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

放开二胎（精选9篇）

放开二胎 篇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一下简称《建议》) 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总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指导思想, 《建议》可谓全新亮点不断, 满纸灿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一时间选择了13个重要的新亮点进行解读。

1.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被列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六大要求首位, 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 而不是“经济赛跑”。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而创造历史, 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释放不竭动力, 不断取得胜利。

2. 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把握得准才能发展得稳

我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在当前发生深刻变化, 要精准把握这种变化在哪些方面具有挑战性, 哪些方面变得对我们更有利了。当前中国崛起的国际氛围也许增加了严峻性, 在全球经济日益复杂化、全球价值链日益庞大化的时代, 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中国成了最能创造经济新动力的国家。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日益微妙复杂, 各种新的合作组合形式也往往超出想象。在“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世界里, 只有更“准”才能更“稳”。

3. 厚植发展优势:让生态思维渗入经济发展

为什么发展优势要使用“厚植”这个词?这是因为发展只有根深才能叶茂, 才能结出累累硕果。30多年来, 我国处在快速发展中, 发展方式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我国从不欠缺发展速度与变化程度, 但需要做的是提升发展质量, 筑牢发展基础。而使用“厚植”这个词, 把筑牢发展基础转换成了生机勃勃的生长过程, 阐述出了中国未来五年发展将富有生机和活力, 使每个人都能够受益并改变人生轨迹的包容型、生态型发展方式将成为政策导向。

4. 让创新贯穿一切工作:实现整体性转型升级

创新不但要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并且要求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这分别是一“静”和一“动”, 体现了创新的灵魂是不断使全局发生改变。在“创新”一词的提出者熊彼特那里, 创新不是新的增量, 而是价值链上各种要素配置方式发生整体改变, 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只有让创新贯穿一切工作, 才能真正建成创新驱动型的国家和社会。

5. 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H型战略发展布局

拓展发展新空间,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即, 在原先沿海发展轴带和沿江发展轴带 (长江经济带) T字型战略格局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条贯穿东中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形成H型的战略发展布局, 铸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其中, “H”的两“竖”是高铁串联起来的城市带, 而一“横”则是沿长江的经济走廊, 并与“一带一路”相对接。

6. 全民参保、养老金全国统筹:“大一统”社保制度将实现

全民参保、职工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是2020年做到“应保尽保”的重要内容和最终目标。只有实现了全民参保和养老金的全国统筹,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养老制度碎片化问题, 不仅有利于劳动力的全国自由流动, 更可以提升养老基金的全国统筹能力和财务平衡能力, 进而有助于建立更公平、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7. 网络强国战略:争当信息化时代的创新强国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是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举措之一, 并且与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联系在一起。这是针对当代条件下信息化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做出的战略选择。在互联网相关领域, 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经济成为中国的发展优势所在, 使之壮大、厚植, 将继续为中国发展开辟巨大的新空间。

8.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参与书写国际规则

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是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体现。其中, 自贸区战略的突破是题中之义。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建立,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远期最终推进亚太自贸区 (FTAAP) 达成, 为亚太乃至全球的自贸区设置“共同制定的规则”, 而非一家之言的规则。要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以开放促改革, 以改革进一步推进开放,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对外开放2.0”制定“中国规则”。

9. 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构建共同体, 发展新动力

如果说, 30多年前的开放, 是破除了关起门来搞发展的迷思, 那么如今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国际产能合作, 参与全球治理, 就是更大开放。在“规则为王”的时代, 要牢牢抓住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要抓住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和需求, 展开国际产能合作, 将中国制造、中国资本与中国智造结合起来, 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连接起来, 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要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 把他乡变作共同发展的故乡。

1 0. 坚持绿色发展:实现青山绿水的美丽中国

近年来, 很多地方雾霾频发、青山不再、绿水难寻, 生态环境问题矛盾突出,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我国处在经济发展向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使用“绿色”一词, 就是经济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生产方式, 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绿色协调可持续。未来五年, 要让绿色发展的理念变成现实, 让绿色化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从而让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为全球生态安全助力。

1 1.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两孩:选择政策时点最重要

在“单独二孩”政策基础上, 放开全面二孩, 是针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做出的战略性调整。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并未潜藏“未来的严重危机”, 由于以往的超生子女存在系统性迟报户口等现象, 我国真实生育率其实高于统计显示的1.6。在全球普遍低生育率的大环境下, 我国生育率仍处在中等偏上水平。全面放开二孩本就是人口政策长期规划中所蕴含的, 关键是时间点的选择问题, 可以认为“十三五”期间这一政策将落地。

1 2. 精准扶贫:完成全面脱贫才有全面小康

我国还有700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十三五”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7000万人口是扶贫、脱贫的目标, 也是我们必须补上的短板。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这些贫困人口所在的环境不同, 需求也不一样, 所以必须要充分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才知道怎么帮扶, 才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另外, 脱贫的关键, 是要充分调动老百姓自己的积极性, 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潜力, 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永久的脱贫, 实现所有贫困县永久脱帽。

1 3. 共享发展:发展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成果由人民共享

制定“十三五”规划, 到底为了什么?《建议》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发展是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要尊重民意, 发展要依靠民力, 发展要关注民生, 不断提高群众在发展中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并且让这种收益为群众所知所感。具体说, 就是要让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满足和改善住房需求、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医疗保障。要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 还要让群众的生活更有幸福感。坚持共享发展, 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要求, 更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共享发展机制。要舍得在这些方面下本钱, 集中解决与群众的高质量生活密切相关的难点问题。

放开二胎 篇2

10月29日闭幕的五中全会公报确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对于昨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宣布，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国内多名人口学、社会学、社会改革发展及经济专家，详解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背后的意义。

单独两孩实践遇冷

全面二孩不会出现爆发性增长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陆杰华认为，这应该是意料之内的一项政策，“也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把生育决策权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归到夫妻之间。”

至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陆杰华分析说，生育政策调整，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毕竟我国人口比较多，之所以到现在放开，也是需要一步步来。从单独二孩政策到现在全面放开，我们也是经历了两年多时间。

单独二孩政策从2013年落地至今至少，从申请数据来看，并不是那么美好。

对于单独二孩的实际情况与预期之间问题，陆杰华说，之前他们也在浙江进行过调研，发现实际情况明显低于预期目标。并且申请单独二孩的人比较少，“单独二孩达不到一定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放开的这一步。”

事实上，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行近一年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就称，当局原本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今年8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目前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

“我觉得这和单独二孩的人群不一样，毕竟是全部放开，我估计数量大概在一亿人左右的家庭。”在谈到全面放开会不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时，陆杰华的态度是，政策实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规模可能会有明显增长，至于增长的有多高，还需要看未来的数据。“肯定比不放开要高一些，有堆积也是正常的，没堆积才是有问题。现在百姓在生育上也更加理性，毕竟受到的主客观影响也比较多。”

中国劳动力人口3年连降

新政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新增劳动力人口逐年降低，由此带来目前的养老难、招工难问题已日益严峻。

本报智库专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去年减少了371万，降幅超过2013年的244万。该年龄段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是在2012年，当年15-59周岁年龄段人口减少了345万。

我国已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压力骤增。这也造成很多“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卓勇良说，正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过的一样，伴随劳动力人口下降而来的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减速。劳动人口减少虽说可以防止失业率上升，但同时也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

陆杰华说，这也有利于对未来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毕竟我们国家主要还是家庭养老，这样也是为解决未来养老问题的一个方式，提供有利的人口环境。

面对“失独”之殇

有助家庭结构合理化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在这个节点全面放开二胎，从宏观角度来说，对于促进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合理化有重大积极意义；从微观角度来说，也有助于每个家庭人口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独家庭之痛。

近些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不合理的负面效应集中凸显，养老、子女教育甚至于独生子女本人的个性发展都已成为问题。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讲，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现在愈加引发社会关注的失独家庭就是该风险下的牺牲品。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失独父母，老无所依，这种痛本是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开二胎，对于优化家庭结构有正面、有效的作用。

二孩生下来

对经济有拉动作用

钱报智库专家、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时候全面放开两孩，也确实是时候了。

按照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来看，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进入一个加速递减的过程。这对于整个经济消费是不利的。即使在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已经变成了人口净流出城市，当地的房地产等行业都不景气。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徐剑锋表示，全面放开两孩之后，对于经济肯定会有一个拉动作用，短期来看，一波新生儿的出生肯定会促进婴幼儿市场的发展，而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是巨大的。

放开二胎：迈向现代人口治理 篇3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1978年开始提倡、1980年开始强制推行了35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宣告终结。如何评价一胎化政策的历史影响，如何预估全面二孩新政的社会效果，如何看待人口政策变化对人口危机的扭转作用这“三问”早晚会提上议事日程。

独生子女政策带来深远影响

回望建国以来的人口转变，可以说一波三折、难以尽言，主要是由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推动婚内生育率快速下降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则主要应归咎于1980年之后计划生育的第三次转变所推动的“不安全的后期人口转变”。

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计划生育开始了第一次转变，从纯粹的家庭计划上升到倡导性国家计划，即国家倡导下的家庭生育计划（Family birth planning）。1962年可视为计划生育第一次转变的“元年”。1971-1980年开始了计划生育的第二次转变，从国家倡导过渡到政策指导加技术服务，但1980年前的计划生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柔性计生。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之后，一胎化政策出台，计划生育完成了第三次转变，即从柔性计生转向刚性计生。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低于1.5，即为超低生育率。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一旦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由于坚韧的低生育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内卷力，将很难跳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算，如果不考虑意外死亡，从2015至2025年这10年间，23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8388万人降至4741万人，即便生育率有所回升，但生育量也可能减少。持续的低生育率将带来“青年赤字”（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冬天”（少子老龄化）两大极具挑战性的人口后果。

但中国非自然的人口和生育转变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更为广泛和深远。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压缩了夫妇和家庭自主的生育决策空间，限制了生育自由，制造了人口风险。中国以外社会的人口转变经验告诉人们，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自发力驱动的人口转变比比皆是，相比于强制力推动的人口转变代价和成本要小得多。中国的计生体制则告诉世人，强制是最坏的堕胎药——强制下的人口和生育转变不是建立在公民自觉和拥护的基础之上，必然遭到民意的反抗，如果强力推行，一定会让家庭和国家付出沉痛的代价。仅仅从数据来看，固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降低了生育率，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可以说史无前例，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中国的故事告诉人们，即便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科技落后的国家，强制推动生育率下降代价巨大、后果严重和得不偿失。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从高生育人口问题转向低生育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因此，以限制生育、人口控制方式来直接干预人口过程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好办法。中国生育率非正常的下降极大地破坏了人口生态、干扰了人口平衡，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不仅没有解决臆想中的人口问题，反而制造了很多现实人口问题。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突出的一大问题是，延续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严重削弱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底部人口力量，导致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人口的严重收缩，产生了严重的人口少子化问题，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一手塑造了中国特色（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的少子老龄化，人口学称之为“底部老化”。估计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可能接近40%，庞大的养老负担给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提出了巨大挑战。微观层面上，“四二一”家庭结构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种种风险。

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造成的招工难已是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共同难题。每年百万计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正在危及中国一度骄傲的“世界工厂”地位，中国经济下行与此关系密切。回顾历史，2002年下半年，用工紧张状况已开始在浙江省部分地区显现。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占比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工资高低成了农民工判断去留的最重要标准，就业环境恶劣、福利保障措施不到位，也造成农民工流失。无独有偶，从2004年3月份开始，珠江三角洲制鞋、玩具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开始感到普通工人尤其是女工缺乏，七八月份开始达到高峰。广东省农调队2004年下半年的调查表明，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已开始由纯粹的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估计广东全省用工缺口为100万人左右。“后继无人”是目前全国纺织行业在劳动用工方面面临的普遍状况。现在，30岁以下的女工几乎断档。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该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至少三四百万。

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相继采取了引进国外人口来务工的方式，或许不久的将来中国也将成为劳务输入型国家，这对从总量看中国人口太多的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虽然远水解不了近渴，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20年后劳动力供给绝对短缺的窘境，避免未来年轻人口亏损的雪上加霜。

二孩政策难逃“遇冷”命运

如果说1980-2015年是政策性独生子女时代，那么2016年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占15.6%；1980年到1989年独生子女比例稳定在19.3%左右。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不断提高：1995年是35.1%、2000年是49.5%、2005年达到64%。

至今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和落地后普遍遇冷已经成为事实和共识，目标人群大概1100多万，付诸行动的大概145万。迄今新增出生人口不到70万，与国家卫计委预估的年增200万出入很大。二孩政策的受益主体是非独群体，但70后为主体的非独群体大多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有生育权利却无生育能力或者有高的孕育风险。据国家卫计委统计，目前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大约有9000多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超过35岁，40岁上下的各占一半，城乡比重差不多。无论是双独、单独还是非独家庭，他们生活在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生育的高成本-低效用有高度的同质性。因此单独二孩抑或全面二孩政策都难免“遇冷”。

一句话，“生得起养不起”，而贫困家庭甚至“生不起”，害怕住院分娩。中国已经进入高生育成本时代，包括经济成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都让很多家庭不堪承受。即使是穷养，抚养孩子到18岁，也需要几十万；如果是富养，那就没有底了，至少上百万。由于攀比以及龙凤心理，越来越多家庭养育孩子的模式同质化，即进入精养模式。一个孩子都让父母精疲力尽、心力交瘁，更不要说养两个孩子了。很多父母事实上沦为“孩奴”。为了孩子，很多父母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在低生育率时代，重视孩子质量甚于孩子数量的决策普遍化，从城市蔓延到乡村。

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上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一胎化成为生育常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将独生子女视为正常的和当然的选择，反而将两个孩子的家庭看成是不正常的和非常态的。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生育意愿代际弱化成为规律性趋势。亦即，80后弱于70后，90后弱于80后，00后弱于90后。生育的积极性和动力次第下降，不想生的人群和只想生一个的家庭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虽然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但这毕竟是迟到的改革，中国很难走出“独生子女时代”。由于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全面二孩和单独二孩一样将遭遇“政策遇冷”的尴尬。中国虽然终结了“独生子女政策”和“政策性独生子女时代”，却走不出“独生子女文化”和“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年轻夫妇和家庭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了独生子女甚至不育。以独生子女为内核的低生育文化的形成不能不说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推行和宣传密不可分。

如何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少年强则国强。发展经验显示，每一次“婴儿潮”主导的人口增长浪潮，都会对应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期。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人口红利”。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释放全面二孩政策弥补少子化亏损的效能。

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到省市区层面上实施会有一个过渡期，在各地落地也有一个时间差。所以，首先值得期待的是各地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尽快落地实施，缩短过渡期也缩小时间差，以期充分释放政策效能，特别是让部分想生能生的“70后”抓住这最后的生育机会。非独群体主要是70后高龄人群，其中小部分可能会将二孩生育意愿付诸行动。如何科学备孕、助孕、优孕、降低风险是大家所关心的，需要卫计委提供相关的生殖健康优质公共服务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其次，要采取配套政策措施，将生育权限政策和生育服务、生育福利和生育宣导政策紧密结合，形成“四位一体”的政策合力，重建生育文化，降低生育成本，营造生育氛围，鼓励生育行为，创造“乐生、想生、敢生、优生”的二孩生育格局。

再次，要豁免对超生二孩行为的惩处和罚款，要建立“包容性二孩”、“包容性计生”和“人道主义计生”的新理念。超生虽然属于法外行为却在情理之中，借此努力弥补长期少子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亏损”和生育新政遇冷所带来的“婴童赤字”现象。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意义很大，它终结了强制性的、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因为并没有改变限制生育的传统治理方式，二孩政策实际发挥的作用预期很小，并不能迎来想象中的“婴儿潮”。所以中国很难走出“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和“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少子老龄化、性别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等人口危机。

倡导科学的人口观

科学的人口价值观、发展观、问题观和治理观决定了科学的人口治理机制的形成和运作。

首先，科学的人口价值观体现在：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不是数的堆积。人是人口的本质，口是人口的表象。古今中外的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人口公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口是力量的载体，是生产力、消费力、创造力、战斗力、制衡力、威慑力、保障力和支撑力等的集合。人口是动力、资源和财富，婴儿是希望、未来和保障。保护生命、尊重人权、家国和谐、持续发展、造福人民应当成为“国家共识”。

其次，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体现在：人口发展远比人口增长重要。人口发展重点在人口的结构、功能和关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惯性。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构成了人口生态，其平衡性、多样性和持续性需要保护和优化。

再次，科学的人口问题观体现在：尊重和认识人口问题转型规律。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表现为人口少子化为源头的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风险和人口萎缩等新人口危机。

最后，科学的人口治理观体现在：未来的人口政策要以人口安全、人口平衡、人口优化为导向，努力减少“选择性独生和不生”现象。无论是政策性还是选择性独生子女，都不是上佳的选择。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独生子女。预期不久的将来，人口生育政策改革还将进一步深化，全面自主生育和全面鼓励生育或将成为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新国策和百年战略。中国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

丹麦、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进入内生性、文化性和意愿性低生育陷阱之后，提振超低生育率必须走家庭去负担化、国家高福利化之路。广而言之，只有以自由生育政策、家庭福利政策、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四位一体”来重建生育文化、促进人民福祉、引导人口行为、保护人口生态、优化

人口发展，才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焕发人口生机和红利的根本途径。

论我国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篇4

1. 1 我国人口现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 年调查显示, 2014年末, 中国人口总数136782 万人, 其中城市人口74916 万人, 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4. 77% ; 农村人口61866 万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45. 23% ; 其中男性人口为70079 万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51. 2% ;女性人口为66703 万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48. 8% ; 不满16 周岁的人口为23957 万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17. 5% ; 16 - 59 周岁的人口为91583 万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67. 0% ; 60 周岁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15. 5% , 其中65 周岁以上的人口数为13755, 约占总人口数的10. 1% 。

1. 2 我国人口问题

1. 2. 1 男女比例失调。据资料表明, 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 一般在102 - 107 的范围内。人口学家把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 这样到婚龄期时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

然而,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 大陆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 男性人口为68685 万人, 占51.27% ; 女性人口为65287 万人, 占48. 73% 。 男女性别比为116: 100。

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不仅仅对个人家庭婚姻生活带来影响, 也会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带来冲击。导致嫖娼、卖淫、人口拐卖等犯罪率增加。

1. 2. 2 人口老龄化严重。国际上, 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 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 所以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本世纪初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 物质财富积累严重不足, 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解决我国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所以, 现阶段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是党和国家及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我国采取的应对措施

2. 1 单独二胎政策。2013 年11 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 单独二孩) 的政策, 标志着生育政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 第一胎非多胞胎, 即可生二胎。 ( 准确来说应该是单独二孩, 不是二胎) 。

2. 2 全面二胎政策。2015 年10 月29 日, 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 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 第一胎为多胞胎的夫妇, 不可生育二胎) 这项政策的提出可以有效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也需要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

3 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3. 1 我国生育率已经长时间处于低水平状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经济蓝皮书: 2015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

为,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 4, 远低于更替水平2. 1, 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 “低生育陷阱”。“低生育陷阱”是指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 由于价值观的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 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

3. 2 中国人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在20 世纪, 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已经从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 从人口结构上看, 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 从2010 年13. 3% 提高到2014 年的15. 5% 。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本世纪60 岁以上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5 亿人口, 中国已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且中国人的养老观念是家中养老, 院舍对于老年人并不是一个满意的老年归宿。这样就造成了80 后在成家之后只能成立 “421 家庭”, 即夫妻二人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及抚养一个子女。对于这样的家庭压力, 80 后的夫妻叫苦不堪。

3. 3 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人口红利慢慢消失, 最终枯竭。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动, 导致城市务工人员增加, 这不仅仅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进程,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如: 城市人口负担加重、城市劳动力过剩等。现如今, 当时的一批城市务工人员已走向迟暮, 加之中国教育的大范围扩招, 使得青年人更愿意以脑力取代劳力赚取所得。老一辈的劳动力主力退线, 但新一辈的并不愿出线, 是出现 “刘易斯拐点”的重要原因。

3. 4 男女比例失衡。男女比例失调是指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这受人们的思想观、价值观的影响。

自古以来, “重男轻女”思想一直深入人心。在21 世纪, 也有许多农村或偏远山区受此影响, 这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 1980 年, 城市生育 “一胎”, 农村可生育 “一胎半”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对生育数量进行了限制。

男女比例的失衡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 卖淫、嫖娼等。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 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男女比例失衡。

3. 5 失独家庭之痛。近些年来,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 从1982 年的4. 43 人缩减至2010 年的3. 10 人, 独生子女家庭超过

1. 5 亿户, 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有着沉重的养老负担, 在家庭中承担着顶梁柱的作用。

在媒体上随处可见失独家庭的故事, 如今年杭州失独的老夫妻在独生女去世百日的时候双双自杀, 这不禁让世人警醒, 独生子女政策是现在是否还像从前那样符合中国国情。失独家庭的大量出现更加体现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重要性。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 我国面临承受了诸多人口问题。严重的人口问题迫使我们积极应对, 尽快解决。政府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及国情先后制订了单独二胎政策及全面二胎政策, 意图有效解决现阶段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男女比例失调等人口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促进经济健康稳态增长。

放开二胎新标语有哪些 篇5

一胎穷，二胎富，全面小康党带路。

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受精

生二胎，多种树，防老环保两不误。

还是二胎好，政府不养老

老公让你怀不上，村长书记一起上。

生男生女都一样 不然儿子没对象

一人结扎，全村枪毙

一胎在家作翻天，二胎一来全都蔫

多读书多看报，多生孩子少带套

少养一头猪，多生一个娃!

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

农村要想富，多生孩子能种树

该生不生，不如畜生!

生下来养起来，就是不能打下来

大号练废了，换个小号练练。

怀上来生出来养起来，就是不能打下来。

经济搞上去，人口跟上来。

该生不生，后悔一生。该养不养，老无所养。

生男生女都一样，不然儿子没对象。

邬沧萍 为放开“单独二胎”建言 篇6

近些年来，关于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源于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正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开拓者、奠基者邬沧萍教授，正是多年来积极倡导调整计生政策、放开“单独二胎”的建言者之一。

91岁高龄的邬沧萍是新中国生育政策变迁历程的见证者。1979年，他向国务院写了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十年前，他就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上提醒，“一胎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邬沧萍说，“时机已到，应该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了”。

归国参加第一次人口普查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其后，他自费到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了党中央对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号召，回国没多久，邬沧萍就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问题大讨论。1954年，他参加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年大家预计中国人口只有4亿，结果查出来有6亿，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1949—1953年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妇女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1953年，卫生部还一度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人口数远高于预期，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再次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

“其实，在美国读书时，我就对人口问题很有兴趣。”当时全世界刚兴起国民计算研究，邬沧萍专门选了几门课，其中一门叫“国民收入的人均比较”。哥伦比亚大学的材料很丰富，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研究结果表明：旧中国最好的年头是1936年，风调雨顺，但是人均年收入只有36美元，连哥伦比亚大学一门课的学费都不够，那时美国人均收入已达到2000多美元，相差70倍。他又开始研究中、美自然环境状况，结果显示，美国人均占有耕地是中国的10倍。“若按人均来算，我们的基本能源没有不短缺的，所以那时我意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致命伤，是中国的大问题。”回国后，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到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统计学，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人口学，统计学中有一门分支学科叫“人口统计学”，研究人口的发展规律。

但是当时中国还在模仿苏联。苏联一贯主张，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搞得好，那人口也应该增加，所以当时没有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但很多社会学、人口学的知识分子都提出要控制人口，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系统阐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一些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同意控制人口增长。但遗憾的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终结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在其后的近20年里，人口问题成了学术“禁区”，谁也不敢再碰这条“高压线”，人口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同时，人口控制也失去了最好的机遇，导致人口增长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世界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从提倡一胎到只能一胎

之后政府对人口问题开始重视，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国务院秘书长担任主任。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尤其重视人口问题，经常召开会议。但是国内自1952年就取消了人口学专业，许多工作就显得措手不及，于是，国家计委从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十几人，邬沧萍也在其中，到国家计委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目的是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

邬沧萍和研究小组主要梳理了中国人口史和国外人口研究，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人口问题和人口学方面的著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最复杂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对人口问题在思路上还不清晰。在罗马尼亚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上，我们发表中国声音时：一方面提出人是最宝贵的，人多是好事，一方面又提出要控制人口。”邬沧萍回忆说。1974年人口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在人大成立专门的人口研究机构。当时，多数老师还有顾虑，不愿意继续从事人口研究，邬沧萍自愿选择留下来继续从事人口研究工作，从此与人口学结下不解之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高扬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帆。国家统计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预测调查，调查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已新增加6亿人口，其中3亿多是妇女，按照这个基数，只要每人生一个孩子就是3亿，每人生2个就6亿！ 随后，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撰写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失去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一般的人口控制已经不行，必须进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对于生两个，不反对、不鼓励也不支持。”这份报告是“文革”结束以后，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被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放，其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控制人口最佳的、最可行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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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鼓励生到只能生一个，政策会不会一下子收得太紧了？“当时已经无路可走了，每20年出生一代，如果不控制，到现在中国人口就是18亿人，就业、吃饭、住房怎么解决？中国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相对来讲，人口多，比老龄化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难解决得多。”邬沧萍教授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13亿人口的到来推迟了4年，世界60亿人口日到来的时间也推迟了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严格控制人口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机遇。”邬沧萍教授感慨。

最稳妥的调整

邬沧萍既反对放任人口盲目增长的战略，也不赞成过低的人口增长战略。当时有人提出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持续几代人，把人口总量控制在6-7亿，邬沧萍不赞同，“人口问题很复杂，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他主张，惟一可选择的战略是在半个世纪内，逐步实现零增长战略，既不使人口过分膨胀，也不会出现人口急剧减少和过分老化。

“1980年开始，到2010年。当年采取‘一胎’政策是不得已，但三十年后，政策就可以变动了。也有人说要坚持到底的，坚持几代人，坚持到我们的人口降到六七亿。这样太紧了，让人家没有选择的自由，我是强烈反对的。但是选择是要有限度的，在中国，人太多了，整个社会就承受不了。我们的集体利益要跟个人利益兼顾。所以我一直都很赞成照顾大家的选择，也照顾到国家的利益。

现阶段，中国的生育率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我在中国人口战略会议上多次提出在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中央也考虑过，但担心一旦放开，幼儿园、产房解决不了。但有些地方是慢慢放开了，不是一下子全放开。” 邬沧萍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曾委托人民大学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调研，主要针对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其实本轮计生政策调整，早在2007年即开始酝酿，并于2009年正式提上日程。在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此后数年间，一度有多种方案进入讨论。方案之一为分区域推进普遍两孩政策，首先在实行一孩政策的地区推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否定了这一建议，认为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总和生育率短期内反弹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压力。

方案之二为“二孩晚育软着陆”，即在适当晚育加间隔的前提下，普遍允许城乡所有35岁及以下的夫妇生育二孩。国家卫生计生委认为，这一方案以年 龄作为界限，缺乏合理性，不宜被公众接受；同时，在全国多数省份已取消生育间隔的情况下，再恢复难度会很大；一旦管理失控，极易造成生育堆积。第三种方案是继续坚持现行计生政策。也有专家认为，应坚持现行计生政策，到全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年出生人口数下降到1200万人上下时，再由各地根据实际调整完善计生政策。还有观点主张进一步收紧计生政策，其理由是中国人口总量过多，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允许每年新增几百万人口，应严格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些意见与当前的人口形势判断相悖，也遭到了否定。最终，“单独二孩”政策成为唯一选项，因为“单独二孩”保持了政策连续性，也体现了渐进性。

对于放开“单独二孩”的政策，邬沧萍认为：“‘单独二孩’应该放开。市场经济要调动积极性，不计划不行的最紧张的阶段已经慢慢松了。我们开了很多会，都提倡要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放开“单独二孩”会多生多少人？很多人也研究了，不会带来很大影响。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到5%，可能稍微会增加到6%～7%，那我们达到零增长就会稍微推迟。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实事求是的。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主张，提倡一个，杜绝三个，两个可以自由选择。”

责任编辑 董颖

放开二胎 篇7

选择女性作为切入点,考虑到女性同胞是二胎生或者不生的受体,是二胎孕育的母体。许多人本来就想,新政策让他们的“多子梦”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就决定生了;有些人本来意愿不太强,是受到新政策的激发决定生的;又有的人家中本来意见不一致,新政策给想生的一方很大助力。新政策出台后,让许多家庭的老人很高兴,他们往往竭力鼓动子女再生,目前城乡“上班族”因为工作紧张不想再生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新政策出台后遭到一定“冷遇”的重要原因。

现如今,独立的女性比较多,随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竞争意识的增强,许多女性越来越偏向于以事业为重心,生儿育女的事就有被搁置的倾向,甚至还有的人想成为“丁克”一族。但家人想要孩子的想法比较强烈,希望退休之后也能有孩子常伴左右,享受儿孙满堂的幸福感,这不免让适龄女性陷入矛盾境地。

一、全面放开二胎新政策出台后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确实多了一些打算生二孩的家庭。但是具体情况还是复杂的。有很多因素起制约作用。对于一般工薪阶层来说,还是有经济上的顾虑的。因为现在城镇居民的想法是,女性可能需要更多地担负起孩子的养育与教育工作,孩子不仅是生育还应该培养成人,这样所需费用就不是小数目了,其他的制约因素也有许多,给人们的生育心理带来很大的干扰。现今的独生子女可能更多考虑到自身工作情况,带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生育二胎还是会托付给自己的父母辈。调研中一位张女士说:“打算再考虑,可能两三年以后生。”刘女士目前没有这个想法,以后再说,因为现在孩子还小,照顾不来。一位徐女士的家附近有个温州来盐城弹棉花的家庭,大女儿七八岁了,生了一个小弟弟。大女儿要帮着抱孩子、洗尿布,什么家务活都包揽了,这种情况下孩子作业就没法好好完成,成绩也有所下降,一家人就租房子住,无法承担买房的费用。

工作生活条件;医疗保险等是否有一定保障;食品安全问题,如小孩吃什么牌子的奶粉;房价太贵、物价太高也是大问题,学费等开销很大;有人担心工作的问题,因为女性养二胎,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那么长,工作会受到一些影响。

虽说“男主外,女主内”成为了一直以来固有的观念,作为家中的女主人还要履行照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福利政策越发完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出现严峻态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生的,那全面放开二孩是否能扭转人口老龄化趋势呢?人口学者常说,人口老龄化趋势在现形势下不可逆转,那国家更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从而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弊端。短时间的二胎政策实施不一定会带来及时的成效,但是其在潜移默化中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变化。

二、政策的实行给女性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

中共10月29日推出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曾经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

(一)生活质量与二孩的抉择倾向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时代的进步引领着人们的思想层次不断提升。从原本对生活质量的认知随性到如今追求高质量高标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又让人们在生活质量与生二孩之间如何抉择呢?调查中有的人偏重于再生一个孩子,如杨女士认为再生一个孩子比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有意义,认为只要孩子衣食无忧就是自己最大的欣慰,其他别无所求。养育孩子的快乐母亲最有体会,孕育并养育一个孩子是一件伟大和幸福的事。虽然在最初阶段,自己的生活质量会稍受影响,但是每个阶段的感受都会不一样。一般农村家庭有这种想法的较多,城镇家庭的较少。有的人则认为自身的生活质量更重要。调查对象王女士是政府公务员,大学毕业的时候认为人活一辈子能有多长时间呢?三十几岁生儿育女待到他们成人之时已近“知天命”,可能享福的日子也随之延迟了。发达国家的很多年轻人为了自己享受,宁可不要孩子,现在中国大城市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部分人觉得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有人认为年长的孩子入学后,陪伴所耗费的精力也可以稍微减少一些,且家里老人还健康,可以帮助带孩子。所以,再生一个小孩与提高生活质量是没有冲突的。

(二)思想观念现代化,打破传统思想禁锢

针对生男生女的想法现在年轻人观念的确比较通达,尤其是身居城镇里的。这一代父母自由开放、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也致使他们对于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有所转变,大家普遍认为“传宗接代”观念已经过时,起初主要是基于一种家庭责任,满足长辈培育下一代的期盼。

不难看出,对于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现在城市的年轻父母已经看得很淡。他们想生孩子,主要是喜欢孩子,并且经济、人力各种条件许可。本身就是独生子女的现代人,牺牲精神也远远不如上一代人,以前的父母可以为了孩子放弃工作,80后生活也更加幸福安定了,考虑自己的生活或工作情况更多一些了,不愿意做“孩奴”。有的人会选择宁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多享受一些,过好年轻人的二人世界,不受孩子的羁绊,说明这一代人自我意识的增强。现在是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一部分人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自私观念的侵蚀性也比较强。

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功不可没。但是从伦理、亲情、家庭的角度看,从社会健康发展的家督看,家家户户只生一个,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以后老人的照顾将给独生子女带去极大的压力,人口风险“失独”给家庭的打击极其可怕。再说,以后每个人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没有了兄弟姐妹,他们的子女也就没有了伯伯叔叔、阿姨等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断了。至于鼓励高学历者多生的政策,无论高学历者自身还是他人,都认为可行性不大。

三、中国计生政策的未来前景及相关反思

(一)计生政策的未来前景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意料之外,似乎又是情理之中,中国在以往计划生育政策变革上十分谨慎,跟着时代脚步小心翼翼,但缺乏全面促进政策的相关行动。从“单独二孩”政策的试行到全面放开二胎,是质的跨越,最期待的还是它的成果。选择最优方案方便大众,女性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群体,充分照顾女性权益,让她们在新政策的感召下想生,愿意生。

生育第二个孩子也意味着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都会成倍递增,养育成本逐年递增,教育费用占多层,在育儿的过程中,不断的观念改变和政策调整以及福利的惠及让更多人对生育想法产生变迁。而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当你的家庭年收入破20万时,就已经超越了95%的中国家庭了。那么对大部分中国家庭,生二胎是需要把经济纳入首位考虑范畴的。

(二)相关问题反思

国家出台政策是根据当前人口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对国家长远发展负责与重视民生关怀二者的统一,出发点是好的。民众得到了实在的好处是肯定的。可是毋庸讳言,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情况,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未必相合。其关键之点,就是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广泛热烈的响应,并没有造成民众生活、心态的巨变。原因何在?“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胎,宣传效力的原因还是人们本身生育观念的变化造成遇冷的局面。我们认为,单独二孩是牵涉到社会许多方面的综合性的问题,而现在许多其他因素都对这一新政的效果发生了制约以至抵消作用。通过这一调查,发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或者说从这一角度对有些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要真正让民众得益,让社会更加健康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结语

通过采用科学的采集样本,分层次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的方式相结合,以盐城的两个县级市和县以及市区做样本调查。调查新政策对于家庭整体心理上的冲击及反应,相应的压力和实际困难造成了不同的选择,以及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的实际经受者三十年来的所思所想。对于不符合政策的生育条件的对照组也进行采访和调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愿,提供参考。民众生育意愿是国情、社情、地方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研究了解搜集相关数据和信息,可以为政府涉及人口问题的决策及政策调整提供参考。盐城市属于沿海中等发展地区,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对该地区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可以为其他地区同类研究做出示范。家庭生育意愿问题牵涉到当下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可以从侧面丰富对当下社会各阶层、群体生存状态、心态的总体认识。

摘要：近年来,老龄化超预期加剧,中国政府认为这种人口结构将招致劳动人口短缺和社会保障费增加,有可能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绊脚石。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放开,符合二胎政策的职场女性,无论是跳槽还是晋升,很容易遭受用人单位的冷遇,职业歧视将越来越普遍且隐秘,让职场女性有苦无处诉。是“生”还是“升”,成为她们必须权衡的问题;就业性别歧视,也将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女性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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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晓春.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J].人口与发展,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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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笑天.“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

放开二胎 篇8

关键词：全面放开二胎,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研究分析

一、引言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快速下降,近几年我国的生育率保持在1.4%-1.5%的水平,这个生育率在世界上算是比较低的。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可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能够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缓解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解决劳动力人口不足和社会养老等各种问题。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背景

2015 年10 月末,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伴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实行了35 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完结,同时也意味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这一政策的推出有以下几点背景意义。

(一)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目前,国际上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可以认定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根据2011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13.26%,65 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已经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面对着这样的巨大压力,对我们的政府养老能力是一个考验,除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外,还需解决老年人心理、医疗等各种问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加重了社会的负担,使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等问题显现出来,而较低的出生率使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保健行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应该提高生育率,缓解老龄化问题。

(二)缓解人口红利的消失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具有较低的抚养率,从而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促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2013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长期增长中出现了下降。这表明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减速的影响。人口红利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增长态势。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能够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使成本优势助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还能够增加消费和储蓄,人口红利的消失在一定时期内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开放二孩的生育政策可以缓解人口红利的消失,为经济增长带来劳动力的投入,让资本得到合理利用,带动消费增长,提高储蓄率,从而拉动经济平稳持续增长。

三、从索罗模型谈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表示经济规模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GDP、GNP)来测量。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人口的数量必然影响着这三个因素。经济学家索罗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系统阐述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率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索罗鼓励技术创新和资本的形成,重视提高人力资本。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影响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按照索罗模型的数学表达式解释,Y=A*F(K,L)

其中,K表示资本的投入;L表示劳动要素的投入;A表示技术发展的水平;I表示毛投资;S表示储蓄水平;k是有效劳动投入之上的资本密度;s是边际储蓄率;n是人口增长率;g是技术进步率;δ 是资本增长率;y是有效劳动投入之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索罗模型中,我们发现并不能用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而高储蓄率只能暂时引起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最终经济还是会达到资本与产出不变的稳定状态,所以我们把人口增长这一因素作为模型的扩展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人口增长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索罗模型中的稳定状态下,投资的两个主要目的是代替资本折旧和为新增加的人口提供稳态下的资本量,这就解释了在人口增长的稳定状态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原因是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引起总社会资本和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然而,在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状态下,劳动力的数量增长乏力,但我们的经济增长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做支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必要增加人口数量,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

索罗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存在技术进步,索罗认为,存在内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人均资本量是伴随着时间逐渐向稳态下的人均资本量自行调节。如果技术进步不存在,那么增长的人口数量和有限的资源是矛盾的,但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则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就具有了促进作用。同时,人口数量的增长还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然而,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必然会消耗有限的资源,使储蓄率降低、投资量减少,使政府等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品的难度加大,这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积极的影响有,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数量,能够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引起正向的规模经济。所以说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实行了35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衰老的快,劳动力的数量增长缓慢,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生育政策的最优选择能够保持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稳定增长,较低的生育水平不能拉动人均产出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保持稳定的人口规模和生育率是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

四、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能够增加人口数量,特别是劳动力人口数量,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黑龙江省的相关产业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相关影响产业主要有教育产业、母婴消费业和相关服务产业等。

(一)教育产业

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在短期内会增加出生人口的数量,这就要求有配套的相关产业来为新增人口服务,新增人口对教育产业的影响要看未来2-3 年的数据,不过可以预测针对学前教育市场无疑是个发展和投资好契机,特别是早教行业。人们重视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包括早教机构和幼儿园教育,教育产业若要发展的好,就需要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需要专业教师来提供专业的教育资源。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势必会加重目前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黑龙江省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考虑这些问题,有效解决短期内人口增加带来的学前教育问题。

(二)母婴消费业

全面二孩政策推出后,近几年会新增人口,这会拉动母婴产业的发展,投资和发展的主线可分为产前、产后。产前的影响行业主要有妇科医疗和保健;产后受影响较大,主要有母婴用品、母婴用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母婴市场的发展需要提升质量和品质,特别是奶粉市场。黑龙江省拥有优质的牧场和乳品企业,可在婴幼儿奶粉方面加大投入和发展力度,追求品质的提高。母婴消费业的发展应迎合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加大电子商务的发展力度,建立快捷高效的电子商务平台。

(三)相关服务业有医疗和文化产业等

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对黑龙江省的医疗产业发展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特别是母婴用药和保健方面,专业的妇产科医院和儿童医院应扩大现有规模,迎接人口增长带来的各种医疗问题;社区作为人们最方便接触的机构,在社区医疗方面应扩大服务门类,使一些常规产检和婴幼儿疾病能够在社区治疗,缓解大医院的就医压力。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有婴幼儿玩具行业和动漫产业。在婴幼儿时期,对服装、玩具、文具用品、动漫和娱乐的需求将会增加,黑龙江省应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和监管,规范行业发展。此外,家政服务市场也会得到较快的发展,包括月嫂、保姆、保洁等家政服务,这也是全面二孩政策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8):33-34

二胎全面放开 学区房会疯涨吗 篇9

上期《投资与理财》杂志的封面故事是抢购学区房。当时编辑部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考虑买学区房的人所占的比例较小，很多人表示，不愿意为了天价学区房而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品质。短短半个月时间，同样的话题发生了微妙变化，一切源于10月29日公布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若二胎新政策实行，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未来，大三房、大四房，是否将成为“刚需房”？如果一套学区房就能满足多个孩子的需求，那么它的地位是否会更加稳固？

值不值？

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不惜砸下重金，在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学区购置房产。学区房继续涨涨涨，家长们任性地买买买。不久前，在外企工作的王先生花费610万元购得北京史家小学的学区房，这套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采光、格局并不理想，单价7万多元一平米，总价比周边同类户型贵出200多万元。类似王先生这样的天价购房行为一直都有争议，不少家长表示，花这个钱太不值，压力太大。

不过，在此次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关于学区房值不值的问题大家又有了新的看法。“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购买学区房成本就太高了，不划算。但如果变成两个孩子，这个成本看起来就没那么吓人。”

“多了一个孩子肯定要考虑换房，既然要换，选个学区房恰好一举两得。”几个在银行等机构工作的朋友均表示，开始考虑生二胎，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大户型成刚需

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越来越多，家庭居住空间的改变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当下，两房、三房最走俏，年轻夫妻选择小户型两室不在少数，如果仅生育一胎，两个卧室正合适。但如果生了第二个孩子，自己住一间，孩子一人一间，老人一间，想要三代同堂，四房将成为刚需。相应的，五房将会变成改善型住房产品。毫无疑问，对于想要二胎的家庭，大户型将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

记者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现在市场已开发的楼盘多为两室、三室，其中三室有一间面积较小，这个空间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老人房、书房使用，因此未来四房户型或将成为市场新秀。

“不久前咨询小户型的客户，近几日又打来电话咨询是否有大户型三室，就是受到‘二胎政策或将全面开放’这一政策的影响，很多没买房的客户想要一步到位，多一间房以作备用。”我爱我家房屋销售经理牛树超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多家楼盘的置业顾问也向记者表示，近期三室户型的咨询量有明显上升。

一位在北京通州区某小学附近楼盘看房的年轻夫妇告诉记者：“听说未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以前认为两房也够用了，现在还是买三房比较保险。”被问到是否会买小房，后期再换大房，很多购房者表示，第一套房也多为按揭购买，有房贷压力，再换房压力更大，因此大部分购房者更倾向于一步到位。

不过，也有部分人不为所动。在北京宣武门工作的黄女士就坚持不换房，在她看来，即便放开了二胎政策，随着孩子教育及生活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经济压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有房住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上海中原研究咨询部高级经理龚敏表示，全面放开二胎对住房需求量的放大效果有待观察，尤其是像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尽管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水平，但房价物价成本不低，以北京为例，目前一套80平方米普通地段的住房租金大约在4000元，而北京人均工资水平不过4000多元，普通打工者收入只够支付房租。”

不过，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二胎政策的放开会对改善性住房需求有所提升，三房、四房将会成为主流需求。

学区房还要“火”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作为众多家长争抢的学区房，今后或将更贵更火爆。本来学区房一直都是市场热门，当二胎面临学区，又擦出了新的火花。

“学区房本来就很贵，现在又乘上政策东风，还不知道会涨成啥样，再不买就买不起了。”准备在北京朝阳区购买学区房的宋女士告诉记者，北京现在严格划片就近入学，学区房成了一个保值的投资。过几年，孩子用完了学区名额，再把房子卖出去，只要这所小学不搬家，她就不会亏。毕竟，在北京愿意花重金为孩子上学买入门券的家长实在太多了。

的确，对二胎家庭来说，两个孩子的教育将成为重中之重，而且也将花费父母大量精力。如果孩子能入读较好的学校，将会大大减轻父母压力。所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全国各地学区房的地位将更加不可动摇，学区房及入读名额的争夺也将愈发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