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共7篇）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篇1

讲述“中国故事”是国产电影打造“华莱坞”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根基所在,在全球化的冲击、好莱坞电影的压力之下, 国产电影只有从中国故事出发,突出自己在地化、本土化的经验,融合国际化的理念和技术,才有可能成就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华莱坞”之梦。如同好莱坞对美国故事的呈现一样, “华莱坞”电影对中国故事亦应当是立体、多样的,我们在展现民族先进、美好一面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通过审视民族灾难这样的机会来反思过去,警戒未来。好在电影工作者并没有忽略自己的社会责任,近些年来,对于历史、灾难等历史事实进行演绎的电影文本有很多,仅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就有《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这些作品在呈现相关的历史事实时,皆从创作者独特的角度出发,对其所理解的中国故事进行了书写,其内涵包括了历史反思、批判、人文关怀等,呈现出了鲜明的“华莱坞”文化特质。可见, 中国故事的灾难面向,不单是一种民族创伤的影像化呈现, 同时它融入了时代精神,成为重塑民族记忆和民族性的一个环节。

电影《一九四二》(2012)与《大河奔流》(1978)同为历史灾难题材电影,前者讲述1942年发生于河南饥荒所导致的家庭和平民的悲剧,将沉寂在历史中的一段中国故事展现在当代观众的眼前,影片因为“过于冷峻、客观的叙事态度,使得观众对角色、对事件缺乏必要的情感投入和心理认同。”[1]而《大河奔流》则借助于一段历史故事的意识形态化表述,强调了人祸和天灾对人民造成的苦难,树立了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威。两部影片皆实现了跨越灾难重构家国的叙事价值,而二者在叙述灾难时不同的表达策略,则提供给我们一个观照同类型影片讲述问题的角度。为了便于在讨论时突出重点,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几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包括了传统伦理、家国观念的建构和灾难的书写等传统与现代经验出发,讨论两部影片在叙事方式上的异同,进而从“华莱坞”的大视野中,将思考发散到国产灾难题材电影在对待中国故事灾难面向时的创作策略中去。

一、历史苦难的书写

“一个个当事人的证词‘现场直播’了个体记忆中的‘战争’,致使日渐远去的战争的影像突然反照于现实生活上,人们发现作为历史的战争虽然过去了五十年乃至六十年,而记忆与忘却的‘战争’并未停止。”[2]中国近代史的遭遇,对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成为一种创伤经验,在媒体以及意识形态的不断的诉说和建构中,中国历史上的苦难逐渐成为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甚至成为民族经验的一部分,也自然的成为中国故事复杂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影像对这些苦难进行书写的过程,就难免碰触到有关创伤的集体记忆,其目的除了借助通俗剧的形式提醒人们以史为鉴,还有国家机器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加强民族性的凝聚力,将创伤的无意识转为意识, 进而获得一种治愈的可能性。“民族主义通常源自人性尊严受伤害或遭凌辱的感觉,源自得到承认的要求。这一要求无疑是推动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3]

影片《一九四二》与《大河奔流》在对民族灾难的书写上, 方式并不相同。电影《大河奔流》中所讲的人祸,直接原因是国民党的一意孤行和置百姓安危于不顾,而影片适时让共产党的形象出现,民族苦难被书写的目的突显党的形象和民众对党的信任,这也和影片诞生年代有关,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而献礼电影在“文革”中中断后又重新走进历史,国家政权和人民信心都急需重新树立,如果说描绘中日矛盾是通过召唤民族性来提升国家形象的话,《大河奔流》一方面通过阶级矛盾成功地对国民党的无能进行描写,另一方面通过描写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反映中国人民的国恨家仇。《一九四二》所展示的河南饥荒,囿于政策的原因和对历史的遮蔽,整个饥荒事件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植根于大多数人的的记忆之中。因此,《一九四二》对于历史灾难的书写便采取了一种视觉表面化的策略,在影片叙述中,创作者不断强调国民党以及日本侵略者在这次灾荒中起到的毁灭性作用,就显而易见试图引导观众对于影片中所呈现民族灾难的责任认定,从而在意识形态的大范围之内,重新为国人制造了一种民族性的创伤。

在试图通过惨景奇观展示来感染观众的场景中,《一九四二》运用了较多的特写和大全景镜头,前者渲染战争和饥荒所造成的恶果,后者则用一种充满了悲悯情感的视角将观众的视线主动地带入到情境当中去,例如《一九四二》中多处使用了特效血浆的和肢体的断裂,甚至还有野狗撕咬死人身体的场景。相反,《大河奔流》对于黄河决口给铁牛村带来的灾害展示,则多用了中景和近景的展示方式,画面表现克制了许多,直接表现多集中在房屋、土地以及牲口之上。运镜的不同彰显的是创作者面对历史的不同态度,《一九四二》“沉浸在对灾难、对生存痛苦的渲染之中”,[4]片段式、视觉化的呈现策略让影片陷入对灾难的书写中而无法自拔,在直观地展现电影中灾民们所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苦难之后,影片并没有借助于叙事建立起一个大的历史格局,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地将中国故事的苦难面向直白的、残酷的呈现给观众,也就使得影片“除了勾起人们痛苦的记忆,并没有太多当下中国所真正需要的积极的文化精神。”[5]

在民族灾难的展现中,两部作品都借用了外来者的视角来观看民族的惨剧。有关中国故事苦难面向的作品,似乎一直热衷于引入西方人来进行一个第三者的观察,《一九四二》、《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等作品皆是如此,外来者的加入,在影片中往往被演绎为见证者、亲历者、救助者等角色。这种看起来意在让影片更为客观、真实的叙事选择,在《一九四二》与《大河奔流》中的运用截然不同。在《一九四二》中,两位外国角色,一个扮演了无所作为的神父,在电影中代表的是宗教信仰的无力,这种无力的存在就更进一步凸显了灾荒带给人们的苦难。而另外一个角色,记者则成了一个纯粹而又带有西方拯救主义色彩的存在。正是因为他在河南的亲历和帮助,最终才成功地将舆论的压力从国际上施加给了蒋介石。通过对外国人角色在灾难中生存状态和信仰危机的展现,《一九四二》借此完成的是灾难面前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叙事主题,于是民族灾难就跨越了地域、国界,从而成为了一场人人都深受其害的苦难。相反,《大河奔流》中虽然也有外国记者出现,然而他们只是以旁观者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之中,在战争期间见证了国民党的腐败,在解放之后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下铁牛村的重新建立。在这里,西方视角并不是纯粹的外来主义者的协助,他们是在见证人民和党的胜利,是在见证一场社会主义的大胜利。

整体而言,在面对民族灾难的书写上,如果说《一九四二》是撕裂创伤的话,《大河奔流》显然是在治愈创伤。冯小刚对河南灾荒外显而又无情的描绘,缺乏大格局的呈现以及人文主义关怀的缺点,都是这部影片被批判的原因所在。在后现代语境之下,国内观众对于民族灾难的体悟,绝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影像得到视觉上的震惊体验,在表现和再现的叙事选择中,导演应当做的不仅仅是将历史的伤痛重新撕裂给观众,也不应该仍然将是非对错的问责作为影片的主题。因为有关战争和灾难的书写,“不仅是为了集体修复种族灭绝的记忆,更是为了避免人们重复自我毁灭的盲目性。”[6]

与历史对话,需要的不仅仅是真诚的态度,更强调一种合理的姿态。两部影片在面对中国故事的创伤经验时,《大河奔流》利用积极的态度呈现出了对社会、生活必然性的一种强烈自信,而《一九四二》就在对历史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中成为了一个“忘记了历史的历史叙事。”[7]灾难题材影片的确能够通过重回灾难现场的方式重建新的民族记忆和想象, 但创作者在处理这些灾难、创伤时的叙事技巧却是值得注意的,“处理创伤是一种含有巨大差异的重复……它要求回到问题本身,仔细分析问题,进而或许改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即使在处理问题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会再发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重新或另觅他法来处理它们。”[8]无疑,就给如《一九四二》关乎民族苦难和创伤题材的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中国故事的苦难面向,不仅仅涉及到苦难的呈现,更应该包含对中国梦、中国人未来的信心。

二、传统伦理观的表达

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道德伦理得到了贯穿性的传承。尽管百年间中国电影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类型形态,但影像内核中有意识或者潜在的所传递出的伦理价值观,则都是对传统伦理文化延续和发展,呈现出了十分中国化的影像特质,亦是中国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以在地性实现跨境旅行的关键所在。可见,对于传统伦理观的表现,正是中国影片在呈现中国故事时应秉承和主动传达的价值观。

作为灾难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其往往在展现与人相关的故事之时,会刻意或“无意”地通过设定的镜头表现和剪辑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对电影中的人物原型复刻上或多或少的伦理情怀和价值取向,进而转达出被“询唤”了的导演所意图表达和二度询唤观众的伦理观。将两部影片分别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当中,《一九四二》上映于2012年底,是华谊公司大额投资的一部商业大片,如导演冯小刚所说他拍摄《一九四二》的目的“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大河奔流》摄制于197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影片开头便写上了“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字样。两部作品迥异的定位和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必然的导致了在伦理表达上的出入。《一九四二》诞生在“一个充满奇诡、荒诞、暴力等非常视像的后现代语境中”,[9]而其在逃荒途中不断展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亲情等元素,也表意着“后现代伦理学是一种爱的伦理学”[10]的基本主题。而《大河奔流》所诞生的时期,正是“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在激烈转变的十字路口。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也急切地期盼着一个热情、开放年代的到来。面对着社会的转型和前途的未知,多元便成了当时年代人们生活面临的普遍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身处在“文革”之后的时代,但保守的创作态度依然萦绕在电影创作者的理念当中。在当时, 代替激进革的是逐步向前的探索,“是在一种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的引导下,对生活表现出更加热情和理想化的道德伦理追求。”[11]就《大河奔流》的创作来说,影片便积极地展现出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生活建设上的积极进取。但是,人们在新生活和旧生活中的“道德缺失和情感失落”,就转化成电影中关于对淳朴生活和朴素的人的向往。这种怀旧既是意识形态在当时环境下的必然要求,也是创作者在一个刚离开尽皆疯癫的集权环境的自然反应。于是,《大河奔流》的创作倾向就表现出了两个不同但又互相依靠的方向:“一方面能够自觉地响应和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情感化、道德伦理化的追求。”[12]

从电影结构的核心文本来看,两部电影都从相同的故事情境开始演绎:灾难 - 自救。两者的区别在于,《大河奔流》更重于描述灾难的因人(国民党)而起,《一九四二》则将灾难的起因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层面 (自然灾害 / 国民党 / 日军侵略),而且两部作品都围绕了一个家庭的核心人物进行讲述, 《大河奔流》利用母亲的形象贯穿影像,而《一九四二》则是张国立饰演的父亲。然而,两部影片性别角色上的异同,对于影片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两个角色在影片中分别被置换成了叙事和伦理的切入点。比较两部作品,可以发现,表面上都是信仰和迷信的不断被解构,但事实上,《大河奔流》在解构的同时却不断地重构起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信仰, 是“共产党革命叙事伦理的一种回溯式的建构”。而且,在这种政治化的建构中,影片中关乎人民的“民间生活伦理被中断”了。相反,《一九四二》似乎在对历史真相解构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寻找到答案,并且犹豫不前。影片的主人公张国立在不断地被摧毁之后,他已经无法再从任何地方寻找到生的可能性,但导演在片尾生硬地给这个角色收养了一个孤儿,试图将民族和国家危难的解决最终重新归化到了儒家主义的色彩之上去,而张国立这个原本是男性权威的角色,也就因为这个收养的行为,被重新置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母亲”形象。因此,这个传统家庭的大家长,是被模糊了性别身份的。而这种性别的模糊,在《大河奔流》中更加突出,电影中张瑞芳饰演的李麦大字不识,心直口快,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成为一个“领导者”。在影片中,她的丈夫已经过世,男性的缺席让李麦这个农村妇女担负起了家庭的重任。但家庭在《大河奔流》中显然成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概念,李麦助人为乐的对象包括了村民和一切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的事物。而且她成为了电影中铁牛村的一个核心人物,她不但领导自己的家庭,还领导了全村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抗争。她被共产党肯定和认同,成为了党和人民之间联络的纽带。在影片中, 我们无法辨识出李麦这个角色的除身体之外的女性特征。在传统的中国表现战争灾难的题材电影中,往往都有一个领导角色的存在,扮演领导的一般都是男性共产党员,然而,《大河奔流》中的李麦作为党的具体形象,她的性别身份是被搁置的,尽管她是一个家庭中的传统母亲,但影片中展示的她却更像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大家长”,扮演了一个引导、启发村民走上道路的角色。最终将李麦成就为一个英雄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在影片中所展示的美好的传统中国伦理道德,她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共产党在解放过程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电影镜头对她坚毅面部和坚定表情的多处特写,则从叙事上给了这个角色以权力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更是党的化身。

传统中国影片善于利用“利益冲突和道德取舍来展开叙事,最能体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或否定,又是最能浓化情感魅力的叙事结构。”[13]《一九四二》和《大河奔流》利用电影中人物充分展现了其伦理道德立场,而影片借助于主角性别身份与传统伦理的“冲突”完成了在意识形态包装之下被异化了的性别叙事,使得传统的性别人物在叙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性别姿态。“道德判断本身既显明地存身于故事之中,也暗含于叙述形式之内,叙事伦理无处不在。”[14]此外,两部影片“在叙事时间的处理上,以长时段来安排故事情节和展现人物命运”,[15]《一九四二》在长时间离家的过程中,呈现出人们在绝望环境之下的伦理处境和个人抉择,其中既有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的积极价值的根深蒂固,也有悖于国人传统认知的画面呈现,而这也是影片遭遇到非议的原因之一。《大河奔流》的长时段叙述中,人物在不断成长,生活在不断前进,短暂的挫折和灾难没有磨灭人们生活的信心,这种积极乐观的淳朴心态,也正是传统中国伦理道德所承继的核心,而影片中村民的互助、善良,则同样传达了伦理道德正面价值。

在多元文化、价值观冲击的21世纪,传统伦理的内涵已然超过了早前关于“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的概念。电影所呈现中国故事中的伦理观,也应当是动态的、前进的。伦理道德作为国家文化建设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部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注定了伦理道德在影片的内容中应当既能够满足于商业价值,又能够服务于传播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的宏大需求。实际上,从本土化的中国故事中,创作者能够感受和发掘出非常丰富的伦理和文化的表达材料,其有利于当下文化建设、道德体系建设的正面题材,创作者应当予以积极的融入进影片中,让影片中人物承载正面的中国伦理观和价值, 提升影片的道德质感,创作者也应当伴随着时代进步,在探讨中国传统伦理问题时,寻找到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

三、家国同构与“国”的消隐

中国传统文化善于“以家喻国”,而“文以载道”的思想在电影中亦有十分清晰的体现。无论是《大河奔流》还是《一九四二》,叙事的核心都在家庭之上。“国家建立在血缘家族之上,国与家有着天然的联系,国是家的放大与延伸,家是国的缩影。”[16]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组织,其间所涵盖的家庭伦理正是维系家庭成员和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而家庭伦理所折射的国家和社会的道德模式和意识形态建设,就成为家国同构概念的重要基础。

尽管“家国同构”是起源于西周宗法制度的一种传统政治组织机制,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家国同构”并不是一被正式提出的治国概念。但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深受传统中国文化习染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风行者‘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原则,以‘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号召和动员全国民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17]这一点,在《大河奔流》中便体现得相当明显。

将《大河奔流》的故事予以浓缩,会发现整个影片中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伴随着以李麦这个角色为核心的家庭重聚的。也就是说,电影开始李麦这个家庭就面对了离散的“悲剧”,但李麦的乐观此时成了影片故事推进的源动力。电影不止一次地将李麦对家庭和村庄以及国家的信心用台词、画面特写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叙事过程中,李麦一家便由此经历了一个从离散到团圆的戏剧过程。而在叙事主体的背后,伴随着李麦一家团圆的,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再到社会主义中国被建设起来,农民当家作主的过程。

于是,影片就借助李麦家庭的还原过程,完成了“‘大家’对‘小家’的置换,将家道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实现了无缝对接。”[18]至此,《大河奔流》将“家国同构”的叙事融洽的融合在了献礼片与故事片的结合体之中。事实上,“家国同构”不断地体现在李麦这个人物和家庭之上,无论是李麦倾向于用“政治觉悟”去评判村民,或者是她用从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去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儿女, 都体现出了一个鲜明而又直接的政治倾向。但这些倾向的展现,导演也尽量通过叙事的技巧和故事的细节进行推进。“在这种新的关于家的叙事中,过去人们习见的‘小家’叙事传统得以继续援用,并被推广延伸到更加宏阔的大时代、大集体、大社会的背景中。‘小家’固有的血缘亲情、人伦关系,也被投射、放大至‘革命同志’及革命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19]

而当同样的家庭和国家放在影片《一九四二》之中时,无论是叙事模式或是意图表达都变得区别于前者。《一九四二》故事的核心人物在张国立扮演的老东家范殿元身上。作为一个村庄中大户和望族,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身份区别于其他人,将逃荒称为“躲灾”,而当他在途中终于认识到过去的家和制度无法再回归的时候,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处在了一个无论是肉体还是身份都极度贫瘠和尴尬的境地。而整个影片的过程,也正是范殿元的核心被逐渐剥落,权威被逐渐消解的过程。随着逃荒落难日子的增加,他与传统家的地理距离也在增加,除此之外,范殿元不断面临着家人离他而去的死亡惨剧,从儿子、儿媳妇、老婆的死去,再到卖女儿,最后到孙子的死去,范殿元的整个家庭不断地被拆解,逼得范殿元说了句“陕西有活路,就是我没有活路了。”如果说《大河奔流》是通过家庭的重聚来建构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的话,那么《一九四二》则恰是用相反的悲剧性演绎,去消解和弱化了国家以及党在影片中的存在感。影片中范殿元最后用一个小女孩的回归,重新回到了对家的归属和认同当中,再一次强化了家的重要性,传达了一种有家就有希望的理念。而相反, 国与社会的力量被弱化了,但却强化了家庭和民族观念,尤其后者,更是冯小刚拍摄影片的一大目的。

可以认为,随着国家政权的愈发稳固以及经济社会的更加繁荣,在某个方面“家与国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20]中国故事的本体核心,也正是中国家庭的故事。而且就电影本身来说,商业化已然是国产电影的一大属性, 伴随着个人思想解放和多元化的背景,再如《大河奔流》般直接将家与国挂钩并同时性发展并不是一个适应时代潮流的选择。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主旋律影片的成功说明在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的理念和电影表现手法对主旋律做巧妙和恰当的转换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以被肯定的。因此,《一九四二》便借助了现代社会的人本观念作为影片的注脚,将人所遭受的创痛和苦难极其悲情地写就出来, 同时影片也借用家庭这个观念和隐藏在其后的社会背景,在必要的程度上依然维持了某种形式的“家国同构”的内涵,比如影片不时地传达出一种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情绪。所以, 尽管表面上《一九四二》中的国是被消隐的,但实际上“国”一直在隐性的构建和影响着家和人,这也就保证了影片所表现的人的苦难能够被扩散到民族性的问题上去。而当冯小刚在影片中“厘清家与国的界限,凸出家的独立地位,进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21]的时候,这部话题敏感的影片才能顺利通过审批得以上映。

四、“华莱坞”视野下灾难题材影片对中国故事呈现的再 思考

当谈及电影里的中国故事时,首先有必要再厘清何为中国故事。在笔者认为,中国故事应当是影像建基于民族性的基调之下,从本土文本挖掘创作素材,在创作中贯穿中国伦理文化和理念,用在地文化传递普世价值,从而彰显出本土电影的鲜明特色。同时,对于中国故事的认识,我们还应该更加立体和多元,并非一切正面的、积极的才能够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中国故事,如果创作者能够从历史、现实中所发生的灾难、负面事件中,寻找到可以将其转换成乐观情绪、希望所在的创作角度,进而在一种反思、思辨的情绪中让其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中国故事的广度和厚度就有了更多的挖掘可能性,而体现鲜明中国特色的“华莱坞”电影生态也才有可能得以快速成长。

在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冲击之下,中国电影市场尽管还能够保持国产片的微弱优势,但这种优势却是建立在非充分化的市场竞争之下的。在政策和市场的保护之下,国产电影目前还拥有着相当优良的发展环境和机会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那么,寻找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得益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以及东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成长,国产电影在创作中注重如前所述的中国故事的表达,显然就成为了一个突破口。“找到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结合,寻求某种有利于建构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平衡。”[22]这样,才能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压力之下,以具有民族性特色的影片,服务于本土电影市场,并寻找机会以区别于好莱坞的“华莱坞”艺术风格闯入国际电影市场。

实际上,当我们谈到影像中的中国故事、中国梦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暗含了电影走出去战略以及国家形象建构的寄望,是要“突出中国电影的中国内涵和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传播好中国声音。”[23]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进行艺术的自觉探索,将国际视野放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实现文化的跨域传播。电影《一九四二》之所以未能获得口碑和票房上的多重胜利,部分原因就在于影片未能将历史灾难以符合当下的理念进行传递,没有大历史的格局,沉浸在创作者个人对历史苦难的想象中,从而失去了一种反思和超越灾难本身的价值观。相反,好莱坞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则借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反思了二战对人的戕害,但传递出的却是灾难之下的一股浓浓的暖意,这种跨越了国界、不分种族的大爱,使得影片至今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作品。

回到电影《大河奔流》和《一九四二》等展现民族灾难和创伤的国产影片中,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影片表达主体和方向的差异。但同时,两部影片又都涉及到了家与国、伦理表达、意识形态等话语。在对影片中关乎个人命运关怀的伦理之上,两部影片对于意识形态的书写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大河奔流》中意识形态不断地被强化,同时也不断地询唤着荧幕之外的观众对党和国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同,《大河奔流》正是以一种通俗剧的形式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建设。相反,《一九四二》则刻意地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影片中共产党是一种“缺席的存在”,而共产主义信仰也并未出现在影片的任何地方。影片利用了民族主义去激发观众的情绪,在不断被强化的战争、血腥、灾难之前,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悲情被建立起来,以至于有诸多批评的声音指责《一九四二》消费苦难,这也让《一九四二》陷入到被动的伦理尴尬中去。在当下的中国式有关创伤的电影书写之中,苦难和创伤更多的成为一种景观而非提供思考的历史副本。

由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灾难题材影片在呈现中国故事时应当坚持的策略。抛开中国电影在技术、资金等硬性条件上的差距不谈,国产灾难题材影片在呈现苦难时,欠缺的一种文化上的考量,长于从道德、个人的层面寻求电影问题的解决,欠缺了更加崇高的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思考,从而使得影片缺乏深度,对中国故事的编码和传递,往往缺少国际性的视野和叙事技巧。

更为重要的是,国产灾难题材电影常常缺少对于中国精神的展示,美国灾难电影往往贯穿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个人主义精神等美国的价值观,但国产灾难题材影片,却在对中国伦理、文化价值的传递上鲜有建树,《一九四二》和《大河奔流》尽管在影像的呈现中附带了人们在生活中所展示出来的传统伦理观,但却缺乏对其的提炼和视觉化改造,也欠缺了由史及人的现实关照。事实的情况是,中国精神中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思想,不厌其烦地被好莱坞的灾难题材影片讲述着,反过来进入中国市场感动了中国观众,反倒是中国自己的灾难题材电影,忽视了对文化精神的主动传承。而这些精神内核的缺失,却是建立华莱坞电影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从《一九四二》等影片来看,在“华莱坞”的打造之路上, 我们任重而道远,创作者缺乏一个总体而宏观的文化视野, 比如民族创伤的转达一定要通过直接而又残酷的方式展现吗?在家与国以及民族的情景转换中,叙事中的个人视角与历史真实应该把握怎样的平衡关系?严肃题材与泛娱乐化的商业取向又该做到怎样的合理取舍?这些问题的思考,既是对于电影本体的,也是有关社会文化的。电影人和国家宣传机构试图借助着中国故事的历史和文化来“建构民族国家的经验”,但是在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寻找出具有一些普适性的文化概念予以表达中国故事的内涵,在借助于叙事进行的普世价值的传递中,要尽量避免模糊掉单个历史事件的独特意义,“只有把特定的权力形态经由共同的生活、经验、记忆修饰后,才能将最大化的人们囊括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想象。”[24]而我们的“华莱坞”之理想,也才能在对于中国故事的多重表达中,得到建立与成长。

摘要：打造华莱坞的关键在于电影中所体现的“中国性”,这便意味着电影创作应以中国故事为基础,将中国故事的内涵多元的、立体的予以呈现。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又颇多天灾人祸的国家,灾难题材电影一直是国内电影工作者所热衷于表达的一个叙事方向,以《一九四二》、《南京南京》等影片为代表的灾难题材电影,不仅仅拓展了国人对历史的深刻记忆,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角度让人们去思考和反思。可以说,灾难题材电影是中国故事的讲述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然而,相关题材电影的发展,也遭遇到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对于此类影片对历史创伤的揭露、价值观的立场都有颇多评判。电影《一九四二》和《大河奔流》是诞生于不同时期的两部电影作品,同样讲述了历史上的中国故事,题材沉重。但两部电影拥有着不同的叙事策略,其对待历史的讲述方式也不尽相同。论文选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观、家国观、创伤记忆三个方向,对比了两部影片在呈现中国故事时的不同策略,并进而对此类题材电影在展示中国故事的方法上提出反思和建议。

关键词：灾难题材电影,中国故事,叙事策略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篇2

(一)认识是先导,形成内动力

常言道: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 行动是认识的体现。前些年,有人总结都市报做新闻的通病是:大事兴奋,小事萎靡;正面宣传半推半就,负面报道不遗余力;等等。而要办一份主流大报,实现主流报纸转型的长远目标,必须调整新闻理念,不仅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性和厚重。

作为一份市场化的都市报, 其读者定位是普通大众,其新闻需求也更多地来自基层,大河报在多年的实践中深知,基层是新闻的富矿,群众是报道的主体,社会生活是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和新闻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走转改”是传统媒体避免记者成为“宅记者”“电记者”的灵丹妙药,是传统媒体增强公信力、影响力,应对新兴媒体挑战的必然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大河报从不将“走转改”活动作为上级的要求、外在的要求而消极对待,不走过场、不应付差事,而是采取措施,建立“走转改”长效机制,最终使“走转改”活动产生内动力,并转化成编采人员的一种本能追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早在2011年8月,大河报第一期选派4名年轻记者进驻郑州市几个社区,实际“挂职”编外“社区副主任”,推出了《小巷总理》栏目。随后,大河报在郑州市内的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惠济区分别建立了10个青年记者社区实习基地,让年轻记者定期到实习基地,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从而转变工作作风。与此同时,组织一批80后年轻记者深入老区、边区、产业集聚区及城市中比较艰苦的行业岗位深度体验生活,开辟《80后,GO!》专栏。这两个专栏不仅锻炼了年轻记者,更成为大河报“走转改”活动中的“名专栏”, 受到了上级宣传部门和读者的肯定和赞扬。2013年10月,《大河报》推出了系列“记录小人物,展示大时代”体验式报道《他生活,我世界》栏目,也受到读者广泛好评。2014年3月,“大河生活互帮团”成立,大河报记者和互帮团成员一起,进社区入学校,民生服务再上台阶。

为搞好这次“走转改”“行进中国·精彩故事”活动,大河报两次召开中层干部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和认识,明确提出要把这次“走转改”活动提高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高度上来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与在全省开展的“我为正能量代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活动相结合; 坚持新闻报道及宣传工作中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 牢牢把握新闻舆论正确导向, 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坚持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映民意、关注民生,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把这次“走转改”大型采访活动,作为大河报实现对年轻记者、编辑队伍业务素养的锻炼和培养的契机,作为实现在新形势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提高报纸竞争力的有益探索和检验, 从而推动《大河报》作为主流媒体实现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升。

(二)制度作保障,推动常态化

正如任何工作要取得实效都离不开制度保障一样,“走转改”活动要想常态化,也必须要有制度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活动沦为一阵风。

1.建立组织制度,强调领导垂范

拿此次“走转改”“行进中国·精彩故事”活动来说,大河报领导班子首先确定了组织制度,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由报社社长王自合、总编辑杨青任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班子其他成员为小组成员。同时明确了活动报道小组的职责:一是每周召开一次“走转改”专题汇报会,及时发现典型,梳理线索,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对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整改解决。二是活动期间, 旗下各班子成员每人至少有一个以上的蹲点联系点,必须到各地市基层调研、采访,并拿出调研、采访的文字材料,且要署名发表。三是启动“总编带队蹲点行”大型采访活动,由总编、副总编分别带领年轻记者深入基层, 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基层群众的生活,努力推出一批有深度、有感染力、富有建设性的报道。

2.完善和规范相 关制度 , 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 让编辑记者尝到“走转改”的甜头,从而确保“走转改”常态化

正如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在肯定大河报“行进中国·精彩故事———都市追梦人”报道的同时所寄予的希望那样:“报社要从考评上大胆鼓励这些扎根基层、‘带着泥土芳香’的记者和报道,让他们多得分、受鼓舞,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这样我们的工作就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大河报在建立和完善“走转改”制度方面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规范版面制度,保障“走转改”稿件有充足的载体:对于“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的稿件,要在纸媒中设有固定栏目、在重要版面刊发,确保其在版面上唱主角;在大河报新媒体不同媒介分别开设“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专题、专栏、主页,并强力推出,为记者走基层的鲜活稿件提供充足的载体。

二是完善“走转改”考核激励制度:发挥指挥棒导向作用,坚持“走转改”业绩评价、评先评优等方面优先的政策措施,规定在每周一星评比、每月的总编辑奖评选上,要向那些来自基层、鲜活的报道倾斜,加奖金;对记者采写“走转改”稿件的考评打分上,要酌情予以放宽尺度抬高级别,尤其对于来自基层、文风清新、内涵厚重的稿件要敢于打高分,发挥好考核的引导激励机制; 对于因版面所限等客观原因造成记者稿件不能充分报道的,酌情予以补分;对下基层时间较长而与出稿率不成正比的记者, 所在部门可拿出具体补助意见, 交由考核部门和办公室审核后予以补助,不能让走基层记者吃亏;对于节假日“停刊不停报”期间记者下基层在新媒体播报的报道,给予纸媒同等打分待遇等。

(三)精准找定位,呕心做方案

有道是“凡事预则立”“不打无准备之仗”。任何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来自精心、用心、呕心的谋划、创意。多年来,在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和新的传播格局巨变中,大河报在设置议程、新闻策划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走转改”同样不光要有满腔热情,还有一个“怎样走”“怎样转”“怎样改”才能如愿以偿、才能事半功倍的问题。在这方面,大河报力求做到通盘谋划,准确定位,精心策划详尽的活动方案,并按照方案认真选题,布置写作要求,以确保活动的有序有效。

1.因“报”而异,准确定位

《大河报》是一份市场化的都市报 ,创刊伊始便秉承“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理念。所以,都市化、平民化这两方面是《大河报》心之所系;另外,在同一时期,《大河报》所开办的栏目还有《河南好人·我为正能量代言》《最美村官》两个专栏,为了有所区别和侧重,大河报最终选定“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第一阶段的主题是“都市追梦人”,即那些发生在都市郑州或其他城市打拼的、向上的、给人以启迪的个人或某个人群的故事。

2.精心策划,制订活动方案

经充分酝酿,大河报“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确定了“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的方案。方案主要内容有:每周一下午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听取由各部门汇总“都市追梦人”线索并选题、审题;落实责任,审定的题目分配给部门,责任到人,并将写作要求、交稿时间进行细化布置到位。方案还对新媒体在“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中提出了具体要求:大河报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须根据自身特点第一时间播报、推送“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与纸质媒体互补互动,相得益彰。

3.集思广益,碰撞出最佳选题

在每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的选题会上,究竟哪些经过梳理后的线索能被选中“都市追梦人”系列? 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总编辑杨青多次在选题会上指出:不能“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选择的“追梦人”对象一定要贴近时代、贴近普通读者,要能引起大多数读者的共鸣,小人物体现大内涵,找到既让上级满意又让读者满意的契合点。最终经过筛选,确定了进城打工小伙“许三多”、90后公益女孩儿、草根音乐人、励志保姆等十多个采访选题。

4.任务分解,让“对的人去写对的题目”

选题定下了,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因“题”而异、因人而异地落实任务。每周一的碰题会上,最后一项便是领任务,确定最终写稿人选、写作要求及交稿时间。比如,针对选题“草根音乐人”,责任人是熟悉音乐的文体部的一位娱记; 针对选题“励志保姆”,责任人是善于抒情类写作的一位女记者;针对“电商女汉子”,责任人是财经女记者。事实证明,这种不“乱点鸳鸯谱”的做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甚至眼前一亮的作用。

二、探索全媒体融合传播新途径

大河报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互融互粉的发展模式,明确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融合发展而不是替代关系。通过4年多的融合发展,大河报新媒体现在拥有大河报客户端、大河报官方微博、大河报官方微信、大河报网、手机大河报、大河报网报等六大平台。大河报新媒体中心也由最初的7人发展到现在近40人的队伍。

2014年11月,央视发布“2014中国新媒体影响力指数榜20强”,大河报综合排名第19位,其中微博表现11.15,微信表现35.59,APP表现28.37。不同于上榜的其他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在某一领域得分较高表现特别突出, 大河报移动端的各项发展较为均衡。大河报已由过去单一的阅读模式升级为全媒体立体互动阅读模式, 直接影响的受众从百万数量级迅速攀升至千万数量级甚至更高, 形成一个全新的多维传播网络。

“走转改”活动不仅仅是传统媒体的“走转改”,也是新媒体的“走转改”,只有将“走转改”打造成全媒体产品,才能构建起大河报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网络。具体到“行进中国·精彩故事”活动中,大河报继续探索创新传播形式,让纸质《大河报》的强势平台与各新媒体平台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互补、相得益彰,既保证了纸质媒体不脱离新的舆论场,也保证了新媒体的活力。最终让新老媒体的融合形成合力,进而维护和提升大河报整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一)优势最大化做强老媒体

2014年底大河报发行团队最新完成的一份受众调查显示,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信、微博、自媒体等7种传播渠道中, 传统媒体仍然是获取本地新闻、国内国际新闻等的主要渠道,并且越是地域接近性高的新闻,使用比例越高。在受众接触最多的信息源里,报纸依然排在首位。48%的受众认为报纸即便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或新闻网站获取的信息, 也要寻找公信力强的新闻源进行甄别。也就是说,河南网民对传统媒体的依赖性很强,传统媒体依然保持着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

在“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强化纸质媒体传播优势的主要做法是:

1.精耕细作,让文字直触心灵

选题定下了,怎样让报道打动人心,对于每一个选题,大河报都绞尽脑汁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在写作上,要求记者不可将人物描写成“高大上”,避免“假大空”倾向;文风上要用实话、新话、接地气的话。

2.独具匠心,起一个让人难忘的标题

新的传播形式下,对纸质媒体的标题“抢眼球”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中特别强调生动、鲜活的标题,比如《“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生动直白的直接引语上了报纸的主标题,还有《从美女到女汉子,她的订单多起来》等简洁有感染力的标题,都让读者“流连忘返”。

3.浓墨重彩,保证版面效果

首先是有个好的包装,统领“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的报眉,是美术编辑在做了多个方案的基础上,编辑部最终挑选而定的,有寓意且美观。其次是保证版面,每个“追梦人”都独立成篇,占一个版面以上,确保篇幅的稳定。再次是确保在A叠重要版面刊发。

4.视觉冲击,让图片说话

一张有感染力的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在这组报道中,图片的使用大胆且比例较大,尤其是有两期的视觉专版,都让人耳目一新。据统计,从2014年12月15日-31日14篇系列报道,平均每篇用图在4张以上。

5.人物点评,提升报道高度

评论是报纸表明观点提升报道高度的最常用办法,这次对“都市追梦人”的报道,每篇都有专家、学者、名人等的点评,他们言简意赅的评论,不仅提升了报道的立意和高度,也为报纸增色不少。

(二)搭建大平台,新媒体发力

发布在新媒体上的信息绝对不是简单地将当天报纸的内容拷贝到各自的媒介上, 而是要以报纸品牌为核心,根据不同介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将记者编辑采集到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二次加工, 从而达到最大化的传播效应。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与纸媒形成互融互补、相映成辉的主要做法有:

1.在新媒体开办“都市追梦人”专栏、专题、主页,利用画面、文字、声音等全方位、立体播报“故事”,与纸媒形成合力

“都市追梦人”的每一篇报道,大河报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都在同一天经过二次加工后进行随时随地滚动播出,与用户、粉丝网友共享丰富、生动的“追梦人”故事。许多网友正是通过大河报新媒体了解了这些“追梦人”并从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

据统计,大河报官方微博从2014年12月15日起,连续5天在微博上发布并置顶报纸采写的“都市追梦人”报道,及时翻新网友评论,引导舆论导向。5天时间里,共发布微博11条,总阅读量达到151.2万次,总转评点赞数千条。

大河报官方微信分别在2014年12月15日、16日和20日三次推送“追梦人”系列,总阅读人数近万人。2014年12月16日一大早,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外出途中从大河报客户端看到了大河报该系列篇《周口女孩励志奋斗史从保姆到管理层》《豫东“许三多”进城安家记如今26岁有车有房》报道后,致电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对大河报该组报道提出表扬,指出:“这两篇报道都很精彩,给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很多启发。”

2. 利用新媒体高度互动性的优势 , 通过网友评论、留言、私信等方式,获取新闻线索、掌握民意,为“走转改”报道提供更鲜活的素材和线索 , 与传统媒体互融互补

比如,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专栏正式推出前的12月13日, 大河报便率先在大河报官方微博推出了“都市追梦人”线索《征集令》,向众多粉丝征集“蓬勃向上、有逐梦故事”的线索,这一《征集令》连续多天被大河报官方微博置顶,网友积极转评,并通过各种形式向大河报提供线索。大河报官方微信、客户端在12月15日“都市追梦人”专题启动后连续多天发出《征集令》,让网友互动参与。

3.在差异性中力求新媒体传播效应最大化

不同介质的新媒体必须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才能让用户、粉丝对你的“都市追梦人”播报“流连忘返”“魂牵梦绕”。比如微博的最大特点在于篇幅短小(仅有140个字),大河报官方微博在对“都市追梦人”报道时,就采取了早上先推出故事梗概,并附上网页链接,随后再提炼最生动、鲜活内容后的二次、三次转发推送。大河报微信则利用其文字、图片不加限制的优势,除在黄金节点转发纸媒报道内容外,又将报纸因版面所限等原因没能刊发的内容,进行加工后更加灵活地在“都市追梦人”专题中播发。而大河报客户端的传播平台更加丰富多彩,除每天通过推送、焦点图和头条区等方式呈现报道外,还在“都市追梦人”专题中增加了“直播间”板块,如12月15日晚间,大河报客户端小编就与网友围绕“豫东‘许三多’是咱偶像”的话题与在线网友进行了现场互动。

4.琢磨出吸引人的网络标题

网络标题更强调“第一眼效应”,否则就没有好的点击率。“走转改”起什么样的网络标题才能让粉丝、用户点开页面来阅读呢? 大河报的做法就是用心用心再用心。比如,大河报纸媒的标题是《豫东“许三多”进城安家记(主)曾因“脑子笨”辍学在家,如今26岁的他已在郑州有车有房(副)》,大河报官方微博的标题是《超励志! “笨孩子”郑州安家记》,大河报微信的标题是《豫东“许三多”郑州打拼,26岁已有房有车:你的都市追梦之路是啥样的? 》。大河报这些微博、微信、客户端标题都能体现出生动鲜活、有悬念、有感情色彩等网络标题的特点。

三、结语

走近进城务工者、走近90后公益人、走近草根音乐人、走近开网店的“女汉子”、走近管道工……从2014年12月15日到31日,大河报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中连续推出13篇“都市追梦人”系列。他们都是怀揣梦想、孜孜追求的小人物,但就是这些平凡人也能创造奇迹的小人物的故事, 让读者深受鼓舞,引起共鸣赢得好评如潮。文明河南网也将《大河报》的“都市追梦人”系列报道在该网站专题同期推送。

正如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在对《大河报》“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系列报道“都市追梦人”予以称赞的同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 新闻媒体宣传主旋律、正能量,一定要从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深入挖掘普通人身上的感人故事、普通人的不懈追求,以及能让绝大多数人感动的经历,让人读后有所启发,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动力。通过我们传统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 引导“沉默的大多数”,把更多的老百姓团结在我们身边,把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聚拢得“多多的”。

大河报“走转改”系列报道虽然得到了广大读者、网友的认可,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但我们深知,距离读者和网友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上升空间。新形势新问题新格局,都要求我们新闻媒体必须带着紧迫感自觉“走转改”,带着责任感坚持“走转改”,带着使命感深化“走转改”,推动活动常态化。《大河报》探索全媒体语境下的“走转改”报道途径仍然在路上,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

摘要：从2014年12月中旬开始,全国新闻战线广泛开展了“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进一步深化拓展了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作为河南报业市场的重要一员,大河报通盘谋划,制订详细方案,把“走转改”主题采访活动作为媒体融合发展成效的一次检验、作为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一次练兵,努力构筑立体化、互动式的传播体系。在活动中,大河报新老媒体强化互融、互补、互动,实现素材一次性采集、内容多平台生产、信息多渠道发布、效果全方位呈现,创新讲好故事的采编方式、传播渠道、产品形态,实现讲好故事与融合报道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篇3

“卖场本性”不能丢

来自郑州市商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 自2001年12月11日以来, 已有美国沃尔玛、法国家乐福、德国麦德龙、马来西亚百盛、泰国正大、中环百货以及国美、永乐、苏宁、五星、迪信通、天津家世界、北京华联、上海联华等十几家国内外知名商业企业来郑州跑马圈地。[1]纷至沓来的零售大鳄使郑州的商业网点四面开花:西起桐柏路, 东至中州大道 (老107国道) , 向北越过北环, 向南接近航海路……上万平方米的大型超市、仓储会员店、家居建材店和百货商场遍布郑州市区。“二七商圈”不断向外蔓延, “东西大街商圈”“花园路商圈”“经三路商圈”等已初具规模。新型零售业态的普及也带来了市民消费习惯的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 2005年7月1日, 《大河报》适时推出国内首家卖场信息资讯专刊《大河卖场》, 并以卖场化运营模式来满足市场需要, 获得了巨大成功,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大河卖场》在低端价位上也取得了全面胜利, 阻击了对手, 引领市场向价值竞争的方向发展。当时商业零售业纸媒广告井喷, 但媒体的广告经营方式却是粗放式的, 对市场细分不够, 差异化经营不明显。加上零售业区域性比较强的自身特点, 决定了广告的目标受众应该具体化:在郑州和郑州周边。

报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势在必行。我们通过对广告市场的研究发现, 有些商家投放广告, 总是跟着主要竞争对手, 故意让读者去比较鉴别, 货比三家。大河报广告中心适时策划推出了《大河卖场》广告专刊, 定位于“信息集纳, 导购专家”。

信息分类, 内容丰富, 一目了然。特刊的卖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配送软文卖场化。分为家电软文“卖场”、建材软文“卖场”、手机通信软文“卖场”和超市软文“卖场”等, 活动信息等互比, 也是一种竞争。

“封面导读”卖场化。在封面对重点广告客户的重点信息进行导读, 优劣互显, 也形成竞争态势。

“重磅策划”卖场化。这是为重点广告客户量身定做的展示专区, 最少8个版, 多的有16版、32版甚至更多, 能不能出重磅, 重磅的质量如何, 读者自有评判。国美电器的《鸿篇巨制》《谁与争锋》, 以及永乐电器的《D计划》《英雄会》等让人刮目相看。

报道策划卖场化。精选业内热门话题, 将重点广告客户代表召集在一起座谈, 形成“大河卖场高峰论坛”系列, 引导时尚和消费, 强化大河报在业内的话语权。

系列活动卖场化。“十一”黄金周, 推出《黄金周购物必备手册》, 年末推出《郑州连锁商业岁末特刊》, 以“月历”的形式记录郑州商业的发展轨迹, 盘点一年来郑州商业发展状况。“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携知名卖场共同举办“消费者服务周”活动, 用一周时间联手为消费者提供家电维修、手机清洗等一系列免费服务, 教师节助教、开学时助学……系列卖场化的活动, 让《大河报》牢牢占领市场垄断地位。

河南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在谈到《大河卖场》时曾说, 她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培养了郑州读者的阅读习惯, 报纸广告有了专业化分工, 广告投放有了规律, 读者也爱看, 逐渐形成周五必看《大河卖场》的习惯, 有了固定的阅读习惯, 其广告效果自然就出来了, 卖场的销售业绩也得到明显提升。

“非卖场特性”要彰显

2012年8月15日, 中国电商上演“三国杀”。“电商价格战15日如约展开。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国美商城三家电商的家电产品价格当日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2]表面看, 这只是一场电商大战, 其实它昭示了零售业的“山雨欲来”, 很多相关企业风声鹤唳。苏宁、国美和纯电商京东不同, 他们有庞大的实体店, 网上争夺对他们的实体店也会有影响。在这种历史的变革时期, 作为家电广告卖场的《大河卖场》, 除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外, 还应该未雨绸缪, 尽早应对。

于丹《论语心得》里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你需要帮助的人, 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 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 一点不能拖延。”

如何配合企业的竞争, 是《大河卖场》的新命题。网店有其优势, 但也有其不可回避的劣势。实体店的最大优势是看得见、摸得着, 好比较。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 彰显企业的竞争优势,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是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积极参与企业组织的论坛, 为企业出谋划策, 将自己的特刊变成企业的主战场, 既赢得了企业的广告, 也赢得了企业的依赖, 对读者的选购也有不小的帮助。这个时候, 帮忙不能添乱, 观点不能偏颇, 要以理服人, 不能武断。

由于电商的发展, 一些大型企业在实体店的宣传上力度明显减弱, 在媒体上投放的广告也有减少的趋势。过去运用得很纯熟的招数, 现在不灵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 就要创新改革。我们采取的办法是, 贴身为企业服务, 根据企业情况, 量身定做活动计划, 从细处入手, 营造个性化氛围, 把企业服务到位了, 我们才能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实惠。在电商大战打响那天, 国美正在搞一年一度的“72小时不打烊”活动, 我们积极参与他们举办的座谈, 并在版面上浓墨重彩, 从侧面对他们进行支持。相关的新闻是中国家电协会宣布家电补贴政策, 国美、永乐都是参与者, 我们也进行了落地报道, 企业很满意, 广告自然也少不了。

我们加大了策划力度, 用策划报道引领广告客户投放广告。去年8月3日, 《大河卖场》重磅推出《河南连锁商业低碳白皮书》, 用低碳白皮书倡导低碳生活。客户的广告也是根据低碳环保节能等主题来投放的, 效果明显, 商家进行主题销售, 报社进行主题倡导, 在业内影响不凡。

在今天的社会中, 信誉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 但是, 每一次收获又都必须努力,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可逆转的命题。

2011年底, 我们把年末总评榜改为企业秀场, 让参评企业从不同方面展示企业形象、展示企业实力, 在充分展示的基础上进行评比, 既有说服力, 又有针对性, 好评如潮。

有比较才有鉴别, 百闻不如一见。广告客户喜欢让更多的读者能参与到他们新品的体验中, 我们举办过以读者为主要参与对象的体验活动, 记者从体验报告的角度进行写作, 企业满意, 读者满意, 报社也满意。

对卖场未来的几点思考

《大河卖场》作为全国首家专业商业卖场广告专刊, 她的成功运行, 是媒体影响力和行业蓬勃发展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大河卖场》在产品定位、经营方式和服务特色上的卖场化, 把从媒体的影响力到销售力的过程大大缩短了, 她逐渐代替了卖场的宣传单页, 成为各大型商家卖场发布促销信息的主要方式, 也培养了读者主动阅读广告的习惯。《大河卖场》已经成为各大商业卖场促销信息的大卖场, 这正是《大河卖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作为国内首家卖场信息资讯专刊, 她的成功运作必将为报业市场的经营创新和持续增长提供重要参考。

一位评论者认为, “对媒体而言, 影响力就是注意力, 注意力就是传播力, 传播力最终会转化成销售力。最终的销售力才是商家最为看重的。当媒体积累起来巨大的品牌影响力之后, 如何把强大的影响力转换成巨大的销售力, 怎样把雄厚的注意力资源得以经济变现, 如何做到媒体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良性互动, 这才是影响力营销最重要的一环。”

有人总结了快消品牌营销的必经之路:1.社会化媒体:微博、SNS、官网互动等 (近距离接触消费者, 维护关系) 。2.电子商务:互联网产品展示、网店销售 (消费者购买便利化) 。3.网络视频:小视频、微电影 (实现大面积曝光, 以动态展示品牌, 提升产品知名度、美誉度, 最终提高产品销量, 扩大市场份额) 。

电子化的今天, 人们离不开网络。如何利用电子手段, 让读者参与到广告客户的经营活动中去, 是我们探索尝试的新课题。

我们专门开通了《大河卖场》官方微博, 读者可以在上面浏览相关资讯。本报96211网站、沃·3G等设有专栏专页, 大河网、大豫网都有体现。每期报道策划选题定下来后, 记者都会提前一周公布话题, 公布手机号、QQ号和一些专用网站号, 让读者广泛参与, 七嘴八舌, 洋洋酒洒, 既反映了民情, 又提升了报道的深度, 可读性明显增强, 效果不错。

为了更好地让读者参与企业的体验活动, 近期我们专门开通了“卖场club”, 吸收了大量的会员, 记者的话题可以在这里讨论, 体验活动也可以在这里组织, 让卖场也时尚新潮一把。

二维码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现在被广泛运用于广告宣传中, 我们在码时代, 凸显码作用, 让企业充分利用码, 让读者充分享受码生活带来的快乐, 我们在广告和报道中, 加入码内容, 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1]郭新亚.卖场广告的大卖场——《大河报·大河卖场》的集约化经营之道[J].《新闻爱好者》, 2009 (4) .[1]郭新亚.卖场广告的大卖场——《大河报·大河卖场》的集约化经营之道[J].《新闻爱好者》, 2009 (4) .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篇4

随着竞争的加剧和业态的升级, 商业零售业的广告投放高速增长。报纸的方便携带、易于保存和信息的权威性, 使其成为商家发布促销信息、展示企业形象的首选平台。大卖场的商业形态不仅带动了整个行业广告投放量的增长, 也促使行业广告投放的专业性明显增强。广告投放更加关注版面的读者群与目标消费者的契合度, 希望同类促销信息集中展示让消费者“货比三家”, 更加注重平时的促销手段以及与消费者的互动, 利用特殊事件推出的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形象广告增多。

大河报根据市场监测, 结合市场需求, 适时推出卖场化广告专刊《大河卖场》

为了更好地满足商业卖场巨大而专业的广告需求, 为消费者购物提供信息参考, 同时从媒体经营角度, 也可搭建一个平台, 开辟一个新的经营增长点, 大河报广告中心于2005年7月1日在全国率先正式推出商业卖场广告专刊《大河卖场》, 定位于“信息集纳, 导购专家”, 并按照现代市场营销理念来进行品牌经营。具体体现在:

产品定位。《大河卖场》总体定位为“信息集纳, 导购专家”, 并由此决定了专刊的读者定位为郑州本地日常用品消费者和家电、建材、通讯等专业产品消费者, 客户定位为综合性商场和家电、建材、通讯等专业卖场, 发行区域为郑州市区, 发行时间为周五, 为居民周末购物提供参考。

产品价格。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和客户的接受程度, 考虑到客户长期大量投放, 《大河卖场》广告定价参考商业卖场低价微利、透明简单的定价原则, 封面封底之外一个整版2万元, 而同类版面实际收入都在4万元左右, 价格上的微利化、透明化适合卖场经常发布促销信息。

推广渠道。《大河卖场》的广告由专业广告公司买断经营, 借助广告公司的专业水平、客户资源和渠道网络, 以较少的投入快速启动市场。

促销策略。A.广告:借助集团现有媒体资源, 在人员密集的商业街区投放《大河卖场》户外阅报栏广告, 直达消费者和商家。同时, 借助《大河报》的强势版面, 在C版投放形象广告, 提前预热市场。这种空中+地面的媒体组合策略, 使《大河卖场》这一媒体品牌以较少的广告预算迅速提高了市场认知度, 完成在商家和消费者心中的铺货。B.公关:一方面, 针对商家促进交流扩大影响。创刊伊始, 举办“大河卖场高峰论坛”, 媒体与市场各方共同讨论郑州商业零售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得到业内的积极响应, 主要综合性卖场、专业家电卖场和手机卖场等集体亮相。另一方面, 针对读者突出公益强化服务。每年的3月15日前后, 《大河卖场》携知名卖场共同举办“消费者服务周”活动。既扩大了媒体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力, 也提升了媒体和企业的公益形象。C.读者互动:在《大河卖场》专刊封面显著位置设置有奖问答, 既提高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又提高了广告的关注度, 增强了广告效果。D.节日促销:假日市场是目前各大商业卖场角力市场的重要支点, 《大河卖场》无疑是郑州假日消费的助推剂。在2005年十一黄金周来临之际, 《大河卖场》推出了《黄金周购物必备手册》, 年底又推出了32版的《二○○五郑州连锁商业岁末特刊》, 以“月历”的形式记录郑州商业发展轨迹, 盘点2005年的郑州商业发展状况。以后每年的节假日, 《大河卖场》针对商家推出特别的活动策划, 给他们搭建一个集体亮相竞技市场的机会。E.重磅策划:正常形态的《大河卖场》就像是卖场的货架, 陈列不同种类、不同商家的促销信息, 而根据单个客户需要推出单独成叠的“重磅策划”, 就是为某一品牌搭建的展示专区, 是轰炸市场的重磅炸弹。

《大河卖场》的推出激活了市场, 赢得了竞争, 为报业广告经营创新积累了经验

培养了阅读广告的习惯, 促进了行业广告投放的成熟。在读者市场, 这种专门发布商家促销信息的广告专刊受到读者的欢迎, 每周五看《大河卖场》、购物前看《大河卖场》的阅读习惯逐渐形成, 也形成了主动阅读广告的习惯。良好的市场效果激发了大卖场广告意识的觉醒, 广告投放日趋成熟。可以说, 作为广告专刊的《大河卖场》, 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赢得了竞争, 丰富了品牌形象, 把握了市场机会。《大河卖场》刚一推出, 就引起了巨大的市场轰动, 竞争对手拿全部版面与之竞争, 针对该行业执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随后又推出类似版面, 但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经过一年时间的运营, 《大河卖场》出版53期, 刊发广告540个版, 实现收入1000多万元, 占据河南省会卖场广告70%的市场份额。

提升了媒体与企业的关系, 成为商业卖场营销传播战略的合作伙伴。《大河卖场》依靠专业全面的商业信息吸引了读者, 广告效果不断提高, 客户的销售业绩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提升。同时, 较低的广告价位迎合了卖场微利时代的传播需求, 成为商家营销传播的战略合作伙伴,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得到质的提升。

大河流域——人类历史的文明 篇5

新授课

【知识目标】

1.充分了解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2.掌握佛教的产生和流传, 对人类早期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所了解。3.充分认识古代社会阶级关系, 主要掌握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种姓制度等事例, 积极领悟政治、法律、宗教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国家职能。

【学习重点和难点】

重点:1.作为古代埃及最为伟大的建筑, 金字塔代表的是整个建筑成就, 展现了古埃及古老风俗、阶级关系、文明成果等。2.佛教制度的产生基础是古印度的种姓制度, 随着佛教的流传逐渐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影响十分深远。

难点: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种姓制度、佛教能够体现出古代阶级关系的理由。

【能力目标】

1.通过教师的帮助, 学生充分了解埃及奴隶制军事帝国的兴起之路, 保证学生能够正确分析历史事件, 提高学生正确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教师的帮助, 对汉谟拉比法典的内容予以充分掌握, 在内容掌握的基础上, 对相关的问题, 有一个辩证的看法, 并全面地对历史事实进行评价。

3.通过教师的帮助, 让学生掌握印度的种姓制度, 对相关问题, 有一个辩证的看法, 并对该历史事实有全面的了解, 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教学程序】

课前引导: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随着生产的发展, 原始社会也逐渐开始解体, 人类开始步入文明时代。世界有七大文明奇迹, 其中金字塔是举世闻名的, 是让人非常向往的空中花园。但是鲜少有人知道, 它们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此外, 相信同学们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很好奇。那么人类文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在本节课程中, 同学们跟随着课程引导, 感受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与踪迹, 一同追寻古代文明的足迹。

一、金字塔的国度

学生阅读本目, 思考以下问题:

1.注意尼罗河的特点, 介绍古埃及人的生产生活情况。

2.注意尼罗河奴隶制国家在什么时候开始统一的, 都城的位置在何处。

3.注意金字塔的命名之因, 以及古埃及国王热衷修建自己陵墓的原因。以及为何将陵墓修建成金字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这次修建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当学生回答了问题之后, 教师开始自己的讲授, 纠正学生理解上的偏差, 对这些东西有更深层次的把握。如下:

古埃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 与尼罗河息息相关。在三千多年前, 已经有40多个国家, 这些国家均是奴隶制小国。在公元前3000年, 古埃及建立了较为统一的埃及奴隶制国家。此时, 人们不能直唤国王的名字, 而是称之为法老。

二、金字塔是国王的巨型陵墓

之所以称之为金字塔, 因为在埃及人的文字里, 金字塔能称之为“庇里姆斯”, 即高的意思。从四面展望, 均是大小不一的等腰三角形, 形如中文的金字。因此, 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金字塔。目前, 尼罗河的下游有80多座金字塔, 其中规模最大的金字塔是国王胡夫的金字塔。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修建之前, 是最高的建筑。金字塔全部用石头砌成。后来埃及被阿拉伯国家统治之后, 逐渐和阿拉伯融合。

讨论的课题是:在四千多年前, 并没有起重机和汽车等机械,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建造的呢?

三、新月沃地孕育的国度

学生通过阅读此段, 形成以下问题:

1.两河流域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时间是什么时候?以及其统一在什么时候?

2.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的发现过程是什么样的?以及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3.汉谟拉比法典制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

4.汉谟拉比法典从历史角度看, 有什么样的意义?

学生在回答以上问题后, 需要教师进行归纳, 如下:

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附近,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以及持续不断的耕作, 形成了人类文明, 在西亚这片土地上绽放出光彩。那么两河流域指的是哪两条河流, 一是底格里斯河, 一是幼发拉底河。

此两条河流的流向是并行的, 分别从西北向东南流入, 目的地是波斯湾。在两河流域之间, 是非常肥沃的平原。这一带, 称之为两河流域。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 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 则为美索不达米亚。

此外, 针对古巴比伦王国, 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便是空中花园。其地理位置, 位于伊朗、伊拉克。比较知名的国王是汉谟拉比。

四、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学生通过对本节内容的阅读, 进行提问, 如下:

1.奴隶制城邦在印度河流域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2.印度种姓制度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产生的?

3.不同等级之间的阶层, 都有什么样的职责和义务?

学生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后, 向教师提出问题。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篇6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事件、面对这样一个“大同题作文”, 对新闻报道的执行者而言, 怎样做既接地气又大气? 怎样做既入俗又脱俗? 怎样才能引人入胜? 怎样方显技高一筹? 作为区域报业市场的引领者, 大河报人选择了“重锤擂响鼓”———全球探地铁。

2013 年12 月19 日至31 日, “大河全球探地铁”大型策划报道成功实施。 短短12 天内, 大河报七名特派记者, 穿梭在世界五大地铁名城———纽约、东京、莫斯科、巴黎、伦敦, 采集了大量素材, 发回了大量报道, 实现了24 小时不间断的环球新闻联动, 为广大受众提供了包括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在内的丰盛的新闻大餐。

“大河全球探地铁”策划报道的推出, 引起了全国同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成为整个“郑州地铁一号线开通”报道中毫无疑问的惊艳“响鼓”, 也是此轮新闻战中的耀眼塔尖。 对河南报业而言, 这也是新资讯时代、 新传媒格局下, 首次实现全球采访、全媒体实时播报的探索创新, 在多个领域成功创造了“第一次”。

本次报道跨度大、战线长、时间紧、任务重, 虽然操作过程中偶有遗憾, 但整个新闻策划报道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回过头来看, 其创意是如何产生的, 操作过程如何推进, 跨地域、跨时区的新闻实战如何协同, 传统报道与新媒体平台如何共振? 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找准切口, 充分体现全球策划与本地新闻事件的相关性

郑州地铁一号线的开通, 对区域经济社会来讲, 无疑是个大事件。 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和切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个新闻, 是郑州地铁开通系列报道中的关键思量和核心课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全球探地铁”的策划创意于新闻发生前半年出炉。 接下来的论证, 必须回答几个问题:其一, 新闻由头是否充分, 即为什么要全球探地铁? 其二, 报道标的之分量是否足够, 即新闻策划的厚度与广度是否匹配这种全球操作? 其三, 怎样完成任务, 即组织上、物力上、技术上的支持问题。

特别是第一个问题。 在本次策划提出之初, 有一种声音认为, 在资讯全球化、同质化时代, 作为一个区域性报媒, 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派大批记者出境? 有没有能力实现环球同步采访? 这种声音认为, 很多资讯可以“百度”, 目标城市的情况也能特约。

但报社主要领导果断拍板, 决定实施“大河全球探地铁”大型策划报道。 用他们的话说, 这种策划“一举多得, 一策多效”。

在大河报看来, 新闻策划的最大“由头”, 就是策划本身与区域新闻事件及区域百姓生活的相关性。郑州地铁一号线的开通, 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换个角度看, 地铁不仅仅是个交通符号, 还是民生符号、经济符号、文化符号甚至是历史符号, 是多元文明的载体和呈现。 以全球五大地铁名城 (纽约、东京、莫斯科、巴黎、伦敦) 的地铁为新闻报道之标的, 选择这样一个策划“焊接点”和新闻“发力点”, 无疑能使整个策划报道具有极强的广度和厚度。

“如果说地铁是城市文明的一扇 ‘窗口 ’, 能与世界级‘前辈’们隔窗对视, 无疑是送给即将诞生的郑州地铁的最好礼物。 大河报记者将亲手推开世界级五大地铁之窗, 希冀用全球顶级地铁文明之光, 照亮郑州地铁时代前进的轨道。 ”大河报五路七名记者出发当日报道的这段题记, 也许正是本次策划报道的最佳注脚。

“ 大河全球探地铁” 活动, 既是大河报 “ 新闻立报、内容为王、策划引领、深度制胜”办报理念的一次生动践行, 也是“全球视野, 百姓情怀”新闻视角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更是大河报“服务河南, 影响全国”办报追求的再度拓展。

排兵布阵, 精心组建远程奔袭所需的指挥体系和“特混战队”

跨国新闻采访, 对大河报来说不是新鲜事, 但同时向全球多地投送记者, 并实施跨时空同步连线和几乎24 小时不间断报道, 这绝对是头一回。

面对这样的任务, 大胆的“破与立”是操作层面的常态。 从指挥体系到排兵布阵再到后勤保障, 都要注入新思维, 启用新方法。

就指挥体系而言, 本次策划构建了报社最高规格的指挥体系, 报社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指挥整个战役。因为整个策划报道以及后期的产品 (含服务) 延展, 涉及采编、广告、发行等各个环节, 因此大河报“一体两翼”的编队格局发挥出了应有的指挥优势和协同效应。

在采编层面, 除出国小分队外, 后方编辑中心、新媒体中心等部门还有约30名采编力量投入战斗, 跨部门, 人员众, 虽兵强马壮, 但也暴露出前线与后方两端人员都相对分散的弱点。因此, 采编层面的指挥体系采用“蜂状结构”, 即两端强劲有力, 中间的连接简洁清晰。指挥端, 由总编辑亲自挂帅, 三位副总担任副总指挥, 夜班编委、主任各司其职;执行端, 更是囊括了大河报采编层面的精兵强将;而在“蜂腰”部分, 本次策划特别增设了“后方总统筹”角色, 选择一位具有丰富采编经验的人员值守, 几乎是“单线”负责前线与后方的总联络, 具体任务包括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发布指令、衔接采编、改写稿件。这种设置, 保证了整个策划报道指挥信号和前方信息传递的清晰、有力与完整, 也成为本次报道活动成功的重要保障。

具体的排兵布阵亦相当精巧。在出国人员的组成原则上, 为了实现既圆满完成任务又能磨砺队伍之效果, “混搭”是极为明晰的组队原则, 即组成人员的来源上, 要跨中心、跨部门、跨采编、跨性别等。最终形成的出国七人组, “混搭”特征明显, 他们来自财经、社会、编辑三大中心, 4男3女, 5名记者2名编辑。既有业务骨干 (首席) , 也有业务新秀;既有年近五旬的新闻老兵, 也有刚毕业不久的报业新人;既有首次出国的菜鸟, 也有留学回来的海归……这种有意为之的“混搭”与“错配”, 在后期报道过程中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正是上述打破常规的制度安排和人力配置, 实现了报社内部及前线与后方的多层次联动———中心联动, 部门联动, 采编联动, 新媒体联动, 前线后方跨时空实时联动, 确保了整个策划的高质量实施。

做足功课, 高度重视跨国探访前的“粮草先行”和案头预备

全球探访, 需要面对各种挑战, 包括出行障碍、时差障碍、语言障碍、文化障碍、通信联络障碍、信息传递障碍等, 要越过这些障碍, 就需要策划执行者充分准备, 做足功课。这其中, 既有硬件方面的精心准备, 也有报道方案等软件方面的充分前置。

比如出行, 五大目标城市, 分布在三大洲, 时空跨度非常大, 如何根据采访发稿节奏秩序出行, 是采访小分队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大河报的经验是, 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将办理护照、签证、预约航班、住宿、邀请翻译甚至出行细节等工作, “外包”给一家有丰富涉外经验的旅行社, 让采编人员轻装上阵。

“大河全球探地铁”探访目标城市示意图

成熟的报道方案, 是策划得以成功实施的又一项保障。在跨国采访小分队出行前, 报社就对本次活动的报道方案进行了多次不同层级的研讨, 根据研讨会的方向和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与研讨的人员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这种安排和调整, 除了要解决采访对象、报道内容、突破技巧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外, 还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一是采和编之间的衔接;二是前线和后方的联络;三是新媒体与传统报道手段的协同;四是“全球探地铁”与本地地铁报道之间的共振。

最终报道方案兼顾了上述思考: 既有对五大城市地铁文明的独家展示, 也有对所到城市“一号铁”的充分聚焦;既有根据城市依序编发的连续报道, 又有郑州地铁一号线开通当日的特刊呈现; 既有传统媒体势大力沉的深度挖掘, 也有新媒体24 小时不间断互动的轻灵游走。 而这些当初的设计, 基本构成了最终报道产品的雏形。

当然, 准备工作还有很多。 比如, 除了集体层面大的方案准备, 就五路小分队的相关个体而言, 充分的案头功课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再比如, 本次活动在经费方面之所以也能轻装上阵, 得益于在策划提出之初, 报社就很好地嫁接了市场因素———一家地铁商业项目愿意全程赞助本次活动。 手中有粮, 自然心中不慌。

灵活应变, 妥善处置既定报道方案与突发情况的应急结合

随机应变, 是新闻指挥和实施环节的必修功课, 因此再好的报道方案, 都随时可能被微调、修正甚至推翻。拿“大河全球探地铁”而言, 记者出发时, 对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外的采访场景基本还停留在“想象”层面, 他们怀揣的“方案”充其量也只能是个粗糙的指引。

本次探访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段子, 就很好地反映出这种“应急与应变”:记者出发之初被告知, 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三项 (对所到城市地铁的深度报道, 《特刊》上对该城市一号线的聚焦, 给新媒体中心持续提供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报道) , 内部谐称“一虾三吃”。但因本次策划正好跨过或临近西方的圣诞节和2014年元旦, 有关“圣诞节的中国元素”、“从13到14, 墨香中的五大城”等采访指令不断从后方发出, 等到记者返程时才意识到他们此行已被“一虾七吃”了。

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应急”。其一, 按照早先的版本, 郑州地铁首发日是12月26日, 可是时间临近接到通知, 首发日可能向后推迟到28日, 直到记者陆续出发时, 首发时间仍然是个“谜”。当最终被确定为28日时, 则意味着整个报道方案和各路记者的工作节奏必须做出迅速调整, 留给相关记者特别是开篇记者 (探访纽约的记者) 的采访、写作时间不足24小时, 且是在直飞纽约14个小时后无法倒时差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结果该记者连续战斗了33个小时。这既是“应急”功夫, 更是“硬功夫”。

其二, 按照最初的设计, 地铁开通日的特刊采用正常出版开本, 但为了报社整体布局考虑, 临时决定将地铁特刊的印刷开本与大河报BRT特刊《大河快读》尺寸一致。这种小开本“快读”精致时尚, 符合地铁气质, 但付出的代价是其印刷需要提前几天开机。这一调整又给前线记者来了个措手不及, 幸好应急预案充分, 特刊《地下铁时光》如约上街, 成为郑州地铁一号线开通日的惊艳读本。

类似的突发情况还有很多, 这很好地证明了:新闻策划的实施过程, 其实就是新闻操作的动态管理过程。

跨媒联动, 注重传统呈现与新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共振

多媒体联动, 跨媒体共振, 是本次全球探地铁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可以这么说:没有新媒体的植入和联动, 本次策划就无从谈起:技术上无法顺利实施, 综合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广泛和持久。同时, 传统媒体进军新媒体, 也绝不是简单的长话短说、老话新说, 而是要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拓展新闻报道的内涵和外延, 通过新媒体跳出传统媒体的自我限制, 吸引更多的读者, 创造更大的价值。[1]

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莫斯科地铁是本次“大河全球探地铁”报道的重要一站。

比如, 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 本次策划的很多想法在技术上根本无法实施, 新闻受众面也会极大缩水;如果没有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样式, 实时图说、声音或视频等新闻产品就无法顺利传递或呈现, 新闻的延展性和交互性也会大打折扣。

近年来, 新媒体发展一日千里, 传媒格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 传统媒体积极开展与新媒体的融合, 时效和空间受限的报媒尤其急迫。 大河报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布局:2013年4 月正式成立新媒体中心, 6 月下旬, 大河报全媒体集群 (包括纸质、客户端、网站、网报、手机、微博、微信等“七小福”) 组团亮相, 截至2013 年年底, 大河报的综合受众已突破1000 万级, 仅官方微博就接近350 万, 新闻客户端短短几个月就越过20 万的门槛, 因此本次“大河全球探地铁”活动中的“大河”, 显然是包含新媒体方阵的“大河”。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本次活动一开始就被定义为“全球探访, 全媒体报道, 全手段运用, 全产品呈现”, 特别强调传统手段与新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共振。 从方案制定到过程实施, 都体现了这种意识和要求。 回过头来看, 这种思路和安排, 效果十分明显。

其一, 既发挥了传统媒体的权威和大气, 又发挥出新媒体的诸多优点。 两种形态和风格, 在此次策划中相互融合, 互为补充。 比如新媒体的实时、新媒体的海量、新媒体的灵动、新媒体的交互等, 在策划实施过程中都有体现, 这极大地拓展了新闻策划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比如短短10 天时间, 仅大河报新浪官方微博发布的“#hello, 地铁#”, 点击阅读量就接近200 万次, 全部讨论数3 万多次。

其二, 使信息传递实时同步, 使强时空的新闻策划背景“弱时空化”, 使新闻制作更方便、更迅疾、更鲜活。 可以设想, 如果没有新媒体技术手段的植入, 传统报纸媒体要想实现全球实时同步连线的报道样式, 几乎是痴人说梦。 比如, 仅仅是“地铁报道组”微信群这一工作微平台, 就在本次活动的通信联络、作品传输、记者实时连线等方面, 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三, 报道手段多样, 产品形态多元, 呈现方式丰富多彩, 极大地拓展了新闻策划的容量。 本次策划报道, 除纸质《大河报》外, 大河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新闻客户端、大河报网等同步启动报道, 新闻上线, 记者连线, 读者在线, 24 小时热线, 样样都不能少。 新闻产品样式更是丰富多彩, 包括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 既有大篇幅的深度挖掘, 也有侧记、特写、图说、声音或视频播报等多维呈现, 让受众切实品味到了不一样的新闻大餐。

其四, 强化了新闻策划的延展性和交互性。 为让读者更多地参与到此次策划报道的互动中来, 扩大报道的影响力, 大河报新媒体中心策划了 “提问有礼”“讲述地铁故事”“网络问卷调查” 以及网友互动等多项交互性活动, 在客户端、微博、微信、网站上推出, 同时将征集来的提问、故事发给前线记者, 让记者在采写过程中更多地感知读者视角, 回答受众关切的问题。 这些操作, 努力实现了公共话题的深度发酵和新闻热度的再次延展。

大河报新媒体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倡导的 “传统报道与新媒体融合”之思路, 很好地体现在本次全球探地铁策划报道中, 牢牢把握了这一珍贵的练兵机会。

给力品牌, 让大手笔、大视野新闻策划本身成为焦点和新闻

大河全球探地铁, 这一“探”背后的涵义, 是视角更是视野, 是魄力更是实力, 是底气更是底蕴, 是品质更是品牌。

策划的实施, 引来了广泛的关注和同行的羡慕, 轰动一时, 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怀疑的目光和不解的声音。 有人评其“高端大气上档次”, 也有人喻之“土豪金”。 而站到大河报的立场, 这其实是自身战略指导下既定的战术安排。

十多年来, 大河报一直努力做与百姓 “贴心贴肺”的新闻。 也因此, 大河报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报道方向、内容和视角, 让“百姓关心、政府满意”。 在新的时期, 大河报更刻意强化了这一过程中 “大手笔”“大视野”等品牌内涵。 本次“大河全球探地铁”, 就是“全球视野, 百姓关照”新闻实践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让新闻策划本身成为新闻”, 大河报在这方面积累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 仅在2013 年, 大河报就成功实施了多起大手笔策划, 比如“博鳌亚洲论坛郑州航空港高端对话会”“万里追行郑欧班列”“大河报号直升机首飞”“第九届大河财富论坛”等, 在区域甚至全国都堪称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 而这些大手笔操作, 无疑是大河报品牌建设中最耀眼、最给力的“砖瓦”。

在新时期传媒竞争格局的演进中, 品牌价值已经成为这种竞争态势的内核。 众所周知的是, 媒体的品牌价值首先得益于其影响力、 引领力以及以此为基的公信力。 大河报“大手笔、大视野”新闻操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是这种传媒的影响力、引领力与公信力。 大河报品牌价值连续多年不断攀升,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2013 年的最新品牌榜单上, 大河报的品牌价值为46.45 亿元。 这, 就是一个最佳注脚。

参考文献

大河家的故事论文 篇7

綦江区,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地形复杂、地貌多样、道路崎岖, 貌以丘陵、山地为主, 坡地面积较大, 人民自古以稻作为生。綦江人民的民族音乐文化, 有着深厚、悠远、淳朴的传统;綦江地区的民歌, 则同巴渝民歌一样, 有着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民歌的结构形态, 由于受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语言音调、社会形态、民间习俗等诸方面的制约、影响, 綦江民歌呈现出体裁多样, 品种纷繁的西南民歌特色。从音乐形态学的特征来看, 綦江民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情感性、秩序性。

一、綦江民歌的情感性特征

情感性特征, 是指音乐美比起其它艺术美更接近情感自身。由于綦江地处西南内陆, 在饮食特点上又喜好麻、辣、烫的火锅及川菜味, 加之綦江人火辣辣的个性特点, 故綦江民歌在情感性特征上有别于其它地域的民歌。它更强调能够引起其它人的感情共鸣, 希望得到其它人的认同。

綦江民歌, 歌种类型齐全, 涉猎劳作生活;曲调以传统五声调式为主, 旋律激越、悠扬。从其歌唱内容、歌唱背景、歌曲样式、曲目称谓等综合因素而划分类别, 可见綦江民歌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内容。古老的綦江民歌, 其题材涉及到綦江各民族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每种题材反映出的内容, 都有“喜”的情感和“悲”的情感。

(一) 反映当时社会各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 例如:抨击时政、揭露剥削、赞扬人民反抗斗争等。 (二) 反映生活、讴歌劳动的, 例如:赶脚歌、插秧号子、秧田歌等。 (三) 反映婚姻、吐露爱情的, 例如:赞美纯洁爱情、抒发哀苦离愁、吐露深情别怨、反抗包办婚姻等。 (四) 反映民众生活的, 例如:直抒家庭关系、风俗习惯、家务劳动等。 (五) 反映劳动人民、儿童孩子逗趣、嬉游、娱乐的, 例如:各种游戏歌、嬉戏歌等。 (六) 教育、竞测智力、传授知识的, 例如:大量的问答歌。 (七) 歌唱传说故事的, 例如:流传在民间的各类历史人物、戏剧、话本、神话传说、新闻趣事、景物古迹等多种内容, 歌者往往借此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此外, 綦江民歌与歌词句式、地方方言均有着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 并逐渐形成了本地区独特的声韵、节奏和语调美!在綦江民歌中, 具有浓郁风格的衬词也成为重要因素, 这些衬词, 非常浓郁地表达了綦江人民的朴实情感。也如“啊”、“啰”、“喂哈”、“咧”等。在綦江民歌的旋律中, 有特色的乐汇和衬腔相映成趣。

如《大河涨水浪沙洲》:

大河涨水浪沙洲, 捡把麻杆顺水丢,

水打麻杆渐渐远, 情哥哥丢奴渐渐丢。

歌词语言直抒胸臆, 描述形象生动;曲调舒缓叙述, 音程跌宕激情;歌唱喊说结合, 音声动人心魄, 无一不是河边人、山里人的质朴、实诚性情而抒发出的荡气回肠心声。尽管歌词非常简短、淳朴, 在短短的几十个字里, 表达了农村女性对爱情淡淡的哀怨、堪忧。歌词中, 用“麻秆”顺水漂浮这一简单、自然的现象, 倾述了“奴家”对“情哥哥”的思念和恩爱……这样的歌曲, 很多, 到现在仍然有本地区的传承人在传唱它们, 尤其是江河两岸和深山峡谷的村落乡民, 喜爱民歌, 情有独钟, 歌唱原声原味, 音声不绝于耳。

二、綦江民歌的秩序性特征

秩序性特征, 是指人类创造的所有艺术中, 音乐的自然本性最接近数理科学, 也最注重形式因素。

(一) 调式特征方面

綦江民歌多采用无半音五声音阶的徵调式和羽调式。前者具有质朴、内在的特色, 后者具有清新、柔美的气质。在綦江民歌中, 徵调式最多, 占40%左右;其次为羽调式, 占30%左右;再次为商调式, 占11%左右;较少使用的是宫调式和角调式, 分别占9%、6%左右。在綦江民歌中, 商调式常出现某些微升音装饰的特殊音阶, 它们的出现, 使綦江民歌具有格外浓郁的山野气息和独特的地方风味。微升音可能出现的音级主要有:主音la下方的↑sol, 属音mi下方的↑re等。

如《大河涨水浪沙洲》, 其属于高腔山歌, 商调式, 调式特点也是典型的四句式民歌。调式紧紧围绕调式主音re进行, 第一句结束在高八度的主音re上。第二句缓慢下行, 最终结束在主音re上。第三句运用平稳进行和八度跳进, 最终结束在导音si上。第四句, 先平稳进行, 然后下行至主音终止。

(二) 旋律进行方面

綦江民歌主要以单声部为主 (领和相叠的多声部织体少量出现在川江号子、秧田歌等民歌中) , 无论徵调式还是羽调式的旋律, 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徵调式旋律中, 有一种是以sol、mi、re、do、la、sol的级进为主的;另外一种是以sol、do、re的四度跳进与大二度级进为特色的, 如《郎是天上紫微星》 (南桐山歌) 等。

商调式旋律也有两类, 一是以mi、la、do、re, re、la、do、mi为骨干的;一是以re、mi、la、do的级进为主的。如:《大河涨水浪沙洲》, 第一句以属音la、下属音sol重复进行, 然后上行至主音re, 出现第一个小高潮。第二句围绕属音la上下进行, 最终停留在主音re上并延长。第三句, 以属音la、导音sol重复进行、缠绕, 然后先下行然后八度上行至主音re并短暂停留至导音do, 并在do音上下滑、延长, 此时, 出现全曲哭腔式的大高潮。音乐凄厉、深沉, 让人为之震撼!最后, 音乐围绕下属音sol缓慢进行, 最终无奈地、哀怨地停留在主音re上……好似中国妇女几千年对男性无奈的相思、依赖、顺从一样, 道出了中国南方传统婚恋的内在情感。这样的音乐进行, 与其说是音乐, 不如说是一种有音高、有旋律、有流动的数字进行, 当然, 民歌形态特征也显露得一览无遗!

(三) 节拍、节奏方面

民歌在节拍、节奏方面, 非均分律动 (即散板自由节奏) 不仅是山歌节奏的特色, 也被川剧的散板广泛运用。即使是均分律动 (上板的节奏) , 强弱拍子的交替也不甚鲜明, 不具有功能性, 多见于小调和号子。因此, 整个音乐显得平和、舒徐。綦江, 由于地处重庆西部地区, 相对不是很平坦, 故民歌的音域比较狭窄, 旋律活动幅度相对较小。其旋律进行以平稳的级进为主, 节奏自由悠长, 具有优美精致、清新流畅的风格特点。如:《大河涨水浪沙洲》, 第一句基本是围绕属音la进行的, 然后有一个小跳三度, 进行至导音do, 是一个上行句读。第二句以传统五声音阶的三度、级进为主, 是一个下行句读。第三句以最有高腔山歌特色的一句, 先平稳, 然后八度跳进, 给人以高亢、明亮之感, 辅之以长长的下滑音, 那种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跃然纸上、直抵人心。第四句在高潮之后, 已经无力挣扎, 轻轻的、默默的以下行级进至主音re结束, 让人对爱情魂牵梦绕, 永难忘怀……

(四) 曲式结构方面

綦江民歌大多为单乐段结构, 篇幅较为短小, 乐句与唱词句式大多相符。乐段内各结构部分大多以对称关系为基础, 结构清晰。此外有些川江号子、秧田歌等, 由于劳动条件的需要, 以至篇幅较长, 结构较为庞大。如:《大河涨水浪沙洲》, 仅有短短的四句, 长短也不统一, 有些散板之感, 但却把农家妇女对情哥哥那种相思之苦刻画得淋漓尽致。全曲在有衬词穿插其间的旋律的起伏跌宕、抑扬顿挫中, 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幽怨、愤憨之情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三、结语

綦江各时期、各地区、各民族的各种民歌, 实在是太多了……它们, 犹如綦江各地那漫山遍野盛开的绚丽小花, 虽小, 却那么耀眼, 美不胜收……以上介绍的, 不过是浩瀚的綦江民歌中的沧海一粟, 愿它们同巴渝民歌一样, 永远放射着微弱的、不灭的光芒!但也有不乐观的一面, 由于近20年来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 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以及民工潮的大量涌动, 古老的綦江民歌正越来越被年轻一代所遗忘和不喜好。好在对于綦江民歌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 已经引起了綦江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王川平.彭孝纲音乐作品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4:65-66.

[2]王耀华, 伍湘涛.音乐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24.

[3]上海音乐出版社编.音乐欣赏手册[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