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精选11篇）

新中国成立 篇1

摘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航空维修的历程, 从实际和理论上简单描述我国航空维修的现状,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 看到与世界先进航空维修的差距。在此认识上, 如何面对国内外航空维修市场的激烈竞争, 展望未来。

关键词：传统航空维修,现代航空维修,维修思想,维修方式

引言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接收了旧中国少量遗留下来的航空装备和残缺不全的修理厂, 从1951年开始才创办自己的航空工业, 所以说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从使用维修开始的。建国六十多年来, 我国的航空维修作为航空事业的一个部分, 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落后到进步, 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较长历史过程。回顾这段历史, 无论从航空维修的实践和理论出发, 可说是有喜有忧, 到现在为止, 我国目前航空维修状况, 仍然处在从传统维修向现代维修转变时期, 和国际上先进的现代维修思想、维修方式、维修技术和管理相比, 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1 传统航空维修时期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 我国民用航空主要使用里-2、伊尔-14、伊尔-18、安24等苏制运输机, 军用飞机也是这样, 从苏联的米格-15、米格-19、伊尔-28到国产机歼5、歼6等, 这些飞机都是沿用苏联50、60年代的维修思想和方法[1]。对机体采取定时的预防性检查, 飞机辅机和设备采用定时维修, 飞机翻修采用大拆大卸的方法。这是基于预防为主的维修思想, 认为飞机经过使用, 机件会产生磨损、老化和裂纹, 如不进行维修就会产生故障和危及飞行安全。所以从外场机务维护检查到工厂的翻修, 只有强调“多做工作, 勤于检查”才能保障安全。例如当时空军的飞机机务条例中规定, 除了飞机日常的装、填、充、挂工作之外, 飞行前、后的检查项目也较多, 定期工作频繁有25 h、50h、100 h、200 h等, 然后进入中修和大修。通过一些故障和事故的出现, 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 检查、维修的内容就越来越多, 千篇一律地把维修内容扩大。这种传统的维修思想和维修方式, 在当时航空装备的设计、制造水平和维修检查手段的不足的条件下是必要的, 对于保障飞行安全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

2 从传统维修走向现代维修时期

首先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我国民航逐渐引进了苏、美的运输机,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现代维修思想和管理模式逐步得到推行, 航空维修的方式由单一的定时维修, 过渡到定时的、视情的、状态监控三种不同的维修方式。例如波音707飞机维护检查内容就分为A、B、C、2C、3C、4C、5C、6C、D检多种等级, 按照飞机使用时间、技术状态进行不同的维护检查级别[2]。波音707飞机在352项附件中:按时限/或者监控的有109项占31%, 监控的57项占16%, 按时限更换的16项占4.5%, 按日历时限更换的9项占2.5%, 无时限规定137项占39%。

我国军机上世纪70年代以后, 主要使用的是歼六、歼七、歼八和强五、轰六等国产飞机, 虽然国产飞机和英、美飞机在设计、制造上有较大的区别, 然而先进的维修思想方式, 也冲击着传统的做法, 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在1981年10月中国航空学会在北京成立了航空维修工程专业委员会, 随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和专题讨论会议, 对现代航空维修的理论、实践作了探讨和交流, 引起当时航空工业部、民航、空军、海航等部门的重视, 从这段时间开始, 使我国航空维修从传统维修过度到现代维修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航空维修技术和维护手段方面,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国内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故障诊断技术从结构件的无损探伤到辅机、系统的原位检测;机载设备功能检测的智能化;新型材料构件的修复;长效优质的表面防护等, 对于提高维修质量和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从传统维修向现代维修的演变中, 值得提出一个问题, 维修国产飞机和西方进口飞机由于飞机本身在设计、制造上的不同, 如国产飞机对可靠性、维修性的设计还没有作为考核飞机品质的重要指示, 飞机本身在这方面就存在先天不足。从管理体制上来看, 我国民航在90年代以后作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航空公司的民航局分离开来, 然后是航空公司的重组集团化, 到现在民航局内部改革, 政企分开, 成立机场公司, 参与国际航空市场上竞争, 这些都有利于现代航空维修的发展。而军航方面有所不同, 飞机是引进和国产并行, 使用还是以国产机为主。设计、制造 (包括研制) 是航空工业集团的事, 使用、维修 (包括大修) 是由军方负责。部队负责使用和外场性质的维修检查、定期工作和中、小型修理, 装备的大修 (翻修) 又是军方管辖下的企业化航空修理工厂负责。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信息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基本上是分阶段负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进入市场经济的时期, 工厂任务不足情况下, 制造厂和大修厂之间, 大修厂和大修厂之间的竞争加剧, 明显表现在图纸、技术资料、技术培训等方面困难很多, 有的互相封锁, 不利于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例如装备的产品图纸、技术资料是设计、制造厂负责编制、修改;装备大修的修理范围和修理深度、修理技术条件由大修厂负责;装备在外场使用维护检查、定期工作规程由部队组织统一编写、修改。而它们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依存关系, 现在的管理难于沟通, 存在信息不畅的弊病, 既不利于航空装备的设计、改进, 也不利于航空装备的使用的维修, 借此, 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探讨。

3 对未来我国航空维修的展望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进步, 我国的航空装备将面临着更新换代, 第三代军机将更多更快的投入使用, 民航装备将越来越向大型、系列方向发展, 航空维修的对象本身就会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现代航空维修思想、维修方式、维修技术和维修管理就必须得到全面的应用和推行。在使用、维修阶段, 要恢复、甚至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和特殊的约束条件。这就要求在再制造过程中必须采用比原来产品制造更先进的高新技术, 如各种先进表面技术、再制造毛坯快速成形技术、纳米复合及原位自愈合技术、修复热处理技术、应急维修技术、过时产品的性能升级技术等, 都属于高新技术范畴。航空维修实际上是一种航空装备技术的状态恢复、转移的过程, 跟综世界先进技术发展, 应用于航空维修领域, 是当今航空维修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加入WTO以后, 我国航空维修管理体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民航方面, 除北京AMECO、广州GAMCO和厦门TAECO三个合资维修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民营航空维修企业外, 其余大多数维修单位普遍存在规模小, 设备技术薄弱的状态。军队维修单位虽然常规维修能力表现过剩, 但对新机维修能力又明显不足, 设备和技术能力比较落后的状态急待改变。今后一段时期, 航空维修发展必须走专业化、集团化的道路, 集中现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改造和重组一批有竞争能力的维修集团或维修中心 (基地) , 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内航空维修市场需要的同时, 尽快地参与国际航空市场的竞争。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维修和经营管理人员队伍。完善各种培训、考核、上岗、选拔和任用的人才成长机制, 使其系统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必将是我国航空维修走上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 我们回顾六十多年来航空维修走过的历程, 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看到与当今世界的差距, 迎头赶上, 我国的航空维修事业, 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孙作琪.关于改革苏制运输机旧维修制度的初步探讨[J].航空维修理论探讨会论文选编, 1981 (10) :16-18.

[2]徐滨士.马世宁.表面工程与再制造工程的进展[J].中国表面工程, 2001 (1) :8-14.

新中国成立 篇2

他的少年时期，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爷爷一共有四个兄弟，他是最小的一个，他的二哥早早就从军去了。爷爷说，那时候有国民党军队看到青壮年就会抓去当兵打仗，他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山里放牛，正巧有一支军队路过把他抓走了，关押在镇上的一处房子里，一同关押的还有其他被抓来的人，准备第二天一起押送到前线。被关押的人都很着急，其中有一个爷爷认识的人悄悄跟他密谋，想等守卫换岗吃饭的时候，一起逃跑出去。爷爷觉得这事行不通，没同意，果然逃跑出去的人又被抓回来毒打了一顿，半条命都快没了。最后，爷爷的爸爸卖了家里的一头牛，才把他赎了回去。过了几年，家里送回来一面旗，爷爷说应该是他从军的二哥牺牲了。

爷爷二十多岁的时候娶了奶奶。奶奶是另一个村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嫁过来的时候陪嫁了很多金银首饰，后来被贼光顾了一次，丢了不少。因为村子在山上，半夜的时候经常会有豹子入村，叼走家里养的猪和羊，种庄稼也没有好收成，日子过得很是辛苦。有一天爷爷外出，看到有人在打赌，赌的是看谁能先吃完两斤糯米饭。爷爷已经很久没吃过饱饭了，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想着就算没赢也能吃一顿饱饭，撑死也值了，最后他吃完了整整两斤的糯米饭，还平安无事地回了家，每次说起这段他都很“骄傲”。

后来流行挣工分了。爷爷奶奶一共养育了7个孩子，爷爷说无论怎么卖力干活，挣的公分还是不能让家里吃饱。他的三哥也在村子里，他们一家的房子就挨着爷爷家，负责公分的计算、统计以及物资的存储发放。这给了三哥很多“便利”，当大家都吃玉米糊、玉米糠的时候，三哥家总能吃上白花花的米饭，房子外面老是飘着一股肉的香味。那时候我爸还是刚记事的小孩，嘴也很馋，想到这位伯伯家蹭饭，发现门是锁上的，只能每次都跑到屋顶从天井里偷看他们吃饭。后来有一次，爷爷的三哥在一次放牛时掉下悬崖摔死了，村里的人迷信，都说这是报应。

村里除了爷爷和三哥这两个大家庭外，还有另外一个家族，爷爷管他叫叔叔。有一年统计农户性质，叔叔家想着生活还过得去，就报了富农。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位叔叔就被抓走了，绑到了附近一座山上，挂在树上掉着，还叫了附近好几个村的村民，观看“”，爷爷说那是一段难忘又害怕的日子。

过了几年开始承包到户分田地了。爷爷的七个孩子相继成了家，我爸是最小的孩子，那时候也娶了我妈妈，爷爷跟着我家一块住。我爸考了大专，去当了老师，家里只能妈妈一人经营。开始的几年只能种些基础作物，爷爷帮着耕种，自给自足，总归也能吃饱了，但是没什么收入。我妈看到别的村开始种烤烟，就要了一把种子，也开始种烤烟，一年下来收成不错，村里其他人便开始纷纷效仿，烤烟种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收入也渐渐多了起来，日子过得好了。但是经历过艰难时期的爷爷，还保持着那时候节俭的生活习惯，他说土豆削皮的时候刀不用锋利的一面，用刀背把表面的薄膜刮掉，这样才不浪费果肉;炒鸡蛋要加水，这样炒出来能多一点;坏掉的菜不能扔掉，以前想吃都吃不上……

70岁以后，爷爷就不再干活了。他的子女多，经常有人回来看望他，每次都带很多吃的、喝的，还有保健品。爷爷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都得吃一碗糖水煮的荷包蛋，一天都不能少，他说吃完就有了幸福感，感觉很安全。他依旧很喜欢吃糯米饭，说只有糯米饭怎么吃都吃不够。每次给我讲完故事，他都会感叹以前哪想得到日子还会过得这么好，你们真是享福的一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派关系 篇3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派关系

●朱江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向来被视为“蜜月期”。与1954年以后的党派关系相比，1949年至1954年的党派关系有着不同特点，它建立于特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上。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过程中，中共内部有分歧，外部面临现实困难，但在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细致入微的民主作风下取得了显著的执政效果，同时树立了民主执政的典范。

建国初期；党派关系；民主执政；执政效果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开端。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行机构，直到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政治协商会议都履行着人大的职能，要考察这一时间段内的党派关系，新政协及其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同时，党派关系的形成有其具体的客观环境需要。

一、党派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

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受了一个历史考验的过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共的力量逐渐由小变大，但是除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左翼人士，中间派和右翼或者站在了国民党一边，或者既反蒋又反共。而中共也未充分认识到争取中间派的必要性，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坚持抗日、民主、团结方面的合作。虽然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双方有分歧，但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急迫需要促使双方放下隔阂展开合作。解放战争初期，各民主党派主张实行“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以及中共势如破竹的发展趋势，使民主人士不得不放弃此条路线，最终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可见，在新政协召开以前，中共与民主党派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合作的传统。如果说早期的合作是形势所逼，具有不稳定性和表面性，那么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则是多层次的，并且在政治主张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既是长期革命实践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自然结果，也是对统一战线的固定和深化。

但是，即使有合作的传统，也并非有合作的必要——至少在当时夺取了政权的中共内部，一些人是如此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安排民主人士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进入新政协和人民政府，是“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的表现[1]。对此，周恩来曾有专门论述：“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他们（指民主党派），岂不少些麻烦？这是不对的。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其他阶级的人，问题只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罢了。事实说明，有组织比没有组织更好……便于他们学习，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2]从周恩来的这段话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个结论，首先，民主党派的存在是因为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其次，允许民主党派的组织存在，更利于管理；最后，民主党派由于自身特点，其成员可以在一些领域作出特殊贡献。那么，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共到底面临怎样的考验呢？建国初期，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共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残余，尽快稳定政局，而非四面出击，将斗争矛头指向合作的民主党派。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而民主党派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大量的人才和资源。国际上，虽有一批国家承认新中国，但苏联持保留态度，美国则怀抱敌意，与国外友好人士的沟通，同样需要借助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必然带来一个队伍建设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不致被权力腐蚀，不仅需要党内监督，人民监督，也需要来自党派的监督。因此，保留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不仅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

二、党派关系的落实——新政协的筹备、召开及效果

（一）新政协的筹备：三大难题的解决。保留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都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实践党派关系。具体到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间段，不得不提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运作，因为它是这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新政协召开以前，中共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现实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民主党派的疑虑和防备，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去。尤其是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民主党派对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心存疑虑。理论部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多次报告以及论文当中，都提到了坚持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必要性，如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而周恩来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则收在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实践部分，消除民主党派的疑虑则取决于中共作风是否“民主”。所以早在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即致电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说：“关于召集此项会议（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3]随后成立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常务委员21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1位。

其次，民主党派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还面临着安全问题。当时仍有大量的国民党残余和特务潜伏在大陆，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暗杀那些去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阻止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为此，周恩来在1949年7月9日曾致电华东局，就中央关于保护民主人士安全问题给予指示。[4]在这一年前后，周恩来针对不同地区民主党派来解放区事宜分别以电报、批语等形式给予指示，就路线、时间等问题与具体负责人员协商，甚至连饮食起居都考虑到了，可谓将安全保卫工作落实到了个人。

当然，中共虽然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敞开了怀抱，但不意味着党派合作就是无原则的妥协。如何区分民主人士与投机分子，是筹备新政协的又一任务。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李维汉对参加政协名单作了说明，即坚持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原则性和要包括一切参加奋斗的方面的广泛性。原来在新政协筹备期间，社会上有不少来历不明的党派团体冒充民主党派要参加政协，它们中情况复杂，良莠不齐，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5]对于这些组织，中共不仅不会邀请它们参加政协，还会下令解散。但是对于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则给予学习与工作的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处理党派关系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面对中共真心诚意的合作姿态，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完全赞同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和八项和平条件，表示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6]。2月至3月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陆续集中北平，中共中央随之组织了报告会和专题演讲会，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颖超、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陈毅等领导同志分别出席作报告，就战争问题、土改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等与民主党派通报情况，沟通政策思想。至此，新政协的召开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二）新政协的召开及效果。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中共民主作风下有条不紊地进行，1949年9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国都、纪年、国歌、国旗》4个决议案，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可谓硕果累累。而在当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分两种，一是加入政协，二是加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对比一下当时民主党派参政的人数：在全国政协的5位副主席中，有4位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在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2人，在15名政务院委员中，党外人士占9人。这些数字说明，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绝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有职务和人员保障的。

新政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更长的时间里，中共与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使新政协作用的发挥取得较好效果。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采取了若干办法加强各民主党派间的联系。可见，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同时各民主党派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互动，而这是政党政治的应有之义。就新政协的工作职能而言，人民政协委员会下设政治法律组、财政经济组、文化教育组、国防组、外交组、民族事务组、华侨事务组、宗教事务组，1949年至1954年，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事务、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活跃着民主党派的身影。

为实现民主执政，中共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功能的发挥也极为重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分重视政务会议。参加政务会议的成员是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每星期召开一次，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一年间共举行过55次。可见它是作为一项定制执行的。[7]中共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在中共的领导下，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当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民主党派作为组织存在，政局就不会这么平稳地过渡。

三、党派关系的新阶段——从政协到人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也就是说，1954年以前的政协履行的是人大的功能，那么，它和后来的人大又有何区别？这又预示着党派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客观地说，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于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未做更多详细规定。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一个尺度伸缩空间很大的设计，它一方面取决于民主党派的积极程度，但更多地受制于中共的民主程度。对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提出“一份职务，一份权利，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的原则，要求共产党员尊重非党员的职权。但是这里面的权力分配缺少制度和法律保障，实则有很大的伸缩空间。

1954年，在第一届人大召开以后，毛泽东曾就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专门做了说明：“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的任务是什么呢？一、协商国际问题……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8]也就是说，人大召开以后，政治协商会议由权力机关变成了人民团体。除了性质上的变化，代表成分的比例上也有变化。对此，毛泽东说：“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是不是跟过去政协一样?不会完全一样，应该有所变化。……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9]

此外，政协的组织结构也出现了变化：在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政协会议的组织形式由原来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两层，实际上其代表面是缩小了。由此可见，1954年人大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基础，又是政协会议的发展。至此，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石光树．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2.

[2]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A].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2.

[3]陈竹筠,陈起城．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01.

[5]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2.

[6]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247.

[7]辛文．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1.15.

[8]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5.

[9]毛泽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0.

D232

A

1009-928X（2010）05-0010-03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新中国成立 篇4

事件回放:解放初期, 重庆钢铁、机械行业处于停产状态。政府将修建成渝铁路所需的第一批500余吨钢材, 分配给私家中小型工厂, 使其恢复生产。1950年5月10日, 重庆钢铁公司潘继庆、金石声、邹承祖等科技人员, 在加工修补的旧轧辊上, 用自炼的小钢锭, 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英制85磅/码重型钢轨, 并形成了一条半手工作业的重轨生产线。

历史意义:这直接为随后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华式38公斤重轨成功诞生奠定了基础。而“重庆造”钢轨也支援了包括成渝铁路在内的十几条铁路的建设。

1978年重庆市召开第一次科学大会

事件回放:1978年5月24日~28日,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革委会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科学大会——“四川省重庆市科学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出席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科学大会精神, 明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并讨论通过了《1978~1985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八年规划纲要》。

历史意义:大会促使重庆市各级部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 大力加强科技管理, 改善科研条件, 推进科研机构的建设, 使广大科技人员迎着“科学的春天”, 将重庆科学技术事业, 推向了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1990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实验室成为重庆首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事件回放: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于1988年由国家计委批准筹建, 1990年正式建成并向国内外开放, 1997年通过国家第一次评估。通过近20年的建设, 该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机械传动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可完成相关的基础研究与开发等工作。

历史意义:这是重庆市首个国家级的科技研发平台, 它在机械传动及其相关领域建立起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实验条件及研究环境, 已经成为国内知名、影响国际的高层次学术研究机构。

1991年重庆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

事件回放:1991年3月, 重庆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是全国57个国家级高新区和首批5个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开发区之一。“高新区”模式, 实现了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发展, 打造优势特色产业以及区域核心竞争力, 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意义:高新区的成立, 标志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是重庆市产业结构性调整的重要转折点。18年来, 高新区已拥有1.29万家企业, 取得了400亿元工业产值和47亿元区域财政收入的成绩, 形成智能化仪器仪表、电子信息、新医药器械、现代制造和软件“五个主导产业”, 成为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生物产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

1995年重庆首个科技类地方性法规——《重庆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颁布施行

事件回放:1995年4月3日,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 并定于1995年5月8日起施行该《条例》。它鼓励和引导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 要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科技服务、科技普及等加强资金投入。

历史意义:这是全国科技投入方面的首个地方性法规, 也是重庆市首个科技类地方性法规, 标志着重庆市科技工作进入了依法管理阶段。直辖以后, 重庆市还相继颁布施行了5个地方性法规、3个政府规章, 初步构建起内容广泛、针对性较强的地方性科技法规体系。

1999年重庆创建西部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平台

事件回放:1999年, 重庆市围绕西部大开发的科技盛会和军民两用技术的交易平台, 打造出第一届重庆高交会, 通过高新技术成果展示、主题论坛等方式, 为五湖四海的高新技术及产品搭建了交易的平台, 对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意义:自举办高交会以来, 参展代表团累计达到748个, 累计参展的高新技术项目56400个, 累计合同成交额达到916.99亿元。重庆市连续8年技术合同交易额居西部地区首位、全国前5位, 科技进步综合指数在全国的排位由1998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12位、西部第2位, 高交会对重庆市技术合同交易额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

2000年重庆启动科研机构体制改革

事件回放:2000年开始, 重庆市按照“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原则稳步推进公益类院所分类改革, 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并以此为契机, 组建了重庆市畜牧科学研究院、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市质量计量检测研究院、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四大研究院”, 同时在全国建立了首个“科技检测超市”——重庆科技检测中心。

历史意义:“四院一中心”的打造, 体现了重庆市特色, 又符合产业发展需求。这一系列优势学科领域和研究开发基地的形成, 改变了重庆市科研力量分散、创新能力不强的局面, 在全国科研机构体制改革中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2003年重庆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绘制

事件回放:2003年11月15日, 西南大学家蚕研究团队在世界率先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绘制, 成为我国科学完成的世界第一张高质量家蚕全基因组框架图。2004年12月, 研究论文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Science》上全文发表。

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在鳞翅目基因组研究方面, 已迈入世界领先地位, 并实现了我国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中家蚕研究论文零的突破。随后, 该团队乘胜追击, 取得了家蚕基因组精细图谱绘制、世界首张家蚕全基因组基因芯片、世界第一个蚕类多态性遗传图谱等多项国际领先重大科技成果, 不断提升重庆市基础研究水平。

2006年重庆出台首个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事件回放:2006年4月27日, 重庆市政府颁布了《重庆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 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奋斗目标, 并首次作出实施24项重大科技专项和建设三大科技平台的重大部署。

历史意义:由此, 近4年来, 重庆市启动实施了23项千万级的重大科技专项, 取得了全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肿瘤超声治疗设备等一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 培育出轨道交通、风力发电等一批新兴产业。而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 也巩固了重庆市科技进步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12位, 西部领先地位。

2009年重庆科技馆建成开馆

事件回放:重庆科技馆是重庆市政府确定的全市十大社会文化事业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是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的综合性大型科普场馆, 于2006年1月奠基, 2009年9月建成开馆。它集科普教育、展览展示等功能于一身, 为重庆市民提供了一个认识科学、走进科学、体验科学的平台。

新中国成立初少林武术发展研究 篇5

关键词：武术；少林；发展；

作者简介：任彦兵（1979年1月—）河南濮阳人，本科，初级教练员，主要从事武术教学与训练方向研究，E-Mail：171307856@qq.com.

引言

根据史料记载，少林寺大约建于北魏时期，胜于明清，其中明朝少林寺发展最为鼎盛。满人入关，始建清朝，因为满族人信仰喇嘛，藏传佛教，比较抵制汉人所传承佛教，由此少林寺日渐式微。同时又有民间“反清复明”组织以少林为明组织反清斗争，再加上清末八国联军的入侵，洋枪等兵器的变革，使武术的发展更受限于此。直到民国建立，受西方文化影响，武术被列为国术，且少林武术作为一个其中子项，少林武术发展才有了逐渐好转。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一切都处于一个全新的局面，各行各业都处于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基点，少林武术文化同样也借着社会主义东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但为时不长，即便迎来了“文革”风暴，少林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肘。

1少林武术的发展环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5年，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创立及初步发展时期，同时武术当时作为一项体育事业发展，也跟紧随着体育事业的步伐，由于国家一切都处在空白状态，都需急求发展。这个时期的体育事业是完全借鉴以苏联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体制及经验，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虽然在此期间，因为苏联解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导致中国对苏联进行原搬照抄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大跃进”“左倾思想”的产生，武术在此期间也因政治问题被批判，武术“技击属性”引起很大争议，但是这一时期的武术发展路线还是受到了及时的纠正。

在1949年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的规定了“提倡国民体育”。1950年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提出的任务之一是经常举行运动竞赛和运动会，并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朱德同志提出体育一定要为人民、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 努力使体育运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1。1952年的6月10日，在第二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挥笔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光辉题词，确立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最高指导思想，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极大的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题词指出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任务：增强人民体质；同时体现了新中国体育的社会主义本质：为人民服务。从1956年毛泽东闲暇时写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也可看出国家领导人个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最高指导思想下：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改称国家体委，并设立了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社会主义新体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在《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加强体育运动的宣传工作；大力培养训练体育工作干部；开展各厂矿、学校、机关等基层单位的运动竞赛；注意运动员的训练工作2。这一报告明确指出了关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并且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要提高我过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地位。1953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国际体育比赛获得金牌，更是大大鼓舞了全国体育事业的训练热潮，并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贺龙为大会做出了“发掘、整理、提高、推广”的指导方针。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中批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人民的体育运动还是国家的一项新的事业，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加强领导，协助政府配备必要的干部；建立和充实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3。由中共中央的批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肯定，以及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中，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的预备级，并选择其中条件最好的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以便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按照一定运动项目和标准进行经常的体育教育和锻炼，但应事先作广泛宣传，根据自觉自愿参加的原则，逐步地加以推广。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劳卫制”并施行运动员的等级制度4。其中“劳卫制”实行的原则是自觉自愿，并没有强制执行，而且是在一些教育设施最好的学校进行重点实行，并没有全国普及推广，这又限制了体育运动在学校教育中的开展，当然这也是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国家各位领导人的重视及做出的批示；以及各种关门机构的设立；以及各种相应政策的制定；为新中国少林武术在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温床，少林武术也在这种各行各业都攒足劲发展的大环境下开始崭露头角，但也因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实际国情及综合国力等因素的影响，少林武术的发展也受一定的制约。

2 官方组织对少林武术发展的推动

1954年，国家体委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根据“武术”的价值特征、“国术”一名的由来及一般语言习惯，在全国统一使用“武术”一词5。由此，武术正式被正名。同年，武术被列为体育院系必修课，开始进入高等学校教育。1955年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司设立武术科。1958年9月，中国武术协会成立。武术科与武术协会的成立，促使了我过竞技武术的良性发展以及大众武术及运动员裁判员的规范化管理。

在竞技武术方面，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规定》明确指出武术是其中一项运动项目，并制定了与之配套的裁判、运动员等级制度、武术竞技比赛的评分制度。并在1958年及1963年再次完善了武术的竞赛制度。1957年，在国家体委的工作总结及工作要求会议上，对武术以往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在学校武术方面，1957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德、智、体等多方面的教育发展方针，体育运动在学校武术发展方面提供了保障。随着国际形势及国民经济的发展，1961年教育部在总结贯彻第一套大纲经验的基础上，修订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这一期间内，武术进入中小学、大学，高等学校教育并开始招收武术研究生。并且在学校教育上，毛泽东同志做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可见一斑。在大众武术方面，由于因政治因素“左倾”思想影响，国家体委对武术制定了“收缩加以整理”的方针，大众武术在推广方面受到了一定制约，故大众武术在此期间发展缓慢。

3关于少林武术在学术领域的研究

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对武术发展做了简短讨论。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专门召开了新时期武术如何发展额座谈会，由此武术的发展被提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日程上来。同年，成立体育专业刊物《新体育》，朱德并题词“提倡国民教育”。这为武术的理论、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伟良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领域——谈武术理论研究》中指出：加强武术理论研究，就是实现武术现代化转型的首要关键，武术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乃学术品位的提升，需要武犬界业内人，士的努力，也离不开整个学术界的多方共同支持6。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对武术的性质进行了讨论，武术究竟是走技击路线，还是表演路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些争议也是对武术发展的一个推动。在贺龙同志对武术“发掘、整理、提高、推广”的方针下，少林武术的内容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挖掘，但也因少林寺在建国前饱经摧残，几尽覆灭，给发掘整理工作造成一定难度。但也有一部分关于少林武术的学术研究出现，如：

刘玉华在《略论武术运动的门派》中：“武术运动，门派繁多，因而它的内容也极为丰富， 以地区分的南拳、北腿、武当、少林”7。同时也有少林武术在医学中运用的研究，在《凤岩穴的临床使用及对111 例患者的效果观察》一文中提到：“该学穴位是来之五台山少林寺中的一个手抄本——‘针灸外科’内若干穴位中的一个”8。由此也可以看出少林武术在民间的实用性及被认可性。温敬铭当时的研究中指出：“武当、少林合称南派的拳术，精神要求：意识其中，精神贯注，严肃沉着，以期作到感觉灵敏，反映迅速的以静制动；姿势要求：头正、颈直、沉肩、坠肘、涵胸、扳背（或称胸背自然）、脊椎中正，不偏不倚，松胯敛臀，以期作到气沉丹田；动作上大部要本：完整、紧凑、协稠，既稳且准，阴阳相济；力法上要求：以意导气，以气导力，内外相合，上下相随，完整一气；呼吸上要求，特别强绸气沉丹田，并强调一吸人入丹田，一呼贯于十指” 9。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极少的武术理论研究中，少林武术还是占据了一部分的。少林武术的精髓及少林武术的底蕴还是被广大武术习练者、学者、爱好者传承着、认同着、接受着。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少林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4结论

少林武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新世纪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也为少林文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少林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官方的组织和民间的习练热情为少林武术的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对少林武术的发掘与整理，对少林武术的传承起到了保护与发展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一一1981年）》[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8、12

[2]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R]，北京：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1953

[3]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R]，北京：中共中央.1954

[4] 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R]，北京：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1953

[5]中央体委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为什么不把武术称为国术[J].新体育1954.7

[6]周伟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领域——谈武术理论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4.

[7]刘玉华.略论武术运动的派别[J].武汉体育学报，1962（4）

[8]郑毓桂，王峰熙. 风岩穴的临床使用及对111例患者的效果观察.[J]山东医刊1958（8）

中国兽医协会即将成立 篇6

日前, 经民政部正式批准, 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查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兽医协会”可望在今年10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中国兽医协会是全国兽医从业人员和兽医相关单位自愿参加的, 代表兽医行业和兽医从业人员利益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主要业务是: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建立兽医考核体系, 监督检查兽医执业情况;指导动物诊疗机构规范化工作;开展国内外执业兽医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执业兽医的业务教育培训活动;普及兽医科学知识, 出版兽医刊物等。 (本刊辑)

新中国成立 篇7

和平解放后，西藏开始建立现代教育体系，1959年的民主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现代化的国民教育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春天，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是使西藏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2005年实现了“两基”目标，2007年率先实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省份。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中央政府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而推行的一系列的倾斜性扶持政策，使西藏的教育与其他地区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本文对中央政府及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政策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输血”型扶持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采取的支援西藏教育的措施之一就是“输血”型扶持政策，即向西藏派遣教师，这一措施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逐渐得到完善。正是这些援藏教师开创了西藏教育的新纪元。1956年，国家教育部从北京、天津、河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选派27名教师和教育干部到西藏，支援当地教育。1974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和内地6个省市抽调教育干部和教师，采取每两年轮换的办法，支援西藏的师范学院和中学。从1975年到1986年，江苏、四川、山东等省市先后选派了3000多名教师，分7批支援西藏教育。[1]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推开之后，西藏的中学开始主要依靠一些优惠条件，吸引内地教师前来执教。

以政府行政命令形式选派教师支援西藏教育事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之有效的形式，正是这一批批援藏教师的无私奉献，给西藏教育输入了决定性的新鲜血液，奠定了西藏现代教育的基础，使西藏的现代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使昔日与教育无缘的农牧民子女获得到了受教育权，使他们成为建设新西藏的生力军。

二、“造血”型扶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行政命令形式派遣援藏教师的“输血”型扶持政策逐渐被旨在增强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型扶持政策所替代。1987年，国家下发《关于内地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实施计划》，推动内地支援西藏教育。首先是学校之间的对口支援，选择内地有关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对口支援西藏的高等院校和中专，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代培本科生和研究生，选派缺科教师，帮助建立实验室，改善办学条件等。其次是地区之间的对口支援，由内地7个省市分别支援西藏7个地市的中学教育，方式是选派骨干教师讲课，帮助培训中学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实验室建设提供技术指导等。此外，还委托特定大学培训师资，合作编写教材等。[2]在兄弟省份的支援下，西藏自治区的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区内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毕业生遍布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为全区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教师，为促进西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派遣教师赴藏任教支援西藏教育到支援西藏发展师范院校，使西藏具备自己培养教师的能力是西藏教育的历史性跨越，这标志着西藏完备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西藏走上了能够独立发展教育事业之路。

三、“保健”型扶持政策

从依靠“输血”到自身“造血”，西藏教育完成了历史的跨越。然而，由于西藏的现代教育起步晚，底子薄，历史欠债过多，自身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和各兄弟省份的支持。这种支援也符合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为了使西藏教育保持快速的发展，尽快缩小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中央政府实行了“保健”型扶持政策。西藏已经拥有一支能独立承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任务的专职教师，他们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已经并且正在贡献着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支教师队伍还存在着学历结构不够合理，学历水平与实际水平不相符，教育理念陈旧，教育教学水平不高等现实问题。为了使西藏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中央政府及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健”政策来培训在职教师。

1.“送培训进藏”

2 0 0 8年国家教育部制订了“援助西部地区师资培训计划”，此次“送培进藏”工作由教育部统一规划，江苏省承担培训任务，分区内培训和区外培训两部分。区内培训是在拉萨集中培训中小学骨干教师，中学教师(共500人)培训集中在西藏大学进行，小学教师(共700人)集中在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进行培训。中小学培训同时进行，培训时间为2008年的7月27日至8月3日，培训内容为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相关内容。区外培训是该区选派100名中学校长到江苏省进行挂职培训，从9月份开始，分4批进行，每批25人，每期培训20天。

另外，各对口援藏省份也组织专家、学者、骨干教师送培训进藏，或是把西藏教师接到本省参加培训或挂职锻炼。

2. 自治区及所属地市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素质

“十五”期间，自治区教育厅启动了“十百千”工程，即培养10名校长、100名教师、1000名骨干教师的遴选工作。[3]自治区全面试行教师资格制度，加强“十百千”骨干教师培养工作;出台教师编制管理办法，落实教师编制管理。

自治区还实施“师资定向农村分配计划”，加大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力度，提高人才智力支持水平。以农村教师队伍为重点，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城镇学校与农村中小学对口支援制度和教师交流制度，加强城乡中小学教师的合理流动和配置。2004年到2008年间，西藏有2586名师范毕业生，其中85%以上在农村中小学就业，1200名公招非师范毕业生通过岗前培训后全部充实到边远艰苦地区基层学校任教，74名区外引进人才走向急需专业教学第一线，极大地补充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力量，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师资紧缺的现状;并选派“三支一扶”大学生205名到乡村支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4]

2007年西藏率先实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后，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级各类教育的工作重点从增加规模转向了提高质量，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就成为加快自治区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自治区的各地市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与水平。

例如，昌都地区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队伍管理的试行意见》等多项规定，通过开展“名师”“名教”创建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各种研讨会、教学竞赛，构建了地、县、校三级专兼职结合的教育科研队伍，使教师思想业务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近年来，昌都地区还实施了“四大工程”，即壮大师资队伍的“合格教师补充工程”，提高教师业务素质的“继续教育工程”，培养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中坚工程”，培养教师道德水平的“师德塑造工程”，随着教师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教师编制管理模式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不断深化，昌都地区的教师管理从过程管理逐步转向目标管理，教师资源使用效益大大提高，按照相对稳定、合理流动、专兼结合、资源共享的原则，探索出“固定编制”和“流动编制”相结合的教师队伍管理模式和教师资源开发的有效机制。

又如，为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多年来，日喀则地区教育体育局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为优秀教育干部、骨干教师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98年以来，地区教体局开始在部分县教育局和学校开展多次竞争上岗试点，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针对近年来年非师范专业教师比例增加的问题，日喀则地区教体局采取“三项措施”提升新教师专业素质，促进新教师专业发展：开设“教师论坛”，增强新教师的敬业意识;开展“以老带新，专家指导”的听课活动和“新教师说课大赛”，提高新教师的教学技能;提出“过五关”的成长目标，即思想品德关、教学技能关、教材教法关、教育管理关、教育科研关，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熟。[5]

此外，拉萨、那曲、山南、阿里地区采取积极措施，派出骨干教师去北京、天津、安徽、陕西等地挂职锻炼或考察学习，与当地主管部门交流教师培训的方法、模式和理念等方面的经验。

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西藏实施的有针对性的教师扶持政策，成为西藏教育实现跨越发展的可靠保证。西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也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的措施。在西藏教育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国家将继续实行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教育经费倾斜，发达省份对口支援。自治区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也积极开拓思路，采取有力措施保障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为西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滕星, 王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M].北京:民族教育出版社, 2002:300-301.

[2]夏铸, 刘文璞.藏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101.

[3]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E B/O L].http://www.chinatibetnews.com/xizang/jiaoyu/2002-08/16/content_2901.htm, 2002.

[4]黄志斌.西藏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EB/OL].http://www.edu.cn/jiao_yu_ren_cai_zi_xun_52/20080630/t20080630_305591.shtml, 2008.

中国无线电协会成立 篇8

据了解, 主管部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的无线电协会共有6家发起单位, 分别是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国家广电总局通信管理局、中国交通通信中心、民航空管中心通信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通信管理中心和中国移动集团。

目前, 该协会有253家会员, 其中, 理事为127个, 常务理事为41个。协会不仅要贯彻国家无线电的基本管理政策, 还要做好三件事, 即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建立起政府和无线电用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搭建促进无线电技术与应用发展的平台。

受奚国华委托, 工信部办公厅主任刘利华在大会上宣读了奚国华的致辞。奚国华在致辞中说, 改革开放30年来无线电事业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状态。但是,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组织将在今后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安防线缆联盟正式成立 篇9

公安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李润森、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柳晓川、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理事长王彦吉、中国安防认证中心主任张忠孝、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建平等行业重要领导出席成立大会。陕西省公安厅科技处处长彭功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胡志昂、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常务副主任鲍逸明等国家安防管理与产品质量检测机构的领导到场祝贺。参加会议的还有地方安防行业协会的领导、安防工程与安防线缆生产企业的代表、行业主要媒体、国外安防行业等上百位代表。

会议由深圳市安防协会会长、第14届中国国际公共安全博览会秘书长杨金才主持。新当选的联盟主席华建刚代表联盟发起单位介绍了联盟筹备阶段的相关工作,阐述了联盟成立的宗旨与意义,明确了联盟下阶段的主要工作与发展目标。并代表中国安防线缆联盟向行业与广大用户承诺,联盟成员将以更加可靠的产品质量、诚信的经营与优质的服务回报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广大用户的支持和帮助。据悉,中国线缆联盟发起单位共有22家,分别为: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艾克塞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宝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江苏帝一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鼎升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富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冠林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市宇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鸿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联通电缆有限公司、深圳市利路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深圳联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秋叶原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青鸟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声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天诚智能集团有限公司、海南迅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讯道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宽电子有限公司、江苏众城线缆有限公司。

会议中,李润森作了重要讲话,在充分肯定了联盟成立的意义后,对联盟的发展方向及发展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希望。

目前,国内专业从事安防线缆的企业有上千家,从业人员近十万人,年销售规模达百亿以上。安防线缆产品作为安防系统最核心的传输介质,为各类安防系统的高效与安全运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安防线缆联盟的成立,国内安防线缆产业将在技术进步与市场服务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安防线缆联盟也将全面参与起草相关国家与行业的技术标准。

中国中亚友好协会成立 篇10

中国中亚友好协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起成立，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组织。该协会旨在进一步拓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民间交往，加强地区间合作，深化睦邻关系，巩固中国与中亚五国世代友好的社会基础，促进共同发展。

大会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为名誉会长，选举外交部前副部长、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张德广为会长，周晓沛、李建平、张志明、关恒广、傅全章为副会长，鲁爱珍为秘书长，并审议通过了协会章程。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词，杨洁篪外长致贺信。协会理事及各界代表70余人出席成立大会。

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在致词时表示，希望中国中亚友好协会积极配合官方外交，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开拓，锐意进取，为加深中国与中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杨洁篪外长在贺信中指出，建交15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保持了密切高层交往，建立起高度的政治互信，并积极开展经贸、能源、交通、人文等各领域互利合作，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了良好的协作，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中亚友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国家民间交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增进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促进中国同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李辉部长助理在致词时说，中亚是我国的近邻，全面推进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民间外交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相信在中国中亚友协的推动和指导下，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民间交往将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并有力地推动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陈昊苏会长在致词中强调，作为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对外友协非常重视与中亚五国开展友好合作。为了整合各界力量共同做这方面的工作，近年来，对外友协一直希望建立一個专门从事中亚友好工作的机构，以搭建一个有助于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平台。今天，我们实现了这个愿望。他表示相信，中国中亚友协应该，也完全可以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中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积极的贡献，全面推进与中亚各国在民间经济、贸易、教育、科技、人才交流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事业。

张德广会长表示，中亚五国是中国西部重要邻国。今年正值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15周年，中国中亚友好协会的成立增加了一个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的协调机构，将会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各领域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 篇11

一、以“会计具有阶级性”为核心的会计理论发展阶段

建国之初, 会计是否具有阶级属性成为会计属性思想争鸣的主流, 围绕着会计有无阶级性, 在我国会计学界展开了的一场争论。陶德先生的“无所谓阶级性”和陈重丞学者的“会计两重性”观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不同的会计应与不同的阶级相对应、会计隶属于阶级应具有阶级性、会计应执行统治阶级赋予的任务等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与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 也为建立前苏联会计模式、肃清英美会计模式的影响打下了基础。

二、以“资金运动论”为核心的会计理论发展阶段

50年代后期, 随着与前苏联外交关系的恶化, 会计具有阶级性这一刚在中国会计学界建立起的观念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在摆脱了前苏联会计模式的束缚后, 我国会计学者转而开始寻求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计划经济服务的会计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以“资金运动论”为核心的观点在我国会计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不仅与我国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 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 财政部组织编写了《会计原理》一书, 代表了我国会计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统编教材。

三、百家争鸣的会计理论发展阶段

伴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稳步发展, 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也日益繁荣发展起来。特别是1980年成立的中国会计学会及其创办的《会计研究》这一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会计学术刊物, “双百方针”在会计理论讨论中得以贯彻执行, 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争论日趋活跃。在国内外会计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会计理论无论是在内容、方法上, 还是在指导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一) 对会计本质问题的认识得以深入探讨

杨纪琬、阎达五两位教授率先提出了“管理活动论”的观点, 是具有中国特色新看法的代表。1980年, 两位教授合作发表的《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一文, 认为会计属于客观经济范畴, 具有经济管理职能, 是一种经济管理方法。会计具有主动控制、监督和管理各单位经济活动的功能, 通过提供信息这一手段来达到经济管理和控制这一目的。

受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观点的影响, 余绪缨教授和葛家澍教授提出了“信息系统论”观点, 蒋义宏、裘宗舜等教授也赞同这一观点。信息系统论认为通过会计的一系列活动生成有用财务信息, 并提供给信息使用者, 帮助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以提高各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 从而完成服务于经济管理的职能。

伴随着对会计本质问题探讨, 对会计职能问题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好地推动。作为会计的基本职能———核算和监督得到了公众的认为, 但侧重于哪一方面则一直存有争议。“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与管理科学的地位同等重要, 它强调控制和监督是会计的主要职能, 将会计归为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以及电算化的发展, “信息系统论”逐渐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它强调核算和反映是会计的主要职能, 将会计归为提供会计信息的信息系统。1987年, 吴水澎教授提出的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合二为一的观点认为, 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形成的对会计职能的不同认识, 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各自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 西方会计理论得以引进并借鉴

中国会计学界逐渐开展对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研究, 一批批主张西方会计理论的观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如1980年阎金锷、汪家佑两位教授主张的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学习西方管理会计;1981年余绪缨教授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对现代管理会计特点的讨论和吸收利用等问题;1981年白肇鲁教授对于吸取国外经验并应用于我国会计领域中的看法;1982年孙昌湘、陈今池教授对于在审计方面借鉴外国经验的看法;1984年丁平准、杨继良教授主张在的对西方管理会计的引入、研究要坚持立足本国, 面向国际的原则等等。1983年余绪缨教授所著的《管理会计》一书的出版, 标志着现代管理会计学在我国已由引进、借鉴阶段进入到消化、吸收阶段, 并上升到结合我国实际国情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的高度。同时, 一系列《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等联系中国实际的会计教材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

这一时期, 在对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会计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其中有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省市及各系统的奖励, 更有些成果则获得了前国家教委颁发的具有国家级的教材奖和科研成果。

(三) 开展针对会计准则体系方面的研究

从80年代后期起, 在我国会计学界开展了有关会计准则体系的学术研究。1989年初, 以娄尔行、葛家澍和阎达伍等教授召集成立了“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 该组织在上海召开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专题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借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制定会计准则的经验, 提出了先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多项具体准则, 再根据具体的准则来制定基本准则, 即采用从具体到一般的归纳方法来完成会计框架结;1992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颁发并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令第5号) 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 为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体准则和制度开辟了道路, 成为我国会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2006年财政部对上述1992年签发的《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令第5号) 进行了修订等等。上述一系列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而颁发和修订的法规、准则和制度都充分表明了在围绕着会计法、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等方面,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成绩斐然。

从以上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研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我国会计学界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理和与时俱进的态度, 一方面结合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 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外经济发达国家会计准则的发展进程, 深入观察并积极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及框架的梳理, 形成与国际趋同或接轨的会计准则体系, 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四) 重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实证研究

从会计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 强调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重。自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会计学界在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主要以规范研究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健全、会计学者在将数学知识应于会计研究方面较为匮乏等等。随着与国际会计学界的日益接轨, 实证研究受到了我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的青睐, 在大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研究的同时, 对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逐渐兴起并活跃起来。在对研究方法的选取上, 认识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和特点, 它们在对会计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同,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 大力倡导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建立与实际相关联的模型进行分析, 以此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通过二者的结合运用推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综上所之, 回首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是在曲折中前进, 以螺旋式上升的, 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成绩来之不易, 未来仍需努力, 在知识经济大爆炸的21世纪, 我们不应沉浸于对过去成果的满足, 而应继续奋斗, 去迎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挑战。

摘要：本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在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 及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其在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 对国际会计学术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随着与国际经济的接轨, 机遇和挑战并存、继承与发展并重, 在借鉴和创新中丰富和完善我国会计理论研究。

关键词：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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