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畅销书大盘点

建国以来畅销书大盘点（通用3篇）

建国以来畅销书大盘点 篇1

建国以来畅销书大盘点

作者：周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时代的文化记忆。

回眸中国成立近60年来的畅销书，我们发现：每一本都是一个社会晴雨表。每一本的背后，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经济特征、文化潮流以及审美趣昧。

畅销书不但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且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大众心理。《青春之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四大名著”被概括为“三红一青”：“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一青”即《青春之歌》。据老鬼在《母亲杨沫》中记载：“„„不管怎么说，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世界语以及藏文等18种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实属罕见。”

不过，《青春之歌》当时也颇有争议。1959年第2期的《中国青年》发表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文章一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首次对《青春之歌》进行了公开批评，文章说：“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从1959年9月开始，杨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增加了对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

增加了林道静思想改造方面的描述。尽管如此，“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成为《青春之歌》的代名词，并且成为一直流行到今天的一个时尚名词，只是被简化为“小资情调”。

《毛主席语录》

据说，20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不是《圣经》，而是我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据统计，从1965年5月问世的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1版，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10．55亿册，10亿人民人均一册。此外，当时还有各地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各级革委会编印的非正式版本《毛主席语录》440多种，有的版本甚至收入这样的毛主席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

“文革”时期的畅销书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毛泽东选集》了。1967年5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在北京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到当年年底，全年印制《毛泽东选集》9211万部、《毛主席语录》3．7亿册。

还有统计显示，仅1966年～1970年的5年内，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达65万吨，比1950年～1965年16年间的书籍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到1979年6月底，存放在全国新华书店库房中的毛泽东著作还有3．14亿册。

《十万个为什么》

在电影((不见不散》中，扮演导游的葛优对一位问东问西的游客说：“你这一路上问了多少个为什么了，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啊?”——由此可见《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

难以想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十年**期间，一套科学普及读物竟然能够畅销不衰。从1960年的第1版到1999年的第5版，《十万个为什么》累计销售高达1000多万套、1亿多册。

从1960年7月开始出版到1962年12月出齐的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有1484个“为什么”，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动物、农业、地质矿物、生理卫生8个分册，向读者解答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古代人是怎样计时的?四季是怎样形成的?海水为什么发蓝?水壶里为什么会长水垢?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

从1971年起，《十万个为什么》推出第3版，增订为21册，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但为配合当时的形势，也出现一些错误的“为什么”。比如“为什么三千吨的船台能造万吨巨轮?”《十万个为什么》解答说：“上海船厂的工人、革命干部和技术人员实行‘三结合’，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十万个为什么》先后推出第4版和第5版。科学在不断进步，有些“为什么”已经淘汰了，但新的“为什么”又产生了，所以，在第1版解答过300多个“为什么”的科普作家叶永烈说：“如液晶手表、液晶电视，孩子就要问液晶是液体还是固体?科学是常新的，科学是在发展的，不断地吐故纳新，这样才能是科学作品。”

《金光大道》

在70年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被概括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这个作家就是浩然，他以一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而走上人生的金光大道：1974年被江青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体验生活，写出一部诗体小说《西沙儿女》；随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出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1976年9月还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内惟一的文学界代表，并成为“四人帮”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人选。浩然的名字还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

《金光大道》全书四部，共计200多万字，从1970年起用了7年时间完成。《金光大道》从办互助组写起，一直写到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其中的主人公高大泉后被文学评论界概括为“高大全”，成为一个专业名词。

《第二次握手》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位置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发表了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读者来信。“编者按”写道：“本报复刊后，接连收到读者来信及书评，为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被打成‘反动小说’的《第二次握手))(原名《归来》，又名《归国》)鸣不平，要求调查这本书的情况，为它平反。读者指出：这本书曾在许多地方青年中传抄，后被清查、搜缴，一些同志因这本书而无辜受害。这是落实党的政策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第二次握手》。据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记载：“„„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430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扬的长篇传记文学《我与＜第二次握手＞》，书中写道：“丁玲认为《第二次握手》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她很动感情地说：这部手抄本曾经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而青年工人李谦当年写给《中国青年报》的那封读者来信，也在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丑陋的中国人》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我们遇到了许多困惑和阻力。后来，我们终于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找到了答案。

据《丑陋的中国人》大陆版第一位责任编辑、原湖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衡钟回忆，《丑陋的中国人》在1986年9月出版后，他们不到两个月就印刷了90万册。随后花城出版社在一个月内连续加印两次，总共印刷210万册。当年年底还有时事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

不过，就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针对“柏杨热”的社论《中国人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987年，《丑陋的中国人》被查禁。据杨衡钟回忆，后来主管文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批示，不能讲《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坏书。从此，这本书允许继续发行，但不能再加印。鉴于激烈的社会争论，中国华侨出版社还在1989年专门出版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选编了大陆作家学者对该书的各种评论文章，据说柏杨先生后来还把这本书拿到台湾出版，把书名改为《都是＜丑陋的中国人＞惹的祸》。

《琼瑶全集》

据说在80年代，全国至少有20个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琼瑶的言情小说。男女约会的时候，问到对方最近看什么书?女的说《心有千千结》，男的说《聚散两依依》。

如果说邓丽君是以歌声为我们进行了爱情的启蒙。那么，琼瑶则是以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进行了爱情的普及教育。((一帘幽梦》、《庭院深深》、《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几度夕阳红》、《雁儿在林梢》、《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月朦胧，鸟朦胧》„„那如歌如梦的爱情故事，曾令多少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夜不能寐。琼瑶曾对把《月朦胧，鸟朦胧》拍成电视连续剧的史蜀君导演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假，我的故事假，可我的感情是真的，就像圣诞树，明知是假的，叮叮咚咚，闪闪发光，每个人都爱看„„”

进入90年代以来，琼瑶的言情小说逐渐降温，但琼瑶版电视连续剧却进入高潮：这个频道是《婉君》，那个频道是《雪珂》，再换一个频道又是《青青河边草》„„直到21世纪以来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琼瑶阿姨的影响达到了巅峰，真可谓“青山依旧在，几度琼瑶红”。

《金庸全集》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金庸，这是他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见香港同胞。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原来，邓小平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的小说，陪伴他度过几起几落的风雨岁月。

伟人都喜欢看金庸，何况凡人乎?琼瑶的言情小说在90年代逐渐降温，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却至今流行。作家李陀曾经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

据《远东经济评论》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的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累计至少1亿册。

金庸先生自己用小说书名的首字编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文化苦旅》

据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先生考证：“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由此可见《文化苦旅》的畅销程度。

据《文化苦旅》的内容提要介绍：“这是一本文化散文集。它主要通过山水风物探求文化灵魂、人生真谛、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既表现了历史的深邃荒凉，又展现了江南文化的清新婉约；既展示中国文人的艰难心路，又不忘揭露世态人情。从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不仅有着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同时也具备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从1992年出版第一部“文化散文”《文化苦旅》以来，余秋雨陆续推出《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带领中国散文从抒情时代进入煽情时代。在《财经时报》2006年推出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余秋雨以1400万元的版税名列榜首，其计算方法是：发行册数×定价×版税率(10％)。

《哈佛女孩刘亦婷》

90年代初，中国曾出现蔚为壮观的“留学生文学”，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我的财富在澳洲》„„在当时，成功的公式几乎可以概括为：如果你想做成功的女人，那就做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如果你想做个成功的男人，那就《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又出现了引入注目的“小留学生文学”，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轻轻松松上哈佛》、((我家笨笨上剑桥》、《16岁到美国》、《16岁留学澳洲》、《改写牛津800年校史的中国女孩》„„这似乎又为少男少女制定了一道成功的公式：如果你想做个成功的女孩，那就做个“哈佛女孩”；如果你想做个成功的男孩，那就做个“剑桥男孩”。

而其中最畅销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从2000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至2006年已加印了70余次，累计发行187万册。2004年3月，作家出版社又乘胜追击，推出“哈佛女孩刘亦婷之二”《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这两本书的作者正是刘亦婷的母亲刘卫华和父亲张欣武，据他们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后记写道：“„„一位美联社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成功学热中国》里，也介绍了《哈佛女孩刘亦婷》为何畅销。这篇报道的大意是：中国的白领阶层热衷于阅读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成功经验，期望以此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力，但销量最大的仍是一对中国父母写的《哈佛女孩刘亦婷》，家长们把阅读教育类图书看作帮助孩子成功的途径。”

从1998年进入哈佛大学，刘亦婷也该毕业了吧?她现在做什么?成功吗?在推出《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的时候，刘亦婷的母亲曾经这样回答《新京报》的提问：“刘亦婷已经工作了，现在正忙着上班呢。她决定先工作几年，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再进商学院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完成她的求学计划。因为美国的一流商学院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通常只考虑那些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亦婷现在所在的公司是波士顿咨询集团，简称BCG。这是一家信誉很好的跨国咨询公司，在中国也有很多业务。聘用亦婷的是波士顿咨询集团纽约分部。亦婷说，她很喜欢这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虽然非常忙，但能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2004年12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一部《哈佛女孩刘亦婷真相》，作者萧愚(著有《GRE词汇突破》、《GRE巅峰词汇》)在前言中写道：“刘亦婷进入哈佛真的是靠全面的素质和不凡的实力吗?刘亦婷真的是素质教育的典型吗?刘亦婷的家庭教育真的很成功吗?刘亦婷真的是智商奇高的天才少女吗?刘亦婷的学习方法真的很值得学习吗?„„我经常听到一些家长对小孩说这样的话：‘要像刘亦婷姐姐那样„„’每当此时，我都会忍不住想问一下这些家长，你究竟对刘亦婷了解多少?你究竟对你的孩子了解多少?你知道盲目效仿刘亦婷会对你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吗?„„”

《品三国》

CCTV第10套的“百家讲坛”，原本是一个没多少人气的节目，却捧出了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他在2006年开讲的《品三国》竟引来国内12家出版社参与无底价竞标，最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55万册、14％版税的标书中标。

到2007年4月《品三国》下部在上海书城首发时，《品三国》上部的销量已达到220万册，下部的预定数量也超过180万册。与此同时，《品三国》还带动易中天的《读城记》、《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和《品人录》4本“中国文化系列”著作也火爆起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当时透露，在近16个月的时间内，易中天所著的6本书已为该社创造了将近1亿元的产值。

作为厦门大学的教授，易中天自称是一个“学术萝卜”，他说：“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所以，易中天会这样“品三国”：“诸葛亮叫几个老兵去扫地，大开四城门，再叫两个小孩在他身边，他自己呢，拿着张琴唱卡拉ＯK„„”

《<论语>心得》

尽管很多中国人早就听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教诲，但认真去读《论语》的人并不多。2006年“国庆”期间，“百家讲坛”节目播出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同年1 1月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结果比易中天还要火，迄今已累计重印24次，印数达430万册。《(论语)心得》日文版已在今年3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英文版也以10万英镑授权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今年4月，中华书局再次强力推出于丹《(论语>感悟》，首印120万册，并在扉页前加了防伪页，使用了水印加磁性安全线的双重防伪技术。

另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还在2007年3月出版于丹的《(庄子)心得》。却说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庄子>心得》时，遭到一位男子的抗议，他脱去外套，露出的T恤上赫然写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的几位博士还在“天涯论坛”联名发起一篇“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

面对各种批评，于丹从容道来：“有人批评‘百家讲坛’带来不好的风气，没看《论语》先被你说了，没看‘三国’先被易中天品了，没看‘红楼’先被刘心武误导了。其实《李双双》那电影里有句话叫‘先结婚后恋爱’，你有工夫慢慢恋爱去。”

不管怎么说，于丹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中国人称她为“学术超女”，日本人甚至称她为“女孔子”。

建国以来畅销书大盘点 篇2

我们利用武汉市人口数据库的数据,对建国65年来的武汉人名进行了统计、分析。此次调查的对象是1949年10月1日 ~ 2014年7月1日出生的武汉市市民,人数总计7,649,415人。参考张书岩( 1985) 对全国人名调查时的历史分期,我们将建国后的65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时期( 新中国建设期) : 1949年10月1日 ~ 1966年5月31日

第二时期( 文革期) : 1966年6月1日 ~ 1976年10月31日

第三时期( 改革开放期) : 1976年11月1日 ~ 1992年2月21日

第四时期( 改革深入期) : 1992年2月22日 ~ 2008年1月20日

第五时期( 互联网兴盛期) : 2008年1月21日 ~ 2014年7月1日

时期界限是引领某一社会时期的重要社会事件的发生日期。张书岩( 1985) 等的调查起于1949年10月1日,止于1982年6月30日。前两个时期的起止点、第三个时期的起点我们借用了张书岩( 1985) 等的分期,第三时期的止点,第四、第五时期的分期,我们以当时重要的社会改革、自然灾害、互联网等事件作为划分时期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没有更权威的互联网进入发展兴盛期的时期界定,但较多声音认可2008年是互联网媒体在我国有重大影响的起始年,我们以这年重大雪灾事件的发生为分界点,此后的汶川地震事件、奥运会,都加深了网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人们的观念与此前相比也有较大变化。我们统计的内容主要有姓氏用字、人名用字,并根据需要,按历史时期、性别、单双名情况等分项统计、分析。

一姓氏

(一)武汉的姓氏

武汉五个时期总计有姓氏1627个,单姓1596个,复姓31个。这个数值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百家姓”的姓氏数量。

单姓中,“李、张、王、陈、刘”人数最多,这个由多到少的排序在五个时期中基本是稳定的, 第四位有时是“陈”姓,有时是“刘”姓。这5个姓集中了武汉五个时期出生总人口的19. 8% ,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出生的人口,近五分之一使用这5个姓氏。

复姓排第一位的是“欧阳”,人数远超过其他复姓,五个时期中,新生人口共有6979人姓 “欧阳”,而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上官”“皇甫”,人数分别只有216个、186个。

(二)姓氏对重名的影响

姓氏对重名有显著影响,使用频率高的姓最容易出现重名。我们统计了65年来武汉重名率最高的前10个姓名,可以看到这些名字都出现在高频姓氏上。如表1:

排名前十的高频姓名集中在“李、张、王、刘”这4个姓氏上,这4个姓是65年来一直高居前五位的姓氏。而姓氏使用频率低的,即便其后的名字使用频率高,往往也不容易重名,举例来说,在第二时期排除姓氏,使用率最高的女性双名是“红梅”,这一时期,武汉有305个李红梅、240个陈红梅、238个刘红梅、232个张红梅、207个王红梅,而在1176个姓“欧阳”的人中, 只有2个“欧阳红梅”。因此,高频姓氏在起名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高频名字,才有可能减少高重名率。

二人名

( 一) 人名用字量

建国以来,武汉市人名用字总量计有6648个。这个数量还是很大的,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年1月26日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字还多出3000多字。可见,武汉市人名用字中的生僻字还是不少的。但人名用字很集中,覆盖率达90% 的人名用字仅462个。各时期人名用字量情况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第二时期的人名用字较为集中,第四、第五时期的用字相对分散, 尤其第五时期覆盖90% 人数的用字百分比为13. 2% ,比第一时期7. 14% 多出近一倍,可见人们的姓名用字还是随着社会发展趋于分散的。

( 二) 单名、双名、多字名及重名

1.单双名的消长与重名

武汉市各个时期除去姓氏,单双名的使用率合计都在99% 左右,另外各个时期分别有三字名、四字名、五字名,但使用人数极少。五个时期的单双名使用情况也有变化。如表3:

由表3可以看到,单字名和双字名使用率的变化呈起伏状,都不是单一的增多或减少。从单字名的使用来看,第一时期到第三时期呈递增趋势,第四时期开始下降,第五时期锐减至3. 44% 。而双字名的使用从第一时期的93% 多下降至第三时期的49% 多,第四时期上升,到第五时期上升至95% 多,超过了第一时期的所占比。

单双名的消长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紧密的关联,从中也可看出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

解放以前,一直是双名占优势,这与宗法制的社会制度有关。出于宗法大家庭排族谱的需要,除了姓氏,人名通常由两个字构成,第一个是家族排行字,固定不变,第二个可根据需要变换。这种宗法大家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步瓦解,人们的家族观念渐趋淡漠,对名字的感受也有了变化。首先,姓名已无显示宗族、排行的需要,起两个字的名字要考虑搭配,而一个字的就简单明了多了; 其次,按排行起双名显得累赘、死板、俗气,没有单名新颖、时尚; 再其次,当单名成为一种时尚后,人们易产生“随大流”的社会心理,起单名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秉持“破旧立新”的追求,从第一时期到第三时期,我们看到双名减少,单名增多。

第四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变革更为广阔深入的时期,双名又开始增多,单名迅速减少。这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客观上单双名的利弊使得人们重新倾向于双名。单名简单,但也极容易重名。据张书岩( 1990) 研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不考虑姓氏, 单名中每两个人就有一人的名字与他人重名; 而双名中每五个人的名字才会有一人与他人重复。我们在前文也已看到武汉使用率最高的姓名都是单名。

我们在统计中发现,单名用字比双名用字更倾向于使用生僻字,这也是单名避免重名的一种策略,但生僻字给使用者带来的麻烦也可想而知。人们为避免麻烦,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双名。

双名在新时期的再次增多,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力量的推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为避免重名、生僻字给个人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一些地方的新生儿户口政策倾向于双字名, 排斥单字名。这使得第四时期双名增多,第五时期双名占绝对优势。

一般而言,采用人名高频用字命名往往会造成名字的高重复率,如第一时期男性人名用字 “平”排第5位,同时期男性单名“平”也排第5位,而双名中带有“平”字的“和平”“建平”排在第3位和第4位。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是人名高频用字就一定会产生很高的重名率,因为和姓氏组合后会产生一些变数,而双名的用字组合千变万化,也有可能避免重名。如第五时期的女性人名用字“雨”“睿”分别排第3位和第31位,使用频率都很高,但使用“睿雨”这个名字的只有1个人。

从我们的统计来看,虽然各个时期人们偏好使用的名字存在差异,但重名率高的现象在五个时期都普遍存在。我们统计了这五个时期常用名约占总人数5% 左右的人名,结果如表4:

具体来说:

第一时期,27个常用名覆盖了这一时期出生总人口的4. 96% ,22个双名,5个单名。其中,排第一位的男 性常用名 为“建国”,占0. 36% ,排第一位 的女性常 用名为“玉珍”, 占0. 21% 。

第二时期,9个高频单名覆盖率为5. 02% ,使用率最高的双名为“红梅”,覆盖率为0. 3% 。

第三时期,8个高频使用的单名覆盖了4. 86% 的武汉人口,使用人数最多的双名是“婷婷”,仅占0. 18% 的人口,无法与高使用率的“丹”“婷”“伟”“磊”等单名的使用率相比。

第四时期,16个单名覆盖了武汉同期出生人口的4. 99% ,排在第一位的男性用名为 “磊”,占0. 36% ,排在第一位的女性用名为“婷”,占0. 46% ; 同期使用双名的人数比率上升, 有13个双名的覆盖率都在0. 1% 以上,如“俊杰”占0. 21%,“欣怡”占0. 21%,“博文”占0. 18%,“宇轩”占0. 17%,“子豪”占0. 17% 。

第五时期17个双名覆盖出生人口的4. 97% ,男性双名使用率最高的是“宇轩”,占0. 51% ,女性双名使用率最高的是“欣怡”,占0. 53% ; 同时期单名的使用人数大大下降,单名使用率最高的“奥”“妍”覆盖率均为0. 04% 。

可以看到,武汉人高频使用的名字中,第一时期,双名占优势,第二至第四时期,单名的使用居高不下,第五时期双名重新占据优势,单名已无法进入高频名字的榜单。在单名占据优势的时期,人名重复率极高: 第二、三时期,大约每20个武汉人里就有1个从最高频的8、9个单名中选用自己的名字。第四时期虽也是单名占绝对优势,但选择余地稍大一些,约5% 的武汉人从16个单名中选定自己的名字。第一时期和第五时期,双名使用占优势,这两个时期,约5% 的武汉人从27个或17个高频名字中选定自己的名字。

2.重名现象分析

在统计中我们看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教育进步、文化丰富、价值观多元化,人们的名字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个性。第二、三时期,人们受社会影响,求同从众,且多使用单名,名字的重复率极高; 第五时期本是追求个性、求新求异的时期,但即便双名占绝对优势,名字重复率仍然是极高的。举例来说,这个阶段内叫“子涵”的覆盖了0. 57% 的武汉人口,“宇轩”“欣怡”的覆盖率也都在0. 5% 以上。如此之高的某一名字的覆盖率,我们只在第二时期以及具有过渡期特点、单名使用达到巅峰的第三时期才能见到。

这种现象其实也不奇怪,第五时期高频使用的名字,其用字在前三个时期都是极少使用的,这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人们摆脱束缚、追求新意的内心渴望。这个时期也是资讯丰富、网络发达、起名文化兴起的时期。我们对身边叫“宇轩”“子涵”“欣怡”的父母进行了口头调查,他们的答复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追求雅致新颖,二是采纳网络、软件的名字推荐。有些父母说他们给孩子起名参考了网络上打高分的名字; 还有的父母说觉得自己的名字“土”,就想给孩子起个雅致的名字。什么是雅致呢? 这些出生于70、80年代的父母认为,陪伴他们长大的“琼瑶”小说、电视剧里的名字,就是他们喜欢的“雅致”。于是,一些原本不常用的、雅致的汉字在大家的共同追捧下,再加上起名网站、起名软件的助推,激变为姓名中的高频用字,并由于一再被使用、被激活,也从大雅流为大俗。这也许是“子涵”“欣怡”的父母们没有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反叛,在70后、80后父母反感自己父母起的名字“土、俗” “叫的人太多”的同时,他们的反叛和努力却再次落入高重名率的窠臼中。

综观各时期的高重复率用名,我们在名字的使用中看到了时代的差异性,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一致性,那就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主动追求或被动接受某种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追求和接受,包蕴在人们对下一代的期望和命名中。

3.多字名

排除姓氏后的三字、四字、五字名在第三时期以后突然增多,以三字名为例,各时期的使用情况如表5:

三字名的结构通常是由于增加了母姓并使用双字名形成的,如“余 + 陈 + 昱桦”“岳 + 周 + 晨露”“欧阳 + 吕 + 章极”,也有只用父母一方姓氏的,如“万 + 事如意”“孟 + 想成真”等。 另有四字名,如“魏彭金达威、周向梦玲玉、陈三十五郎”等,这些从形式上求新求异的名字从第三时期开始突增,其背景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的心理追求、价值观在这一时期有了剧变。这一时期是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期,此后,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多字名的突然增多,让我们看到了武汉市民在新时期不拘一格、多有创新的心理特质。

(三)人名用字的时代性

我们统计了武汉各个时期人名用字的使用频率,从总体上看,人名用字与各社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紧密相连,人名体现出很强的时代性。

1.五个时期的人名时代性

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是新中国建设时期以及“文革”十年。这一时期的人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很多人的名字都与这一时期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有关。如第一时期的武汉男性人名中,排前四位的是“建国、建华、和平、建平”,另有“新华、国华、建新、国强、建军、国庆、国平” 等名字,都在常用名前20位内。第二时期的武汉男性人名中,除延续第一时期的人名风格外, 还出现了“红兵、文胜、卫东、永红、建红、建兵、红卫、红星、向东”等名字,这些名字都在常用名前50位中。从这些名字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对政治的狂热。我们还统计了各时期 “红”“军”在人名用字上的比率,其变化如表6:

从表6可以看到,“红”“军”的使用比率在第二时期达到最高,而在第五时期降至最低。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排在第一时期男性人名第30位的“军”、第61位的“红”,在第二时期分别排在第1位和第5位。而第二时期排女性人名第1位的是“红”,“军”排第58位。在五个历史时期中,女性人名中使用“军”的只有第二时期排在100名之内,其他时期均在百名之外。

第三时期随着社会拨乱反正、国家改革开放,人名用字主要表现为避免太浓的政治色彩, 名字开始寄托对儿女性情、才干的希望。男性用名的“红”由第5位降到第32位,“军”由第1位降至第4位。前50位男性用名中,已见不到“卫东、永红、建红、建兵、红卫”这些曾经大热的名字。只有一个“红兵”排在第43位。排在前10位的男性名字为“志刚、建军、志强、小龙、 志勇、鹏飞、俊杰、海涛、海波、文杰”。这些名字多是对孩子性格、未来的期望,希望孩子有志向、勇敢、胸怀似海、前程远大。

第四、五时期,社会改革深入,经济飞速发展。名字多为寄寓父母对孩子各方面期望的用字,用字更为文雅、新颖。第四时期和第五时期有很多相似处,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时期前100位人名用字中,男性仍使用“军”,排第76位,女性仍使用“红”,排第75位。但到第五时期,男性前100位人名用字中已不见“军”,而女性名字中已无“红”的踪影。这两个时期男性名字最常用的字是“宇、天、文、子、俊、博、泽”,其中最受青睐的用字是“宇”和“子”,“宇”都排在第1位,“子”分别排第3位和第2位,这些用字主要寄望于男孩子胸怀广阔、才华横溢。我们也调查了这两个字在武汉人名用字中的情况,各时期的使用率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到,“宇”“子”在前三个时期的使用频率是很低的,在人名用字排位上,只有 “宇”在第三时期进入了前50位,排在第46位,其他时期,“宇”和“子”的使用都没有进入前100位。第四时期这两个字的使用频率飞增,而到第五时期持续快速增长。“子”的使用到第五时期超过“宇”的使用频率,成为武汉市民使用频率最高的人名用字。

2.五个时期人名的相似与差异

比较五个时期姓名常用字我们发现,第一、二时期的人名高频常用字多有相同处,而第四、 五时期的姓名高频常用字多有重合。我们统计了各个时期男性和女性人名用字前10个高频用字的相同率,以第一时期、第五时期为参照,看其他时期人名高频用字与之相比的重合率,得到下面这些数据,如图1:

可以看到,第二时期人名用字与第一时期人名用字较为相似,第四时期人名用字和第五时期人名用字较为相似,第三时期应该处于过渡阶段。

我们又以第三时期为参照,比较其和第二时期、第四时期的关系,看第三时期是否存在过渡,如图2、图3:

可以看到,第三时期与第二时期重合度更高。这是否也意味着前三个时期那些为孩子起名的长辈们的观念、审美更为接近?

3.人名本质的回归

综观五个时期的武汉人名,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被高频使用的人名的时代性。第一、二时期人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长辈们往往将孩子的名字与国家、社会的命运关联起来,“建国” “和平”是对新中国的欢呼,“红兵”“卫东”散发着“文革”时期的狂热。这些名字更像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而拥有这些名字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无足轻重。从第三时期开始,名字的政治色彩淡化,长辈们不再用新生儿的名字链接政治事件,而是将美好的祝愿寄托在姓名中,“志刚、小龙、鹏飞、俊杰、海涛……”这些姓名包含着长辈对新一代性情、才干、 胸怀的期待。第四、五时期在美好的祝愿中更注重姓名的形式美,“宇轩、子豪、浩宇、文博 ……”这些被高频使用排在前10位的男性名字似乎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个英俊洒脱、才华横溢的男儿郎。可以说,从第三时期开始,武汉大多数人的名字才回归名字的本真。

何谓名字? 许慎《说文解字》: “名,命也。”认为名字能决定命运。古埃及人相信,名字是力量的源泉。名字反映长辈对晚辈的期望,以往的名字还可表明个体在家族中的辈分和地位。 从心理学角度看,名字具有重要功能,可影响个体自我期望和自我认知。名字所代表的长辈期望、自我期望被多次重复后,会内化到个体认知和动机系统中去,进而影响心理和行为。由前文分析看来,第一、二时期武汉人高频使用的人名多是背离名字初衷、泯灭个性的。而第三至第五时期的高频人名更符合姓名的本义,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这也可视为我们国家建国后人本、人文主义逐步回归、提升的写照。

(四)人名用字的地域特点

武汉跨长江两岸,一桥连接南北,城市简称“汉”。这些在武汉人名中也有体现,使得武汉人名带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但这一特点在五个时期的体现有所不同。我们统计了“汉”“江” “桥”在各时期出现在高频用字前100位的情况,发现这三个字的使用集中在前三个时期,男性比女性使用频率更高。第四、五时期,这三个字已从人名常用字的前100位里消失。这三个字在各时期的使用情况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到,第一、二时期,男性和女性名字的高频用字中都有“汉”字,而“桥”“江” 主要在男性名字中出现。第三时期以后,这三个字就极少使用了。这种具有地域色彩的用字除了“江”在第一时期被高频用作单名外,其他两个较少用作单名,多跟其他字组合构成名字, 如“汉生、汉桥、汉华、汉珍、汉梅、建桥”。其中“桥”不仅具有地域特点,也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是彼时重大社会事件的记录。我们也统计了具有地方文化特点的“楚”在人名中的使用情况,但这个字从未出现在人名的高频用字中,五个时期中,只有少数几个含有“楚”的名字,如 “楚望( 男) ”“楚玮( 女) ”。总之,武汉人名中的地域特点是随社会发展渐趋淡化的。

(五)人名用字的性别差

统计中发现,男性人名用字与女性人名用字有明显差异。男女名字类型繁多,我们各选取五个时期使用频率在前50位的男女名字,以此为依据考察各时期男女名字的主要类型,发现男女名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时代色彩、价值取向、审美观这三个方面。

1.时代色彩差异

在人名的时代色彩,尤其是政治色彩方面,男女有别。最突出的是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 男性人名中的高频名字几乎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先“建国”“和平”,接下来有“红兵” “卫东”。在女性的高频名字中我们几乎见不到这么强烈的政治色彩。

我们以“红”为线索,统计了五个时期中女性使用频率最高的50个含有“红”字的双名数量及使用这些名字的人所占百分比,结果如表9:

从表9可以看到,第二时期是女性名字与政治最为靠近的时候,但与男性名字中直截了当的政治意味不同,女性名字的政治色彩是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委婉表达。“红”的政治意味被“红色的梅花( 红梅) ”“红色的云霞( 红霞) ”“红艳艳( 红艳) ”这些美好的意象冲淡了。只有排在第17位的“永红”给人的感觉有些直白、强硬。除了这些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名字外, 其他名字仍然保留了第一时期的名字特点,即期望女性容颜美丽,名字多与花草、美玉等有关。

除第二时期外,其他几个时期的女性名字都远离政治,且各有特色。

2.价值取向差异

男女姓名的差异,包括政治色彩的男女有别,都与中国社会对男性、女性的角色期待不同有关,也就是男性、女性的社会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对男性,社会和家庭的期许是雄心壮志、胸怀宽广、前程远大、才华横溢、天降大任……这些期待更多被归属男性; 而对女性的期许往往是容貌美丽、性情可爱、知书达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别在五个时期的人名中都有反映。 这些名字总体上与社会对男女的价值认同是一致的: 男性的社会期许是向外的、刚硬的; 女性的社会期许是向内的、柔和的。

先说女性,第一时期排前50位的女性双名中,排第28位的“建华”与新中国有关,其他49个常用名中最多的是和花草有关的名字,如“春梅”“桂香”“菊香”,另有和美玉、凤凰、云朵有关的名字,如“玉珍”“金凤”“巧云”等。第二时期如前所述,政治色彩与传统女性价值观相结合。第三时期女性前50位常用双名中,含有“红”的名字大大减少,同期大量使用叠音名,多达16个,如“婷婷、莎莎、思思”等,使用人占比为1. 12% 。花草类、美玉类名字大大减少,寄望美好性情和才华的名字渐增,如“文娟、文婷、慧敏、思思”等,更关注女性的内在修养,这与前两个时期女性命名多围绕外在美,起名多是“如花、似玉”类有了质的差异。第四、五时期常用的50个双名中,没有了“红”的影踪,叠音名也极少见,花草类的名字数量减少,用字与第一、 二时期全然不同。如“雨薇”“紫薇”“雨桐”,这些名字虽与花木有关,但颇有诗意,不是传统女性花草名所能比。另外,“萱”这个字使用频率颇高,第五时期的女性常用双名前50位里有6个含有“萱”的名字: “雨萱、瑾萱、子萱、紫萱、梓萱”。这让我们看到人们审美观的同一性。 除了很有诗意的花草类命名外,这一时期女性命名类型较前三个时期丰富了许多。另有美好性情类,如“静怡、雅婷、欣怡、可欣”; 浪漫梦幻类,如“梦蝶、梦涵、梦瑶、梦莹”; 修养才情类,如 “诗琪、佳慧、思敏、思颖”; 美丽景象类,如“思雨、晨曦、雨晴”。

男性名字在经历了第一、二时期的强政治色彩后,第三时期政治色彩减弱,但仍有较多名字带有政治色彩,如“建军、治国、振华、建新”等,这应当是一种命名惯性。到第四、五时期,这些政治色彩较浓的名字便几乎不见了。我们之前也提到,前三个时期的长辈们在思想观念上更为接近。而第四、五时期的命名人多经历了改革开放,其思想观念自然有了突破。除了前三个时期政治色彩较女性姓名突出外,男性姓名的命名类型也与女性有较大差异。

从第一、二时期常用的50个男性双名来看,除政治意义鲜明的名字类型外,另有出生时间命名,如“冬生、春生、秋生”,意志品性命名,如“志强、志刚、劲松、海涛”,才华能力命名,如“文斌、建斌”。而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命名多少也包含了长辈对男儿的厚望,希望他们能成为社会栋梁。因此这类使命重任类的名字也是社会对男性价值的期许。第三时期的常用名除了延续前两个时期使命重任类的命名外,意志品性类、才华能力类的命名更多,另有前程远大的命名类型,如“鹏飞、鹏程、成龙”。第四、五时期常用名命名类型有: 才华能力类,如“俊杰、博文、 文杰、文博”; 浪漫自在类,如“一凡、一帆、天乐、逸飞”; 意志品性类,如“志豪、志鹏、志强”; 志向远大类,如“宇航、振宇、泽宇、宇豪”; 气质美好类,如“宇轩、俊熙、浩然、子轩”。可以看到, 第四、五时期社会对男性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国家社会相连的使命重任类的名字没有了,多了志向远大类的含有“宇”的命名,以及期许气质美好、浪漫自在的命名。而那些才华能力类、意志品性类的命名用字发生了较大变化,用字比前三个时期的更为文雅。

第四、五时期的男性和女性的命名类型都较之前丰富,这也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更为多样化。在高频使用的名字中,男性名字类型后来还出现了对外在形象的期许,如“宇轩、俊熙” 等; 而在第三时期以后,出现了对女性内在才华有所期许的名字,如“佳慧、思颖”等。这说明当前社会对男性女性的价值取向在这些方面趋于一致———无论男女,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应该是美好的。但总体上来看,居于前50位的各时期男性名字更多反映出的还是社会对男性期许的志向、前程,而女性名字反映出的则是社会对女性期许的美好容貌和性情。

3.审美差异

各时期的高频用名在审美类型上男女差异显著。

从用字形式上来看,男性名字中极少见到叠音字,而女性名字中频见叠音字。五个时期排前50位的双名中,不见有男性叠音双名。女性叠音双名在第三时期高频出现,前50位中有16个叠音双名,第四时期仍有4个叠音双名进入高频使用的50个双名中。叠音名在小名的使用上应该说不分男女,但在正式用名上却差异显著。从语言学角度看,音节的重叠往往给意义增添“小”“可爱”的色彩,也许正因为此,男女小名都常用叠音名,而在正式用名上,社会传统的性别评价差异使得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叠音名。男、女姓名的审美也有共同点,即新时期追求新颖脱俗。如各历史时期对男性都有志向远大的期许,对女性都有美丽的期许,但所用字判然不同,尤其从第四时期开始,男性的高频名字中已不再用“志刚”“志强”这些直白的字眼, 而是用“宇翔”“致远”这些意蕴深远的汉字。女性名字上,不用“玉珍”“桂兰”这些陈旧的字眼,而用“佳琪”“梓萱”这些脱俗优美的汉字。

从审美内涵上说,男性名字的审美特点是强大、壮阔、深邃,女性名字的审美特点是优美、 诗意、浪漫。这里只比较对男性女性都有期许的才华类、容貌类的名字,主要集中于第四、五时期的人名。如才华类,男性双名有“俊杰、博文、文杰、文博、文俊、文豪,博文、子墨”等,用字开阔、豪迈; 女性双名有“思涵、语涵、思颖、诗琪、慧敏、佳慧等”,用字含蓄、优美。而容貌类的名字,男性双名有“宇轩、俊熙、峻熙、浩然、浩轩”等,展现男性明朗、大气的美; 女性双名有“静怡、晶晶、紫薇、欣妍、文婷、雅雯、雅婷”,展现女性温婉、优雅的美。

男女名字大体上界限分明,但并非截然不同。我们在各个时期都看到有一些高频名字男女通用,如第一时期的“华”“平”“建华”,第二时期的“红”“军”“永红”,第三时期的“俊” “欢”,第四、五时期的“晨曦、子涵”等等。这些名字因其较为中性的色彩而为男女用名高频采用。也有男性用女性色彩突出的名字的,如“冬芳、翠兰”,但只是极少数的例外,而女用男名的,如前三个时期都有女性叫“建军”的,第三至第五个时期都有女性叫“宇轩”的,但其使用率远远比不上男性。在五个时期中,也有“育弟”“招弟”这类女性名,但这类重男轻女的名字也是少数,且呈递减趋势,2008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已没有叫这类名字。可以说,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武汉并不被认同。

三结语

武汉人名在建国后65年中,变化显著。从形式上看,经历了双名居多———单名受欢迎———双名占优势的过程,从内涵上看其发展变化为: 传统陈旧———政治狂热———新颖雅致。 人的名字与社会气候的关联越来越疏远,与真实的个体越来越贴近。其背后的心理动因是追求美好、凸显个性。而当前的高重名率提醒我们,信息时代,父母给孩子取名时应该尽量减少网络、媒体等资讯的影响,否则居高不下的“撞名”只会带来麻烦和困扰。

摘要：本文将建国后65年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利用人名调查软件对五个时期武汉市民姓名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武汉人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地域特点;名字形式上经历了单、双名的消长;内涵上由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寄予美好期望,且具有鲜明的性别差异。五个时期的重名现象反映了名字背后武汉市民各时期社会价值观的趋同。

2013年以来牛基大盘点 篇3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股票型基金剑走偏锋，完美演绎了逆势上涨的神话。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在可统计的346只基金中，有336只获得了正收益，而有106只基金收益超过了20%，占比为31%。位居标准股票型基金前十宝座的基金，今年以来短短5个月的时间收益率基本都超过了35%，可谓不折不扣的牛基，见下表。

新兴产业成香饽饽

今年来表现较好的基金大多数是以新兴产业股票为投资标的，并且其中不少基金的重仓行业均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据了解，在目前排名前十的股基中，几乎都重仓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且十只基金重仓股重合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今年以来股市表现呈现结构性分化格局，以创业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小盘股持续走牛，而大盘蓝筹风格的沪深300指数则大幅滞涨。多只偏股基金成功抓住了结构性机会，短时间内获得不菲收益，赚钱效应不断凸显。

强者是否恒强

上述一批成长风格的基金，为投资者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回报。但过于迅猛的涨势也让投资者们心怀担忧：这样的业绩能否持续？5月底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开始进入调整期，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关于市场风格转换的讨论也异常热烈。有观点认为，过高的估值和存在的泡沫，让成长股的盛宴已然变成“剩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成长股的机会依然还在，而且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成长股会在一段时间内“花开不败”。

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是三高：高度不确定性、高度成长性和高度信息不对称性。就整体而言，新兴产业的企业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今年以来，成长型股票的表现一直令人惊艳，在传统的大盘蓝筹风格指数欲振乏力时，中小板EFT和创业板ETF一骑突出。但我们也要看到，倘若未来继续出现资金面难以边际改善、IPO重启、经济复苏乏力、房地产调控等风险，将对风险偏好型以及估值驱动型题材股行情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目前已出现泡沫的“伪成长”中小盘题材股。

作者系数米基金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