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六十年

博弈六十年（通用5篇）

博弈六十年篇1

有些人常常把一甲子当作六十年, 但据《辞海》中“甲子”词条的解释:“甲居十干首位, 子居十二支首位。干支依次相配, 如甲子、乙丑、丙寅之类, 统称甲子。”这个意思就是说:甲子, 是天干配地支的统称, 没有数量的含义, 不表示“六十年”。

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是误把“甲子”领会成“花甲”了。天干十, 地支十二, 用数学方法可知:10与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 所以, 干支依次搭配不重复, 可搭配六十次。这六十次搭配有个专用名词, 叫“花甲子”, 简称“花甲”。古人有诗句云:“手挼六十花甲子, 循环落落如弄珠。”后来, 人们便把年满六十称为“花甲”。

六十年，一个片段篇2

《最美的中国》汇集六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经典,展现中国文化之美、艺术之魅。这是一项艰难抉择而又充满惊喜的淘选,犹如在浩瀚长河中采撷最美丽的浪花。

六十年,沧海桑田,工艺精品浩瀚如海;六十年,代复一代,艺术大师璀璨如星。

每一件工艺精品,都凝聚着人类智慧。

在大师的手中,晶莹的玉石、坚实的青铜、质朴的泥土、轻盈的羽毛,以及富有轻柔美的丝线、柔韧美的竹藤、庄重美的木头、纯净美的象牙,都可以变成美不胜收的艺术品。

那精湛的技艺,犹如相声演员表演高难度绕口令时吐词运气的功夫,令人难以置信;又如舞蹈演员的旋转、京剧演员的空翻,连续上百个,让人暗自叹服。

每一种技艺的背后,都蕴藏着人文故事。

无论是《清明上河图》洋溢的快乐,还是《八十七神仙图卷》蕴涵的诗意;无论是《金陵十二钗》宏大的叙述,还是《洛神赋》飘逸的吟诵,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中国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情调。通过这种报道,我们讲述久远的历史故事、身边的现实生活,呈现美感世界,表达老百姓的审美追求。

无论是杨柳青年画的吉祥喜庆,还是青州佛像的拈花一笑;无论是江南园林的隽永,还是大漠孤烟直的壮美,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艰难岁月,中国人从容的气度和优雅的生活品位。通过这种报道,我们展现中国人的人生愿望,传承中国文化活的灵魂。

在《最美的中国》,你看到的是这些精美绝伦的作品背后,中国工艺美术成就灿若星河。十一大门类,上百件工艺精品,在工艺长河里,不过沧海一粟。我们无力将所有门类面面俱到,无法将每件精品逐一展现,由此更见中国工艺美术浩瀚辉煌。

在《最美的中国》,你读到的是生活的艺术、艺术地生活。无论什么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深深地影响并推动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工艺是哲学的,它讲究天人合一、浑然天成;中国工艺是诗性的,它追求情态自由、天马行空;中国工艺是兴奋的,它需要情绪激越、灵感澎湃。

当人们还在为长沙马王堆中薄如蝉翼轻如浮云的天衣惊叹时,今天,我们的大师用直径为0.23毫米的竹丝,编制新的神话。

当人们从出土的碎片中探寻唐三彩宋汝窑明青花的秘密时,今天,我们的大师用自己的心血与智慧,恢复中国瓷的荣光。

六十年来,老工艺变了,变得更加多样,更加符合时代生活。

六十年来,老工艺没有变,不变的是那份隽永情韵和扎根于生活的深情厚感。

辉煌六十年农业赞篇3

曾记否, 1949年10月1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庄严而浑厚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依然回响在人们的脑海里。展望期待已久的60年国庆, 将举行隆重庆典和盛况空前的阅兵式, 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回顾中国人民60年奋发图强的历史, 回顾新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 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都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农业和“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的第一产业。60年来,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自主创新和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 走向世界的方针政策指引下, 新中国已经迈进了“工业支援农业, 城市带动乡村”的新时期。我国60年农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举世瞩目。

1. 粮食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 农产品供给状况持续好转, 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国家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 2004年—2008年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产, 2009年有望连续第6年增产。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 287亿kg,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4 kg, 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比1949年人均占有量209 kg, 增长了近1倍。60年的发展, 使中国粮食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面积基本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保证了国内粮食安全, 为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 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1%

农业科技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科技人员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初期, 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 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制定了《1951年—1955年农业科技计划》, “一·五”时期, 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9%。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之后, 1979年—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 1972年—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 1981年—1985年提高到30%~40%, 迈入新世纪,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 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了51%。种植业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矮败小麦、双低油菜的成功研发和推广, 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3. 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水平得到改善

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 畜牧业、渔业迅速崛起,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畜产品供应一改过去肉、蛋、奶极度匮乏、市场凭票供应的局面, 当今市场上各种畜产品供应充足, 花色品种丰富多彩。2008年全国肉类产量达到7 278.7万t、禽蛋产量2 701.7万t, 均居世界第一位, 奶类产量3 781.5万t, 位居世界第三。2008年人均肉、蛋、奶占有量已分别达到54.9kg、20.4 kg和28.5 kg。其中, 肉类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蛋类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8年水产品产量达到4 896万t, 是1949年的108倍, 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由1949年的1 kg左右提高到36 kg, 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倍。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 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4. 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中级发展阶段

60年来, 我国的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8年底, 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22亿k W, 是1949年的1万倍,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95%, 每1 hm2耕地拥有农机动力6.75 k W, 拖拉机保有量2021.91万台, 是1949年177台的17.3万倍, 年均增长速度22.68%。农机制造企业约8 000家, 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 021家, 农机工业总产值1 915亿元, 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 (103.7亿元) 的18.5倍。发起于山西的小麦跨区机收服务, 推动小麦生产全过程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有了极大改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初步形成。

六十年，我们的故事篇4

城市，由人而城。站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天津，是有着独特气质的天津人的天津。

1949－1979，辛启民的三十年

1949年出生。那一年新中国成立。他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5年。1 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中文系学习4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

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撰写过一幅对联：“与祖国同寿和万物结缘”。到今年年底我就整整六十岁了，此联依然应时。上联说的是我的生辰，下联说的是我的职业和这六十年来自己所经历的诸般事物，极其深刻的变化，真让人感慨万分。

我1949年生人。据我妈妈回忆，我爸爸是随着解放军的攻城部队进入天津。1949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妈妈还在胜芳二区。一天早晨刚吃过早饭，二区的书记冯志平找至峨妈说：“小王，你的调令下来了，去天津。”“去什么天津呀!你别瞎掰了。”妈妈并没在意，一边笑着一边扭头就走。冯志平在身后喊道：“谁瞎说啦?是真的，我这就开信去。”敢请是真的!开了信，穿上新发的一身列宁装，还有一个新发的被面，裹巴裹巴往身上一背，一个人——不对，应该是两个人，那时候我在我妈的肚子里已经有四五个月大了——顺着子牙河的千里堤一路走到天津。那可是一百多里地呀!妈妈怀着我，孑然一身走在大堤上，两边是茂密的芦苇，偶尔惊起的野鸭，突然窜出的长虫，都能让人惊出一身的冷汗。傍晚擦黑儿的时候妈妈走到了西营门，又一路打听，走到烟台道和建设路口的地方找到了我爸爸。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我出生了。

我小的时候一直在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爸妈工作都忙，顾不上我的中午饭，就在我们家门口找了一个小饭馆，在那里给我订了一份午饭。中午下课，我便跑到小饭馆里吃饭，不管是什么能吃饱就行。小饭馆是私人开的，时间不长就没了。继而学校和街道都办起了食堂，我就在食堂里入伙了。

1959年秋天迎来了大丰收的一年。粮店里来了好多山芋，马路都堆不下了，就堆到我们家的大院里，装山芋的麻袋堆得像一座小山，比墙头还高，我们院的小孩儿和门口的小孩儿都跑到我们院来爬山玩，我们还用麻袋搭成地道，在里边钻着跑。后来山芋根本没人买了，大家随便拿，有好多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都烂掉了。到现在才知道，那几年山芋如此之多，主因是河北一带主要粮食产区都不种粮食而改种山芋了。是因为山芋的亩产高，大家争着放卫星，只好种山芋来充当粮食数。

到了第二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院里依然堆满了山芋，但需要粮票了，一斤粮票可买五斤山芋，大家都争着买。没几天工夫就全卖光了。也就是从那年开始，我就总觉得吃不饱了。

那时候的人不懂得计划生育，爸爸总想要女孩，可一连生了四个都是男孩。第五个果然是个女孩，他想再生一个可能还是女孩，结果又是个秃小子，就此罢手。从1949到1959年，十年间我爸妈生了我们兄妹六个孩子，可到了这时，吃饭要粮票了，而且我们年岁小，定量也少，每个月只有十几斤。常言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那时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定量哪里够吃啊!粮店里也贴出了海报，上边写着醒目的大标题：“增粮法”。其中有一条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将半锅水烧开，将适量的米放入锅中，水沸即捞出，然后用蒸锅将米饭蒸熟，将蒸饭盆端出，将已熟的米饭打散，分到两个盆里，再加入适量的水，放在锅里继续蒸半个小时即可。米饭松软可口，捞米水可当汤喝云云。

学校里的大夫给我们检查身体，在我的小腿上一按一个一坑，于是断定我得了浮肿，给了我一张票，凭着那张票可以买到—斤带鱼、一斤鸡蛋、一斤白糖和二斤黄豆。我回家把条交给了妈妈，妈妈心疼得哭了。有一个月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离“借粮”的日子(每个月的25号是借粮日)还有两天。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院子里边转磨磨，几次走到姜姨家的门口都没好意思敲门。姜姨家人口少，只有—个女孩，粮食不那么紧。妈妈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推开了姜姨家的门：“能借我几斤粮票吗?家里实在没粮食了。”“有!”姜姨很痛快地答应着，“五斤够吗?”妈妈说：“够了够了，谢谢谢谢，后天借粮就还你。“姜姨很真诚地说：“还什么还!拿着吃吧，你们家男孩子多，肯定不够吃的。”直到现在说起来我妈妈还眼泪汪汪的，“千万不能忘了你姜姨的好处，对咱们有恩啊!”

我妈妈把我姥姥从老家接到天津，来照料我们的生活。姥姥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应对灾年是很有办法的，我们的生活也有了起色。她先在院子里垒了—个鸡窝，养了几只小鸡，每天剁白菜帮子，然后掺上麸子喂鸡。到了夏天鸡们居然能下蛋了。每天傍晚的时候姥姥都要给它们喂上几把米，我看着心疼，“人还不够吃呢，怎么还拿米喂鸡?”姥姥一边撒米一边说，“不喂米它们咋下蛋呢!”在姥姥的手里没有可糟蹋的东西：菜帮子都要剁碎吃馅，吃不了的就用热水焯了晒干，留着吃干菜。茄子削皮以后皮都晒成千，等到吃的时候用水发开，包包子特香。再有就是去挖野菜，最困难的那年春天，家里就没有吃的了，姥姥说到河边去将些柳树叶来，于是我们就到墙子河捋来好多的柳树叶，姥姥用开水焯过，然后在树叶上撒一些棒子面白面之类的东西，放到锅里蒸，再捣些蒜泥，放上一丁点香油，一搅拌还挺好吃。中午爸妈都不在，她就给我们煮一大锅干菜，里边放上一两把黄豆，煮熟以后炝上一些花椒油，随着油炝到水里发出的滋滋拉拉的响声，姥姥也开始吆喝我们吃饭：“今天的饭可香啦，我搁了哈些个油(那么多油)!”我们兄弟几个一拥而上，一人吃它几大豌。好赖肚子填饱了。那时的饭主要以粗粮为主，姥姥总是变着法地让我们吃棒子面，主要就是蒸窝头，蒸丝糕，要不就是“金包玉”(实际就是大菜团子)豆腐渣、麸子……没有没吃过的东西。

我那会总是觉得饿，也不知道咋的就那么饿。春节快到了，老家给我们搞了点白面，机关组织到内蒙古去打黄羊，爸爸分到了半只羊。一半煮肉一半剁馅，用盐和酱油喂好备用，搞了满满一大盒。我偷着吃了一点，挺香的，忍不住吃起来，今天吃点明天吃点，等爸爸发现的时候小半盆没了。“谁吃的?”爸爸沉着脸问，我怯生生地小声说：“我”。“怎么吃的?”“就那么生着吃的。”我心里直敲鼓，心想接下来就该挨揍了。谁知，爸爸并没有打我，他看了看我，然后小声地问：“什么味?好吃吗?”也不等我回答扭脸就走了。三十到了，爸爸亲

自和面包了一大堆饺子，说让我们敞开吃。我吃了六十多个饺子，吓得我妈说啥也不让我再吃了。一个姐姐来家拜年，她没结婚单身一人。爸爸留她吃饭她不肯，对爸爸说：“叔叔今年过年我可过肥了，你猜我搞到了什么?搞到了一只鸡!”我们同院孩子多的人家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在门口碰到了刘伯伯(他有五个孩子)，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去买点肉。他叹了一口气说：“唉，大人也馋了，孩子们也馋了!”愣了—会儿他忽然大声喊起来：“小眼儿(刘伯伯的大儿子)，去，买两毛钱绞馅儿，咱晚上包馄饨。”

物资的匮乏一直就没什么好转。那时候好像没有不要票的东西，有的东西有了票也未必能买到。布票、棉花票、工业票……光本就一大堆，什么粮本、副食本、工业本、菜本……我表哥张斌考上了南开大学，每人发了一个工业本，他用不着就放在家里。有一次妈妈拿出他的工业本叫我到商店去买—包卫生纸。我把工业本递给售货员说买一包卫生纸，她把本打开看了看问：“张斌是谁?”我说：“是我哥。”售货员又问：“你哥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男的买什么卫生纸!”说着她就把本给我扔回来。回家跟妈说了，妈妈笑了：“你这个傻孩子，就不会说张斌是你姐!”我那会还是小孩子，哪懂这些。

我那时穿的衣服挺单调的，除了蓝的就是绿的，很少有其他颜色的。衣服上都打了整齐的补丁。也没有多余的，一般情况下保持在两件，有换洗的即可，穿得不能再穿了，才有可能买件新的。我是老太，在穿衣服方面可能要占点便宜——衣服我穿着小了，就给弟弟，一个一个往下传。我上小学了，妈妈给我买了件新的漂白的短袖衬衣，我十分高兴穿着它去幼儿园给我弟弟开“家长会”，我也是刚从幼儿园出来不久，老师们还都认识，我也不好好听会，跑到后院去玩。后院有一棵大桑树，正是桑葚熟了的时候。我就爬到树上去摘桑葚，一边吃一边往上衣口袋里装。等我从树上爬下来，衣服像是被紫药水染了一大片。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作案痕迹，拍着我的头说：“哎呀，都当家长了还这么淘气!”那件衬衣就一直那么穿着，给弟弟谁也不要，后来妈妈给拆了，做成了棉袄的里子。棉袄棉裤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冬天把手揣在袄袖子里，很暖和。妈妈在服装厂上班，家里也买了台缝纫机，好多衣服都是自己做。有一次鞋破了，没穿的，就穿了我妈的一双鞋去上学，刚到学校门口就被同学盯上了，男男女女的同等看着我的脚咬头接耳发出怪笑，有个高年级的同学更猖狂，居然还喊起来：“快来看啊，这人穿了一双娘们儿鞋!”一般把我气死。

我们弟兄几个一直睡铺板。我记得那时我们家有十几块铺板，还有十多个条凳。沿着一面墙搭起一个大通铺。有亲戚来了，就和我们一起睡在大通铺上。家里有一个矮小的饭桌，一大堆小板凳，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围着小饭桌坐一圈。后来孩子多了，又添了一个小饭桌，两个饭桌拼成一条，依然是小板凳围坐一圈，大多数时间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好吃的，但大家围在一起还是挺热闹的。

那时的商店里根本买不到家具，就是有也是款式老旧，而且还要家具票。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该结婚了，还什么东西都没着落呢!没办法，求助于在北京的姑姑。我姑姑帮忙找了一张家具票，在北京买了一张床和两把椅子。我夫人的哥哥从东北调来天津，没地方去，暂时住在我们家里，他弄回来不少木材，也都堆在我们家院里。他给了我一对木箱和一些木材，我请了一个大学的同学帮我打家具，打了一个立柜和一个柜厨，我自己还打了一个箱子架，到现在还一直用着。

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看到了从日本进口的彩色电视机，记得是日立牌的……

前面谈的是我的前三十年，好像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可细细一想又不全是。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就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但不管怎么说，物质是极大的丰富了，生活质量是大大的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家里吃的东西有的是，就愁没人吃，怕糟蹋了。衣服一大堆，给谁谁不要。里外的衣服一天一换，隔一段时间往洗衣机里一扔完事了……

去年女儿结婚让我帮忙参谋买家具，家具城里各色家具让人挑花眼，难下决断。我却看上了“南洋胡氏”的一款电脑桌。一问价,5000元，我有些犹豫，女儿女却说：“喜欢就买下，钱我给你出了!”比我还牛。

1979－2009，邱月雯的三十年

1969年12月出生，1978-1995年一直在校读书——从小学到硕士。1995年至今在天津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股票操盘与研究。

别人是自己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照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成长历程。

四十年的日日夜夜，竟然感觉很恍惚。好在我可以拿七十岁的父亲和三十岁的弟弟作参照系，定位出四十岁的我的独特性来。而这种独特性，打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是我稍懂世事后的1979年至2009年中国社会这独特的三十年风云变幻在我身上的一抹投影。

一个参照系，除了时间轴，应该还有空间轴，让我能够在时空交织的经纬线上尽可能精准地识别出自己。这时候，我想到了我的在台湾的舅舅，和我的那些移民国外的同学。感谢他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大致清晰地解读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经济运行脉络——进步与不足。

最主要的，这些人这些事，本身就是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我和我爸爸

我可除我爸爸。工作了一辈子，还蜗居在不到70平方米的单元房里，单位分的，属于所谓的工程师楼，一层，而且暗厅，白天哪怕外面阳光晃花人的双眼，厅里依然黯淡如黄昏。最受不了的是，他自己觉得还不错，居然!我爸爸叫邱明德，现居于塘沽区，中海油服的退休职工，1940年生人，虚岁正好70。

我是1969年底出生，没错儿，正好40。我现在的住房在南开区，天大附近，200平方米，大飘窗，室内采光要多好有多好。当然，我的房子有三分之—还是银行的，我每个月还得还农行两千多元，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房子的主人这一点雷打不动，而且，房子还在升值。又而且，我还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在出租。

40岁的我，不能理解70岁的父亲。不能理解他的缩手缩脚不思进取，不能理解他的小富即安易于知足。其实，2003年我买房那阵子，他手头的钱比我多，以当时天津的房价，他完全可以在住房上来一次大跃进。可他没有。他只知道攒钱，存银行里，吃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利息。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打算，一是防老，老两口有个病啥的不至于一时抓瞎。其二就是今后给他儿子我弟弟娶媳妇用。他好像一点儿都不晓得票子是会毛的，物价是会疯涨的，养老是可以靠保险公司的，钱是会生钱的。我就奇怪了，商品房的概念可以说早就深入到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脑细胞里，我爹咋就这么木这么置若罔闻呢!有时候，我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那一套思维范式真厉害，至少我爹是完全被它洗脑了，就像一个被训练出强迫症的兵，即便队伍解散了，他还一板一眼地踏步走。我爸因

此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一个老愤青，很多东西他都看不惯都抵制。他不能理解房价的月月涨，叹息政府怎么就束手无策放任自流了呢。在一次又一次的抱怨和等待中，他原本可以买一套大房子的票子，现在只够买一间大卧室了。

买房，我经济生活中的这桩大事，或许正因为我爸的反应和反衬，我印象就格外深，尤其那一幕，2003年10月2日，当我打电话告诉我爸，“我买房了，200平米，市价80万，贷款60万，各种手续都办妥了……”我听见电话那端，我爹喘着粗气，后槽牙磨出声来，老半天老半天，他好像才回过味来，喃喃地重复：“200平米，我们单位局长分的房好像也没这么大。贷款60万，贷款60万，我的天……”我赶紧喊，爸你没事儿吧，要不要含几粒速效救心丸!后来我娘告诉我，说我爸为我买房的事差不多有一个来月都没睡好觉，他替我担心。

现在，我爸在我房子里溜达时，偶尔也会感叹，你们这茬人算是踏上点了，公积金，按揭贷款，股票，基金……这些花样我们上班那些年哪有啊!我接茬说，您不也跟我们共同发展着吗，再说手头也不是没俩钱，可惜不作为啊。爹就叹口气：“你们是典型的寅吃卯粮。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敢啦。我们一直讲的是勤俭节约量入为出……”

其实早在20年前，20岁的我就已经不能理解50岁的父亲了。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我的学兄中就已经有下海去深圳淘金拓荒者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我爸却谆谆教导我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好好读书，不要拜金。”20年前，也就1989、1990那阵子，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手是齐秦、王杰、伍思凯、四大天王，最经典的读本来自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卡夫卡。最时尚的谈资是超人理论、存在哲学，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无比凶猛的冲击。当时校园里好像弥漫着这样的氛围：每个人都觉得心里装着一只豹子，有一个不寻常的自我，很膨胀。都想去多多尝试，在迷茫、焦灼和激情的撞击下，到1992年毕业的时候，我同学中已有相当一部分南下珠三角奋斗去了。我爸，那么传统那么正统的我爸，对此很不以为然。当时大学毕业已不存在分配之说，已是双向选择，爸只想一门心思帮我联系个安稳的差事。我不从。父女妥协的结果是我续读了3年研究生。1995年硕士毕业，我进了一家证券公司，驰骋于我爸认为“具有赌博色彩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股市几轮牛熊更迭中，也算是挣了几大单。在真金白银面前，慢慢地，我爸对我的职业也从最初的不喜到有保留地认可了。

我的台湾舅舅

前面说了，我爸九十年代初手头攥的有点钱，别臭美，以他们那代工薪族即便多省吃俭用充其量也就只能存个仨瓜俩枣的，他的存款里有—半是我外公给的。我外公刘惠林是老黄埔军校毕业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现居住在台中，是个小生意人。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末他通过台湾向乡会跟我娘联系上。外公在台湾有妻有子，从照片上看他们个个都很漂亮。尤其他的长子刘嘉洛出落得更是一表人才，伟岸的身材配上清秀的面庞，是个百分百的大帅哥。20年前，1988年，我这个大帅哥舅舅代表我外公来津看望我们了。见面那天我的帅哥舅舅用他温柔动听的台湾普通话向我们一一问候，给我们每个孩子发了几张百元美钞，还给我一瓶特好闻的法国香水，还带了十来件他和兄妹们穿过的七成新的旧衣服，现在想想那不过就是一些制作考究些的蝙蝠衫格子裙筒裤之类的，可当时我们逐一套在身上感觉别提多美了，穿走在路上还着实有些回头率呢。

我的帅哥舅舅那年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个使命——我外公让他过来寻找投资机会。1988年在中国大陆，台商尚属珍稀物种，不像现在，大街上撞了金发碧眼的也没人当回事儿。彼时听说我舅舅有意来津投资，我爸所在的海油公司的宣传部领导挺重视，派专人专车拉我舅舅去天津开发区兜了一大圈，告诉他若来此投资将享受怎样的优厚政策，那些减免税之类的优厚政策让我听了都直流口水。可我舅舅却好像并没有听进去。他背地里说自己不看好，因为那时候的天津开发区似乎还没有怎么成气候。还有些荒凉，尤其晚上，静悄悄的，没有太多的人气。我爸单位宣传部的领导就跟我舅舅说，正因为这样，创业的成本很低啊，机会更大啊。舅舅未置可否。当晚，我爸单位宣传部还特意在开发区的一家高档餐厅里宴请了我舅舅。我们全家也跟着作陪。席间，我娘向我耳语说，你舅舅不是个成事的人，怕吃苦，你看他的眼睛，哪是在体会别人的投资建议啊!我把目光投向他，嗨，他那一双双秀目正无忌地盯着餐厅的美女服务员呢!

果然如我娘所料，我舅舅没有在天津开发区驻足，而选择在广州做一些中介服务性的小打小闹的小买卖，还不费吹灰之力俘获了一位绝色的内地打工妹，不过，也就仅此而已。这两年再见舅舅时，我们发现他俊美依旧俊美，可当初身上散发的那股子说不出的优越感已经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今年五月的一天中午，我的手机响了，我一接，耳边传来熟悉的温柔动听的台湾普通话，是我的帅哥舅舅!舅舅急急地说，“我在广州做一剃、生意，很不凑巧，手头一时紧张，急缺8千元，请救个急好吗?这是我的银行账号……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在天津开发区投资，现在滨海新区发展得多快啊，别的不说，当时哪怕押上一些房子，现在也高枕无忧了。唉!”

我和我弟弟

我弟弟邱毅1979年出生，比我正好小10岁。

每当我想10年是个什么概念时，我就会把我弟弟拉来做个注脚，很具象。我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在券所忙乎4年了。跟我的大学生活相比，我觉得我弟弟的学海生涯简直算得上浅薄。他的绝大多数业余时间是在互联网上度过的。一介学子，将青春和才情在打打杀杀刺刀见红的网游中尽情挥霍，我很不理解。那么虚拟的事物，他怎么就跟真的似的一头扎进去出不来呢!每当我以无比困惑和悲悯的眼神看着我弟弟时，他都会善善地甚至妩媚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姐，咱俩有代沟。

2004年我弟弟大学毕业，应聘去开发区摩托罗拉做产品开发，实习期一过，月薪就反超我了。正在我们为他高兴的时候，这小子却辞职了——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广州女孩。两个人来电了，他就很率性地辞职去深圳找那个女孩子去了。跟我们这茬人比起来，弟弟好像更懂得享受生活，没有负担，没有心理压力，我有时想，一度大家热议的所谓的蛋白质男孩会不会就是这样子呢?无论如何，他活得很潇洒。一年以后，他跟广州女孩拜拜只身返津了，随即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网管，收入也还说得过去。2007年弟弟结婚了，娶的老婆正好比我小一轮，属于8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