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贷款政策

创业贷款政策（精选11篇）

创业贷款政策 篇1

答复:1.政策内容。毕业学年和5年内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10万元,贷款期限2年;属于微利项目(微利项目是指国家限制行业以外的商贸、服务、生产加工、种养殖等各类经营项目)的,贷款期限内由财政全额贴息,自己不负担利息。

2.办理流程。由申请人携带申请资料,主要是个人身份证件、5年内全日制大专以上(含大专)毕业证书、《营业执照》或租赁承包协议等经营项目证明、反担保人的相关材料,向创业地社区或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由社区或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机构推荐到担保机构;担保机构进行审核、实地调查、承诺担保;经办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发放贷款。有的地方担保机构可以直接受理申请。

3.要求条件。要求为毕业学年、5年内全日制大专以上(含大专)高校毕业生,且自主创业时不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的。

如还有疑问,请向创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小额贷款担保中心咨询。

创业贷款政策 篇2

十大创业优惠政策

1.放宽经营场所等限制。大学生创业从事非扰民项目的，可以住所(经利害关系人同意)、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农村住宅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

2.建立青岛市大学生创业股权投资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设立1000万元的政策性引导资金，依托青岛市创业者协会等组织，建立青岛市大学生创业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资初创期和初具规模的大学生创办企业。

3.加大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力度。大学生创业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发放范围扩大到所有来青创业的大学生。新发放的个人小额担保贷款，其中从事个体经营的最高额度提高到10万元，创办企业的最高额度提高到30万元。除国家限制行业(如建筑业、娱乐业、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等)以外的商贸、服务、生产加工、种养殖等经营项目均视为小额担保贷款微利项目，纳入财政贴息范围。

4.扩大一次性创业补贴范围。毕业2年内青岛籍大学生在青岛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领取营业执照或有关资质证明有效期限在1年以上，有固定营业场所，并正常经营3个月以上的，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或自谋职业扶持金。其他大学生在青岛创办企业正常经营满2年且本人由所创办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投缴社会保险的，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自谋职业扶持金补贴标准市内四区分别为5000元、4000元，其他区市由当地自行确定。

5.扩大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范围。大学生在青岛创办企业在具备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条件的基础上，创办企业2年内招用硕士以上学位的毕业生或毕业2年内青岛籍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按照有关规定为其投缴社会保险的，市内四区按照每招用1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其他区市自行确定。

6.给予经营场所租金补贴。大学生创业符合《关于自谋职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发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劳社〔2008〕144号)文件规定的，可享受自谋职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经营场所租金补贴与自谋职业扶持金不能同时享受。

7.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大学生创办企业招用本市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或特困家庭大学生，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8.实行人才招聘和参加会展优惠。鼓励大学生自主创办企业招聘人才和参加各类会展，自企业注册之日起，3年内可免费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组织的人才招聘会。

9.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优惠。

创业贷款政策 篇3

问：《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为鼓励和扶持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2015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对我区农民工申请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的贷款对象、条件、额度、期限和利率等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通知》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申请农民工创业担贷款条件，降低贷款门槛，减少审批手续，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创业贷款需求，增加农民工受益人数，有利于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全区扶持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当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通知》主要阐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需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主要进一步明确了贷款对象和条件、担保基金的运作、担保基金的筹集、附加条款、反担保人范围等问题。二是工作要求。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强化预算执行。

问：贷款的对象和条件有哪些？

答：《通知》将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对象和条件调整为“有半年以上进城务工经历农民工或经‘第一书记’推荐的农民，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取消“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的农村转移劳动者”作为农民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条件。

问：对担保基金的运作有哪些要求？

答：《通知》明确，各市、县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委托同级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或政府指定的担保机构、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经办银行进行担保基金运作。采取指定经办银行运作的，对连续3个月未办理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的，应取消其经办银行资格，及时调整经办金融机构。

问：担保基金的筹集有哪些措施？

答：《通知》明确， 各市、县要及时足额筹集本级担保基金，并确保基金额度与当地农民工创业需求相适应。各地可从自治区财政下达的农民工创业专项奖补资金中统筹安排。经自治区同意，在确保本地区贷款贴息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各市、县可调整自治区下达的农民工创业贷款贴息资金用于补充担保基金。

问：关于担保贷款的附加条款有哪些说明？

答：《通知》要求， 各地金融机构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支持农民工创业金融扶持优惠政策，全力支持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工作，严格按照本通知及桂人社发〔2015〕33号文件执行，在审批和发放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时，不得设置家庭成员有无商业贷款、家庭是否和睦、是否属于非单亲家庭等附加条款。

问：反担保人范围包括哪些？

答：《通知》称， 担保机构要完善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反担保体系，反担保人范围要严格按照桂人社发〔2015〕33号第十七条规定执行，即具有当地户籍或在当地工作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垂直机关工作人员、在规模以上企业连续工作五年以上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列入地方财政人员经费预算的村“两委”干部和公职人员等四类人员执行，各市、县及经办金融机构不得擅自缩小反担保人范围。

问：如何强化农民工创业贷款预算执行？

答：《通知》称，加快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与贴息资金审核拨付进度，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年度资金使用计划，按进度列支资金。同时要严格按规定审核拨付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自治区将视各地落实情况适时收回部分年内确实无法支出的资金。

创业贷款政策 篇4

在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下,政策学习是围绕作为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的“难题”(puzzling)展开的[1]。如赫柯罗(Heclo)认为,政策学习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来源于政府对某种社会或环境的激励所做出的“反应中的转变”[1]。P.A.霍尔(Hall)认为,政策学习是一种“根据过去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调整政策的目标和技术的刻意性尝试”[1]。因此,无论是政府自身面临着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还是受到外部力量的驱动,政策学习往往表现以发布和实施政策文本的方式,实现对政策理念和政策意图的持续改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学生贷款一直在适应性学习中发展。在学生贷款的各种政策工具中,补贴是有力的经济杠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正是由于对补贴的依赖,使得学生贷款与一般商业贷款有着明显的区别,无论是1999年在我国开始试点、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国家助学贷款,还是2001年前后在部分省份开始试行、2007年以后已经成为主体的生源地贷款,补贴都是学生贷款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并充分体现出政府利用财政杠杆调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文本,容易受到经济规律、教育发展规律的交互驱动,是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必须注意的问题。笔者通过有关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文本的回溯,展示其政策学习的背景,并在考察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其政策学习的特点,以期丰富研究者和决策者对教育政策演化的基本认识。

二、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演进历程

本文采用的“数据”源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全国学生贷款(资助)管理中心网站上1999到2011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文本。通过反复核对数据间相互引用的回溯表明,本文已经收集到中国全部的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文本。

(一)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发起背景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免费上学”逐步退出我国的公共政策视野。高等教育进行成本分担,个人缴纳一定比例的学费,已形成广泛共识和政策议程。但是,学费使得家庭贫困学生难以负担,高等教育资助体系迫切需要以“学费+贷款”模式,取代“免费+助学金”模式。1999年6月,我国在北京等8个城市试点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在贷款方案的六个主要组成部分中,补贴由于利益错综复杂、牵涉面广,已成为公认的政策难点。在当时出台的方案中,简单实行按学校隶属关系,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贴息50%的政策。此后,除了对贴息比例进行调整外,按学校隶属关系进行补贴的方案始终未有改变。2004年6月,我国实行国家助学贷款的新机制,即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同时,该机制对2001年以后在浙江、湖北等省份开始试行的生源地贷款补贴政策进行了规范。

理论上,政府提供的补贴使学生只需部分偿还所借贷款,在财务可持续的角度上,则表现为学生贷款的资本金只能被部分地回收,未被回收的资本金数额则体现了政府对学生贷款的补贴程度。然而,对补贴程度进行精确计量存在实践上的困境。如:如何衡量学生贷款的经营成本、预期风险和收益,如何确定学生贷款对低收入者的可获得性、可偿还性等问题。这种困境也必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在教育经济学的文献中,关于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学生贷款时何者更有效率的研究文献比比皆是,呈现出的结论却往往截然相反。但是,我国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何者提供学生贷款并非问题的关键,而是政府能否为学生贷款设置出一套合理的补贴机制——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有意愿为学生提供贷款,而同时又要使他们不会利用学生贷款天然的“市场失灵”来损害公共利益。

(二)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数量分布

截止到2011年12月,我国政府各部门共发布32项与学生贷款补贴有关的政策,政策发布数量最多的年份是2004年,共有7项,其次是2006年,有4项,其他年份则是1到3项不等,2010、2011年没有出台关于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见图1)。政策数量的变化表明,补贴一直是决策者制定学生政策时重点关注的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所收集资料的统计

根据政策文本的形式差异,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可分为4种类型:意见、通知、管理办法和行政法规。在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体系中,以通知形式出台的政策占59%,其次是意见类的政策文本占22%,管理办法占19%,而行政法规类的政策文本为零,反映出政策文本的层次性、权威性还比较低。

(三)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参与部门

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主导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主要参与部门有教育部、财政部、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和河南省教育厅。在全部32项政策文本中,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了9项、参与制定3项;教育部牵头制定8项、参与制定11项;财政部牵头制定5项、参与制定9项;银监会2003年成立后,当年就参与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制定,共牵头制定1项、参与制定5项;国家开发银行牵头制定5项、参与制定4项;河南省教育厅2004年正式参与,共牵头制定4项、参与制定5项;总参谋部2009年正式加入。

从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部门间合作来看,由单个部门出台的政策为12项,占38%;由两部门联合出台的为8项,占25%;由三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为9项,占28%;由四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为3项,占9%。可以认为,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多部门的参与才能完成,这说明我国高校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的会商与协调的重要性。部门联合制定补贴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对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执行内在地形成了一种体制化、结构化的制约。

(四)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目标的演化

学生贷款补贴作为一种可供政府遴选的政策工具,需要服务于更高层次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扩张目标。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我国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目标在1999-2003年主要在于扩大学生贷款的规模和覆盖面,着眼于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重构与优化,在2004年实行新机制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开始注重学生贷款的社会效能。

在第一阶段(1999-2004年),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目标是:发挥补贴的财政杠杆作用,直接以财政杠杆撬动金融杠杆,理顺国家、高校、学生、银行等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其着眼点在于促进商业银行积极发放学生贷款,加快以学生贷款为主体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形成。

在第二阶段(2004-至今),除继续发挥补贴的财政杠杆作用外,决策者还希望通过学生贷款培养大学毕业生这一优质客户群体。同时,利用财政补贴促进学生贷款与个人诚信体系的良性互动,形成约束学生贷款各方的失信行为,提高银行经营学生贷款的意愿,为我国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切入效应和示范效果。

(五)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的演进

为实现既定的政策意图,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学生贷款补贴的支出能够产生足够大的杠杆效应,即政府只需要在自身财力可以承受的水平下支付最小的成本,就能实现学生贷款的最优规模和理想覆盖面;另一方面,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杠杆效应差异,政府需要决定不同政策工具之间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即财政支出水平和杠杆效应之间要形成最佳匹配。

自1999年以来,经过多次政策调整,到2012年5月为止,我国学生贷款包括高校发放的学校贷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校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信社发放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三种形式。其中,学校贷款的发放额度和覆盖面非常有限,学生毕业前必须偿还完毕,而且没有补贴。可以预计,学校贷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会完全退出我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因此,我国目前只在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使用补贴的政策工具。

1. 财政贴息(1999年起)。

我国学生贷款一直实行财政贴息,只是补贴的时间(从整个贷款期间缩小到在校期间)、范围(从贴息50%到全贴)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贴息一般按贷款的发放金额计算,便于计算和执行,且能显著减轻学生贷款的偿还负担率。然而,相比较而言,财政贴息却不能有效促进学生贷款的偿还与回收,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财政贴息的比例、方法都是在贷款之前确定,并不与学生后来的还款行为相挂钩,贷款拖欠、偿还与否都可以获得相同额度的财政补贴。

2. 税收优惠(2000-2004年)。

税收优惠有呆坏账税前核销与免征银行所得税两种方式。2000年,我国政府规定商业银行经营的国家助学贷款,如果由于学生违约或拖欠而产生的呆坏账,按实际发生额在所得税前核销。对贷款机构来说,税前核销呆坏帐相当于应纳税额的减项,直接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纳税负担。2001年我国政府又出台免征学生贷款的利息收入营业税的规定。在实践中,无论是呆坏账核销,还是免征银行所得税,补贴的力度都很小,未能有效激励银行经营学生贷款的意愿,难以实现刺激贷款供给、扩大覆盖面的目标,唯一的优势是政府补贴支出较小。随着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施行,两种方式的税收优惠被同时取消。

3. 风险补偿金(2004年起)。

风险补偿金是学生贷款领域常见的政策工具,它可以在政府、学校、银行之间形成合理的分担机制,成为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鲜明特征。风险补偿金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由招投标决定,最高不超过15%)设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高校承担的具体比例与各自毕业学生的还款状况挂钩。风险补偿金的引入,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学生贷款的发放金额和覆盖面,而且显著增强了政府对学生贷款的补贴力度。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介入我国学生贷款市场,对风险补偿金的操作办法进行了微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强化中央政府对风险补偿的出资责任,相应地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根据不断发展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将风险补偿金的出资主体由财政和高校调整为财政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分担比例也由“招投标”变更为“议标”。

从理论上来说,风险补偿金能解除银行经营学生贷款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增强政府对学生贷款的补贴力度,有利于实现学生贷款的目标,是相对较为理想的政策工具。但从政策效果看,政府有可能担心增加的补贴支出超出财力可承受的水平而限制学生贷款的实际发放额,银行也可能会缺少对学生贷款进行成本控制的内在动力,产生过度依赖风险补偿金的机会主义倾向。

4. 代偿(2006年起)。

代偿是指财政代替符合条件的学生偿还所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是唯一一种面向学生,减轻学生贷款偿还负担,引导学生从事特定社会和公益事业的直接补贴。2006年9月,我国政府规定,如果借款学生毕业后到特定地域或行业(西部地区或艰苦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就业3年以上,国家将以奖学金的方式代替他们偿还学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2009年5月,我国政府又出台规定,将代偿对象扩大到高校参军的借款学生,由中央财政承担这部分学生的还款责任。从政策工具上讲,代偿政策的社会效果非常显著,能引导学生服务艰苦行业、艰苦地区。但是,代偿不能成为学生贷款普遍运用的政策工具,否则就有可能使补贴成为助学金的转化形式,而失去学生贷款的本身功能,同时,这也是政府财力所不能负担的。

三、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的特点

政策文本分析表明,10多年来,在我国的学生贷款补贴政策领域,政府经过快速学习,已经从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转型“试错”中的无措状态中走出来,通过频繁发布政策文本来调整政策思路和政策目标,明显体现出政策学习的特征。

(一)“教训-吸取式”和“社会学习式”在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中同时存在

赫柯罗(Heclo)和霍尔(Hall)都将“教训-吸取式”定义为“从经验中学习”[2],也就意味着一旦在某个领域确定一种先例,那么这种先例就会被用来进一步推动在某个方面与此相似的另一个领域发生某一类似的变化[2]。因此,“路径依赖”影响着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发展,无论是政策目标的设定,还是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文本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以特定“教训-吸取式”的学习方式。在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体系层面、部门层面、工具层面和文本层面上,存在着大量使得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有效的局部知识,需要政府各个部门通过“从经验中学习”来充分利用这些知识,改善政策供给。从1999年开始,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不断创新,其政策参与部门、目标、工具都有新扩展,无不是这些参与部门各自“从经验中学习”后进行知识合作的结果。

当然,“社会学习式”在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中也存在,如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中的风险补偿金,就是借鉴加拿大1995-2000年间实行的联邦助学贷款风险分担政策的结果。加拿大联邦助学贷款在此期间由银行负责贷款偿本付息的管理,并承担坏账的主要负担。当贷款进入还款期时,政府向银行支付相当于贷款账面5%的风险补贴金。2004年,我国政府以风险补偿金为核心,建立了学生贷款经办银行的招投标模式,并让高校承担一部分风险补偿金,它试图将传统的财政补贴和金融工具二者结合起来,既可吸取加拿大银行当时出现财务困难的教训,又能吸收美国联邦教育贷款项目“特别津贴”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就是说,既考虑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共济性,又考虑到了个人责任和银行财务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风险补贴金源于政策过程外部,体现出政策制定者适应或改变社会的阻力或能力,是一种“社会学习式”的政策学习。

(二)政策学习促进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的融合

在政策领域,任何政策工具单独使用,迟早都会面临边际效力递减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和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发挥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和规模效应[3]。自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杠杆干预学生贷款市场、实行补贴政策以来,在政策学习的过程中引导政策变迁的特征非常明显,频繁地将补贴政策与金融工具、教育规划、立法等多种方式组合使用,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贷款目标——“增加来自学生的真正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同时扩大高等教育的参与和学有所成的机会”。一方面,银监会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后,大大提高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杠杆、金融杠杆之间的协调性,也使得金融、教育、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从而最大程度地将“沉淀”的金融资源转化到具有长远效益的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讲,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的过程,也是学生贷款实现帕累托改进式的资源配置效率过程;另一方面,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过程中,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各个部门需要进行密切的知识合作,从1999年的参与制定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到2009年新参与的总参谋部,大大地促进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与我国金融、财政、教育政策的融合,有效消减了政策工具之间的互相冲突和抵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政策学习,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创新是渐进式的,但也发生过政策范式变迁

参考库恩的科学范式模式,政策分析学者提出政策创新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渐进式的,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新旧政策相互转换,即政策范式变迁[4]。从政策文本上看,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根本原理在于:通过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引导居民储蓄参与学生贷款,同时运用财政补贴诱导“沉淀”资金投向高等教育。可以认定,“引导”和“诱导”贯彻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始终,决策者无论选择何种政策工具,其政策创新都是渐进式的。但是,从2004年起,学生贷款补贴政策背景发生较大变化,政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路径依赖”,使得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发生过范式变迁。从政策目标看,从单纯的贫困生资助、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到完善高等教育资助制度、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从政策工具来看,财政贴息方法的变更、税收优惠的取消、风险补偿金的招投标、代偿的引入,无不体现政策范式变迁的特点;政策主体方面,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由最初的财政部主导、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已经扩大到国务院、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教育厅、总参谋部等部门的强力参与。因此,尽管“路径依赖”对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有着深刻影响,政策文本的频繁发布使得学生贷款补贴政策表现出真正的范式变迁。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干咏昕.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J].东岳论丛,2010(09).

[2]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13.

[3]黄维,沈红.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绩效、缺陷与可持续发展[J].教育研究,2007(04).

创业贷款政策 篇5

摘要：文章立足于北京市，考察近三年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和贷款环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并与津沪渝三个直辖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其他城市，但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却处于垫底位置；北京市银行业市场结构集中度下降，但垄断程度仍高于其他城市；此外，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相对落后。促进北京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外，还需加快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

关键词：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银行业市场结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我国千万户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万亿元的资金规模，不仅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而且也超过创业投资、股权交易市场和债券市场（史建平，2015）。正是基于银行贷款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北京市，考察近三年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和贷款环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并与津沪渝三个直辖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北京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从而进一步推动银行小微贷款的健康发展。

一、 四直辖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较

1. 小微企业贷款绝对规模比较。

（1）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较。从绝对规模来看，上海市小微企业贷款连续三年领先，贷款余额从2012年的6 953亿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8 885亿元。2012年贷款规模排列第二位的是天津（2 745亿元），其次是北京（2 546亿元）和重庆（2 245亿元）。到2014年，北京市的贷款规模上升到了第二位（5 106亿元），天津（3 476亿元）和重庆（3 377亿元）位列第三和第四。

自2013年起，全国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由高速增长转为趋于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银行从单纯追求“贷款余额”增长转变为追求“金额”与“户数”双增长（史建平，2014、2015）。2013年～2014年上海和重庆的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在相对平稳中有所下降。而2013年北京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在较低基数的基础上加速到25.88%，2014年增速达到惊人的59.31%。

这反映了竞争压力下银行在开发小微企业贷款时粗放的经营模式。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如此高的增速难以持续。

（2）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比较。个人经营性贷款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个人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合法经营活动的人民币贷款。小微企业主以自然人的名义申请贷款，只要贷款用于所在企业的经营活动，其目的与企业贷款无异。因此，以小微企业主（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对象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是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一部分。

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表现不同，北京市个人经营性贷款（包括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的绝对规模连续三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到2014年达到2 198亿元，分别是上海（1 083亿元）、天津（555亿元）和重庆（1 458亿元）的2.03倍、3.96倍和1.51倍。从需求方面来看，北京留学回国人员达10万人，占全国四分之一。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北京市政府各类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在京创业，北京市个人经营性贷款需求可能更高。从供给方面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银行将小微业务与个人贷款、个人与家庭理财业务相结合而进行大零售管理。北京市作为四大国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的总部，银行大零售的发展进展更快。这可能是北京市连续三年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高居榜首的原因。

2. 小微企业贷款相对规模比较。

（1）小微企业贷款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之和/GDP比较。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比较四直辖市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有必要计算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即小微企业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在地区GDP的比重。在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机构贷款/GDP是衡量金融发展深度最经典的指标（？觬ihák et al.，2012），故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规模/GDP可以看作是衡量各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深度的指标。上海的GDP最高，但其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也最大，2012年～2014年中其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相对规模均在40%上下。而2012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GDP只有21.20%，处于垫底位置。但此期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惊人，到2014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GDP上升到34.24%，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超过重庆（33.89%）和天津（25.64%）。

（2）小微企业贷款/企业贷款比较。另一个比较小微企业贷款相对规模的指标是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这一指标可以反映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相对于全部企业贷款的投入，以及小微企业贷款与全部企业贷款相比的变化。上海该指标在2012年以27.68%排在第一并连续三年保持首位，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了29.19%。北京市该项比例一直是四个城市中最低的，2012年为9.49%，仅为上海市当年水平的三分之一，此后虽有所提升，但到2014年也只有13.75%，约为上海市和重庆市同年水平的一半左右。

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在企业贷款中的比重连续三年低于其他三个城市，说明近年来北京市银行的主要贷款资源用于支持大中型企业，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北京市的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

二、 四直辖市银行业市场结构比较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有重要影响。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的特征及中小银行在处理“软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之有更大的激励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而大银行由于更加复杂的组织结构导致更高的代理成本，对小企业贷款时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Berger & Udell，1995；2002；Stein，2002；李志赟，2002）。因而，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市场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为此，有必要探究四地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特点及其与小微企业贷款之间的关系。

1.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比较。资产的市场份额是传统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指标。而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贷款成本高等特征还要求银行离小微企业尽可能近。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太少、市场份额太低则意味着它们距离小微企业的太远，贷款成本过高对小微企业贷款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小微企业贷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收集和处理各种渠道的软信息，即使银行开发基于供应链的小微企业批量贷款模式，也仍然需要一定的人力在后台对信息进行核实。如果中小银行从业人员数量不足、市场份额太低，也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

2012年～2014年，四城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北京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市场份额分别下降4.74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前者降幅居首位，后者降幅仅次于重庆（3.37个百分点）。此期间北京市中小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对于推动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横向比较，由于五大国有银行中有四家总部设在北京，因此，北京市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比较高。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的市场份额为41.45%，仅次于上海（42.29%）。而从业人员数量仍占据了银行业市场一半的份额，比位居第二的天津（45.10%）高出5.13个百分点。

从资产总额的市场份额来看，2012年～2014年间除上海外，其他三个城市五大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均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北京五大国有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下降2.5个百分点。但横向比较，北京市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仍然最高。

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无论以机构、从业人员，还是以资产的市场份额来衡量，2012年～2014年期间，与其他三个城市一样，北京市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银行业市场的集中度仍然高于其他三个城市。

2. 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比较。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第三梯队”，以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地区经济为市场定位，它们的户均贷款规模多在100万元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国有银行千万元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股份制银行数百万元的量级，真正服务于更多以小商户、小业主为主体的小微金融受益群体（史建平，2014、2015）。因而，城商行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贷款的发展。

2012年～2014年，无论机构、从业人员或是资产的市场份额，城商行市场份额排列前位的均是天津，到2014年，天津市的城商行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和资产三个方面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0.70%、12.14%和17.76%。同年，上海城商行机构与资产的市场份额排列第二，重庆城商行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排列第二，而北京城商行机构与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三位，而资产的市场份额则排在最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三个城商行的市场份额基本呈增长态势不同的是，北京城商行从业人员和资产的市场份额却分别下降了2.05和0.74个百分点。

自2006年中国银监会放开城商行跨区经营限制以来，一些在总部城市具有良好表现的城商行纷纷开始在其他重点城市、特别是四个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入驻城市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也促进了当地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根据各城商行官方网站提供个数据计算，截至2014年底，已有11家异地城商行在北京设立82家营业网点，占北京银行业营业网点中的市场份额仅为2.07%，低于上海和天津。北京市城商行市场份额不高，与异地城商行引进数量不足有关。

三、 四直辖市小微企业贷款环境比较

1. 地方政府改善贷款环境的举措比较。在改善贷款环境方面，除了按照中央的部署将担保公司分期分批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外，各地方政府还建立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完善抵质押物评估机制。但四直辖市政府工作的重点和推进速度有显著的差异。北京市除了推动相关部门为融资性担保机构担保业务快速办理各类抵押物和质押的登记外，2011年还提出推广中小企业信用报告，2012年要求整合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基础信息，建设中关村信用信息平台和科技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2014年再次提出加快建立小微企业评级发布和信息通报制度。

天津市从2010年开始就建立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2013年底开始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工作，2014年市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重点用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平台、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上海市更是制度建设先行。早在2010年就出台了地方性的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对知识产权评估师的基本要求、职业责任、评估操作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为促进银行向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贷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上海市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可向社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都向各类融资担保机构开放，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与担保业务有关的信息查询。同时也于2014年初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对象，试点开展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将信用评级与开发信贷产品相结合。而重庆市于2012年依托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和市工商局建立恶意欠款人“黑名单”制度，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借款人征信服务。

综述所述，在改善贷款环境的举措中，北京市没有像上海那样着力建设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在地方小微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也落后于天津和重庆。除了在中关村高科技园外，北京市在全市小微企业法制和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方面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 小微企业贷款环境比较。为了量化和评价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的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环境，我们利用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主编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的数据。其中的“法制环境”由“司法公正与效率”、“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两个指标组成，衡量地区司法系统执法过程中的公正程度及效率水平；“社会诚信环境”指适合企业经营的地区社会诚信环境。数据来自对全国4 0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评分以5～1表示（数值越大表示该方面表现越佳）。

天津市在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环境两方面均表现优异，分别以3.63和3.56分位列全国首位；上海市法制和诚信环境分值分别为3.36和3.42，均排在全国第二位；重庆和北京的法制环境分别排在全国第四和第五名，分数为3.33。社会诚信方面，北京以3.31分排在天津、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而重庆社会诚信得分为3.17，排在全国第11位。通过比较可知，北京市的法制环境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较为薄弱，而社会诚信环境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综合来看，当度量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难易程度的指标（包括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和除贷款利率外的额外费用两个分项指标）时，北京市的得分只有3.02，排在全国第16位，不仅低于天津和上海，而且低于重庆。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全文，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首先，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规模高速增长，2014年绝对与相对规模仅次于上海。但北京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一直低于其他三个城市，银行的贷款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其次，北京市银行业市场结构集中度下降，但垄断程度仍高于其他城市，中小银行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最后，北京市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比其他城市更难。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提高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除了鼓励在京中小银行发展外，还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技术先进、业绩突出的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加以引进，并支持已经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增设营业网点，以强化它们的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进一步推动北京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完善法制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任务艰巨，但一旦完善，则可促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将完善法制环境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制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办法》和《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从评估对象、知识产权评估师的基本要求、职业责任、评估操作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方面制定知识产权评估标准，使知识产权质押的评估有法可依，促进高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还应该进一步整合金融、工商、税务、法院、海关、质检等部门信息，建立北京市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网，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并扩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例如：可作为政府招标采购时考虑的一个重要标准），构建完善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的信用约束机制。更重要的是，完善融资担保公司的考核机制，制定P2P平台的考核管理办法。对于违规、跑路和诈骗的担保公司和P2P平台，其法人代表和高层管理人员一律列入“黑名单”，终身禁止在京进入金融业。

第三，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鼓励差异化竞争和精细化管理。应该更注重小微企业贷款质量考核，注重贷款笔数、户数、贷款期限和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鼓励银行主导“下沉”客户对象，并进行精细化管理、规范竞争。

参考文献：

[1] 李志赟.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2，（6）：38-45，94.

[2] 史建平.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3] 史建平.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报告2015[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风险浅析 篇6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高校资助政策体系, 加大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自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逐步体现了“放宽贷款条件、扩大贷款范围”的思路。经过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和高校的通力合作, 目前该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据全国学生资助中心统计, 从1999年到2008年年底, 全国高校累计有436.1万名大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圆了大学梦, 累计贷款金额达337.1亿元。然而, 在高校助学贷款执行过程中,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最主要的是助学贷款形成的大量坏账, 成为政府、银行和学生共同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伴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和还款期限的到来, 超过20%的还款违约率问题越来越突出, 很多商业银行已经失去了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鉴于借款主体、还款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借款主体未来偿还能力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助学贷款政策在我国实施的时间还很短, 尚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 仍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

1. 贷款手续繁多, 获贷比例偏低

据教育部调查统计, 目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15%~30%, 其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所占比例为8%~15%。然而, 到目前为止, 获贷人数却远远低于这一比例, 1999年至2008年, 实际获贷人数和贷款金额都没有超过申请总量的60%。可以看出, 相对于众多需要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 我国助学贷款的总体资助力度还是不够。另外, 国家助学贷款的手续繁多, 给部分贷款学生带来心理压力。不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先要在村、乡 (镇) 开证明, 然后接受高校审查, 还要再经过银行审批, 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最后还不一定能拿到贷款。有学生因为贷款手续太烦琐、压力太大没有办理贷款, 而是选择缓期缴纳学费。

2. 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由于商业银行的本质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这使得它们在经营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过程中不得不考虑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关系。国家助学贷款是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发放的, 具有鲜明的政策性目标。作为政策性很强的金融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把这种高风险转嫁于银行身上。对银行来说, 它必须承担全部风险, 而能够获得的利润却与其承担的风险不对等, 这就造成银行对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银行提供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于来自政策的压力, 而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必然会给助学贷款的运作带来困难。2003年, 国家助学贷款因为银行无法承受过高的违约率曾一度暂停就说明了这一点。为鼓励银行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2004年, 国家进行政策调整后, 引入了“风险补偿金”的激励机制, 给经办银行一定的风险补偿资金。然而, 在实际运行中, 最终承担风险的还是银行, 这就造成银行顾虑重重, 不敢贷款给学生。

3. 大学生诚信意识缺失

目前, 不少社会公众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讲信誉、守信用、重信义的重要性, 更没有切实树立“信用至上”的观念。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在校大学生及刚刚走向社会的高校毕业生。大学生的诚信意识缺失是造成国家助学贷款违约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以来, 社会上对违背信用等有失道德准则的现象越来越宽容, 部分高校忽视对学生道德理念的培养, 诚实守信等道德观念难以深入学生内心, 加上部分高校对助学贷款政策宣传不到位, 使学生对国家助学贷款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主要表现在:学生的贷款心态不正, 信用意识淡薄, 部分贷款学生不履行告知义务或故意隐瞒收入状况, 而部分有偿还能力的毕业生也存在拖欠贷款的现象, 没有履行当初贷款时的承诺。

4. 大学生毕业后收入水平低制约还款能力

近年来,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 高校毕业生数量每年都大幅度增长, 造成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无法及时就业。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 使贷款学生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那些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无法按时偿还贷款, 而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收入普遍较低, 部分毕业生的收入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 缺乏家庭背景, 很难依靠自身条件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他们既要背负着家庭和生活的责任, 又要偿还大笔贷款, 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大多数学生都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援, 自己短期内难有积蓄, 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偿还贷款。这些是导致贷款学生债务偿还能力较低的重要原因, 增加了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性。

5. 对贷款学生违约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自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 国家下发了很多文件、办法和意见, 多次修正或增加对贷款发放的激励条款, 如无需提供担保、财政给予贴息、风险补偿金等, 但在约束贷款毕业生按时还贷方面收效甚微, 尤其是催收、追讨欠款方面, 缺乏有效手段。目前, 国家助学贷款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没有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系统。在美国的个人信用系统中, 逃税记录和助学贷款违约记录将会终身相伴, 银行很容易对贷款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信用状况进行评估。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个人信用系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完善, 信用资料极其缺乏, 个人信用状况无法评估。因而国家、银行、高校和学生无法共享国家助学贷款的信用资料, 缺乏统一协调, 影响了助学贷款的发展。

三、完善助学贷款政策的措施

1. 建立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法规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 它事关国家的长远利益。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助学贷款制度相比, 我国的助学贷款政策尚有不完善之处。为促进助学贷款政策的健康发展, 我们要强化政府、银行和高校的责任, 尽快建立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法律法规, 使之形成有效的专项监管制度, 以保障助学贷款政策的顺利执行。因此, 制定建立在现行助学贷款政策基础上的《国家助学贷款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准确界定国家助学贷款的性质, 明确有关部门、当事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明确助学贷款的主体、操作办法、违约责任等问题, 以法律形式规范国家助学贷款。对执行不力的地方政府、高校以及银行的主要负责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不能因其本部门的小团体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对恶意欠款的毕业生应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 有效惩治违约行为。

2. 简化贷款手续, 提高贷款覆盖率

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手续过于繁多, 要改革目前的状况, 首先应该简化助学贷款的手续。只要贷款学生有生源地村、镇或者高校出具的证明, 银行就应该发放贷款。其次, 应该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率, 切实提高助学贷款申请人数占在校生的比例和贷款的最高限额, 特别要考虑地区差异、学习层次差异等因素。银行要主动加强与学校、政府部门的联系, 尽可能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 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甚至一定情形下的生活费都可以享受贷款, 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

3. 建立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 延长还款期限

贷款学生还贷负担过重是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根据毕业生收入的差异性, 提供多种还款方式供贷款学生选择, 助学贷款的还贷率才会有较大的提高。除了传统的“分期定额还款”, 还可以增加“分期不定额”或“定期不定额”“分期递增”等多种还款方式, 其结果都能够减轻毕业生还本付息的压力, 有助于助学贷款的有效回收。“分期递增还款”的方式即在贷款学生毕业初期还款数额较少, 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偿还数额。这种还款方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为合理, 对降低拖欠贷款起到明显成效。此外, 目前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的按收入还款的偿还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现行的政策在还款年限上规定:“毕业后视就业情况, 在1~2年后开始还贷, 6年内还清。”在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前提下, 不少贷款学生在毕业一两年内找不到工作, 即使找到一份工作, 6年的还款期限给刚刚就业的大学生增加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从国际上来看, 大部分国家的助学贷款还款期都在10年以上, 比如, 泰国学生贷款计划的还款期限为15年, 这还不包括两年的宽限期;印度早期的国家贷学金计划也规定了贷款还款期限为8~10年。相比之下, 我国的助学贷款还款期限显得过短。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建议将还款期限延长至毕业后10年甚至更长, 至于具体期限可根据地区和行业差异而有所区别, 应有一定的弹性。

4. 建立和完善全国性个人信用体系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无需经济担保的银行信用贷款, 其健康运行需要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支撑, 必须建立在健全的个人信用制度基础上。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建立的可实现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于2006年1月正式运行, 但信用档案还需大量扩充, 其功能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对贷款毕业生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的跟踪管理。全国性个人信用体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单单依靠银行系统自身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因此, 国家要加大投入, 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利用先进的信息和技术手段, 逐步构建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征询系统。通过信用系统, 将贷款学生的个人信息、贷款情况等记录在案, 并及时更新, 以保持信息的有效性。这样, 不管获贷的毕业生走到哪里, 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政府、银行和学校都能随时掌握贷款大学生的情况。通过个人信用系统可以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提供较为全面、翔实、透明的信用信息, 从而对贷款学生形成制约机制, 以此来对毕业生的个人行为进行约束。

5. 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个人信用贷款, 申请时无需担保或抵押, 在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系统的情况下, 暂时还没有更有效的措施对违约学生实施制约。在此情况下, 贷款学生主观意愿上是否按时还款就成为能否收回贷款的关键因素。面对当前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缺乏的危机, 加强在校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在个人信用方面应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教育, 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各高校要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载体, 把诚信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和毕业教育体系, 帮助学生牢固树立诚信意识。要让每一个学生清楚地认识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规范的情况下, 珍惜个人的信誉, 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 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非常重要。此外, 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 强化日常管理, 把诚信表现纳入学生日常德育考核体系。

摘要：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作为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一项重大措施, 自1999年实施以来, 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为此, 需要采取下列措施, 完善助学贷款政策:建立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法规;简化贷款手续, 提高贷款覆盖率;建立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 延长还款期限;建立和完善全国性个人信用体系, 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

关键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谢洋.国家助学贷款10年惠及436万大学生[N].中国青年报, 2009-05-01.

央行出台家庭农场贷款优惠政策 篇7

2月21日, 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银发[2014]42号) 。文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利率水平、额度、贷款期限、抵质押物范围、新型融资工具等多方面作出要求。

贷款利率方面, 央行规定, 对于地方政府出台了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政策以及通过抵质押或引入保险、担保机制等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利率原则上应低于本机构同类同档次贷款利率平均水平。此外, 各机构在贷款利率之外不应附加收费, 贷款额度方面, 央行规定, 原则上, 从事种植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贷款金额最高可以为借款人农业生产经营所需投入资金的70%, 其他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贷款金额最高可以为借款人农业生产经营所需投入资金的60%。家庭农场单户贷款原则上最高可达1 000万元。

央行还表示, 对于从事林木、果业、茶叶及林下经济等生长周期较长作物种植的, 贷款期限最长可为10年。此外, 对经工商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达到企业化经营标准、满足规范化信息披露要求且符合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发行条件的新型家庭农场, 央行允许其在银行间市场建立绿色通道, 探索公开或私募发债融资。

创业贷款政策 篇8

罗素集团由20所英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组成, 其中包括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学院等名校。根据报告, 该集团2012~2013年度将面临11亿英镑的资金漏洞。另外, 英国一流大学的资金可维持性存在“严重风险”。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 该集团成员将被迫大幅度削减预算。之前, 该集团已经向政府提出建议, 认为工党政府制定的未来三年削减9亿英镑的预算计划将给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严重困难。

罗素集团的提议虽然暂时平息了人们关于提高大学学费的争议, 但是同时也表明, 关于大学财政危机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报告提出了一种能够缓解资金可维持性危机的办法, 即提高大学生贷款利率, 这关系到政府的整体借贷成本。并且, 大学毕业生开始偿还贷款的年收入门槛应该低于目前规定的1.5万英镑。

罗素集团报告认为:“由于目前学生贷款利率过低, 所以实际上贷款只能算是强加到政府身上的一种补贴, 也不符合高等教育入学的公平原则。”该集团将在接下来几周内继续向政府提出建议。

现行制度规定:当学生每年所挣薪水在1.5万英镑或以上时便开始以低利率偿还贷款。该报告指出, “由于缺乏真正的学生贷款利率 (real rate of interest) , 因此补助金的发放迫使政府成本花费更高, 并且不符合高等教育公平入学的要求。此外, 该补助也面向富裕的学生, 说明了资金从经济较差学生向富裕学生再分配, 这说明该政策是一个极度倒退的政策。一种修改现行制度的方式是使学生贷款具备实际利率, 并且该利率应等同于政府的借贷总成本的实际利率”。

该报告还补充说明:可以通过降低毕业生偿还贷款的门槛来减少政府资助学生资助制度的公共费用, 这就意味着学生可以提前偿还贷款。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王黎编译)

创业贷款政策 篇9

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是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基于创业人员的申请和承办单位 (就业经办机构、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个私协会、教育部门) 的推荐意见, 经当地社保、财政部门确认后自主审批, 向创业人员发放用于开展创业的贷款。

功能和特点

“组织推荐、统一担保、农信审批、财政贴息、多方共管”。对借款人实行免担保、免利息。

贷款对象

从事除国家禁止及限制行业以外的微利项目经营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复转军人、留学回国人员等自主创业人员。

贷款额度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每一名创业者提供不超过5万元的贷款。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最长为2年, 可展期1次, 展期期限不超过1年。

贷款方式

创业小额贷款由省政府建立的省级担保基金统一担保, 正常期限内的贷款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贴息, 对创业人员免除担保、免付利息。展期和贷款逾期的由创业人员自行承担。

还款方式

自贷款发放后第7个月起按3个月一期的还款周期等额还款, 贷款期内还清全部贷款。

办理流程

个人创业无息贷款 篇10

不少人都有创业的想法，但是现实之所以称为现实就是因为它的残酷，资金问题可谓是最现实的问题了。多少人因为没有启动资金而一直无法实现自己的创业梦，多少人因为无法承担银行贷款的高昂利息而选择了放弃贷款。那么，您知道个人创业无息贷款吗？

申请小额贷款条件：

1、年龄18周岁至45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2、有本市常住户口，有固定的住所;

3、有按期偿还无息借款的能力，且能提供保证人;

4、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5、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巧选银行 贷款也要货比三家

按照金融监管部门的规定，各家银行发放商业贷款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上浮或下浮贷款利率，比如许多地方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上浮30%。其实到银行贷款和去市场买东西一样，挑挑拣拣，货比三家才能选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相对来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要低一些，但手续要求比较严格，如果你的贷款手续完备，为了节省筹资成本，可以采用个人“询价招标”的方式，对各银行的贷款利率以及其它额外收费情况进行比较，从中选择一家成本低的银行办理抵押、质押或担保贷款。

合理挪用 住房贷款也能创业

普通三至五年商业贷款的年利率为5.58%，二者相差0.81个百分点，办理住房贷款曲线用于创业成本更低。如果创业者已经购买有住房，也可以用现房做抵押办理普通商业贷款，这种贷款不限用途，可以当作创业启动资金。

精打细算 合理选择贷款期限

银行贷款一般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贷款期限越长利率越高，如果创业者资金使用需求的时间不是太长，应尽量选择短期贷款，比如原打算办理两年期贷款可以一年一贷，这样可以节省利息支出。

另外，创业中小企业融资也要关注利率的走势情况，如果利率趋势走高，应抢在加息之前办理贷款，这样可以在当年度内享受加息前的低利率;如果利率走势趋降，在资金需求不急的情况下则应暂缓办理贷款，等降息后再适时办理。

用好政策 享受银行和政府的低息待遇

创业贷款是银行推出的一项新业务，凡是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能力或已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因创业或再创业需要，均可以向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申请专项创业贷款。

创业贷款的期限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3年，按照有关规定，创业贷款的利率不得向上浮动，并且可按人行规定的同档次利率下浮20%;许多地区推出的下岗失业人员创业贷款还可以享受60%的政府贴息;有的地区对困难职工进行家政服务、卫生保健、养老服务等微利创业还实行政府全额贴息。

亲情借款 成本最低的创业“贷款”

创业初期最需要的是低成本资金支持，如果比较亲近的亲朋好友在银行存有定期存款或国债，这时你可以和他们协商借款，按照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并可以适当上浮，让你非常方便快捷地筹集到创业资金，亲朋好友也可以得到比银行略高的利息，可以说两全其美。不过，这需要借款人有良好的信誉，必要时可以找担保人或用房产证、股票、金银饰品等做抵押，以解除亲朋好友的后顾之忧。

提前还贷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政策环境研究 篇11

20世纪70年代末期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国进行的小额贷款试验是小额贷款最早的起源。近几年来,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银监会和央行在2008年5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简称23号文件) , 将小额贷款公司界定为“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最初, 小额贷款服务对象的范围是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服务的贫困、低收入人群或底层人群, 其目的是消除贫穷, 促进社会的公平。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服务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 不仅包括贫困低收入人群, 而且将需要贷款的中小企业纳入进来。小额信贷在中国 (2013) 一书认为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依赖于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23号文件建立起来的, 是具有商业性质的, 其主要的业务对象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小额贷款公司本质上是政府将民间资本、地下金融等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正规化、合法化的一种制度安排。然而, 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却存在诸多问题 (诸葛隽等, 2011;廖检文, 2013) , 如监管主体不明、职责不明确、法律不完善等, 为了缓解这种局面, 所以应加强和改善其有针对性的监管。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 也是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需要。虽然法律上没有将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规定为金融机构, 但从事的小额贷款业务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具有同样的风险, 而且贷放出去的资金对我国经济也具有影响, 运用不当同样会给经济埋下隐患和带来冲击。本文从四个方面说明有效监管的必要性:小额贷款公司性质不明、所面临的风险、监管主体不明确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 对小额贷款公司应实施和改善其监管措施, 包括非审慎监管方式、行为监管、信息披露监管、部门配合及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

2 有效监管的必要性

2.1 小额贷款公司性质不明

我国的金融机构分为两种, 一种为银行金融机构, 另一种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 应该属于金融机构, 但是它的性质是企业法人, 并不能吸收公众存款, 不能办理转账、结算等业务, 所以应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使得小额贷款公司性质的不明确, 在实际运营中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 有关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加强监管。

2.2 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风险

2.2.1 资金来源风险

2008年央行和银监会在《指导意见》中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 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的融入资金余额, 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此项规定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 仅能经营“只贷不存”的业务 (钟勇, 2015) ,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运用有限的资金进行放贷, 影响了资金的周转效率, 造成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 融入资金的利率按照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加点计算, 故其资金成本相对较高 (汤碧, 2012;杨林生等, 2014) , 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扩张和发展速度。

2.2.2 信息不对称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想要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就是控制信息不对称风险, 尽量减少呆账坏账。目前我国个人征信系统不完善, 借款方和贷款方之间信息不对称, 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较低, 缺乏借款人偿债能力、风险了解途径。贷款前, 信用风险越高的借款人为得到贷款愿意接受较高的贷款成本, 而那些信用好、风险较低的借款人则不愿支付较高的成本, 故产生借款人逆向选择的问题;贷款后, 信用良好的借款人会及时足额还清贷款, 而信用差的借款人则不能及时足额偿还贷款, 甚至不偿还贷款, 这就出现了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信息不对称风险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获利风险。

2.2.3 经营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面对的客户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农”, 它的出现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对客户进行贷款时, 小额贷款公司手续简便, 可操作性强, 灵活性大, 贷款审核时间通常为1-3天, 审批的效率高,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金融机构服务覆盖的不足。贷款程序之所以简便, 是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对贷款人的审查并不严格, 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风险。

2.3 监管主体不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 容易出现监管范围重叠或者监管冲突。《指导意见》规定,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 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此外, 还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资料”。由此项规定看来, 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和监管权归属省级地方政府, 但具体监管部门并未指定, 其他相关部门也对其监管负有一定责任。各省区根据本省特点对监管机构作地方性规定, 因此各省具体监管部门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省区由地方金融办管理, 一部分省区成立省级联席会议, 一部分省区规定中小企业管理局负责监管。各地方监管部门和责任分摊不明确统一, 容易产生监管冲突, 发布的规章制度政策不一, 监管职责重复, 发生问题时容易相互推卸责任, 更可能出现监管空白, 而且监管部门较多时也会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应接不暇, 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2.4 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目前, 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才刚刚起步, 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 仅有一些监管部门和各省有关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办法, 但仅凭这些是无法实现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约束和相应保护的, 并且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 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 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3 改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措施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规模扩大、数量不断增多, 其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现有的监管措施已不能满足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的发展需要, 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营造良好的监管政策环境。

3.1 非审慎监管方式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模式为“只贷不存”, 所以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只对其实行备案登记方式, 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定期将贷款发生额、余额、客户数量、贷款利率等主要信息报给监管部门备案即可, 故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尚不严格, 应采取一定的监管方式。

监管方式有两种: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审慎监管针对的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金融机构, 包括采取资本监管、贷款分类和提取损失准备金等措施, 目的是保证其良好的财务状况, 监管成本较高, 比较严格。非审慎监管也称为合规性监管, 重点在于保护客户及其信息的透明度, 对于财务报表的状况并不过分看重。就目前情况来看, 随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规模、业务的不断发展, 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截止到2015年一季度已有8922家, 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众多且分布分散, 其“只贷不存”的业务模式并不涉及存款人利益的保护, 贷款规模相对于一般商业银行来说也较小, 根据国际上小额信贷发展经验一般采用非审慎监管方式, 不但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基础上开展自我监督, 而且成本较低。结合以上因素考虑,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比较适合非审慎监管方式。

3.2 行为监管

行为监管, 包括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监管、参与人监管等, 主要目的是使小额贷款公司在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交易时更安全、公平和有效。

3.2.1 放宽资金准入监管

资金准入的监管目的是防止非法资金流入小额贷款公司, 进而进行非法集资和洗黑钱等违法行为, 但各省基于风险防范和控制的角度纷纷提高了注册资本限额, 其限额甚至超过《商业银行法》对于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规定, 过高的注册资本压缩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获利空间, 故应适当放松资金准入的监管。部分省份在《指导意见》基础上, 针对本省实际情况扩大了资金的来源, 如浙江省出台的暂行办法中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向股东定向借款, 可以在本市区域内进行资金拆借, 以回购的方式开展资产转让交易, 发行小额信贷权益证券等。各省在徐进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发展时, 应根据自身情况, 自行进行调节, 同时国家在监管时也应放松资金准入监管, 维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益。

3.2.2 经营监管

相对于成熟的金融机构来说, 小额贷款公司属于新兴机构, 其经营理念、运作模式、管理经验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相关监管机构需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引导和扶持, 以及采取一些相应地措施, 如实施对其提前预警、及时识别各种风险, 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等。对于经营的业务方面,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和一些低风险的服务业务, 业务形式较为单一, 在其经营状况良好和社会信誉提高时, 监管部门应考虑根据其经营情况适当放松监管, 增加利润来源。

3.2.3 退出机制的监管

一个健康的行业必须在具备准入机制的同时具备退出机制, 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不可能都是成功的, 对于失败的小额贷款项目或公司应当引导其平稳的退出, 以减轻小额贷款公司退出时对市场的影响。

《指导意见》为小额贷款公司规定了三种退出方式, 即解散、破产或改造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解散、破产是按照一般公司法和破产法进行的, 并未充分考虑小额贷款公司自身金融风险特征, 而且改造为村镇银行时存在公司所有权问题。暂行规定要求村镇银行发起人是为支持“三农”发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若小额贷款公司改造为村镇银行, 原来股东的所有权、控制权将会失去, 进而违背了小额贷款公司股东进入金融业的初衷, 所以对于是否转制为村镇银行上应慎重考虑。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退出机制, 不仅要依靠各省出台的政策法规, 国家层面也应尽快完善相关机制的建立, 充分考虑小额贷款公司风险特征, 在改造为村镇银行时, 通过设置股权结构来解决问题, 以小额贷款公司原有股东为主, 银行股份占比要适当, 改善小额贷款公司退出机制。

3.3 信息披露监管

小额贷款机构应该定期向其监管部门披露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包括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对于小额信贷公司来说, 信息的披露成本相对较高, 所以不适宜采用针对吸收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来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督, 既要对其适当放松监管条件, 又要保证信息的透明度程度。

为防范信贷风险, 将小额贷款机构纳入银行征信系统, 虽然人民银行已经下发了通知, 但是实际真正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小额贷款公司很少;建立社会征信系统, 输入农村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 实现信息共享;建立起民间借款人信用评级制度和监督机制, 对于不同的信用等级的企业和个人给与不同的信贷额度, 从而规范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对象行为。2014年, 辽宁省政府金融办将小额贷款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融入监管评级中, 实施了“以评代检、分类监管”的行业监管, 推动全省小贷公司的依法合规经营。

3.4 部门配合及法律监管

各地方政府、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在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进行相互配合才能使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逐步完善。国家鼓励各种小额贷款, 但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各监管部门应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情况, 分工明确, 协调监管, 同时应该出台专门适用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 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准入条件、设定人数、放贷规模、监管内容、法律责任等, 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3.5 自律协会的监管

我国各省先后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业自律协会, 并针对本省的监管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政策。例如, 成立于2010年的辽宁省小额贷款协会是经辽宁省政府金融办和辽宁省民政厅批准, 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组织, 协会以开展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益、提供会员服务、推动行业发展为宗旨,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自律、维权、协调、服务和交流等协会职能, 引领全省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在2015年1月,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也成立了, 是由小额贷款机构和地方行业自律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 打通小微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所以, 在自律监管方面, 省自律协会与国家自律协会可以联合运作, 同时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行业自律监管。

因此,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为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持续发展, 应充分结合国际监管经验, 采用非审慎监管方式、放松资金准入和经营业务的监管, 加强退出机制的监管, 各部门相互配合, 重点改善法律方面、信息方面和行业自律等各方面, 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提供适宜发展的监管环境。

参考文献

[1]钟勇.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J].西南金融, 2015, (3) .

[2]诸葛隽, 徐竞.小额贷款公司运行中的制度创新和完善[J].上海经济研究, 2011, (4) .

[3]小额信贷在中国丛书编委会.小额信贷在中国[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4]杨林生, 杨德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约束与对策建议[J].经济问题, 2014, (2) .

[5]汤碧.小额贷款公司期待政策创新——来自温州金融改革的启示[J].管理世界, 201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