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期末论文（精选5篇）
周易期末论文 篇1
《易经》与管理
《易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同样古老，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被古人誉为六经之首,无所不包.理应与管理学有联系。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周易》，即是一部管理学经典。易学中的许多管理学原理或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按照西方管理学理论，管理本身是一种决策学。所谓决策，就是对各种可能行 《周易》成书后参与了古代重大决策，成为重要决策方法之一。例如，在周代专设筮官，名曰大卜，掌管卜筮之书，对于国家大事如建国、迁都、战争、立嗣、分封等进行决策。同时《周易》卜筮又是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主要表现在古代管理者利用《周易》卜筮这种神圣的权威让百姓相信自己制定的决策的正确性，并使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
其次，经过儒家整理和阐发的《周易》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本身即是管理哲学。《周易》与其他五经成为汉以后的官学，充当了管理国家的理论工具，被称为“儒术”。仪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尺度。汉之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天文、历法、音律等制度皆以此为基石建立起来。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皆可从《周易》和其他经学理论中找到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易学理论及其精神是培养和造就古代管理者的工具和教化被管理者的法宝。同时，《周易》又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汉武帝以后包括《周易》在内的经学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经学成为时人晋身入仕的阶梯。
在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如何实现科学有效的管理，《周易》经传所蕴涵的丰富管理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强调天人合一。整体性原则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这种原则强调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理想状态。人们在观察处理问题时，从客观事物的整体联系出发，从其内在矛盾着眼，特别是以寻求事物间的和谐统一为旨趣，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从而获得最佳管理效益。例如，在改造、征服自然时，应本着“天人合一”的精神，尊重自然，尊重规律，不能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要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提高环保意识，保护生态平衡。即《易传·文言》所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2、彰显变易。变易原则是《周易》的核心。《系辞》曰：“一阖一辟谓之变。”、“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周易》作为一个系统，是动态、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现代管理所谓的动态系统。它要求管理者树立变易观，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把管理视为动态过程，充分认识系统内各种联系，牢牢掌握弹性原则、联系原则、创新原则；掌握《周易》中所强调的“时”的内涵，随时根据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调控，修正错误，克服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管理系统始终保持良好的循环。另一方面，《周易》在强调变化的同时，又认为这个变化是有规律的，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遵循管理方法、规律，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不能朝令夕改。
3、讲求阴阳互补。阴阳互补是《周易》内涵的一个重要原则。《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补在管理学中就是强调分工协作，要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树立整体观念，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避免只关注自己部门或自己的工作，忽略或影响其他甚至整体利益，做到责任分明，合作有序。
4、注重中和均衡。中和是一种理想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备物与聚人兼备的均衡发展原则，体现了“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在管理学中，中和均衡思想即表现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同时更是一种管理方法。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中庸方法，不偏不倚、适量守度，通过选择最佳的管理方法，达到消融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保证管理活动合理有效运行，实现管理的最佳效果。
5、尊重义利关系。《周易》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管理的合理选择。“义”就是对利益的合理分配。管理者应当正确评价劳动者的工作，做到赏罚分明，分配合理公正，以物质利益作为杠杆，最大限度地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最高的工作效率，创造更大的财富。
6、强调进德修业。“盛德大业”为解决管理伦理问题指明了方向。《易传》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挖掘人的德性。为了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管理者应具有宽大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修养。例如乾卦强调在成为最高管理者之前后要采取的不同决策；坤卦和泰卦说的是内刚外柔的品行和宽厚远大的胸怀；中孚卦说的是管理者具备的诚信品格；谦卦说的是管理者应具备中谦和退让的品德；比卦、同人卦、观卦和咸卦说的是管理者应当亲比下民，体察民情，关心民众疾苦，有的放矢，制定相关策略，实现宏大的管理目标等。
《易经》中又有三易原则：变易、不易、简易。这三个原则对管理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应用意义。
变易：运动变化就是变易。变易的法则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不易：变化不息的宇宙和社会，乃至人的生命运动，在变化中各自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些相对不变的规律性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这就是不易的法则。管理也是如此，要从纷繁的变易中找出不易的规律和原则。简易：由于熟悉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就能进一步探索出驾驭这些规律的智慧和要领，运用时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简易法则。
一、变易是管理的应有之义。
管理组织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在对组织的管理过程中，要保证管理工作的高效率，当管理要素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组织目的四者任何之一发生变化时，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发生变化，这就是变易原理。
变易之“易”为“变化之义”。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管理也不例外，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总是与特定的管理对象和环境条件相联系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方法，也没有永远最优的管理方法。宽松的管理不一定比严格的好；专业化未必比多元化好；分权未必比集权好；在此企业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企业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在此部门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部门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在此时期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未来的时期也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同一时期在此国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国同样不一定最有效。任何优秀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总是相应于特定的组织和特定的环境中，当组织和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方法也应相应地做出改变。任何管理都要根据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实行动态管理。管理者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灵活地选用管理方式，论文范文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实现组织的目标，使组织不断向前发展。
管理者不同，对相同的管理对象，管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的方式，不同的管理者去执行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组织环境也是影响管理的重要要素之一。组织制定具体的政策、规章、条例来处理日常事务。以固定的结构，明确规定的等级和给每个组织成员规定出具体任务的情况下进行业务活动，但是组织的这种机构章程都是仅适应组织所处的环境的，一旦组织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形式则必然行不通，如市场经济建立之后，许多国有组织由于没有随之变革，纷纷倒闭破产，相应于管理要素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随之进行相应地改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出能够适应管理要素一切变化的固定的管理行为和职能，组织必须建立一个更有适应性的动态管理系统。变易原理从整体上说明管理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反映出了管理的整体性质。变易原理要求每个管理者，从思想上明确管理对象、环境都在发展、变化，因而管理不能一成不变。每个管理者必须重视收集信息，及时进行调节，保持充分弹性，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客观事物的变化，有效地实现动态管理。
二、不易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尽管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管理行为，同一组织在不同的时期管理行为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行为，但管理行为仍是可以把握和预测的，这是由管理的本质所决定的。管理的本质是追求效率，管理行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围绕着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管理的根本目的和唯一目的，管理的这一不易性反映出了管理的另一个原理――不易原理。不易原理反映了管理的根本属性问题，是对管理本质的认识。
任何企业的管理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使企业获得更高效益，而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必须增强效率意识。每一项决策，每一项管理措施，都必须考虑它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效率。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都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效率上，并自始至终抓住提高效率这个中心，各个环节、各项工作，都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科学地、高效地安排、调度和处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以期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
本世纪，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管理的理论之多之复杂，在科学理论中是少有的，在管理学派中就有如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等大小１０多门学派，管理方法中有任务管理法、系统管理法、参与管理、例外管理法、走动管理、目标管理等，有关管理的组织理论有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组织行为学等，还有许多是其他管理学家早已得出来的，而管理学家加一个新的名词后又创新出来的。其实，当我们回顾过去的管理理论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管理学派是管理学家在不同环境下的实践，所有的管理理论无一不是为了提高效率，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管理学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与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就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管理理论而言，无一不是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生产率，为当时的企业和社会获取了更多的效益。
就组织而言，在影响管理行为的四个要素中，组织环境、管理客体、管理主体都是随着组织的不同而不同，这三个要素的变化导致管理行为的变化，但另一个要素组织目的无论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相同的，即组织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的，正是组织目的的不变，在任何组织中，管理目的也是不变的，即追求效率是管理的灵魂，它既是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判断管理成败的最终标准，它还是管理的手段。管理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率，为了把管理工作搞得更好，更富有成效，必须把一切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三、简易是管理的科学方法。
变易原理和不易原理说明，管理行为随着管理要素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但管理行为无论如何变化，但管理行为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条件，要根据管理要素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管理行为和方式，但无论管理行为和方式如何不同、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管理行为实质都是追求效率，管理者都应当抓住管理的本质即追求效率不变，这就是简易原理的含义。“简易”意指“简单易行”。掌握简易原理有助于迅速找到解决管理问题的途径和手段。现代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追求简易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才能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运用自如。这样，领导者就可从事务堆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对重要事项的管理。
管理者在管理中要力求抓住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关键问题，着重从整体中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追求事物整体的效率，而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管理方法。用一个成语解释比较贴切，那就是“法无定法，万法归宗”。在管理中，我们不可能事先设计好静态的管理职能、方法和过程，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管理的目的追求效率不放，随时进行调节和反馈控制，最终是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
其实，最卓越的管理应是最简单的管理。对一个卓越的管理者来说，他的管理水平体现在了解最基本的管理原理。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认为管理很简单，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管理观点，他们在处理管理工作时都是按这个基本观点来判断，始终专注于这一点。世界第一流的管理专家都是采用简明的方法。美国股王巴菲特在阐述他的投资原则时说：在我看来，投资的决定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简单、传统、容易”。说它简单，你只要记住下面的法则就够了，那就是：第一条法则：不许失败。第二条法则：永远记住第一条。如果你能将这三种理念植根于你的思想框架中，你就不可能不在股票市场上理性地操作。本·格雷厄姆在《精明投资者》一书的最后一章道出了投资中最重要的四个字：“保证安全”。我认为即使一百年之后，这些理念也是投资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扩大和加深，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矛盾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组织内部、组织与个人、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出现各种交织、渗透、转化的复杂关系，管理活动内容日益复杂化，需要设立越来越多的专门机构来进行协调。人们依靠过去的经验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管理的各种职能内容越来越广泛、组织的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管理的方法技术日益复杂，这一切，最后又归结为对管理人员要求的复杂化。因此，许多新的管理职能被人们“创新”出来。管理越来越复杂，如何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呢？很简单，就是掌握正确的管理原理，运用正确的管理方法。
第一章 周易基础 篇2
周易基础
一、周易释名
《周易》又称《易》，是一部古代占筮(shì)用书，又是一部关于宇宙变化的古代哲学名著，汉以后尊为《易经》，位列儒家群经之首。
《周易》是一部古代筮书。古时人以为自然界和人世间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决定性力量在支配，人可以通过卜筮而预知吉凶趋避。所以，每当遇事不能决定如何处理，常以龟甲占卜，以蓍(shī)草(锯齿草)占筮，根据卜筮的结果判断如何趋吉避凶。近代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是以龟甲占卜的记录，古代三易——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周代《周易》则是以蓍草占筮的记录。今仅存《周易》。古代占筮和后来寺院庙堂对“灵签簿”没有本质的不同。
《周易》又是一部古代哲学著作。为什么命名为《周易》？“周”，一说周普，一说周代；一说“易”是飞鸟的形象，一说“易”是蜥蜴的形象，飞鸟的姿态和蜥蜴的颜色都不时变化，用以象征宇宙事物的千变万化。也有的说，“易”由“日”“月”二字组成，日为阳，月为阴，用以象征宇宙的阴阳二元。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周易》的“易”有“变易”、“不易”、“简易”三种含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变化，所以说“变易”；宇宙变化有一定的法则，所以说“不易”；宇宙变化的法则可以认识、遵循、运用，所以说“简易”。简而言之，《周易》又是一部古老的关于宇宙变化的充满哲理的哲学著作。
我们现在读《周易》，不是把它当作筮书来用，而是把它当作古老的哲学著作和珍贵的社会史料，从中了解古代智慧与社会。
二、周易体例
1、易经和易传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1）《易经》。
《易经》有卦画和文字两部分。
卦画：基本卦画或卦形是“—”(阳)和“--”(阴)两个符号，《易㻏》中的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个符号构成。两个符号连为三叠而成八卦；八卦一卦自重或两卦互重，构成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画，一画为一爻，“—”(阳)画为阳爻，“--”(阴)画为阴爻；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
文字：经文。由卦辞和爻辞组成。一共四百五十条，四千九百多字。
（2）《易传》。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说和论述。
由于《易经》文字简约古奥、晦涩难解，东周以后逐渐出现了七种十篇对它的解说，称为《易传》，也称《十翼》。翼有辅助之意。人们以《易传》十篇为辅助《易经》之作，故名为《十翼》。
《十翼》：《彖(tuàn)》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
《彖》上下解释卦和卦辞，断定卦和卦辞的基本观念。
《象》上下解释卦爻的象征意义，分卦象和爻象。解释卦的象征意义称“大象”，通常的方式是结合卦辞解释上三画象征什么，下三画象征什么，二者重叠又象征什么。解释爻的象征意义称“小象”，通常的方式是结合爻辞解释爻的基本观念。
《系辞》上下总论《易经》的基本意义，将《易经》由卜筮上升到哲学。
《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的卦辞和爻辞，将这两卦的《彖》和《象》作进一步的推衍和解说，着重阐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
《说卦》总说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及其重叠推衍成六十四卦的原理。《序卦》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说明。《杂卦》杂论卦与卦之间的关系，将性格相反、性格交错的两卦并列，论述刚柔相济的道理。
历代都有人解说《易经》，《易传》是最古老的、系统的、有参考价值的解说。
2、卦爻
（1）卦。
八卦：阴(--)阳(—)符号中的一个自重为三叠，或两个符号一多一少互连为三叠，所形成的八种形状。
八卦的形状和名称依次是：乾、坤、震、巽(xùn)、坎、离、艮、兑。记忆口诀：“乾三连，坤三断，震仰孟，巽下断，坎中满，离中虚，兑上缺，艮覆碗。”
八卦的象征意义依次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八卦的阴阳奇偶：八卦依次分为四组：乾(卦一)坤(卦二)，震(卦三)巽(卦四)，坎(卦五)离(卦六)，艮(卦七)兑(卦八)。每组一阳一阴，单数卦为阳类，偶数卦为阴类。
六十四卦：八卦一卦自重或两卦互重，又构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各有一个名称，自重的用原名，互重的另起名。六十四卦分编为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上经三十卦依次是：乾、坤、屯(zhūn)、蒙、需、讼、师、比、小畜(xù)、履、泰、否(pǐ)、同人、大有、谦、豫、随、蛊(gǔ)、临、观、噬嗑(shìhé)、贲(bì)、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下经三十四卦依次是：咸、恒、遯(dùn)、大壮、晋、明夷、家人、睽(kuí)、蹇(jiǎn)、解、损、益、夬(guài)，姤(gîu)，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xùn)，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2）爻。
每卦有六画，一画为一爻。“—”(阳)画为阳爻，“--”(阴)画为阴爻。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
每卦六爻都有名称。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六爻自下而上分别称初、二、三、四、五、上。初、上在九、六的前面，如初
九、上六；二、三、四、五在九、六的后面，如九二、六三。
六爻位置分阴阳。自下而上，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即第一、三、五位为阳，第二、四、六位为阴。
（3）卦辞和爻辞。卦有卦辞，爻有爻辞。
卦辞定义每卦的意义，一共六十四条。爻辞定义每爻的意义，一共三百八十六条。高亨《周易筮辞分类表》将卦爻辞分为四类：
（1）记事，包括记叙古代故事，记录占筮，直叙某事。（2）取象，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道理。（3）论说，提出作者的思想主张。数量较少。
（4）断占，向占筮者论断休咎。如同抽签，抽到哪根签就看与哪根签相对应的文辞，该文辞断吉凶福祸，解逢凶化吉、福禄如意之道。
3、阴阳五行
（1）阴阳。
原初含义：背日为阴，向日为阳，引申为寒暖、暗明等。《说文》：“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 后用以指两种互相对立的气或气的状态。
进而抽象为一切事物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或属性，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经》中无“阳”字，“阴”字仅一见。
《易传》中“阴阳”对举凡十六见，均为抽象概念；单独各三见。
（2）五行。
《尚书·洪范》最早提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又称“五材”。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春秋末年史墨提出“水胜火”。墨家提出五行交胜说和相丽说。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按照土、木、金、火、水的顺序终而复始地运行。
汉代董仲舒提出五行相生说。
三、周易作者和成书年代
1、《易经》是何人作于何时
这个问题在先秦时代已经是个疑案，至今尚无定论。
关于卦画。相传八卦始于伏羲氏这个无可信考的传说人物。传说伏羲开天辟地，太极开而生八卦。又相传神农氏、夏禹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系辞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说周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也没有说出什么根据来。
有一点可以肯定：“—”“--”符号产生在有文字以前。近年来，从殷虚甲骨、周原甲骨、西周青铜器、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以及江苏海安县清墩遗址出土的骨甲柶(sì)和鹿甲枝，都发现一种由六个数字组成的符号。1980年，李政烺(lǎng)教授公布研究结果，肯定这些符号就是原始卦爻形式。这是考古界的重要成果之一。由此推论，《易经》的卦画不过是原始社会沿传下来的占筮的标记而已。
关于卦辞爻辞。是否周文王所作，成于战国时期的《系辞下》持存疑态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日者列传》却持肯定态度。班固《汉书·艺文志》及以后的汉儒大都承袭此说。对这些说法，历代都有人怀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以及六十年初，我国学术界曾就《周易》作者和时代问题展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仍然迄今无定论。
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其一，《周易》是周代筮书，非一时之作，非一人之作； 其二，《周易》是西周初年在夏代筮书《连山》、商代筮书《归藏》的基础上重新编选和修定而成；
其三，《周易》主要作者是太卜或筮史，具体无考。
2、《易传》的作者和年代
这个问题也是两千多年来不断讨论的问题。汉唐儒家学派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
“周易三圣”说。即伏羲画卦、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
“周易四圣”说，即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开始怀疑伏羲画卦、文王作卦爻辞，但仍然肯定孔子作《十翼》。
清代姚际恒著《易传通论》，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断言《易传》全非孔子所作。这一说法得到拥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三次《周易》大讨论，主要有两方面的论点。（1）沿袭司马迁的记载和观点。如范文澜、任继愈、匡亚明、郭沫若。（2）否定孔子的著作权。如冯友兰、李镜池、钱玄同、高亨。
斟酌取舍，《易传》基本上成书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后期，再经西汉学者编订，不成于一人，不成于一时。具体来说，《彖》上下大约产生在春秋末期，《象》上下大约完成于战国中晚期，《系辞》上下大约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晚后期，《文言》大约作于战国晚后期，《说卦》、《序卦》、《杂卦》约为西汉前期所补充。
四、周易研究
1、版本
现传版本有两个。
一是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收的《周易》本，分上、下经，上经始于乾卦，终于离卦，共三十卦；下经始于咸卦，终于未济卦，共三十四卦。
二是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抄写于汉文帝初年的帛书本，首卦为乾，次卦为否，终于益卦，经、传分开，与传世各家《周易》均不同，是现存《周易》中最早的别本。
2、注本
古今解《易》者多达数百家，影响较大和具有特色的注本有：魏王弼、晋韩康伯《周易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程颐《伊川易传》，宋朱熹《周本义》等。
3、易学史
（1）先秦原始《周易》。
先秦《易经》和《易传》各自分立，无《周易》或《易》，只有《易经》。战国魏襄王墓出土竹书《周易》，分上、下篇，只有经，没有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周易》，有经，另外有部分传。先秦已经有对《易》象的解说和研究。《易传》更是战国时期《易》学研究资料的汇编。秦代焚书，《周易》因为是筮书，不在被焚之列，得以完整保存和流传。
（2）汉儒象数学派。
象数是《周易》中象与数的合称。象指图象、形象、象征，有卦象、爻象两类。数指气数，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决定的自然、人类、社会的命运，如《易传》讲的天地之数、大衍之数。
易学学派分为两大派：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象数学派是以图象和数解说《周易》，阐发《周易》象数的学派。主要代表汉代有孟喜、京房、焦赣等人，宋代有陈抟(tuán)、邵雍、周敦颐、刘牧等人，其特点是借象数立论，常常流于附会，与方士术数有种种关系。
汉代重视《易经》占筮，重视《易传》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易学相应发达。西汉，《周易》尊为“群经之首”。《汉书·艺文志》记录有十三家易学流派。孟喜、京房、焦赣等今文易学立为博士，成为官学；费直、高相等古文易学未立学官，在民间流传。今文易学重在象数。或严守师法，章句趋向烦琐；或讲阴阳灾异，融入方士术数；或二者兼之。古文易学重在义理，无章句，根据《易传》解说经意，在民间广为流传。
东汉，今文易学与谶纬迷信结合，逐渐衰微，大儒都学费氏《易》；郑玄《周易注》基本依据费氏《易》，并开始把《易传》中的《彖》和《象》同经文编在一起（即在各卦卦辞后面附《彖》和《象》，在各爻爻辞后面附《象》），同时吸取今文易学的象数之论，实施经传合并、今古文合流。以后又陆续有人把《文言》附在《乾卦》和《坤卦》后面，把《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附在整个经文的后面。
汉魏之际，《周易》已经包括《易经》和《易传》。
（3）魏晋玄学派。魏晋玄学兴盛。
魏王弼和晋韩康伯依费氏旧本，吸取老庄学说，援道入儒，将《十翼》分开与《易经》合为一书，成《周易注》。《周易注》渐次取代汉儒诸家易学，与《老子》、《庄子》合称“三玄”。
入唐后，孔颖达为之《正义》，颁为官方定本，并成为通行《十三经注疏》所收之本。该书的出现，是易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从易学中廓清了汉代灾异谶纬等迷信内容，把道家玄理融进儒家哲学，开后世易学义理派先河。
（4）宋学图书学派和义理学派。
宋学反汉学，易学也大变。学者众多，派别众多，但主要是图书学派和义理学派。图书学派是特别推崇河图与洛书，以河图与洛书为《周易》的根源，并以这两个图式来解释《周易》原理的象数易学派。
图书学派的创始人是宋初道士陈抟。他融合儒道佛，创作《易龙图》。《系辞上》：“河出，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黄河、龙马、龙图；夏禹、洛水、神龟、纹书。图书学和图书学派即由“河图洛书”而得名。
图书学派有三家。（1）以邵雍《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为代表的“先天图学”。（2）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代表的“太极图说”。（3）以刘牧《易数钩引图》为代表的“河图洛书学”。
义理学派是专主阐发《周易》哲学大义，与卜筮易和象数易相对的易学学派。历代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先秦孔子《易传》，魏晋王弼《周易注》，宋代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周易本义》等。
（5）现代易学。
读《周易》有感 篇3
华夏文明传承至今，朝代更迭，战火纷飞，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虽然有过盛世，但终究逃不过覆灭的下场。
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气运，无论是皇帝还是臣子，都有王朝气运加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富大贵命。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命运，虽然道家讲究人定胜天，但也终究逃不过天道这把大的枷锁，一个人可以逆天改命，但是却抵不过大势的变化。正如朝代的更迭，无论皇帝是多么英明，天要你亡则必亡。
《周易》讲究捕捉天地变化，寻找万物规律，来推算未来大势，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观星象，知天意”。未来在我们眼中也许不可知，但是却又有一种道不明言不清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离预测未来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我们也只是将其认作我们的一种猜测而已，并未当真，哪怕真的预测到了，也只认为是运气，孰不知，这一分运气可能是堪破未来的契机。大衍之数五十，而天用四十九，遁其一，遁去的“一”既是破绽也是契机，如果人能把握好，说不定就能堪破天道神机。大周朝八百年，是最为久远的朝代，大周的气运可以说是恢弘磅礴，誓不可挡。凡皇族气运，皆为紫色气茫，紫者，贵气也，无人可无皇族比肩，而大富大贵之人则为红色精茫，人生之途虽有坎坷，却因气运加身，逃不过福寿之命。
王朝气运是一个朝代的根本，所以皇者重视皇城的选址，各方面都要按照天意行事，顺天道，做人事，才能使一个朝代延续下去。皇族
重视龙脉，死后所葬也要看尽风水，选利于后代，利于王朝的地方安生。
纵观历史，王朝百年而亡，很难有超过千年，这告诉我们不管是再好的气运，哪怕是像王朝的气运也有终结的一天。我们此刻所做的不过是小范围的改变自身的命，但是终究逃不过大势的变化。观青史，凡史册留名者，无不是皇者或臣者，皆有王朝气运加身。驰骋沙场的历史名将，哪一个不是福泽深厚，让万人景仰的英雄，能被王朝气运加身的哪一个不是天命所归。
人自出生，便带了一份气运，有些人大富大贵，有些人只能碌碌无为。历史上很多人修武道，道家更是闭关潜修，太极张三丰便是最好的例证，张三丰活至三百岁而终，于是他所创的太极拳便流传了下来。人的气运来自人的命星，也就是天上星辰对应人的命运，“观星象，知天意”的由来也许正是源自于此。大千星辰，谁又能找到冥冥之中与自己对应的那一颗命星呢。有人追求武道巅峰，企图以一人之力堪破未来，打破自己的命星，破除自我命运与天道的那一丝联系，超脱于世俗之外，成为得道高人。还有人自然是钻研自然之道，想要以一破万，通过自然中的小事，推演天机变化，由此产生了农历、节气，以及各种农家谚语。天道运转，遮掩天机，致使我们无法堪破自身命运，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在与命运奋斗不是吗！
气运只是人的一部分，有些人生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尽管他的生活很富有，但是他的性格总是会有缺陷，虽然有气运加持，但是在别人命运中的小劫可能就是他命中的大劫，也许一个小的挫折就可能
会是致命伤害。相反，气运差的人，哪怕他霉运加身，只要他的意志够坚定，就能逃过万劫，经历磨难，也许最后超脱命星，成就自我也不一定。气运的产生无从追溯，也不是人为就能控制。在《周易》中也只是阐述了这么一个观点。
《周易》是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正如一个王朝的兴盛其实正是它要灭亡的前兆，没有人可以看破命运，福祸也不是人能所控制的。
我们现在做的只不过是观前人所为，得出经验教训，不再重复罢了，现在的我们看不透自身命运，只能在大的天道里无力挣扎，哪怕是未来的人，也只能是翻看前人的历史，得出前车之鉴而已，人依然活在当前的命运枷锁之中。
有人钻研《周易》，想要以此为突破，堪破未来，也许真的有人能做到，但毕竟是逆天道而行事，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凡能看破天机的人注定不能长久于世。
命运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人人都想着与天斗，搏出一个未来。可是谁又能堪破命运呢，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定论，我们只需顺其自然，无为即可。也许福至心灵，也未可知。
我对《周易》中的推测未来也是极为推崇。如果一切都是设定好的，那么未来一定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行，也许真的就能看到未来，从而改变已有的命运。
我不相信命运，现实中我们还是认为事在人为，因为主观思想的影响，我们作出下一步的决定，也就是说未来的发展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可能是我们太局限，如果跳出这个世界去看，也许就是另一副模样。人的思想决定了他看世界的样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命运的联系存在于冥冥之中，不被我们感知，我们无法打破自身的桎梏，就注定不能看破命运的趋势。
周易导读教案 篇4
《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形成了“易传”和“易学”两大部分。当我们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时，所谈的是指周易系统的典籍，包括后人对它所作的种种解释在内。在我国历史上，解释《周易》的著作有两三千种，目前流传下来的就有近千种。
一、周易系统的内容和范围
1、经、传、学共同构成一个知识系统
“经”是指西周时期形成的典籍，即原本《周易》，汉代尊之为经，即《易经》。经有恒久不变之义。汉代对儒学尊奉的典籍，《诗》、《书》、《礼》、《春秋》等皆称为经。
“传”是指先秦时期形成的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即“十翼”。“翼”是辅助的意思。
“学”是指汉代以来的经师、学者对《周易》经传所作的种种解释。之所以称为学，是因为从汉代开始，凡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皆称为学，即经学。
2、易学是一涵盖广大的学术思想体系 围绕《周易》经传的解释，形成了一个以阴阳变易学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到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去。依其对易学原理的理解可考察社会的治乱、王朝的兴衰、人生的顺逆、做人做事的原则、道德修养的境界、审美的准则以及经世治国的策略，依其易理可考察天文气象、生命、地理和物理等现象的变化。总之，易学所研究的领域涉及到文字学、哲学、宗教、政治、历史、人伦、天文、数学、物理、医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
3、周易的价值在学而不在术
《易经》包含“学”和“术”两方面。“学”指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术”指的是用蓍草算卦的方法。前者引申出有关天地人生的种种道理，从而形成了易学；后者引伸出五行变化、阴阳生克的算命方法，从而形成了术数。孔子言“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即少犯错误，不是为了占问个人的吉凶祸福。他认为懂得易理，用不着去占卜，所谓“不占而已”。荀子将这一学易的原则概括为“善为易者不占”。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立场。
二、易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学习方法：
第一，必须的入手程序，是扫清文字障碍。
第二，学习期间，不鼓励不经选择地乱看参考书。
第三，记认熟习卦爻名称和形状，能随时画出并作各种排列组合。第四，弄清一卦的含义，再研究另一卦；明白一爻的含义，再研究另一爻。最好学一卦背诵一卦，学一爻背诵一爻。第五，学习过了基础阶段后，可自己为某些特定事情作点占筮，记录下来，留待日后验证。
第六，学“易”之人，做事须为君子之所为，方能体会“易”中真义。“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第七，“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学易者需修身养性，澡雪精神。研究途径：
第一、从源溯流。易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周易》经传，故研究者首需熟习经传本文，考明《左转》、《国语》所载古筮例；其次，研读汉魏古注（李鼎祚《周易集解》）；再次，观六朝、隋唐诸家义疏（孔颖达《周易正义》）；最后，参考宋、元以来各家之经说。不从古注入手，是为迷不知本源。
第二，强干弱枝。《周易》源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象数、义理为主干；外此而旁及者，如天文、地理、算术等，皆其枝附。不由主干而寻枝附，是为浑不辨主客。
第三．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为解经的首要依据。
第四，应当掌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易》之用虽在占筮，《易》的本质内蕴则为哲学。而“象”与“理”的结合，正是《周易》卦形、卦爻辞“象征”特色的体现。掌握了“象征”规律，有利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较完整地挖掘《周易》的内在思想。
第五，应当掌握前人总结出来的切实可行的易学条例。如六爻居位、乘、承、比、应等规律。
三、周易学习的目的和主要参考书
目的：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当代文化，体悟天地人三才之道，建构中华民族共有之精神家园。
主要参考书“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3、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
4、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易经
第一节 周易考释
一、“周”字训解
1、周全完备：《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东汉郑玄释：“《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2、周代之名：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歧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
二、“易”字训解
1、阴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意即“易”字上半部是日字，下半部是月字，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易”表示阴和阳。
2、易有三义：《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东汉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
3、占卜：尚秉和:“吴先生曰:易者占卜之名。„„简易、不易、变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诂。”（《周易尚氏学》）
三、周易大义
易理至明。庄子曰：“易以道阴阳。”阴阳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否泰往来，剥复循环，天道与人事，无二理也。包括万有，孕育深宏，凡哲学无不根源于是。而居易俟命，与时偕行，尤学易之准则。
第二节、周易的由来与构成
一、由来：班固在《汉书》中谓《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孟康注：“《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易》之演变由远古之圣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继之重八为六十四卦，并在六十四卦之下各系属了相应的卦辞。周公则尊照父亲文王之意，析诸卦之爻而各系附以相应的爻辞。而生逢周道衰微之春秋乱世之孔子，又五十学《易》，苦力究心，最后述三圣之奥蕴，而作十翼。经以上数圣之作，众述所成就的《周易》一书，涵盖了一切天人宇宙之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宝典。上古时把周易称为羲经，共计二万四千七百零七个字。
二、构成：《周易》一书由经、传两部分组成。通常称之为《易经》和《易传》。《易经》全经分上、下两篇，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组成（爻即阴阳符号），共计三百八十六爻（本三百八十四爻，因乾卦和坤卦各多一用爻，故为三百八十六爻）。每卦又包括卦象（也叫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内容。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是《周易》的“经”的部分。“经”分上、下两篇，上经由乾卦到离卦共三十卦，下经由咸卦到未济卦共三十四卦。
第三节、周易的性质
一、卜筮之书：宋朱熹《答赵提举》：“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词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
论文 - 周易研究 篇5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潘富恩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不能孤立地存在，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以“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以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比“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通的原则。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
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关键词：周易程氏传、无独有对、合宜适变、物极必反
《周易程氏传》共四卷，是程颐对《周易》的《经》部分的注释，此书又名《伊川易传》。程颐从少年学《易》，晚年在涪州编管期间，前后历时十三年，写成有独特心得《周易程氏传》，由于他宦途生活的曲折，观察到时政的弊害，因而将他的变革思想寄寓在对《易经》的注释中，程颐的辩证法思想的内容也就主要见诸于这部力作之中。
一、“万物莫不有对”
程颐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家“有对”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又说“夫有始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二《盅卦》）“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同上，离卦）还说：“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同上，贲卦）程颐认为阴阳、善恶，是非、始终、文质，上下、彼此，盛衰等等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这是“天之道” 作者简介：潘富恩（1933—）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自然之理”，并非出于任何事先的人为安排。对立的双方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先后之分。
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的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周易程氏传》卷三《损卦》）这就是说天下没有孤立存在的“一”，“一”与“二”总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他曾以阴阳为例，论证了事物既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他说：“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之初也。”（同上，鼎卦）。他说：“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同上，艮卦）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中有静，静中也有动，虽然作为具体的事物总有静止的时候，所谓“物无常动之理”，但是天地的运行是一刻也不停止的，即使在“天地闭”的冬天，日月星辰也还都在运动不息。在“动”和“静”“一对矛盾”“动”比“静”更为根本。他提出了“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的观点。认为：“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程氏传·复卦》）程颐认为先儒把“静”作为“天地之心”是错误的，只有“动之端”才是“天地之心”即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他不仅辩证地理解了“动”和“静”的关系，而且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纠正了周敦颐将动、静割裂，而以“寂然不动”作为宇宙的最高境界的错误。
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成，程颐认为矛盾的运动产生了世界万物。他说：“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同上，泰卦）又说“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续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前者有终，而后者有始，相续不穷，是人之终始也。”（同上，归妹）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运动)万物才得以生长，所以这叫“通泰”。同样，由于男女的互相交感，才能繁衍后代，人类才能“生息而后其终不穷”。这就是说只有事物的矛盾运动(交感)才能产生生命，“不交”，事物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程颐具体论述了事物的交感现象。他说：“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坼”（同上，解卦）又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未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来屈信明感应之理，屈则有信，信则有屈，所谓感应也。”（《周易程氏传·咸卦》）这是一幅多么绚烂多彩的自然界的运动画面。阴阳摩轧，风气激荡，雷霆震动，风雨润泽，日月运行寒暑相推，整个自然界都在运动不息，生机盎然。
程颐还用阴阳两气的交感作用来解释自然界电雷和风雨等自然现象。何为电雷的成因?电是阴阳二气相倾轧，这如同两石相磨所以看到火光，而阴阳相碰撞则形成了雷。雷与电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颐关于雷的论述还见于多处。他说：“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同上，豫卦）又说：“雷行于天下，阴阳交和，相薄而成声，于是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其所赋予，洪纤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同上，无妄卦）雷能“成声”是由于“阴阳交和相薄”的原因，所以，一声春雷就可以“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程颐还常把雷和风雨联系起来议论。“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及其和洽，则成雷雨，满盈于天地之间生物乃遂。”（同上，屯卦）“雷雨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同上，益卦）在这里，程颐排除了对于电雷风雨两成因的神秘主义的解释，而把阴阳两气的交感作为发生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的依据。这种力图以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事物是事物存在的形式还有第二层意义，即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显然程颐也是指这种观点的，他常常把“动”与“恒”联系在一起。他说：“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周易程氏传·恒卦》）他认为“不动”就不能“恒”即永久地存在。这是因为在天地间唯有“动”是“恒而不穷”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动着，即使像山岳这样的坚厚之物也不能不动，不能不变。因此所谓“恒”不是指“一定”不变的意思，凡是一定不变的事物没有一个是能够保持“恒”的。只有“随时变易”才是普遍的原则。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明”暑寒相推，四时革而不已所有才能成岁，等等。应该承认程颐的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事物的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决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规律性的。程颐说：“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同上，乾卦）何为性命，程颐介释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同上）即事物有着各自特有的性命即规律。天地之间的变化虽然无穷无尽，但是总有其“常”(规律)，像阴阳日 月，寒暑、昼夜之间的变化就是“常”的运动。顺循这个“常”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还是以阴阳日月为例说：“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周易程氏传·恒卦》）“天地之运，以其顺动，所以日月之变不过差四时之行不愆忒。”（同上，豫卦）程颐所指的“顺动”是指顺循“常”的运动。如天地的运行，日月的照明，阴阳往来，精气盈缩都是因为顺“天之道’而“常久不已”的。程颐在讨论事物矛盾运动时，很强调“顺”。他说：“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还说：“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顺动而已。巽而动，常久之道也。动而不顺，岂能常也?”（同上，恒卦）很明显他在这里所说的“顺”多少包含着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因素，因而是有可取之处的。天之理与人之理是相同的。“人事”强盛，“天”就不能对人造成灾难，相反，“人事”衰弱“天”就能对人构成灾难。“如祁寒暑雨”这是自然现象，如果人身体强壮，就不会生病，相反人的身体“羸弱”，就不免要生病。所谓“天人之理自有相合”是主张以积极的“人事”应付“天变”使“天不为灾”。这种天人相合与汉儒所说有“天人感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程颐认为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互相渗透的，如动静、有无等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相互渗透的。他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故曰动静一源”，“消长相因天之理也”（同上，复卦）这些观点表明程颐对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朴素理解，虽然这种理解尚属肤浅，然而这在当时却是非常可贵的。程颐不仅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而且认为矛盾的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转化的具体形式丰富多样，难以统一于一定 的模式，但是矛盾转化却是普遍现象，任何事物概莫能外，但是程颐的转化观尚未能摆脱循环论的倾向。他说：“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同上，泰卦）又说：“无往不复，言天地之交际也，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同上）程颐企图用“物理如循环”来说明阴阳、升降，平陂、安险，泰否等矛盾转化的现象是不很确切的，有相当明显的循环论的倾向，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因素。
人活在世上活一日少一日，即使对于刚生的婴儿来说也是如此。身体一天天长大，活的天数一天天减少，两者是不矛盾的，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指出：“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之吉凶，谓之大惑。”（《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进而他又批判了佛家的生死观。他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二程遗书》卷一）他认为佛学不明生死的道理，所以才以生死恐动人，”而圣贤则认为生死为本分事，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所以不谈生死的问题。他赞成对于生死采取“鼓缶而歌”的态度。所谓“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周易程氏传·离卦》）但是和首倡“鼓缶而歌”的庄周相比，程颐对于人生并不悲观。他的人生观是积极人世的，程颐之所以赞成“鼓缶”，才能对生死泰然处之。程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生命的现象，是对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表现了他所持的无神论思想。
程颐并没有把对立转化的观点坚持下去，当一接触封建等级制度之道时，他认为这是无对的，所谓“道无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变动的。“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义明矣。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阳动阴静，各有其常，则刚柔判矣。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则有类，物则有群，善恶分而吉凶生矣，象见于天，形成于地，变化之迹见矣。”（《周易经说》卷一《易说·系辞》）这里他所说的定、分、常、判、见都是既定的、不变的矛盾现象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不可变动的。这不仅暴露了程颐封建主义卫道土的立场，同时也窒息了他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所闪烁的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气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一切事物的运动总是处于一定时空中的。对于“空”，程颐没有更多的涉及，但是对于“时”，程颐却是非常注重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与时消息”的。“日中盛极，则当昃映；月既盈满，则有亏缺。天地之盈虚，尚与时消息，况人与鬼神乎?盈虚则盛衰，消息谓进退，天地之运，亦随时进退也。”（《周易程氏传·革卦》）程颐认为日月天地的盈盛与昃缺是“与时消息”的。同样，一切社会人事活动也是与时进退的。“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时极道穷，理当必变也，圣人至此奈何?”（同上，既济卦）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之理，不是进便是退，然而“进退”是与“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不受“时”的影响。时间变了，事物也就要随之变化。
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要发生变化。因此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人们的行动应该是“随时而进”“随时而止”、“随时自用”。即使是圣人对于‘时’也只能“因时处宜而不能违，”所谓“时者，圣人所不能违”圣人和众人所不同的是“因时而处宜随事而顺理”（同上，革卦）而众人则不能掌握(识)时机罢了。因而获程颐认为“随时之义，是犹如“禹之治水”，这个观点是可取的。程颐还对“随时之宜”作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说：“君子观象以随时而动。随时之宜，万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向晦人宴息：君子昼则自强不息，及向昏晦，则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随时，适其宜也。”（《周易程氏传·隋卦》）正常情况下白天“自强不息”，晚上就要及时“宴息以安其身”。人的起居是有规律的，违反了这个规律就要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程颐以起居随时企图说明“时”对人的行动的重大影响，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含有辩证因素的。
二、“物极必反”与“革者，变其故也”
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命题。事物发展到顶点(极)就要走向反面，这是规律(其理如此)概莫例外。生命达到顶点就要走向死亡，而死亡了的生命通过转化分解又成为新生命所必需的成分，因而在新生命中得到反映。生死是如此，始终也是如此，对于其它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他说：“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矣。如升高，高极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同上，睽卦）又说：“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同上，困卦）“物极必反”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一个人向东走，走到东方尽头了只要再一走动必然要朝西，同样，如升高升到高的极点了就要下降。事物到了极点，就要向反面转化。“物极必反”是一个普遍规律，它同样适用于社会的治乱安危。“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同上，否卦）程颐认为虽然泰极必否，否极必泰，危极必安，乱极必治这是“理之常”，但是由危转为安，由乱转为治，却又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定要有“刚阳之才”的活动才行。他的这个说法使他关于对立转化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物极必反”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精彩的命题。
既然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走向反面，因此要想不走向反面，就要注意不过“极”，程颐说：“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过极也。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同上，大畜卦）根据同一原则他提出了居安思危，居盛虑衰的观点。“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之盛也。”（《周易程氏传·临卦》）“当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时，不敢安逸常艰危而思虑，正因其施为如是则可以无咎。”程颐认为要想使“盛”与“安”能“永久”存在，只有在“方盛”、“方泰”之时高度警惕力戒骄侈。经常思虑艰危之时，就可以“无咎”。程颐认为大几天下久安终不免于乱者，不外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因循守旧，“惮于更变”，二是“狃安富”而“骄侈生”，导致“衅孽萌”、“乱之至”。他说：“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同上，泰卦）又说：“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而骄侈生乐舒肆则纲纪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乱之至也。”（同上，临卦）他的这番议论是他“物极必反”在社会政治中的具体应用，说明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的转化是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过程的。
诚然，程颐在当时政治变革运动中开始时曾赞成王安石变法而后由于政见的不同而转为反对者，倾向保守，他的政治态度与张载基本相似。他们也有自己的变革理论。他偏重抽象道德的修养而轻视具体功利之学，表现了理学家的思想特点，他与张载一样主张对当时的弊政作温和的变革，因而在哲学理论上也有某些“变易”的思想。他说：“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又说：“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在也。”（同上，革卦）天地、阴阳一直在“变易”之中，所以才能使四时成岁，万物各得其宜。井水一直不换，就容易秽败，只有经常变易才能清洁，所以“不可不革”。同理，社会也只有变革才能有生气。“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又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周易程氏传·革卦》）他的这些说法虽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天命论影响，但是他承认革新时运与改朝换代是一种革命，是最大的变革。如果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而不变，就是“无救弊济世之心”而会招致“咎”。但是究竟怎样“革”?程颐过于小心以致流向保守。他说：“革者，变其故也。变其故，则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后人心信从。„„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同上）“事之变革，人心岂能使信，必终日而后孚在上者于致为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同上）变革现有的政治是件大事，一开始信从的人不多，因此必须反复“详告申令”，“使人信之”才能成功，不能取信于人的“革”是“不能成”的。应该说他的这个见解是有合理的因素，但他过分夸大了革变的艰巨性，片面强调客观具备的条件因而对政治变革抱消极的态度。
王安石认为“新故相除”为自然界和人事社会的规律，对于“变故”的改革充满信心，在变革问题上程颐和王安石所持态度是不同的，他说：“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同上）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位”“时”“才”这些条件才可以讨论变革，臣子不该首倡“变革”他说：“然臣道不当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所逢之时，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当进而上辅于君，以行其道，则吉而无咎也。不进则失可为之时，为有咎也。”（《周易程氏传·革卦》）因为臣不具备“位”这个条件，所以他不应当“为革之先”只能辅助皇帝以“行其道”，这也就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时具备程颐所说的“变革”条件，这种理论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否定变革。程颐说：“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到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同上）既“革有悔之道”岂不是不革为妙么!至此程颐就窒息了原有的变易思想而陷入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