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名言

冯梦龙的名言（精选7篇）

冯梦龙的名言 篇1

冯梦龙的名言

1. 怒中之言，必有泄漏。

2. 赌近盗，淫近杀。

3. 有过则改之，未萌则戒之。

4. 劝君莫饮无情水，醉后教人心意迷。

5. 若要俏，添重孝。

6. 铁怕落炉，人怕落套。

7. 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

8. 有理言自壮，负屈声必高。

9. 千虚不如一实。

10. 树荆棘得刺，树桃李得萌。

11. 一事真，百事真。

12. 聪明了一世，蒙懂在一时。

13. 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

14.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15. 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

16. 学富五车，书通二酉。

17. 日往月来，星移斗换。

18. 兵贵于精，不贵于多。

19. 忠心正气，千古不磨。

20. 眼孔浅时无大量，心田偏处有奸谋。

21.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

22. 妾楼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

23. 白玉隐于顽石里，黄金埋入污泥中。

24. 世间屈事万千千，欲觅长梯问老天。

25. 剑老无芒，人老无刚。

26. 要为天下奇男子，须历人间万里程。

27. 如贫得宝，如暗得灯，如饥得食，如旱得云。

28. 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

29. 斩草除根，萌芽不发。

30. 军有归心，必无斗意。

31.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

32. 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

33. 无巧不成话。

34. 石卵不敌，蛇龙不斗。

35.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

36. 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

37. 贪则多失，忿则多难，急则多蹶。

38. 哑子尝黄柏，苦味直家知。

39.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分明。

40. 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

41. 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

42. 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

43. 理胜者为强。

44. 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

45. 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

46. 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

47.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48.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49. 忙者不会，会者不忙。

50. 得闭口时须闭口，得放手时须放手。

51. 慢人者人亦慢之。

52.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53. 彩云易做，皓月难圆。

54. 贪痴无底蛇吞象，祸福难明螳捕蝉。

55. 酒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

56. 色欲乃忘身之本。

57.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58. 官吾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

59. 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坠其志。

60. 经一失，长一智。

61.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62.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63.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64. 阿谀人人喜，直言个个嫌。

65. 兵事以民为本。

66. 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

67. 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

68. 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

69. 德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

70. 夫妻同道，父子同心。

71. 古人结交在意气，今人结交为势利。

72. 家私不论尊卑。

73. 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

74. 酒是烧身销焰，气是无烟火药。

75. 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

76. 民未之礼，虽聚易散。

77. 男儿不展同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78.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79. 求快乐时非快乐，得便宜处失便宜。

80.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81. 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

82. 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83. 物，贵极征贱，贱极征贵，凡事皆然。

84. 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

85. 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

86. 胸中书富五车，笔下句高千古。

87. 要人知重勤学，怕人知事莫做。

88.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89. 一人立志，万夫莫敌。

90. 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91. 志比精金，心如坚石。

92. 清净莲花，污泥不染。

93. 不共春风斗百芳，自甘篱落傲秋霜。

94. 过目成诵，出口成章。

95. 见势不趋，见威不惕。

96. 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来。

97. 惜衣有衣，惜食有食。

98. 宰相腹中撑得船过。

99. 人心不足蛇吞象。

100. 天下无有不散筵席。

冯梦龙的名言 篇2

一、义和利相统一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 通常商人是重“利”而轻“利”的, 在文学中的形象常常是奸商, 即奸诈贪婪、唯利是图, 大都是一些反面形象。而到了明代的中后期,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产生了启蒙主义新思潮。晚明思想家们深刻地批判了传统的义利观, 倡导人们尊重自然本性, 试图唤醒大众的自我意识。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 冯梦龙作品中的商人形象也与传统观念中奸诈的商人形象截然不同。在“三言”中, 商人们对财富进行追求, 但在对金钱追求的同时也不会放弃对商业道德的恪守, 他们以信义为本, 勤奋经商, 追逐利益, 但也认同“义”。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 阿寄这位老仆通过辛勤的劳动, 付出一生的精力苦心经营, 最终赚得家财万贯。在《刘小官雌雄兄弟》中, 刘德不奸诈, 而是靠自己的勤劳付出和善待他人、诚信经营获得财富。他的义子秉承他的经营理念, 开布店时诚信经营, 价格公道, 很快就赚下一份很大的家业, 与刘公所赚的比起来还多好几倍。冯梦龙的这些作品颠覆了传统的义利观, 一方面对商人追求财富进行了肯定, 另一方面对当时商人义利统一的观念进行了肯定。这种既重视对利益的追求又不忽视道德完善, 将利益与道德相统一的意识受到人们的普遍肯定和接受, 富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二、士和商相合流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 农业是根本, 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的观念自古有之, 而且难以改变。而在冯梦龙的“三言”中, 商人具有士风的儒雅, 极具中国传统的精神气质。在当时, 士人清高的态度有所改变, 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屑与商贾为伍, 而是变得乐意与商人等交游。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 有更多的小说家开始关注商人, 并赋予他们诚信的品质。商人往往是重仁义和乐善好施的, 在文学作品的形象有了较大的改变。

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 卖油郎忠厚、不贪婪, 独自挑着担子买油, 在经营生意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良好的信誉, 与顾客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因此生意越来越好。这体现出儒家的和谐理念, 反映出在经济领域晚明时期对儒家诚信理念加以继承并发扬。在《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 李秀卿和黄善聪都是忠厚诚信的商人, 他们在经营中都以诚信为本, 后来结拜成为姐妹, 双方合作, 共同经营, 创造财富。这是诚信观念在商品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小说对这种重视人情和友谊而不看重钱财的经营之道进行了肯定, 着重反映了商人善良诚实、厚道公平的人性, 这中商人形象的塑造在我国小说人物演变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里程碑。

在明朝建立之初, 为了吸引人才, 聚集有能力的人, 政府大量兴建学校, 促使求学的人与日俱增, 士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导致仕途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顺利实现科举之梦, 许多士人选择与商人交游, 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所以士商联姻的情况越来越多。冯梦龙的“三言”中塑造了一个名为“王宪”的商人为了实现士商联姻挑选了很多子弟, 但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他虽然出身卑微, 但是一表人才, 又肯勤奋读书, 写的文章受到众人的夸赞, 为了能使他将来中科举, 以光耀明门, 所以决定招他做女婿, 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士商合流现象。

三、既重情又重义

历代小说都对情感类题材加以运用, 在晚明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中也不乏对情感的描写。而在冯梦龙的“三言”中, 与以往的商人重视利益而轻视离别截然不同的是, 商人既重情又重义, 具有受人赞赏的人性美。卖油郎秦重没有地位, 也没有财富, 名噪京师的花魁女轻视其, 看不上他。但是, 当花魁女醉酒后, 秦重赶紧从地上坐起来, 看到花魁女要呕吐, 变放下茶壶, 用手轻轻地抚摸其背部。过了许久, 花魁女突然间要吐了, 秦钟担心被窝被弄脏, 就用自己的道袍袖子罩在她的嘴上。在这篇小说中, 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一个重情又重义的商人形象塑造出来。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 蒋兴哥在生活的压迫下不得不离开家去经商。而妻子却背叛了他, 他并没有完全将责任推到妻子身上, 而是静下心来自我反省, 认为是自己的贪念才促使妻子离开他。他原谅了妻子, 对妻子的感情依然很深厚, 这种感情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从冯梦龙的“三言”中可以看出, 市井商人既具有智慧, 又不乏知识情趣, 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这是对商人高尚人性的肯定和重视, 从历代通俗小说题材功能的实现来看, 这确实是一次很大的飞跃。

在冯梦龙的“三言”中还体现了商人的友情观。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塑造了一个名叫“施复”的小商人形象, 他因为拾金不昧与朱恩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 文若虚是一个倒运汉, 他因为遇到了一段友情而给自己带来了好运。在《吴保安弃家赎友》中, 吴保安和郭仲翔两人之间也有着真诚的友谊, 这段友谊感动着世人。

我国的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中, 由于受到“重本抑末”政策的影响, 商人长期位列四民的最后一位, 在“士农工商”中的地位最低, 受到莫大的歧视。在晚明短篇小说中, 以冯梦龙的“三言”为代表, 将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融入到中国文化的社会层面, 是商人阶级在社会品格上具有新的面貌, 这既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小说发展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齐裕焜, 包绍明.冯梦龙研究的可喜收获——评《畸人·情种·七品官》[J].福建论坛 (文史哲版) , 2012 (05) .

[2]冯梦龙研究述略——记全国冯梦龙学术讨论会[J].江苏社联通讯, 1985 (12) .

[3]王凌.冯梦龙麻城之行——冯梦龙生平及思想探幽之二[J].福建论坛 (文史哲版) , 2014 (04) .

[4]王凌.“畸人”冯梦龙的创作高峰期——冯梦龙生平和思想探幽之四[J].汕头大学学报, 20134 (02) .

[5]王凌.冯梦龙与侯慧卿[J].文学评论, 2014 (04) .

冯梦龙的名言 篇3

关键词：冯梦龙;“三言”;历史文人;社会背景

在明代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下简称“三言”）这三部短篇拟话本小说集中。有许多故事涉及了历史文人的趣闻轶事。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苏小妹三难新郎》、《佛印师四调琴娘》等等。在这些关于历史文人的故事中，柳永，庄子，王安石，苏轼，李白，等著名文人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这些历史文人形象可以从文本，社会历史，以及作者这三个视角出发来解析。

一、文人的世俗化与神秘化

在“三言”中，冯梦龙为历史人物赋予了鲜活的血肉，他们不再是几首诗或是一幅画，而是真实的世俗化或是神秘化的人。从作品的角度分析，他们有如下特点：

（一）历史文人的世俗化

“三言”中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历史文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使许多文人走下神坛，变成了世俗化的普通人。虽虚构成分很大，但是却令故事鲜活动人。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文中，苏轼私自改动了王安石的咏菊诗后，王安石的心理活动是“‘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官里，将他削职为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寥寥几笔，不仅写出了王安石的心理活动，也让人觉得其心胸略显狭隘，使其成了一个世俗化的人。

如果说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王安石的形象尚是教导苏轼，使其明理的儒士。那么在《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被丑化了。“王士祯《香祖笔记》十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1]在正文的开篇，冯梦龙就这样形容王安石：“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这一开篇，就奠定了全文的感情色彩。后文中提到王安石变法，他排除异己，一意孤行。辞官后，亲眼见民生疾苦，心下万分后悔。这一系列事件中的所思所想所为作者都有详尽的描写，如他辞官后在墙上看到贬低自己的新政的诗时，他在心痛之余的做法是“荆公登了东，觑个空，就左脚脱下一只方帛，将局底向土墙上抹得字迹糊涂，方才罢手。”如此情节虽难言真实，但是又确实合情合理，使人感觉大文豪王安石也是同我们一样的有喜怒会难堪的普通人。这种艺术虚构在小说中的运用让文章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冯梦龙笔下的历史文人，在情感方面，都是情感丰富的普通人，但又和历史人物的性格紧密相关。白居易是个关心民生疾苦，同时又重情义的人。这一点从他为早年恋人所写的诗歌《寄湘灵》“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中便可看出。他缅怀女儿的《重伤小女子》和他的新乐府诗等等，无不显示出他重情义的性格特征。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一文中，白居易虽然只是配角，但是他被关盼盼和张建封之间的爱情和关盼盼的操守感动，为其题诗这一行为，也展示了其细腻的情感世界，和作为普通人重情重义的性格特征。令人读之难忘。

（二）历史人物神秘化

在让一些文人走下神坛的同时，冯梦龙也将一些文人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取材于《庄子·秋水篇》：“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这则《庄子鼓盆》的故事。这样一句话被冯梦龙扩写成了一则近六千字的小说。在故事中，庄子之妻田氏是个背叛庄子，有些放荡的女人。而庄子则被描写成了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他能诈死，也能幻化成别人的模样，最终令妻子羞愧自杀。这样的描写可谓完全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为庄子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同样的例子，在《马当神风送滕王阁》中，王勃所乘之船在江上遇险，他的应对方法是“笑道：‘我命在天，岂在龙神！……王勃道：‘我当救此数人之命。道罢，遂取纸笔，吟诗一首，掷于水中。须臾云收雾散，风浪俱息。”王勃在此文中，亦是有如神人，且他文章的最后也圆满升仙。这些事件在令文章增色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历史人物的神秘感。

二、从历史文人窥见社会风貌

在分析了冯梦龙小说中的历史文人形象之后，我们需要分析为何在“三言”中，历史文人呈现了如此的风貌。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其历史背景和社会风貌。

冯梦龙去世是正是清朝顺治三年，南明尚未灭亡，因此他生活在政治极度黑暗，文化却空前繁荣的晚明。这时的很多社会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也影响着冯梦龙“三言”的创作。

（一）市民经济的繁荣

“市民因处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中心，他们能较快地感应时代的最强音，在婚恋、经商、为官、消费等方面都有超前的意识，冯梦龙准确地抓住他们这种心理意识，并艺术地加工，再现，构成他们文本中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2]因为冯梦龙处在市民经济繁荣的晚明，且“三言”作为一部通俗的拟话本小说，自然少不了站在市民的角度去构思文本。而文人的世俗化，神秘化又是市民所乐见的，因此，冯梦龙在“三言”创作中，有意识的涉及到或者是虚构出文人的轶事，如《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就生动地展示了苏小妹新婚时是如何为难其丈夫秦少游的种种趣事。这些关系到男女情爱的历史文人故事，正投合了市民们的喜好。

（二）黑暗政治下的文人情怀

晚明政治十分黑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冯梦龙“三言”的创作。在“三言”有关历史文人的故事中，政治斗争都被弱化了。如苏轼被贬黄州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冯梦龙笔下，就简化成了因苏轼不识黄州的菊花，而私自篡改了王安石的诗作，王安石因其轻狂，将他贬去黄州，以警示其要注意虚心做人。

还有的作品是借历史文人抒发感慨，典型的例子就是《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写柳永因开罪皇上，“奉旨填词”，终日混迹于勾栏，却得到了众名妓的尊重与爱戴。让人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寄托，头回故事中引用的孟浩然“北厥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自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一诗，更能看出作者的感情。结尾中作者的一首“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绍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中“怜才不及众红裙”我想，也是作者有感于政治黑暗而作吧。还有一些作品寄托了作者对统治者的美好希望，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详细的描写了才高八斗的李白如何受皇上的尊重，可令杨国忠为其磨墨，高力士为其脱靴。这应当也是晚明士人们的一种政治向往吧。

因此，可以看出，冯梦龙在“三言”中写历史文人的同时，有自己文人情怀的寄托。晚明政治黑暗腐败，高居庙堂的文人多是不作为或是趋炎附势，依媚取荣之士。士人当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已经所剩无几。而冯梦龙作为一名远离政治中心，身居江湖的文人，他亲眼见到了政治的不堪，更亲身体会了生活的艰辛。因此，他的文人情怀便格外强烈，他笔下的历史文人，不论是悒郁不得志，还是因过错饮恨余生，抑或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趣事，都有着强烈的文人情怀和高洁的品质。冯梦龙更像是在塑造一个梦想，一个士人重归清高的梦想。因此，黑暗政治下的强烈文人情怀对冯梦龙“三言”中的历史文人影响很大。

（三）妇女地位的提升

晚明虽然仍然是男权社会，但是妇女地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当然和市民经济的发展繁荣分不开。在晚明，妇女可以经商，晚明女官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参与政事。就连妓女都受到了士人的尊重。冯梦龙本人就曾和一名叫做候慧卿的烟花女子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在候慧卿离开烟花柳巷，从良之后，冯梦龙发自内心的悲痛不已，他说：“子犹自失慧卿，遂绝青楼之好”。他还曾在《挂枝儿》卷二《感恩》篇附记：“余有忆侯慧卿诗三十首，末一章云：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招魂。”可见用情至深。

因为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因为冯梦龙对女性的尊重。冯梦龙的“三言”中的历史文人故事中的女性也有别样的光彩。在《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一文中，妓女谢玉英不是一个只会卖笑的风尘女子，她爱读书，喜欢柳永词，她评价柳永词时说：“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秋别》一篇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晓风残月。此等语，人不能道。妄每诵其词，不忍释手，恨不得见其人耳。”这分明是一个柳永在情感和灵魂上的知音的形象。在《苏小妹三难新郎》一文的入话诗中，冯梦龙更是直接写道：“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哪见逊公卿？”这和晚明妇女地位的提升，妇女受到文人的尊重是分不开的。

三、冯梦龙复杂思想在其笔下历史人物身上的映射

冯梦龙的思想颇为复杂。他十分重视“情”字。他自己曾经明确表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切物无情，不能相环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3]他强调“情”在文学中的作用，这一点，和汤显祖的唯情文学观是很相似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他文章中历史文人的“情”了。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文中，俞伯牙对钟子期从轻视到引为知己，并因为子期之死而摔了自己珍爱的琴。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里，关盼盼因张建封的死而几欲自杀，虽被劝阻，但也因为伤心而很快死去了。白居易知道此事，也为之深深感动。故事中历史文人的“情”，也正是冯梦龙的“情”，是冯梦龙以情动人的文学观的体现。冯梦龙强调“情教”的作用，他反对礼教，但是他也相信报应，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后半段，宋人钱希白因为欣赏关盼盼，并为之题以《蝶恋花》词，得到了善报“后希白宫至尚书，惜军爱民，百姓赞仰，一夕无病而终。”《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庄子之妻田氏因行为不端自缢而死。他用生动的故事和满腔的真情来教化人民行善事，做善行。

在另一方面，冯梦龙也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在他塑造的历史文人中，有神秘莫测的庄子和羽化升仙的王勃，这显然是受到了道教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佛印师四调琴娘》中，在佛印最终拒绝了琴娘之后，苏轼“大喜，自到书院中，见佛印盘膝坐在椅上。东坡道：‘善哉！善哉！真禅僧也！”。后来苏轼引佛印为入幕之宾“佛印时时把佛理晓悟东坡，东坡渐渐信心。后来东坡临终不乱，相传已证正果，至今人犹唤为坡仙，多得佛印点化之力。有诗为证：东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东坡。若非佛力无边大，那得慈航渡爱河！”这又很显然是佛教的因果之说了。

冯梦龙作为一介儒生，儒学思想自然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冯梦龙一生仕途坎坷，57岁高龄才成为贡生。因此，他笔下赞扬的历史文人，多有清高之气。如李白在译出番文并作文斥回番邦的要求之后，面对皇上加官进爵的赏赐，他说：“臣不愿受职，愿得逍遥散诞，供奉御前，如汉东方朔故事。”（《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又如柳永被罢官后说：“‘我少年读书，无所不窥，本求一举成名，与朝家出力;因屡次不第，牢骚失意，变为词人。以文采自见，使名留后世足矣;何期被荐，顶冠柬带，变为官人。然淳沉下僚，终非所好;今奉自放落，且逍遥自在，变为仙人。”（《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字里行间透出的超然与洒脱，我想和冯梦龙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联。

同时，冯梦龙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思想受李贽，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喜欢流连勾栏之地，个性放诞，冯梦龙的友人称他为“畸人”、“狂士”，董斯张说：“虎阜之阳，雀市之侧，其中有畸士焉。”董斯张：《宛转歌序》），王挺的《挽冯梦龙》说：“学道毋太拘，自古称狂士。风云绝等夷，东南有冯子。”冯梦龙也自称“海内畸士”（《警世通言·序》）[4]因此，他笔下的历史文人，也多有豪气。李白，庄子，苏轼等，都表现出狂放豪爽的性格特征。

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历史文人，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得出他所塑造的历史文人的特点，并感受到时代的审美特征，当然，这些特点和冯梦龙本人的思想和经历也分不开。正是这诸多原因共同构成了一篇篇生动的历史文人故事。同时，这些历史文人的独特品质也在冯梦龙的笔下展示出愈加真实的色彩，让历史的尘埃无法掩去他们熠熠的光辉。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孙春燕.“三言”“二拍”的文人化倾向研究[J].语文学刊，2007，9：41-43.

[3]冯梦龙.情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冯梦龙简介 篇4

冯梦龙简介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署龙子犹，别号墨憨斋主人、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等。他自称是“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人”，原籍属今之苏州市。冯梦龙生在这座文化名城中一个书香之家，又恰逢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出土之际，传统的孕育、时代的感召，把他这位天才造就成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事业的第一功臣。冯梦龙弟兄三人，其兄梦桂是著名画家，其弟梦熊是著名诗人。三兄弟中，以冯梦龙的成就为最大，故有“吴下三冯，仲者为最”之说。

钱梦龙作文 篇5

钱梦龙

有个学生写了篇作文《大乌龟哪里去了》，语文老师指导他作了两次修改，并把指导的经过写成文章，投寄给《语文学习》杂志。文章发表以后，很多老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大乌龟到哪里去了》是一篇富于童趣的本色文章，已经很好，无需大改；可是指导老师则认为文章没有‚明确的主题‛，显然有较大的缺陷；而经他指导以后的作文则是一篇‚好作文‛。好在哪里？指导老师的评语是：‚主题明，表达巧。‛而反对者认为，恰恰是这两次修改把一篇本来比较好的作文改坏了。为什么老师们对同一篇作文会作出如此南辕北辙的评价？道理很简单：因为各人的评价标准不同。很明显，指导老师是把‚主题明，表达巧‛作为评定一篇好作文的主要标准的。

我认为，正是这个评价标准把中学的作文教学导入了‚误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文学创作上的不少术语，如‚主题‛、‚题材‛、‚技巧‛之类，被不知不觉引进了中学作文教学的课堂。语文教师套用这些术语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就有意无意地把学生作文同文学创作混淆了起来，于是提出了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主题明，表达巧‛就是一例。

‚主题‛是什么？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者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集中体现。‚提炼主题‛、‚深化主题‛等等。本是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以此规范学生的作文练习，势必要求学生写的每一篇作文都必须有一个明确而且具有道德训诫意义的主题。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已经被学生作文中的大量事实所证实。请看那位写《大乌龟哪里去了》的小作者，在老师的指导下为了要写出一个‚主题‛来，不得不增写了一段富于‚教育意义‛的文字：请班主任出来讲列宁、毛泽东、雷锋的故事。这决不是这位小读者的独创，我们在不少学生的作文和某些拙劣的通讯报道中都读到类似的描写。但这样表现主题不是太‚一般化‛了吗？指导老师的要求不仅是‚主题明‛，而且还要‚表达巧‛，于是小作者作了第二次修改，终于‚另辟蹊径‛，虚构了一个做梦的情节，文章结尾还特意安排了‚我走上前去，拉住陈磊的手‛这样一个细节，以代替原稿上‚大家各自走散‛那个结尾。从这两次修改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小作者在老师的一再要求下所经历的一个刻意编造的过程。主题是‚明‛了，表达是‚巧‛了，但‚矫情‛也出来了。这有点像请一位不懂农民画价值的洋画家去指导金山县的农民画画，结果是把农民画朴实稚拙的本色美都‚指导‛光了。

除了‚主题明，表达巧‛之类的评价标准外，还有一些文学创作上的要求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学的作文教学，例如‚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一度十分流行的文学批评公式，也曾经成为评价学生作文的标准，时至今日，不能说它的影响已经消失。再如，至今仍有不少同志主张学生的作文是允许虚构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事实：学生的作文不是文学创作，学校里的写作训练也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而‚虚构‛则是只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段。现在学生作文中胡编乱造、假话连篇的现象随处可见，不能说跟老师的着重指导思想没有关系。如果学生作文时养成了真假不分的习惯，为了追求所谓的‚艺术性‛，不惜歪曲事实，无中生有，这种‚写作训练对学生的不良影响恐怕不仅限于作文的范围了。当然，写作教学中那种明确要求学生编童话、编寓言、编故事的训练，不在此列。

总之，我们必须把学生的作文和文学创作严格区分开来。学校作文教学的目的是什么？简要地说，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达的能力；既然作文都是要求成‚文‛的，因此也必定要让学生掌握一些有关文章的知识，尤其是一些实用的文章（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的知识。但‚文章‛不等于‚文学作品‛，在作文训练中不能不加区别。

其实，对中学生作文的要求，语文教学大纲早有明确的表述：

能写记叙文，简单的说明文、议论文和一般应用文，做到思想感情真实、健康，内容具体，中心明确，条理清楚，文字通顺，不写错别字，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格式正确，书写规范、工整。初步养成修改文章的习惯。（引自《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国家教委1993年制订。）

这里说的‚中心明确‛跟‚主题明‛似乎意思差不多，其实两者的要求并不相同。‚中心‛不是文学创作的术语，也不同于‚中心思想‛，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心明确‛只是指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的内容要集中。就拿那篇《大乌龟哪里去了》的原稿来说，小作者通过集中记叙‚画乌龟‛这样一件事，写出了孩子们的顽皮和成磊的懂事，较好地表现了童年生活之‚趣‛，这就已经大体符合‚中心明确‛的要求了。这样理解，并不意味着对学生的作文不必有思想性方面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大纲》也有明确规定：‚做到思想感情真实、健康‛。据我体会，‚真实‛和‚健康‛是训练要求中不能割裂的两个要素。‚真实‛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而不是任意编造、夸大或缩小；‚健康‛指作文中所表现的总的感情倾向是向上的，而不是妨碍学生向上的。但‚健康‛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思想感情健康的文章不一定都要有道德训诫的意义。当然，‚真实‛和‚健康‛并不总是一致的，学生在作文中有时会说些‚错误的真话‛，怎么办？我看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当老师的都难免有说错话的时候，何况学生？其实，说‚错误的真话‛比起说‚正确的假话‛来，后者对学生品德的危害比前者要严重得多。重要的是教师的正确引导，学生在作文中暴露出一些思想感情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文外‛下功夫，而不应就文论文地仅仅要求学生去‚修改‛文章。如果学生的思想感情问题并未解决，但又不得不在作文中表现一个‚积极的主题‛，那就只好说假话了。

我想，如果有一天学生作文中这种编造、作假的‚顽症‛确实能够得到根治，那么学生就有可能实实在在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再加上像那位小作者的老师那样细致而富于启发性的引导，我们的作文教学必能走出‚误区‛，得到健康的发展。（附录）

《大乌龟哪里去了》原文及修改稿

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和几个小伙伴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

‚我不干。‛说这话的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成磊。

‚成磊，别嚷嚷。‛我压低声音说。

‚干吗干那种缺德的事啊？我不干。‛成磊坚持说，还拉住我的手，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一甩手，咚咚地跑得远远的。

‚嘘，轻点。‛林川轻声提醒。

原来，我们正在策划如何在每家每户的门上画一只大乌龟的事。当然，我们都先拉了钩，还约定：要是谁说出去，我们就不同他好。

‚成磊，你真的不愿干？‛‚成磊，这是玩玩，开开心呀！‛‚成磊，你答应吧！‛小伙伴们见成磊不肯入伙，七嘴八舌地请求他，可他还是不作声。

‚出发！‛我不耐烦了，急急地下达命令。

夜，静得出奇，也黑得出奇。我们每人拿了一支粉笔，分路行动，一个个摸着一家家的门，急急地画上一只只大乌龟。当我摸到松南的家门时，想起前天他和我吵架的样子，我重重地画了一只大乌龟，还打了个大 叉叉。完成任务之后，小伙伴们各自悄悄地回家。

我躺在床上，觉得有些心跳，但还是挺高兴，想：明天可有好戏看了，嘿，那时候呀……（第二天一大早，松南他妈开开门，一看，见门上画了一只大乌龟，就大骂起来：‚谁家的‘小畜生’怎么给画了只大乌龟，真该好好教训一顿。‛这一骂，惊醒了邻居们，他们起来一看，见自家门上也有一只大乌龟，便都大骂起来。接着，全村都大骂起来。有两个小伙子竟然打起架来了。这真好看，我们几个小伙伴挤在一起看。突然，一个小伙子被打得满脸是血。这下可闯祸了，我慌忙往外钻，可是一只大手把我给抓住了。我回头一看，是我的爸爸。我害怕极了。这一吓，我惊醒了。原来，我做了一个梦。）

天刚刚蒙蒙亮，我就起床，匆匆地刷牙、洗脸，就到老地方集合。这时只有成磊还没有到。林川神秘地对我说：‚我家门上的那只大乌龟不见了！‛‚我家门上的大乌龟也没有了！‛小伙伴们都这么说。怎么回事？我们挨家挨户一看，大乌龟都不见了。大乌龟哪里去了呢？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肯定是礼貌的人干的；是谁？莫非是成磊？大家正议论着，成磊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他不等大家开口，就笑着说：‚好戏看不成了吧……‛

林川瞪了他一眼，大家都不作声，各自走散了。

（这时，班主任张老师突然来了，说：‚还想看好戏吗？‛我偷偷地看了成磊一眼，心想一定是他告了。张老师摸摸我们的头，语重心长地说：‚给人家画乌龟，拿人家开心，这样做是好行为吗？‛我们还是谁也不响，都低着头。接着，他讲起列宁、毛泽东，还有雷锋，他们小时侯的故事，我们不知不觉听得入了迷。这时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说：‚张老师，我错了。‛大家也都说：‚我错了。‛张老师笑了，称赞我们，知错能改，还是好孩子。）

（我忽然想起昨夜的梦，脸不由得热起来。我走上前去，拉住成磊的手。）

冯梦龙的名言 篇6

冯梦龙编纂的《挂枝儿》和《山歌》大都是从民间搜集、整理的,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文人拟作。民歌是生活在市井民间的普罗大众的创作,他们对世俗欲望和市井生活有着充分的了解和真切的体会,对自己周围的大事小情和平凡事物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市井细民以自身感受为基础,以周遭环境为依托,表达自己的爱憎情感和市井情趣。在《挂枝儿》、《山歌》中,有很多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市井民众,冯梦龙可谓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市井众生相”,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一般女性

古代提倡的“三从四德”,反映了女子在传统社会伦理意识中极强的依附色彩,导致女性形成被动、从属的人格,这不仅禁锢女性的生理空间,同时也禁锢女性的心理空间。还有,由于“男女有别”的提倡,我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种“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深闺制度。尽管明代工商业繁荣,社会风俗也相应有了一定的变化,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但是,明代女性在社会中始终受“男尊女卑”这一观念的束缚,她们一样受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的压制。女性是民歌的对象主体,《挂枝儿》、《山歌》中绝大部分民歌都是歌唱女性的情感和生活的。在冯梦龙的民歌集中,有焦急盼情郎的痴情女子(《挂枝儿·私部·花开(二首)》、《山歌·卷一·月上(二首)》);

有“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式的重情女子(《挂枝儿·欢部·分离》、《山歌·卷二·偷(之三)》);

有牵挂和思念丈夫或情人的“思妇”(《挂枝儿·想部·相思(四首)》、《山歌·卷一·等(二首)》);

有大胆咒骂负心人的烈女子(《挂枝儿·隙部·不希罕/负心/查问/骂/情淡》、《山歌·卷七·咒骂》);

有敢于挑战礼教和家长的(《挂枝儿·怨部·告状》、《山歌·卷一·娘打(之二、三)》);

还有孤孀(《挂枝儿·杂部·孤孀(二首)》);

……

值得注意的是,在男性地位至高无上的明代,出现了不少悍妇,也有男子惧内的现象。

天生成怕老婆其实可笑,又不是爹又不是娘又不是强盗。见了他战兢兢虚心儿听教。吃酒的逢着人说天性不好饮,好色的逢着人说恼的是嫖。略犯他些规矩也,动不动有几夜吵。(《挂枝儿·谑部·惧内》)

天不怕地不怕,连爹娘也不怕。怕只怕狠巴巴我那个房下。我房下其实有些难说话。他是吃醋的真太岁,淘气的活罗刹。就是半句的话不投机也,老大的耳光儿就乱乱的打。(《挂枝儿·谑部·惧内》)

这两首充分表现了“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怕老婆”的男子无奈控诉妻子的彪悍,“真太岁”、“活罗刹”戏谑地体现悍妇的“可怕”,“战兢兢”鲜活地体现男子见了妻子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的心理,真实、生动、趣味横生。

男子“惧内”,原因概括为八种:愚不屑之畏妇,是怵于妒妇之威;贤智者之畏妇,是溺于妇人之爱;贫贱者之畏妇,是仰仗妇人之余沫以自给;富贵者之畏妇,是惧怕妒妇发威而求苟安;男人怕丑妇,是由于丑妇操持家政;男人怕少妇,是因为惑于床笫;男人怕有子之妇,是因为妇人可以有所要挟;而男人怕无子之妇,则纯粹由于妇人有威,而男人被其气势所慑。最重要的,“惧内”其实是森严的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产物。明代男子娶妾成为一时风气,而女子必须从一而终,主厨、教子、纺织是她们毕生操持的事务,只有靠“悍”,才能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二、青楼女子

江南地区南朝以来便以“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著称,青楼教坊遍地,歌舞日夜不绝,娼妓是市井中一个非常普遍而且繁荣的行业。娼妓或倚门卖笑主动招揽狎客,或不远千里寻找赚钱机会,“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货殖列传》)

小大姐模样儿生得尽妙,也聪明,也伶俐,可恨妆乔,一时喜怒人难料,一时甜如蜜一时辣似椒,没定准的冤家也,看你者到何时了。(《挂枝儿·谑部·者妓》)

吴语谓装腔作势为“者”,《者妓》便是讽刺那些装腔作势、扭捏作态的青楼女子。《挂枝儿》和《山歌》中还有斥责讥讽妓女、鸨儿骗人以及同情妓女遭遇的不幸的作品,如《鸨儿》、《鸨妓问答》、《站门》、《从良》、《愿嫁》、《孤老》、《夜客》、《哭情人》,以及《山歌》中讥笑嘲讽妓女的《瘦妓》、《壮妓》、《大脚妓》等,形象各异。如《挂枝儿·杂部·妓》三首:

子弟们初出景听我教导,第一件要老成,切莫去闹。小娘们就是活强盗,口甜心里苦,杀人不用刀。哄了你的银子也,他又与别人好。

烟花寨伏下红棉套,绣房中香喷喷是刑部的天牢。汗巾儿上是个勾魂票。没法了,他把头发剪,苦肉计将皮肉烧。动不动说嫁也,你问他嫁过几个人儿了。

有情哥,你须是频频到。有情哥,你多请些酒共肴。有情哥,我把你终身靠。有情在口里叫,无情在肚里包。果是个真情也,不要财和宝。

第一首规劝子弟们远离青楼,称妓女们是“活强盗”,用甜言蜜语将银子骗走,又去与别人好;第二首将青楼妓馆喻为“刑部的天牢”,斥责妓女们的欺骗本性;第三首揭露妓女的假情假意。冯梦龙对娼妓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冯梦龙同情妓女沦落风尘的不幸遭遇,对她们表示理解与怜惜,对有德有才的妓女加以赞赏和肯定;另一方面,冯梦龙对那些势利、贪图金钱或假情假意的妓女表示憎恶,讥讽和嘲笑她们,奉劝世人不要深陷进妓女们惯用的这些伎俩和欺骗手段里。

明代娼妓业的兴盛,使得妓女群体受到广泛的关注,文人们与妓女来往甚密,也因此,妓女们具有的文化才能被人为地放大,她们得以更加活跃而广泛地参与民歌的创作和传播。妓女群体的加入,使得民歌在真性情和情欲层面更加的凸显,对文人创作日渐严重的粉饰习气形成不小的冲击,担当部分突破陈规旧习的责任,这对明代文学革新思潮的形成和壮大,可谓是贡献不小。

三、丫鬟和尼姑

丫鬟也是冯梦龙山歌中的重要女性形象,他们很少被单独刻画,只是穿插在其中,但是却不可忽视。《五更天》、《打丫头》、《打梅香》、《叫梅香》、《灯花问答》、《笃痒》这些篇目中,丫鬟们机灵乖巧,隐忍勤劳,她们身上也有不少的可取之处。

害相思,害得我伶仃瘦,半夜里爬起来打丫头。“丫头,为何我瘦你也瘦。我瘦是想情人,你瘦好没来由。莫不是我的情人也,你也和他有。”(《挂枝儿·想部·打丫头》)

害相思,害得我伶仃样。半夜里爬起来打梅香。“梅香!为何我瘦你偏壮?”梅香复姐姐:“你好不思量,你自想你的情人也,我把谁来想?”(《挂枝儿·想部·打梅香》)

丫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典型代表,她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伺候主人的饮食起居,吩咐的事情必须做到使主人满意,稍有不慎就遭到打骂、虐待和杀害,这是封建阶级的剥削本质。《挂枝儿》中这两首,丫头遭遇主人莫名奇妙的猜疑招来一顿打骂,毫无来由地,“瘦又打,壮又打”,简直成了受气包,即使这样,她们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

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甚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佛,守什么的寡。(《挂枝儿·杂部·小尼姑》)

就连尼姑那样本应恪守清规戒律的出家人都起了淫欲之心,这是明代中后期世风浇薄,宣淫导欲之风盛行的又一有力佐证。

四、商贾百工

江南一带人口密集,商业繁荣。苏州的繁华境况,陈宝良先生有相关描述:“苏州古称吴会,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号称‘士夫渊薮’。海陆珍宝,如纱罗绫缎,金银珠宝,百工技艺,富商大贾,全都荟萃于苏州。”明代工商业繁荣,社会分工细致,《拍案惊奇》中表明当时有三百六十种行业,木匠、银匠、泥水匠、铁匠、皮匠等形形色色的工匠应有尽有。《挂枝儿》和《山歌》出于苏州,自然对繁华的工商业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出现的商铺和职业有数十种。

倾银的分明是活强盗。他恨不得一火筒夺去了你的银包。你如何不识机落他圈套。他把炭火儿簇一会,瓦盖儿揭几遭。撒上一把硝儿也,贼,把银子儿偷去了。(《挂枝儿·谑部·银匠》)

典当哥,你犯了箇贪财病。挂招牌,每日里接了多少人。有铜钱,有银子,看你日出日进。一时救得急,好一箇方便门。再来不把你思量也,怪你等子儿大得很。(《挂枝儿·谑部·当铺》)

银匠反映了银匠投机取巧,坑骗行窃的不耻行为。当铺表现典当哥巧取豪夺的剥削本质。其他,是市井中平凡普通的工匠,有米农(《挂枝儿·欢部·打》)、钓鱼人《挂枝儿·想部·牵挂》、烧窑人/赶脚者/艄公(《挂枝儿·别部·送别》)、泥水匠(《山歌一·等》)、卖茶/铁匠(《山歌二·姐儿生得(之三、四)》)、箍桶匠(《山歌三·怨旷(之二)》)、银匠(《山歌四·出》)、铁店/染坊(《山歌四·会》)、卖油小贩(《山歌五·节油》)、张皮/赵铁/王打毡/龚锡匠/陆弓箭/阿寿官《山歌五·杀七夫》、更铺夜夫(《山歌八·笼灯》)、皮匠(《山歌九·鞋子》)等等,是广阔的明代市井生活画卷,体现出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

五、僧道、卜相

明代中后期,民众精神生活逐渐趋向世俗化和情趣化,神灵信仰作为精神调剂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用来缓解封建专制和生活不如意带来的苦闷,以求得精神抚慰和解脱,宗教信仰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僧道即僧人(和尚)和道士。“僧习为市”是晚明僧人实录,道士也是一样。明代私剃的盛行,僧道数量陡增。佛、道世俗化趋势的加剧,使得僧道不再在寺庙道观清修,而是广泛游走于市井民间,参与世俗活动,甚至喝酒吃肉,娶妻生子,与世俗生活无异。

卜、相与医、巫合称为“四术”,指的是从事卜卦、相面算命、看病、驱邪的江湖术士。这些人四处游走,为人占卜、算命、驱邪,医卜相巫很受民众的信赖和欢迎。

我猫儿不见了,难猜难料。街坊上请个灵先生卜那猫,那先生未卜先知道。十三十四看,十五十六上瞧。十七八的无猫也,到底猫无了。(《挂枝儿·谑部·无毛》)

涉及到佛、道、卜、相篇目的还有《挂枝儿·欢部·伤病》、《挂枝儿·想部·求签》、《挂枝儿·杂部·占卦》、《山歌五·杀七夫》、《山歌九·烧香娘娘》、《山歌四·多(之二)》、《山歌四·两郎》、《山歌五·和尚》、《山歌五·唱山歌》、《山歌九·山人》、《山歌十·募缘》。

六、山人、子弟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出游无籍之辈,亦谓之山人。”自明代起,“山人”这一称谓有了特定的意义。“山人”不再是从前隐居山林的隐士,虽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不是高风亮节的有德之士而是好追求功名利禄的伪君子,他们或依附达官显贵,或在将门相府间奔走,附庸风雅,招摇撞骗,深为世人所鄙视。到了嘉靖和万历年间,山人沽名钓誉,四处奔走推销自己,甘当帮闲和打手,成为既可笑又可耻的群体。

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挂枝儿·谑部·山人》)

子弟们打扮得其实有兴,玉簪儿撑出那纱帽巾。白绸衫一色桃红裤,道袍儿大袖子,河豚鞋浅后跟。一个个忒起那天庭也,气质难得紧。(《挂枝儿·谑部·子弟》)

《山人》描尽了山人伎俩,讥笑封建阶级帮闲文人招摇撞骗的丑态。《子弟》写出了纨绔子弟的无赖习气;此外,《山歌九·山人》为讥诮山人管闲事而作;《挂枝儿·谑部·门子》运用双关语,描述了官署爪牙的恶劣行径,是市井底层百姓对官府“门子”那种为虎作伥、欺压弱小的丑恶嘴脸的讽刺;《挂枝儿·谑部·小官人》刻画了小官人“妖”、“者”、“肉麻”的可笑言行举止;《挂枝儿·谑部·陪宾》讽刺那些假惺惺的陪丧人员。

冯梦龙编纂的山歌来自于市井民间,是关于社会底层的市井细民的情感生活写照。在这些山歌中,各种小人物皆“粉墨登场”。有招摇撞骗的封建帮闲文人;有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有欺善怕恶、为虎作伥的官府门子;跳梁小丑般的小官人等等,各种身份的市井形象鲜活生动,透出浓重的生活气息。

冯梦龙生活在经济繁荣的苏州,经常游走于市井里巷、烟花酒楼之地,与生活在市井民间的下层民众交往密切,身上带有浓厚的世俗化气息。他与私人出版商、妓女、手工业作坊坊主等交往频繁,自然而然地对这些下层民众诸多关怀。

乡下人弗识枷里人。忽然看见只捉舌头伸。咦弗知头硬了钻穿子个板。咦弗知板里天生个样人。

莫道乡下人定愚,尽有极聪明处。余犹记丙申年间,一乡人棹小船放歌而回,暮夜误踯某节推舟,节推曰,汝能即事作歌当释汝。乡人放声歌曰,天昏日落黑湫湫,小船头砰子大船头。小人是乡下麦嘴弗知世事了撞子个样无头祸,求个青天爷爷千万没落子我个头。节推大喜,更以壶酒劳而遣之。《山歌五·乡下人》冯梦龙肯定乡下人的智慧,“莫道乡下人定愚,尽有极聪明处。”他在评注中讲述了一个乡下人以自己的智慧化解尴尬和冲突的故事。冯梦龙认为乡下人有极聪明处,对歧视下层人民的行为表示反对,并给予下层人民以同情和怜惜,对大智若愚的市井民众予以极大的人文关怀。

冯梦龙的作品中多描绘市井细民,《挂枝儿》、《山歌》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底层百姓,鲜有达官显贵。市井商贩、工匠、妓女、山人清客等普罗大众是冯梦龙关注最多且重点刻画的对象。冯梦龙搜集编纂的山歌囊括人们衣、食、住、行各个生活层面,对市井民众体察入微,彰显出对下层民众厚重的人文关怀,这是难能可贵的。

摘要：冯梦龙是为民歌辩护的通俗文学家,他推崇和重视民间俗文学传统,搜集、整理、研究、批评、拟作民歌。他把视线投入民间,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民众,表现出浓重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冯梦龙,俗文化,挂枝儿,山歌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上海:中华书局,2001:389.

[2]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66.

[3]王培华.史记读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41.

[4]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1.

冯梦龙的名言 篇7

关键词：《苏知县罗衫再合》；冯梦龙；“三言”；教化意识

冯梦龙既是一位通俗文学的大家，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他极端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认为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也就是说，文艺作品要通过故事和形象表现作者的意志、思想和情感，而达到感化和教育读者的目的。要求小说“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2]。所以他这样解释三部白话小说的书名：“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3]将伦理意识注入“三言”之中，借通俗小说扭转人心，挽救世风。“三言”内容丰富，其中一部分故事在前代已有相同或类似的题材表现，并非冯梦龙首创，但他的改写又是一种文本重构，新旧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冯氏独特的文艺观念，本文试以《苏知县罗衫再合》（以下简称《苏知县》）这篇小说为例对此做具体分析。

《苏知县》见于《警世通言》卷十一，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河北涿州的进士苏云被任命为浙江兰溪县大尹，携妻郑氏赴任的途中遭遇船底漏水，误上江洋大盗徐能的贼船，被徐能捆绑扔进水里。郑氏逃至一尼庵，生下一子，被迫将孩子弃于路口，恰巧被徐能拾得收为义子。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惩处了凶手，一家团聚。我们发现，这种歹徒杀人占妻，最终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在古代戏曲小说中是比较常见的，早在《太平广记》的《崔尉子》（卷一百二十一）和《李文敏》（卷一百二十八）[4]等篇中就有相关的描写，元代张国宾的杂剧《合汗衫》又将这种模式搬演到了戏剧舞台上。可见在冯梦龙小说产生以前，该题材已有较为充分的表现，《苏知县》的结尾也说道：“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可推测他的故事应该是根据民间的说唱艺术加工改编而成。在情节大体相同的前提下，冯梦龙的改写和重构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他意存教化、劝惩世人的文艺观。

一、入话——教化立场的体现

《苏知县》的入话写的是李生的故事。最初李生读到一首描写“酒色财气”短处的《西江月》，颇不以为然，认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恍惚之中，遇见四位女子前来相就，一问方知她们就是酒、色、财、气。为争与李生相好，四位皆言己之长，揭他人之短，乃至打成一团。李生惊醒，才知是梦，终于觉悟，原来“酒色财气”各有其短，不可沉迷，而其中又以“财色”二件更易惹出祸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苏云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今日说一桩异闻，单为财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祸来。后来悲欢离合，做了锦片一场佳话，正是：说时惊破奸人胆，话出伤残义士心。”

本篇的入话在“财色”二字上做文章，蕴含了节制欲望的主题。李生在梦醒之后方悟出“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无如财色二字害事。”明确地告诫世人在处理美酒、美色、金钱、意气等相关问题时不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一定要适度而有所节制，这在当时社会是很有教化作用的。冯梦龙曾说：“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不何异。”[5]他认为小说家有“劝人为善”的责任，劝诫内容包括重视友情、仗义轻财、节制欲望等等，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小说正文中，在开篇入话处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不是故事的主体，故而可以较为自由地直接议论，宣扬自己的道德主张。冯梦龙借助“入话”这一特殊的形式，提出了“节制欲望”的要求，表达了唐传奇和杂剧同题材作品所没有涉及的主题。

“三言”中的“入话”常常在补充正文的基础上，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对世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入话说道：“善恶相形，祸福自见；戒人作恶，劝人为善。” 在开启正文讲述之前先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非常明白地把正文故事所要讲述的道理预先表达出来，这既是对宋元说话艺术入话功能的发展，也影响了后来明清小说的道德教化的表现形式。

二、“因果报应”模式——劝善意图的强化

因果报应本是佛教思想，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果报应的思想无论对上层统治者还是对下层百姓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在“三言”中有非常丰富的表现。三言对前代故事的改写在大体继承原有情节结构的基础上，又强化了因果报应的思想。

将《苏知县》与相关的本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改写后果报的观念明显增强了。《崔尉子》和《李文敏》故事中的儿子一个是赴试未中，一个干脆就不去应举、直接报官了；杂剧中改为儿子考中武状元，与当初张员外所救的赵兴孙合力擒住陈虎，交由府尹惩处。冯梦龙采纳了杂剧让儿子高中的改写，并且进一步发挥，让徐继祖（后改名苏泰）中进士之后又被任命为御史，可以亲自审案断案，最后将徐能一干人等处死的判决也由徐继祖亲自下达。在为父亲沉冤昭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以往作品都大，这样更加凸显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思想，并且道德劝诫意识也非常明确，以因果报应的模式来强化惩恶扬善的意图。

《苏知县》在情节设置上最大的创新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徐用，他在作品中非常重要，是整个情节得以转折的关键性人物。徐用是徐能的弟弟，在徐能的团伙中大家都称徐用为“徐二哥”。哥哥徐能是个“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水贼，弟弟徐用却是一个“好善”之人。小说是这样描绘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动手脚，往往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九遍做不成”。徐用在小说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

首先是间接保全苏云性命。他发现徐能想谋害苏云后一再加以劝阻，劝阻不成便恳求给苏云留个全尸，使苏云逃过砍头的劫难，被捆绑作一团扔进水里，为苏云保存了一线生机。

然后是帮助郑氏出逃，保全其名节。徐能谋害苏云后，贪恋郑氏美色企图据为己有，徐用于心不忍，于是将哥哥和一班兄弟通通灌醉，让郑氏逃走，又“取出十两银子，付与朱婆做盘缠，引二人出后门，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嘱付‘小心在意，说罢，自去了。”

“三言”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因果报应的描写。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主人公施复在一次经商回来的路上捡到一笔银子，没有据为己有，反而在捡到银子的地方等待失主回来寻找。后来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意外地得到那位失主的帮助而渡过难关，拾金不昧的行为让施复日后得到了善报，“三言”中还有大量赞扬友情、信义的故事。当然恶行就必然受到恶报，《桂员外途穷忏悔》写桂迁忘恩负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先后死去，又投胎为狗；直到后来诚心忏悔才可以“逾年无恙”，书中写到：“轮回果报，确然不爽”，“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似乎受到了天道的支配，以天道来压制社会中的丑恶，保证社会的安定，所以果报的模式进一步凸显了作者道德教化的意图。

三、奇巧的情节——教化意识的凸显

“三言”中有不少以偶然巧合为情节基础的作品。偶然和巧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在文学作品中可以通过情节的刻意安排得以实现。《苏知县》即运用了多种偶然巧合完成了情节的重构，这种重构不仅是艺术技巧层面的，也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它反映出当时比较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中的命由天定的思想，也反映出作者个人强烈的惩恶扬善的愿望。

先看男主人公的命运。在《崔尉子》和《李文敏》中，男主人公被恶人所害，真的遇难了。后来《合汗衫》杂剧改写为男主人公死里逃生、得救脱险，从生与死的可能性上进行分析，很容易知道这种得救脱险实属偶然。但《苏知县》沿用了杂剧的情节，写苏云被陶公救起，还被陶公带回家中，由陶公牵头，安排他在村中教学。这就为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埋下了伏笔，彰显了好人自有好报的道德感召力量。

再看女主人公的遭遇，这是改写的一个重点。男主人公的死里逃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对女主人公是否“贞节”这个情况的处理。在元杂剧中我们看到的是女主人公被迫“从贼”，二十年来忍辱负重，伺机报仇，最终团圆。对于女主人公被迫失节的问题没有过多的纠结，显得十分宽容。而《苏知县》做了重大的改变，安排郑氏逃走了。为保证郑氏能安全逃走、保全名节并生下儿子，小说又安排了三个新的人物形象。前文所述的徐用为帮助郑氏出逃将哥哥徐能灌醉。徐能家里的老仆人朱婆，本是徐能派来监视并劝服郑氏的，也因为“十分可怜郑夫人，情愿与他作伴逃走。”路上朱婆因年老多病担心拖累郑氏，劝郑氏先走；又恐泄露了郑氏的行踪，“朱婆叹口气想道：‘没处安身，索性做个干净好人。望着路旁有口义井，将一双旧鞋脱下，投井而死。”还有尼庵里的老尼，尼庵本是“佛地，不可污秽”，但老尼同情郑氏，同意他到庵后的厕屋住下产子，孩子生下后，老尼“净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经，送汤送水价看觑郑夫人。”后来又收留郑氏到当涂县慈湖老庵中潜住，郑氏从此在尼姑庵生活下来，直到最后与苏云“罗衫再合”。

这三个形象在郑氏遭遇困境的时候先后出现，并且都在最危急的时刻给予她帮助，就每个个体而言实属偶然，而联系在一起又使读者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数。他们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可以说偶然的背后是一种必然，我们看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顾自身的利益，救人于危难，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由于他们的出现，保全了女主人公的贞节，再次凸显了道德教化的意图。不独《苏知县罗衫再合》，“三言”中的其他一些作品也表现了类似的主题。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女主人公被妖怪劫持之后，无论妖怪如何威逼利诱，坚决不愿屈从，惹得妖怪大怒，命人“管押着他。将这贱人剪发齐眉，蓬头赤脚，罚去山头挑水，浇灌花木。一日与他三顿淡饭。”张氏“宁为困苦全贞妇，不作贪淫下贱人”，因此保住了自己的名节。

之所以会对“贞节”问题格外重视，应该是与理学在明代的巨大影响有关。一般认为，冯梦龙在晚明积极倡导“情教”，以情反理，受到了心学创始人王守仁的影响。但这并不全面。《元史·列女传》是明代朝廷主持修撰的，其中《列女一》说道：“……其间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杀以从之者，虽或失于过中，然较于苟生受辱，与更适而不知愧者有间矣。”[6]应该可以代表明代官方的立场，《明史》中记载的贞洁烈妇更是不胜枚举，在这种观念统治下， 既要完成最后的团圆以体现善恶终有报，又要保全女子的贞节，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安排女子逃走，或是以自己强烈的意志作为抵御。而这些安排必然会增加故事巧合与偶然的比重。情节的重构受到了社会历史意识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理学统治下的社会，女性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即使是丈夫死亡也得不到改变，相反，社会规范要求女性在“夫死”之后进一步保持自己的贞节，以此捍卫丈夫对“妻子”这一私有财产的绝对控制权。所以女性对自己贞操的捍卫，某种程度上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她的丈夫、甚至是整个社会对她的期待与规定。所以三言中的这些女子越是表现出对贞节的坚守，越可以反映出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强大力量。再看三言中的其他作品，《大树坡义虎送亲》中林潮音对素未谋面的勤自励的坚守，并不是出于爱情，仅仅是因为二人已有婚约在先。《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顾阿秀也因为自幼订亲，坚持从一而终；后来受恶人奸骗，“自缢身亡，以完贞性”。女子面对贞节问题的时候，常常显得固执而坚决，她们的行为显然不可理解为对爱情的追求，反映的是礼教强大的规范人心的力量。

通过对《苏知县》情节重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冯梦龙对“劝善惩恶”的不遗余力，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往往加重情节中奇巧的成分，人为地设置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不惜牺牲故事的真实性，使果报的模式更加突出。遗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与元杂剧相比，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烙印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小说也因此部分地丧失了叙事的真实性和情节发展的正常逻辑，丧失了某种超社会形态的价值，没有了元代作品那种浑朴与自然之美。但是他所做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小说背后的作者的一颗热诚的济世之心，作为新思潮代表人物又与与理学家的思想观念有本质的不同，他的小说绝非道德的传声筒。他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8]出对虚伪的名教、恶劣的社会风气的极为不满，提出以“情教”来改造社会，即使在“教化”中也不断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注，所以他承认并肯定这个现实的世界，肯定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肯定商人的美好品德，甚至热烈歌颂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的自由追求。“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作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9]都是从“真情”这一社会理想出发，以情的方式向百姓说理，以情的方式来维系、重整社会秩序。所以冯梦龙在小说史上的意义不只是结构技巧、语言艺术层面的，而且是社会意识、道德意识层面的。如此，在一个个曲折离奇又打动人心的故事中，就会既有大胆进步的追求又有正统保守的说教，但无论哪种，都是在自觉地运用情教的模式，阐发、宣扬大致符合传统儒学的道德观念。因而道德说教与作品的情感内容间产生冲突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54.本篇《苏知县》引文皆出于此版本，不另注。

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54.

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95-397.

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7.

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9.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4]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天然痴叟.石点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6]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臧晋叔.元曲选[C].北京：中华书局，1958.

[8]冯梦龙.情史类略[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