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小说（共3篇）
康拉德小说 篇1
0 引言
小说作为一种叙述体文学形式, 经常被认为是在一张由时间和空间交织而成的网络中记录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的样式。一部小说史, 其实就是小说家们安排、处理时空的探索史。当人们已经无法用传统的小说理论阐释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人的小说时, 有人试图用空间形式理论来解释。这个概念是美国文学家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于1945年首次提出, 该理论从空间形式的创造与接受两个方面为现代小说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从而为现代小说的空间“转向”开了理论先河。
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 弗兰克指出, 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中的时间因素。”[1]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文学作品中空间形式问题的关注。后来, 其他的一些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米切尔森的《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一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了构成小说空间形式的各种因素。在戈特弗里德·本的《表象型小说》中, 他用了一个比喻比较生动形象地说明空间形式小说的结构特征, 他说小说像一个桔子一样的结构。其结构由数目众多的果瓣、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 它们都相互依靠,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趋向于中间, 趋向于中心白色坚韧的茎。这个茎就是表型, 是存在。除此之外, 各部分之间是没有任何别的关系。[1]米切尔森将此进一步阐释, 指出空间形式的小说不像是长得枝繁叶茂的萝卜, 而是由许多相似的果瓣组织的桔子, 它们集中在唯一的主题 (核) 上。[1]
一般说来, 空间形式可以看作小说叙述结构的一种模式, 体现在对时间形式的扭曲和破坏中, 是在对时间形式的瓦解中诞生的。相对于传统小说家对时间序列的遵循, 现代主义作家通过空间并置、频繁穿插、印象主义、重复叠加等手法, 在时空顺序上大幅度跳跃、颠倒, 把现在、过去、将来、梦幻等不同时空单位巧妙地组合起来, 充分展示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 从而有效地再现了人们意识中的价值生活。
1 空间并置
在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译序中, “并置”被定义为“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 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 从而结成一个整体。”[1]也就是说, “并置”是主要针对传统小说的时间艺术而言, 强调打破叙述的时间流, 在空间上把场景与场景、事件与事件、意象与意象、过去与现在并列放置在起来, 这样文本的统一性不再存在于时间关系中, 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
在传统小说中, 故事情节的发展, 人物的出场都是依照时间之轴的自然转动而展开, 叙述者的叙事禁锢在一种时间的线性模式上, 以达到一种符合逻辑与伦理的美学效果。而康拉德在《吉姆爷》中通过并置的策略, 构架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空间结构。小说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章至第四章采用的是传统的全知叙述方式, 展示主人公姆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第五章至第三十五章是马洛的第一人称叙述, 第三十六章至第四十五章的叙述方式比较复杂。这部分主要是是马洛致无名氏的信件和手稿。此部分的整个叙述并不是沿着单一的时间线格局展开, 而是在时间倒错和空间破碎之中展开, 整个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 叙述的蕴涵和作品的意义“永远被放逐在伟大的流亡中。”[3]马洛在故事中作为一个遥远的叙述者, 增加了作者与故事的距离感, 同时也拉开了读者与叙述的距离, 使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变得扑朔迷离, 也使一个有实感的形象变得异常缥缈。
其实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中也突破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 他的多个事件交叉叙述, 多个场景并置, 从而非常有效地形成了如米切尔森所言的桔状结构。小说中一个长达几十页的场景———诺斯托罗莫与德考得护送银子到伊莎贝尔群岛的海湾之战, 是将小说中看似散乱的场景凝结在一切的“茎”。[4]无论是这一场景之前的高尔德继承其父亲的家业, 在租借地开发桑·托梅银矿、里比厄拉政府的失败、国内武装叛乱、大庆典等, 还是之后所法伤的诸如诺斯托罗莫潜回萨拉科, 诺斯托罗莫的堕落等事件都直接指向这一场景。诺斯托罗莫与德考得的个人命运, 萨拉科的历史, 似乎都凝结在这样一个既短暂又漫长的夜晚, 都指向共同的本质的力量———银子的魔力。作者通过这种独特的画面将故事不同场景之间的关联性和空间性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成功地建构了故事的空间性。
2 凝固的时间
“凝固时间”就是作者以大量篇幅将短时间段内的意向、事件、人物细节进行堆积式呈现, 使读者在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意象的体验中失去与时间的联系, 沉浸到一种空间意识之中。康拉德正是采取了凝固时间的手法来增强小说的空间性。
在《诺斯托罗莫》中, 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驳船离开港湾的那个夜晚被英国批评家利维斯誉为“文学里最为生动而具美感的描写之一”。[5]在这样一个时间仿佛停止的空间内, 诺斯托罗莫一会儿想起临终的特利萨, 一会儿又谈起艾斯马拉达的驻军司令官索第罗。作者花大量的笔墨将记忆、意象、人物、甚至细节一一呈现, 这样使小说的情节发展非常慢, 时间犹如凝固起来, 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空间感。在这种空间化的叙述中, 作者努力试图表现静态的空间内容。如故事中的驳船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背景, 而成为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的炼狱, 他们共同的海湾之行不再是为萨拉科的财富寻找一个藏匿之地而是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认识自我和征服自我的精神旅程。我们可以看到绝对平等的黑暗把人性的外壳一层一层地剥落下来。世界的一切标准在黑暗中的大海面前, 对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都失去了意义。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中通过精细的渲染和描述, 成功地达到了凝固故事时间、拓展审美空间的艺术效果。读者在对细节的关注和对美妙意象世界的体验中失去了与时间的联系, 陷入到空间的绚美之中[5]。
3 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最先起源于绘画领域上的现代主义革新, 以塞尚和莫奈等画家为代表, 注重光线和色调的鲜明强烈从而捕捉瞬间的感官印象。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休漠的经验主义, 注重感官印象和直觉, 认为感官印象先于观念的形成。休漠的印象更强调由于外部刺激带来的感官感受和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而在文学上, 现代主义作家把绘画中的印象主义技巧和理念运用到文学创作中, 着力表现生活世界与人物相遇而留下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引起的情感和观念。
康拉德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实验与革新, 在小说创作中引入了印象主义的艺术手法, 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和艺术观念。他的小说中的许多场景犹如印象派的油画, 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个强烈的印象、互不相关的场景和不同人物的臆测。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 会随着积累更多的各种偶然事件和印象信息随时修整自己的猜想。在小说《黑暗的心》中, 马洛对库尔兹的认识过程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印象信息的归纳过程:从马洛在去内陆贸易站的沿途中所获得的关于库尔兹的赞美之辞, 从会计主任那儿他得知库尔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一个天才”, “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 “一盏明亮的灯”。[6]马洛在中心贸易站又被告知库尔兹前程远大以及他对公司的重要性。从制砖师兼经理的密探那儿, 马洛得知库尔兹是道德高尚的人, 有非同寻常的观点。然而, 马洛亲眼看到的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在树下有“微弱的蠕动着的人群”, 到处摇晃着“黑颜色的疾病和饥饿的影子”, “被制服的怪物 (黑人) 戴着镣铐的形象”, 在篱笆上“摆着一个个人头”, 贸易站里堆放着“成垛的象牙”[6]。所闻和所见的两组印象彼此矛盾, 更强化了马洛对库尔兹的好奇心理。因此, 随后马洛在深入非洲腹地的时候, 随着各种印象信息的累积, 慢慢地揭开了库尔兹的神秘面纱。
康拉德的印象主义还表现在他对色彩的运用方面。白与黑、光与影在他的作品里总是相伴而行。然而, 在他的作品里, 象征纯洁和真实的白色与明亮总是飘忽不定, 不堪一击, 而象征邪恶和死亡的黑色与阴暗, 却显得无所不在, 坚不可摧。在《吉姆爷》中, 吉姆全身总是穿着洁白的衣服, 但是一旦置身于现实世界, 他就无法逃离阴影的追随。吉姆的脚下是“黑沉沉吐着火光”的“帕特纳”号轮船, 头上盘旋着“一只孤独的黑鸟”, 面前闪动着舵轮的“一只黑色的手”, 背后是幽深莫测的丛林, 而吉姆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白色斑点”, “一个在漆黑的世界捕捉到全部光线的白色斑点”。[7]康拉德的小说运用印象主义的手法, 创造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 这些流动的画面不强调对现实的精细刻画, 更在意的是瞬息的感受, 传达一种视觉上的强烈感受, 表现种种情绪。
4 结语
康拉德一生致力于小说艺术形式革新, 通过空间并置、时间凝固和印象主义手法的创造性使用, 他使作品从整体到局部都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线形结构模式, 呈现出空间立体的结构布局。其相对于传统小说来说, 康拉德小说中空间艺术的引入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意义。它扩大了小说容量, 使小说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 小说的内涵由确定变为不确定, 增强了其思想性, 多义性,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多走向的广阔想象空间和情感空间。另一方面, 康拉德的空间形式小说对于现代读者的阅读经验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读者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作品的细节保持审美距离, 在重复阅读中通过反思, 记住各个意象及其暗示, 才能在连成一体的参照系的整体领悟中同时理解每个参照的意义, 通过创造性阅读给文本开辟一个广阔的涵义空间。
参考文献
[1]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程锡麟, 等.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学, 2007, 11.
[3]刘建.康拉德小说的复型叙事结构[J].时代文学, 2012, 4.
[4]孙薇娜.康拉德小说《诺斯托罗莫》中的印象主义画面的构筑[J].时代文学, 2011, 7.
[5]邓颖玲.《诺斯托罗莫》的空间解读[J].外国文学评论, 2005, 1.
[6]康拉德小说选《黑暗的心》[M].袁家骅, 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7]刘旭彩, 刘丽新.康拉德作品中的印象主义[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6, 3.
论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人物 篇2
一、“狂欢化”及其社会背景
康拉德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期, 他的文学创作也主要集中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年 (1897-1918) 间。大多数的评论家认为, 康拉德的文学创作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 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康拉德的小说大范围的运用“狂欢化”的人物写作, 他将小说中的人物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他虽然没有像俄国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社会进行激烈的批斗, 但是我们仍旧在他的作品中, 可以看到他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所进行的社会化创作。
康拉德的人生经历了狄更斯生活的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转变, 其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狄更斯笔下的社会是极端贫困的, 然而康拉德所生活的二十世纪初的英国, 其社会已经发展与进步到了相当的程度, 之前存留的教育制度、生活贫困等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此时的欧洲世界经济发展迅速, 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 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世界重新陷入了危机。人们的社会意义、道德水平没有跟上物质的发展速度, 面对这一社会危机, 康拉德对此感到深深地危机, 因而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他对人们道德与人性的思考。
康拉德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之子, 他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于人类残害十分痛恨。身为英国帝国的一分子, 康拉德虽然意识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诸多弊端, 但由于社会与政治的压力,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他有时也不得不为帝国主义美言。康拉德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家, 他对英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感到不安, 加之他曾受到残酷的压迫, 他比常人更多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暴行与残忍, 他曾说过:“博爱不过是兄弟残杀的代名词, 公此而已。”康拉德之所在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由于他是一个敢于直面谴责帝国主义的作家, 他企图通过自己人道主义世界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康拉德生活于两个世纪之交, 那个时代交接点的特殊文化与社会, 造就了康拉德别样的文学创作类型, 也造就了他“狂欢化”人物的写作特征。
“狂欢化”这个概念来源于二十世纪的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巴赫金的“狂欢化”概念来源于俄国古老的节日“狂欢节”, 在狂欢节上, 人们不再如一样受到约束, 没有长幼、尊卑的限制,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人们尽情的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巴赫金把这一切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等总和定义为“狂欢化”。说到狂欢节, 那么小丑、骗子等人物是必不可少的, 因而在康拉德的小说中, 这些人物形象也经常出现。这一类人物, 他们有的天真, 有的单纯, 有的痴傻, 但是他们却独独对于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让人们不禁惊异于他们丑陋外表下的睿智。这一类人物是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原型的, 他们生活于社会的边缘地带, 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他们身上却具有“正常人”不具有的智慧与思想, 是社会制度下最为清醒的人群。这一类人, 即我们所说的“狂欢化”人物。
二、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
“狂欢化”人物的典型就是小丑、骗子与傻瓜。其实, 康拉德并非“狂欢化”人物形象塑造的第一人, 在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康拉德继承前的创作传统, 并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所突破与创新, 他将“狂欢化”人物加以丰富、丰满与复杂化, 让这些人物形象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 而是更加有社会内涵与思想内涵。以下, 本文将针对康拉德文学中出现的“狂欢化”人物进行分别论述, 以期获得对其更为深入的了解。
1、传统的“狂欢化”人物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塑造, 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人物形象仍旧是传统的“狂欢化”人物代表, 他们大多数是小丑、骗子与傻瓜等。例如在《走投无路》中的杰克、《吉姆爷》中的柯涅柳斯, 他们都属于单五性格的人物形象, 没有复杂的思想与文化内涵, 这类人物的塑造大多数形成于康拉德写作初期。
《走投无路》中的杰克是一个傻瓜, 他从不与任何人进行交流与交往, 外表看起来是痴呆与愚笨的。杰克没有朋友, 他整日与机器在一块生活, 机器就像是他的朋友一样与他进行狂欢的交流。他极少说话, 只有船停在岸上休息时, 他才偶尔说话, 但他不是与人交流, 而是对身边的人与事进行破口大骂, 像一个精神出了问题的人一样疯疯癫癫。
《吉姆爷》是康拉德“狂欢化”人物性格单一的代表之一。主人公柯涅柳斯是一个小丑一样的人物形象, 他相貌丑陋受到人们的耻笑, 行为奇怪乖张, 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垃圾型人物形象。他品德低劣, 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 甚至背叛了吉姆而死去, 但就是在他死后, 人们也没有停止对他的鄙视与嘲笑。柯涅柳斯是康拉德树立的一个单一性格的人物, 他没有正常人所具有的性格多面性与复杂性, 他单一的性格就像是一个单细胞的动物, 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嘲笑与不耻。
杰克与柯涅柳斯是康拉德在文学中树立一个人物群体, 他们的性格与思想单一而直接, 他们做事情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进行, 并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社会压力与道德的限制。在故事的发展与变化中, 他们的行为与性格直线发展, 没有变数而言。这是康拉德“狂欢化”人物形象的一个传统的创作风格。
2、发展了的“狂欢化”人物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塑造, 在前人的传统形象塑造的基础上, 康拉德对其加以改造, 使其具有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些人物形象不再单一与直接, 而是在故事的发展中创造了许多“奇迹”与转折, 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更丰满、丰富与独特。这些人物形象仍旧为小丑、傻瓜与骗子, 但是不同的是, 康拉德在树立人物形象之时, 可能赋予他这三类性格中的两类甚至三类, 这样,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这类丰富了的“狂欢化”人物的代表是《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中的唐金。在这部小说中, 唐金是一个将小建成、骗子与疯子集于一体的人物, 他不同于传统的小丑、骗子与疯子, 不再是一个单一性格的人物, 而是具有多重性格特征的人物。在文章的开头头, 他以小丑的身份出场, 他用小丑所特有的滑稽与可笑进行着自己的反抗。他挑战权威, 却因自己小丑一般的人物性格而受到水手们的抛弃、无视与敌视, 他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以外存在的人物, 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唐金与以往的人物形象不同, 他有思想、有意识, 甚至去反抗权威, 这是不同于以往的“狂欢化”人物的优点。唐金是一个骗子, 他设计私吞了韦特的财产;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智慧揭露了韦特的骗局, 而博得了韦特的友情与信任, 为他以后实施骗局而做好准备。从此, 我们可以看出, 康拉德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多方面的, 他将小丑、骗子与疯子集于一身, 将“狂欢化”人物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 还有一类“狂欢化”人物形象, 是康拉德在发展了单一、多性格的人物形象之后发展起来的, 他们有别有于以前的“狂欢化”人物形象, 在故事发生的前后, 其社会地位、思想内涵前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这类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是《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 库尔兹是一个“万能的天才”, 他是一个优秀的站长, 有着显著的成就, 是所有青年的模范。从小说的开头来看, 库尔兹并非是一个“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他不是作为一个小丑、骗子或是傻瓜而出现的, 但是在小说的结尾, 我们才惊奇的发现, 他竟然是一个杀戮无数、残暴的暴徒;而最终他也因为对权力的依恋与执迷不悟, 而露出了小丑般的丑恶嘴脸。可以看出, 这类“狂欢化”人物形象是高一级别的性格展示, 他们不再拘泥于小丑、骗子等形象, 而是把其人物形象的精髓渗入到了正常的人物形象之中, 只在故事结尾将其“狂欢化”人物性格揭示出来。毫无疑问, 这是康拉德“狂欢化”人物创作高峰的代表人物。
三、总结
康拉德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 将其社会的精神文化的缺失表现了出来。“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是康拉德对社会反抗与耻笑的一个切入点, 这些小丑与疯子一类的人物形象, 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康拉德笔下的“狂欢化”人物形象从一开始的单一性格, 发展到后来的多重性格, 再到后来的精神渗入化, 可以说,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 是作家对当时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所创作出来的一类人群。这个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社会的一个反映侧面, 他们精神贫瘠, 不予人接受, 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形象。通过康拉德的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塑造, 我们可以透过他的文学创作, 来更加深入的了解欧洲世界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困惑与病态, 从而起到了填补精神空白的作用。
摘要：康拉德是英国另类的作家, 他的文学作品切中社会时弊, 通过特别的人物形象将社会问题进行深化, 这是他小说“狂欢化”人物的特殊作用。本文将对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现象入手, 对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一步进行分析。
关键词：康拉德,小说,狂欢化,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夏忠.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凌建侯.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J].国外文学, 2007 (03) .
[3]万海洋.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述评[J].齐鲁学刊, 2008 (05) .
康拉德小说对孤独的深描与超越 篇3
康拉德小说对人类生活孤独状态的多重描写, 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作者本人对人类命运既乐观又悲悯的态度。其小说中善于协作的孤独者不乏其人, 如《青春》 (1898) 、《台风》 (1901) 、《秘密分享者》 (1910) 和《阴暗线》 (1915) 中的“我”和全体船员, 他们体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 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战胜自然和文化灾害的乐观信心。面对自然或人文环境中险恶陌生的孤绝困境, “我”和全体水手们临危不惧、忠于职守, 而且善于团结, 长于合作, 充分表现出人类群体和个人在经受生死考验时应有的沉着镇定、勇敢坚强和齐心协力、井然有序等社会文化优良传统。凭着这些优良传统, “我”和水手们最终得以战胜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和致命孤独。但在展现令人乐观的人类传统美德的同时, 康拉德须臾未忘人类群体和个人命运中难以避免和克服的乖戾。那些未能顺利通过孤独考验的失败者, 如《进步前哨》中的凯尔兹和卡利尔、《艾米·福斯特》中的杨柯、《黑暗之心》中的库尔茨、《诺斯托罗莫》 (1904) 中的德考得等, 则体现了人类天性和文化传统中的软弱无能、愚昧无知、虚荣贪婪、堕落腐化等负面因素。这些人性弱点和文化负面因素在面临外部世界中险恶不利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时, 常使人物自身和其他受其牵连者一道陷入致命孤独的困境。本文探讨分析的《艾米·福斯特》主人公杨柯, 即是人性脆弱和难以承受孤独陌生环境考验的典型代表。
1《艾米·福斯特》主人公杨柯的致命孤独
如果说《进步前哨》 (1896) 表现了小说主人公因贪婪无知而自投孤独罗网并因此命丧异乡的荒诞经历, 《艾米·福斯特》 (1901) (1) 则讲述了主人公被自然界不可抗拒力抛入陌生文化环境, 并因此饱受孤独折磨致死的悲惨故事。小说主人公杨柯·古拉尔是来自欧洲中部某个偏远山区的青年农民, 黑头发、黑眼睛, 不会说英语。杨柯在受骗移民去美国淘金的途中不幸遭遇海难, 侥幸逃生来到英格兰偏远海岸一个名叫布瑞泽特的偏僻村庄寻求帮助。村子里过着安定富足生活的农民们纯朴闭塞, 一向排斥畏惧流浪汉与吉普赛人。当他们见到流落此地的杨柯从头到脚一身污泥, 嘴里“吱吱喳喳”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本能地把他当作“疯子”和“长毛的吉普赛人”加以驱赶。驱赶不成, 又设法将其诱捕关押。所幸村子里有个对所有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弱智姑娘艾米, 她趁别人不留意时, 给杨柯送去一块面包, 及时挽救他脱离了致命孤绝的困境。杨柯随后被当地拥有财富、智慧, 并对世间万物, 尤其是奇异事物充满好奇心的庄园主史威弗先生收留, 此后就在史威弗家的土地上勤奋劳作, 以换取自己在陌生环境里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源。杨柯很快学会了英语, 并成为村里人公认的一把劳动好手。后来他因救了史威弗先生险些溺水身亡的外孙女的性命, 从而赢得后者同意和支持他迎娶心爱的姑娘艾米。婚后的杨柯与艾米很快有了自己的儿子, 一家人住在史威弗赠予的小屋子里, 耕种史威弗馈赠的大约一英亩土地, 同时以帮助艾米父亲放牧羊群为生。杨柯凭借自己的勤劳聪慧和幸运爱情, 终于在当地立足, 并逐步开始融入当地村庄的社会生活。然而他心中却总是萦绕着家乡的影子, 行为举止也时常露出家乡文化的痕迹。这些与众不同的差异阻碍了杨柯彻底融入当地社会, 也引发了他和妻子之间难以沟通的文化隔阂和情感隔膜, 最终导致了他出人意料的早亡。
杨柯与英格兰村民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其难以融入当地社群。尽管杨柯学会了当地语言, 并能用之与村民交流, 但村里人并未因此从心里接纳他。其原因是“他的外国腔带有一种特殊的、抹不掉的印记” (Conrad, 2005:876) 。此外他身上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印记, 也让当地的英格兰村民难以接受。
“最后, 人们看惯了。但对他这个人总是不习惯。他迅速的、飘掠而过的步伐;黑黝黝的肤色;帽子歪在左边耳朵上;晚上天气暖和的时候, 他习惯于把外套披在一个肩上, 象轻骑兵的长袍;他跳过篱笆两边的阶梯, 不是表演灵巧, 而是一般的走路——所有这些古怪的行径, 可以说都成了村民们蔑视他、厌恶他的因素。他们不会在吃过中饭的时候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他们也不会尖声唱着凄凉的曲调在田地上游荡。[……]他尖尖的歌声轻快、昂扬, 象百灵鸟的叫声, 却又带有人间哀怨的调子, 传播在我们只听得见鸟声的原野上。[……]他与众不同;心地纯洁, 心眼儿好, 但别人不需要这些” (Conrad, 2005:876) 。
对于杨柯的异类特征和那些恼恨、厌恶、蔑视他身上与众不同之处的英格兰布瑞泽特村民, 康拉德借阅历丰富的当地医生之口, 向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描述:“人们会以为大地遭到了诅咒, 因为在她所有的子女中间, 同她最近亲的孩子们体格笨重, 行动呆滞, 好像他们的心灵本身被链条拴住了。但是, 这儿, 就在这条路上, 在这些沉重的人们中间, ……一个灵巧、柔软、长胳膊长腿的人, 挺拔得像一棵松树, 外表有副欣欣向上的神气, 好像他的心轻松活泼。” (Conrad, 2005:864) 杨柯与当地人的强烈对比, 让医生深切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他在这里从村子里的人身旁走过的时候, 我好像觉得他的脚底碰不到路面的土。他跳过阶梯, 轻轻快快, 大踏步地走在这些坡上, 你老远就可以看见他, 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同这一带的人类很不相同, 行动自由, 柔和的目光略带惊慌, 橄榄色的皮肤, 仪表优雅, 他的属性使我想起林间的动物。他是从那边来的。[……]是一个遇难者。一个可怜的移民, 从中欧到美国去, 遇到风暴, 冲到这岸上来。他对地球一无所知, 对于他来说, 英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 (Conrad, 2005:864-865)
在英国这个“不为人知的国家”里, 让杨柯感到难以理解、适应和接受的事物同样有许多。最初逃难到村里寻求帮助时, 杨柯曾遭到搬运工、女教师、车夫、三个男孩和费恩太太等人的责骂和追打。那时候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里“男人火气都这么大, 女人都这么凶, [……]在他的家乡, 大家即便不给你什么东西, 对乞丐说话总是和气的。在他的家乡, 没人会教唆孩子去向恳求同情的人扔石子。” (Conrad, 2005:871-872) 在被斯威弗先生收养并恢复人际关系和劳动技能之后, 杨柯仍然“不明白这些人心为什么这么狠, 孩子们这么无礼” (Conrad, 2005:874) 。当他后来逐渐涉入村里生活并开始意识到当地社会上的差别后, 他还是“长期不能理解, 为什么人这么富而教堂这么穷。他也不明白教堂平时为什么关门。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好偷的。是叫人们不要常去做祷告吗?” (Conrad, 2005:876) 另一方面, 村里女人们与杨柯一样感到不能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 “她们改变不了他划十字的习惯, [……]每天晚上可以听见他背诵祷文, 用的字谁也听不懂, 语调缓慢而热烈, 同他幼年时天天晚上听见他父亲领着全家老小跪在地上念的一样。” (Conrad, 2005:876) 杨柯走在路上时, 素不相识的人会转过头来瞅着他。他说起话来“又快又热切”, 被村人称为“一个情绪激动的魔鬼” (Conrad, 2005:876) 。村里车马站的酒吧间是人们劳动之余聚会休闲的地方, 晚上人们喜欢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喝啤酒。杨柯有次在酒吧间喝了点威士忌, 然后唱起他的家乡情歌, 大家却因听得厌烦而呵斥他, 叫他闭嘴, 让他感到无比难受。还有一次, 杨柯在酒吧里竭力表演跳舞给大家看, 结果却使一个在那里喝酒的陌生赶车人骂出声来, 并愤然把手中的半品脱酒泼到地上。酒吧老板也出面干涉, 说酒吧里不需要“杂技表演”。但此时已喝下一两杯威士忌正处在兴头上的杨柯, 不仅继续跳着舞, 还想劝说老板, 结果“被大家用武力赶出酒吧间;还打肿了一只眼睛” (Conrad, 2005:876-877) 。异文化里无伤大雅的娱乐方式, 异乡人渴望与新群体分享交流思想感情和被新群体包容接纳的一次次努力, 只给杨柯带来了更多的排斥、抵制和人身攻击。
杨柯虽然感觉到陌生异乡环境里人们的敌意, 但却无法逃脱孤独状态的掌控。海难使他无法继续前往美国, 同时也无力返回家乡。家里人为凑足路费资助他去美国, 已经卖掉了一头母牛、两匹小马和一块土地。如今他两手空空, 只能独自一人咀嚼有家难回的苦痛。杨柯流落到布瑞泽特村的头一年, “冬天阴沉沉的, 不见阳光, 他感觉孤独到了极点。人人愁眉苦脸。他没法同别人交谈, 也不指望能听懂别人的话。好像每日见到的这些脸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死人——的脸。[……]这里什么都跟他的家乡不一样!土地和水不一样;路旁没有救世主的像。连草都不同, 还有树。所有的树, 只有史威弗房前一小块草坪上三棵古老的挪威松使他想起他的家乡。有一次, 别人看见他在天黑以后把前额靠在一棵松树上哭泣, 自言自语。他肯定地说, 那个时候, 这几棵松树在他看来就像他亲兄弟似的。其他一切都格格不入。” (Conrad, 2005:874-875) 面对如此无与伦比的孤独, 康拉德让故事叙述者推测, 杨柯或许是常常想起艾米的恻隐之心, 才没有割破自己的喉咙;但也可能是年轻人对生活大都抱有超强的本能热爱, 因此杨柯才得以逃脱那逼人至死的压倒一切的不寻常绝望 (Conrad, 2005:875) 。
青春的活力和体格神经的强健, 使杨柯成功经受了死里逃生的恐怖和广受排斥的孤单而坚强存活下来, 但他最后仍死于作者预言的那种不同寻常和压倒一切的孤独, 死于不同文化与人群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性与排他性, 以及由此引发的那种通常深藏在人们心底和高悬在人们头顶的极度绝望和恐惧、孤独。杨柯在陌生环境中勉强站稳脚跟后, 就开始不顾众人的反对和艾米父亲的威胁而向艾米求爱。在他幸运挽救了斯威弗先生外孙女性命而得到老先生对他与艾米结婚的支持, 并且有了老者赠给自己的一间小屋、一英亩土地后, 杨柯的孤独生活状态似乎出现了转机。爱情是医治孤独的良药。从他开始求婚起, 艾米就一直“迷恋她的爱情。人们见她晚上出去同他见面。她眼睛眨也不眨, 痴情地望着他即将出现的那条路, 等候他无拘无束地走来, 屁股一扭一扭, 嘴里哼着他家乡的情歌。” (Conrad, 2005:879) 然而孤独的魔爪并未从此消失, 反而距离杨柯更近了。“孩子出世后, 他在车马站庆祝, 又想唱歌跳舞, 再一次被人阻止。” (Conrad, 2005:879) 尽管知道人们同情怜悯艾米嫁了一个爱唱歌跳舞和自言自语的神经病和大傻瓜, 杨柯对此也不在乎。儿子的出生为他带来了希望, 他告诉故事叙述人:“现在有了一个人 (他对我夸口说) , 他可以唱歌给他听, 用家乡话说话, 慢慢地教他如何跳舞。” (Conrad, 2005:879) 但令杨柯困惑不解的是, 他很快发现妻子并不支持也不帮助他实现愿望。她不仅反对他晚上大声作祷告, 还在他抱着孩子哼唱他家乡歌曲时, 一下子把孩子从他怀里抱走, 好像觉得他在伤害儿子。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反对他教儿子说他的家乡话, 但他仍然相信妻子“心肠好, 不冷酷, 不凶狠, 富于同情心, 对穷人慈悲。” (Conrad, 2005:879) 事实上, 此时艾米的心中已充满恐惧。她无法理解和接受丈夫与众不同的古怪行为。婚前婚后, 包括她父亲在内, 村里人一直不断地提醒和警告她:“嫁给这个头脑肯定有毛病的人, 她一定是疯了”;“这个男人总有一天会伤害你”;“这个人可能会用某种方式虐待她” (Conrad, 2005:877-878) 。这些不断灌输到艾米耳朵里的不利于杨柯的话, 在她迟钝的心灵里慢慢地发挥着作用, 令她感到不安和害怕。终于有一天, 在杨柯因肺炎发高烧说胡话时, 在他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又喊又叫要水喝时, 艾米吓得抱着孩子逃走了, 只留下发烧、生气而又沮丧、惊惧的杨柯独自爬到屋门外, 趴在寒风冷雨和病痛干渴中独自等死。
杨柯出人意料的早亡, 与其说是死于疾病高烧和妻子的疏于护理, 不如说是死于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在理解、沟通、包容和接纳上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和障碍。如同自然界习惯群居生活的动物群体一样, 人类社会彼此有别的文化种群也不会轻易接纳或吸收外来因子的侵入和干扰。康拉德假借故事叙述人之口告诉读者:“只是当他宣布他要结婚时, 我才弄明白, 由于一百条微不足道的、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 他在整个乡下的人们眼里是何等——我该说是‘可憎’。” (Conrad, 2005:877) 青春焕发、充满活力与朝气但却不幸流落到异国他乡的杨柯, 想要娶个当地的弱智姑娘, 也会引起“村里的老太婆个个反对” (Conrad, 2005:877) , 引起的女东家斯威弗小姐不屑一顾的轻蔑评断:“除了她, 他娶不到别的姑娘。” (Conrad, 2005:878) 杨柯在村里招人憎恶的与众不同的行为表现, 其实不过是他在自己家乡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的自然流露而已。但在英格兰村民的心目中, 它们却成了让人难以忍受和接纳的外来干扰, 成了陌生的外部世界对当地村民生活习惯的威胁和侵扰 (吕伟民, 2003:31) 。在英格兰偏远山村这个充满怀疑、敌意和排斥的陌生文化环境里, 只有像艾米这样心智不全、不明是非、不分他我的迟钝姑娘, 才会不顾一切地接受和爱上一个外来者。艾米在村里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傻女孩, 由于父亲不喜欢她, 15岁就被送到附近的农场干活。但艾米却有一颗极为善良的心。她的迟钝、傻气和善良充分体现在她对一切有生之物的忠诚热爱和温和态度上。她忠心耿耿于自己冷漠自私的父母家人, 忠心耿耿于农场女主人斯密斯太太、斯密斯先生, 以及他们家的猫、狗、金丝雀和一只灰色的鹦鹉。然而, 当鹦鹉“这只怪鸟受到猫的攻击, 用人的口音喊救命的时候, 她却捂着耳朵跑到院子里, 不去赶猫。” (Conrad, 2005:863) 艾米对她丈夫杨柯的关爱、忠心和入迷, 不会低于那只曾把她迷住的神奇鹦鹉。她所能给予杨柯这个异国丈夫的忠诚和爱护, 也绝不会高过她能给予那只鹦鹉的保护更多。一个弱智姑娘的爱心与接纳, 终究敌不过异类群体的一致排斥和集体抵制, 更不足以彻底拯救异国丈夫不幸落单的异类孤独。文化、智力、情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 山里人对家乡刻骨铭心的怀念, 最终消减和削弱了杨柯年轻旺盛的生命力, 令他过早死于异国他乡的水土不服。
2 孤独主题的成因与超越
孤独主题始终贯穿于康拉德一生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即使是在《青春》 (1898) (2) 这样充满乐观精神的早期作品中, 作者也禁不住通过故事述说者感叹:“忠于老船是一种美德, 我们应该守到最后一刻。啊, 青春的魅力!啊, 青春的火焰!它比船上的熊熊烈火更加耀眼, 它在广阔的天地间发出神奇的光辉, 它无所畏惧地直冲霄汉, 可是, 它会很快地被比大海更残酷、更无情、更严厉的时间所扑灭, 如茫茫黑夜包围中的船上的大火。” (Conrad, 2005:850) 把行将燃灭的老船和火焰喷涌的青春一同投放在黑暗无边的海上, 可见人物与环境的致命孤独始终是康拉德作小说关注和探索的主题。
康拉德小说对孤独主题的深入思考和深度描写, 与他本人一生“流离失所”的生活经历互为表里。利维斯在把康拉德小说列入英国和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时, 不仅看到了康拉德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孤独主题, 同时也看到了康拉德对人类生活孤独形态的超前洞察和适时超越, 看到了康拉德小说的伟大之处不为人识的时代性孤独。利维斯指出, 在运用小说载体不懈考察和表现人类流离失所的孤独生活状态方面, 康拉德具有天才般的独创性和代表性, 其卓异之处体现在他对时代特征的超常敏感上:“在精神氛围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开始被头脑最清醒者注意到的时候, 他们便敏感先觉了。” (利维斯, 2002:35-36)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频频经历的各种荒谬残酷, 现代机械文明高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致命孤独, 康拉德早在世纪之交欧洲殖民主义鼎盛时期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稳步发展的繁荣时期便已先知先觉了。因而他笔下接连不断异装漂流出场的“鲁滨逊”们, 常常发现自己身处异乡孤岛, 但却无法驾驭各式各样的“荒岛”、“土人”, 或者调整自身成功适应陌生环境。没有了可供训导的“星期五”作陪伴, 康拉德小说中络绎不绝的鲁滨逊们, 很快就在孤寂隔绝的险恶陌生环境中萎缩消失, 命丧黄泉。
孤独是文明发展及其传播过程强加在人类群体与个人身上的致命诅咒。对人类道德关怀不亚于狄更斯、萨克雷、福楼拜、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哈代等作家的康拉德 (利维斯, 2002:34-7) , 终其一生备受因政治文化冲突和地理环境变迁而导致的孤独经历的折磨。因而他对孤独形态和状态的关注了解和详细刻画, 也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为广阔、深入、强烈和持久。康拉德出生在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分割统治下的波兰, 4岁时就因父亲参加波兰解放运动遭沙俄流放而跟随父母踏上流离失所的生活之旅。此后全家人被迫生活在流放地沃勒格达艰苦异常的环境中, 8岁时母亲病逝在流放地, 12岁时父亲也相继去世。父母双亡的康拉德, 因此得以留在故乡波兰由舅父抚养成人。17岁时康拉德为规避沙俄兵役, 只身离开波兰前往法国当海员, 4年后又辗转到英国当水手;29岁时加入英国国籍, 同年考取英国的船长资格证书。幼年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 成年后20多年间的海上漂泊和游走他乡, 让康拉德切身体会到人类生活可能遭遇的与世隔绝的孤独困苦。借助《在西方的眼下》 (1911) 这一晚期小说的主人公之口, 康拉德道出了自己对孤独的深刻理解:“真正的孤独可不是寻常说的那个词, 而是赤裸裸的恐惧, 这一点有谁知道?对孤独者本人, 它是戴了一幅面具的。悲惨绝顶的弃儿都抱着一些记忆或一些幻想。天意人事的致命巧合偶尔会在瞬间揭开面纱, 但也只是一瞬。是人就谁也不能经常直面精神的孤寂而不发疯。” (利维斯, 2002:368)
个人生活经历的流离失所状态, 只是康拉德小说执着于孤独主题的部分成因, 此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作者对时代特征卓然孤立的超前洞悉。19世纪末20世纪初, 康拉德皈依的英国社会正处在维多利亚盛世晚期和现代主义思想萌芽早期的交汇点上, 大英帝国在全球各地的殖民拓展事业如日中天。在一派《鲁滨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1719) 、《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1883) 等殖民探险小说营造构筑和不断强化的帝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氛围中, 英国社会逐渐滋生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群众自豪感和民族偏狭性, 其中既包含有功成业就时的骄傲自负, 也潜藏着面对危机时的焦虑彷徨。据说当时的英国人从海军大臣到普通百姓, 大都感觉到“我们孤零零地站立在那片被称之为孤立的土地上, ……欧洲仿佛是一种传染病, 而孤立却是值得称道的” (胡强, 2007:29) 。而此时的康拉德, 早已在经年累月的航海生活中游历了亚洲、非洲等地的大片殖民区域, 不仅看到了绚丽多姿的不同世界, 还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社会的掠夺暴行, 目睹了在缺少文明制度约束的陌生环境里, 殖民者身上加倍放大和暴露无遗的人性贪婪、自私、虚荣、恐惧、孤独、邪恶等负面特征。特殊的人生经历与天才的敏感先觉, 使康拉德在维多利亚时代西方普遍盛行的乐观主义精神氛围中, 就以少数“头脑最清醒者”的灵敏感知, 及时觉察和把握到了时代巨变的脉搏, 看到了文明社会内部以及现代人类心中日渐逼近的生存危机和茫然无助的孤苦感觉, 洞见了人类群体和个人生存难以摆脱的致命孤绝困境。这使他更加深刻体会到一种无以复加和难以消除的绝望孤独, 正如他在《黑暗之心》 (1902) c中借马洛之口所言:“我们孤零零地生活着, 正如我们孤零零地做梦一样。” (Conrad, 2005:1026) 孤独因此成为他思考、关注和描写得最多、最广、最深的小说主题之一。
尽管孤独是康拉德最为喜爱的主题, 但其作品如果只是一味沉溺和满足于描写和反映人类孤零零的生活状态与形态, 那么他将无缘跻身于英国和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家之列。康拉德小说的伟大之处, 事实上不只在于他深刻揭露和展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隔绝和精神异化, 或只在于他先知先觉地向世人展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表面繁荣和乐观氛围掩盖下的深刻社会矛盾和人类生存危机。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极其赞赏和推崇康拉德小说的原因之一, 是后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欧洲大陆与英国作家在呈现小说题材和主题时那种冷静、自制和超然物外的传统态度。孤独作为康拉德最喜爱的主题, 如果没有同样深受作者喜爱的英国商船队精神这一对称主题的反衬, 那他所描写的那些个人和群体的孤独状态和形态将会变得黯淡无光, 甚至变得毫无关注和书写的价值意义。综观康拉德所有作品,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之所以精心描摹人类社会的各种孤独状态、形态和现象, 其目的乃是呼吁现代人类在面对自身注定必将承受的彻底孤独时, 能够始终坚持冷静理智、恪守职责的高尚人性, 以及团结协作、临危不乱的优良传统。那是一种康拉德在他的多部小说作品中反复描写和歌颂的战无不胜的英国商船社传统精神。“他把英国商船社的传统视为人类精神的一项建设性的成就;他也强烈地意识到不仅体现在各个层次上的人性, 而且理智健全本身以及我们对于一般外部世界的观念, 都取决于一个与商船社类似的创造性的合作。” (利维斯, 2002:35) 系统研读康拉德的所有作品, 我们很快发现凡是其中商船社传统精神缺失的地方, 孤独便统领一切并致人于死地;凡是商船社精神传统得以发挥的地方, 个人和群体就能战胜一切险恶困境, 并最终获得胜利或拯救。由于大陆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过于错综复杂, 因此常常难以形成或发挥英国商船社那样恪尽职守、团结协作的传统精神, 故而康拉德小说众多人物孤寂致死的故事, 大都发生在陆地上的某个角落。从欧洲的英格兰岛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个偏僻之地, 处处可见孤零零客死异乡的来自欧洲文明世界的游魂。杨柯、凯尔兹、卡利尔、库尔茨、德考得、吉姆爷等等, 还有书中那些成群结队走出欧洲、走进“很有忍耐性的荒野”之中的没有名字的众多冒险家、探险队、敢死队、贸易者, 他们当中活着返回故乡的人, 据马洛所估计“远远不到一半” (Conrad, 2005:1011) 。
3 结语
《艾米·福斯特》深度刻画与描写反映的孤独, 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熟视无睹的那种自命清高和孤芳自赏式的孤独, 而是一种流落异乡之人遭遇的压倒一切生机的绝望孤独, 是个人在被迫卷入跨文化交际的价值冲突场合经历的无以复加和难以超越的致命孤独状态。它最终使年轻力壮而且充满生命朝气和活力的主人公杨柯, 不得不为此付出了绝望弃生和孤苦而死的惨重代价。杨柯的故事揭示了特定社会种群的不同文化习俗对外来因素和异己成分的彻底排斥和抵抗, 揭示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冲突, 必然带来许多卷入其中的个体成员的迷惘、孤独和不适、牺牲。
鉴于当前国内外文化批评界的批评家们正在质疑、批判传统文学作品中一种普遍常见而且历史悠久的“孤芳自赏”式孤独 (克尔, 1999:186-195) , 系统分析康拉德小说对孤独主题的深刻描摹和理性超越, 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孤独这一人类生活常见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多样化形态, 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读者在理解、诠释和展示人类生活孤独现象时存在的相同之处和差异所在。惟其如此, 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康拉德小说执着于孤独主题的伟大之处, 乃在于它们一再揭示和反衬了作者同样执着表述和格外珍视的英国社会文化的伟大传统精神, 那是一种人类群体和个人在战胜自然与社会文化灾难时所需具备的临危不惧、忠于职守、齐心协力、沉着镇定、井然有序等诸多优良传统文化品质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Conrad, Joseph.The Selected Works of Joseph Conrad[M].Hertfordshire, UK:Wordsworth Editions Ltd, 2005.
[2]胡强.拒绝与认同——论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J].外国文学研究, 2007 (3) :27-33.
[3]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4]陆建德.自我的风景[J].外国文学评论, 2011 (4) :186-195.
[5]吕伟民.认同与接纳:康拉德及《艾米˙福斯特》[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 :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