一个农民家庭。18岁那年，一次意外使他失去了右手。当了5年民办教师后，同事间一句辱及自尊的话，让谭传华愤而辞职。经历了两年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谭传华回到了家乡，他开过预制板厂，还办起工艺品厂，生产笔筒、拐杖等雕刻产品，但都以失败告终。转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木匠这个行当上，卖起了木梳。

“我长大以后一直想当诗人、画家，由于我的天真和浪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近饿死街头，天意不可违，我仍然还是做木匠的命。”这是谭木匠“家史”中的最后一段话。

1993年，是谭传华创业最为艰难的一年，他的木雕生意冷冷清清。到深圳出差时，他偶然买到一把木梳，当时市场上主要以塑料梳子为主，木质的梳子还不多见。这个小小的木梳让他感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木梳的缺点是梳齿有棱角和毛刺，容易拉断头发，只要解决这个问题，木梳应该比塑料梳子更好。”他立即带着自己做木雕的工匠开始研究梳子的制作工艺，决定生产木梳。当时三十几个工人都不知道梳子怎么做，花了半年时间，谭传华的第一批木梳出厂了。

谭传华让4个业务员拿着木梳到市场上去卖，整整一天喊破了嗓子，却只卖掉了一把两元钱的梳子。

“1993年9月14日，李军到三峡商城推销，几位服务员对我们的木梳爱不释手，随即掏钱买了8把。看来我们的梳子有市场、有销路！市场万岁！理解万岁！”在一个破烂的信封上，谭传华写下了这段话，并至今保存着这笔16元的“巨款”。

为了了解市场，谭传华决定亲自推销木梳，他跑遍了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的上百家大中型商场。在武汉的一家商场推销时，商场的业务员根本不屑一顾，并且大喊大叫让他滚出去。在成都的一家规模较大的商场，谭传华一连去了6次，商场才勉强同意代销木梳。

在市场压力下，谭传华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木梳，他发现产品缺乏竞争力主要在于质量差。1994年上半年，在全国十几家同类企业都没有专用设备的情况下，谭传华投资30万元，进行了大胆的设计改造，生产出“先生”、“小姐”牌水磨黄杨木梳。这年7月，在四川名优新产品博览会上，谭传华的小木梳独树一帜，轰动了市场，4天零售额达到9600元，令他自己都颇感意外。在博览会现场，当谭传华用左手跟成都一家进出口公司签下订货合同时，他激动得泪光闪闪，“因为我的厂子活了，60多号人活了！”

4个月的“老字号”

1995年，在公司做的一个市场调查中，谭传华发现顾客只记住了黄杨木梳，而没有记住真正的品牌名称。最初，谭传华给自己的木梳起名“三峡”牌，结果到商标所一查竟然有几百个商标都叫“三峡”牌。于是他注册了“先生”、“小姐”牌黄杨木梳，但是打了很多广告，却没有什么收效。

吃一堑，长一智。谭传华意识到，知名的品牌不是随便找个名字打点儿广告就能成的，而要反复推敲、认真琢磨才行。“我是木匠世家，何不干脆取名‘谭木匠’？”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些朋友，朋友拍案叫绝：“谭木匠的名字是典型的中国土，老土，好得很！”

1995年12月，谭传华的产品商标更名为“谭木匠”，并正式推向全国市场。

谭木匠注册后的第四个月，有一次，谭传华正在万州专卖店了解情况，一位外地顾客问他：“谭木匠是老字号吧？”谭传华含含糊糊点了点头。这位顾客于是追问他多少年了，谭传华伸出4个手指头，没想到对方说：“哇，四百年啦！”谭传华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刚刚使用了4个月的商标，居然会给顾客留下如此错觉。他第一次从普通顾客的心里读出了这个品牌的价值。

1997年，谭传华的小木梳终于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知名度。但就在他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难关挡在了面前：由于没有固定资产作抵押，银行不愿意贷款给这个靠生产小梳子为生的小企业，谭传华后继乏力。

1997年8月19日，对银行苦苦哀求没有结果的谭传华愤怒了，在重庆一家报纸上打出整版广告：“谭木匠工艺品有限公司招聘银行”，短短时间内，数百家国内外媒体蜂拥而至，不仅帮助他们顺利拿到了贷款，也使得谭木匠迅速成名。

1998年春节，拿到贷款的谭传华在中央电视台打出了谭木匠木梳的第一个产品广告，这是整个木梳行业在中央媒体的第一个广告。

但是，市场似乎并不给这个“第一品牌”面子。谭木匠出名之后，其他木梳企业也开始苏醒，市场竞争激烈起来。谭木匠的销售模式主要依靠商场铺点，可多家商场拖欠谭传华近100万元货款，公司现金流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一片质疑声中，谭传华撤掉了各地商场柜台，将商业模式转向专卖店连锁加盟的形式。1998年4月，谭传华花掉了全年1/3的利润请来了专家团，为公司导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从设备、包装、材料处理、款式等全方位进行技术改造，统一门店形象。

这一举动换来了随后两年谭木匠的飞跃，2000年，谭木匠专卖店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地开了将近100家，而且家家盈利。

和“浮躁”较劲

在西安最早的一家谭木匠专卖店里，至今还保持着谭木匠原有的装修风格。一面古朴的CS墙上，悬挂着锯子、刨子这些木工用的工具。这些东西默默传递着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内心深处的手工情结。

在这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社会，谭传华发现：“我们越来越忽视了人本身能够做的事情。”他希望自己的木梳能够承载企业文化带给它的性格和韵味，他相信传统的手工可以传递出一种温暖，使人仿佛回到纳鞋底、做布包的年代。手工传递出来的诚意和质朴无华的质地，是飞速旋转的机器所无法复制的。

“从第一家连锁店建立到现在，我一直在和‘浮躁’较劲。”

在几个朋友怂恿下，谭传华曾经搞“多元化发展”。他投资了250万元拍摄电视剧。“做完了99%的工作，在最后一哆嗦时没做好，致使投资带来亏损”。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以150万元的价格将这部电视剧卖出去。这次失败给他的教训是，只有专注于一件事情，才能将它做好。他第一次品味到：“‘我善治木’就是这样一个理念。”

谭传华开始把大量资金用于产品开发而非广告，每年投入近500万元到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中。围绕“亲情、友情、爱情、风土人情”主题，谭木匠滚动推出数百种新款式，13年做了2480个梳子品种，享有12种技术专利，终于以品种繁多、各店之间不同质化的优势吸引了顾客，令所有的竞争对手望尘莫及。

很多人不明白，谭木匠这个看起来冷冷清清的小店，为什么会活得舒舒服服。谭传华回答说：“因为我诚实啊，诚实就是生产力。”

开专卖店之初，谭传华就定下了严格的规矩：产品一律卖价多少标价多少，不降价不打折。这条规矩一直沿用下来，成为谭传华“诚实立企”的标竿。由于谭木匠梳子是纯天然的，所以容易因为使用不当而发生损坏，于是谭传华干脆将产品弱点直接印在了产品包装上以昭示顾客，“买者慎买，用者慎用”。

因为诚实而获得好的回报，这是最让谭传华引以为傲的地方。

“谨小慎微的中国人”

2004年，谭木匠收到700多份加盟申请，谭传华批准了其中的48家。2005年，谭木匠收到1000多份申请，他批准了93家。谭传华牢牢控制着谭木匠的扩张速度，他的理由是：我的产品全部来自手工，我无法供应到那么多的店。他不想因为扩张而丧失了品牌的本真。

谭传华自称是“谨小慎微的中国人”，他一直担心，速度过快会让谭木匠失去手工特色而丧失竞争力。“我宁可少开一些店，但这些店一定要能长久地开下去。我不能让那些经营不良的分店影响了谭木匠的品牌与信誉。”谭传华的“谨小慎微”让谭木匠保持了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和兢兢业业、一点一滴、不愠不火、平平淡淡的成长方式。

谭传华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公司能走出海外，但谭木匠本身的文化特性不得不让他作出更深的思考。“很多外国人都喜欢谭木匠的梳子，在国外却买不到。”这让谭传华欣喜之余，也不免担忧开店成本。直到有海外基金伸出橄榄枝，才让他打消了最后的顾虑。

2006年8月22日，谭木匠公司正式启动了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上市意味着谭木匠将加快国际化进程。“在全球，只有英国的一家品牌能与我们竞争，不过他们做的是木刷子，而我们做的是木梳子。”谭传华的信心来自谭木匠的文化，“它代表的是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谭木匠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出于对木制品的偏好，对大自然的崇拜，一丝不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劳动中寻找人生的快乐。当大自然的风景被我们做成了产品，如果我们的产品不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那么我们就是在犯罪。当顾客给予我们为其服务的机会，我们却没能让顾客满意，那么我们个人的价值就不复存在。每一个谭木匠人都应该谨记：用一生的精力把木制品做精、做深、做透，真正体现我善治木。”在一次内部大会上，谭传华曾如此阐释“谭木匠”的企业理念。

良法善治业界之幸 篇7

日前, 深圳交警开始整治乱开远光灯执法行动, 罚款二百扣一分之外, 违法者还需要被罚坐交警提供的绿椅子看灯一分钟, 亲自感受一番远光灯带来的“伤害”。交管部门是交通安全的维护者和交通秩序的管理者, 履行职责的唯一依据是法律, 所作所为必须遵循“法有授权方可为”的原则。翻遍《道路交通安全法》, 亦未见上述规定。况且, “罚看远光灯”也是一种危险行为。监管部门提示, 看远光灯30秒, 就会导致视觉出现问题, 可能导致误判。既然看远光灯的危害如此之大, 驾驶员被“罚看”之后随即开车上路了, 反而埋下了安全隐患。有视光学专家指出, 由于远光灯强度大、光比较集中, 近距离且长时间照射有可能造成人眼部黄斑中心灼伤, 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浅斟细酌, 交管部门辩解乃被罚者自愿云云, 实属良法身后横生的不善恶治尾巴, 有赖于负监管之责的深圳警方纠偏明断。

相较而言, 开卡车的司机可要比那些被罚看灯的幸运许多。就在9月21日全面严厉整治超限超载专项行动之后, 仅仅过了三周多一点儿时间的10月14日,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及时出台了《关于规范治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有关执法工作的通知》, 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载运标准集装箱的挂车列车、未到整改期的单排装载车辆运输车、低平板半挂车辆等五种车型松绑。“通知”对执法规范操作及突出重点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强调专项行动期间重点查纠其车货总质量超过限载标准和假牌套牌违法行为。

此番专项行动所涉之新国标和新法规, 来自业界的呛声确实不少, 主要的意见大多集于车型的载质量和外廓尺寸。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打通了政策制定者与物流行业从业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屏障, 认真听取了业界的意见建议, 令一应卡车司机瞬间释然, 顿解蓝瘦香菇之惑。两厅“通知”, 不啻国内物流业界的福音, 契合了卡车司机群体和相关企业的迫切需求, 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松绑。应当指出, 这样的过度阶段能够维持多久不得而知, 调整运力结构也好, 全新布局业务发展也罢, 业界宜早谋预案。

教育管理将走向“善治” 篇8

2015年, 教育发展方式急需升级与转型: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财力物力资源投入、时间投入 (师生加班加点) 、强化考试技能 (死记硬背、题海战术) , 转向主要依靠学生培养模式改革、队伍素质提高、教育研究支持、管理方式创新的轨道上来。其中, 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是关键部分, 而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根本途径, 就是推进教育治理改革, 其要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多元“共治”

当前, 我国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行政管理中越位、错位、缺位严重, 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 社会参与不够,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教师、学生、家长对于学校管理的民主参与不够等。这种状况不利于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要解决这些问题, 多元参与的教育治理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改革的大方向, 是对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管理改革的延续和深化, 教育治理改革与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与转变教育行政职能、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改革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学校“自治”

教育治理的关键是增强学校自治, 增进学校活力, 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长期以来, 政府在管理学校中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 管了一些“管不好”的事, 还有一些该管而“没管好”的事。尽管经过多次改革, 政府职能依然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仍有不少难点和重点需要突破。在管理方式上, 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过于直接和微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压抑了学校的办学活力、滋长了学校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当前, 简政放权的重点是政府向学校放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改进管理方式, 完善管理制度, 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 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 征集学校办学的专业性, 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 促进学生的发展。

政府“元治”

政府善治的动力和路径选择 篇9

关键词：政府善治,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公民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不断加强, 善政理念受到了善治理论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善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流行话语, 并被视为普适性的新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因此, 厘清我国政府善治的动力所在, 进而寻求实现政府善治的现实路径势在必行。

一、政府善治的内涵

要推动政府善治, 首先必须理清何谓“善治”。“善治”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范畴, 顾名思义即为“良好的治理” (good governance) 。一般而言, 政府善治是以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为基本模式的社会治理过程, 是以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和人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理想政治管理理念。其本真意义上可谓是“人本位”的管理, 是真正践行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运作方式。一言以蔽之,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是现代政府治理的理想状态、最佳图景。它内在地要求公共管理过程的法制化、公开化、透明化, 体现的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对话式、合作式管理,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协作关系。贯通这一人本化新式公共管理过程始终的基本要素必然是:公益性、法治性、参与性、公正性、合法性、责任性、廉洁性、回应性。

二、政府善治的动力

政府走向善治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赋权于民、还权与民的过程, 亦是公民重塑自我, 公民意识、民主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政府在其治理过程中应当保证公民的参与, 保持开放性和回应性, 以形成对社区、公民的需求持续回应的互动关系, 使各方共同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唯此, 政府才能从善政的一元得利走向善治的二元双赢。

1、公民社会的内含

对于公民社会, 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意义层面上讲, 其都被定义为民间组织。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强调其“公民性”, 社会学意义上则倾向于其“中间性”。综其大意, 公共行政学视阈下的公民社会就是处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它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 “主要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构成”。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利益团体、社区组织以及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 又可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

2、公民社会的作用

与政府、国家组织的强制性、官方性等特性相比, 民间组织具有显著的自愿性、公益性、民办性、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可以说, “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府善治。”因为, 只有在不断强大的公民社会基础上, 公民通过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途径, 才能从政府撤出的领域中接管更多的合法权力, 并汲取权利的合法性来源, 从而为民主化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

政府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间的良好沟通合作, 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 公民社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媒介。一方面, 各种民间组织可以充分、及时地把其成员对政府的种种诉求、建议集中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 又可以把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 使政府与公民能够达成信息互通、利益交流。正是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协调过程中, 公民社会推动着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合作, 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善治。另外, “民间组织也是提高政治透明度的重要媒介”。这主要表现在:其一, 各种民间组织通过其团体的力量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促使政府信息输出, 实现政治公开化, 满足其成员的政治知情权。其二, 一些具有咨询性的研究会、学会等社团本身就是为公民解读政府方针政策的“扬声器”, 同时借助自己的传媒体传播政治信息。

三、政府善治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种民间组织雨后春笋般诞生, 并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 我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过程中还远未定型、成熟, 且具有鲜明的官民双重性。鉴于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我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化进程, 为政府实现善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1、完善民主政治

公民对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 制度是关键。“政府善治, 事实上在于通过法定程序, 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制度化的渠道, 真正实现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协商和合作。”可见, 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是公民社会发展壮大, 日益成熟的制度保障。邓小平讲,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善治理念下,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言, 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善治。不仅因为“善治理念是在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的体制框架内产生的”, 公民能否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合作管理中在很大层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充分的政治管理权力。只有当公民被赋予充分而具体的参与管理、决策、选举及监督权利时, 公民才能通过各种形式行使自己的权责, 与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因此, 必须健全完善民主政治, 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各项权利得到应有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2、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政府善治的基础动力是公民社会, 各种民间组织则是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 因而, 培育成熟的参与型公民社会就要积极发展民间组织。首先, 民间组织自主化。我国目前的民间组织从总体上来说, 是政府主导型的, 对政府机关的依赖性使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积极稳妥地推进公民社会组织体制改革, 将原有政府直接统管的权力下放给民间组织, 还权于民, 扩大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权, 保证其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其次, 民间组织规范化。由于相应制度化、法制化规范的缺位, 各种民间组织鱼龙混杂, 指导民间组织活动的具体法律法规仍处于相当程度的空白状态。所以, 亟需探索出必要的规范条例予以指引民间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

3、加强公民教育

一个完善的参与型的公民社会, 具有参与精神的公民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需要通过加强公民教育的途径, 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 为政府善治提供基本的伦理道德支持。“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 自由、平等、宽容、理性妥协、互惠互利, 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等是其基本内容, 它追求公共的善, 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 有赖于公民的品性和态度。因而, 加强普遍性的公民教育势在必行。针对我国公民的现状, 应把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法制观念与民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 综合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 同时向公民教授切实可行的政治技能, 使其有资格、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中, 能够以民主、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为政府善治的实现培养最基本的参与型公民。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夏晓丽.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3) .

善治: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 篇10

关键词：社会管理,目标,重点难点分析

以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迈入了“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当前中国, 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 由经济建设向社会管理转轨, 核心目的是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关注如何把“蛋糕做大”的同时, 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到如何把“蛋糕切好”上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努力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 对各级政府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管理概念提出的背景与过程

社会管理是相对经济管理而言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且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中日渐成熟。如果与经济管理体系相比, 我国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则仅仅处在起步的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普遍贫困”, 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强烈, 经验证明, 这种情绪蔓延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 并最终使经济建设的努力化为乌有;二是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下降, 直接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社会安全感下降、社会团结和凝聚力流失、社会不稳定性加剧, 最终会使市场经济变成“腐败经济”, 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甚至濒于崩溃。 (1)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社会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四大建设”理论, 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六个方面, 这是“社会管理”一词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2010年,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指出了“社会建设”的六个方面, 把社会管理与民生建设紧密联系起来。2011年2月举行的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 “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被作为专题进行研讨,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第一次将社会管理内容单独成篇, 在第9篇中以“标本兼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题, 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2) 这一清醒的论断预示着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十二五”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社会管理的目标与内容

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 是达到古代明君贤臣所追求的善治理想,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人民的幸福与尊严。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 实现的最根本方式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党和政府要以邻为鉴, 接受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的教训, 努力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障碍, 建立一个具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现代性”社会。

我国的社会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三是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四是社会组织、社团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五是社会治安体系或社会安全体系的建设;六是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七是人口工作与管理。

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使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 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了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和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是关键。社会管理能力提高的核心环节是“政府自身建设”, 而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是防止“特权腐败”, 实现“权力约束”, 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从而在根本上建立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信, 形成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的机制, 减少权力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和渗透。

三、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社会管理专题研讨班上强调,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 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 “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 这是对近年来基层群体事件频发的清醒分析, 明确提出了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重点, 而基层组织建设是社会管理的难点。

汉代王符曾经说过:治世者若登丘矣, 必先蹑其卑者, 然后乃得履其高。 (3) 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好比登山, 一定要先从最底层开始, 慢慢登到高处。因此, 各级政府必须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如何开展社会管理呢?

首先, 党和政府要从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氛围上下功夫。党和政府一定要做到廉洁、勤政、务实、高效, 并把廉政放在第一位。廉洁是群众信任之基, 是政党执政之本。事实证明, 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已经导致了比较普遍的干群对立, 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 严重破坏着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影响着我们党的生存与发展。在基层工作中, 要加强人文关怀, 注重心理疏导, 综合运用经济、教育、法律、行政、舆论手段, 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 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第二, 要让人民生活地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饱暖而知礼节,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群众有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 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官员紧跟时代的步伐, 转变思维方式, 放下身架, 科学发展, 民主施政。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多与群众沟通, 倾听民声民意,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小事小办, 大事大办, 不出事不办”的管理陋习, 让人民群众理解、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孔子说过, 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 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 社会管理必须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 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以德治国, 就是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 发展并完善以“八荣八耻”为内核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第四, 必须走出“政府放手, 社会去办”的误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 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 而是要加快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改革, 完善职能, 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 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 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补充, 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说过:只有稳定, 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4) 强调社会管理, 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 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强保证。三十多年来, 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从单纯强调发展, 到“又快又好发展”, 又到“又好又快发展”, 再到今天的“平稳较快发展”, 随着发展思维的转变, 中国必将迎来更加和谐更加繁荣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竹立家《中国未来30年将以社会管理为中心》

(2) 《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

(3) 汉代王符《潜夫论》

首都北京的善治前景 篇11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近来精神状态不错,比数月前第一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多了些爽朗的笑容。

刚刚过去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宋贵伦凭直觉感到,中央的要求为今后社会建设改革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如何利用好这个空间就要看各级官员的胆识和智慧了”。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文说,“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会实现善政、趋向善治。其中“善治”意指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而这些要依赖于社会组织。

行政化严重

从2007年底成立社工委至今,北京市社会建设改革已经悄然进入第三个年头。

作为首都、国际化的大城市,北京市社会组织众多,意味着社会组织建设要面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旧体制已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建立。宋贵伦之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对社会组织建设并无深入认识。因此上任之初,宋贵伦立即感受到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亟待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压力。

2007年底社工委成立之初只有二十几个人,几间办公室,现在已经发展到70多人。队伍的壮大,也意味着任务越来越重。

“政、社分开,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经历了3年磨练的宋贵伦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的重建必须触及体制核心,否则改革只是走过场而已。

去年,“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课题组”负责人、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尹志刚对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组织的调查发现,社会组织行政化很严重。

调研结果显示:社团(共青团、妇联、工会以及文联等)和“民间非政府组织”正职的社会身份有较大差异。正职身份是处级以上干部的比例,社团(61.7%)远远高于“民非”(26.3%)。这就意味着社团的资源获得主要依赖领导干部的行政身份及其带来的社会资本。

尹志刚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在党政机构领导人的终身制未被根本破除的制度背景下,离退休后,这一特殊群体中的部分成员继续通过把持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占有和享用主要由政府提供的资源。

“更为严重的是,或是由于安置这些人的需要,或是由于这些人的自我设计,导致某些社会组织因人设事,没有什么社会公益价值可言,也没有任何公益服务可为。”尹志刚对此表示担忧。

同样,“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课题组”调查访问时,北京市西城区一些社会团体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西城区图书馆管理协会会长郭斌以评估为例表示,现在评估是由政府来做,但实际上应交给第三方。“也正是因为政府包揽一切,所以任何问题人们都来问责政府,这也是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却得不到老百姓认可的原因。例如中国人爱在阳台上晒被子,在美国这是影响社区美观的行为,社区组织会出面告知当事人到指定地点晒被子,而不是政府发出通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协会负责人透露,行政主管部门不但涉嫌权力越位,而且还当起了协会资金的管家,“一些协会主体不被认可,政府不直接拨款给协会,而是拨给主管单位”。

“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西城区医学会会长程湘梅说,她感觉改革声响较大的政府职能并未被压缩。以“家庭护理员”培训为例,是以政府层层下达任务的方式进行的,北京市卫生局交给西城区卫生局来展开培训,一年下来,只培训1000多人,但患慢性病的患者有几十万,根本不够用。

上任之初宋贵伦即意识到,去行政化实现社会组织自治才能达到善治,否则早晚会出问题。

但现实困境摆在宋贵伦面前。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法规规定和政策要求,社会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既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又要有业务主管部门。

据统计,北京有社会组织2.8万家,其业务主管单位共计134家,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下面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社会组织。

“134家行政部门管理2.8万家社会组织,管理自然很分散。由于社会组织长期依附于行政部门,它们也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与锻炼,因而往往能力较差。”宋贵伦说。

在社工委成立以后,2.8万家社会组织该如何改革发展成了重要问题。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宋贵伦带领其团队深入调研,探索破解之道。

经过多次论证后,宋贵伦得出结论,社会组织的改革既不能冒进,也不能停滞不前,“改革还要触及核心地带,否则只能是形式主义”。

“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改革应该首先向行政化开刀。”宋贵伦认为,从管理体制改革方向来看,应该是实现政、社分开,管办分离。“政府抓管理、定政策、搞监督,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做业务主管单位,而是进行行业管理,实现人、财、物分开”。

循序渐进

为了强化改革力度,在社工委成立一年后,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去行政化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实行“分类管理、以社管社”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对此,宋贵伦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分析说,授权以人民团体为骨干的大型联合组织做龙头,把同类别、同性质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搞好日常管理和服务,符合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又与双重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

经初步测算,北京有近30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就可以实现全市85%的社会组织的覆盖。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属于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去年首批确认10个,“这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要保留。不能在具有优良传统的人民团体之外另起炉灶、搞两张皮,要巩固和发展这些主阵地,这是政治方向问题。”宋贵伦说。

第二种是行业协会。宋贵伦表示,政府和市场的中介就是行业组织。北京市将把工业经济联合会、商业联合会、建筑联合会等行业协会打造成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些行业协会要逐步淡化官方色彩。行业协会的领导不能让行政部门干部兼任。”

第三种是民办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从出生就不具有行政化色彩,对它们的支持主要是通过购买服务。“因此可以说,枢纽型社会组织既不是官方的,也不都是半官方的。现在的工作思路是先挂钩后脱钩,先盖房后搬迁”。

对于“先挂钩后脱钩”的改革模式,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尹志刚认为,原有体制内的人民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这类组织的发展方向不能再一味强化其行政化,更不能让它们替代政府,甚至扮演“二政府”的尴尬角色。

尹志刚建议,政府要逐步弱化直至取消人民团体类组织的行政等级,通过党和政府的项目委托机制,发挥其动员同类组织的社会力量,去有效地发掘、整合本组织现有资源,进而动员其他可以参与和承接相关项目的组织资源,以淡化其行政色彩,减少组织和项目执行成本。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宋贵伦坦承,一些强势的行政部门确实不愿放弃下属的社会组织,“只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向前推”。

有限政府

相对于北京市的“政社”分离改革,从2002年起,上海市开始了要求一批政府官员不再担任协会领导的改革,逐步实现了从“政府附属”向“企业联盟”转变。

今年,上海又开始推动企业协会与党政机关人员、机构、财务、资产的“四分开”,向行政化进一步开刀。

2004年,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广州开始试点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模式。

在地方试点“政社”分开之际,中央部门却少有动作。采访中,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表示了忧虑,“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强化。这种强化来自中央部门。比如司法部直管律师协会。从上到下建立党委,就会造成党政不分、政社不分。”

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的成功是罕见的案例。1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取消行政级别。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取消行政级别前,受行政级别等因素影响,基金会无法自由引进人才,政策和执行等都要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制。“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募集的善款数额,从10年前的一两千万,上升到现在的6个亿。”

不过也有人担忧,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后将会“一无所有”。郭斌就说,有些社会组织怕脱钩,因为一旦脱钩了,就难以生存,毕竟现在社会组织所拥有的都是过去单位给的。

同样,西城区统计学会会长、区统计局副局长文奎也表示,当初成立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把统计局力所不能及的事交给学会做,还是有为行政服务的意思。学会也在借助统计局的名,“如果是完全独立的社会组织,影响力和号召力必定就会弱一些”。

西城区统计学会秘书长李润鱼也坦承,因为统计局不能收培训和代理的费用,而学会能收。“如果没有这些培训或代理等,而且不是围绕统计局的中心工作来运转,也不是由局长来兼任会长,学会是否还能有现在的‘威力?”

善治理念 篇12

近几年人们生活质量虽然有了一定提高,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依然处境堪忧。查阅国内最近的学生体质调研结果,发现18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有所好转,但是19岁以上年龄组的大学生,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继续下降,除此之外视力不良率出现低龄化、肥胖率有所增加[1]。并且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多次出现学生在体质测试时猝死事件,为此某些学校还取消了中长跑项目,这些事例都在说明控制学生体质下降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故笔者从善治的视角出发,结合近几年来改善学生体质的举措,加以整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试图为改善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供有效的路径。

2 关于善治

20世纪90年代,以里根主义和撒彻尔主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失利,而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经济的做法也同时宣告失败。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治理理论逐渐兴起和盛行,掀起了各地治理改革运动浪潮。但是由于治理也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善治才是实现“善政”,使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理想目标。那么,何谓善治?学者俞可平在《全球治理理论》一文中提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2]。善治的本质内涵,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它有10个基本要素:(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3)责任性,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7)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8)稳定,它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10)公正,它指不同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结合善治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本文中出现的“善治”可看成是政府、学校等部门依托于善治理论,将权力作重新分配,进行良好的合作与协调配合,努力实现学生体质“有效的治理”。

3 善治用以学生体质改善的理论意义

3.1 善治的引入有利于协调各责任客体间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部门,工作重心是教书育人,让它单一负责或者说承担改善学生体质的全部重担根本不可能,在改善学生体质过程中,政府仅仅参与了立法保障,自身统筹规划与监督、评估的职责未曾得以充分体现,而社会等责任客体虽然对学生体质表示了深切关心,却未能将自身投入其中,再加上部分学校对学生体质的不重视、敷衍与体育考核的弄虚作假等,各种原因致使学生体质进一步下降。究其原因,是因为政府、社会、学校等各参与者事权不明,分工不明确,改善学生体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将善治引入改善学生体质,是对当前改善学生体质这一体制的重大转变,政府、社会和学校等各责任客体权力的重新配置,有利于协调各责任客体间的关系,在改善学生体质过程中既能使政府担起统筹规划的作用,为学生提供了法律保障,又督促学校积极引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和体育成绩考核。同时,社会的参与也加强了政府、学校的执行力度、监管力度,亦便于社会资金的投入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场地与设施,家庭的引入也利于帮助学生形成积极锻炼的自治模式。

3.2 善治的引入有利于提高改善学生体质的办事效率

近几年,为了改善学生体质所施行的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上陷入了短期有效、长期无效,个体有效,群体无效的困境。在改善学生体质上政府始终是“纸上谈兵”,全局上缺乏掌控以及本身监管与执行力度不够强硬,这就致使地方上、学校不重视;再加上社会的低关注与社会公共体育资源利用率低下等原因自然造成了改善学生体质的办事效率始终不高。而将善治理论引入改善学生体质,则为政府、学校等部门在采取措施时提供了理论依据,既强化了政府改善学生体质的执行力度,又加快了法律保障机制建设;同时善治的引入也加强了社会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注,促进社会积极开发公共体育资源,在校外也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锻炼场地,并且社会的监督权也推动学校认真落实学生体质健康情况,多方的协调合作,最终使改善学生体质的办事效率逐渐提高。

4 改善学生体质的“善治”路径

4.1 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加强改善学生体质的立法保障

在改善学生体质过程中,政府首先要明确自身权责所在,管办结合,强化自身职能,从大局上担起统筹规划的作用,积极协调好与各责任客体的关系。在法律机制建设上,政府要紧密结合善治理论,既体现其“法制性”的本质特征,保障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自由与时间,积极督促社会、学校等部门认真落实相关政策,又可带动多方参与立法工作,共同完善改善学生体质的法律机制,进而真正实现改善学生体质立法的“透明性”与“公正性”。在监督上,政府要严管严办,如政府可委托第三方不定期巡查全国各地区、学校的方针落实与学生体质情况,并及时上报,把学生体质健康的好坏与领导业绩考核相密切结合,督促社会、学校等部门对学生体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各责任客体去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4.2 各责任客体积极参与,共同改善学生体质

将善治引入改善学生体质,就要求社会、家庭等各责任客体要积极参与,从而充分体现善治“参与性”的本质特征。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造成学生营养过剩体能下降。为此,社会各界、各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各种学生感兴趣的体育活动,带动学生健身积极性,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健身的益处与快乐。同时社会也要继续投入更多的关注与财力,积极开放社会体育场馆等资源,既帮助政府与学校缓解财政压力,又大力发展了体育产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长在家里也起着重要作用,当孩子处在家中时,要积极督促孩子养成自觉健身的习惯,引导他们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从而使孩子不仅能在学校参与健身,更能使孩子在校外也能积极进行体育锻炼。

4.3 学校要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善治理论“责任性”的本质内涵,要求学校不仅要搞好教学,更要认真落实改善学生体质的相关政策。学校平时应适当增加体育课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积极向学生宣传健身的好处,重视学生体测工作;多多开展学生感兴趣的体育活动,带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同时学校还可通过设定奖励来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如:体育奖学金、体育加分等,要求学生只有通过体育成绩的考核才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和加分评优等类似此种方式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来达到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目的。

4.4 学生重视自我身心健康,主动进行体育锻炼

哪一个学生不想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为了让身体更加健康,学生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在生活上要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在学习之余积极自觉的进行体育锻炼,要学会迈开两条腿,走下网络,走向运动场,积极参加校内外体育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水平,使身体更加健康,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去迎接挑战,走向未来。

5 结语

总之,学生作为祖国将来的接班人,社会的栋梁与家庭的一员,其体质改善任重而道远,需要各责任客体的共同努力,以及积极协调合作,才能遏制学生体质下滑,最终实现学生体质良好的改善。

参考文献

[1]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J].中国学校卫生,2011(9):1025-1026.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

[3]李吴.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内江科技,2008(4):26-27.

[4]毕红卫.幼师学生体质状况的调查分析及对策[J].现代教育,2013(20):48-50.

[5]王军涛.中央财经大学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J].改革开放,2010(2):1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