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

双轨制（共12篇）

双轨制 篇1

摘要：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价格“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等已广为人知,而有一种“双轨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广泛存在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并行的规则“双轨制”。规则“双轨制”削弱了明规则的权威,造成公开制度的名实分立,侵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解决规则“双轨制”问题必须压缩潜规则的运行空间,进而消除潜规则。

关键词：双轨制,明规则,潜规则,制度

一、规则的“双轨制”

“双轨制”是指两种不同体制并行的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双轨制”为人们所熟悉,即同一种商品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 另一部分实行管制价格,价格“双轨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行政领域腐败盛行。价格“双轨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中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尽管它导致了诸多问题,但毕竟在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发育和壮大过程中,对逐步取消管制价格,过渡到统一的市场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有一种“双轨制”在历史上就存在,且今天依然盛行,尽管受到了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在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并行的规则“双轨制”。

“潜规则”这个概念是由吴思在《潜规则 :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1]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通过大量生动、有趣的官场故事,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有另一套实际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即“潜规则”。分析规则的“双轨制”,需要我们借力新制度经济学。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一些成文的规定, 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章、契约等,非正式规则(约束)包括办事准则、行为规范、惯例、禁忌、习俗、传统等;[2]非正式制度是自发演化的结果, 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讲就是在重复博弈中演化出来的能够自我维持的稳定均衡。[3]西方是一个团体格局的社会 (费孝通,2008),他们讲求权利和义务的明确性 ,权利和义务都通过正式制度明确标示,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他们的“死板”常常被我们嗤笑,认为他们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对正式制度的“灵活运用”。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对正式制度“灵活运用”,才使得我们做事情缺乏明确的标准。在同一种制度框架内,我们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甚至既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允许”是一般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2,4]也是度量 制度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通俗的表述, 但我们的制度似乎“允许”的范围很大。通常人是自利的,当他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 就会利用制度所赋予他的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结果他的行为要么是“合法”的,却违反了他所在位置必须承担的责任或义务, 要么是直接违反正式规则。

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中,人们谈论更多的似乎不是宪法、法律、规章制度这些正式规则,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另一套约束,这就是潜规则。潜规则已经盛行到成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甚至不得不遵守的存在,它像一切规则一样具有强制性,但这种约束又有自身的诸多特点。由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人们想当然地将潜规则归入非正式制度中,忽略了潜规则所特有的隐蔽性、投机性等特点。其实,在诺思看来,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辅相成的,非正式制度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正式制度赖以形成的基础,正式制度必须建立在非正式制度之上,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和遵守。由此,如果将潜规则视作非正式制度,那么潜规则就与正式规则是相融的。然而,潜规则的盛行实际上消解了正式制度的效用,削弱了正式制度的权威;造成公开制度的名实分立和社会多元规则的并存。因此,与其说潜规则是非正式制度,不如将它视为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相并行的第三类制度。[5]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了社会的整体认知和共识,属于明规则范畴。然而,尽管明规则仍明确地存在着,并表面地获得遵守和认同, 但实际上运行的是潜规则,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共存构成了规则的“双轨制”。

二、规则“双轨制”的产生

分析规则“双轨制”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引进“共同体”这一概念。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它是由相关个体按照地域、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组合而成的组织形式。家族、社区、公司、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个体的集合,是共同体的不同表现。共同体是为了增大全体成员的利益而被组建的,共同体中集体权力是个体私权的转让,因此集体权力的不正确行使会破坏共同体大部分成员的利益。集体权力总是交由少部分人行使,集体资源总是交由“信得过”的人去配置,这些被信任的人可能由民主选举产生的, 也可能是由更高层任命的。这些人一旦被放到这个公共位置上,便被正式规则所约束,正式规则要求他按照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在正式规则没有规定的地方,他们也承担着最大化全体成员利益的职责,其行为应体现共同体成员的意志,而不是他个人的意志,也不是某个小团队的意志。卢梭指出,行政官个人具有三种意志:个别意志、团体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在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里, 个别意志或个人意志等于零,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政府本身的意志完全是从属的,因此只有公意即主权者的意志始终占主导地位,是其他各种意志应当遵循的唯一标准”。[6]对公意的维护和服从是代理人应该遵守的法则,也是共同体成员对代理人共同的期望, 这种法则是非正式的,却与正式制度一样构成人们的共识,属于明规则。

那些特殊位置中的个人撇开公意而谋求私利,如果不违背共同体的正式规则,就必然违背他被赋予的正式义务。行使集体权力的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够对共同体所有成员的福利造成影响,因为他掌握着共同体成员让渡而来的资源,不正确地运用这些资源(以权谋私或滥用职权)都会导致集体资源的减少,都会对普遍的私权构成侵犯。私权转让得越多,集体权力就越大,行使集体权力代理人对成员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然而这些代理人也有自己的个人意志或小团体意志,“经济人”的冲动使得他们倾向于利用集体的权力谋取私利。权力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其能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空间就越大。当正式规则不够细致或执行力不够强大时,就不足以对权力代理人以权谋私的行径构成有效的阻吓,使得代理人利用集体权力谋求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屡试不爽。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也逐渐明白, 只有对权力代理人奉上某种利益,才能在争取集体资源时得到代理人的特殊照顾,一旦某一个体拒绝“纳贡”,将被代理人排斥于集体资源之外,这种权力与利益的交易对人们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约束——个体要么屈从,要么被排斥于利益和机会之外。然而,权力代理人利用集体所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毕竟不是违背了正式规则,就是违反了他应承担的义务, 为了逃避制裁和谴责,权力代理人必然努力掩盖其行为,使得这种交易转入隐蔽的状态,表面上明规则仍起作用,权力代理人(制度执行人)也宣称对它遵守,但实际上起作用的乃是潜规则。

根据潜规则产生的过程,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共同体权力代理人(制度执行人)为谋取私利而推行的违背正式规则或背离其所应承担的正式义务的规则。正式制度代理人承担的正式义务是共同体成员对其行为的公开期待,是一种明规则,因此潜规则是权力代理人为谋取私利而推行的违反明规则的规则。实际起作用的是潜规则,但明规则并非被完全搁置, 它总会在权力代理人需要的时候起作用,甚至成为维护潜规则运行的保证力量———不遵守潜规则,我就找机会用明规则惩罚你。

三、规则“双轨制”对经济秩序的危害

过去人们遭遇价格“双轨制”,时下人们又关注养老金的“双轨制”、医疗“双轨制”等,“双轨制”这一名词的背后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它几乎成了官僚特权的代名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价格体系、养老金、医疗等领域的“双轨制”是通过正式制度确立的, 如果说明规则构成了对社会正义的侵害,那么明规则代理人在执法过程中要求社会成员遵守潜规则便是对社会正义的“二次侵害”,是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第二次扰乱。实际上,规则“双轨制”的危害更广。明规则尽管因为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性,却可以通过社会参与和公开的讨论推进其完善, 当呼吁变革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正式制度发生变革,其变革的方向也总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潜规则默默地蚕食着社会的正义,无论明规则正义与否。

(一)规则“双轨制”破坏了共同体成员的预期

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减小人们行动的不确定性,提高行动的预见性。顾名思义,潜规则是一种规则,与所有各种类型的制度或规则一样,是对人类行为的约束, 同样潜规则具备制度的一般功能,即它能够协调潜规则双方的行动,增加行动的预期,降低行动的不确定性。然而,潜规则所增加的预期是以牺牲明规则的预期为前提的,明规则所提供的预期是全体的、普遍的、无差别的,而潜规则所提供的预期是局部的、个别的和有条件的。明规则即使再缺乏正义,前后一致地被执行也好于反复无常的潜规则。潜规则是在权力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衍生的,是在“合法的恩惠权”和“合法的伤害权”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连续变量,其对“点”的选择或者对“尺度”的把握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势必损害人们行动的预见性。

(二)规则“双轨制”损害经济效率

明规则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的控制、变迁的时滞、路径依赖等而变得无效率,但这并不是明规则设计者或演化主体的本意, 无论是怎样性质的组织,明规则无一不是在打着实现和维护集体利益的旗号下颁布和推行的。明规则既然以公开的方式普遍性地实施,必然可以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加以改进。总之,只要公意认为现行的明规则缺乏效率,那么明规则就将寻求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潜规则实质上是共同体权力的代理人与特定人员之间就集体权力进行的交易,评价一种交易是否有效率,只需要看其是否遵循自愿原则。私人的交易可以被描述为是在默认全体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私人交易并不需要这些局外人明确表示同意……只要交易产生的间接或外部影响并不显著,默认全体同意下的两方交易满足效率的标准”。[7]在潜规则的作用下, 权力代理人用以交易的资源是一种集体的资源,集体资源的交易“如果要达到效率标准,必须订立某种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契约’,该契约要求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参加根据全体同意规则确定的集体决策”,[7]因此仅由极少数人决定对集体资源的处置违背了“社会契约”的原则,是违背经济效率的。

(三)规则“双轨制”制造了社会的不公

潜规则赋予权力代理人谋取私利的空间,潜规则下权力代理人对集体资源的买卖为自己赢得了财富,但这种财富的获取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前提的,少部分人因为推行潜规则而积聚财富,大部分人则因此利益受损,从而制造了社会的不公,形成贫富分化。公权力领域的潜规则制造了官与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中国社会最为不公平的现象之一。在规则的“双轨制”下,明规则在很多场合已经失去了维护共同体成员利益的作用,遵守明规则往往反而被排斥于利益和机会之外,而正直、拥有正义信仰的人总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自尊而屈从潜规则的,这些人不得不承受冷落与贫困。明朝的海瑞就是这一类拒绝实施和接受潜规则的人,其最终不容于官场,贫困潦倒一生,他虽然曾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中组部副部长),但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在潜规则的作用下,优秀的拔尖人才可能因为不遵守潜规则而被淘汰,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精英人才可能被扼杀,那些遵守潜规则的庸人却可能成为“适者”生存下来,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严重扰乱着社会经济秩序。

四、规则“双轨制”的治理之道

解决规则“双轨制”问题,并非要将潜规则合法化纳入明规则,更非用潜规则来代替明规则,而是要消除潜规则。2014年5月9日,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就指出:要坚持清正严明,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

潜规则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明规则赋予执行人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压缩潜规则的运行空间就必须用严密的程序性规则来约束权力代理人的行动。从理论上讲,规则越是细化,其所规范的交易费用就越小,当规则细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们的行为将像机械操作一样有章可循,就不会发生犹豫、猜疑、争吵和诉讼,就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然而,一个制度再完美也不可能在所有事务上都做到“无微不至”,一个完全依赖程序性规则来管理的社会,个人的才智也可能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明规则总会给代理人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集体权力的“正确行使”必然依赖于代理人所受到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但可以培养民众遵守制度的公民意识,而且能够纠正正式制度的设计缺陷,弥补正式制度遗漏下的制度真空。“熟人社会”、“关系社会”是中国人行为方式呈现的特征,这种行为方式可能加剧潜规则的盛行,但它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否定,一个否定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的社会就是“六亲不认”的社会,也是一种可怕的消极社会。然而,熟人社会的关系原则应有其合理的边界,当人们走出狭小的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陌生人社会时,当处理的事务由日常生活领域转向专业化领域时,它应当让位于权利义务的团体原则。[8]因此树立权利和义务的团体意识, 培养公民精神,能抑制社会的投机行为,进而抑制潜规则的蔓延。

潜规则的盛行也有明规则非正义的原因。一个非正义的明规则必然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成为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另一部分人沦为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对法律和规章的公正一致的管理,不管它们的实质原则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形式正义要求的力量或遵守制度的程度,其力量显然有赖于制度的实质性正义和改造它们的可能性”。[9]一种与公众的普遍价值观相抵触的明规则必然难以推行,一种顺天意应民心的明规则必然会得到很好的执行和自觉的维护。因此,压缩潜规则的运行空间就要审视明规则的正义与否,如果明规则赋予公权力代理人过多的资源和过大的权力,而公众的普遍权利与监督公权力代理人的权力被剥夺,那么潜规则必然盛行。

权力代理人是潜规则运行的有意无意的推动者,除了细化明规则对其行为加以约束外,还要在明规则设计上促进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容。奥尔森指出:“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10]因此寻求“明主”去实施或解释明规则是重要的途径。而 “明主”不常有,“民主”却是可能的,民主是可以确保代理人不任意解读制度的有效保证。民主意味着权力分配的平衡,一旦存在权力平衡,每个规则的参与者都有动机去降低任何可能的专制者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制度的代理者以符合公众预期的方式去实施明规则。

双轨制 篇2

难点

我国养老金制度“双轨制”延续多年，公务员退休金按退休前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之和以一定比例计发，无需交纳社保；而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主要靠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模式，一般退休人员仅能拿到原工资45%左右，且有下降趋势。“空账”问题、养老基金保值问题凸显。“双轨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产物，随着改革深入，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已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

对策

经济学家孙飞：应由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三方共同研究制定相关规则，进行彻底的、一步到位的三方共改设计，建立适应中国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且既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又体现公务员职业特点的政府机关养老保障制度，保障公务员退休待遇，同时统筹研究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信托人制度，实施优秀的养老金信息服务系统，方便转移接续。

中山大学政管学院博士彭宅文：并轨本身不是目标，关键要改革当前沿用的模糊制度设计，建立规范的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并降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待遇目标，使公职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合理化，并可以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可自主选择”的原则降低改革阻力。

进展

今年6月，国务院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规定十二五期间要“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2月17日，人社部社保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双轨制所导致的待遇差距过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和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的时候了,不能再拖下去了。”

养老双轨制如何改? 篇3

近日，随着2011年全国两会3月初将在京召开，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制度并存的“退休金双轨制”，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日前，《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共有20623人次参与有关“社会保障”的调查，94%的网民认为，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企业退休人员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同等资职退休人员的待遇，低了2～3倍。退休待遇双轨制是最大的分配不公，消除养老双轨制，是消除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

《北京科技报》：养老双轨制是如何形成的？

张翼：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都实行单位养老制。所有退休人员的工资都统一由国家财政负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企业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单位，其退休职工的养老退休金要由企业支付。

但是，企业的经营有好有坏，效益有高有低，尤其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风潮之后、伴随下岗职工的急剧增加，退休老职工较多的国有企业，已经无法承担职工的退休金。

于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90年代后期起，逐步将企业的单位保障制度改革为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并在随后逐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形成“通胀结合”的养老保险格局，即由企业缴纳的统筹部分占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的账户部分占8%。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则仍然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于是，逐步形成了养老双轨制。

《北京科技报》：如今养老双轨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网民对养老双轨制改革的呼声为何如此强烈？

张翼：事实上，后单位制时代的养老保险双轨制，仍然难以脱离单位制时期打上的种种烙印。双轨制不仅体现在养老金的发放上，还体现在医疗、住房等福利上。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不但享有较高的退休金，往往还享有单位优厚的医疗保险，以及在两限房指标方面的福利配置便捷性。

这次，社会舆论对改革养老双轨制的呼声很高，原因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单位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都属于国有单位。企业的所有收益都上交国家财政，也都享受国家财政的专项拨款支持。企业职工与管理人员，只要级别一致，所获得的各项报酬也理所当然地一致。但在改革以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继续享受有国家财政保障的养老退休金，不但收入稳定，而且逐年提高。而企业职工则是按企业上缴20%、个人上缴8%的比例建设养老基金的。所以养老金的多少直接与缴费额相关。如果企业没有企业年金等，而仅仅有养老保险，则其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主要决定于缴费额度。这就出现了企业职工养老退休金普遍低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

《北京科技报》：哪些问题阻碍了养老双轨制的改革？

张翼：如果简单将两种养老退休制度合二为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退休职工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差异的问题。因为，养老缴费基数是以工资水平为标准的。目前来看，由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学历普遍为本科以上，高于企业单位职工的高中、中专学历，造成在人力资本上两者存在着差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普遍比企业职工高。如果不改变以工资水平为养老缴费基数的标准，即使将两种养老制度合二为一，也无法消除养老退休金差异。这就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养老缴费标准，但新标准究竟以什么为衡量依据，究竟怎样做到公平高效，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北京科技报》：国外的职工养老制度是如何制定的？

张翼：所有国家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时，都是逐步扩大受益人群范围的。

比如日本，最早建立的养老金是“恩给制度”，只包括了官员与军人等。1941年建立的《劳动者年金保险法》，以体力劳动者为保障对象。1944 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险法》，把养老保险制度扩展到普通工薪人员。而日本的全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实施的，直到70年代末全民养老保险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

而且，国外的职工养老制度也是由多种类型构成的，都不是一轨制。

还是以日本为例，到现在为止，其养老保险也是由“多种年金”所组成，如有1959 年建立的国家公务员年金、1962 年建立的地方公务员年金、1956 建立的公营企业雇员年金。而在其“厚生年金”中，还有1954 年重建的私营企业雇员年金和1940 年建立的船员年金。这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将各个年金统一为一个年金。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虽然也历史悠久，但其公务员年金与企业职工年金 也一直同时并存，而且，即使是美国公务员的养老也分为联邦公务员年金与地方各州的公务员年金，难以一轨制。

《北京科技报》：我国应如何解决养老双轨制的问题？

我国将取消土地供应双轨制 篇4

所谓土地供应双轨制, 简单说就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土地供应:一是政府无偿划拨国有土地给使用单位;一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有偿出让国有土地, 目前主要是通过招标、拍卖、挂牌三种方式出让土地。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将按照资源市场配置的基本原则, 缩小划拨地范围, 扩大有偿使用覆盖面, 最终取消土地供应双轨制。除军事、保障性住房、特殊用地可以继续划拨使用外, 其他用地实行有偿使用。

什么是养老金双轨制？ 篇5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养老金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具体讲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差距大概是300%~500%。

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收入替代率，已经远远超过80%，据网上披露的资料，高达92%-107%。但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的养老金替代率却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从改革初期的60%多降低至40%左右的低水平。

显然，养老金替代率降低至40%左右，已经严重低于正常水平，说明企业的养老保险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多年来，这种替代率超低的现象一再向我们发出种种警示。

首先，40%替代率警示我们，职工退休后养老金收入不到在职时工资额的一半，生活水平出现大幅下降。从全国范围看，它意味着退休人员收入水平大幅低于在职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147元，月均3096元。而20全国企业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仅为1300元。据此计算出的年全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42%。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连续20多年下降，本来在职时工资就很低，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又大幅降低至40%，可以想见他们的生活保障水平太低了。

其次，养老金40%替代率，养老金收入仅有人均1500元，警示我们企退职工的人均总收入已经远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成为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据新人社函〔〕204号文件公布，2010年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为19109元。而据人社部宣布，2010年经过六次连调，企业养老金月人均1300元，年人均15600元。二者相比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9109元，比企退职工年人均总收入15600元高出3509元，超出22.5%。这就是说，企退人员平均年收入已经远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仅相当于后者的81.6%。表明企退职工已成为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沦为贫困一族。

第三，40%养老金替代率警示我们，我国的养老保障水平已经远远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有关资料显示，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目前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78%的国家已超过60%，低于40%的只有海地(33%)一个国家，替代率在40%的也仅有6个国家。这说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不仅已经远低于《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的55%的最低替代率，对照我国人均高达28%的世界最高缴费率，不难发现实际替代率水平已居于世界160多个国家排名的末位。

第四，与我国的高缴费率对照，40%替代率警示我们，养老金水平竟然只达到按缴费水平应达到的替代率水平的一半。我国的缴费率畸高，列世界180多个国家之首。按规定职工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20%，合计缴费率达28%。三比一的供养比(三人缴费供一人退休费用)，三人的28%合计，缴费率达到84%。根据缴费率和供养比，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应该达到84%，而实际只有40%左右，说明替代率仅有合理的替代率的一半。这是一种极不公平极为反常的现象。

“双轨制”下的退休生活 篇6

由于需要长期服用的降压药。史志彤每个月需要为这些药自费支付100余元。而她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同学，在购买这些药品的时候，却能享受到单位的二次报销，自费部分仅不到几块钱。

相比于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在退休方面的待遇明显要上一个档次。原就职于农业部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曹凯德退休后，每个月的养老金能拿到五六千元。除了发挥余热兼职外，曹凯德和妻子有时一起去旅游。他说，如果不算健身、购买大件物品、旅游和大病的开销，他与妻子每个月的生活支出大概在4000元左右，养老金可以做到略有结余。

曾在北京市多家知名摄影俱乐部担任客座講师的摄影师张宁说，曾经遇到过许多持有高端单反相机和镜头的影友前来参加付费的外拍活动和摄影讲座。其中很多人都是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后才开始钻研摄影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退休人员跟记者开玩笑说：“企业退休和事业退休哪里是双轨呀？简直就是两制嘛。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里，企业退休人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双轨制 篇7

养老“双轨制”的不合理, 已经成为人民热议的话题, 很多人将它称为“歪政策”。老百姓不禁问道:设计养老保险这一制度, 初衷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理应是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而不是彰显在职时的身份差异。所以, 养老“双轨制”必然要“并轨”, 这也是大势所趋。

所谓的养老“双轨制”, 养老金的多少只是表现, 背后则是养老金计算方式、来源、管理等方面的不同。在计算上, 企业职工是以职业生涯中平均工资水平为基数;机关单位则是以退休时的最高工资为基数, 期间差别, 可想而知。同时, 企业职工养老金, 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利和义务”统一, 要“收支平衡”, 因而严控增长幅度;机关单位的养老制度, 还留存计划经济色彩, 国家财政负有“无限责任”, 在国家财力增长的情况下, 支付压力必然较小。而包括养老金的调整政策等, 也都因起点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更加剧了“双轨”的差别。

当下, 养老“双轨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谁不想有更好的待遇?谁不愿意老有所依?所以, 现今很多企业人才流入机关单位,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公务员热”高烧不退的原因之一。“双轨”的“不接轨”, 同样造成人员在企业和机关之间流动的障碍。更重要的是, 这种“双轨制”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退休之后, 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机关单位人员, 都已经变成了“社会人”。从社会伦理角度看, 养老金是社会对劳动者的“反哺”, 以人为本、公平公正是必要前提;从国家伦理看, 正如歌曲中所唱的“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每个成员退离休后应得到平等回报。

而另据统计, 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 占总人口的12.5%。全国老龄办负责人日前也介绍, “十二五”时期, 中国人口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三个新特征。随着“银色浪潮”的日益逼近, 养老正在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为了能让那些为国家贡献一生的老人们拥有一个更加幸福的养老轨迹, 养老“双轨制”改革已迫在眉睫。

改革:在“深水区”继续推进

舆论对于建立统一的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呼声甚高。而在这之前的几年里, 每年也都有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相关议案提案。中央政府已从2005年起连续六年七次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待遇, 原来很低的企业退休人员工资, 大多升到1300元～1500元, 企业退休人员的总体待遇翻了一番, 可是因为其基数过低, 养老收入“鸿沟”依然存在, 企业退休人员与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虽然多数人认为养老“双轨制”不公平, 但是要企业职工养老金往机关干部靠, 难;机关退休干部自降养老金, 往企业职工靠, 也难。“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 短期内难以改变。

有专家指出, 如果将企业养老金发放标准与机关事业单位的标准接轨, 前提条件是前期的缴纳标准要提高, 这意味着企业要多花钱, 而我国的企业, 往往是建立在低人力成本、低土地价格、高耗能的模式之上, 当人力资源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也就意味着企业收益下降甚至亏本。每年的“两会”上, 有些代表委员来自企业一线, 这应该也是他们不愿就此发言的一个原因吧。

如今, 养老“双轨制”已经让养老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群体。2009年, 国家也试图对学校事业单位进行社保改革, 向企业看齐, 但却遭到强烈反对。“就高不就低”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早已享受机关退休待遇, 为何从我开始取消?”

可以说,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十分艰难, 也有阵痛的过程。改革引发了一些事业单位职工的担忧, 即自己退休收入是否也会下降。而且, 按照改革设计, 即使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致了, 其与机关公务员之间形成的“新双轨制”, 依然有“鸿沟”存在。

所以, 有人直言:从机关退休和从企业退休是两条路, 现在只能想方设法把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提上去。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也主张, 现阶段无论是从历史路径、管理成本还是从制度模式考量, 我国只建立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具有现实性。毕竟, 养老“双轨制”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 难以在很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双轨制’与否并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这个差距。”郑功成认为, “公平是要逐步实现的”, 缩小企业退休人员与公职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差距, 肯定会是2012年之前的一个重点工作。

2月27日上午, 在与全国网民交流时,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指出了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 并提出三项解决措施:继续提高企业离退休职工待遇、在企业具有年薪的地方应拿出一部分来增加退休职工的工资、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养老保险改革等。温家宝指出:“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养老保险改革, 在我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们必须慎重、稳妥地加以处理, 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进行试点, 逐步积累经验, 使我们整个国家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我想, 这一天会到来的。”

早在2009年初, 广东、山西、上海、浙江、重庆等5个省市, 被确定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但截至目前, 五个试点省市的实施方案都未出台。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迟迟得不到推进,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既是养老制度的制定者, 又是受益者, 双重身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可以预料, 如果要削减现有群体的养老金待遇, 自然会面临很多阻力。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专家指出, 不妨走“帕累托改进”或增量改革的路子, 不减少各群体现在养老金的数额, 但增量部分绝大多数用于企业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不“削峰”, 但要大力、尽快“填谷”。

对此, 也有不少人以为, 像养老“双轨制”这样涉及众多人切身利益的事情, 应当突破“先试点、再推广”的传统工作模式, 不宜一拖再拖, 而应“一步到位”, 让更多人及时享受到公平的阳光。养老“双轨制”本质上是一种特权, 多年以来之所以无法废除, 根本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这种附属于身份上的特权。其实, 在我国财力日益增长的今天, 废除养老“双轨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是到了该拿出勇气和决心向养老双轨制说“再见”的时候了!就像有人说的:“政府部门一定得动真格取消养老‘双轨制’, 绝不能老是像撒胡椒面一样的加点钱, 只顺气, 不饱肚。”

的确, 养老“双轨制”的问题、成因、危害、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 社会早有共识, 关键是决策者的勇气、决心、具体方案层面的问题。正如宋晓梧委员所说, “问题实质不是理论争论, 而是利益调整。”现在的关键不是“提办法”, 而是“下决心”。”解决养老‘双轨制’问题, 责任感和勇气目前来说是第一位的。只要战役决心一下, 战术、办法有的是。”

不过, 也有专家指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而缩小“落差”则需多措并举。其实, 养老收入的差异实际上相当复杂。比如有的事业单位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 不纳入社保体系;有的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改革, 通过市场运作自行缴费。在企业中也有类似情况。因此, 同样是事业单位、企业单位, 也有不同标准, 内部也需要逐渐拉平。

社会对“养老待遇公平”期待已久, 无论从社会公平角度考虑, 还是从财政负担考虑, 养老制度改革都必须在“深水区”继续推进。

“双轨制”之外

我国养老体制因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牵涉面广, 所以改革更要务实慎微。事实上, 公众之所以对养老“双轨制”不满, 不在于这种“双轨制”的顽固存在, 而在于社会养老保障覆盖水平与保障力度上的过度分化。

正因为如此, 打破养老“双轨制”的难点并不在“双轨”, 而在怎样寻求从“双轨”到“单轨”的合理制度路径, 它既要体现改革手段自身的艺术性与智慧性, 同时在新旧养老机制的过渡中, 保证平稳的衔接。在此过程中, 以累加的制度建设, 将企业职工直至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无差别的有保障的养老福利体系中来。毫无疑问, 这需要渐进式的改革方向与方式, 也需要清晰的改革时间表。

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已走在路上。就改革方向而言, 2005年至今, 国家已七次提高企退人员基本养老金,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 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就改革时间表而言, 2010年3月,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也透露:养老金在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 十七大已作出明确的方向性规定, 将逐步推开。

对“双轨制”档案管理的探讨 篇8

电子文件及其相关信息技术对传统档案管理的冲击, 从表面上看只是管理的方式、方法的改变, 是新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运用, 虽然也显现出一些与传统相悖的地方, 但仍然强烈地表现出与传统纸质档案管理具有一种“近似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近似的连续使得纸质档案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背景的电子文件在共处中既相互冲突, 又相互融合, 这也正是档案管理“双轨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档案管理“双轨制”的内涵

从形式上看, 电子文件仅是形成最终传统意义上档案实体的过渡性文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无纸化办公的情况, 电子文件的优势越来越凸显, 从而对传统档案的管理方式提出新的质疑和挑战。电子文件的出现, 不仅是存储方式的改变, 更是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变。

总的来说, 档案“双轨制”管理主要是指对档案的存储采取纸质与电子并存的管理办法。“双轨制”不但是管理方式、方法上的调整或者说是某种扩充, 更重要的在于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档案管理的理念, 是对传统档案管理理念的一次扬弃, 给传统的档案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管理层面上, “双轨制”是对纸质档案和电子文件的并存管理;而在操作层面上, “双轨制”则意味着从对纸质档案的管理过渡到对信息、知识和数据挖掘、融合与输出, 是对信息洪流的疏导和规范。

二、实施“双轨制”管理的必然性及意义

纸质档案与电子文件由于其各自的特点、文件运行的生命周期以及在整个科研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决定了必须对具有同一信息内容的文件施行纸质档案与电子文件并存管理的“双轨制”。就纸张的物理及化学特性相对稳定的特点而言, 纸质档案的作用和功能主要是“保存备查”备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纯粹地提供纸质的档案为社会及科研生产服务, 这也是档案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另一方面, 在电子文件大量产生的今天, 保存完好的纸质文件可以与其相应的电子文件相互参照。特别是科研设计单位, 由于科研生产的需要, 同一设备可能有许多不同版本的设计图纸的电子文件, 在设计定型时, 更需要有相应的最终版本的纸质图纸与电子文件相对照, 以确保所提供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电子文件的特点随着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丰富和扩充。而其中的“可共享性”“存储的高密度性”以及“信息的可操作性”是电子文件被大众认可及迅速普及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些特点, 相对于纸质档案而言, 电子文件的优势在于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复制及数据交换、挖掘等信息服务上这是信息社会或者说网络社会对档案管理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 如果不对电子文件施行有效的管理, 而只是固封于对纸质文件的管理上, 那么对海量的信息进行纸质存储以及从海量的纸质文件中找出所需要的信息将是不可能的事。大家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要查询某一引文的出处, 或是某一个词的意义,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通过网络而不是翻阅词典或是其他纸质资料查询。电子文件存储的高密度特性使得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存储成为可能。同时, 随着网络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从海量的信息中准确找到所需要的数据也成为可能。

“双轨制”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现代档案管理中采取“双轨制”的办法, 既是对传统历史档案或社会记忆的一种重构和维系, 也是对新兴产生的电子文件的一种保守和折中的管理办法, 是对历史负责的一种做法。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档案“双轨制”管理包括了三层含义。从历史的层面上看, “双轨”的意思就是既重视对纸质档案的管理, 又重视对“电子文件”的管理, 并重是为“双轨”, 不然就成为“偏轨”或者“侧轨”。也就是说, 不能因为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和广泛应用, 而轻视对纸质档案的管理和研究。现存的纸质档案大部分是人类历史的记忆, 是文明的基础, 放弃对纸质档案的管理和研究, 就等于背叛了人类的历史, 是对人类社会记忆的瓦解和消融。所以说, “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纸质档案管理和研究。“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要跳出传统纸质档案管理的范式结合现代信息技术, 并以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为参照, 寻找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和科技发展特征的电子文件管理之路。但这种“跳出”并不是背离, 而是在对纸质档案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对新兴产生的电子文件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纸质档案的管理办法。这种新管理办法虽然有其特点, 但仍然是以传统的档案管理办法为参照的, 是对传统档案管理范式内涵的加深和外延的扩充。档案“双轨制”管理是一种折中的办法,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双轨”不可能永远地平行下去,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总有“并轨”的时候。“并轨”之后的单轨, 并不是对“双轨”取舍其一, 而是对“双轨”的复合, 是对传统管理理念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合, 是一种升华了的单轨, 这也正是档案“双轨制”管理的第三层含义。

三、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现代科技水平的档案“双轨”管理机制

这是一个“互动”与“共享”的时代。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得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史料管理”演进到现今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科技的进步为档案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其职能的“信息平台”, 档案信息化建设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智力支持。档案“双轨”管理机制的建立意味着对历史记忆和海量信息混合态势的深切把握和理解。建立健全传统纸质档案管理机制, 同时根据现有科技水平, 规范对电子文件的管理, 构建纸质、电子双套存储管理机制已经成为档案管理部门的共识。

(一) 解决电子文件存储问题, 加固档案管理的“双轨”构架

电子文件的存储问题是“双轨制”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电子文件的存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海量存储的问题, 一是长期保存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 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 就是通过“在线存储”“离线存储”和“近线存储”的办法, 对海量电子文件加以长期保存和备份。在线存储是指授权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随时下载数据, 一般用于存储被频繁调用的数据。离线存储, 顾名思义, 是对“在线”数据的“离线”备份存储, 因此又称备份级的存储。这部分数据不经常被调用。“近线存储是对“在线”和“离线”的折中, 适用于存储访问量不是很大, 但又有一定需求的数据。

(二) 规范管理, 统一接口, 打通纸质档案与电子文件之间的物理隔阂

融合是时代的主旋律。纸质档案与电子文件并存的管理过程中, 必然存在着不相协调的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处发现一致, 在冲突中寻求融合是档案“双轨制”管理的根本出发点, 也是构建其“双轨”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必然选择。根据时代特征和科研生产的实际需求以及现有的纸质档案的管理模式, 构建一套动态的、发展的, 多接口、全兼容的电子文件管理体系业已成为现代档案管理者的共识。“双轨制”其实是一种混合管理模式,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进步, 任何单一的档案管理模式都难以适应现今复杂的档案信息格局。“双轨制”的“双”也不是字面上“两种”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混合制”的管理模式。

养老并轨后要避免隐性双轨制 篇9

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实在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作为整个社保改革中最受关注的部分, 公众对早日启动养老金双轨制合并改革翘首以盼。理性地说, 在实现养老金并轨的基础上, 给公务员适当涨薪, 完全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 很多公众也是能理解的。不过, 涨薪虽然有道理, 但程序上还是不能马虎, 首先要公开透明, 必须看得见摸得着, 受到足够的制约和监督。其次, 公务员涨薪, 不是单方面的, 应该纳入整个收入分配改革统筹考虑。

另外, 不得不说, 很多学者在呼吁养老金并轨时曾期待, 如果能够实现养老金并轨, 对于养老金缺口是大大的好事。2013年, 19个省级地区出现当期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缺口共计1702亿元。而机关事业单位多是稳定性强、持续缴费的机构, 一旦将其纳入社会统筹, 相当于财政支出的一部分直接放进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池子里, 而且更是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被公众诟病的公平性问题, 可谓一举两得。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看, 改革初期或分三类养老基金, 并轨初期, 三个“池子”的资金并不互通, 只为所属人员发放养老金。

也就是说, 公务员的养老基金初期和城镇职工不在一个池子, 那么对养老基金的补充, 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 国家为了做实公务员养老基金, 甚至还将一次性和长期投入大笔的资金。而因为基金不在一个池子, 替代率根本上就会有差异, 公务员养老金的替代率几乎没有意外, 本身就会高一些。这和并轨之前没有本质的不同, 不过以并轨的名义建立独立的基金池罢了。

另外, 养老金并轨同步将为公务员推出职业年金计划。而一般企业不会给员工购买职业年金, 因为企业各种负担本来就很重, 至少大部分企业不会额外在这方面增加支出。而公务员不同, 政府机关给公务员购买职业年金不花自己的钱, 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一旦做实企业年金, 意味着公务员养老金和城镇职工并轨, 连名义的怕是都算不上, 实则形成新的隐性双轨制。

不否认, 任何个体和群体都有利己倾向, 体制内人员对养老金并轨后待遇下降的担忧必须正视。并轨之路必然艰难, 从技术层面上说, 尽量不降低被改革群体的养老待遇, 以减小改革阻力。作为过渡方案, 并轨初期养老基金池子不互通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应是长期如此。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 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 让养老基金池子早日统一。

关于我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研究 篇10

一、关于新闻媒体双轨制的认识

拥有事业单位性质的中国传媒业,一直以来都奉行党性原则统治一切,无条件接受党政机关的领导,无条件地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任何宣传任务,作为党政喉舌,中国传媒业无疑可以用“准行政部门”来形容。在实际运营当中,传媒业不能自主经营和决策,却跟企业管理一样,需自负盈亏,很少得到财政拨款,广告费用成为各媒体的主要收入。如今广告市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探索运营市场变得更为艰难。传媒业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是传媒业自身的可观存在。正确认识中国新闻传媒的属性,选择正确的传媒运营方式才是传媒业长远发展之道。

二、目前中国新闻媒体领导体制特征

(一)行政机关特色浓厚

党政机关是媒体的所有者,上级领导部门对任何媒体享有决策权,不管是拆并或者关闭任何媒体,都由上级领导决定。党政机关还决定着传媒主要的人权、财权,所有重要的人事调动、任免以及发展决策,都由党政机关领导批准。报道方针和重要报道内容都由党政机关审批决定才能实施。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活动等重要新闻,要求几乎所有媒体都要进行报道。

(二)人事调动欠缺专业能力的考量

在选拔调动新闻官员方面,尤其是重要职位人员的选用,首先考量的是其行政级别是否相匹配。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是否对新闻媒体业有着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是否具备和职位相匹配的业务能力则是其次考量的方面。作为新闻媒体业的重要决策人,具备行业发展所需的素养和能力,不仅可以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还可以带领决策层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三、双轨制下新闻媒体管理对策

(一)对新闻媒体业的属性进行合理划分

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既是现实的产物,也是针对新闻媒体的整体来说的。具体到个别媒体,两种属性并非均衡存在,会有不同的侧重。属于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其事业单位的成分更多;不属于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其性质更偏向于企业。

虽然性质侧重不同,但这两类新闻媒体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其政治立场应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人民高度负责是它们共同肩负的责任,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是其工作原则。

(二)对党的喉舌媒体的管理方法

属于党的喉舌媒体肩负着宣传中央大政方针的任务,为了能够促使其心无旁骛地工作,国家需要制定与之相对应的扶持政策。

1. 把独家新闻报道权给予党的喉舌媒体。

党中央重大决策出台、重要人事调动、访谈党政重要领导人等事件的独家报道权归于党的喉舌媒体,可以极大地提升党媒的地位和权威性。

2. 确保党刊的发行量。适当扩大对自费订阅党刊人群的报销额度,采用公费订阅的形式维持党刊发行量的稳定。

3. 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党中央财政应适当拨款支持党的媒体的运营,尤其是依靠广告收入等方式自谋出路仍不足以维持运营的党媒,应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

4. 广告政策倾斜。

由于广告费用收入占据了多数媒体的运营资本,不妨将与政府相关的广告投放到专门的党媒平台,对其进行广告政策支持。

5. 吸收优秀人才进入党的喉舌媒体工作。

人才永远是行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党的喉舌媒体与时俱进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持,要利用党媒的宣传优势,动员可造之材投入到党的喉舌媒体的工作当中。

(三)对非党的喉舌媒体的管理

对于非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党政机关不再有直接的管辖权。对它们的管理和指导,应该有三个层次:

1. 非党喉舌媒体须有自身的管理机构。

设立管理委员会作为非党喉舌媒体的直接管理机构,这一类似公司董事会的机构设置,在不改变非党喉舌媒体的资产所有权的情况下可以确保堆砌实行管理和监督。主要领导的任免、媒体发展的大政方针、重大投资融资行为等都由管理委员会进行裁决。媒体应每年向管理委员会上交详实的工作计划和财务预决算。

2. 设置相关行业协会。

新闻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可由设立的诸如报业公会、电台电视台协会等机构来保障,也可借助这些机构协调媒体间的关系,妥善处理业内纠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理公众投诉,以此作为监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的方式。

3. 必要的政策通知和解读学习会。

非党的喉舌媒体也应与党中央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第一时间知晓党和政府的方针决策并予以贯彻落实。因此,党委主管部门应定期向非党喉舌媒体主要领导进行党委工作部署的通报,组织学习政策解读。

相对独立的人权、财权和事权,会给予非党的喉舌媒体更为宽泛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其吸收资金投入,做大做强,还可以保证社会言路开阔、思想活跃。

四、结语

重新定位中国新闻媒体的属性,并依据现实需要实行媒体的双轨制,根据不同的媒体属性,制定适合其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传统媒体体制的创新之举,对于改善中国新闻传媒的管理和经营,增强其发展活力,壮大实力并提高综合竞争力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J].现代传播,2003(04):1-4.

退休“双轨制”有悖社会公平 篇11

近年来，我国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与企业逐渐持平，然而，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公务员与普通职工间的社保待遇差别有多大?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显示，由于机关和企业的“退休双轨制”，待遇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对2070人的在线调查显示，60.9％人认为在我国社保最急需消除公务员与企事业职工社保的差别。难怪有职工发出这样的感慨：“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待遇低几倍，何以论公平。”

当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社会保障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就覆盖面而言，目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在社保上另起炉灶，享受过高的社保待遇，是否显得过于自私?很显然，公务员与普通群众在社保待遇上过于巨大的差距，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是在公务员和普通群众问人为划出身份鸿沟，打上身份烙印，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务员从本质而言是人民的公仆，是由纳税人的钱财供养的公职人员。同样是工作。同样是为社会奉献力量，凭什么公务员就高人一等，不仅工作稳定，基本不存在失业、工伤、职业病等风险，在位时还能享受种种或明或暗的特权，在退休后还拿着远远高于普通群众的退休金?人们有理由发出这样的公平质疑。调查显示，73％网友认为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有的网友直截了当地说，退休金“双轨制”是最典型的造成贫富差距的歪政策。导致众多企业退休职工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下。纷纷呼吁废除有悖社会公平的退休工资“双轨制”。

双轨制视角下的资本市场制度变迁 篇12

关键词：双轨制,资本,变迁

在我国进行的渐进性制度变迁体系下, 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过程中, 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存在两种制度的并存和博弈, 这种并存和博弈使得社会价值体系到处都体现出双轨制的痕迹, 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到劳动力市场的双轨制, 资本市场的双轨制等等, 在这些双轨制中, 有一些比如生产资料的双轨制, 通过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制度博弈, 最终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战胜了计划价格体系, 实现了双轨制的平滑转型, 另一些双轨制市场, 比如资本市场的双轨制不仅没有实现平滑过渡, 反而市场化的价格体系被计划价格体系驱逐, 最后市场崩溃, 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双轨制最后没有像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那样实现制度租金的有序释放, 平滑转型?

一、资本市场双轨制的由来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行政权力一直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经济权力的萌生是在行政权力被迫或者主动退出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 对于资本市场也不例外。改革初期的政府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巨额的转型成本, 同时在市场体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这些转型成本不可能由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进行分担, 这样转型成本的分担者只能是中央财政, 当政府无力负担时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退回老路, 改革会停滞不前, 但是面临着巨大外部压力的执政者显然不能这样做, 因为当国门已经打开, 经济效率的下降将带来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二是推进改革, 行政权力相对退出, 引进民间资本, 缓解财政危机。先是股份制得到允许, 然后是证券的地方化柜台交易得到允许, 最后是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市场的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权力并没有完全退出, 而是在市场化的制度框架下面尽量实现行政权力的增值, 一方面对上市公司的资质进行区别对待, 如果是国有企业将优先获得上市资格, 这样就形成了第一层的双轨制, 进入资格的双轨制, 二是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设置形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资本市场, 同样股份, 同样的权利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价格, 流通股价远远超过非流通股股价, 但是非流通股只能在国有单位之间进行流通, 并且非流通股掌握控股权。这样又形成了第二层的双轨制, 股价的双轨制。这两个双轨制加上政府严格的金融管制政策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相对隔绝使得行政权力牢牢控制了资本市场, 经济权力无法通过自我的增值实现对行政权力的驱逐。

二、资本市场双轨制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轨过程的比较分析

不同的制度体系下决定了制度体系内不同行为人不同的行为空间, 而不同的行为空间又决定了行为人不同的利益水平。对于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 存在着不同的定价体系, 这样就决定了由一种制度向另外一种转型的过程中, 存在着制度租金, 制度租金的大小取决与不同制度体系下利益主体利益差异大小。由于在转轨过程中, 这些制度租金会随着转轨过程不断发生变化, 如果两轨合一, 制度租金将完全耗散。根据寻租理论, 租金的耗散有两种, 一种是分利性租金耗散, 另一种是生产性租金耗散。这两种租金耗散导致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 分利性租金耗散并不能增减社会资源的总量, 也不能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 仅仅是资源从一个行为主体手中转移到了另外一个, 而生产性租金耗散则是通过增加资源的总量将制度租金内化到双方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中, 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1.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值平滑并轨过程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双轨制中, 生产资料可以有两种方式从计划价转移到市场价中, 一种是计划内生产企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满足计划内需求的情况下, 将多余的生产资料在市场中销售, 另一种是通过私下倒卖将计划内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市场中, 这两种方式都带来巨额的制度租金,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做生产型租金耗散, 第二种可以看做生产型租金耗散, 但是在生产资料市场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的需求方, 生产资料的需求方相比较供给方具有更硬的资源约束, 因此也有更高的效率, 资源的流入将扩大计划外企业的生产规模, 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生产资料市场平滑并轨的关键在于从总体上, 制度租金的耗散过程是以生产型租金耗散为主, 即便存在着分利性的租金耗散也是间接促进了生产性租金耗散。而生产性的租金耗散过程是逐步进行的, 制度租金的强大冲击被分步销蚀, 直到计划内外的价格合一为止。

2. 资本市场双轨制的变迁过程。

我国资本市场基本制度的建立过程是以行政权力强制变迁为主的制度建立过程, 在双轨制的资本市场体制下表现出很强的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由于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原因是因为解决财政危机, 因此为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国有企业获取廉价资金来源便成了建立资本市场的主要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政府对于金融市场进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 虽然还存在着非法的地下资金市场, 但是交易成本很高, 而且也不能满足大量资金的融入, 对外的资金流出渠道则有国有银行严格控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民间资金的机会成本, 同时, 将上市公司的优先权给予国有企业,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国有上市公司的遴选上还存在劣胜优汰的逆向选择, 由于相比较国有银行更强的资金约束, 上市融资有着更低的融资成本, 这样在选择上市公司时, 经常是经营水平较低, 效益较差的企业优先获取上市资格。由于存在着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 而且非流通股东掌握控股权, 这样上市后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 仅仅是将自己可能获取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分红分配给了流通股股东, 从这种角度也可以认为流通股股东购买的股份仅仅是由国家担保的利息不固定的债券。我们看到为了使投资者的资金效用函数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效用函数产生交集, 政府还采用政策托市的方法对投资者做出了不贬值的隐性担保, 通过这些措施国有企业获取了巨大的制度租金, 如果这些租金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断的通过生产性租金耗散来最终使得投资者的资金效用函数和企业的资金效用函数相切, 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平滑并轨, 即便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提高, 仅仅将投资者的资金效用的机会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资本市场依然能够维持。但是这两个条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不存在。首先, 国有企业融入的上市资金并没有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反而在流动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 进一步软化了预算约束, 在资金使用上表现出盲目投资和盲目的多元化, 这些策略都和企业内部人的利益相关, 盲目投资的结果是将融入的流动资金固化到企业中, 增强了企业内部人的控制力, 而多元化是为了进一步保持内部人的信息优势, 将国有股份的监管者与企业内部人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扩大, 同时还可以看到, 按照国有企业流行的分拆上市的途径, 国有股份监管者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管又多了一条环节, 这些原因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分利制度租金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 而且还使企业的效率进一步下降, 扩大了制度价差, 而在另一端, 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股市, 一是因为资金的机会成本很低, 二是国有信用的担保,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资金的投放越来越多, 尤其是加入WTO的预期使得资金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股市风险越来越高, 国有信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02年政府主导的国有股减持宣告了国家信用的破产, 这使得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和国有上市公司的效用函数不再有交集, 资本市场崩溃, 最后的结果是计划定价体制驱逐了市场定价体制, 分利性租金耗散挥霍了所有的制度租金。

三、资本市场不能平滑并轨的原因分析

相比较波澜不惊的生产资料双轨制, 资本市场的并轨过程却表现出了令外一种结果, 表现出流通股股价向非流通股股价的复归, 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双轨制不能像生产资料的双轨制那样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 原因如下:

1. 生产资料市场存在着两个相互利益独立需求方和供给方, 而资本市场则不存在竞争关系。

在生产资料市场中, 计划内的企业和计划外的企业都具有独立的利益,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竞争的结果是双方的效率都得到提高, 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 提高的幅度也越大, 并轨的速度也越快。但是资本市场股权分置状态下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却不存在这样相互隔绝, 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 因为股票的供给方国有上市公司和股票的需求方投资者购买的是同一家企业的股票,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和制约的关系, 如果说有竞争, 也是对上市企业控制权的竞争, 但是由于行政权力保证了非流通股的控股权,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交易市场, 存在着巨大的交易成本, 无法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制约。

2. 生产资料市场的控制权分散, 行政权力进行监管的难度很大, 而资本市场的控制权集中, 行政权力容易进行控制。

双轨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市场交易的品种很多, 同时也有很多生产厂家, 行政权力主体进行直接监管的成本很高,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 行政权力主体将部分计划内企业产品调拨的权力委派给了地方政府, 但是改革开放后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和中央政府分离, 地方政府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 为了本地区财政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政府可能会放任生产资料向市场的串轨, 另外生产资料市场转让的是物质产品, 交易成本也很低。但是对于资本市场情况就不一样, 因为资本市场中交易的是股票, 一种标准的投资品, 不同公司的股票除了面额没有其它差别, 同时国有上市公司的数量有限, 股票的转让实际上交易的是对企业一部分资产的控制权, 必须要得到一个第三方的信用担保, 否则契约很难得到实施, 因此行政主体进行控制的成本很低, 不易串轨。

3. 生产资料市场对生产资料的交易具备交易的互利空间, 但是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交易不存在互利空间。

对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 由于计划内企业经营的低效率, 对于生产资料的效用评价将低于计划外相对高效率企业对于生产资料的效用的评价, 如果计划内的生产资料在市场上交易, 对于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生产企业均能从串轨中获取利益, 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共赢结果。但是在资本市场, 由于资本市场交易的是股权, 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制度框架下, 非控股股东很难对控股股东进行制约, 因此, 资本市场的股权竞争实质上就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竞争, 对于国有上市公司, 其背后的信用担保是行政权力, 对于行政权力主体国有上市公司的优良资产虽然不多, 但是国有上市公司一方面承担着社会职能, 一方面也是对经济权力进行行政控制的手段, 控制权对于行政权力主体的效用很高。对于收购者, 上市公司的收购只能按照上市公司净资产再加上流通权溢价进行收购, 双方没有达成交易的互利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上发生的收购行为都是在国有上市公司资不抵债, 完全丧失了社会职能的情况下发生的收购, 这种收购与其看是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挽救, 不如说是行政主体制度租金的一次性出售。

四、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成功看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将同一种物质产品划分了两个市场, 一个是串轨市场, 一个是市场轨市场, 最后是效率更高的市场轨市场驱逐了串轨市场, 在资本市场也存在着两个市场, 一个是行政权力控制下的正规资本市场, 另一个是行政权力不能控制的地下资本市场和国外资本市场。同样也可以认为是行政权力不能控制的地下资本市场和国外资本市场驱逐了正规资本市场, 但是相比较生产资料的并轨, 由一个效率更高的市场代替了效率低的市场, 资本市场的并轨却不是这样, 一般而言, 正规资本市场相比较非正规资本市场是有效率优势的, 因为资本市场交易的是标准的投资品, 投资品的价格和企业的经营预期密切相关, 由于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效率水平是企业的内部信息, 如果由单个投资者收集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 而正规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代替单个投资者来收集企业的经营信息, 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并公开, 节约交易成本。对于地下资本市场缺乏第三方对于股权契约进行担保, 也没有专职的信息的收集者, 为了交易, 资金的需求者只能用商誉和信誉进行担保, 企业信息的传递也只能是在熟人社会的口口相传, 这在一个狭小的资本市场可以将交易成本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但是一旦市场扩大, 交易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维持一个能够进行大额融资的地下资本市场是不可能的。随着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需要一个能够低交易成本进行大额融资的场所, 民间资本市场向强力信用担保的正规资本市场过渡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趋势。而对于海外资本市场, 一方面, 海外资本市场只能满足一些大型企业融资的要求,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中小企业由于海外上市的高成本及本身企业治理的不完善, 海外融资还是遥不可及;另一方面, 海外融资意味着对于本国行政权力以至民族经济权力的侵蚀, 对于本国经济也是不具备效率优势的。

我们看到, 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资本市场对于国有企业国有股的控股地位并没有触动, 仅仅是通过对价的方式将国家隐性担保的一部分投资者权益退还给了投资者, 并且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 使得国有企业和投资者的资金效用函数又有了交集, 但是这个租金很快的就被分割了, 一方面是低效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还没有大的改观, 反而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企业凭借行政垄断重新获取了制度租金攫取者的优势, 而对于没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国有控股企业, 情况变得更糟;另一方面投资者资金的机会成本在不断放大, 随着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和股份制银行业的效率进一步改善, 投资者和国有企业对资金的效用又发生了分离, 股市也陷入了一蹶不振。对比生产资料的双轨制改革, 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是有一个竞争的市场, 另一个是资源不断的效率化转移。借鉴生产资料双轨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本文认为可以有两个途径来实现高效率资本市场对低效资本市场的替代。一是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制度框架下, 实现高效率的上市企业对于低效的上市企业的替代, 以改善现有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具体就是放开对于上市企业上市资格的行政垄断, 不搞身份歧视, 将资本市场改造成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 实现企业上市和退市的自由流动;二是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外建立真正的二板市场和地方柜台交易市场, 或者建立除深沪两地外的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 以鼓励竞争, 从现有体制外寻求效率更高的制度创新, 以实现制度外利益主体对现有资本市场制度的总体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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