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共12篇）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

文学作品中对爱情和婚姻的描述, 虽然有爱有恨, 但是总的基调是宣扬爱情与婚姻的美好, 展示崇高的爱情。而经济学是以人类自私的本性为前提, 研究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类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 从而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因此, 如果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分析工具, 对爱情与婚姻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理性分析, 得出的很多结论或许令人难以接受, 因为它将崇高的爱情与婚姻庸俗化了。但是,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这种分析方法或许会给大家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

一、婚姻中的稀缺资源

经济学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来讲是稀缺的, 因此,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合理利用, 实现利益最大化。婚姻中同样存在稀缺的资源, 有的人贫穷, 金钱对于他来讲是稀缺的;有的人生活缺乏乐趣, 幽默和风趣对于他而言是稀缺的;有的人缺乏政治资源, 政治对于他来说是稀缺的。因此, 人们在婚姻选择中, 满足自己的稀缺资源是经济理性人满足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有的人家境贫寒, 在婚姻中, 财富应该是首先考虑必须要满足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 其实司马相如之所以选择卓文君,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司马相如家徒四壁而卓文君家族富甲一方。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 接近新寡的卓文君以《凤求凰》一曲挑动其心弦, 目的就是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 满足自己稀缺的资源 (金钱) 。

有的人非常寂寞, 生活缺乏乐趣, 因此, 他 (她) 选择的婚姻对象应该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有的人缺乏政治资源, 政治前途一片暗淡, 因此, 他 (她) 选择的结婚对象应该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异性。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蒋介石看中的是宋美龄家族显赫的政治地位, 更深层的原因是, 宋美龄是孙大元帅的小姨子, 加上孔、宋的财力和在国外的影响, 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有用, 所以蒋打算娶宋美龄为妻。蒋介石追求宋美龄历时5年之久, 最后终于迈向了婚姻的殿堂。

二、婚姻的性质

用经济学眼光看, 婚姻是一种交易。为什么婚姻是一种交易?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 交易的主体。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造就了男女的生理差异, 因此, 男性与女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男女之间的需求。男人是女人最大宗的消费品, 女人也是男人最大宗的消费品。男女双方在婚姻中是单个的经济自由体, 拥有自身的产权。婚姻是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跟一般商品交易不同的是, 所付出的不是货币, 而是他 (她) 们自己。

2. 交易的客体。

如果把每个男女看作是一个制造爱情的企业, 那么, 交易的内容应该是对方的物质金钱、权力名声、容貌才气等等。人人心中有杆秤, 爱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人们在寻找对象之前, 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一种择偶标准, 如果我们把择偶标准中各因素适当归类, 会发现有三个主要条件: (1) 身体条件, 主要包括年龄、身高、容貌、健康等; (2) 社会条件, 主要包括学历、地位、家庭背景等; (3) 物质条件, 主要包括收入、财产、职业等因素。

3. 交易的过程。

婚姻是一种交易, 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首先要选择你的目标市场, 如果你是一位男士, 你是喜欢娇小玲珑型、端庄型还是古灵精怪型, 那么你的目标市场就应该有准确的定位, 比如说古灵精怪型, 那么你应该在这种类型中选择。其次, 在正式交往后, 你应该了解对方对你的一些基本要求能否满足;同时你的要求对方能否满足, 这就是考察对方需求阶段。再次, 双方认同结婚的基本条件, 这就基本迈向了婚姻的殿堂。最后, 一纸婚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签订的交换契约。

三、婚姻的成本与收益

结婚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婚姻中获取最大效用,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因此, 婚姻与爱情是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的。

1. 婚姻与爱情需要支付的成本。

恋爱婚姻中需要支付的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直接成本。比如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体力成本、精力成本。爱情中追求对方, 需要花时间, 需要花金钱, 需要花体力和精力, 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好感。二是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做一个选择后所丧失的不做该选择而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你为了追求对方, 必然要放弃做别的事情, 必须放弃对另一个目标的追逐, 这些都是机会成本。

2. 结婚的收益。

选择结婚和选择单身都是人们在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后的一种理性选择。结婚的收益, 大体上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获得性的满足, 使性生活稳定化和安全化; (2) 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 实现协同效应。婚姻中男女的结合, 可以实现男女互补, 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 比如, 住房和家具, 一个人生活用一套, 两个人生活也是用一套, 这样可以节约资源。同时由于双方共同承担住房成本, 成本可以减少一半。 (3) 通过劳动分工实现比较优势, 比如男主外女主内。 (4) 互相提供信用, 提高投资的收益。比如夫妻双方一方支持另一方做生意, 不需要抵押物或者质押物, 不需要担保, 也无需信用协议。 (5) 相互照顾进而起到防灾保险的作用。 (6) 分享家庭商品增值。婚姻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 具有逐渐积累增值的特点, 在时间的推移下, 婚姻的某些独特效用会逐步显现出来, 比如情感的寄托、知识的交融和调女弄子的天伦之乐等等, 这些都可以看作家庭商品的增值。

四、婚姻的风险

在市场经济中, 交易是存在风险的, 婚姻是一场交易, 婚姻也存在着风险。婚姻存在风险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 指人们在消费同一种商品时, 其效用随着消费单位数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减。一个饥饿的人吃包子, 第一个效用最高, 第二个效用较低, 第三个效用更低, 如果继续吃下去, 就会感觉恶心呕吐, 产生负效用。如果我们把这条规律运用到婚姻与爱情上进行分析, 爱情的满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初次牵手、初次接吻和偷尝禁果的滋味一辈子难以忘怀, 然而时间越久, 拉着对方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 味同嚼蜡。

2. 信息不对称原理。

婚姻产生风险还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解释。信息不对称原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 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 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二手车市场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例子, 车主总是比买者更了解车况, 在对车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吃亏的总是买主。男女在恋爱的过程中, 双方既是车主, 又是买主, 他们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极力彰显自己的优点, 掩饰自己的缺点。可一旦婚姻交易成功, 进入到制度框架的约束之内, 双方的缺点就会慢慢暴露出来。

3. 婚姻是一场股票投资。

在婚姻中, 夫妻双方可以看作以自身作为成本, 以对方为股票进行投资。在股市中, 没有只涨不落的股票, 在婚姻过程中, 所投资的股票可能会涨, 也可能会跌, 可能会割肉 (离婚) , 也可能会配送股 (即孩子) 。若是对方家底殷实, 资产过百万上千万, 可谓是一只优质的蓝筹股。只是“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对方一失足成千古恨, 濒临破产, 那么蓝筹股也变成了垃圾股。又或者对方资历平平, 家境也不宽裕, 后来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成就了上千万的身家, 声名显赫, 那么他的太太等于觅到了一匹股市“黑马”。

婚姻是一种交易行为, 而任何交易都是存在风险的。投资理论认为, “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婚姻的制度约束及婚姻的性质决定了婚姻只允许有唯一的赌注, 正所谓“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婚姻的风险来自许多复杂的因素, 为了规避风险, 人们在选择对象时, 总是陷入周密的计算之中, 房子、票子、车子、对方的家庭、职业等非纯粹爱情因素成为婚姻是否安全的重要考量指标, 使原本应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婚姻蜕变成对数量的计算与追逐, 使得爱情的领地越来越小, 这种理性牢笼成为现代人婚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责任编辑/丛容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2

四、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的审查判断

笔者在上面已经以英美判例法系契约对价理论探讨了夫妻忠诚协议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是从整体上来论证的，并不代表各种打着夫妻忠诚协议的旗号签订的所谓忠诚协议的所有内容均有效。法院也在对大量的夫妻忠诚协议的判决中表明了总体的支持态度：一是在判决中完全支持协议中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数额；二是在判决中仅部分支持协议中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数额，将其数额加以减少；三是在判决中支持协议中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数额的同时，对忠诚协议所涉及的限制人身自由、剥夺法律规定权利的约定条款认定为无效；四是也有少数法院对夫妻忠诚协议一律认定为无效的判决，其理由不外乎是当事人自己无权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进行约定，忠诚协议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适用法律的强制力。《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也规定了只有“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四种严重危害家庭婚姻关系的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而一方与配偶外第三人发生性关系不属此类情况，因此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诉求。笔者在总结理论界、实务界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出以下内容供实务界在审查判断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时参考。

（一）、从签订忠诚协议的内容审查判断其效力：

1、限制一方基本人权和人格权，如离婚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通信自由权及其以暴力作为对另一方惩罚的等相关条款无效。

2、侵犯其他人的权益的，如侵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如隐私权的相关条款无效。

3、剥夺一方对孩子的抚养权、探望权的条款无效。抚养权、探望权是父母的权利也是义务，不能将剥夺抚养权、探望权作为对过错方的惩罚。

4、忠诚协议中约定违约金或赔偿金数额不能影响一方的基本生活，不能影响其履行赡养、抚养义务。

5、忠诚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数额不能影响其对第三人的还债义务。

6、忠诚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数额要符合家庭经济的实际情况，明显畸高的部分法院不能认可。

7、在忠诚协议中违背公序良俗或明显违背社会常理的约定条款无效。如在协议中约定赔偿青春损失费

（二）、从签订夫妻忠诚协议过程是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判断其效力：

1、在一方以暴力、胁迫、利诱等手段的情况下与另一方签订的忠诚协议无效。例如：一方在“抓奸现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忠诚协议，要出轨方立刻签字，应认定是在“胁迫”状态下所签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2、一方利用另一方在醉酒、缺乏明确清醒的意识等情况下签定的忠诚协议，应认定为不是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

另外，实践中，在不离婚的情况下，一方要求另一方按忠诚协议履行赔偿义务，履行后，另一方不服起诉到法院的，法院应认定自行履行忠诚协议的行为无效。因为忠诚协议为附延缓条件的民事协议，在诉诸法院离婚之前忠诚协议的内容并不生效。

五、婚姻忠诚协议的可诉性

一条民事法律规定要是欠缺法律上的可诉性，其规定就会被认定为可有可无的没有多大意义的条款，还不如不规定。忠诚协议是否具有可诉性，关键在于忠诚协议方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是否为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反对忠诚协议具有可诉性的人认为，《婚姻法》第四十二条已经将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规定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而像夫妻之间婚外情行为不属于该条所指的严重情况，忠诚协议中约定的损害赔偿实质上就是精神损害赔偿，该赔偿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因此不同意婚姻忠诚协议具有法律上可诉性，法院不能立案受理。对此，笔者的看法是：

（一）、夫妻忠诚协议具有可诉性。一方以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为诉由，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另一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该立案。判断能否起诉的根据应该是程序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起诉和受理的规定及其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法院就应该受理，给予立案。至于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的规定，我的理解是，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人民法院没有明确的不准立案受理的规定，应都是法院立案受理的范围。法院受理后，在审理中查明忠诚协议条款的有效性，从而判决原告胜诉或是败诉。

（二）、一方以另一方违反《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一）、（二）项禁止重婚或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起诉，要求违反忠诚协议的另一方赔偿约定的违约金或者精神损失费的，法院不应受理，若受理应判决驳回起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一）、（二）项的规定是夫妻一方严重违反忠实义务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能请求损害赔偿，夫妻忠诚协议中的一方如果只是与他人发生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严重程度，不适用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一）、（二）项规定的严重情形，如起诉，不应受理，法院受理的，原告应承担败诉的责任。

（三）、违反忠诚协议的一方行为属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一）、（二）项规定的严重行为，当事人起诉时，可以选择以违反忠诚协议的诉由起诉，也可选择以一方违反《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为诉由起诉，但是两者的诉讼结果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差。当一方选择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作为起诉的理由时，法院在查明事实，确认起诉方无过错，只能判决给予法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目前我国最高不超过100000元，不能以忠诚协议中约定的数额作为赔偿金额。因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是法定侵权损害赔偿的情形，不适用忠诚协议当事人自治的约定数额。由于目前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省法院规定赔偿精神损害的数额在3000元---100000元之间。如果在忠诚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超过此数额，对于无过错的起诉方来说，应是损失。但是如果一方以违反忠诚协议为由起诉要求按照协议中约定的数额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审查协议条款的效力后应予支持。

六、婚姻忠诚协议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简要分析

婚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到底需不需要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加以规范，目前争议颇多。认为忠诚协议有效的人，主张应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加以规范。他们认为：在婚姻中通过签订忠诚协议相互约束对方以求维护家庭稳定的人愈来愈多，同时起诉到法院要求违反忠诚协议的一方按照忠诚协议的约定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的人也有增加的趋势，立法或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回避忠诚协议的问题。认为忠诚协议无效的人，大多不主张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规范忠诚协议。他们认为：婚姻忠诚协议一旦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规定，在社会上就会引起混乱，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法律在提倡夫妻间签订忠诚协议，实践中不少忠诚协议演变成了一方变相向另一方索要财产的依据；此外，忠诚协议也有可能沦为夫妻别有用心的一方有意勒索另一方钱财的根据。另有人主张：对于忠诚协议暂不立法加以规范，而是任由司法实践判定，等社会逐步形成共识后再加以规定，时间会逐步消除人们之间的不同分歧，逐步显现正确意见的价值，此种观点被称为“默认派”。以上观点都有道理，但缺乏有力的理论性阐述。笔者现尝试从法律社会学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加以简要分析。

法律社会学认为，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从宏观上看，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社会习俗及其社会心理等都会对法律制度产生影响；从微观上看，法律的实施实质上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行为选择，人们不可能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人们才遵守。婚姻忠诚协议是在我国社会经济从短缺性、单一型向丰富型、剩余型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约束婚姻家庭，保持婚姻家庭稳定的一种形式。目前在婚姻中签订这类协议的主要是在家庭财富中比较富裕的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家及极少数中产阶级以上人群中。从司法实践及其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这类案例的发生还不到十年时间，总共也就不到百起审判实践案例，与每年庞大的各类婚姻家庭案件相比确属九牛一毛，通过签订婚姻忠诚协议来捍卫家庭的稳定，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选择，更没有成为某个阶层、一类人群的行为博弈模式，对社会的影响尚小。法律总是落后于人们的行为的，当某种行为还只是极少数人的选择时，匆忙立法，反而不好，因此还不值得上升为法律来加以规范。

法律经济学从成本、收益、效率的角度来研究分析立法及其法律的效果等问题，同时用经济学中锤炼过的“权利”概念，对法律现象、行为进行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认为，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资源的用途作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实现的。不存在天然的、先验的、固定的权利。法律经济学要做的，是观察权利界定演变的现象，分析其中的规律。一些在今天被认为理所当然、乃至被冠以“天赋”的权利，如不受奴役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权，曾经在不同的社会长期得不到众人的维护，而与此同时，一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如男人三妻四妾和家长体罚未成年子女的自由，在今天不是被正式剥夺，就是遭到严厉抨击。法律是在变化的，而如果缺乏植根于每个公民内心的法律观念的主动表达，权利就只会流于个人单方面的愿望或空谈，而非真正免受他人肆意侵害的自由。②

如果婚姻忠诚协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确认为有效，那通过签订忠诚协议来维护婚姻中的性道德就是一项权利，人们就会争相效仿。但现在的问题是，签订忠诚协议还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对于该种行为的法律效力在理论界、实务界仍存在相当的争议，特别是不少人士对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承认其效力后的后果难以预料。但问题是，如果在现实中愈来愈多的人通过签订忠诚协议来维护家庭稳定和夫妻性道德行为的纯洁性，并得到争相效仿和自觉维护，那在立法中就必须直接加以规定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立法和执法都是一项需要庞大成本的活动，必须考虑收益或效率问题。当签订忠诚协议还只是极少数人的婚姻维护行为时，匆忙立法既不经济也无必要。况且关于婚姻忠诚协议在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目前的《婚姻法》、《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完全可以解决，尽管争议较多，但已经逐渐取得了共识。因此对婚姻忠诚协议暂不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也许更为恰当。

注释：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婚姻 篇3

Hers：你生于韩国，长于加拿大，在美国接受教育，在华尔街工作，后又移居波兰成立自己的公司，现在又来到中国生活。这些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各自都带给你怎样的感受？这些地方又给予你哪些深刻的记忆呢？

苏珊：每个地方对我来说都不一样，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很多人经常问我从哪里来，有时候我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我和这些地方都有着很深的联系。从种族上来讲，我出生在韩国，我的家人都是韩国人，所以韩国在我的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又在加拿大长大，在加拿大生活了大部分时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对与错的标准，都深受加拿大的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但我的丈夫又代表着波兰，我也在波兰生活过，那里充满了活力与热情，让人感觉到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我又非常热爱波兰。

Hers：你是学经济专业的，最初的理想是什么呢？如今的生活与你理想中的差别大吗？

苏珊：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上大学的阶段，我的理想都是希望成为一名医生，这也是我们家的传统……连续三代都是医生。哈哈，当时我的偶像是Mother Teresa（特蕾莎修女）。我希望能够同她一样，去拯救那些贫穷的人。但我现在的生活与往日的理想相差得还是比较远的，我曾经以为自己一定会生活在贫苦的非洲，帮助那里的人民。但现在我生活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里，虽然这与我的计划不太一样，可是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现在不仅可以帮助一些贫苦的人，甚至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我的丈夫在韩国做驻韩大使的时候，他代表波兰，我就作为桥梁或者纽带，来促进波兰与韩国发展关系。

见到波兰大使夫人苏珊之前，我一直按捺着内心涌动的激情。因为采访一个有故事的女人，远比采访十个华丽丽的女明星来得过瘾。当一张面带笑容的亚洲面孔与我四目相对，亲切感立刻倍增。这是一个可以跟你聊人生、聊家庭、聊育儿、聊理想，甚至是聊财经的女人。因为在大使夫人的身份背后，拥有的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生经历。

Hers：你是波兰Kimska华沙一家女装饰品公司的董事长，为了陪伴丈夫移居中国，如今的你，对于公司的事务还亲历亲为吗？

苏珊：现在我的生活状态让我不得不从公司的业务上抽离出来，我曾经试着兼顾，但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发现是不大可能的。大使夫人的身份让我愈发觉得，生活的重心应该放在照顾我的丈夫和孩子上面，同时尽大使夫人的职责，促进波兰的国际交流。当然，这并不是放弃自己的理想，我认为生活最重要的是为爱去付出，然后是工作，最次要的才是赚钱。

Hers：大使馆的新闻官曾在邮件中反复强调你是一位职业女性。那么，作为大使夫人这个“职业”你觉得怎么样？

苏珊：其实大使夫人的职业是比较模糊的，主要的任务就是陪伴自己的丈夫，哈哈。不过，虽然大使夫人没有官方头衔，也不受雇于大使馆，但大使夫人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协助丈夫的工作。有些大使夫人喜欢文化活动，有些喜欢做慈善，我所做的就是尽量多地结识中国的朋友，或者参加、举办一些活动，来推广自己的国家，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

苏珊认为作为一个好的大使夫人，应该帮助丈夫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Hers：那么，大使夫人是在承担“柔性外交”的工作了？演讲，举办各种宴会、活动，接受媒体采访，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压力？

苏珊：如果说你是位特别内向的人，那么时常参加社交活动、与人交流、接受采访，的确会让你感到不适应或者说很辛苦。但我的性格是外向活泼的，所以这些工作并不会令我烦恼。相反，每次我接受采访，我的新闻官总会担心我说起波兰就聊个没完，哈哈。

用经济学的视角看爱情

Hers：中国有一本书叫做《懂经济学的女人更懂生活》，你是一位懂经济学的女性，那么你对这个书名表达的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苏珊：我没有读过这本书，自然也不知道这本书里讲的内容，但是书名上的观点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也经常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婚姻生活。我觉得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银行账户，有存储也有支出。两个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爱情让人感到兴奋与甜蜜，两个人会用很多甜言蜜语去赞美对方，也会经常送礼物，这就好似给这个银行账户里面存钱；往后发展，两个人都熟悉了彼此，就容易开始忽略对方，也会直接地相互批评，这就相当于从爱的账户里面支出。等两个人慢慢变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前所有的付出都像是利率，你存进去的钱越多，你能享受到的爱就越多，爱也就更加持久。

Hers：母亲、妻子、事业型女性，你认为哪个身份自己做得最出色？

苏珊：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其实，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好妻子、好妈妈，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去做这项工作。不过我还是很骄傲的，因为我基本上把一个女人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完成得不错。虽然我有两个孩子，但同时我也能经营自己的生意。虽然我有自己的生意，但同时我也能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丈夫的外交工作。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念高中了，女儿也已经上大学了，都不需要我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所以我更会把精力放在我丈夫的身上。

Hers：那么，你知道大使先生、孩子是如何评价你的吗？

苏珊：哈哈，在我的孩子眼中，我可是一个富有爱心但又非常严厉的母亲。他们也时常夸赞我，觉得我非常有能力，这个能力既是指我经营自己的公司，也指我能将家庭打理得很好。但是，如果让我的丈夫评价我，几个词汇是绝对不够他选择的。我时常也会惊讶，他怎么有这么多的词汇形容我。每天他都会称赞我漂亮、聪明，是一个好太太、好妈妈等等。说起这些，也挺不好意思的，但是我希望能够以此鼓励中国的男性，一定要经常说甜蜜的话，称赞自己的太太，这会增加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储蓄。

Hers：大使先生真是一个很温柔很幽默的男人，他一定经常送你礼物吧？

苏珊：的确，他总是会送礼物给我。我们是在11月27号相遇的，后来，每个月的27号，他都会送给我礼物。坚持了几年之后，我们都觉得这样也没必要，但是大使先生还是时常送我一些珠宝首饰、电子产品、花、糖果。我今天佩戴的胸针就是他送的。

“所有女人都有个共通的事业，就是做一个女人。”这是好莱坞传奇女星贝蒂·戴维斯在经典电影《彗星美人》中所说的名言。是的，即便苏珊思维敏锐、头脑清晰、处事果断、独自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可谓是女强人的典范。如果解构她精彩的人生经历，苏珊说自己最成功的，就是做了女人应该做的事——做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妈妈！

Hers：你觉得哪样礼物是你最为珍惜的呢？

苏珊：最珍惜的礼物，就是我丈夫送给我的爱与支持。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在我心里是一直这样认为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丈夫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他能包容、接受最真实的我。虽然我外表看起来是外向的、自信的、强势的，但有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比较任性，也会有不安全感，但是无论我的哪一方面，我的丈夫都会支持我，让我更富有自信心。

Hers：作为一位国际女性，在育儿方面有什么经验与中国的妈妈分享？

苏珊：我认为为人父母，最重要的就是引导孩子如何快乐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成功并不意味着有很多钱，而是快乐的生活，享受你正在做的事情。我坚信每个人都是有才华的，不管你这个才华是显示在哪个领域。父母的职责只有两点，一是教给孩子一些技能，让他们能够顺利地独立生活；二是帮助孩子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你不要试图去控制孩子，而应该让孩子更多地去体验，自己去发现。

中国美食最诱人

Hers：大使先生这么浪漫实在令人羡慕。波兰的男人都是如此吗？

苏珊：波兰男人的确比较浪漫，而且有礼貌。我认识一对波兰情侣，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男孩就会到女孩的楼下，冲女孩呼喊，希望她能够原谅他。波兰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国度。

Hers：那么波兰的女性有什么样的品格呢？

苏珊：波兰女性非常勤劳，甚至都很有企业家精神，会做生意。我曾看过一个调查，是关于女性开办企业的，波兰女性在所有欧洲国家的女性中排名第一。当然，我也观察了很多中国女性，她们也非常善于经商，会理财。

Hers：来到中国后，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兴趣的，很想去了解、发掘和学习的中国文化？

苏珊：当然有，特别是美食。我非常喜欢做饭，无论是中餐、西餐、韩餐还是美国菜、加拿大菜、波兰菜，我都会做。因为喜欢美食，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多学一些中国菜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经常吃到很多美味的中国菜，但是在波兰可找不到特别正宗的中国餐厅，所以，如果能学会做几样地道的中国菜，那么以后就可以为波兰的朋友、亲人烹饪。

Hers：如果我们的读者要去波兰旅行，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苏珊：波兰有非常古老的建筑。克拉科夫有个地方叫做维利奇卡盐矿，我一定要推荐给Hers的读者,在这里你会找到很多惊喜。这个从13世纪起就开采的盐矿，可是欧洲最古老的盐矿之一，里面收藏着许多艺术品、祭坛以及用盐雕成的塑像。我觉得，维利奇卡盐矿是中世纪劳动艺术的结晶，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胜地。

话语之间，我们能明显感到大使夫人对于波兰的热爱。那里有她的公司，有她的朋友，她更在那里遇到了大使先生。当我们问及在大使先生卸任之后，她将会做些什么时，大使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跟着丈夫回到波兰，继续生活。”

Hers：看到你的家中有很多吹制而成的玻璃艺术品，这些都是出自波兰艺术家之手？

苏珊：家中摆设的这些玻璃艺术品，都是博罗夫斯基（Borowski）这个品牌的。品牌的创始人Stanislaw Borowski是享誉全球的波兰裔法籍玻璃艺术家。现在这个家族品牌，则由他的儿子继续发扬光大。

Hers：你家的客厅里也摆放了很多酒，莫非你与大使先生都喜欢美酒？

苏珊：哦，不是的。我是很典型的亚洲人，喝一点酒脸就会红，所以并不是好酒之人。但是我们在家中存放一些好酒，是为了招待来访的客人。波兰最出名的酒就是伏特加，有很多品种。可以说，是伏特加陪伴了数代波兰人度过了严冬。波兰从1405年就开始生产伏特加，克拉科夫、波兹南和格但斯克都是伏特加酒的著名产地。我总这样比喻，波兰人离不了伏特加，就像法国人离不开葡萄酒，苏格兰人离不开威士忌。

Tips你了解波兰伏特加吗？

婚姻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篇4

1. 分析的必要假设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人都是理性人, 根据理性人, 我们做出以下前提假设:1) 婚姻是为了最大化婚姻收益 (或效用) 。2) 一切资源都可以在婚姻中作为交换的资本。3) 本文是就一般情形而言, 未考虑个别特例。4) 与道德无关。

2. 婚姻本身存在风险的经济学原理

在人的一生中, 婚姻存在风险性。由于存在风险, 所以很多人在结婚与不结婚之间徘徊, 难以选择。就算是选择了结婚, 婚姻里也存在变故的风险, 比如离婚, 或是包二奶等。婚姻存在风险的经济学原理如下:

第一, 信息的不对称。针对信息不对称, 这里有一个二手车市场的经典范例。在二手车市场上, 车主总是比买者更了解车况。在对车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吃亏的总是买主。相亲或是恋爱过程中, 双方既是车主, 又是买主, 总是隐瞒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公开或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一旦结婚, 双方的缺点就会慢慢暴露出来, 如果这些缺点是对方不能容忍的, 经过长时间不能改正, 就会严重影响到婚姻生活质量, 婚姻生活中矛盾就会增多, 出现婚姻风险。

第二, 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效用递减,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 在其他商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任何恋爱的人都觉得对方是最好的, 此时的边际效用是最多的。而在结婚后, 几乎每天都会面对着同一个人, 如果对方没有提高自己, 那么这时就会出现“审美疲劳”, 而“审美疲劳”正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体现。当对方带来的满足感递减, 而对方又没有提升自己, 让自己有新鲜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对对方产生厌恶感, 随之出现矛盾, 婚姻便出现变故。

第三, 存在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的最优标准应该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该状态上, 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 而不使其他人的状况变坏, 否则, 则存在着帕累托改进。人们结婚的目的是想从婚姻中寻求最大化的收益 (或效用) , 如婚姻收益超过单身收益, 则人们选择结婚。如果人们发现效用没有最大化, 婚姻生活存在帕累托改进。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有完全相称的婚配, 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 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成亲。尽管有时不相称的婚配也很重要。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还会使家庭产品的总产出最大化, 所以, 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 而不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一些人选择和“低质量”的人结婚, 因为他们觉得“高质量”的人太“昂贵”。从家庭产品产出的角度, 贝克尔提出了他的相称婚配定理。该定理说明, 当男女互补时, 较高质量的男女彼此结婚, 而不选择低质量的配偶:一个上等妇女提高了一个上等男人的生产率;反之亦然。当男女特征互补或可替代时, 同类人或不同类人的婚姻是最优的, 因为上等人的特征互补时, 他 (她) 们相得益彰;其特征可以替代时, 他 (她) 们扬长避短。于是, 从经济学角度, 比较看好所谓的门当户对的婚姻, 这样是效用最大化。

3. 婚姻走向破产的经济学分析

人们是在自觉中不断进行着帕累托改进的, 不管是在恋爱中还是婚姻中, 一个人同样会遇到一些其他志同道合的知己, 是那个人心中高质量的伴侣, 这样就开始思考, 重新选择, 权衡是否用另一个人替代现在的伴侣。下面分析婚姻走向破产的过程。

第一, 成本—效用对比分析法。婚姻也是一个市场。有市场, 就存在资源配置问题, 就存在效用最大化问题。而要有效用, 也就会付出一定的成本。

婚姻价格,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是一种对于货币收益和心理满足两方面效用的度量。也就是说, 决定婚姻价格的要素统统可以归结为这两方面的效用。因此, 从货币收益和心理满足这两方面来定性分析婚姻的成本和收益。

家庭的组成同样会带来成本, 经济负担的加重, 投入的增长, 开支项目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自由度的降低等等。如果在婚姻成本增加的前提之下, 个人的效用仍然能够显著提高, 个体便会选择婚姻。如果在婚后, 人们有货币收益和心理满足的需求, 如果这些效用的总和比前面的婚姻家庭成本小, 那么人们就会开始考虑是离婚独身, 或是离婚之后重新选则效用更大的婚姻。

在现代社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观念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有了更勇于追求幸福的勇气, 于是, 人们会更多地选择离婚, 从而使婚姻市场上的独身人口更多, 市场更大, 可供选择的范围更广, 重新选择婚姻的效用会有更大的可能性, 离婚又再婚的可能性又更大, 这样, 人们再次选择婚姻的成本降低。加上现在的婚姻中介机构组织发达, 减小了再选择的成本, 再婚的利润更大, 这也诱惑着更多的人重新选择, 婚姻中存在变故的风险越大, 婚姻破产的风险也就越大。

第二, 用边际替代率分析货币效用和心理满足的相互替代关系。

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 为了实现最大的效用, 消费者应该选择最优的商品组合, 使得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 MU1/MU2=P1/P2, 而且二者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在婚姻的选择中, 按照效用论, 货币净收益和心理净收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二者都满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个人在婚姻选择问题的处理上总是在努力寻找这两者边际替代率相等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切点。对于现在而言, 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值还比较低, 替代效用曲线向货币收益方面倾斜。这也就是说, 每一单位的货币收入会替代多于每一单位的心理满足。只有当收入达到一定高度, 或者出现重大精神感受事项的产生 (比如一番轰轰烈烈的爱情) 时, 形成拐点, 曲线才会产生质的变动变得较为平坦。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中, 走向那个拐点的道路尚有一段距离, 而在走向拐点的这一段过程中, 家庭选择行为只能靠规范和道德感来约束。但是, 不同的人对现有的有很大弹性的道德感的认同度和价值感是不同的。因此, 每个人的货币收益——心理满足的替代率也是不同的。

一部分人愿意投入较长时间和精力去准备结婚, 以便获得婚后精神的放松与成就感和幸福感, 而也有一部分愿意以道德谴责和负罪感为心理成本, 去取得可能更高额的心理收益和自我成就感, 典型的例子诸如“包二奶”。或者是由于物质利益结婚, 由于婚后发现物质利益是无法代替满足自己的心理感, 无法达到消费的均衡, 所以婚姻最终破产。

4. 结论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边际效用递减, 存在帕累托改进等原因使得婚姻本身存在风险。经过成本和效益以及边际替代率的分析, 得出在选择成本下降和货币的效用无法取代心理精神需求满足的结论, 最终婚姻走向破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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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婚姻民俗分析 篇5

民国年间娶亲 想新郎，盼新娘。一只萝头两只筐，就是俺的好嫁妆。骑红马，接你来，我种田来你持家，手挽手来过家家。

古老的上党是一块广袤而又厚实的土地，蕴涵着丰富的黄土文化，千百年来勤劳而朴实的上党人民不仅在劳动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民俗文化，而且又在民俗中演绎着文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从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几乎在每一个特殊的环节上都有其特殊的民风。其中娶媳妇做为人生中的大事，在上党的民间从繁到简，从传统到现代，自有“三里风俗各不同”之称。

自古以来，上党和全国各地一样，婚姻礼仪都遵循着周代即已确立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种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仪式和礼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六礼”的程序不断得到简化。尽管上党各地区之间的婚俗不尽相同，但其总的演进趋势都是由繁到简。近、现代以来，上党各地的婚姻礼仪大致为以下几个阶段：

【议婚】 议婚，又称“议亲”，是商议男女婚姻之事的最初阶段，旧时包括“求婚”、“过帖”、“相亲”等几道程序，到准备定婚为止。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由男女双方父母根据对方的门第、家境及品貌等条件决定婚事成否，男女当事人是没有多大发言权的。

旧时，乡俗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男女婚姻不能自主，悉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议婚讲究“身世田园，门当户对”，选择门户极为讲究。在沁县，过去门第观念十分严重，社会上分三等，“诗书宦门者为上等，业农工商者为中等，唱戏乐户抬轿者属下等，上等不与中下等为婚姻，而下等亦难与中上等作嫁娶，各称世家，对其门阀”。（《沁州志》）

议婚初始，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媒人或托靠亲友、邻里前往女方家中求婚，又叫“提亲”。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

如果女方家长答允考虑结亲，男方便再次托人或由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名字和出生日期，以便“开八字”，请阴阳先生“合婚”，审看男女双方的命相是否相合。长治一带称之为“取四柱”。具体做法就是，把男女双方的生年、月、日、时“四柱”干支写在绢帛或麻纸上，然后请人卜算，看双方相互间命相有无克异。民间一般认为，男女生肖犯“对冲”的不宜婚配。所谓犯“对冲”，是指子、午相冲，丑、末相冲，寅、申相冲，巳、亥相冲，辰、戌相冲，卯、酉相冲，共“六冲”。各地历来都有“白马怕青牛，兔、龙泪交流，猪、猴不到头，蛇、虎如刀错，羊、鼠一旦休”之类的俗语。相生者可成，相克者须忌避，故乡俗有“男犯妻家三十六，女犯婆家一世穷”之说。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现在大部分地方都不再讲究了。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问名”。

男女双方“八字”相合后，两家即择吉日传换庚帖，重新写明男女各方的生年、月、日、时等事项。至此，亲事算初步定下。按照长治的说法，是女方“有主了”，或说女方“问出去了”。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纳吉”的前一部分内容。由于现在不再时兴合婚，“过帖”这道手续自然而然也就免了。

在具备订婚条件的情况下，男女两家还要“相亲”，又叫“相门户”、“看屋里”，即男女两家约定时间见面，最后议定婚事成否。现在长治各地仍有这种习俗，不过“相亲”的主角已由双方家长变为男女双方当事人，“相亲”的意义已不在于认亲家，而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男女双方初次见面时，一般由媒人或介绍人引见，两人对面而坐，互相窥视对方的形貌举止，正所谓“对象”是也。

【定婚】

经过议婚阶段，男女两家对婚事都持肯定意见，便可正式定婚，即“许亲”、“定亲”了。男方往女方家中郑重地送去聘礼，数量多少，一般因时因地，视家境贫富而定。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纳吉”的后一部分内容和“纳征”。男女双方订婚，一般选择夏历三、六、九等吉日，双方家长要在选定的这一天分别设筵款待亲友，名为“定亲饭”。主食一般是面条，表示男女两家已经成为情深谊长的儿女亲家，所以又称为“吃面”。有些地方，男家筵席上必备饺子，意取“捏嘴”，表示希望不要再讨财礼了；女家设筵则以“臊子面”回敬，取其长，表示财礼少了可不行。

定亲这一天，男家要送面粉给女家。女家用所送的面粉夹上小米煎成油饼，再送给男家。男方以之分送亲友、乡邻，称为“通知”。

上党一带，男方送给女方的东西要凑足十件，表示“十全十美”。女方“回奉”给男方的东西中，还要有十包掺有盐末的麦麸。这十包麸盐要分别撒在未来的公婆和妯娌头上，表示大家都有福（麸）、有缘（盐）分。壶关、平顺县等地，男女双方还要互送“四色礼”。男方送给女方“定亲衣”、戒指、耳环、手镯等物，女方回送男方文房四宝、扇子、荷包、裤带一类。其中裤带尤不可少，隐喻“从今以后我把你拴住了”，或者“我将为你侍奉巾栉，脱衣解带”。

上党的许多地区，在定婚时还讲究互换“龙凤帖”，即一种印有龙、凤的大红纸贴。男方给女方的“龙帖”上写有“求吉”字样，又叫“恳帖”，大致书写内容为：“愧乏玉田，仰祈舍诺。×××鞠躬”。女方给男方的“凤帖”上写有“允吉”字样，又叫“允帖”，大致书写内容为：“德愧比凤，愿切乘龙。姻愚弟（兄）鞠躬”。“龙凤帖”一般以大红销金柬制成，要叠成九折，以表示婚姻天长地久

（九）。有的则叠为对折式，男女的生年、月、日、时“八字”写在中缝左右，折起来正好合在一起。

在订婚后，武乡还有“请期”的规矩，即男方择吉日备礼纳彩，由媒人率领，用食盒两架抬送女家，并告迎娶月日。女方还要由亲戚陪同去一次男家。返回时，男家除送给姑娘一定数量的钱外，还要送一捆棉花，称为“沾亲棉”，又叫“粘亲花”，表示从此沾亲带故，情谊绵绵不断。

【出嫁】

定婚以后，如果男女双方都已到当地认可的结婚年龄，男方家长便设筵邀请女方家长和媒人，一块选定迎娶的日子，称为“会择”或“择期”。早先一般要事先请阴阳先生看黄道吉日。当地各种属相的迎娶月份分别是：“鸡兔正、七月，虎猴二、八月；猪蛇三、九月，龙狗四、十月；牛羊五、十一月，鼠马

六、腊月”。由于民间认为迎娶之期关系到男女双方的一生，所以非常慎重，双方家长往来磋商，往往从定亲到成婚要迁延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

迎娶的日子最后选定以后，男方要正式写帖通知女方。屯留一带称为“送天气”，平顺等地则称为“下书”、“下帖”。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请期”。一些地方，到此时才正式送财礼给女方。以前定婚行聘，为“小送”；现在临娶“纳币”，为“大送”。男女双方准备婚嫁前，要举行送彩礼仪式。男方要根据女方的要求给女方送衣服用品和聘金。彩礼基本有六种：聘金、喜饼、喜面、插戴、成衣、喜红等。喜红是红棉布，用来制新妇女裤。彩礼其他五种不一定强求，但喜红必须有。

上党大多数地区在迎娶前夕，男女双方互赠“牲料”，婿家牲料有少许米面、一刀猪肉（约一斤）、一块生铜、一块熟铁。女家牲料缺猪肉，有少许咸盐。每种物品都象征一定的意义：米面，表示米面夫妻，祝愿夫妇勤俭持家；猪肉，表示死肉换活肉；生铜、熟铁，表示铜铁姻缘，祝愿夫妇终身相依，白头偕老；咸盐，表示有缘分，祝愿夫妇和睦相处。男家牲料由新婿亲自送到女家；女家回赠，由新婿带回。“回面”后，岳家要用红布包生铁小块，一双筷子和一把米面，含义是米面夫妻快生子。至于新娘穿红，各地皆然。结婚为大喜，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求得吉祥如意，类如八音会、拜天地、枕头内装筷子（快生子）、点婚灯等，皆属此例。

出嫁前一天，女方要把陪送女儿的妆奁送往男家，称为“送嫁妆”。嫁妆旧时一般为桌椅箱柜、衣服被褥及梳妆用具，都要贴上大红喜字或扎上红布。武乡、黎城等地讲究在嫁妆中的面盆里放核桃和枣，然后用大红剪纸盖上；沁县、襄垣、长子的一些乡村则讲究在枕头里装上筷子、核桃，鞋里放上麸子，被子四角缝上枣和花生。这些习俗都是表示希望新婚夫妻早生贵子，儿女双全及夫妻感情和美、有福有缘。出嫁前夕，女家还要给女儿“上头”和“开脸”。“上头”，即改变头发式样，把辫子盘成发髻。“开脸”又叫“开面”，平顺则叫“皓脸”。其实是新娘进行美容修面，并以此表示少女时代的结束。一般是请一个“全福人”，即公婆、父母和丈夫俱在，儿女双全的年长妇女，由她用细丝线绞去姑娘脸上的汗毛，并修细眉毛，剪齐鬓角。“上头”，“开脸”之后，女方要宴请本族尊长和邻里乡亲，同时款待即将出嫁的女儿。民间认为，女儿一上头，就是人家的人了，娘家须以客相待，所以筵席非常丰盛，女儿也被安顿在筵席的首位。尊长、邻里除对待嫁的姑娘表示祝贺外，还要嘱咐她一些尊敬公婆、侍候丈夫以及处理好妯娌、姑嫂关系的道理。

【迎娶】

迎娶，又叫“迎亲”、“娶媳妇”，等于“六礼”中的“亲迎”。通常是由新郎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迎娶前夕，新房内要由几名男青年同睡，俗称“暖房”。

迎娶之日，婿家于大门两旁各置一捆谷草，叫作喜草。喜草上张贴“喜”字斗方，内藏两响炮，俟迎娶临门点燃。解放前，还要备一捆谷草放在天地神位前，同时备一把铡刀，夫妇俩铡草，只准七刀铡完，因此叫七刀草。铡好的草一部分填充新枕头，一部分装入斗里，备阴阳使用。启程后，在大门和新房张贴喜联。迎亲的队伍，旧时讲究要用各种仪仗，从前到后，有炮手、开道锣、开道旗、“肃静”、“回避”朱牌、宫灯、金瓜、斧钺、朝天镫、龙虎旗、团扇、日罩„„吹打鼓乐更是不能少的。花轿一般为两乘，新郎、新娘一人一乘。去的时候，新娘之轿例不空行，要放花糕、青馍作为镇物；有的地方则由一个与新娘属相相同、父母健在的小男孩坐着压轿，称为“压轿喜倌”。

迎娶之时，男方需选伴女婿1人、引新娘女2人，连同鞭炮手1人前往女家。返回时，女方需1名跟新婆和1名夹礼单者（一般是新娘的弟弟），相送至男家。有时女方的姑舅至亲也同往男家送闺女。上党各地的迎亲队伍中，都要有陪伴新郎的人。武乡一带，是从年长亲友中找两个人，称为“冰人”；再从新郎的子侄辈中找一个年龄与新郎差不多的，称为“引婿”。有的地方讲究“女一男二”，要新郎的妗子和两个兄长随花轿同去同回；回来时，女方自然也以“一女二男”相陪送亲。有的地方娶亲、送亲则专要双方女眷中娴熟礼仪的相陪。对陪伴新郎的人，一般称为“伴客”；对女方陪伴新娘的人，则称为“送客”。“送客”之外，女方再去人，便是“吃客”了。

女儿在出嫁前，上党各地大多有“哭嫁”的习俗，人称“媳妇哭，娘家富”。据民俗学专家研究，这一习俗的起源与远古时代的“抢婚”有关，后来女子被掠夺时的哭诉才逐渐演化为婚俗中的“哭嫁”。这不是乐极而悲，往往有其真实的内容。一般是感叹无忧无虑少女生活的结束，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眷念兄嫂弟妹及与女友的友好相处之情，同时对为人妻、媳的人生转折甚感惶惑不安。如果对婚事不太满意，感到委屈，更要借机发挥，大哭而特哭一场。新娘的母亲、女友与家族中的女眷，一般都要陪哭。

迎娶的队伍到来后，女方的家门往往由新娘的妹妹或女友们紧闭、关锁。一方面显示女方家族的尊严，另一方面是故意捉弄迎亲者。迎亲者怕误了时辰，只有付“开门钱”了事。新婿出门时，随带一块猪肉，叫作打虎肉，到了女家，将其扔到新妇居宅的屋顶上。

迎娶队伍进门后，女方设筵盛情款待。新郎进入女家，也要先到祖先牌位前行礼，女家必须给新郎赠送拜礼。女家设宴款待新郎及娶客。饭后，女家一般要向新郎索要“离母盘”（钱财）。有的家庭还索要梳头礼等。女婿离开女家时需“偷”女方家一件东西带回，意为吉利。偷的一般为酒盅、茶杯之类的小物件，由女方家人准备好并暗示给女婿。当地人称为“得富贵”。沁县等地，女儿临行前要吃鸡蛋饼，俗称“三颗鸡蛋一壶酒，打发闺女上轿走”。襄垣一带还有“抓富贵”之俗：男女双方各在自家父母怀中抓几把预备好的钱钞，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有钱花，但不能抓完，须给父母留下一些财源。

撤席后，新郎再次向岳父、岳母叩头辞行。然后乐声大作，迎娶队伍再加上女方陪送人员，以更为盛大的气势起程了。

女儿出嫁离家时，上党各地都有不带娘家土的习俗。民间认为“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怕带走了土会带走娘家种庄稼的好运气。这自然是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女儿出嫁时，要在炕上换上新鞋，然后由哥哥或舅舅背上或抱上轿；或者坐在椅子上，由人抬上轿；有的地方是以红毡或红布铺地，女儿脱去脚上的旧鞋，进了轿再换新鞋。不管怎样出门，反正是脚不沾地。

女儿临行时，沁县一带，母亲要含着眼泪绕轿两圈，默默祝愿女儿幸福吉祥；父亲则象征性地护送“百步”，然后由其舅、叔、兄、弟等4人伴行送亲。

迎娶路线一般讲究走大回环，回时不走来时路。迎娶队伍要随带红毡或红布，除了供新娘上下轿踩踏外，路经寺庙、井台或石碾、石磨时，还要用来遮掩轿窗和新娘，意在防止白虎星等鬼祟邪怪相扰。路遇别人家的嫁娶队伍时，双方要互换“针线”，即新娘的女红消灾。现在迎亲队伍相遇时互赠手帕，即此遗风。

迎娶旧时多用轿或轿车，除此而外，平顺山区有些地方新娘出嫁骑驴；长治、屯留等地，新娘、新郎都要骑马。

迎娶这一天，新郎、新娘的妆束因时因地而异。新郎旧时头戴宽边黑色硬礼帽，身穿马褂长袍，后来改为制服，现在则大都是西装革履了。个别地方，还能见到新娘着装头戴凤冠，身穿蟒袍，腰扶玉带，宛似戏台上皇后娘娘的形象。后来不穿蟒袍了，改套红棉袄，不戴凤冠了，改戴茶色眼镜，一律改穿时装。

【婚礼】 迎娶队伍回到男家以后，鼓乐大作，鞭炮连声，男方亲友、邻里一拥而出，迎接新娘。新娘到了男家后，男方要给“下轿礼”，新娘才下车（马）。女方嫁妆随新娘送男家后，男方查收嫁妆毕，要给持礼单者、跟新婆及运送嫁妆的帮手开付赏钱。然后举行结婚典礼仪式：一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对拜、交换礼品（多为结婚戒指）、进入洞房。

在郊区一带，娶媳妇的花轿到门庭，新娘头蒙花布，红毡铺地，有人搀扶，音乐齐奏，鞭炮齐鸣接到彩棚下，新郎立左，新娘站右，父母长辈坐在正中，此时宾朋高唱：

“男女才貌配一双，相亲相爱拜花堂。五年生下三贵子，状元榜眼探花郎。恩爱夫妻花花转，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同入洞房”。尔后夫妇互拜，喝交杯酒，并且有对酒歌。

沁县一带，新娘花轿讲究落在一床红被上，新娘索取“下轿钱”后，由一“全福人”相搀，踩着红毡进门。婆婆随后用笤帚在轿内象征性地扫三下，并取土一把，拿回家放在新房炕角席子下。这叫“扫轿土”，大约是和“不带娘家土”的习俗针锋相对，你怕带来娘家的土，影响娘家种庄稼，我偏要想方设法扫一些，以有利于自家的农事。上党有些地方在新娘出轿后，要把谷草秆、麸皮、瓜子、花生、核桃、栗子等物大把大把地往新娘身上撒，同时念诵赞辞。这一习俗叫“撒草”或“撒喜果”，起源甚为古老，相传早在汉代即已流行。早先叫做“撒谷豆”，意在压避青羊、乌鸡、青牛三煞神。后来逐渐演化，从赶煞神转为求吉利。

【拜堂】

新郎、新娘进门后，接着就要“拜堂”，又称“拜天地”。拜堂的地方一般在洞房门前，设一张供桌，上面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桌后方悬挂祖宗神幔。新郎、新娘就位后，由两位男宾唱导，行三跪九叩礼，参拜天地、祖宗和父母。然后女东男西，行夫妻对拜礼。

【洞房】

拜堂完毕后，新郎、新娘在众人簇拥下进入洞房。要在洞房门前或门槛上事先放一马鞍，等新娘前脚刚跨过去，便立即将马鞍抽去。

入洞房时，由大伯子铺床，小叔子或婿家外甥提便盆。洞房内除了有一些生活用品外，窗户贴大红双喜字，屋内点大红花烛。沁县一带，洞房里摆着斗，斗内装有五谷、铜镜等镇物，用于照妖避邪。灯烛悬挂高墙，通宵不灭，俗称“长命灯”。夜半，男女新人要举行“敲升子”仪式，二人倒坐门槛喝疙瘩汤，俗称“儿女汤”。汤中放枣、花生、草节等，边拌碗里的疙瘩汤，边念诵一段民谣：“左手拌疙瘩，儿女一扑摊。”同时还敲梆子念：“邦邦邦敲升子，明年就生乖孙子，男的会念书，女的会扎花，坐下一板凳，起来一海楞。”体现了沁人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憧憬。过去，从举行婚礼时就期待生子，在潞城一带，洞房门上常用的对联是：“喜今日银河初渡，贺来年玉树生枝”。新娘一进洞房，就有人把红枣、花生撒在床上，意味着早生贵子。

早先新郎、新娘入洞房后，还要用同一器皿饮食，行“合卺礼”。一般是新郎、新娘先各端酒杯稍饮一点，然后将两杯酒搀兑，两人换杯饮完。

在壶关一带流行洞房酒歌：

女：这盅酒，我敬你，当家主事全凭你。男：这盅酒，我敬你，管米管面待亲戚。女：这盅酒，我敬你，出门遮风又挡雨。男：这盅酒，我敬你，叫你生儿又育女。女：这盅酒，我敬你，出门不要忘了妻。男：这盅酒，我敬你，尊老爱幼守家底。

婚后第三天或第五天，新娘回门；第九天，新娘还要再次回娘家并小住几日，叫作“住九”。大凡男女新婚，房事必然频繁，若不找点借口让他（她）们分开几日，岂不对身体有害。看来，“住九”还真有些科学道理。壶关将住九叫“接九”，有“新婚不接九，死后不如猪和狗”的俗语。

上党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有“闹新房”的习俗。洞房之夜，热闹非凡。俗语说：“不闹不发，越闹越发”。民间还有“新婚三日无大小”的习惯，婚后三天，宾客、乡邻、亲友不分辈份高低，男女老幼都可以汇聚新房参与逗闹新郎、新娘。人们认为，闹新房不仅能增添新婚的喜庆气氛，还能驱邪避恶，保佑新郎、新娘婚后吉祥如意，兴旺发达。

【回门】

新婚次日上午，新人向户族及亲戚长辈行跪拜礼，受礼者向新妇赠送拜礼。家族中的平辈和晚辈也要来见新娘，俗称“分大小’或“见大小”，其意义是确认新娘在男方家族中的地位。这天，女家家长随带糕点和面食礼品，前来婿家向翁婆致贺，俗称“道喜”。

婚后第3天，上党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招嫁”，又叫“圆饭”的古***俗。这一天，女家及其姻亲前来女婿家送饭，并来看闺女，生怕女儿初到婆家拘谨，吃不饱饭饿着。圆饭意味着确定与婿家的来往关系，如果不愿与婿家来往，便不来圆饭。沁县等地则叫作“看3日”或“打听三天”。

“回门”，即新婚夫妇双双回女方家省亲的习俗，也流行于上党各地，基本上是在婚后第五天的，也有在婚后第3天的，或在婚后第6、7、9、10以至12天的，因地而异。新妇回娘家，当日返回，叫回门，又叫走5日。若娘家专门派人来接，叫接5日。

民间把新娘从娘家嫁到婆家称为“进门”，所以才把新娘从婆家回娘家省亲称为“回门”。新婚夫妇一块回门，成双成对，又称为“双回门”。这一习俗从女婿方面来说，有感谢岳父、岳母恩德，拜会、结识女方亲友等意义；从女儿方面来说，则表示了出嫁成家后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的心情。不过，深受初离家门、乍别父母的新娘欢迎的这一习俗，对于新郎来说，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且不说在女方亲友面前，新女婿要备受“品头论足”，单单是新娘的妹妹们，他就招架不住。这些放肆的女孩，把烟灰、黑漆往姐夫脸上抹，让姐夫吃包有辣椒、花椒的饺子，无所不用其极。新女婿在被戏闹的过程中不能发怒，即使手足无措，备极尴尬，也还得满脸堆笑，听凭发落。

上党一带回门时流行请女婿，即女家宴请新婿，此后，新婿方可择便到女家。过去，请新婿必须具请贴通知婿家，新婿还要在女家住九天，叫作住九。此间新婿“会亲”，不仅两亲家加深了了解，联络了感情，就是双方亲友也初步结识，为今后的往来打下了基础。

“回门”在上党大多数地方即算婚姻礼仪中的最后一项内容。然而这一带还有“住满月”一种习俗，婚后满一个月，新媳妇要回娘家住够一个月才返回婆家。至此，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人生大礼才算落下了帷幕。新婚第一年，逢一定节日女家到婿家探望女儿，叫追节。追节一般两次。第一次是临近八月十五，随带礼品有成套的月饼和时鲜水果。第二次在临近春节，传统的礼品是花样面食，有灯糕、豆枕、面兔、剪箍等。现在普遍改用糕点。

上党人的婚礼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由传统到文明的过程。有趣的是，上党地区还有一些独特的婚俗，比如，在沁源县境内的城关一带，流行着一种儿子娶媳妇逗婆婆的风俗。在结婚这天，等把媳妇迎娶回来，村里人、城关百姓便忙着去找婆婆。等把婆婆找回来后，立即被围住，开始了繁忙的化妆活动。这种化妆，把婆婆打扮成了丑八怪。有人给婆婆脸上满把手地抹锅黑，弄得婆婆满面乌黑，哭笑不得。有人给婆婆头上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丝线扭成的各种各色的一缕缕线头吊在婆婆的头上，一直吊到脖子里。花花绿绿，煞是好看。脖子里，也有人给戴上花花巾，耳朵上戴上临时制作的水果削成的耳环等等。这时候的婆婆，与刚进来时已经面目全非，弄得人们啼笑皆非。也就在装扮之后，众人在哄笑声中把婆婆推进了媳妇的房间里，弄得所有人都哄笑不已，使婚礼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所以，凡是在结婚典礼时，婆婆们总要借故到处躲藏。

在黎城县、襄垣县，自古以来，两县人之间见面后互相说笑打闹，说再难听的话也不恼，打闹得多么严重也不伤和气，这种风俗习惯至今依然流传。这种风俗习惯，只在这两个县的人之间存在，与周围其它县的人无缘。黎城人见了襄垣人，不论认识与否，都可开玩笑，不论黎城男子年龄如何，都敢叫襄垣人“小舅子”，而襄垣人无论年纪多大，也不会对黎城人的这种称呼报以怨气或者怒骂，而只是笑笑或者也给对方起个雅号，叫个浑名。如果一伙襄垣人遇到一伙黎城人，会互相骂得不可开交，但不伤和气。如果一伙黎城人遇到少数几个襄垣人，除去叫“小舅子”之外，甚至会把襄垣人的衣服都扒下来。反之，襄垣人遇到少量黎城人，也会同样干。更为出奇的玩笑，是在黎城与襄垣人的男女之间，黎城人不仅叫襄垣女子“小姨子”、“妹子”之类的称呼，甚至可以动手动脚，扒衣服，打打闹闹都可以。反过来，襄垣人对黎城人也可以使用同样出奇的办法开玩笑。

这种互相之间开的玩笑，延续多少年无法考究，至少是在清代时就有了的。当地人对黎城与襄垣人的这种特殊的人情关系有着各种传闻，这些传闻，无论有多少种，但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特殊的姻亲关系，这种姻亲关系，就成了至今日还流传着的黎城人与襄垣人之间互相说笑打闹、无拘无束，不受节制的情况。

综观上党婚姻礼仪，不难发现它和全国各地的婚俗一样，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个是讲究红火热闹。迎娶之日，男女双方都要将门户装饰一新，院门、房门贴喜联，窗户上贴大红双喜字和“喜鹊登枝”、“鸳鸯戏水”等吉祥剪纸，大门口悬挂红布彩绸，张贴大红双喜。为了欢宴亲友、宾客，男方往往要在院子里搭起“喜棚”。新郎、新娘和主持婚礼的人要身披红绸，胸佩红花。新娘身穿红衣红裤，头罩红盖头，更是一身红。一应用品，大到车、轿，小到花烛、装饰、颜色均以红色为主。鼓乐喧天，鞭炮连声，亲友云集，邻里毕至，一派欢声笑语。参加婚礼的男女老幼三天内不分大小，“戏公公、婆婆”、“戏大伯子”、“闹洞房”把喜庆气氛渲染得火爆热烈，无与伦比。

再一个特点是祈求吉祥如意。首先希望新婚夫妇和谐美满。拜堂之后，新郎、新娘手挽绾有“同心结”的彩带共入洞房，象征一对新人自此以后结为一体，同心相爱，白头偕老，表示共同生活的美好开端。

其次是希望新婚夫妇多子多福。有的地方讲究双方在馈送的食盒中放置枣子和石榴。枣子，即“早子”，早生贵子；石榴籽多，含有多子的意；有的则要在新房的枕头里、尿盆下放象征男孩、女孩的面蛇、面兔；还有的新婚之夜婆婆亲自把被褥铺在床上，藏入枣、栗子等干果，让新人摸取，以“早立子”的谐音，祝愿儿子、儿媳早生贵子。

第三是希望新婚夫妇婚后丰衣足食，平安无事。有的地方新娘下轿要跨越火盆；有的则要在院子中燃一堆柴火，即“旺火”，让新郎、新娘进门后绕火而行。这都是表示驱除邪恶，并象征新婚夫妇婚后日子越过越红火。闹洞房的宗旨是“不闹不发，越闹越发”。撒喜果，撒七彩纸屑，“撵白虎”，洞房里放斗，斗里放五谷、铜镜以避妖镇邪，凡此种种，无不寄寓着人们美好的祝福。近年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党老区人民的腰包鼓了、钱多了、人富了，于是，迈进小康行列的上党老区人民的结婚典礼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一些古老的民风、民俗发正接受着现代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社会与自我之间发生着变革，婚事从简、集体婚礼等一些文明的礼俗又在民间开始悄然兴起。随着时代的前进，上党各地的婚姻礼仪不仅由繁趋简，而且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迷信的、丑陋的陈规旧俗从婚礼中消失了，一些健康、活泼的新风尚逐渐推广开来，国家倡导节俭办婚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旅行结婚、集体婚礼等新的嫁娶形式。

育子成丁 【求子】

上党地区的育子习俗最突出地表现在迷信圣母。境内的塔垴山和九龙脊两处圣母庙，历来是信男善女膜拜的“圣地”。进香的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有不孕妇女前来求子；另一种是家有病弱子女前来祈祥。

求子的香客焚香祷告后，往往窃取一个别人还功的泥娃娃带回家去，放在院里花墙洞或水道里，也有的在庙旁拣取一只海螺带回去，然后装入几粒小米，置于不孕妇女的枕头下。后来，果然得子，则认为是圣母恩赐的功德，于是便备办香烛和泥娃娃到圣母庙酬报，叫还功。还功一般是两次：一次在婴儿三天或满月，还送一个小泥娃娃；第二次在孩子开锁时去，还送一个大泥娃娃。解放前，有专门的店铺出售还功的泥娃娃。解放后，一般自己捏制，或者购买玩具娃娃还功。所以现在到塔垴山和九龙脊去，还可以看到香案周围杂乱地推放着许多泥娃娃和玩具娃娃。

到圣母庙祈祥的香客，要许愿还愿。还愿时，往往不收供品，同时在香案上压放若干钱币，有的甚至不惜破费。巫婆神汉更是圣母庙的常客，他们随带许多红布条，在庙宇内外的树枝荆草上到处拴结。

尚巫信觋是育子习俗的又一个重要特色。尤其幼儿病弱的人家，往往逢一定仪礼，请托神婆或神汉跳神消灾，并将孩子认义父或义母给神婆或神汉，即神婆作干娘（义母），神汉作干爹（义父）。不过这种认义并不建立来往关系，只是希图得到神灵的保佑。等到孩子开锁时，再把他们请来，摆布一番，最后赠其一两件衣料，算作了结。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认义巫觋的习俗逐渐稀少。

【得喜】

婚姻形成了家庭，有家庭就必然会有子女。生育中的第一个先兆是“得喜”。

“得喜”，是上党乡间妇女怀孕的别称。一般城乡妇女称“得喜”的喜讯时，有的叫“有喜”了，有的叫“有身孕了”，有的则称之为“有身子了”等等。有些年青女子，有了孩子之后，往往羞于启齿，常常用“有了”来代替。只有在城市里，比较习惯的叫法才是“怀孕”。那些结婚不久，刚刚怀孕的女子，则羞于告人，甚至对自己的丈夫也是用“有了”来简单地表示自己已怀有身孕。丈夫听后，自然喜出望外。

怀孕后的妇女，有各种反应，在医学上叫妊娠反应，在民间叫法则不同。上党乡下，有的称之为“害娃娃”，有的叫作“害口”，还有的叫作“害喜”。

得喜的消息家中大小知道后，自然欢喜异常，无论怀孕妇女的父母，还是公婆、丈夫以及其他人。怀孕所以称之为喜，是与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有关。中国人历来都认为“无后为大”，既然有后，有身孕，那就意味着后世有人，可以传宗接代。同时也说明，娶来的媳妇是有生育能力的，这就为家族的人口繁衍报了喜。由于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影响，得喜之中很重要的“喜”是在于有子。怀孕的妇女，当然不可能知道腹中是儿是女。但是，怀孕本身就意味着腹中胎儿是子，即便这次不是子而是女，下次也会生个儿子的。喜的内容也就包容在其中了。在旧社会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前，生多胎是比较常见的事，子女双全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得喜后，有人要四处说喜。说喜，也就等于报喜。得喜的消息传出后，家中人会对孕妇采取保护措施。在孕妇“害喜”期间，加强营养，强调孕妇的休息，不生气、少生气，使孕妇身心保持良好的状态。为了保证胎儿正常发育，农村中还有许多禁忌，不让孕妇吃兔子肉，怕生下孩子是“兔唇”，即豁唇。上党有的地方不许孕妇吃葡萄，怕胎儿长成葡萄胎。上党还有的地方，不让孕妇参加婚礼、丧礼。总之，“得喜”的同时，让孕妇深居简出，谨慎生活，这是得喜后的“忧”，直到腹中婴儿出生后，这些谨小慎微的规矩、民间的传统才算告一段落。

“得喜”后，家中人往往要在预测胎儿是男是女上下功夫，这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具体反映。如果孕妇喜欢吃“酸”，可能认为是要生男孩，如果孕妇喜欢吃辣的食物，就被认为可能是生女孩。即“酸儿辣女”之说。

总之，“得喜”，在上党城乡是喜事。因为“得喜”，孕妇的地位、身价也会随之而提高，全家人会随着得喜而做出各种符合民间传统习惯的反应。

【产妇】

旧时分娩条件十分低劣，坐月子如同过关———好不容易顺利生产，月子里却只能喝点不粘牙的米汤。本来因生孩子而虚弱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好多产妇因此而得了月子病。而且百日内禁忌很多：不得串门，还要敬茅（厕）神、白虎（碾）神和青龙（井）神，否则就会冲犯神灵而招至灾祸。好多产妇因此而使身心受到了摧残。这种荒唐的陋俗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根除。如今，科学技术发达，妇女生孩子已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现在讲究优生优育，不仅孩子健康聪明，妇女产期的保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生活待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上党广大农村城镇的长治籍产妇，分娩头3天，只准喝些不沾牙的米汤水。3天后，以小米稀粥和清汤面条为主食。满月那天，专门喝一天小米粥，叫作“对月米汤”。满月后，饮食逐步正常。不出满月的产妇，普遍忌吃肉食和油腻干饭。

产妇分娩失血，被称作“没顶脑”人。百日之内忌讳颇多，为了避免冲犯神灵，头巾或帽子上要缀一小块红布且不得串门。第12天开始出门，大早，先持一根红火炷到茅房转一趟，往茅墙上贴一块纸，燃3炷香，此后才可以倒便盆。否则就会冲犯茅神。第39天就要开始承担家务劳动，主要是碾面打水。所以这一天，产妇要到碾台履行一个小小仪式。端一碗米汤水，在碾轴上裹一块红纸，用麻皮往上缠，缠一匝喝一口米汤水直至喝完。否则，碾面时要冲犯白虎神，会把奶水卡住。如果到井上打水，还要往井桩上贴一块红纸。否则，产妇打水要冲犯青龙神，井里就会生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上述习俗多已消除，只有头顶红布块的习俗现在还普遍流行。

【育子】

周岁以内的礼仪，有3天、12天、满月、39天和百天5次。从周岁起，逐年做生日，一直到15岁开锁为止。除做满月、1岁生日、3岁生日和开锁外，其余生日不邀集亲友。婴儿诞生第3天，姥姥、姑母前来道喜，俗谓吃3日面。姥姥送面马蹄一份，并赠送尿布若干、一顶小帽、两件小衣裳。姑母所赠礼物不拘。是日洗婴，洗婴的水是用大蒿、槐条和花椒熬成的。

婴儿诞生第12天，姥姥前来送米面，数量不限。

婴儿一个月时，要为婴儿举行隆重的庆典，叫“做满月”。尤其头生婴儿要做。日期的择定，不是正好在一个月这天，一般男婴提前两日，女婴推后两日。若婴儿体质孱弱，满月可推迟到百天举行，俗谓“三满月”。满月这天，亲朋好友都要来家表示庆贺。满月这一天，最重要的事项是要用“五条水”（即用大葱胡、大蒜瓣、大艾、桃条、槐条煎好的水），给婴儿洗身子，然后剃头（剃去胎毛），就可以穿衣服了。产妇也可起坐自如，饮食放宽，在规定的环境里可以行动自由。这些活动表明，产后30天，大人小孩身体虚弱期已经结束，开始强壮起来。

婴儿39天时，产妇抱婴儿走娘家，俗称“移窝”。若因故不能在39天走娘家，必须待百日后方可再走。临行之前，首先在婴儿的鼻子尖上抹块锅底黑，说法是：“认姥姥家门不怕错”。回去的一路上不时地扔红纸片。遇着水井产妇不能看，随行人抛红纸片。与此同时，还要把带好的三角米袋里装的米一路不停地从留的小口处流出来，传说这是为了不怕丢掉奶水。此外，产妇带着帽子要缝一块红布，怀里抱孩子头部处持有桃树枝，枝杆中还系上红布条，这是为了“避邪”、“吉利”。婴儿百天时，姥姥和姑母致贺。姥姥送一份面羊，姑母送一份面马蹄。

1周岁和3周岁生日时，主要亲戚前来致贺。

小孩长到15岁时，要举行开锁仪式，表示孩子已长成人，亦称开“迷魂锁”。日期的择定，有平年和闰年之别。平年在15岁，日期要比生日短两月；若15岁逢闰年，则提前一年开锁，日期要比生日长两月。沁县、襄垣则在孩子12虚岁圆锁。事前要通知亲友前来。仪式在正午举行，于天地神位前焚香设供。当事少年面向天地神站定，脖颈上挂一条铁链，用3把异姓铁锁锁结。叩拜神位后，聘3名异姓亲友或邻居将锁一一开启。接着，让人持桃树枝朝少年身上抽打，少年口衔一只面羊跑进居室，扑进母亲怀抱。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6

关键词：（中）关键词婚姻冲突；婚姻承诺；家庭经济贡献；女性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19-05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5-31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城市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婚姻质量研究”（12CSH035）。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张会平（1980-），女，河北藁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女性研究、婚姻家庭。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两性在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机会方面越来越公平。1949～1957年，两性在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的趋势上在逐渐持平[1]。此后两者差距略有上升[2]。而1978年以来，不平等的趋势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3]。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女本科生的比例达到4968%，女研究生的比例达到4786%[4]。尽管女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和收入低于男大学生，但是教育程度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有偿工作和提升职业发展空间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其次，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一直保持较高比例。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倡导女性解放，积极推动城市女性的全面就业。根据南京的一项调查，1949年之前709%的女性几乎都没有工作，706%在1950～1965年间结婚的女性有工作，而917%在1966～1976年间结婚的女性有工作[5]。1978年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一方面使得年老、教育程度较低和缺乏劳动技能的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市场的冲击和企业的歧视，另一方面也为年轻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6]。联合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在1985～2006年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与世界上两性平等的瑞典相似[7]。随着政府在家庭福利方面功能的弱化，我国城市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家庭抵御市场风险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双职工家庭是我国目前城市家庭生活的一种常态。

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她们的个人生活呢？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近年来，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家务劳动分配的影响成为西方学者们关心的一大热点[8～9]。根据相对资源理论，个体与配偶给婚姻带来的资源（通常是收入）多少决定了双方所应承担的家务劳动的数量[10]。个体的高收入能够转化成婚姻中的权力，以此成为不从事家务劳动的砝码。换句话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当经济上依赖对方时，就无法获得不从事家务劳动的权力。这一理论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比如，有的研究发现，当妻子的收入比丈夫越多时，她们从事家务劳动的量就越少[11～12]。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有的情况下经济资源越多确实能够减少所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但是有些情况下，性别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金钱[13]。具体而言，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时，妻子反而会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弱化这种夫妻收入上的非常态组合[14]。

以往研究中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家务劳动关系的不一致性说明仅仅聚焦于相对资源理论并不全面，有必要在女性相对收入与家务劳动之间寻找新的变量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比较微弱，可能是因为这种关系只影响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没有影响，因而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外找到重要的调节变量显得尤为重要[15]。为了全面了解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关系的影响，我们选取夫妻在家务劳动、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等方面的婚姻冲突作为因变量，以扩展仅仅聚焦于家务劳动分配的局限性的视野。

西方的很多学者支持夫妻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鲜明角色分工有利于婚姻稳定和效益最大化的假说，因而认为女性的就业和家庭经济贡献会破坏夫妻关系，进而导致严重的婚姻冲突[16～17]。然而，当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高于丈夫时，并不是所有的婚姻冲突都很严重。如果女性愿意忠于现有的婚姻关系或者丈夫时，她们的相对高收入并不是一个危险因素。这种情况下，妻子有可能放弃金钱以换取家庭内权力的想法，与丈夫共同协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角色分配。已有的研究表明，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负相关关系[18]。婚姻承诺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个体对婚姻关系或者配偶的投入和忠诚程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如下。

假设1：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 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一级标题二、研究方法

二级标题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者取自北京市区一所全日制小学的女性家长。采用目的抽样法对该学校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取样，让学生将问卷带回家给妈妈作答，并向学生详细说明答问卷时的注意事项。我们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63份，回答比率为763%。被试者平均年龄为3858岁（SD=323岁），平均结婚时间为1310年（SD=276年）。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者占117%，中学及同等学历者占329%，本科及以上者占553%。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者占409%，8万以上的占591%。

二级标题2 研究工具

我们编制了一个标准化的问卷用于收集数据。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量表和婚姻冲突量表。

（1）女性家庭经济贡献（WFC）。本研究中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是指过去12个月妻子收入占夫妻收入总和的比例（其中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分红、投资所得等所有收入）。与以往的研究一致[19～20]，女性家庭经济贡献被定义为分类变量，女性收入低于夫妻总收入的40%属于丈夫收入高于妻子，介于40%～60%的属于夫妻收入等同，高于60%的属于妻子收入高于丈夫。

（2）婚姻承诺 （MC）。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承诺量表为张会平所编制[21]，该量表是基于对25位中国城市已婚人群的访谈而开发的，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2]。该量表由4个题目组成：①我愿意尽力经营现在的婚姻；②我愿意平衡自己与配偶在乎的东西；③我愿意在婚姻中作出妥协；④我愿意化解婚姻中的不开心。采用四点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婚姻承诺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087。

（3）婚姻冲突 （MD）。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冲突量表为约翰森等所编制[23]，该量表的中文版本已经在北京经过测试，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4]。该量表由6个题目组成，被试者要求回答过去一年在家务分工、花钱方式、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结交异性和夫妻争吵等方面的分歧程度。采用四点计分法，“从来没有”记1分，“有时”记2分，“经常”记3分，“几乎总是”记4分。分数越高代表婚姻冲突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078。

二级标题3 研究程序

研究的调查时间是2009年12月。研究者对所有参与该项研究的班主任进行了专门培训，要求学校利用周末时间让学生把问卷带回家，并向家长书面说明研究目的和作答要求。家长需要填写知情同意书，为了保护家长的隐私，每位家长获取一个信封以便问卷答完之后密封，然后由学生把问卷带回学校直接交给研究者。大部分问卷一周内收回，少部分问卷两周内收回。

一级标题三、 结果与分析

被试者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和婚姻冲突上的描述统计（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ANOVA检验结果显示，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在婚姻承诺（F （760）=492， p < 001）和婚姻冲突（F （760）=680， p < 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冲突高于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和夫妻同等收入的女性，而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的婚姻承诺低于另外两组。然而，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与夫妻同等收入的女性在婚姻冲突和婚姻承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的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显著负相关（r=-026， p < 001）。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婚姻承诺对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和婚姻承诺为自变量，而婚姻承诺又是调节变量，婚姻冲突为因变量。根据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的程序[25] ，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控制变量，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的

是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变量[自变量为三分类变量，因而转换为两个哑变量WFC2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

在40%～60%之间）和WFC3（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大于60%）]，第三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婚姻承诺变量，第四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的交互作用。

表2所示结果为婚姻承诺对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和婚姻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表2可见，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大于60%×婚姻承诺的交互作用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时，婚姻承诺可以调节她们的婚姻冲突。

一级标题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763位中国城市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的影响及其婚姻承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我们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了较高的婚姻冲突，而收入与丈夫相同或较低的女性报告了较低的婚姻冲突，因而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这一发现说明，当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较大时，婚姻关系的确面临很多挑战，女性报告的婚姻冲突较多。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相对资源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尽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在当代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毕竟只是少数[26]。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别角色的规范界限非常鲜明，以至于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不仅在形式上违反了传统家庭模式，在功能上也是失调的[27]。不过，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小。已有研究也发现，只要女性的相对高收入一直保持稳定，那么女性的经济优势影响婚姻冲突的作用将不再明显[28]。

第二，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影响婚姻冲突时发挥了调节作用。这个发现说明，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能够从高承诺的婚姻中获益。换句话说，即使女性的收入高于丈夫，如果她们愿意忠诚于现有的婚姻关系或丈夫，婚姻冲突也会降低。这一结果与最近研究中相对高收入女性只会离开不幸福的婚姻，而不是离开所有婚姻的研究结果一致[29]。其实践意义在于：为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婚姻冲突的建议，即婚姻咨询师可以从提高夫妻双方的婚姻承诺入手进行干预；同时，也为家庭经济贡献较低的丈夫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预防婚姻冲突的措施，即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和教育孩子等责任，从而提高妻子对婚姻或者丈夫的忠诚度。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相对资源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尽管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会提高婚姻冲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小。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可以调节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正面影响婚姻冲突的变量，为婚姻咨询师指明了预防和干预婚姻冲突的措施。本研究的局限在于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影响婚姻冲突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虽然以往研究通常使用女性的相对收入来测量她们的家庭经济贡献，但二者不一定等同，比如家庭经济贡献可能受夫妻管钱方式的影响。同时，本次调查的数据是通过学校获取的，调查的范围只涉及到一个学校的部分女性家长，没有孩子的或者孩子离开学校的已婚女性的情况需要更大规模的调查去深入挖掘。另外，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调查中将丈夫对婚姻冲突和婚姻承诺的看法纳入其中，使得婚姻关系的互动过程更加真实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汇总， 1984-2010[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2] Hannum， E and Xie， Y Trends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1985 [J] Social Stratifcation and Mobility， 1994， （13）

[3] 同 [1]

[4] 教育部官方网站 各级各类学校女学生数 [EB/OL]（201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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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中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篇7

婚姻是以男女两性结合为基础,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双方共建的和谐家园。在社会学术语里,家庭被描述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它的互动模式以男女间的性关系或者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为主。韦伯认为,许多家庭的结构可以表述为建立在权威与忠诚之上。权威性给了男性高于女性的权利,父母高于孩子的权利,老年人高于年轻人的权利;而忠诚感强烈地存在于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尤其在面对外来者时他们表现出强有力的团结。

尽管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早期社会的家庭画卷,但韦伯极少提及近代家庭中的角色问题。现代的家庭主要是一个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共同消费的基本单位。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婚姻家庭的产生与其他人类行为一样,寻求的是一种收益,当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且符合经济效用最大化的规律。在家庭中,夫妻要对其子女进行照顾,对其年迈父母赡养,要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物。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家庭的活动,包括分配钱、时间以及决定家务事,他们要为日常消费的运转和家庭的繁荣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工作。

就男、女双方在家庭中的生活区域而言,男性多活动于书房、客厅等区域,而女性多活动于厨房、卧室等区域。男性与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家务也有所不同,男性通常承担一些户外的或驾车之类的活,而女性则更多地忙于购物、准备食物和保持屋子清洁之类的劳动。由此决定着男女双方的角色扮演,也决定着双方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

二、家庭的演进

在传统社会,家庭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家庭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保护家庭成员,对抗不确定性;第二个功能是知识传承功能,年长者将他们积累的知识传承给下一代。正由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婚姻成为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大事,家庭都想避免与名声不好或理财不善的家庭联姻,因为他们会常常在经济上求助或破坏家庭原有的声誉。许多婚姻是由家庭或相关的亲戚安排的,很少考虑到当事人的感受,在这种环境下,为爱情结婚是不被允许的,除非这样的婚姻对家庭有利。

在现代社会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提高对婚姻家庭问题带来明显的影响。家庭的年轻成员已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接受知识,因为年轻人面对一个不同的经济环境。随着商业化程度加深,家庭原有的功能日益削弱。在婚姻方面的表现是:年轻人开始拒绝父母所选定的配偶,自主自由选择配偶。女人渴望在婚姻生活中得到保护和关爱,希望丈夫能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在应该让步时又表现得十分明智;她还希望他每天都能用不同的方式向她表达爱情,以证实她当初决定和他结婚是完全正确的。这就要求那个男人是一个文雅、体贴、聪明、坚强的丈夫。然而男人也毫不例外地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他希望自己被别人和妻子看成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可以信任的人;他内心可能怀疑自己不能成功,但是他不愿意向自己承认,更不愿意向妻子承认;他需要鼓励,但是不需要指教、争吵或批评;他需要加强自身的力量,以便能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生存;他需要一个十分宽容的、永远可爱的、能理解人的、会理家的妻子。

三、分析家庭中的经济问题

说起婚姻,不得不谈起门当户对,就是男女结亲时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一定要相当或基本相当。这种婚姻观念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既有拥护者,又有反对者。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人性解放,婚姻自由,门当户对的观念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愈演愈烈,被不少人拿来作为衡量婚姻的标准。

门当户对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这么受追捧,是因为我国经历封建社会的时间较长,封建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爱情观念、婚姻习俗等文化现象,均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看,门当户对有利于做到收支平衡。一般情况下,学历的不同、职业的好坏、地位的高低等差距会使双方在婚后生活中缺乏共同语言,甚至造成收入的差距,使双方婚姻出现各种经济问题。

家庭中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关系直接影响着家庭关系,而婚姻家庭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家庭中,经济支配可分为:基本生活消费、高品质消费两个方面。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应该是首先保证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然后再考虑高品质消费的需要。如果把这个顺序搞颠倒了,就会造成家庭经济的混乱。如何分配家庭经济资源及由谁享有这些经济资源,其决定权是丈夫、妻子,或者他们两人一起。传统的家庭经济,一般是夫妻共同挣钱,全部交给一个人管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容易导致账目混乱的问题,比如说突然一方父母或亲友来家里住很久,这段时间就会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最终也许会导致家庭不和谐。而现代家庭,双方都有工作,甚至不少女性的工作待遇要好于男性;男性受传统思想影响,处于资金收入的弱势状态,思想上承受着压力,这也同样影响着家庭的和睦。

在现代社会里,爱情和个人性格不像家庭声誉和地位那样容易在婚前就能确认,而后者是传统社会重要的考虑因素。许多已婚人士发现他们的婚姻生活被日常琐事磨得黯淡无光,夫妻已不再相爱,有些人就离婚并在婚姻市场上重新寻觅。于是现代社会拥有许多看起来很矛盾的组合:因爱而结婚和高离婚率。步入中年的男性往往由于自身的财富与地位,大多数都成为婚姻市场中“有效率的寻觅者”。而中年女性则刚好相反,由于性别角色的分工,她们往往需要花大部分精力打理家务,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是放弃事业,而她们的青春期又远较男子短暂,一旦离婚后重入婚姻市场,往往是“不具效率的寻觅者”。

四、婚姻家庭中的经济贡献

家庭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总是与经济产生一定的联系。在婚姻家庭中,经济无处不在,洗菜做饭、打扫屋子以及喂养孩子等家庭活动,都与经济发生重要的联系。婚姻提供了一种机会,让男女双方在家庭分工和劳动中享受到经济所得和资源支配。传统的家庭中,分工使得男性通过家庭外的工作而成为主要收入者,女性多从事于生儿育女和家庭生产等劳动。直到最近几十年,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里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得到提高,但家庭中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

夫妻间要处理好家庭中的经济问题,有以下几点: 经济要公开,夫妻双方要做到心里有数;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大事;精心计划,计划得越细,花费就越合理;应该视双方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切不可因为一方给了父母钱,而另一方为此闹别扭;精打细算,开支要处处节俭,长远打算。同时,在资金的管理和支配上,也有以下几种方式。

家庭消费AA制。“AA”是“Algebraic Average”的缩写,是“代数平均”,意思可以从字面看出,就是按人头平均分担账单的意思。所谓家庭消费AA制,指的是夫妻双方将各自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公有财产,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和养育孩子,余下的部分由各自独立支配;一旦遇到家庭重大开支时,双方还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幸福。家庭消费AA制有利于男性摆脱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使女性在经济方面得到独立,向社会提出更多、更高的就业要求,可以促进两性的平等。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适合AA制,AA制适合观念超前的家庭。实行的先决条件是夫妻双方对这种新的理财方式都认可,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则不能盲目实行AA制。

家庭消费基金制。根据家庭的各项收支状况,建立必要的家庭共同基金,包括用于支付水电、日杂费用的“生活基金”,用于养育儿女及升学费用的“子女养育基金”,以及购房、购车等提高生活品质的基金。根据夫妻收入情况,每人可以拿出部分收入进行分块存储或消费,专款专用,这样更利于家庭理财的长远规划。

也可以实行一人管“钱”、一人管“账”的会计出纳制。这种理财方式由善于精打细算的一方管理现金,而思路灵活的一方则负责制订家庭的理财方案。这就和单位的会计、出纳一样,不是各人管各人的钱,而是以各自的分工来管小家庭的钱。

五、结语

从相互认识到恋爱结婚,两个人从此就组建了一个家庭,共同付出、共同维护这个家庭。不管谁的收入高,在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绝对不是谁的收入高谁就说话算数。双方应互敬互爱,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合理地处理家庭中的经济问题,使吵架的机会降到最低,使家庭的资源浪费降到最少,共同为家庭作出贡献,建立起一个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提高,在婚姻家庭中也出现一些与经济相关的问题,例如为经济出现争吵、离婚甚至是“出轨”等。利用社会学的相关知识,从收益、制度、信息、精神需求等角度讨论这些问题的表象和原因,有助于解决婚姻家庭中的矛盾冲突,增进婚姻家庭生活的和谐。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8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婚姻私人化,直觉思维,理性思维

一、“助推”模式下“婚姻私人化”的论证及反思

泰勒和桑斯坦在《助推》一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婚姻完全私人化”的构想, 主张消除“婚姻”一词在含义上的不确定性。夫妻之间惟一的一层法律关系便是民事结合, 一种界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协议。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授予婚姻关系的组织, 将会自由选择和制定其认为合适的用于结成婚姻关系的规则, 而不必拘泥于某种正式的婚姻安排模式。政府和组织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授予夫妻婚姻关系。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 两位作者就“婚姻私人化”的可行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作者在首先提出来的核心的观点是“为了尊重宗教组织并保护个体成员的自由, 建议将婚姻完全私有化”。[1]其实就是面对现实中关于宗教婚姻和同性婚姻的争议, 而提出的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实现的话, 我们将面临的就是“‘婚姻’一词将不出现在任何的法律条文中, 结婚证也将不再由任何级别的政府组织颁发和确认, 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各司其职, 明确彼此在‘婚姻’事务上的分工。”[1]这样, 夫妻之间的关系只是表明一种民事结合。这种“民事结合”是与“婚姻”相区别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之下, 作者开始设计符合理想能够约束这种合同关系的规则体系。在这一选择体系中作者希望通过助推完成以下几件事情, 从而说明“婚姻的私有化”是可能的并且是符合人们的需求的。“助推”需要完成的就是: (1) 同时保障婚姻的物质利益与象征意义。 (2) 保障夫妻作出承诺的自由。 (3) 推进婚姻中的自由选择。 (4) 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婚姻双方及孩子的利益。因为作者指出“对于那些赞成官方婚姻的人来讲, 他们更关心的是孩子的利益, 以及夫妻双方弱势一方 (通常情况下是女方) 的利益。”[1] (5) 如何满足来自宗教婚姻和同性恋的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 (6) 消除“‘婚姻’一词在含义上的不确定性 (本身包含着官方的法律含义和宗教上的意义。) ”[1]针对要完成的这几个目标, 作者又是怎样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助推”能够完成上面的工作呢?作者认为, “婚姻”是一种由政府设立的附带权利和义务的不折不扣的官方状态。根据法律的规定人们会得到的经济上和非经济的好处。但是在官方婚姻状态中, 这一系列的物质利益与婚姻的象征性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婚姻”状态的意义所在。因而, “夫妻结婚时, 他们不仅需要得到物质利益, 而且还需要能得到一种官方的合法性认可。”[1]但作者进一步提出了疑问“为什么需要将这两种功能结合到一起呢?”[1]作者在此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受政府控制的婚姻使得宗教组织按需形式的自由无法得到保证, 从而无法也无法保证夫妻做出承诺的自由。”[1]进而作者提出了以下几个反驳的理由: (1) 政府控制婚姻的制度在过去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性。现代婚姻制度不应当沿袭这样的历史。 (2) 婚姻制度是政府授予性行为和生儿育女合法地位的制度。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发生性行为和要孩子的前提条件。 (3) 官方婚姻制度是为了防止离婚, 使夫妻违背相互之间的诺言变得困难。“看上去像一种助推的行为。”[1]但是现实中的高离婚率告诉我们, 官方婚姻不能再作为一种提高婚姻关系稳定性的措施而存在了。 (4) “已婚”和“未婚”的区别使后者处于不利的经济状态。 (5) 站在支持官方婚姻制度的立场上来讲, 作者认为他们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官方的婚姻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利益和弱者的利益。但作者认为官方婚姻制度过于残酷, 认为一些更加直接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并进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方法, 那就是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的同时引导人们向目标方向努力。而官方的婚姻恰恰缺少自由度, 作者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默认选项。因而, 作者提出应当寻找更好的默认选项。 (6) 由于社会人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 即使没有政府的婚姻约束, 人们也会非常看重私人承诺。 (7) 现行的婚姻制度让人十分的迷惑, 甚至是专业人员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分歧。[1]在改变这一选择体系的过程中, 作者认为, 应当使助推成为保护弱者和孩子的工具。并且作者也提出了具体的助推的手段来达到这样目的, 并减少自利偏见所引起的争议。

经上述分析梳理我们不难看出, 作者在这个论证中主要是从现有婚姻制度的一些弊端, 以及“助推”所产生的良好效果来支持自己“婚姻私人化”的命题。但是这一论证过程本身存在有如下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 作者的整个论证建立在将婚姻的实质利益和象征利益相分离的前提之下。但是象征性本身并不是无意义的东西。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程序、仪式本身就是在一种象征性中得到权威并维持着一种秩序。

其二, 作者试图用“婚姻私人化”来解决关于同性婚姻, 以及宗教婚姻的争议本身面临的挑战将比这两种现有的争议更大。原因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婚姻”, 婚姻的契约属性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三, 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 作者希望化解的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议问题本身包含的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对于同性婚姻的阻力主要在于社会的认可。同性恋者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来被社会评价。因而即使法律将同性婚姻纳入到官方认可的婚姻形式模型中也并不意味着同性恋本身的处境就能变得更好。通过将婚姻私人化来回避这种争议可行性不足。作为社群主义代表人物的桑德尔也认为抽象的自主性理论根本没有挑战对同性恋的负面看法, 对同性关系的全面尊重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同性恋的亲密关系可以和异性伴侣一样分享人类的善, 即使不是引起羡慕, 最起码也能欣赏同性恋的生活。并且给婚姻运动的背景予以广泛关注, 是社会对婚姻制度承担的义务。

二、婚姻私人化的制度困境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之下, 假设“婚姻私人化”状态存在, 而作者也通过助推的方式为婚姻当事人建立一个合理的选择体系。即便如此, 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婚姻私人化还是面临着制度设计上的困境。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婚姻看作是合同关系这样一种思考方式。

首先, 如果我们将婚姻关系进看作是两人之间一种民事合同关系。那么我们需要解决如何保证这种民事合同当事人是两个人。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保障婚姻的安全性。换句话说, 如果从合同的角度来讲, 有利于交易的安全。因为通过婚姻登记, 起到的是一种限制竞争和公示权利的效果。 (第三方如果参与到原有的婚姻关系中, 则可能被判定为重婚罪。) 设想, 我们将婚姻私人化, 容许当事人双方之间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交易, 我们以什么作为公示的手段?如何保障第三人的利益?依靠民事结合和私人组织吗?即便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朋友、同事、老板的相处中度过, 因此, 即便没有政府的约束, 人们也会非常看重私人承诺。”[1]也并不能形成充分的力量, 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社会网络结构, 以及其他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影响作者的这种判断。因此, 关于这一点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明。由此, 我们看到, 在这样一种婚姻状态中, 对于个人的约束相较于原来的官方婚姻实际上更大了, 因为社会人也有自利的偏见。

其次, 忽略了婚姻制度与其他行政管理的联系, 增加了潜在的交易成本。我们知道, 婚姻登记承载着公法目标, 使得其具有国家治理活动的色彩。国家落实一夫一妻制的重要手段, 对已婚的人不予登记。借机对婚姻进行审查, 不仅要看婚姻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明是否齐备, 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 而且要看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 以减少强迫婚、早婚、重婚和禁止婚等非法婚姻的出现。同时一旦登记, 其他行政管理就有了载体, 比如户籍管理、计生管理, 是其他行政管理的辅助手段。[11]那么在“民事结合”结合制度下, 一切由私人组织来操作。国家对于本国公民的婚姻状况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对于其他的行政管理, 如前文所讲的户籍管理、计生管理没有认识。如果涉及这些问题, 政府部门就要重新的进行组织调查。在《助推》一书中, 作者忽略了婚姻制度与其他行政管理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婚姻私人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第三, 公信效力建设中的阻碍。当然这个就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系。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 人口城市化、工业化使城市劳动人口增加, 从而导致了一些迁移人口的无序, 重要表现在就业地点和住处方面, 从而导致了人际关系复杂化, 这诸多因素必将影响其婚姻家庭。[12]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约束力必然会降低, 私下举行仪式的公信力就会更弱。相反, 登记制度则可借助于网络技术扩大联网的范围来实现公示力的手段, 因而, 在这一点上婚姻的私有化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婚姻中的自由选择与国家干预

在《助推》一书中, 作者提出了“婚姻私人化”的设想, 并且希望建立一种“民事结合”的婚姻状态。作者所倡导的这种“民事结合”更趋向于将现有的婚姻关系变成纯粹的合同关系。然后通过“助推”的方式去制定一定的规则来约束这一合同关系。纵观在前文中对作者论证思路的梳理可以看到, 作者对现代婚姻制度多有诟病主要就是因为现有的婚姻制度没有足够的自由度。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在宗教婚姻, 以及同性恋婚姻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但笔者认为, 婚姻家庭领域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会牵涉到伦理、道德等因素的考量。因而即使是婚姻的“契约”属性不断得到认可的今天, 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婚姻“契约”属性的特殊性, 并不断需求着更加恰当的契约理论。作者在书中所倡导的这种“民事结合”状态其实就是将婚姻仅仅看作是一种合同关系, 而不掺杂任何情感的因素。诚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那样, “婚姻已经越来越不是一纸特殊的契约了, 他已经很难束缚住婚姻的双方。”[1]但是婚姻契约属性的特殊性并不是仅仅体现在对于婚姻当事人的束缚, 恰恰更像作者在文中所说的, “这些象征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婚姻的意义所在”。[1]作者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一种中立的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 认为包括同性婚姻、宗教婚姻等本身涉及的是个人的私人道德, 国家不应当过多的干预。自由主义的论旨之一是价值领域充满了无法化约的冲突, 意义是人类赋予这个现实世界的。在意义的世界里, 诸神不和, 所以公权力要避免代替人们来做出意义的选择, 避免去强制执行私人领域里的道德, 而只能秉持“权利优先于善”的理念。[15]这样的思路在哈特与德富林关于道德的法律强制问题的争论中也进行过相关的论述。在笔者看来, 不论是从我国国内的立法还是国外的婚姻立法来看, 国家对于婚姻领域的干预越来越少已经形成趋势, 在“婚姻契约”理论的指导下, 国家在立法时充分尊重了婚姻当事人的自主选择, 在制度设计上注重保护弱者。但作者认为“官方婚姻制度在提供这一庇护的时有些过于残酷。”[1]但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给出更加充分的论证。而且, 作者提出的这一观点是否证明了在庇护弱者这一方面, 官方婚姻有着更强的保护作用?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 除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外, 大部分的婚姻法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实际上还是以当事人的约定优先。同时, 在国家是否有权干预这一问题上,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婚姻本身是否只是私人的道德领域?婚姻是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

其实作者认为现有的婚姻制度缺乏自由度, 就在于国家在婚姻的法律形式上实行了垄断并且在法律形式之外附加一种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利益。换句话说, 又回到了主张“婚姻私人化”最强有力的证立, 那就是解决了同性婚姻及宗教婚姻的尴尬境地, 保障了他们与“官方婚姻”拥有样的权利。因而应当取消在婚姻形式上的分类, 取消婚姻登记制度, 实现婚姻领域的完全自治。史尚宽先生认为:“ 梅因谓‘由身份到契约’实为婚姻制度上之大革命。”[17]世纪之交的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功利化、市场化、人本化、开放化和多样化”的态势, [18]人的需要和人的权利得到社会的重视, 意思自治成为婚姻法的核心之一, 并不断得以强化。[19]同时, 现代社会的运作、发展模式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的价值认知和选择的双重性: 一方面, 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 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 保障个体利益, 维护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 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强化责任与义务, 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婚姻家庭关系中负载有社会利益的价值, 包含有国家意志的渗透。[19]正因为婚姻家庭关系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婚姻法的价值定向, 一方面, 要强调家庭自治, 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 要强调国家对婚姻关系的干预, 以维护社会公益。[19]

四、结语

从前面的分析中, 我们看到作者所提出的“婚姻私人化”的命题存在许多的问题, “助推”在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上有很多的方便之处, 但是在设计伦理、道德等一系列讨论激烈的问题时, 政府想试图保持中立也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将争议性的关键问题解决好, 明确方向, 才能更好地谈制度设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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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9

关键词：婚姻家庭,经济因素,重要作用

婚姻最初是人们形成群体、解决合作问题的手段。婚姻关系带有文化的烙印, 它的建立体现了社会、法律和经济等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人们的婚姻过程中, 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婚姻的开始、发展和结束。

在婚姻缔结过程中, 家庭经济背景对择偶意向有重要影响, 男女双方的收入、消费行为也都对婚姻缔结有重要影响。现在, 择偶过程中注重能力、素质的人越来越多,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 人们仍然没有跳出对收入的考虑, 只是把追求的目标由现实收入变成了期望收入。经济关系是婚姻关系的基础, 夫妻双方的经济关系变动和经济行为差异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在现实生活中, 由家庭经济纠纷而引发的案件日益增多, 它提醒我们, 在婚姻家庭这个非常感情化的世界里, 经济问题必须更加重视并妥善处理。

一、经济因素是保障婚姻关系缔结的基础

经济因素对人们生存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婚姻关系是决定人们一生幸福的关键关系之一, 所以婚姻关系的缔结必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古代社会, 婚姻关系的缔结所遵循的原则是门当户对, 它表达的是婚姻的对等原则, 即社会地位与财富相当的人才有更大的机会缔结婚姻。不同阶层的人常常有不同的价值观、生活习惯、道德规范、思想方式与情感特点, 构成婚姻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因素都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 没有平等的经济条件, 就没有适当的文化因素。所以经济因素在婚姻关系的缔结中起基础作用。

在许多人类社会中婚姻都是由某种类型的经济交换得以肯定的, 没有经济交换就没有婚姻关系的开始。例如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居民, 它采取了礼物交换的形式。更常见的是聘礼, 有时也叫彩礼, 这包括付钱或赠送其他贵重物品给新娘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在新娘要成为其丈夫长大的那个家户一员的社会中, 通常有聘礼这回事, 男家将获益于她的劳动以及她生育的子女。因此, 女方家庭必须就其损失而得到补偿, 这个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出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有经济交换, 婚姻关系才有缔结的可能, 聘礼的实质也起到经济保障的作用, 新娘的父母可以用这些物质条件为她购买珠宝首饰, 或者为她配备家具, 或者资助一场精心策划的、豪华的婚庆仪式。这一环节促进了婚姻的稳定, 同时也加深了婚姻关系中经济因素的烙印。

二、经济因素是使婚姻家庭形式从群婚制到专偶婚制的动力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形式, 这种结合形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婚姻关系的不同, 产生了不同的家庭形式。人类社会经历的第一个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 随着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到来, 家庭形式转变为普纳路亚家庭, 之后又从对偶家庭转变为一夫一妻制家庭。

从对偶制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转变, 其实质是经济因素的转变。在对偶家庭产生之后, 自然选择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所有血缘关系都被排挤在婚姻之外, 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代替自然选择。这种新的力量就是经济力量, 就是财产的私有和继承。从蒙昧时代开始, 人们不断学会的劳动技能证明了生产力在进步。生产力进步带来财富的增加, 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在满足了日常需要后, 还有剩余, 并且需要考虑如何处理这些剩余。确定财产的个人归属以及继承关系, 就不能不通过专偶制的婚姻家庭关系来实现。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不再是对自然选择的回应, 而是出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所以恩格斯说:“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 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以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

三、经济因素是实现婚姻双方地位平等的保障

婚姻家庭关系中, 充满了经济因素的影子。婚姻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在无产阶级家庭中, 除了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 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经济因素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础, 是促成婚姻家庭的关键因素, 也是推动婚姻家庭形式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此婚姻关系的存在不可能离开经济因素。在现实生活中, 婚姻双方关系发展的一大阻碍就是经济因素。只有婚姻双方达到相似经济水平的时候, 婚姻双方才有可能达到地位平等。有了经济基础作保障, 婚姻双方有更多的机会增进双方间的感情, 在生活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因经济因素而产生的压迫, 由此引发的家庭纠纷就减少了一大部分。

现代社会中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夫妻关系的粘合力增强, 婚姻双方的婚姻幸福感增强, 这都是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婚姻质量提高的表现。这一切都说明, 婚姻双方要在真正的婚姻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维持家庭的平衡和美满就必须不依附于另一方而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否则婚姻关系就如琉璃般脆弱不堪。婚姻双方经济的独立性和平衡性, 对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对婚姻双方地位的平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文生, 佟建亮.论经济因素在婚姻关系中的作用[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 2003.

[2]刘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44-45.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9-70.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0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分割,婚姻市场,就业歧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女性的教育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女性与男性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小, 这种差距的缩小也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各类报刊和网络媒体相继以“高校涌动女生潮”、“高校女生比例激增”等标题, 报道我国各类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女生比例上升的现象, 甚至“学历越高女生越多” (1) 。高校女生人数不断增多, 甚至高于男生人数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美国等OECD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十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1], 这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国内对这个问题还不太重视。分析出现这种经济社会现象的原因,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问题, 调整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源战略和教育政策都有参考价值。

女性的教育、就业和婚姻是相互连接的。笔者从近年来我国教育、就业等领域不断变革的环境出发, 认为教育总回报 (劳动力市场回报和婚姻回报之和) 上升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等原因造成的就业难是解释高校女研究生比例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 并就此做出了评论和建议。

一、女研究生比例增长变化现状

1994年, 我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 (自费上学、自主择业) 以来, 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 研究生招生及在校学生中女生比例也增长迅速 (见表1) 。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中, 女生的比例由1995年的29.31%猛增到2006年的45.16%;在博士生招生数中, 女生比例在12年间从17.32%增加到36.30%, 增加了19个百分点;硕士生招生数中女生比例由32.62%增加46.50%, 增幅达到12个百分点。从研究生招生数中女生比例的增长趋势来看, 在12年的招生中, 女博士生所占比例的增长趋势较平稳, 平均以每年2-3个百分点增长;女硕士生比例在1995-1997年增幅较平稳, 1998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 但到2003年由于1999年第一批高校扩招本科生毕业带来了充足的生源, 女硕士生的比例从2002年的40.7%增加到2003年的44.1%, 猛增了3.4个百分点, 此后又趋于平缓。总的说来, 在研究生招生数中, 女博士生比例要低于女硕士生比例, 增长速度也一直比较平稳, 但增幅要大于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和硕士生招生数中女生所占的比例。女研究生招生比例的逐年上升, 使得高校研究生在校学生人数中女生比例由1995年的27.58%增加到2006年的44.01%, 其中博士生女生比例为33.87%, 硕士生女生比例为46.36%, 甚至部分高校女生人数已经超过男生。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5-2007年)

从长远来看,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说是我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进步, 是家庭收入水平上升及家长在教育投资中“重男轻女”现象、性别歧视等都有所缓减的结果。但是,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 教育环境、就业环境在不断变革, 因此有关女研究生比例急剧上升的原因, 必须结合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来分析。

二、读研决策的经济学解释

在全国硕士生报名和录取中, 2000年以来应届生比例急剧上升, 应届生占全部录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在2000-2005年分别为47.4%、48.5%、49%、56.6%、58.32%、59.22%, 2006年后应届生占绝大部分, 已经超过了60%。因此, 虽然往届生读研决策与应届生有类似之处, 但笔者主要分析应届生的考研决策行为, 从而解释女研究比例上升的原因。大学毕业时, 面临读研或就业的选择 (包括自我雇佣) 问题, 必须在继续上学所带来的净收入和工作的净收入之间进行权衡, 以最大化自己的终身收入 (效用) 。选择工作 (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概率随着研究生教育收益的提高而降低, 或是在研究生教育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工作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影响工作净效用的因素, 主要有找到工作的概率、起薪 (即初次就业工资水平) 、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因为职业的成功而提高婚姻的成功率。影响研究生教育净收益的因素, 主要有研究生毕业后可以提高找到工作的概率 (除了获得新的技能之外, 还可以通过跨专业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好的职业发展及提高婚姻的成功率等。

1. 女性教育收益率上升。

由于技术进步和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人力资本的价值越来越在劳动市场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大量研究表明, 我国教育收益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3], “脑体倒挂”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一方面, 大学生就业模式实行以市场配置为主导的“双向选择”以来, 劳动和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 学历越高就业越容易, 找到好工作和稳定工作的机率越高, 相应的收入越多;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使得技能人才需求增加和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 如国有部门工资制度的改革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教育收益率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4], 使得个人收入与人力资本之间慢慢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且, 教育收益率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3]66。因此, 教育收益率上升是研究生教育投资热情空前高涨的直接动力。

随着教育收益率的普遍上升, 有研究发现各年龄段、各教育层次的女性教育收益率都高于男性[5]。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 可能的原因是: (1) 由于历史的原因, 平均来说, 女性的教育程度要低于男性, 在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女性劳动力供给相对较少, 高学历女性获得的工资贴水相对较多。 (2) 教育对女性劳动能力的信号功能要大于男性。劳动能力是无法完全观察和衡量的, 不同的性别之间具有不同的沟通语言 (主要是非文字) 和文化, 男性雇主或管理者更难以衡量女性的劳动能力[6]。另外, 社会网络关系趋向于按照性别运行, 而私人交往和熟人推荐是劳动力市场中重要的信息沟通渠道, 因此, 在高层管理者职位代表性不足的女性不具有信息优势, 他们的能力难以得到准确的认识, 女性从而会受到统计性歧视[7]。但是, 由于教育的信号功能减少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歧视, 从而改善就业环境和质量、提高教育回报。教育的信号功能能够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部分的一半[8], 而且, 学历越高, 教育的信号功能就越强大[9]。可以预见, 女研究生教育收益率会大于本科教育收益率 (包含找到工作的概率、工资水平及职业发展机会等在内的广义回报) 。

除了工资收入回报之外, 非工资回报也是女性进行教育投资的一个影响因素。教育程度的上升, 可以提高健康知识、生活品位等享受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提高培养小孩的知识和能力, 更好地教育和培育好下一代。有研究表明, 小孩的成长主要取决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应该说, 这些非工资方面的回报与工资回报同等重要。

2.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婚姻。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国家, 主要表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分割或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分割, 以及城市中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这种多重的二元结构在劳动力市场则造成明显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 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 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大中城市及国有特大型企业的工作, 工资报酬高、就业有保障、职业发展机会多;而如果是在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型民营企业工作, 则工资报酬低、就业无法保障、职业发展有限。而且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障碍 (如户籍制度、保护性的地方就业政策) , 劳动者很难在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中进行转换或转换成本太高, 因此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想挤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而不愿加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但是, 一级劳动力市场吸纳能力有限, 存在着进入壁垒, 如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般对本科生都有指标限制, 而研究生原则上不受限制, 为了能够留在大城市的一级劳动力市场, 毕业生只好被迫选择在城市继续读研。虽然应松宝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分割与一般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差异, 但他也赞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分割会促进教育需求[10]。

婚姻市场特征对女性教育投资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女性结婚年龄的推迟和生育率的降低, 使得女性具有了进行更多教育投资的机会和条件;其次, 与劳动力市场一样, 婚姻市场也存在类似的分割, 能力突出、事业成功的优秀男性大都集中在城市, 如果毕业时无法留在城市, 但为了在城市中找到理想的对象, 女大学生也可能会选择留在城市继续接受教育。因此, 除了便利的生活环境和就业机会之外, 大城市中良好的婚姻市场也是吸引女生的一个原因, 以致于城市中女性人数越来越多, 甚至会超过男性的人数[11]。尽管由于城市育龄女性增多, 以及“婚姻梯度” (女性择偶偏好是“上迁婚”) 的问题会造成城市高学历女性某种程度的婚姻挤压, 但由于择偶行为中存在同类婚原则, 即高学历的女性更倾向于与高学历的男性组成高学历家庭, 而高学历女性的家庭收入会显著地高于低学历女性家庭, 甚至有些高学历家庭即使女性不参加工作, 其收入也高于低学历家庭;而且, 由于高学历的优秀男性更值得珍惜或学历类型一致的家庭更稳定, 女性的学历与离婚率是成反比的, 高学历家庭更加稳定[12,13]。因此, 女性提高教育程度可以通过高质量和稳定的婚姻获得更多的回报。

3. 就业歧视、女大学生就业难。

大学生扩招以来, 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和起薪水平呈现下降态势,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据教育部统计, 2001年以来, 我国本科生的初次就业率持续降低:2005年, 截至9月1日大学生就业率为72.6%;2006年8月大学生就业率只有60%左右, 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90%的初次就业率相比, 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虽然现行的初次就业率统计没有扣除“主动不就业者”和“非签约就业”的影响而存在高估的嫌疑, 但同期按照现行的初次就业率计算的就业水平呈下降趋势则是一个事实[14]。随着就业率走低, 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也趋于下降。有调查显示, 2003年高校毕业生起薪仅相当于2002年平均水平的60%左右, 2004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仅相当于2003年平均水平的70%左右, 其中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50%以上, 2005年大学生的寻职薪酬水平更是大幅度跳水, “本科生月薪开价600元”[15]。

就业率和起薪的降低, 导致工作收益减少, 因而大部分本科毕业生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推迟就业而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 这就是“考研热”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根据刘尔铎对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在校大学生有将近一半参加考研或保研, 因就业难或部分因就业难而选择读研的比例高达72.7%[16]。这说明目前的“考研热”与“就业难”确实存在相关性, 其关联性还可以从分专业的调查数据中得到佐证, 考研比例高的专业, 如文史哲 (48.1%) 、法律社会类专业 (50.6%) 因就业压力而考研的比例明显地高于其他专业[17]。

虽然在教育上我国基本消灭了性别歧视, 但当本科毕业生在社会上求职时, 女生面临的障碍远比男生多。“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男性毕业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比例为55.71%, 而女性毕业生的该项比例为41.68%, 有27.3%的用人单位承认在招聘时偏向雇用男生[18]。雇主偏好男生, 固然有因女生生理或心理等因素的理性考虑, 但往往也会造成对女生的就业歧视。叶振文等对厦门大学2002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 87.8%的女生认为在求职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19]。雇主或管理者歧视女生, 可能是因为主观的偏好, 这种偏好可能来自于雇主、同事或是顾客。但更因为女生的能力信息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 理性的雇主为了减少筛选成本而对女生进行统计性歧视, 迫使女生需要提供更多的能力信息, 即获得更高的文凭才能保持同等的就业竞争力。另外, 相对于男生来说, 由于女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生活压力也比较小, 因而没有尽快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动力, 或是容易受外界不利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影响丧失劳动参与信心, 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选择读研。

三、评论与建议

1. 简短评论。

教育除了提高技能之外, 由于文凭的信号功能而减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歧视, 女性教育收益率不断上升, 甚至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劳动力市场严重的分割状况导致大学生宁愿“等待”也要想办法留在大中城市等一级劳动力市场上, 女大学生则为了将来提高在婚姻市场的回报而选择在城市继续接受教育或等待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高校扩招以来, 大学生就业率和起始工资水平不断下降, 女大学生更是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就业歧视而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迫使女大学生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选择读研, 这很好地解释了近年来出现的“考研热”现象, 特别是2003年女研究生比例剧增的原因。

尽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高校女生增多的现象, 但除了教育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外, 我国女研究生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有着自己特殊的原因和特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 女生的读研决策有着教育收益率上升的积极的激励作用, 但也有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等在内的负面激励作用。大学毕业后选择读研有受形势所迫的因素, 这就难免导致教育的过度投资, 而过度的教育投资又导致知识失业或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况且, 高学历女性并不一定就具有高劳动参与率, 因为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 女性婚姻的成功率也提高, 而高家庭收入则可能促使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从而造成有限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费。因此, 高校女研究生比例上升的现象值得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的重视, 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对教育投资进行正确的激励和引导。

2. 政策建议。

(1) 完善反歧视立法, 强化司法干预。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不仅损害女性的利益, 而且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 是既不公平又不效率的。政府应该在反歧视中承担主要的责任, 采取对策和措施, 提供公平就业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反歧视的实践表明, 反歧视不仅不会妨碍劳动力市场自由度, 反而会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虽已制定了一些有关促进就业和反歧视的法律和法规, 如《劳动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还有刚实施不久的《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都有相关反性别歧视的法律条文, 然而大多仅仅为原则性规定而没有具体实施细则, 甚至连性别歧视的标准和司法举证责任都缺少定义和规定, 使得反歧视条款流于形式, 变成“口号”而不具有操作性。反歧视更重要的还在于强化司法干预。要尽快制定反歧视的法律援助制度和考虑建立类似于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之类的独立机构, 负责法律的监督执行和承担仲裁及直接诉讼。

(2) 改进教育质量,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是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根据2007年盖洛普对我国大学生的调查, 大学生就业能力只能满足现有工作要求的70%左右,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亟待提高。其中, 个人素质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影响了大学生未来事业的成功率 (Knight和Yorke, 2000) , 而这些个性的要素是可以通过大学课程训练得到的 (Lee Harvey, 2001) 。落实高校的素质教育, 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 在一般课程中融入核心就业能力培养, 让学生有充分学习的机会, 而不是只局限于少数专业课程。第二, 重视“干中学”。工作中学习是获取就业能力核心要素最有效的方式。高校要注意与企业的合作, 通过就业见习机会提供职业体验。第三, 提升高校就业服务、指导部门的能力和功能, 使之能有效地支持就业能力提升系统的各个层面, 特别要加强大学生“非认知技能” (Heckman, 2003) 的培训和开发, 提高女大学生择业心理健康、就业技巧、自身权益保障能力,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 不要被“女性是弱者”的观念所束缚, 找准优势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但是, 就业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动态演化特征的概念, 涉及多方面的主体, 因此,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不仅仅是学校和学生个人的事情, 需要引起多方的关注和重视, 按照孙长缨的话说就是“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20]。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1

赵晓(以下简称赵):是的。我出生在江西省奉新县一个小镇,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低碳生活”的第一课。母亲勤劳善良,除了每天艰苦劳作外,还能智慧持家。由于父亲在外地上班,一年才回家一次,母亲将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虽然母亲已经去世了,但她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植入我的血液。

记:你在择偶方面是否也倾向于“低碳生活”这种类型?

赵:我盼望找一个像母亲那样的女人为妻。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李霞。当时,我问了好多问题,李霞多数都答不上来,但她仍报以温和、平静的微笑,我觉得这个女生有点意思。后来,我和别人聊天时,得知她是一位注册会计师,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求职,曾经因拒绝做假账而被“炒”过。在北京就业压力很大,为了良心而放弃自己的饭碗,这种人不多见。因此,我对李霞产生了敬意。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发现李霞善良、贤惠、有爱心。我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

记:在生活中,你们的“绿色婚姻”有摩擦吗?

赵:从开始准备婚礼摩擦就不断。订酒席、发请帖、安排婚礼,一切都是李霞一个人操办的。我说:“婚礼只是个形式,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恩爱,花2万元办一场婚礼很不值。”李霞听了就来气:“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不认真操办?”我没有顾及李霞的情绪,接着又说:“操办婚礼的钱,我们可以捐助给那些贫困的孩子,那些孩子的人生将因此而改变,他们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我的话还没说完,李霞就把手里的活儿一扔,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记:能举例说说你生活中那些不愉快是怎样解决的吗?

赵:小时候,我家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母亲留给我的那种勤劳、善良而温暖的记忆,是无论何时都抹不去的。为此,婚后我和李霞商量,让她辞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她每天像保姆似的忙个不停。我有时还很不客气地批评她,比如衣服皱了没熨平,地板上有没擦净的小污点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发现窗台上有一根头发,便冷冷地对正在打扫卫生的李霞说:“看,这是一根头发!”看着那根头发,李霞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扔下手里的活儿,气呼呼地回卧室锁上了门,任我怎样叫都不出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重了,便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是李霞没反应。我马上提出思考已久的解决方案:“以后我们请个保姆来做家务,你只要做好管理就行了。”李霞听了很感动——原来我并不是把她当成保姆,而且了解她的辛苦。她笑着打开了房门。后来,我得到了“绿色婚姻”的真谛:夫妻间重要的是让对方感觉到爱!

记:你是用什么方式营造“绿色环保”家庭气氛的呢?

赵:我一直都是骑自行车出行,结婚后还一直保持。李霞也跟我一样,乐于既环保又有益于健康的出行方式,远了就坐公交或打车。我们的目的是便捷、实用。对于孩子我要求他们不和别人攀比,与人为善。孩子虽小,可他们做到了,这让我很欣慰。2007年,我岳父母身体不好,我决定把二老接来同住,当时我住在近郊的公寓房,那里楼层高没有电梯,我决定换房。随后,我和李霞看上了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套乡村花园式别墅,院子里有空地,老人可以种种花草,孩子也可以养小动物,对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可这套房子只有50年的租用权,当时很多朋友劝我不要买,说风险太大,住着不安稳。我的想法是只要有利于老人和孩子,我宁愿承担这个风险。李霞也很支持我的决定,我们有着共同的看法:房子不是第一位的,亲人相爱才是家。

记:作为经济学家,你也会做赔本买卖?

赵:(爽朗一笑)你说的是办幼儿园的事情吧?那是我和李霞的共同意愿。结婚后,我的每笔收入都会“上交”,但我委托李霞每次拿出10%奉献出去。我们希望这样的爱心流动能让社会更和谐,其实帮助别人也等于帮助自己。去年,李霞提出想办幼儿园,我非常赞成。我俩商量后,给幼儿园取名“一百倍幼儿园”,目标是让在这里起步的孩子能得到百倍的人生成长。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幼儿园的股权收益全部反馈、奉献给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我们做的并不是赔本买卖,因为我们用双手托起了孩子们的未来与希望!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2

《非诚勿扰2》这部电影开场是芒果与香山的离婚典礼, 对此, 秦奋评价道:“散买卖不散交情”。可想而知“买卖”指婚姻及和婚姻相挂钩的一系列附属品, “交情”指感情。也就是说, 芒果与香山“由夫妻变回了熟人”。本文想谈的是秦奋和梁笑笑的“买卖”与“交情”。在我看来, 与其说这俩人在“散不散买卖”和“散不散交情”间犹豫不决, 不如说梁笑笑在对秦奋没啥“交情”的前提下讨价还价做成了“买卖”。

秦奋又说“结之前的好朋友和离之后的好朋友有本质的区别, 不是不用负责任了, 是谁也不图谁什么了”。“不图什么了”这句话虽然指的是香山和芒果, 但也为电影接下来秦奋和梁笑笑的“买卖”做了很好的暗示。这两个人各图什么呢?我认为秦奋图的是梁笑笑的年轻和美貌;梁笑笑则图的是财, 而秦奋的财也并没有多到梁笑笑的标准。这便有了之后的试婚、分手、订婚。

具体说来, 二十多岁年轻貌美的空姐梁笑笑是年近半百的有钱人秦奋征婚征来的。秦奋的又老又丑是梁笑笑心不甘情不愿的根本原因。电影刚开始, 俩人别别扭扭地驱车到了秦奋的住处——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四季花开的小木屋, 梁笑笑两眼放光:“你买的?”“不, 租的, 20年, 安度晚年用的。”梁笑笑心想, 她这20年的青春年华便是要陪他度晚年了。雪上加霜, “租的”便是“没房”, 这给秦奋的经济价值大打折扣。电影的下一个场景是很幽默的:秦奋硬逞能要背梁笑笑, 活色生香气若游丝的美少女趴在人家背上, 可惜这老光棍体力不行, 还没到家门呢就趴下了:“你是没赶上我好的时候, 这二年, 是有点虚。”的确, 人家赶上的是又老又虚的时候。试婚期间, 看着这个形容枯槁的老男人的梁笑笑悲从中来, 二人在海边分手。

分手之后的秦奋变成了梁笑笑的备胎。又年轻又帅气又多金的男人不好找, 找不着了只能跟秦奋凑合。决定他们又在一起的是香山的人生告别会。目睹了死亡的梁笑笑也就对生时的贪念没那么大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 嫁了吧, 更何况秦奋投保的受益人是她呀。虽然20年后秦奋死了, 房没了, 受益人得的钱还是很可观的, 300万呢。

以上便是梁笑笑老夫少妻, 傍了大款, 做成了“买卖”的过程。

旁白告诉我们说, 俩人结婚是在20年后, 正好是试婚试的时候, 也是秦奋所说的“幸福不一定要在一起, 倒霉一定要在一起”的时候。想象一下:秦奋70, 梁笑笑40;秦奋说不定真瘫了;说不定还瘫了个十年二十年不死。那梁笑笑的悲剧就真的开始了, 美人迟暮、孤身一人, 还得照顾一个瘫了的糟老头子。再说秦奋, 老了、瘫了, 想上厕所, 可贤惠的梁笑笑说了:“你尿吧, 尿裤子里我给你洗。”生活不能自理都够可怜了, 还没点尊严。话说, 这20年之后, 他俩要是还没啥“交情”, 这日子还真没法过了。

笔者认为这部电影暗示了:还得是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了老了, “谁也不图谁什么了”, 才真正的是“买卖没散, 交情还在”。

二、电影在现实生活中的呈现

《非诚勿扰2》中反映的这一现象也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那么, 现实生活中“嫁富”这一社会现象是如何呈现的呢?

2009年岁末, 在广州一所高校内, “富二代”雇人在高校校园内散发传单, 高调公开征婚, 在各大高校校长及教师的一片反对声中, 仍有一百五十多名在校女大学生争相报名, 想要成为“富二代的妻子”。22名美女冒着寒风, 从各地赶来听如何做好企业家妻子的“爱商”培训。其中, 不少女生是奔着见见男主角而来, 可惜未能如愿, 甚至连“富二代”的照片也没能瞄一眼。[1]由此, 一些年轻女士对“嫁富”这一“买卖”的追捧可见一斑。

2010年4月11日, 广州市妇联发布了《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调查观红皮书》。该《红皮书》是由广州市妇联研究室、市广州妇女学会、家庭期刊集团等机构联合组成调查小组。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0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形式进行调查, 历时3个月完成。问卷主要调查广州地区女大学生群体在学习与就业、交往与情感、婚姻与人生、消费等四大方面的价值观。实际发放问卷1100份, 有效回收992份。

在婚姻与人生的价值观调查中, 结果显示, 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 她们认为嫁给富二代可以少奋斗很多年。其中, 有三成左右女大学生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38.4%女大学生认同“嫁铁饭碗”并有兴趣尝试。半数左右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潜力股”。对结婚对象的选择, 57.6%的女大学生不在乎现在有没有钱、在乎是否对自己好、人聪明有发展潜力;18.3%在乎双方在一起的感觉, 其余无所谓;仅有4.2%和3.6%选择对自己好、却没钱没相貌或有钱长相好却花心这两种类型的男人。

主导这次《红皮书》调查的广州大学副教授刘树谦认为:近六成受调查女大学生有嫁“富二代”的想法, 是受到很现实的社会风气影响, 是一种写照。但不能光看这一数据, 其实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 并不是盲目的、完全不讲爱情找有钱人, 她们理想是找能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富二代”, 那总比找一个穷光蛋好, 这是很实际的想法。[2]

同时, 《婚姻与家庭》杂志联合新浪女性频道在2010年5月18日共同推出调查——“你愿意嫁给富二代吗?”

调查结果如下:

与《红皮书》的结果不谋而合:意“嫁富”的女性竟占了近七成。有48.8%的女性嫁给“富二代”是为了缩短奋斗时间、改变命运;25.4%的女性为了改变下一代的生活, 希望借助婚姻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三、启示或结论

兵哥哥、劳模等都是上世纪曾流行过的而且被倡导的女性结婚对象, 其中没有一个是与金钱紧密联系的。而现在, 嫁给“富二代”这一走捷径的方式, 正由过去人所不齿到被悄然接受。以上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如今面对时时攀涨的房价、跌宕起伏的股市、居高临下的物价, 真正压倒女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高昂的生存成本下无法承担的焦虑。

然而, “富二代”在爱情这门课面前, 显然还有很多功课要学, 比如“自私骄纵、不懂得付出爱”, “受到父母的辖制、不能独立”等等。这些都是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用金钱无法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三成女大学生等年轻女性不愿嫁给“富二代”的原因。在第二份调查中, 有11.9%的人更愿意与伴侣一同创业, 共同担当生活, 而不指望“树大好乘凉”, 相比富裕的物质条件, 她们更看重爱情本身。

最后, 谈谈我的几点思考:首先, 在大众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年轻女生追求“嫁富”是司空见惯的, 并非大逆不道之事。通过嫁人获得富足的物质生活的确是一条捷径, 更何况我们不都是听着“灰姑娘与王子”的故事长大的吗?

当然, 既嫁入了豪门, 又与“富二代”培养出了爱情固然好事一桩, 但这毕竟是少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灰姑娘们既然如此理性地无视“交情”以“买卖”为首要选择, 就应该做好人老珠黄之时鸡飞蛋打镜中水月一场空的准备。

而对于男人们,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谁不喜欢年轻、貌美又有学识的女生?常言道“富贵思淫欲”, 更何况“富二代”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若真遇上类似《非诚勿扰2》中秦奋瘫了的情况, 还真得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要不怎么说“患难见真情”嘛。

所以说, 这“买卖”与“交情”若能二者兼得是再好不过了。否则, 还是舍“买卖”而取“交情”为好。

摘要：近年来, “富二代”成为在各种新闻报纸、书刊杂志, 甚至是老百姓日常谈话中很熟悉的一个词。“嫁人只嫁富二代”也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笔者认为, 《非诚勿扰2》这部电影看似平淡, 却是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象。本文将从该影片切入, 继而探讨“嫁富”这一价值观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关键词：《非诚勿扰2》,傍大款,富二代,大学生,女性,婚姻

参考文献

[1]解琳娜, 祖舍.公共生活的变迁与婚姻道德价值理念的嬗变--从“富二代校园征婚选校花“透视我国当代婚姻异化现象[J].唐都学刊, 2010年9月, 第26卷, 第5期.

[2]梁茜.近六成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N].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