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化知识图谱（共6篇）
可视化知识图谱 篇1
摘要：目的 分析国内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Ⅲ, 绘制危险行为领域研究中作者、关键词与科研机构的科学知识图谱, 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结果 国内有关危险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发文量呈逐年增长趋势, 自2005年突破百篇后, 增速明显;2008年后趋于稳步增长。在高发文量作者中, 季成叶、刘伟、吴尊友居于前列, 发文量均超过20篇。出现频次≥25的关键词共有42个, “艾滋病”、“学生”、“青少年”及“健康教育”等为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高发文量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和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且大多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 地域差异明显。在干预方案中, 以“健康教育”为代表的传统干预方式出现频次最高, 有关危险行为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较为有限。就科研合作而言, 危险行为领域中机构间的合作较作者间的合作明显松散, 均缺乏跨领域、跨地区、跨机构间的合作关系。结论 各方学者、机构应加强领域内的交流合作, 做到优势互补, 缩小地区差距, 从而推动中国危险行为领域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
关键词：危险行为,知识,图谱
危险行为又称危害健康行为, 是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个体或群体在偏离个人、他人和社会的健康期望方向上表现出的一组不利于健康的行为, 通常包括不良生活方式与习惯、致病行为模式、不良疾病行为及违反社会法律、道德行为, 如吸烟、酗酒、吸毒、网络成瘾等[1,2,3]。危险行为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有利于从多角度揭示人群健康相关行为取向, 为制定人群健康行为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 1资料来源选用“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知识平台”为文献数据来源, 检索式: “主题 = 危险行为”, 年限设定: “不限———2013年”, 文献类型: “期刊论文”。数据检索及下载结束时间为2013年12月16日。从“中国知网”获取2 647条数据, “万方”获取1 837条数据, 共计4 484条。首先剔除数据中报纸、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等非学术论文类信息, 然后对双数据库数据进行融合、去重, 最后通过人工筛选逐条剔除与危险行为概念不一致的学术论文, 最终获得有效数据2 345条。
1. 2方法将有效数据转化并录入软件后, 设置分析时间为1986—2013年, 时间分割为1 a, 形成27个时间片段, 其中1987年的文献内容与研究主题不符, 不列入分析。根据具体分析内容选用相应的网络节点, 分别对作者、关键词、机构进行相关分析, 设定阈值为 ( 2, 2, 20) , ( 4, 3, 20) , ( 4, 3, 20) , Top N per slice = 50。1. 3统计学处理可视化工具选用由Chen等[4,5,6,7,8,9]开发的新型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该软件在信息、医学等领域均有成功运用。数据整理和分析使用SPSS13. 0和Excel软件。
2 结果
2. 1发文量分析从危险行为领域的年度发文量来看, 总载文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 该领域年度发文量的演进可分为3个阶段[10]。第一阶段:1986—2004年, 年发文量均在百篇以下, 增速较缓, 可以看作危险行为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 2005—2007年, 该阶段年发文量自2005年突破百篇后快速上升, 可以看作危险行为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 2008—2013年, 本阶段危险行为相关文献量呈稳步增长趋势, 年均维持在200篇以上 ( 因2013年为该年度的不完全统计值, 发文量略有下滑) , 可视为危险行为研究的成熟阶段。
2. 2高产作者及合作情况选择作者为网络节点进行分析, 共得出800个节点, 523条连线。因数据量大, 图中仅显示发文量≥5篇的作者。在所有作者中合作密切且发文量较多的有季成叶、宋逸、陶芳标, 刘伟、张孔来, 吴尊友、柔克明, 罗春燕、高根娣, 陈琳、潘晓红, 林鹏、王晔等。从整体来看, 危险行为领域研究的学者之间合作交流较为密切, 形成了复杂的合作关系网络。见图2。圆环直径大小代表该作者累计发文量的高低, 外环颜色表示文章发表所涉及的年份, 圆环之间连线粗细及颜色表示合作强度及首次合作的时间[11,12]。
由表1可知, 1986—2013年危险行为相关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0的12位高产作者的发文量为14 ~25篇, 平均发文量为17.6篇; 平均初始发文年份为2002年, 其中季成叶、刘伟、吴尊友的发文量居于前三, 均超过20篇。
2. 3高频关键词及研究热点关键词是文章的精髓与核心, 为更加客观准确, 本文对部分关键词进行了归类合并, 如将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统一归为艾滋病, 将性传播疾病归为性病等。选择关键词为网络节点进行分析, 共得出623个节点, 916条连线。如表2所示, 出现频率≥25的关键词中, “艾滋病”“学生”“青少年”“健康教育”“健康危险行为”位居前5位。这5个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领域属于危险行为相关研究的研究热点。因关键词“危险行为”为危险行为领域研究的基础词汇, 所以不纳入分析。
因数据量大, 图3中仅显示了出现频率≥25的关键词。圆环直径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 外环颜色表示关键词出现的年份, 圆环之间连线的颜色为首次共现时间[13]。图中右上角最大的节点为“危险行为”, 其他高频关键词可大致分为5类[14], 第1类: 研究人群, 如“学生”“青少年”“中学生”“大学生”等; 第2类: 危险因素, 如“艾滋病”“性行为”“吸烟”“饮酒”等; 第3类: 研究方法及学科领域, 如“调查”“对比研究”“因素分析”“统计学”“流行病学”等; 第4类: 干预方式及预防措施, 如“健康教育”“行为干预”“自愿咨询检测”等; 第5类: 概念及扩展, 如“健康危险行为”“共同危险行为”等。
2. 4机构合作为深入了解各科研机构对危险行为研究的贡献程度, 选择机构为节点进行相关分析。对题录中的机构信息进行了整合, 即对高等院校及其附属机构统一按校名进行统计, 如北京大学的主要科研机构分别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部等; 安徽医科大学主要科研机构为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学生处等。除高校外的科研机构, 如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佛山市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均未进行归并。如表3所示, 出现频次≥5的机构共27个。其中北京大学的发文量最高, 达63篇, 其次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27篇, 第三是安徽医科大学18篇。
为清晰呈现不同机构的贡献度及其之间的科研关系, 在各机构间科研合作的科学知识图谱中, 将高校及机构名称延伸至二级院系。由于数据量大, 图4仅显示了出现频率≥5的机构, 共计510个, 机构之间的连线66条。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文量最大, 其次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从各机构之间的连线看, 机构间合作交流较为欠缺, 跨地域、跨区域合作十分有限。
3 讨论
随着健康管理与健康促进的深入人心, 有关健康相关行为的研究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危险行为作为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学术研究也有了显著发展。《中国学校卫生》《中国公共卫生》等核心期刊为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信息交流及成果发布的良好平台, 诸多知名学者如季成叶、吴尊友、刘伟等均发表大量相关文献, 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进程。
本研究显示, 2005年是危险行为领域研究的转折点, 发文量增速明显。此年正值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儿少/学校卫生中心组织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部门开展“中国城市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15], 此项调查研究大大推动了国内有关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 为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3年, 该领域发文量稳步提升, 更多学者及机构逐渐加入危险行为研究行列, 研究团队及热点也更加成熟、清晰。
以陈泽霖、吴尊友、刘伟、陶芳标、张孔来、孙江平等为代表的国内专家、学者, 较早便涉足危险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 其中最早可追溯至陈泽霖关于幼儿危险行为的研究, 为该领域的起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危险行为相关研究的不断发展, 更多学者将目光转移到此领域, 如季成叶、林鹏、罗春燕等。他们与陈琳、钟慧彦、朱晓艳等为代表的科研团体纷纷加入到危险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中, 形成了广泛的合作网络, 并共同推动了危险行为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
同时, 随着时间的迁移, 各位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越发密切。吴尊友、刘伟等[16]通过合著《社区多资源参与的减少吸毒人群HIV感染危险行为干预模式及效果研究》, 共同形成以研究艾滋病为主题的合作团队, 并促成了所属两大团队的融合。以季成叶、吴尊友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又联合陶芳标等学者直接或间接形成了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合作网络, 共同成为危险行为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进行图谱分析, 可找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继基础词汇“危险行为”后, “艾滋病”作为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危险因素出现频次最高, 不仅说明在危险行为领域诸多研究以此为研究方向, 同时也说明该疾病的发生与个体行为密切相关。“学生”及“青少年”在研究人群中出现频次最高, 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人群, 这也再次体现了国家、社会及各类科研机构对该群体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在干预方案中, 以“健康教育”出现频次最高, 表明针对危险行为的干预手段仍集中在传统的“健康教育”类方法上, 而如今比较流行的干预方式如健康管理等应用较少[17]。此外, “调查”、“对比研究”等作为危险行为的主要研究方法与途径, 出现频次也相对较高, 表明此类研究仍是该领域的常规研究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与艾滋病关系紧密的主要研究人群主要为吸毒人员及青少年等社会群体, 而与在校学生密切相关的危险行为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吸烟、饮酒、创伤和损伤等方面, 这也体现了危险行为的研究需与研究人群的属性划分相适应。
通过对机构合作进行分析, 进一步了解了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机构组成与分布情况。高文献产出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及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说明此类机构为危险行为研究的核心机构。从地域分布来看, 北京地区发文量最高, 安徽、广东、江苏、福建、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发文量紧随其后, 而中西部省份的文献产出则十分有限。北京等地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科研实力, 反之中西部地域受经济条件等影响, 研究相对较少, 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合作角度来看, 机构间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作者间的合作, 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十分有限且关系简单, 缺乏跨机构、跨区域的科研合作。该领域的领跑者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发挥好带头作用, 扩大交流合作区域, 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 中西部地区学者团体应积极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 从而使危险行为的研究结果惠及各地人民, 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借助科学知识图谱, 可以较为清晰地分析危险行为领域的科研合作现状, 国内诸多专家、学者及科研机构为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领域的学者在开展研究的同时, 逐步形成了密切、复杂的合作关系。为推动本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各方需共同努力, 加大跨地域、跨机构的科研合作, 实现数据共享、协同创新、优势互补, 为科学识别危险行为, 改善公众行为模式奠定基础。
可视化知识图谱 篇2
技术竞争情报作为竞争情报的一个分支,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到底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这些内容相互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这是很基本又相当重要的问题。但目前情报学界没有达到共识。就上述问题,虽有探索性的归纳和概括,但都是一些综述性的文献,其归纳和概括是以不同时期的文献数据为基础的,大部分依赖于学者个体的主观认知,这种归纳研究是偶发式的、个体抽象式的,既无法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完整性,也无法保证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一致性,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拟选取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所收录的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的文献数据,对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研究力量、学科领域、代表期刊分布及研究热点利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技术进行定量考查和可视化分析,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力量分布、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分布及其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Web of Science数据库所收录的文献数据内容完整,质量得到保证,时间连续,这便使所需数据的量与质得到了保证; 软件Cite Space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把科学知识领域中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以可视化的方式显示,这使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绘制出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的相关知识图谱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通过分析文献关键词分布和检测词频变动趋势,确定出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热点,把握其未来发展方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选取Web of Science中的三大数据库SSCI、SCI- Expanded以及CPCI - SSH作为数据源,检索三大数据库主题词中包含 “competi* techn* intelli* ”的文献,文献类型( ARTICLR ( 493) 和PROCEED-INGS PAPER ( 247 ) ) , 时间范围选为2003—2013年。共检索到690 条文献记录( 数据下载日期为2014 年1 月7 日) 。从图1 可以看出,WOS收录的与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相关的论文一直处于相对的增长状态,从2003 年的20 多篇到2009 年的100 多篇,2009 年到了高峰时期,技术竞争情报成为研究热点之中的热点,2010 年至今开始略有下降,但其研究在竞争情报领域仍是重点。
1. 2 分析方法
本文在分析过程运用关键词词频分析、统计分析等分析方法。词频分析法就是分析某一研究领域文献关键词或主题词出现的频率及关联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它是情报学和科学计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5］。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与动向可以通过Cite Space软件绘制的知识图谱显示。本文选择利用Java语言开发的Cite Space软件作为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力量、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及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
2数据分析及结果
2.1研究力量分布
在软件Cite Space界面,选择国家( Country) 作为网络节点,3 个参数阈值分别设置为( 2,2,20) 、 ( 2,2,20 ) 、 ( 2,2,20 ) ,确定文献标题( Title ) 、摘要( Abstract) 、作者关键词( Author Keywords) 和关键词( Keywords Plus) 作为主题词来源,数据抽取对象为top 50,并设置Time Scaling的值为1。运行Cite Space,得到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力量图谱,直观地呈现出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国家( 或地区) 。如图2 所示,图谱中共有38 个节点,35 个连接。
从图2 容易看出,网络密度较小( 仅为0. 049 8) ,但就整个网络的凝聚性而言,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反映出当前多数国家( 或地区) 跨国间的科研合作,国际学术交流与互动规模还是比较广泛,但是尚未形成非常稳定的国际科研合作格局［6］。图谱中的最大节点是美国,其频次最高,再次表明在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美国具有明显的研究强势; 此外,中国、英国、西班牙、中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韩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 或地区) 节点的频次也比较高,说明其研究水平与实力也比较强。
表1 列出了发表论文排名前10 的高产国家( 或地区) ,表2 和图3 分别给出了发文量排名前12 的高产机构及分布。发文量排名前3 的机构是香港理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其发文量所占比例分别为2. 029% 、1. 014% 、1. 014% ,即这3 个机构在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研究较为活跃,具有较高的学术成果发表。排名靠前的机构还有密歇根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研究院、明尼苏达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BM公司、清华大学等等。从地区上看,排名前12 的高产机构中,美国占据58% 左右的位置,即美国在该领域有着强大的学术影响力,支持和推动着技术竞争情报的发展和前进。除美国外,中国对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也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
2. 2 论文著者统计分析
著者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可以识别某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学术影响力。本文选择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排名前10 的作者作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和高被引作者,统计结果分别如表3、表4 所示。
从表3、表4 可以看出,LAU HCW是以发文量6 篇处于首位、以被引频次5 占据第1 位的著者。换而言之,著者LAU HCW是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的核心作者,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著者LI Y、HO GTS、 CHOY KL、 Capatina Alexandru、 Yoon Jan-ghyeo、Lu Jie等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从表5 可看出,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 《国际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情报论坛论文集》) 和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 《专家系统及其应用》) 。
2. 3 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分析
选取网络节点类型 “Category”,3 个参数阈值分别设置为( 2,2,20) 、( 2,2,20) 、( 2,2,20) ,数据抽取对象为top 30,绘制学科主题共现知识图谱,直观地呈现出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如图4 所示,共有41 个节点59 个连接。
Cite Space生成的网络图谱中,中心度大于或等于0. 1 的节点被定义为关键节点。基于频次( 10 次以上) 和中心度( 0. 1 以上) 统计( 见表6) ,当前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主要涉及计算机科学、商务经济学、工程学、管理学、经济学、自动化与控制系统、公共管理、电信学以及数学等,学科分布比较广泛。其中,计算机科学的节点的频次和中心度均最高,商务经济学的节点紧靠其后,说明技术竞争情报研究最关注的核心学科领域是计算机科学。在与众多的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联系中,计算机科学起到桥梁的作用,技术性倾向很明显,具体涉及以监测与预见的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为基础的技术竞争情报系统设计与开发、不同技术领域的竞争情报分析,以及计量技术、统计软件与资源数据库在技术竞争情报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等主题。在表6 中列出的所有学科节点的中心度均大于0. 1,说明各学科之间有较多的关联,显示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多学科交融与跨学科研究比较突出。此外,Business学科节点在图谱中非常突出,虽然其中心度较低( 仅为0. 08) ,但是其频次排在第4 位,说明商业竞争情报的重要性,主要应用于情报分析、监测与预测、技术评估及竞争战略规划等领域。同时,学科节点比较显著的是应用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如政府宏观决策与战略规划、在企业科技管理与专利技术研发等方面。
3 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3. 1 研究热点分析
选取网络节点类型 “Keywords”,同时选择关键路径算法,从 “Title”、 “Abstracts”、 “Keywords Plus”3 种来源中抽取 “Term” ( 术语) ,3 个参数阈值分别设置为( 2,2,20) 、 ( 2,2,20) 、 ( 2,2,20) ,TOP值为50,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如图4 所示,共有323 个节点,452 个连接,desity值为0. 0087。关键词是一篇文章主题的核心凝练和高度概括,借助Cite Space对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通过显示高频关键词来揭示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热点［7］。关键词是作者对论文主题的高度提炼和概括,能够准确地反映文本内容的核心和精髓,通过高频关键词来考察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就具备很强的代表性［8］。因此高频词常用于初步确定某一主题领域的研究热点。基于词频( 10 次及以上) 进行统计排序,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分布情况如表7 所示。
根据词频分布情况,分析总结出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的若干热点领域如下:
( 1) 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即竞争情报,频次为50,中心度为0. 11。竞争情报是指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产品,过程包括了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产品包括了由此形成的情报和谋略。技术竞争情报是竞争情报的下位概念,其也可使用竞争情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SWOT分析、5 种力量分析、关键成功因素、定标比超等竞争情报方法,但技术竞争情报领域更多采用专用的分析方法,可以划分为3 种类型: 信息计量类方法,包括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内容分析和文本挖掘等方法; 技术图标分析方法,包括技术描绘、技术路线图、技术生命周期/S曲线等;创造性思维方法,包括头脑风暴法、情景分析和六顶思考帽等。
( 2) 频次排在第2 位的关键词是 “Systems”即系统,频次为44 次,中心度为0. 13,说明Systems也是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的一个热点,其在共词知识图谱中与各节点的联系比较强,如图5 所示。就Systems而言,表明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的研究比较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系统的开发和应用。
( 3) 关键词 “Management” 即管理出现的频次是41 次,排在第3 位。管理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就企业的研发管理,技术竞争情报职能通常设在研发部门,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研发部门,研发部门可确定是研发新技术、延伸( 或减少) 现有技术还是改进现有技术; 确定项目和产品的优先次序; 改进研发项目的选择与评价,如决定是否立项、项目是否继续或终止。总之,任何一项科学的研发决策都需要技术竞争情报的支持。
( 4) 关键词 “Innovation”的频次为26,中心度为0. 13。对一个企业来说,应该注重各方面的创新,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等。就产品创新而言,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及技术进步不断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企业产品创新压力巨大,需要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等综合信息全面支持产品创新。技术竞争情报对市场竞争性产品在技术、功能等方面的状态进行监视,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企业在产品创新当中采用先进的材料、技术和工艺起到指导作用,对使新产品的性能属性符合市场需求起到保障作用,使得产品创新的风险降低。同时,通过创新,企业申请相应的技术专利,增强和保护自有知识产权,以此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 5) 基于频次10 次及以上,中心度处于0. 1 之上的关键词还有 “Design ( 设计) ”、 “Technology( 技术) ” “Knowledge Management ( 知识管理) ”、“Framework ( 构架) ”、 “Knowledge ( 知识) ”、 “In-tegration ( 集成) ”、“Competition ( 竞争) ”、 “Classi-fication ( 分类) ” 等,这些不仅仅只是高频词,而且由于它们的中心度都比较高,所以在共词知识图谱中与其他各节点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如表8) 。同时,从表7 可看出 “Model”的频次也较高,表明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需借助一定的模型来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借助数据模型是促进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从简单的定性描述向高级的定量分析的必由之路。其他的高频关键词如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Architecture” 等代表技术竞争情报的不同发展趋势和研究倾向。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频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主题,通过利用Find Clusters聚类算法,将这些关键词按其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行聚类,对各个共词聚类进行标注,网络中心区域的共词聚类如图6 所示。从图6可以看出,Modularity Q = 0. 134 9,Mean Silhouette= 0. 943 1。Modularity Q的取值介于0 ~ 1 之间,越接近1,即网络的模块性很强,可相对较好地进行聚类。聚类内的联系越紧密,聚类间的联系越松散［9］。Mean Silhouette的取值介于- 1 ~ 1 之间,越接近于1,即此时聚类的主题较明确。因此,根据Modularity Q和Mean Silhouette值说明聚类是合适的。
通过利用Find optimal Clusters聚类算法,将这些关键词按其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行聚类,对各个共词聚类进行标注,网络中心区域的共词聚类如图7所示。从图7 可以看出,Modularity Q = 0. 526 3,Mean Silhouette = 0. 818 5。此时为最佳的聚类。
3. 2 研究前沿和趋势分析
突变词( Burst Term) ,即频次变化率相对较高的术语或主题词。确定和监测某一主题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可通过考察突变词的词频时间分布以及词频变动的趋势。网络节点类型选择 “Burst term”,将3 个参数阈值各设置为( 2,2,20) 、( 2,2,20) 和( 2,2,20 ) , 利用软件Cite Space中的“Burst Detection”算法,根据词频的增减变化从主题词中提取相对较明显的突变词,并绘制出各年份的突变词分布知识图谱( 见图8) 。
基于突变率统计分析可知, “Research - and -Development” 该词的突变率较高,其词频在2011 年开始迅速增加,说明研发是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任何一项科学的研发决策都需要技术竞争情报的支持。技术竞争情报是关于技术的全方位信息工作,是企业制定技术开发战略的基础,它既关注应用技术的发展状况,也关注基础理论的研究动态,同时也监视外部一系列技术环境的变化,包括快速识别新技术或突破性技术,掌握目标领域中相关的研究动态、应用技术的发展状况和企业监测基础技术,提供给企业正确的技术开发方向。此外,为避免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可以开发新技术,替代即将受限的工艺或产品,监测政府政策的动态。 “Competitive Technology Intelligence”一词的词频在2009 年以来变动比较明显,说明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在新的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保持和发展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技术竞争情报渗透到技术创新和技术管理的全过程。作为知识管理手段之一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为掌握竞争对手的状况,通过收集、整理竞争对手的技术信息,并通过规范管理企业的技术和知识资产,形成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目前,对于技术竞争情报而言,它已经从企业竞争服务向行业、产业群甚至国家科技竞争方面扩展。
4 结论及建议
综上研究,在国际技术竞争情报研究领域:( 1) 美国具有绝对的研究优势,中国、日本、英国、西班牙、中国台湾、德国、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研究力量分布较广泛。 ( 2) 美、中、英三国在国际科研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跨国科研交流与合作发展尚不够充分。 ( 3) 研究前沿领域演进过程中,美国主要侧重于如何在企业中建立有效的CTI组织、如何开展CTI工作、CTI如何创造价值、CTI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等; 德国大中型企业西门子等7 家跨国公司都设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对CTI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搜集、跟踪和深入分析研究,如西门子公司就设有 “技术情报经理”职位,专门负责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及其应用;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充分发挥综合商社等企业积极开展CTI活动作用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CTI活动的宏观指导以及推广应用的扶持,使CTI服务更加深入人心,在提升日本核心技术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形成了在市场需求推动下,政府为主导、企业积极参与和官、产、研、学相结合的CTI服务发展模式; 韩国不断加大政府对CTI研究与服务活动的扶持力度,通过整合国家情报院和韩国科技信息研究院( KISTI) 等国家情报服务机构的力量来为企业竞争提供信息服务。我国的科技情报研究工作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重点是对国际科技发展与变化进行比较系统地跟踪、预测和评价科技发展趋势,给政府部门和组织提供参考,助于它们制定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计划,目前与市场竞争行为相结合比较少,且几乎不涉及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10］,因此相比国外其差距较大。( 4) 随着CTI研究与服务业发展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对CTI活动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并且将其纳入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加以重点扶持。未来CTI的研究与服务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CTI体系建设和应用绩效评价将成为研究的热点。 ( 5) 研发、云计算、粒子群优化算法、绩效、本体等相关领域成为技术竞争情报的前沿领域,呈现出的发展趋势,CTI的实践应用将成为公司核心业务流程的重要部分,CTI分析研究将呈现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趋势,CTI研究服务将成为科技情报机构的发展方向。
由于WOS中收录的研究论文数量有限,以及Cite Space软件本身的功能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样本数据获取、统计处理及可视化分析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在检索策略的制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优化。基于本文的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可更广泛地获取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相关文献数据,综合利用多种软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更深入地进行信息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摘要：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将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平台中的SCI-EXPANDED、SSCI和CPCI-SSH等3个引文数据库在2003—2013年间所收录的技术竞争情报相关研究文献作为分析样本,先进行时空维度的计量分析,然后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 Space绘制国家(或地区)共现、所涉及学科领域和共词网络知识图谱,对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热点及趋势进行确定,并对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进行详细阐述。
可视化知识图谱 篇3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般来讲, 同专著和研究报告等文献相比, 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某一领域的前沿和热点把握相对更为敏锐和直接, 对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统计描述, 可以比较客观地、全面地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展现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主题和发展趋势。因此, 本文以“2001~2011”为时间段, 以关键词“教师专业发展”为检索条件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下文简称CSSCI数据库) 进行检索, 获得期刊文献668篇 (2012.4.2) 。同时, 为保障文献信息的有效性, 我们对检索到的数据进行了人工去重, 删除会议记录等非学术性质的文献, 最后确定有效文献658篇。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技术对文献信息进行处理。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数量, 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量化分析方法。[1]本研究使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2]进行统计分析。同时为清晰地表征国内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以及研究趋势等信息, 还使用了信息可视化统计软件Cite Space[3,4]。为了保证软件分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我们还对分析结果中表现出的关键文献进行人工阅读、分析与总结, 以期获得更为科学合理的结论。
二、对所收集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
1. 教师专业发展期刊论文的时间分布
某领域论文的时间分布反映该领域发表论文时间与数量的变化关系, 可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历史与发展速度, 预测其发展趋势。综观国内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见图1)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 (2001~2003年) , 论文共44篇, 占总数的6.7%。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 (2004~2006年) , 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实施, 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知识和教学技能等都提出了新要求。为适应这种变化, 必然要求教师发展专业技能, 提升自身素质, 由此引起了学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关注。第三阶段为相对平稳的持续关注阶段, 即2006年之后, 教师专业发展仍处于被持续关注的状态。虽然近两年来, CSSCI收录论文数量有所下降, 但对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发现, 发文量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有所上升, 近六年的核心期刊发文量分别是125篇、139篇、173篇、147篇、168篇和165篇。一方面说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已经趋于成熟, 近几年突破性、创新性研究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越来越趋于精细化、具体化。
(图中数字为篇数)
2. 论文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
对论文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研究团队以及研究力量的分布情况, 发现其核心研究群体。据统计, 658篇论文中, 共有778位作者参与写作, 其中参与写作在4篇以上的作者有卢乃桂、顾小清、胡惠闵、姜勇、操太圣、王陆、曲中林、赵明仁、王建军、焦建利、汪明帅、钟启泉、段发明, 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些作者均为高校教师或研究人员。同时, 对文章的署名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共来自246个不同单位。其中, 发文量5篇以上的研究机构共21家 (见图2) , 这些单位累积发文量占总量的53%。不难看出, 这些机构均为师范院校或教育研究机构, 这显然得益于院校的相关专业、学科发展优势、研究领域优势以及强大的学术实力和研究能力。而一般地方性院校表现并不突出, 中小学的表现更为不足, 所有文献中的署名单位为中小学仅有29篇。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大群体——中小学一线教师的缺失, 一方面反映了中小学一线教师科研水平比较有限, 亟需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中小学一线教师在教师专业发展上基本没有话语权。话语权的缺失, 主体身份认同的缺少, 导致专业发展难以以教师实际需求为指向, 以真正的发展为目的, 使得教师在发展中缺少主动性和效能感, 势必影响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
3. 论文期刊分布
通过论文期刊分布可以了解该领域的空间分布特点, 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群。本文用Bicomb软件对658篇论文进行期刊分布统计, 发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期刊有18家, 其累计百分比达84.5% (见表1) 。统计显示,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期刊非常集中, 其中《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学刊》、《全球教育展望》、《教师教育研究》等10家期刊载文频次累计百分比达67%以上。国内教育界核心期刊的广泛发文势必引起教育界对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催生和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 为教师素质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研究热点
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 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学问或专题[4]。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炼, 能表达一篇文章的主题,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与分析, 频次高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5]本文运用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中高频次关键词的分析来探测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领域。
将收集的文献题录数据导入Cite Space II软件, 以名词术语为节点, 时间分区为1年, 阀值为30Top per slice, 采用最小成树算法, 对658篇论文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即绘制国内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得到节点372个, 连线364个。检索时, 由于是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 因此“教师专业发展”的频次必然较高, 中心度必然较强, 为了更好地显示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 我们将图谱中的教师专业发展节点人工修剪掉, 进而形成研究热点图谱, 见图3。
文献计量学认为中间中心度是测量某一节点被其他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穿过的程度指标。中间中心度高的节点, 对其它节点两两之间的联系起到控制作用, 体现了其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6]从图谱上观察, 中间中心度高的显示为紫色外环。分析图3和各节点的中间中心度, 可以确定国内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为 (按中间中心度的高低) :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教师培训、教师、教育信息化、教育研究、教育改革、信息技术、学习型组织、行动研究、教师专业化、教师角色、校本教研、教师素质、课堂教学、网络教研、师资培训、特级教师、美国教育、教学改革、教学实践、学校管理、中小学、学校文化、教研组等 (中间中心度依次为:0.66、0.26、0.25、0.11、0.11、0.08、0.07、0.06、0.06、0.06、0.05、0.05、0.05、0.04、0.04、0.04、0.04、0.04、0.04、0.03、0.03、0.03、0.03、0.03、0.03、0.03) 。
仔细分析这些词汇可知, 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背景缘起、内涵、内容、发展方式、教育信息等技术条件的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对教学改革的支持等方面。探究研究领域的背景缘起是研究逻辑的必然, 也是研究历史的必然。2001年我国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进行直接推动了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因此与之相关的“课程改革”、“中小学”、“基础教育”等关键词被高关注。“发展什么?怎样发展?”是研究逻辑的继续, 是对教师专业发展内涵、内容和发展方式的追问, 它们必然成为研究的下一个焦点。因此, 教师知识 (特别是实践性知识) 、教师角色、教师培训、教师学习、行动研究、校本教研、个案研究等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也备受关注。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师专业发展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表现为“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网络教研”、“博客”等关键词的热度较高。
同时, 对研究热点分布做进一步的时间线图分析 (见图4) , 发现研究热点主要出现于2005年前。2005~2010年间, 虽有新的研究热点出现, 但研究频次和中心度相对较小。说明2005年以后, 新的研究热点出现较少, 主要是对以前研究热点的继续深化。当然, 也有个别例外, 有所突显, 其中最突出的是“实践性知识”和“学习共同体”。研究实践性知识较早且影响广泛的是北京大学的陈向明教授, 她在《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一文中区分了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研究了实践性知识的构成。由此, 国内掀起对实践性知识研究的热潮。而学习共同体被教师专业发展领域关注, 是因为它所提倡的学习的社会文化观, 特别是它强调的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文化场域依存性、多元主体互动性等适应了人们对学习的理解, 顺应了教师专业发展观的实践-反思取向和生态取向。总的说来, 国内教师专业发展领域各研究方向逐渐成熟化, 呈现静态稳定趋势。
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这里定义的研究前沿, 是强调新趋势和突变 (burst) 的特征, 而突变 (burst) 测度的是文献被引频次的变化率。因此, 研究前沿就可以看做在某一时段内, 以突变专业术语类型 (burst terms) 为知识基础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研究前沿必须在分析突变专业术语的基础上, 结合对施引文献 (citing articles) 的分析, 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7]。这样, 我们就可以判定该学科知识领域在某一时期内的研究前沿问题。
本文利用Cite Space软件, 选择突变专业术语类型, 利用其词频探测技术进行研究前沿术语分析, 设置适当的阈值, 得到突变专业术语971个, 连线1318个, 见图5 (该图去除了“教师专业发展”) 。分析知识图谱并参照中间中心度 (高于0.04) , 发现有“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教育培训、教师、教育研究、教育改革、教学研究、信息技术”等突显词汇 (中间中心度依次为:0.29、0.15、0.13、0.08、0.06、0.06、0.04、0.04、0.04、0.04) 。
分析并规整以上突显词汇, 并以此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二次检索, 下载相关文献, 进行人工阅读和分析, 基本可以确定以下三个研究前沿:
1. 教师专业发展的背景缘起是被持续关注且不断推新的领域
新课程改革初期, 研究者主要探讨新课程改革对教师及其专业发展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研究显示课程改革促使了教师角色转变和教师知能结构发展[8], 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方向和途径[9], 认为教师教育改革要走在课程改革前面[10], 应增强教师适应能力, 建立教师教育机制, 推进专业发展[11], 使教师在课程改革中成长。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 新的问题不断凸显, 此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更新。人们开始反思、分析课程改革中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 研究高师课程改革问题[12], 研究学校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义务问题。[13]虽经多年努力, 但新课程改革理念尚未真正内化, 甚至不能有效指导教育教学。[14]总之, 该方向是一个被关注较早, 但又随实践而不断涌现新内容的前沿领域。
2. 教师教育向度与具体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方法
教师教育、教师培训、教师实践中的自我学习与发展构成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教师专业发展涉及人 (教师自身) 的发展, 不仅需要制度的建构, 同样需要人文素养的关怀。纵观十多年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经历了从关注教师专业知识发展到关注教师的实践, 再到关注教师的生态发展, 同样这种变化在教师专业发展方式方法上也有所体现。起初, 人们从教师的知识、技能着手, 并从构建教师教育制度[15]、探究教师教育教学模式转型[16]、更新教师教育培训观念[17]、重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18]等方面研究教师专业发展问题。随着知识取向的教师教育在教师培养中突显的问题, 人们开始转向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培训与发展模式的探讨。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 其“真正的核心是教师的实践本身, 通过实践形成的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智慧, 它是与每个具体情境相连的, 它必须考虑到在实践中的各种复杂性, 它依赖于随时生成的各种判断与决定, 它根据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发生改变, 它关注各种特别事件, 它随时会在过程中因需要而改变其原定目标。”[19]为此, 业内开始关注国外在职教师教育实践模式[20,21], 构建国内教师实践模式[22];同时, 教师实践领域的复杂性、多样性, 使这些知识不易被外化和传递。为了促进知识的交流、共享与创生, 人们开始研究制度化交流[23]、教师专业社群[24]、校本研究和教学研究、发展促进教学反思的学校文化等问题。近年来, 生态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领域向生态取向转变。生态取向教师专业发展认为“教师专业发展不仅依靠自己, 而且需要与他人的合作;不仅需要对教学实践进行反思, 而且需要教学共同体的参与;不仅需要某些学科知识和教育学知识, 而且需要建立一种合作的教师文化”, [25]并提出“关注自我意象、反思教学实践、营造教师文化、形成教学共同体、整合各种资源、实行多维评价”[26]等发展策略, 但生态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随着学习的社会文化观和分布式认识观的兴起,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和研究教师学习的社会性、文化依存性、多元主体互动性等问题, 开始关注并探讨中小学教师不愿写博客的“李克东难题”[27], 研究教育博客、网络教研等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应用问题。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与普及, 必然对教师的教学实践造成深刻的影响, 教师不仅要掌握如何用技术教, 还要掌握如何用技术来帮助学。无论技术支持的教, 还是技术支持的学, 都要求提高教师应用技术的能力。因此, 教师专业发展必须适应新形势, 适应技术的发展。由此技术支持的专业发展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涉及信息化教学对教师的新要求、教师教育的新目标, 还涉及如何应用现有技术, 特别是信息技术来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同时, 研究者还关注网络学习、非正式学习、网络学习共同体等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28]总之, 教育信息化时代, 技术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技术广泛应用的将来,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该方向将备受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是用知识图谱从可视化角度对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综述, 因为检索词的限制, 譬如许多论文内容是讨论教师专业发展问题, 但在关键词中并没有反映, 该论文就不能进入本文视野内。同时因为文献计量与可视化技术目前处于探讨阶段, 其结论也仅起辅助验证作用。另外, 在教师教育政策频出 (如2012年《教师课程标准》、《教师专业标准》的颁布) 、理论知识快速更新的今天, 由于文献发表往往有滞后性, 对学科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还需要从多角度对引文数据库进行更好的研究, 并通过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进行深层分析以弥补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固有的缺陷。
摘要：以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法, 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1～2011年间收录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并绘制关键术语、关键词图谱, 以期揭示10年来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前沿与发展趋势, 为新时期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辨析 篇4
在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应用过程中, 二者有相似之处, 如不对它们进行辨析和界定将会给用户带来一定的困惑及造成概念使用时的混乱。
1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概念
1.1 知识地图的概念
“地图”是一个以二维或三维空间形式显示地形和人类活动及相关特征的地理学概念, 知识地图最初是表现科学技术活动与知识的地理分布状况的地图。台湾地区的研究者们也将知识地图叫做知识分布图或知识映射图, 相应的英文为“Knowledge Map”。
知识地图的本质是作为知识管理领域的一种工具与技术。知识地图的概念最早由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其经典著作《情报学基础》中正式提出。可视化地显示可获得的信息及其相互关系, 它促使不同背景的使用者在各个具体层面上进行知识的有效交流和学习。在这样的地图中包括的知识项目有文本、图表、模型和数字。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定义, 从知识地图所包含的内容, 通过知识资源调查所获取的知识资源目录和目录内各知识款目之间的关系;从知识地图的功能, 知识目录和领域专家的导航系统, 是一个向导, 它指向的是知识源和知识库;知识地图不仅是知识的存储地, 而且还揭示知识之间的关系。
目前研究的知识地图就是对组织知识资源总体分布情况的可视化描述, 包括组织知识资源的存在情况及其载体, 以及资源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实质上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的组织知识资源的总目录和各知识条目之间关系的综合体以及组织专家的导航系统, 是利用构造地图的方法将各类知识资源中的知识关联起来, 使之成为一个网络[1]。
1.2 科学知识图谱的概念
“图谱”是一个图像, 以一定空间形式在一定时间范围中展现与变化的系统概念。知识图谱英文为“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从字面可看出其是对知识领域进行映射即以可视化的手段对知识进行展示。
国内研究科学知识图谱的领军人物刘则渊对科学知识图谱定义为可视化地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 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和深入[2]。
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是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 所以属于科学计量学的范畴。它以数学方程式表达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进而以曲线形式将科学发展规律绘制成二维图形时变成为最初的知识图谱。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是科学知识图谱的早期开拓者。随着科学计量学的发展, 描绘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规律的数学模型, 逐渐从二维空间模型发展为开始运用三维空间模型, 科学知识图谱也相应地从简单的曲线图发展为较复杂的三维立体图。著名德国科学计量学家克雷奇默关于科学合作的三维空间模型研究, 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知识图谱的发展。因此, 知识图谱绘制是科学计量学的发展与创新。
科学知识图谱是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 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具体来说, 知识图谱是把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 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的多学科融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 揭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 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
2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比较
2.1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进展
经过几十年的演化, 知识地图已经大大扩大了传统地理图的概念, 知识地图作为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够整合组织中的零散知识, 提供概览组织知识结构和获取知识的统一界面, 通过对这些知识的管理、重用和共享使知识组织具有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知识地图的研究已由先前侧重探讨它的类型和功能及其构建原则和方法, 转向了实际构建技术和应用研究。
科学引文与科学知识图谱ISI的创始人, 加菲尔德推动了代表学术共同体的多学科数据库—SCI的发展。60年代早期, 加菲尔德等人开始了基于引文数据的开拓性研究并绘制了DNA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图谱。1965年普赖斯运用相同的数据在他的论文中进行了知识图谱绘制的开创性工作。以引文分析为基础的“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应运而生[3]。信息可视化是受信息检索领域的研究大大推动的, 美国信息研究所提供的引文数据库使引文结构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越来越便利, 知识图谱已成为科学共同体结构与发展研究的主流方法广泛应用于很多学科领域。知识领域的可视化是通过三维空间来显示各知识领域间的关系, 它旨在揭示由科学文献和引文路径的复杂交织所反映出的科学主流。1994年图谱概念介绍, 指出一系列历时代排列的序列图谱可以用于发掘科学前沿, 各领域科学家能够利用这类图谱预测一个学科的发展趋势, 以及图谱中显示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内容。
2.2 知识地图分类与科学知识图谱的学科
Eppler从知识地图的功能、知识地图展现的图形形态、知识地图的内容、知识地图的应用层次及知识地图的构建方法角度对知识地图进行了系统实用的分类。归纳起来主要按功能分类如下[4]: (1) 概念型知识地图, 用于协助检索、主题学习、分类编目等工作分流; (2) 流程型知识地图, 用于实务的确认、制造作业、工程设计等工作; (3) 职称型知识地图, 用于协助企业组成项目团队、远程教学等。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是一个以科学学为基础, 涉及应用数学、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诸学科交叉的领域, 是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其基本原理是分析单位 (科学文献、科学家、关键词等) 的相似性分析及测度。根据具体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可以绘制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图谱。
2.3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所描述的对象
知识地图描述的对象, 是指知识地图所服务的人群。明确客户对象以后, 就可以在构建之前对知识地图服务对象的主要特征、使用需求和使用习惯进行深入分析。精准的定位有助于根据服务对象的使用习惯设计查询入口, 确保用户使用方便。
科学知识图谱描述的对象[5]主要包括:1) 、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和作为知识载体的人, 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项目组、实践团体或某一知识领域共同体;2) 、显性或编码化的知识, 如论文、专利、所学课程、数据库或类似的应用等;3) 、过程或方法, 包括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或方法、组织的业务流程, 以及相关的知识投入等。
2.4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构建
知识地图的研究已由探讨性研究转向实际构建技术的研究。知识地图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需要结合知识管理、社会学、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知识。唐钦能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认为基本的知识地图模型由3层构成, 下层是资源层、中间是描述层、上层是知识地图层。
科学知识图谱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引文与共被引分析、共词分析、多元统计分析、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所运用的软件有引文分析软件 (Bibexcel、Citespace、Histcite) 多元统计分析软件 (SPSS) 、词频分析软件 (W o r d s m i t h T o o l s、Word Stat、Pajek、Ucinet、Netdraw) 等;应用这些不同方法和软件进行一些研究分析。
2.5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应用
知识地图是一张表示企业组织有哪些知识及其方位的图片, 它是知识存在位置的配置图, 知识地图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制作的企业知识资源的总目录及知识款目之间关系的综合体;知识地图可以是某个部门或某个成员拥有什么知识的导览, 也可以是在何处可得到何种信息的查询系统。它描绘一个组织系统中的知识存量、结构、功能、存在方位以及查询路径等。知识地图主要应用组织知识管理、线上虚拟社群管理和教育学习等方面。
科学知识图谱正在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应用于科研、教学以及社会学。科研用于文献、专利的结构分析;学科动态、社会网络、领域发展分析等。
3 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联系
3.1 知识查找与知识资源管理
对知识组织中各种知识资源、知识载体、人员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知识使用者查找所需知识以促进知识的共享与重用。
能够自动将学科的知识单元进行关联, 以图形化链接的方式实现知识检索的拓展和关联收集显示本学科各类来源文献, 利用文献间的复杂引用联系建立显性知识的排序和关联;通过作者发文、共引、共用主题词等关系揭示学科专家学者等隐性知识之间的联系, 实现对学科隐性知识的检索和浏览。
3.2 科学知识图谱是知识地图的高级形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知识地图进入了电子时代, 在Internet和Intranet上普遍使用的超文本链接和应用链接就是知识地图的形式。很多绘制知识地图的工具, 如Lotus Notes、IBM的Knowledge X和微软的Visio等, 它们都是基于数据库来绘制知识地图, 有利于知识地图的动态更新和扩展。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知识地图突破局限于描述知识地理分布的知识地图界限而逐渐演化为含义与内容更加广泛的科学知识图谱。可以把知识地图作为科学知识图谱的一种形式。
4 结语
科学知识图谱在实际应用中多用于揭示学科或领域研究热点和知识演进趋势, 揭示科学研究的社会网络关系, 一般它并不提供与知识资源进行关联以方便使用者快速地获取, 这点是它与知识地图应用目的的区别所在;科学知识图谱在学科领域中比知识地图更能揭示知识之间的联系及知识的进化规律。
摘要：从知识地图与科学知识图谱的基本概念入手, 对它们的分类、进展、对象、构建和应用作了比较, 并描述它们的联系以及不同。
关键词：知识地图,知识图谱,辨析
参考文献
[1]秦长江, 侯汉清.知识图谱——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新领域[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 (1) :30-37.
[2]刘则渊, 陈悦, 侯海燕, 等.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北京[M]:人民出版社, 2008.
[3]陈悦, 刘则渊, 陈劲, 等.科学知识图谱的发展历程[J].科学学研究, 2008, 26 (3) :449-460.
[4]廖宇峰.国外知识地图研究现状和展望[J].新世纪图书馆, 2009, (3) :80-83.
可视化知识图谱 篇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即兴研究已经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Cunha[1]、黄勇[2]、张小林[3]等学者就组织即兴的内涵、促发条件、影响因素和结果等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即兴研究涉及的相关领域也进行了初步分析, 如韵江等[4]评价了组织即兴与组织学习、组织记忆、 组织创新和战略变革的关系,曹光明等[5]总结评价了包含爵士乐隐喻、组织学习、团队管理和战略在内的4个组织即兴研究视角。
以上学者对即兴研究的发展现状和热点等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对于理清即兴研究的基本脉络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这些定性研究的结论往往是主观思辨的结果,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对于反映即兴领域的知识构成及各类知识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知识框架的学科知识结构 ( intellectual structure)[6]没有给出清晰的描述,因而难以系统揭示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鉴于此, 本文将在系统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对即兴研究的学科知识结构进行初步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1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1.1研究方法与工具
常用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是引文分析和共被引分析。引文分析有助于了解引文的主题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和该领域主要的引文,并利用引文频率的变化情况来推断什么时间该领域发生重大变化[7]; 同被引分析是通过建立同被引矩阵来实现的,通过文献之间同被引关系形成同被引网络,同被引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远近关系可以反映它们的主题内容及亲疏关系[8]。本研究采用以上两种分析方法,具体实施时借助瑞典科学家Olle Persson开发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软件Bibexcel来构建作者共被引矩阵,在此基础上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因子分析,以便确定知识基础的构成。在知识结构的可视化方面,有时多维尺度很难在二维空间展示全部知识组织,从而显示效果不理想,因此本文采用寻径网络算法加以改进。寻径网络算法在处理相关系数矩阵时,将文献视为节点,相关系数视为联系的强度,再跟据三角不等式检验从而决定是否保留某个连接,最终获得能够反映最重要关系的精简网络[9]。在具体实施时,本研究采用科学图谱 软件Network workbench Tool 1. 0来进行处理和网络的可视化。
1.2数据收集与分析
笔者分别以improvisation、improvisational、improvising和improvise为主题词,利用美国科学情报所 ( ISI) 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文献的检索, 检索截止时间为2014年4月5日,将研究领域限定在Management、Business和Economics,文献类型限定在Article、Proceedings paper和Review,最终得到1998 - 2014年和即兴有关的文献241篇。据发文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 ( 见图1) 结果表明,即兴研究从1998年开始呈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其中2006年、2009年和2012年呈现出3个增长高峰。为了从动态视角分析知识结构的变化,本文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根据发表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将其分为两个时间段: 1998 - 2006年和2007 - 2014年。
2研究结果
2.1高被引文献的引用分析
1998 - 2014年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总数为10234篇,其中期刊为6056篇,占引文总数量的59. 18% 。 从总引文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 ( 见图2) 可以看出, 引文从1940年左右开始呈增长趋势 ( 每年大于5篇) ,且大部分集中在1990 - 2005年之间,这也是即兴研究文献呈现快速增长的阶段。
本文通过分析即兴研究引文的被引频次和频率来确定主要文献及其变化情况,表1列出了该领域被引频次大于10的前76种文献及其在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变化情况。本文在计算被引频率的时候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10000篇为单位进行折算,其最终结果如图3所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献中有20种是图书 ( 用* 表示) ,其余均为期刊论文,因此期刊论文对于即兴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被引频次最高的则是美国著名组织行为学专家Weick于1998年在Organization Science发表的Introductory essay—Improvisation as a mindset for organizational analysis一文, 总计被引 用79次, 随后分别 是Moorman于1998年在Journal of marketing发表的The convergence of planning and execution: improvisation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和Miner于2001年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发表的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nd learning: A field study。同时还可以看出,76篇文献在不同时间段的引用频次有差别,其中有3篇在1998 - 2006年间被引频次为0 ( 用斜体加粗表示) ,说明文献由于发表时间或研究主题的原因,使得其受重视程度不同,这必然对不同时间段的知识结构有所影响。
从图3的文献被引频率变化可以看出,有44篇文献呈反向增长趋势,其中Weick于1979年出版的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和1993年在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redesign: Ideas and insights for improving performance一书中刊载的Organizational redesign as improvisation一文。其余32篇呈正向增长趋势,其中Baker于2005年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和Vera于2005年在Organization Science的Improvisation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teams,这些说明了不同文献所代表的即兴研究的某些方面在不同时间段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进一步影响了知识组织及其内部的关系。
2.2因子分析与知识基础的确定
笔者利用Bibexcel软件以被引频次大于10的前76篇文献建立同被引矩阵,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 以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估计因子载荷量,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析结果中,前6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7. 42% ,满足萃取要求,结合具体研究,最终以前6个因子来描述即兴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因子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知识群1的主题是组织、战略和创新,其中组织方面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Weick、Hatch、Barrett、 Zack、Bastien、Mirvis、Lewin和Kamoche从爵士隐喻以及Vera从戏剧隐喻对组织中即兴现象的本质和特征所进行的理论分析,Hutchins和Weick从适应性角度对航船失事和火灾救援中组织即兴过程所进行的案例研究,Moorman和Miner就组织即兴、组织记忆和组织学习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案例研究,Crossan和Ciborra从时间角度对组织即兴过程特点的理论研究,Cunha对组织即兴影响因素及其结果的理论框架研究等。战略方面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Mintzberg对战略规划的研究,Eisenhardt和Brown的边缘竞争战略理论,Orlikowski和Crossan从即兴角度对战略变革和战略规划所作的理论研究等。创新方面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Moorman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组织即兴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Eisenhardt关于即兴方法加速产品创新流程的案例研究,Brown有关产品开发研究的文献研究以及Burns有关创新管理的理论研究等。
知识群2的主题是能力,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Eisenhardt、Teece和Zollo等关于动态能力的理论研究, Barney的能力资源基础观,Nelson的经济变革理论以及Leonard关于核心能力和核心刚性的理论分析等。
知识群3的主题是学习,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March关于组织学习探索和利用两种范式的研究, Levinthal关于组织学习近视思想的研究, Levitt和Huber分别从经验和过程角度对以往组织学习的文献研究,Nonaka的知识创造理论,Cohen的吸收能力以及Cyert的公司行为理论等。
知识群4的主题是惯例,涉及的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Feldman从柔性和变革视角对组织惯例的理论研究,Pentland从结构视角对组织惯例的研究, Weick关于突发事件下惯例失灵时群体行动的研究等。
知识群5的主题是创业,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Levi提出与即兴相关概念— “bricolage” ( 创造性拼凑) 的著作以及将此概念具体应用到企业创业实践的Bake和Garud的系列研究。
知识群6的主题是方法,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Eisenhardt和Yin的案例研究方法以及Miles的质性数据分析方法。
未归到以上6类的两篇文献是March和Thompson的组织行为决策和权变理论的研究。
2.3寻径网络与知识结构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揭示即兴领域各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利用寻径网络图来表示其知识结构,结果如图4所示。 其中节点表示文献,连线表示文献相关程度,高度相关的节点距离越近,反之越远,同一因子文献用相同颜色表示,文献前的数字表示其所属的因子 ( 未归类文献没有数字) 。
从图4可以看出: 知识群1 ( 组织、战略和创新) 是即兴研究最大和最核心的知识基础,位于结构图的中心位置,和知识群5 ( 创业) 、知识群3 ( 学习) 关系最为密切,表明即兴研究涉及创业和学习的主题主要从组织、战略和创新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知识群1和知识群5之间是通过Baker和Miner的研究相关联,知识群1和知识群3之间是通过Moorman、Eisenhardt、Cohen、Moorman的研究相关联。知识群2 ( 能力) 、知识群3 ( 学习) 和知识群4 ( 惯例) 之间关系较为密切,表明这些主题存在相互借鉴现象,其中涉及到的关联性文献是Huber、 Leonard、 Levit、 Levinthal、 Schon、 Argote、 Feldman和Nelson的研究。知识群6 ( 方法) 和知识群5 ( 创业) 关系最为密切,表明即兴研究涉及创业的主题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两个知识群是通过Baker ( 2005) 的研究相关联。
2.4知识结构的演化分析
为了分析即兴研究知识结构的演化,采用卡方检验法,以同被引引文在各知识群的分布情况为检验依据,以前后8年为时间单位,从而判断前后两个阶段的是知识结构是否一样。经过最终显著性检验,得到chi - square = 14. 568,sig. = 0. 012,这也证明了即兴领域前后8年的知识组织在统计上是显著差异的。
为了说明知识结构的演化,分别描述1998 2006以及2007 - 2014两个时间段各个知识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图,具体如图5和图6所示。
图5的1998 - 2006的知识结构图表明: 知识群1 ( 组织、战略和创新) 规模最大,位于图的中心位置,其他知识群均和知识群1有联系,这也表明了知识群1的重要地位; 知识群2 ( 能力) 、知识群3 ( 学习) 和知识群4 ( 惯例) 自身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相互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且均依赖于知识群1的研究; 知识群5 ( 创业) 和知识群6 ( 方法) 还处于发展阶段,规模较小,且两个知识群之间没有较强关联性,其研究还是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群1。
图6的2007 - 2014年的知识结构图表明: 知识群1 ( 组织、战略和创新) 依然位于中心位置,知识群2 ( 能力) 、知识群3 ( 学习) 和知识群 ( 4) 也和知识群1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知识群2和知识群3存在较强关联,但知识群4和知识群3之间没有较强的关联性; 知识群5和知识群6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关联,知识群6和知识群4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知识群5和知识群1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综上所述,从即兴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围绕着组织、战略和创新的研究始终是主流,而能力、 学习和惯例方面的研究,由于始终是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主流,因此在不同时间段都与即兴研究主流关系密切。此外,由于即兴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因此诸多研究都采用定性和案例研究方法,而创业方面的话题则属于近年来即兴研究逐渐成长的新方向。
3结语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篇6
知识图谱是在引文分析理论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 它将复杂的科学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 以可视化的方式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 揭示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 展现知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2]。本文利用美籍华人学者陈超美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Ⅱ, 绘制七年来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 以可视化的方式揭示我国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检索策略为: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词=题名或关键词中包含“阅读推广”;发表时间截止到2011年, 检索时间=2012.2.24;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65篇, 剔除书评、通知、会议综述等条目, 最后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143篇。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Ⅱ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词频分析等方法, 对我国2005—2011年间发表的143篇阅读推广相关学术文献进行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时间分布特征
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特征可历时性地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 2005-2011年国内阅读推广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见图1。1997年1月, 中央宣传部等九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 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 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自此, 我国的阅读推广活动拉开了序幕, 但并未即刻引起国内相关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2005年宋玲发表于《新世纪图书馆》第4期的《图书馆提高国民阅读率的对策》一文, 是目前能检索到的国内第一篇有关阅读推广的研究文献, 可以说是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针对国民阅读率下降的原因, 指出图书馆应提供更大的阅读便利, 制定系统的阅读推广计划, 通过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与合作, 积极改善国民阅读状况, 提高全民素质[3]。随后的2006-2008年文献量表现为缓慢增长的特点, 2009年起国内阅读推广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1年发文量达到了83篇。国内阅读推广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但发展迅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2.2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作者分布及合作特征
经统计, 2005-2011年我国从事阅读推广研究的科研人员共144人, 发文量在2篇以上的高产作者16人, 其中陈永娴、徐雁、高小军和朱淑华发文3篇以上, 他们可以被称为国内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将下载的文献题录数据导入Cite SpaceⅡ软件, 分析时间为2005-2011年, 以1年为时间分段单位, 节点类型为作者 (Top30) , 选择寻径网络算法, 然后运行软件, 生成国内阅读推广研究领域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见图2) 。从国内阅读推广研究领域作者共现网络图谱可以看出作者之间合作较少, 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 仅有偶尔的合作。
2.3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机构及地域分布特征
我国从事阅读推广研究的科研人员共分布在110个研究机构中, 其中发文量4篇以上的机构有6个 (见表1) , 主要是大学的信息管理系和公共图书馆 (广东) , 而高校图书馆却无一出现在高产机构之列, 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
为进一步分析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地域分布特征, 我们对各省、市、区的发文量进行了合并统计 (见图3) 。截止目前, 全国有25个省、市、自治区对阅读推广展开过研究, 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广东沿海、北京和江浙地区, 而新疆、宁夏及青海等边远省区至今未现相关研究成果, 整体上呈现南密北疏、东强西弱的不均衡分布特征。
2.4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期刊分布特征
我国阅读推广研究成果共刊载于61种期刊, 其中8种图书情报类期刊发文量5篇以上 (见表2) , 共刊载58篇研究文献, 占文献总量的40.56%, 是该领域的重要文献源。8种期刊其中6种为中文核心期刊, 表明相当部分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且学术价值较大。
3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内容的提示符, 是作者学术思想及观点的凝炼, 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4]。关键词的高频出现, 表征着学术共同体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关键词是一种未经规范的自然语言, 虽然其意义在学术共同体内已形成相当的共识, 但由于作者的语言习惯存在差异, 标注关键词往往并不完全相同, 如读书活动与阅读活动等。统计时我们把意义相同和相近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了合并计算, 共得到非重复性关键词219个。将下载的文献题录数据导入Cite SpaceⅡ软件, 分析时间为2005-2011年, 以1年为时间分段单位, 节点类型为关键词, 阈值均设置为 (2, 1, 10) , 选择寻径网络算法, 然后运行软件, 统计出国内知识网络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见表3) , 并生成国内阅读推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见图4) 及高频关键词时区分布图 (见图5) 。
3.1 阅读推广意义研究
阅读推广的目的是通过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提高人们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以增加阅读人口, 提高国民阅读率, 最终实现全民阅读, 提高国民素质,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由表3和图4看出, 阅读推广 (104次) 频次最高, 节点最大, 并带有紫色光圈, 这与本文的检索策略有关 (题名或关键词中含有“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 (17次) 、阅读 (13次) 、阅读兴趣 (5次) 、阅读习惯 (4次) 也同时出现于高频词之列, 说明阅读推广的意义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吕学财认为阅读推广是保证公民阅读权利的需要, 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 构建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的需要, 改善国民阅读现状的需要[5]。张风仙从读者权益角度来谈推进我国全民阅读活动的意义, 指出阅读推广有助于维护读者的阅读权益、消除数字鸿沟, 维护社会包容, 促进社会和谐[6]。
3.2 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公共图书馆 (34次) , 图书馆 (31次) 分别位于高频关键词的第二、三位, 高校图书馆 (10次) , 少儿图书馆 (4次) , 图书馆服务相关词汇如馆员 (4次) 、图书馆服务 (4次) 也同时出现于高频关键词之列, 说明图书馆阅读推广是阅读推广研究的热点, 图书馆成为阅读推广的重要组织机构, 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王余光教授指出:图书馆有两大任务, 一是推进社会信息化, 一是推进全民阅读。图书馆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读书活动的一个主要阵地, 也是倡导全民阅读、终身阅读等阅读基本理念的中坚[7]。黄文镝认为图书馆承担着提供阅读场所、推荐优秀阅读素材、广泛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向全社会宣传推广书香文化的社会职能[8]。郑章飞建议图书馆应把阅读指导与推广贯穿于图书流通、宣传、咨询服务以及组织管理和各项活动中, 引导社会公众了解阅读的本质, 培养公众对传统文本阅读的乐趣, 从而提高社会成员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良好的社会阅读风气[9]。王波领衔于2010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调查研究”获准立项, 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从国外到国内、从特色到不足, 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地丰富和深化了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认识[10]。推广全民阅读, 构建书香社会, 政府部门、专业学术团体、图书馆与出版团体、教育部门以至民间机构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相比之下, 对其他组织机构推广阅读的研究比较薄弱, 目前仅有高小军对民间阅读组织开展阅读推广进行了研究, [11]龙叶等对农家书屋促进我国全民阅读推广的策略进行过探讨[12]。
3.3 青少年儿童阅读推广研究
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阅读推广的重点是青少年。随着2009至2010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的展开, 少儿阅读推广活动正越来越成为我国近年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工作。高频关键词中, 青少年4次、儿童4次、大学生4次、儿童阅读5次、儿童阅读推广4次, 表明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素养成为学者研究的关注点, 青少年儿童是阅读推广的主要对象。蔡晓丹认为教会学生阅读, 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敞开大门, 吸引青少年阅读, 应成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立身之本。[13]林翠贤基于阅读循环圈理论阐述青少年阅读推广的基本内涵, 结合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的具体实践, 探讨了中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策略。[14]丁文祎博士的专稿“中国少儿阅读现状及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在分析中国少儿阅读现状基础上, 归纳近年中国公共图书馆及少儿图书馆的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类型, 例举典型活动案例, 分析总结了推广策略特点、经验和教训[15]。
3.4 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推广什么、如何推广是阅读推广的关键环节。高频关键词中, 阅读推广活动 (11次) 、读书活动 (9次) 、阅读指导 (7次) 、分级阅读 (7次) 、经典阅读 (7次) 均与阅读推广策略相关, 说明研究者对阅读推广的具体实施给予了充分关注。阅读相关文献发现, 我国对阅读推广内容和策略的研究是一种借鉴与创新并举的局面。美国的“Born to Read”计划、英国的“Bookstart”运动、德国“阅读测量尺”等婴幼儿童 (0-6岁) 阅读推广案例[16], 香港的“阅读城建设工程”、“一生一卡”计划、“家庭读书会”, 澳门特区每年定期举办的“图书馆周”、“终身学习推广日[17]”, 台湾地区的阅读种子教师以及阅读志工培训、“高雄说故事妈妈”志工队[18], 都给我们以借鉴和启迪。轰轰烈烈的阅读推广活动收获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太仓市图书馆精心编印馆刊————《尔雅》, 作为开展阅读推广的重要载体, 把更多的学者和读者与图书馆连结在一起[19];泰达图书馆开展寒暑假读书营活动[20], 广州图书馆的绘本阅读推广[21], 中山图书馆与社会合作推动青少年阅读推广[22]。王贺等人提出了全民阅读推广的新理念———阅读2.0[23];崔波、岳修志提出了图书馆界应加强的阅读推广模式:阅读推广委员会统筹安排阅读推广活动、各类图书馆实施阅读推广工作、学者加强读者阅读心理和行为研究的阅读推广三层机制[24];吴振忠依据晋级激励的相互关系, 构建阅读晋级激励模型;[25]张欣提出了常态化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机制的构建策略:统一思想认识是基点, 保障基础建设是落脚点, 加强各界合作是着力点, 提高活动效能是重点[26];成晓东提出以“读书诗”劝学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新形式[27]。观察图5可知, 阅读推广早期以阅读指导为主, 注重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 激发阅读兴趣;分级阅读和经典阅读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点, 大学生阅读、青少年阅读、经典阅读以及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地位与作用将有可能成为未来新兴的研究热点。分级阅读是一种世界性的阅读趋势, 就是按照少年儿童不同年龄段智力和心理发育程度为少年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阅读计划, 为不同的孩子提供不同的读物。分级阅读很好地解决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处在不同阅读水平的时候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28]。当今时代回归经典阅读的传统, 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 重建我们的当代文化,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许欢认为儿童阅读经典有助于提升社会文化, 经典诵读工程和传统学堂是当前两种重要的社会儿童经典阅读推广模式[29]。针对全媒体时代大学生阅读以各种专业教辅材料、外语、计算机考级等及一些励志类和求职类的书籍为主而经典原著阅读较少的现状, 陈卫萍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将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推广工作放在重要地位, 运用创造阅读氛围, 激发大学生阅读经典、成立导读部门, 指导大学生阅读经典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策略, 引领大学生阅读经典[30]。由图5还可看出, 未来的研究热点将有可能是大学生阅读、青少年阅读、经典阅读以及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地位与作用。
4 结论
4.1 国内阅读推广研究起步较晚, 但发展速度较快, 发文量迅速增长, 学术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大;
4.2 领域内高产作者较少, 相互间合作匮乏, 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研究机构主要为北京、广东、江苏等地区的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公共图书馆, 总体上呈现南密北疏、东强西弱的不均衡分布特征, 研究力量较为强大的高校图书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图书情报类期刊是展示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要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