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

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精选6篇）

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 篇1

高铁儿童票免票规定

1.2米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乘坐列车,但是必须在一名成年旅客的陪同下才可以,并且一名成年旅客一次只能免费携带一名儿童,儿童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则要购买儿童票;

1.2米至1.5米之间的儿童：可以享有车票半价的儿童票优惠,高铁儿童票车票票面上标有“孩”字样;

1.5米以上的儿童：需要购买全价票,不享有儿童票优惠。

高铁免票儿童有座位坐吗?

每一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身高不足1.2m的儿童，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买儿童票。

身高在1.2米以下免费乘车的儿童是没有单独座位的，儿童可以和同行成人旅客一起乘坐;

凡是购买车票的旅客，车票上都有相应的座别信息，因而都会有独立座位，也就是说如果儿童购买了儿童票或是全价车票，那么儿童是有与成年人同等的座位的。

儿童坐高铁要身份证吗?

小孩的高铁票可以使用同行成人的身份证进行购买高铁儿童票，并于开车前换取纸质车票后乘车。

儿童票怎么取?

儿童火车票网上订票是用随行的成人的身份证信息购买儿童火车票的，那么取票的时候同样就要以买票填写的成人的信息取票。

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 篇2

正因为法律会存在着这些缺撼, 在实践中, 人们有时会觉的无所适从, 难以操作。我国的土地法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土地法的某些条款规定的过于粗糙尚待细化, 和土地问题常常与其他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的缘故;另一方面, 基层执法人员对于土地法的某些规定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 运用的不甚透彻。如在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处置问题上、土地被征用后未到期承包合同的赔偿问题上……等各个方面的领会上都存有差异。其实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法和实施条例中, 对此问题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说明。我国土地法第47条规定:征用土地的, 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并将土地的补偿费规定为以下几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根据土地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除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以外, 其他费用都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也许是基于土地权属关系的考虑吧。我们都知道,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归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当然的就成为土地征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也自然的享有领受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权利。对这些费用的分配方法, 集体经济组织应按何种标准处理, 一贯成为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发生争执的焦点所在。虽然法律对此一言而蔽之, 使现实中执法人员不便于操作, 可仍然不得改变此项费用的特定用途。我国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补偿费, 实际上是征用单位对于土地收益给予的补偿;人员安置费, 是为了帮助被征用单位更妥善的安排农民的生产、生活, 由征地单位支付款项, 用于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补助。这两项费用虽然都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的, 但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首先, 费用的性质不同。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用单位在土地上的投入、投资所得给予的补偿, 人员安置费是用地单位对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补助;其次, 费用的用途不同。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发展方面, 人员安置费用于被征地单位人员的生活补助;再次, 补偿标准也不尽相同。依照土地法的规定, 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 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土地法还同时规定, 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应该专款专用, 不应随意的处理, 禁止侵占、挪用。

在土地案件纠纷中, 因征用土地而终止土地承包合同的赔偿问题也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对因土地征用而不得不终止承包合同的, 是否应给予对方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农业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作出这样的规定:“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或者被依法批准使用后, 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或要求发包方对其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可是, 有些集体经济组织在和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标明:因城市建设需要征用土地而造成经济损失的, 发包方不予补偿。对于这一条款的法律效力, 受案法院往往意见不一, 作出的判决也不尽相同。但是, 根据我国土地法的精神和我国民法的原则, 应将此项条款以规避法律和违犯民法“公平合理”原则判决无效。因为按照我国土地法的规定, 土地的承包期为30年。很多农民在土地承包后, 都作出了长远的规划, 有的购买了农用资料, 有的添置了农田水利设施, 有的对土地进行了改良, 大部分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再此情况下, 认定此项条款具有法律效力, 无疑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也与我国法律的宗旨相违背;还有的集体经济组织不遵循土地法的规定, 不和农民订立土地承包合同, 一旦发生土地被征用的情况, 涉及到赔偿问题时, 集体经济组织总会以无承包合同为由, 拒绝向农民支付赔偿费用。对此现象, 理论上常常认为, 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彼此就应当承担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但遗憾的是, 实际生活中, 由于某种因素, 使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常常却得不到公允的判论。

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 篇3

我是一名客车司机，前不久，我在载客时却遇上了一件烦心的事。那天，有不少乘客是带着孩子一起乘车，这些孩子按规定是免票的，所以，除他们以外，实际载客人数刚满核定载客人数，可仍然受到了当地公安交警部门的处罚，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请问，不过多载了几个免票的儿童，也属于超载行为吗？

读者 曾尚斌

客车有核定的载客人数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多人都认为，对于按规定应当免票的儿童可不列入核定的载客人数中，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机动车载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公路载客汽车不得超过核定的载客人数，但按照规定免票的儿童除外，在载客人数已满的情况下，按照规定免票的儿童不得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10％；(二)载货汽车车厢不得载客。在城市道路上，货运机动车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车厢内可以附载临时作业人员1人至5人；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货物上不得载人；(三)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人。”

所以。根据以上规定，在通常的情况下，按照规定应当免票的儿童可以不受核定的载客人数限制。但是．在载客人数已满的情况下。按照规定免票的儿童就受到了限制，不得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10％。而从你来信可知。当时你客车上除免票的儿童外，只是刚满核定的载客人数，但公安交警部门仍对你进行处罚，那么，肯定是免票的儿童超过了核定载客人数的10％。

江西省兴国县公安交警大队李雪平

孩子在网吧签单消费，我得付账吗？

编辑同志：

我儿子今年12周岁，上网已经成瘾，经常是一放学就跑到网吧打游戏，没有钱就签单，半年时间竟欠下上网费3500元。当网吧老板拿着一叠欠条要我为儿子支付这笔钱时，我才知道儿子半年来的所作所为。当时。我气坏了，就打了儿子一顿，还把网吧老板骂了回去。骂他的原因是我知道他让我儿子进网吧是违法的。既然网吧老板随意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就可以不支付这笔昂贵的上网费用。请问，我这样理解对吗?

读者阮姿茵

阮姿茵读者：

你确实可以拒绝付这笔昂贵的上网费用。

首先，你儿子才12周岁，网吧老板应当能够看出其是未成年人。既然知道他是个孩子，还接纳其进入网吧玩游戏，主观故意是明显的，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网吧老板的行为是违法的。你有权也有义务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举报，让他这样的违法者受到罚款、停业整顿或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其次，你有权拒付这笔上网费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据此，你儿子签单消费的民事活动是否有效，应当从其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法律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大小等方面认定。就你所述情况看。你儿子只有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背着你们在网吧签单消费且累计数额达3500元，这显然与他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明显超出了其能够单独处分的钱款范围，因而其签单消费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你可以拒绝网吧老板的付款要求。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律师潘家永

买方不肯付齐款，卖方秘密将所卖汽车开走也算犯罪吗？

编辑同志：

2005年1月，刘某将其所有的一辆面包车卖给钟某。双方约定，3个月内付清车款。到期后。钟某仅付了3万元，对剩余的4万元，无论刘某怎样好说歹说，钟某总是以无钱为由拒绝支付。刘某非常生气。于2005年5月9日晚，采用划开车门玻璃的方法，秘密将钟某停放在一家歌舞厅门口的该车开走，并藏匿起来。直到半个月后，公安机关找上门，且一再追问，刘某才承认是自己所为。请问：刘某为索债而开回所卖的车对吗？

读者宋晔

宋晔读者：

尽管事情因钟某拒不依约付清车款所引起，且刘某秘密开走的是自己所卖的车，但刘某之举已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即改变他人依法对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刘某将车卖给了钟某，即钟某获得了对该车的合法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刘某原有的所有权丧失，同时转化为对钟某的债权。刘某只能对钟某主张车款，而不能否认、改变钟某对车的所有权。也无权在未征得钟某同意的情况下对车采取措施。否则。就是非法。刘某秘密将车开走并藏匿不报，时间达半个月，经公安机关一再追问才承认，既侵犯了钟某对该车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也说明刘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该车的故意，且客观上已实际控制该车。达到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刘某的正确做法，应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由法院对该车进行扣押，直至钟某付清车款止；或者在将车开走时立即对钟某讲明事情真相，鉴于双方之间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虽是违法，但也可以认为是“自力”救济手段，而由普通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不构成犯罪。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袁梅钟修平

遗嘱可以剥夺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吗？

编辑同志：

我叔父丁强晚年得子，名为丁超，现年14岁，由于过分溺爱，丁超养成了不少不良习惯，偷盗、打架无所不为。2003年丁超竟长达几个月没有音信。在此期间，叔父因患绝症去世。去世前，叔父在所立遗嘱中指出，丁超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屡教不改，有辱丁家名声，因此不得继承他的遗产；同时，为感谢我在他患病期间对他的精心照顾，将全部遗产由我继承，2003年秋天，丁超在叔父去世1个月后回家，要求继承遗产。请问我能否依叔父遗嘱继承叔父的全部遗产?

读者邱真

邱真读者：

我国《继承法》第16条第2款、第3款有如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同时《继承法》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你叔父以丁超不务正业为由剥夺其继承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继承法》第7条规定：“繼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从你的来信可知，丁超现年14岁，并没有以上所列的行为，因此他有权继承其父的遗产。丁强的遗嘱中没有给年仅14岁尚未成年的丁超留下适当遗产，因而遗嘱部分无效。你应当将部分遗产交给丁超，其余遗产由你按遗嘱继承。

江苏省连云港市天翔集团46号律师所律师 李德勇

丈夫病逝后，我还要赡养公婆吗？

编辑同志：

2年前。我丈夫因患癌症去世。我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加之公婆的资助才勉强供一双儿女上学。今年初，公公突发脑溢血，失去劳动能力，年迈体弱的婆婆也需要人照顾。两位老人没有了经济来源，要求两位小叔子给付养老费。可两位小叔子却说，老人对我资助过。养老费应当三家(两个小叔子和我)分摊。我也想孝敬两位老人，但每月650元的收入还要供两个孩子上中学的现实，又使我无能为力。请问，丈夫死亡后。我还要赡养公婆吗?

读者柳慧

柳慧读者：

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对老年人应该履行经济上供给、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料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关于哪些家庭成员负有赡养义务。该法第11条指出：“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婚姻法》第28条也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赡养人的范围应当包括老年人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儿媳对公婆、女婿对岳父母有赡养义务，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所以夫妻二人在对双方共同财产行使平等支配权时，一方应该支持和帮助对方在经济上、生活上赡养和关心照顾父母。协助的义务不是赡养义务，这一规定只适用于夫妇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赡养人同其配偶解除婚姻关系，或者赡养人死亡。就不存在这种协助赡养的义务了。

柳慧读者，你丈夫在世时，作为妻子的你有协助他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你丈夫去世后，你不但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而且协助赡养的义务也没有了；至于公婆对你的资助只能看做是一种情义上的赠与，并不能产生赡养公婆的义务。因此。两个小叔子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过，我国法律还是鼓励丧偶儿媳赡养公婆的行为的。为此，《继承法》第12条特别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

江苏省东台市台南律师事务所单国胜

小病大治多花的检查费用应否退还？

编辑同志：

我的邻居70岁的张大爷膝盖有些疼。最近去附近一医院就诊．医生怀疑他是关节囊肿，先是让他作核磁共振，未见异常，又让他作B超，也未见异常，最后让他作了CT还没见异常。病没看出来检验费却花了七、八千。老汉心理不平衡，向明白人一问，他的病按惯例首先应进行B超检查，而不应首先选择核磁，作了核磁，再作CT明显不当。找医院内部人一打听，医生之所以首选核磁，给他进行多项重复检查，是因为开方医生有分成。老汉听后很气愤，他找医院要求退回小病大治的费用未果，准备去法院讨说法。法院能否支持他的请求?

读者 天小

天小读者：

利用医患双方关于医疗设备使用上的信息不对称和医疗知识掌握的不对称。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让患者进行不必要的多项的、重复的检查。小病大治，明明花一百多元作一个B超就能够解决。非让你花七、八千元作核磁。在一些医院、一些医生中确实存在。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在民事活动中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也有违《执业医师法》为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规定的应当履行的遵守职业道德、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的义务。患者到医院就诊与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院的上述行为既构成违约也构成侵权。根据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利益的，受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张老汉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也可以提起侵權之诉。按《民法通则》第106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张老汉的请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

《反垄断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篇4

法律责任是行为主体因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 或仅因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反垄断法律制度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国家能否有力地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公平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 对各种非法垄断行为的制裁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称“《反垄断法》”) 中对各项违反该法的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达成或实施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

1.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 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款所称的“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是指经营者实施了本法第13条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或第14条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 且不能证明其协议满足第15条规定的可以被豁免的条件。横向垄断协议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及联合抵制交易等;纵向垄断协议包括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及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等。

经营者实施以上垄断协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处一定数额的罚款;为能够对垄断协议行为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经营者已经达成垄断协议但尚未实施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可以对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2.宽大政策

1993年8月, 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针对卡特尔行为发布了一个名为《美国反托拉斯局对公司的宽大政策》的文件, 规定从事违反反托拉斯法活动的企业如果能够在活动的初期阶段向政府进行报告, 并且符合一定的条件, 它们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2002年, 欧共体委员会对其1996年制定的《卡特尔案件中免除或者减轻罚款的通告》 (“《通告》”) 进行了修订, 在这个新的《通告》中, 欧共体委员会根据卡特尔企业在案件中的表现, 明确规定了可以免除全部罚金、可以减少罚金50%-30%、30%-20%以及最多减少罚金20%的各种前提条件。

与美国、欧盟相同, 我们国家也规定了针对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 以提高查处反垄断行为的效率, 并为实施反垄断协议的经营者提供悔改的机会。《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适用本款的条件有三个:

(1) 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的经营者参与了垄断协议;

(2) 该经营者不仅报告了其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 而且还提供了重要证据。经营者无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之前还是调查过程中向执法机构报告其垄断协议行为, 都可以得到相应程度的宽大处理。

(3) 该经营者是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出报告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宽大政策仅适用于反垄断协议, 而不适用于其他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反垄断协议一般都具有高度的隐密性, 尤其是当各方采取非书面形式达成垄断协议时, 证据更是难以搜集。宽大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帮助执法机构高效的查处垄断协议行为。另外, 目前《反垄断法》对于宽大政策的规定还比较宽泛, 没有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在什么情况下给予达成或实施垄断协议的企业何种宽大政策的规定, 这有待于相关部门出台实施细则予以明确。

3.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

行业协会是指经依法批准设立, 由同业经济活动主体为维护共同的合法利益而自愿组成, 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的宗旨是依法为会员提供服务,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沟通行业与政府、社会的联系, 维护公平竞争和行业整体利益, 促进行业经济健康发展。

正是由于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权威性, 能够号召协会成员采取一致的行动, 一旦其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其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力度更大, 破坏范围更广。因此,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 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保护的是整体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 而不是个别竞争者, 打击的是垄断行为, 而不是垄断地位。因此当合法的经营者通过公平竞争获取了市场支配地位, 享有丰厚的利润, 而其他竞争者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难以为继时, 法律既不会劫富, 也不会济穷。但一旦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竞争者滥用这种地位, 挤压其他竞争者的生存空间, 剥夺他们的公平竞争权利, 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 法律就会制裁滥用者, 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是指根据本法第17条第2款、第18条及第19条规定的标准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从事本法第17条第1款规定的低买高卖、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强制交易或者限定交易对象、搭售、差别待遇等垄断行为。

违法实施集中的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合并、股权并购、资产并购或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经营者间形成一定的集中有利于企业集中优势资源, 形成规模效益, 但是过度的集中有可能会使集中后的经营者滥用其因集中而获取的垄断地位, 从而妨害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因此早在2003年3月, 由当时的四部委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联合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 就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或进行境外并购时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并购方应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前或者报所在国主管机构的同时, 向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并购方案。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应审查该并购是否会妨害竞争并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2006年8月, 六部委 (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暂行规定》进行了修订, 单独辟出第五章规定“反垄断审查”, 在该章中, 立法者明确规定了需要进行反垄断审查申报的标准及可以审请豁免的条件。但是, 该规定并未涉及并购境内企业或实施境外并购的外国投资者未依法进行反垄断审查申报的法律责任。同时, 我们可以看出, 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前, 我国的并购前申报义务只针对外国投资者, 对境内经营者集中并没有相关要求。

《反垄断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第一次规定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责任, 并第一次将境内企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义务纳入法律规定。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 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 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包含以下四种情况:

(1)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 (目前反垄断申报相关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 而没有进行反垄断申报;

(2) 经营者在提交反垄断申报后、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审查期间实施集中;

(3) 经营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禁止集中的决定后实施集中;

(4)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 涉及国家安全的,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未提交国家安全审查申请或未通过批准而实施集中。

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排除企业间及地区间公平竞争的行为。在《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 要不要规制行政垄断以及如何规制成为争议的焦点。支持者认为,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以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行政垄断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垄断行式, 它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阻碍了我国经济高效率发展的进程, 必须加以规制;而反对者认为, 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 以及专营专卖行业予以保护, 使国有大型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民族经济的长远发展。几经反复, 《反垄断法》终于冲破重重阻力, 将行政垄断纳入其调整的范围。

《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本法禁止的行政垄断行为包括: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 《反垄断法》针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仅限于行政责任, 而不包括民事或刑事责任。

此外, 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该款所述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主要包括电力法、电信法、邮政法、民航法、铁路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

《反垄断法》规定的民事责任

上述针对实施《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概括而言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这两种行政责任。《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10种: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经营者因实施《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具体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由裁判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可适用的责任形式。

妨碍反垄断执法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经营者集中”规定了申报集中的经营者应当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的各项文件、材料, 第六章“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调查涉嫌垄断行为时可以要求相关单位和人员提供调查所需要的各种文件、资料。为保证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得到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文件和材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手段拒绝、阻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审查和调查, 否则将依法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1.行政责任

《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实施的审查和调查, 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 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信息, 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据, 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对个人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刑事责任

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律都对违法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规定了刑事责任。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上述针对实施该法禁止的垄断行为的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仅是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并不涉及刑事责任, 而单位或个人妨碍反垄断调查是《反垄断法》中规定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情况之一 (第二种情况将在下段中予以介绍) 。

依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妨碍反垄断执法构成犯罪的,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刑事责任是指, 当单位或个人以上述手段妨碍反垄断调查, 情节严重的, 可能构成伪证罪, 或者妨害公务罪等。

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1.刑事责任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依法执法, 如果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不仅会给相关经营者带来损害或非法利益, 而且会破坏市场竞争, 损害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是《反垄断法》规定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第二种情况。

2.行政责任

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尚不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不服的救济手段

行政相对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不服的, 可以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取救济。《反垄断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作出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 篇5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指出:要感受“规定”的合理性, 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数学思考, 感悟理性精神。从儿童的心理来看, 感受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需求非常强烈。因此, 从培养人、发展人的高度认识和改进数学规定的教学, 是每个数学教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下面, 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几点自己的思考。

一、辨别、比较中分化规定

一些数学规定是在区别于其他规定且在简化自身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体现了人类的求简思维, 并考虑规定的唯一性、相容性和不循环性。这样的一些数学规定, 就需要我们把握与其相关的其他规定, 并引导学生在辨别比较中体会规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样, 在使用这些规定时, 就不会引起数学交流的混乱, 不会给思想的沟通和文化的传承造成障碍。

含有字母的乘法式子简写规则较多, 对于四年级学生来说, 掌握并熟练运用较为困难。学生简写时所出现的大多数错误往往是由于循着自己的理解造成的。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对规则的制定缺乏应有的了解, 在思想上常常存在“为什么这样写, 而不那样写”的疑问。比如, 将“a×2”简写成“a2”, 将“1×a”简写成“1a”, 将“a2”读成“a二”等。在教学时, 可有意识地将这些规则与相关规定加以区别, 让学生在区别中从自己的规则体系中分化出合理的规则。对省略乘号的规则, 则通过编讲数王国中的“X”与“×”由于人们使用的混淆而发生争执的童话, 让学生轻松、愉悦地明白:省略乘号可以避免与“X”的混淆。对“a×2”简写成“2a”, 可将其与“a×a”写成“a2”及表示一列数的“a1, a2, a3, ……”对比呈现, 学生很快明白:“2a”中的“2”写在前面是为了避免与后两者混淆, 后两者将“2”一个写在上, 一个写在下, 一个读作“a的平方”, 一个读作“a二”都是为了区别, 而平方 (幂) 是一种比乘法更高级的运算, 写在上方更合理。对“1×x”和“1×x”, 则唤醒学生1与一个数相乘的经验, 得出按乘法的定义, 这两个式子应当化简成“x”。对字母和字母相乘省略乘号后一般按字母表的顺序写, 可引导学生回忆交换律及比较“abcde”与“bedac”两个式子, 从而体会到一是可以按序写, 二是按序写便于比较、简洁、明了。

二、体验规定的形成过程

数学的规定其源头并不是神秘、不可捉摸的, 往往有着其合理性的一面。面对一个初次接触的规定, 好奇心的驱使必然会使学生在思想上追问“为什么这么规定”。对于规定教学的不作为势必会引发儿童观念上的冲突, 影响其对规定的认同乃至抵触, 甚至埋下犯错的种子。因此, 教师必须熟谙规定的形成过程, 并以适合学生的方式让其体验规定的形成过程, 从思想上认同规定的合理性, 才能让规定根植于学生的心田, 使今后规定的应用源自内在的心智。

如在教学“确定位置”前, 笔者课前调研初步预习的学生, 他们追问:为什么要以南北方向为基准?以前都叫“东北”, 现在为什么非得叫“北偏东”?显然, 学生对这种规定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看来, 仅以课本中的“东北方向也叫北偏东”告知儿童, 显然是对其求知欲的亵渎。在教学时, 可利用课件在平面图上分别显示从正北方向略偏向东和从正东方向略偏向北的两个位置, 激发学生自主创造不同的说法。对于后者, 有的认为用“东偏北”比“北偏东”更合适, 理由是“因为这个点已经超过了北偏东的中间那条线”。学生们也认同这个道理。但很快有学生质疑:如果正好在北偏东45°这个方向不就两种说法都可以吗?这样规定就不唯一了, 就会混乱!而且平面上的方向分8种来说, 太麻烦了!时机成熟:对于“北偏东”和“东偏东”只能使用其中一种说法。那到底采用哪一种说法呢?通过情境创设, 引导想象:在茫茫大海上航行, 你怎样辨别方向?有的学生很快想到了指南针, 并由此形成统一意见:在航海中, 首先用指南针确定南北, 接着再看偏离这两个方向的角度, 所以南北方向为基准, 采用“北偏东”“南偏西”的说法更合理。

三、寻找合适的认知载体

很多数学规定在成人看来似乎不难理解, 也很合理。但一段纯文字的抽象表达足以让学生捉摸不透。所以, 很多数学规定并不适宜“演绎”的教学方式——呈现规定, 做出解释, 举例说明。这种接受式的学习会让学生丧失学习的热情, 导致规定的迅速遗忘, 形成错误的根源。因此, 基于学生的已有经验, 寻找合适的认知载体, 引导学生通过归纳探究形成数学规定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载体包括问题情境、数学游戏、数学儿歌、数学童话、合情推理、几何直观、数学模型、数据分析等。针对不同的数学规定采用何种载体要视规定的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特点而定。

“四舍五入法”对四年级学生来说实属不易, 如果仅停留于对规定的机械应用, 错误率会很高。因此, 如何让学生经历这一规定的创造过程, 体会这一规定源头所闪烁的人类的自由思维是教学首要解决的问题。华罗庚说:“数无形则少直观”。在教学时, 就可抓住几何直观这个切入点。通过数轴让学生观察从31到39这9个数, 选择最近的路, 会去谁的家? (30和40外围画出了房子的外形) 直观地感受哪些数离30近, 哪些数离40近。引导学生自主创造出个位是1、2、3、4的就舍去, 个位是6、7、8、9的就进1的规定。而对于个位是5的也绝不回避, 它与30和40的距离一样。让其明白:数学规定为了便于应用和交流必须考虑唯一性。在教学时, 可拟人化说:“为了不让35为难, 我们规定它去40的家。”这样的规定充满“温情”, 学生能够理解并体会数学思维的严谨。但对为什么规定“五入”而不规定“五舍”还是心存疑惑。在后续学习了求一个大数目的近似数后, 可以仍以数轴为载体, 让儿童感知284999、285001与28万和29万的距离, 体会这一规定对于求近似数时只需看尾数最高位的简便、合理。随着数学学习的深入, 学生会发现, 对于尾数只有一位的任意一个数, 将尾数“四舍”的可能性为49, 而“五入”的可能性为59, 这一规定对于一些情况如近似计算仍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于是可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能不能将这一规定适当改进, 使“舍”与“入”的可能性相等?结合探究引出“四舍六入五成双”这一求近似数方法。在比较中, 一方面体会到“四舍五入”的简便易操作, 也体会到对于更高要求, 如何采用更合理的求近似数方法。

四四、促进自主建构

很多数学规定仅仅说起来也挺容易, 经过反复应用和多次训练也能内化为操作技能, 但终究是外在于学生的认知结构, 并不是儿童自主探究和创造成果的凝聚。正因为如此,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在列综合算式时常常出现“心里有括号, 笔头无括号”的现象。因此, 对于数学规定, 我们必须从数学知识发生、发展的视角加以审视, 如果属于能够自主建构的内容, 我们就必须重建教学方式, 让学生亲身经历, “重蹈人类思维发展中的那些关键性步子” (波利亚语) 。这样就会使他们深刻体验到:数学的规定并非高深莫测, 并不来自于老师和课本, 也可以自己创造。

对免票儿童的法律规定 篇6

在2011 年通过的辛德瑞拉法, 通过禁止16 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儿童在凌晨12点及6点玩游戏, 试图达到保证其作息和学习, 并降低青少年游戏成瘾的目的。随着电子游戏的普及化, 青少年成为了主要的消费人群, 但青少年与成年人相比, 也更容易沉迷于电子游戏中不能自拔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因而这部法律的出发点不容置疑。然而就该法而言, 执法对象及惩治措施却并非完全针对青少年及其家长, 而由游戏制造商取而代之。责任转移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青少年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是部分法律责任的能力, 又或者是家长普遍不具备鉴别游戏的能力等等, 然而, 虽然创新性地将责任转移至游戏厂商身上, 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笔者看来,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对青少年行为的限制, 有侵犯人权的倾向。从90 年代以来, 韩国在本国的法制建设中愈发关注对自由的保障, 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又以通奸罪的取消为典型, 这项存在了三十余年的制度的取消, 标志了韩国对女性性自由的认可, 已经战胜了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反观辛德瑞拉法, 其明确要求青少年及儿童不能在某一时段玩游戏, 即使出发点正确, 却不可避免地干涉了其作为人的自由;加之网络游戏可以作为一个意志表达的集合, 禁止在固定时段玩游戏的法律, 也在变相干涉言论自由。因此从人权的角度, 这项法律并不合理。

其次, 这项法律的目的并不能真正达成。应该看到的是, 辛德瑞拉法限制游戏时间只是表象, 保证学习成绩和作息只是初步目标, 真正的目的则是建立理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对游戏的地位的关注, 并不应超过对青少年学业和生活作息的关注。但就辛德瑞拉法层层递进和环环相扣的法律逻辑, 显然在实践中会遇到许多难题, 其中之一就是, 当青少年及儿童的游戏行为被禁止之后, 他们可能去做任何不限于学习和睡眠的行为, 网聊、抽烟、喝酒, 任何一项都与立法者本身意愿所违背, 然而这无限种可能性, 则无法通过法律一一拘束。更值得担忧的是, 当下许多韩国青少年由于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并且缺乏排解的方式, 而当压力无法通过适当的形式, 例如游戏排解时, 反而导致韩国青少年自杀率的居高不下。因此通过禁令阻止游戏所带来的缺陷, 不仅抹去了其优点, 还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最后, 对于电子竞技的未来, 这项法律对于立志走向职业化的玩家来说, 可能是一种打击。目前职业化的道路一般是, 玩家在14 至15 周岁步入职业化道路 (Winkie, 2015) , 在25 岁之前达到巅峰, 此后由于反应速度的下降, 一般于30岁就走到职业尽头 (Di Christopher, 2014) 。因而依照惯例, 玩家需在10 岁左右就开始练习游戏, 才有机会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尽早扬名, 而无疑, 对于立志成为职业玩家的儿童或青少年来说, 这项法律的规定可能会对他们培养兴趣和走上职业化产生消极的影响。

2.分级系统

针对游戏的分级系统最重要的目的, 在于建立起社会和家长的行为准则。当下在亚洲范围内, 除了以色列采用欧洲分级标准PEGI外, 韩国、日本、新加坡纷纷针对本国市场建立起游戏分级制度, 并就游戏分级的执行、管理等事务成立相关的部门。而在韩国, 当下游戏分级及管理委员会 (GRAC) 不仅承担了制定游戏分级标准的职责, 其成立的专家组也是韩国权威的分级审理小组, 且其分级结果能够作为禁止游戏流通的法律依据。

不过, GRAC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和指责。其中的原因, 如韩民族日报 (2006) 所说, 由于认定标准的难题、资金运作困难和游戏本身多样化的特征, 评级系统自诞生之日就存在缺陷, 而除去一系列问题, 最受质疑的, 是委员的专业性。在委员会中, 决定游戏是否能够公开发售的委员并非全职人员, 审理委员没有与游戏相关的职业背景, 这决定了其效率低下和不客观的评价。因此, 只有建立起专业的团队, 才能保证分级制度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发展。

3.其他:游戏产业法案、精神健康法案等

除此之外, 韩国针对电子游戏推出了还许多限制性和规范性的法令, 而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息息相关的, 还有游戏产业振兴法和精神健康法案。将二者相提并论的原因在于, 二者都视游戏是损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元凶, 从而对其的态度比辛德瑞拉法更为强硬。

3.1 游戏产业法案

游戏产业振兴法相较于辛德瑞拉法而言, 有其先进性和落后性:先进之处在于其不再严格规定时间, 并将监管责任合理分配给家长, 而落后性则体现在其提出了一种“选择性关闭”的标准, 即监护人可以在某一日24小时内禁止未成年接触游戏。这一方面意味着家长作为监护人的定位得到了肯定, 但另一方面, 法案赋予家长随时限制孩子的玩乐时间的权力, 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对此, 究其根源, 在于韩国社会对于电子竞技仍存有疑虑, 即使有因为游戏而获得世界性赞赏的先例, 但在国内, 电子竞技仍普遍被视为玩乐青年的出路;同时, 游戏被认为是导致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尤其是破坏家庭氛围和导致学习成绩较差的根本所在。因而, 社会的批判, 是立法者决定采取强硬态度的力量。

3.2 精神健康法案

精神健康法案将网络游戏成瘾与毒品成瘾、酒精成瘾和赌博成瘾视为青少年的四大成瘾问题, 由此颁布另一部法令鼓励社会捐款, 共同防止网游成瘾。就网络游戏成瘾, 笔者同样觉得值得社会关注, 但并不适于将其与毒品、酒精和赌博放在一起讨论, 理由之一是因为游戏有其积极的社会影响, 不能因为其消极影响而放弃对青少年参与竞技的鼓励。再者, 游戏成瘾有其特殊性, 这是一个基于包括心理、社会等多方因素导致的现象, 而这些因素既可能被游戏所影响, 也可能反过来加重游戏成瘾, 若要控制游戏的不利影响, 应该全方位考虑成瘾的原因, 从而对症下药, 这又与对毒品、酒精和赌博应该从根源遏制的态度完全不同。所以将四者相提并论, 显然是不合理且无法获得玩家支持的。

结语

纵观上文分析, 韩国游戏行业的法律法规并非十全十美。这些批评提供了观察韩国产业政策的新角度, 从根源来看, 其否定了完全鼓励游戏发展的国家态度, 对游戏产业的遏制与鼓励旗鼓相当。但从现实来看, 这并不能阻止更多青少年加入游戏的热情, 因此笔者认为, 韩国游戏产业化的优势, 仍然超越了其消极因素, 这值得所有国家借鉴和学习。

摘要：在T.L.泰勒的Raising the Stakes:E-Sport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omputer Gaming (全面开战:电子竞技与电子游戏专业化) 的开篇, 作者不仅以韩国为典型, 详细描绘了以韩国为代表的电子游戏普及的大环境, 也将读者带入了以WCG为典型的电子竞技的小环境, 向人们展示了电子竞技趋于专业的发展现状。作为补充, 这篇文章与书中积极的基调形成对比, 通过具体讨论韩国在针对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中备受争议的法律法规, 纵观韩国在成功将电子竞技产业化的同时, 又受到了怎样的批评。

关键词：韩国青少年,电子游戏,电子竞技,法律规定

参考文献

[1]Di Christopher, T.Pro Gamers Story:Get Big, Burn Out, Retire Young.CNBC.2014/02/03

[2]The Hankyoreh.[Editorial]Rating System for VideoGames Inadequate.Hankyoreh.2006/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