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2024-08-13

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通用8篇）

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篇1

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环境一直在默默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本文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角度浅谈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见解。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环保法的修改基本法律制度

【正文】1989年，我国通过的《环境保护法》，其对健全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修改、实施。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意识、法律意识也日益增强。尽管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确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速度仍然远远大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速度。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新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

一、《环保法》制度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环境一直在默默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工业污染、洋垃圾的流入和处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福建环境污染索赔大案”、“松花江水流域污染”、“太湖蓝澡”、“塔斯曼海轮污染案” 等一系列危害环境的典型事件。伴随着人们的努力，环境问题的众多病因被逐渐地发现，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伦理因素、历史因素等等。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存在的，它们的发现对“治疗”环境问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本文认为这些病因都不是主要的，因为现代法治社会是“通过法律控制的社会”，这些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只有有限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环境问题之所以产生，源于人们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而人的不合理行为之所以产生，根源于我们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履行其规范人类行为之职责。因此，本文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1]的失败。

法律制度之所以重要，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控制工具，在于制度首要的并且始终具备的一项功能：即“塑造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供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和扩散信息，”促成“社会共识或一般性的认识基础，减少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人们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进而矫正自己的行为。”[2]制度通过提供与行为有关的信息来塑造人们的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应劝人行善，抑人为恶;一种坏的制度效果可能恰恰相反，会使好人做不成好事，让坏人为所欲为。在一个社会中，当人们的行为普遍偏颇乃至错误时，我们首先应追问的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否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适当的激励与正确的引导，而不应去追问行为人的道德伦理水平或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没有不合理的行为，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对于当今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也一样，我们不应只停留在研究造成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技术、习俗，伦理等因素，而应着重研究我们的制度是否为人们的环境行为提供了适当的激励及正确的引导。而问题恰恰在于此，我们的制度没有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利于环境的激励，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危害环境的行为。这正是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本文将尝试着从制度的角度来找寻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及其对策。

二、《环境保护法》制度存在的缺陷

《环境保护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当前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势下，有些制度已经暴露出不能完全适应形势需要的严重缺陷。例如：

(一)“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我国环境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是我国所独创的一项环境法律制度，也是控制新污染源产生，实现预防为主原则的一项重要措施。“三同时”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三同时”制度对我国的环境保护起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不经济的影响。由于该制度要求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过程同时投入，导致一些企业因资金短缺无法投资设施建设而破产，或者企业的环保设施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积压资本。

（二）、限期治理制度 [3]

《环境保护法》关于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欠妥。该法第29条第2 款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这种以企业的隶属关系和级别作为确定决定权依据的管理形式，显然带有很浓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往往给环境保护带来不利影响。首先，限期治理由政府决定的做法，不利于该制度的全面实施。政府并不能经常监督、监测污染源，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偏重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而非环境效益。从而使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难以得到及时地治理而危害社会。其次，限期治理不分项目大小，都由同级政府决定，影响及时治理污染，也不一定完全必要。最后，限期治理分级管理的办法，易造成污染治理上的条块分割，也不利于流域性、区域性及行业性污染源治理的统筹管理和安排，更不利于实现政府对其辖区环境质量负责。而相比而言，由环保部门行使限期治理决定权较为合理。因为环保部门是开展环保工作的专业部门，依法行使对环保工作的监督管理权。

（三）、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保护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可见，排污单位如果没有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仅需依照《环境保护法》第28条的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然而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因此，超标排污行为无疑应视为违法行为。，上述立法上的冲突，确实让人无所适从。所以有必要修改排污收费制中对超标排污行为的规定。

（四）、公众参与制度[4]

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的环境权，是不应当受到限制或者剥夺的。但是作为人权之一的环境权，跟其他的人权内容相比，又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在环境保护中，任何人都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义务主体。任何人都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在个人享受环境权的同时，都必须考虑并且尊重他人的环境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权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因此要求每个人都应当积极的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中去，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与全社会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从而也使得每个人都能得到更好的生存环境。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为在我国环境保护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虽然有了法律保障，但是在实际的环境保护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情况却是非常糟糕。再对照我国关于“公众参与”的相关政策，就发现了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的确需要健全和完善。就我国环境立法的整体来看，我国关于公众参与的立法较为零散、分散、而且缺乏系统性。现有的关于公众参与的各项规定都散落在环境基本法即《环境保护法》以及一些单行法规中，至今未有集中起来，有一个专门的、统一的规定，这样就会使公民感觉国家立法目的不明确。在公民不能很好理解国家环境立法精神，特别是关于公众参与的相关规定的精神时，就会使公众不能较好的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三、《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

（一）“三同时”制度

由于该制度对一些企业的不利影响可规定在其适用时采取相对灵活的措施，允许部分对环境影响不大的建设企业借助外部其它部门的环境保护设施代为同步建设。这样既有利于节约成本又能促进企业积极治理污染。

（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

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

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

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02年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

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

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

（四）对公众参与制度的修改

1、不断完善环境立法体制，即在制定环境法律法规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包括广大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意见，保证决策的科学有效，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公民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途径。将群众的合理性建议吸收到立法中，使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尽可能的反映最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和愿望，从而使人民群众能更好的理解环境立法的目的，提高环境保护的效果。

2、在环境基本法中，建立科学、合理的公众意见征求制度方面，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活动。在环境基本法中，不能简单的规定，公众有权监督、检举污染环境的企业和个人的权利，而是应当全面、系统的对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途径、形式、基本权利义务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机制与程序，逐渐形成以群众举报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基础的公众参与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法定的渠道来表达自己对环境管理的意见与建议，使人民群众的呼声能够真正渗透到环境保护中。

3、完善“定期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制度，应更加贴近公众，能够让公众真正了解环境状况以及环境问题。鉴于我国各地方政府定期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较难为公众关注，若能在《环境保护法》中对环境状况公报的具体内容作出详细的规范，使区域环境状况能更清楚的为公众知晓，让公众了解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保护环境的迫切性，不仅对增强公众的知情权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公众关注环境保护、参与重大项目决策的环境保护监督与咨询提供必要的条件。

4、大力支持环境社会团体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社会团体的存在，对于环保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为公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它是帮助和配合政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预防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的需要。近几年，我国环境社团特别是各地方大学中的环境社团，发展较为迅速，但是真正对环保工作产生一定影响的较少，还没有真正发挥到社会团体应当发挥的作用。所以，在即将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中应当重视环境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社团的运作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积极征求环保社团的意见，促进本国环保社团与外国相关社会进行国际交流等。

5、健全和完善刺激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激励机制。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起很大作用的社会中，利润的动机支配着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活动。对于参与环境管理的公众而言，如果没有经济杠杆的调整，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在环境基本法中应当将各种经济刺激手段与立法相结合，诸如将税收政策、贷款、保险等激励机制纳入环境基本法中，使经济刺激在环境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结语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

法的《环境保护法》。

注释： [1]“制度”一词在制度主义经济学中既包括非正式规则，也包括正式规则。但本文中制度仅指正式规则，也即法律制度。

[2]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32页。

[3]来源于exam8.com《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

[4] 中国环境法网：杨柳青赖家明李希昆《关于完善环境基本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思考》

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篇2

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财政实力均等化, 提升财力不足地区财政支付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自1995年起,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建立起来, 时至今日, 这一制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运行上也日趋规范、完善, 进一步缩小了我国不同地区之间财力上的差距, 满足了不同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 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与支持。现阶段,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体制性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三项内容。近年来, 中央政府财力加大了对地方财力的支持, 而地方之间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例也逐步上升, 地方之间财力的差距日益缩小, 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日益显现。

(二)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不足

首先, 在立法方面, 我国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比较欠缺, 现有的立法多数是规范性文件。立法的效力层级较低, 对相关主体具体的权利义务也缺乏明确的规定, 立法的滞后性也比较明显, 并不能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顺利运行提供明确全面的法律依据。

其次, 财政转移支付具体法律问题规定不明。在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中, 一些具体的问题, 比如转移支付的目标及方向、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关的监督机制及问责机制等, 现行法律都没有明确作出规定。这就使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 无法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 也使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无法顺利实现。

再次, 财政转移支付救济机制的缺失。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任何制度的运行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之内, 而为各项权利提供完善的救济渠道, 才能真正保障权利的实现。财政转移支付运作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参与时,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争议, 如何解决这些争议成为摆在面前的问题, 仅仅依靠强硬的行政手段显然是不够的, 权利救济机制欠缺的弊端因此显现。

最后, 监督制约机制的欠缺。财政转移支付涉及到资金的分配与转移, 可能会出现各种腐败及其他违法行为, 监督制约机制因此成为保障制度运行, 避免出现暗箱操作, 损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是立法层级较低, 对监督主体的要求和约束不够, 监督作用发挥有限;另一方面则是监督制约机制的单一, 缺乏外部监督力量的介入, 影响了监督的效果。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完善立法

首先, 应该在一国之根本大法宪法之中明确规定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这一点在国外部分国家也有所体现, 值得我国借鉴。通过宪法的规定, 为这一制度正名, 使之得以在宪法的框架下丰富完善。此外, 要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法律位阶, 需要制定一部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法》, 以专项立法的形式对这一制度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增强其可操作性, 使这一制度也能够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 帮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二)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救济机制

如果在财产转移支付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和争议, 就有必要通过救济机制的运行来解决争议, 确保各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以实现, 确保财政转移支付不应争议的出现而搁置, 最终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结合我国实际, 可以在我国允许省级政府通过声明异议制度来实现权利救济。省级政府在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出现异议时, 可以通过向财政支付委员会提出声明异议的方式来进行权利救济, 从而保证财政转移支付本身的公平公正的, 是真正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

(三)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机制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监督机制, 需要拓宽监督主体的范围, 既要有权力机关的监督, 也要有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 还应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 社会力量也应参与到监督之中。不同的监督主体基于共同的目的, 完成监督的职责, 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违规违法的风险降低, 也能够对各级政府形成规范与约束, 使这一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对资金的管理负责, 从而帮助实现财政转移制度制度的顺利、高效运转。

参考文献

[1]孙健夫.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实践进展与理论思考[J].理论, 2012 (1) .

环境保护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篇3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完善；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

进入到21世纪，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不断从自然界中大量索取资源，同时破坏和污染环境，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速度和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环境对人类的破坏性反馈，极端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中国是受环境破坏和污染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天文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大大加快和加强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立法，以及国际合作，环境保护走向了法制化。

一、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局限性和存在的缺陷

我国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至此，我国已经颁布国家级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6部，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9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29项，制定环境标准364项。但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起步比较晚，立法水平有限，近年来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环境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跟不上社会需求的现实越来越突出，急待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1、从立法目的上看，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过分注重对资源的利用，而轻保护，且体现不出对下一代利益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当代环境理念的基本要求，在立法目的的理念上逐步树立了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将保护目标已扩大到保护未来时代人类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缺少正确价值理念的支撑，从而难以从整体上自始至终的贯彻好保护。

2、从颁布的时间上看，我国大多数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是在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前颁布的，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更不用说科学发展观思想了。有些像《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颁布，，《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1994颁布，虽然在1992年之后颁布但是也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而且这规本身存在着大量不适应保护资源的诸多有待进一步修改之处。

3、我国许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还存在着规定不全面不完善的特点。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也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

4、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在制定上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目前由于缺乏国家性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有的省市有些法规早已经制订而且根据需要都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有的地方却尚未颁布一部。而且各地出台的环境保护相关条例指导原则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处罚尺度不，法规的统一就尤为重要。

5、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原则规定多，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规定，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何为“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后果”？这些模糊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犯罪构成量化标准，使得执法者在实际办案中无法参照。

6、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环境问题无法可依，未恰当及时修改和补充。中国自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据国家环保总局透露，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70%进入中国，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却没相关规定来约束“洋垃圾”的侵入。还有，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现行法律中有不科学之处，随着实践的发展已带来明显的甚至较大的弊端。

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中国需要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

尽快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完善，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

（二）提高立法质量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环境立法的“缺陷”，切实提高环境立法质量，在立法中重点要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坚持法制统一，要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

（三）执法与司法需要改进

环境保护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近几年环保行政主导还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四）完善环境保护中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和个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在环境受到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益不受损害，对行为人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诉讼活动。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毋庸质疑的，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详细规定公益诉讼内容，以保障诉权的行使。同时，也要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五）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预先评估，或者对拟议中的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进行分析，即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制。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顺利推广和有效开展，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法律保障作用。

小结：

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过程，不可期望于一触而就，但是面对全球和我国国内现实的迫切需求，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起来，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环境问题常常没有国界，国内环境问题常常也关系到世界环境问题，因此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基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信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环境更美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　金瑞林　汪劲著《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

[2]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3]　王礼嫱等，主编《中国自然保护基本立法问题》

[4]　吕忠梅.　环境法新视野

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篇4

在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企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在企业发展还不平衡，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广大职工民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还不相适应，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针对当前的实际，要切实提高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以加强领导，深入宣传为“着力点”，提高对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思想认识。

（一）国有企业应当实行民主管理的依据

第一，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贯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都强调扩大基层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十七大报告将包括企业民主管理在内的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党的十七大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这是国家法规政策的要求。我国《宪法》、《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明确规定了劳动者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企业民主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第三，这是发展企业民主管理的要求。推行企业民主管理，由职工直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切实保障职工群众对企业发展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利于坚持和巩固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反映和实现职工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这是维护职工民主政治权利和劳动经济利益的需要。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是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和不断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切实落实职工群众的各项民主政治权利，职工在企业中的劳动经济利益、精神文化权利等得到切实维护，才能在企业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二）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不能松动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广大职工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是我国企业管理制度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职代会具有明确的法定地位。我国的《宪法》、《企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工会法》第六条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和实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职代会具有比较完备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职代会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包括代表产生、组织框架、会议召开、职权范围、表决程序等，为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职代会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职代会实行的是代表制。职代会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能够代表全体职工的意志，由他们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能够从不同方面代表反映全体职工的意志和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动摇。同时，又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职代会的职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进行认真总结和创新，使职代会制度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完善。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仍需要继续推行企业民主管理

第一．推行企业民主管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要理顺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还要规范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经济组织，企业利益是所有者利益与职工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劳动者是企业利益的合作者，是劳动力资本的“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同为企业的“主人”。所以，付出劳动、创造企业经济效益的广大职工与企业经营者要对企业进行共同治理，劳动者有权参与企业管理。

第二，职工代表大会是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权力的分配、监督和内部协调关系的制度性操作，职工代表大会是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是根据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建立起来的一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企业法人治理与职工代表大会，在主体、性质、职能和职权等方面各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只能按照各自的职责要求，从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出发，实现互利共赢。

二、以健全组织、完善制度为“着力点”，推动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

（一）科学规范，大力推进职代会制度建设

第一，科学调整和创新发展职代会职权。当前，我们执行的职代会制度，主要依据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条例》规定了职代会五项职权，即重大决策事项的审议建议权；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审查同意或否决权；对职工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的审议决定权；对企业行政干部的评议监督权；根据授权民主选举（或推荐）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选举权等。这个《条例》是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24年，中国经济形势和企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和企业实际情况，对职代会的职权及相关制度进行逐项梳理，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发展的发展。我们认为，可以在“五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

“五权”。一是保障决定权。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审议决定权，是职工实质性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职工公积金、福利费使用，社会保险事业、劳动保护等事项要向职代会报告，听取职代会的审议意见，并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相关事项依法作出决定。二是落实否决权。要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权利监督机制。职代会的否决权要有相应的扩大，以促进企业约束制衡机制的形成。通过实践，在以下事项上职代会可以行使否决权；（1）有关企业重大决策，不合理的企业兼并、破产、拍卖等方案；

（2）危及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建设、施工方案；（3）不合法、不切实际的规章制度；

（4）民主评议信任票低于60%的干部不该聘用的而聘用的；（5）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应该公开而未公开的。三是扩大知情权。知情权是落实企业民主管理职权的前提。如企业改制方案、经营状况、利润分配方案，都应通过职代会让职工了解。现在普遍实行局务公开，就是把广大职工关心的企业生产经营问题、职工切身利益问题，以及直接关系企业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问题等用公开的形式公布于众，为职代会闭会期间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提供有效载体。四是拓展共决权。共决权是西方劳资双方对企业管理共同作出决定的权利，是劳动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们除了改制企业按规定选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以外，共决权更多的是用于企业管理的诸多领域，如职工代表参加局长办公会、局务会等。五是用好选举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职工民主意识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为职代会行使这一职权提供了保障。如一些企业工会组织改选换届直选工会主席和副主席，职工代表由基层单位民主选举产生等，充分体现了选举的群众性和普遍性。

第二，切实发挥职代会组织制度的作用。职代会主席团、专门工作委员会和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制度，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而建立的职代会的重要组织制度，二者相互配合、有机衔接做好职代会召开以后及闭会的各项工作。要切实发挥好职代会主席团在会议召开期间和在职代会闭会期间的重要作用，对于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内容，要在下一次职代会上报告和予以确认，并形成决议，以符合现有法规规定的程序。

第三，严格规范职代会的工作制度。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代会操作程序和办法。要确保企业职代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抓好职代会会前、会中和会后等环节的工作。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建立了职代会预告预审制度、职代会质量评估制度、职工代表述职制度等，对提高职代会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职代会召开之前，把筹备组织会议过程作为职代会的必然程序，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广泛征集议题和提案，经由企业工会听取职工意见后与企业协商确定，并在会议召开七日前以书面形式提前送达职工代表。在职代会召开过程中，审议的内容务求具体，要围绕企业改革发展中心，紧贴职工的生产生活实际；议程的安排务求合理，避免会上“多听领导少听群众”或“只听领导不听群众”的现象，给职工代表充足的时间就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与领导交流沟通、献计献策，积极对提案进行审议；表决的程序务求规范，要完善表决制度，对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汲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坚决实行无记名分项票决制，切实保障职工代表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和意见。在职代会召开之后，要抓好决议和提案的落实工作，并在下次职代会召开之前将决议和提案的落实情况向职工代表进行详细说明，以全面提高职代会制度的工作质量。

第四，努力做好职工代表工作。要不断健全完善职工代表的产生、培训以及考核机制。首先，职工代表应当以班组为单位由职工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并实行常任。职工代表应当包括不同岗位、不同工种、不同层面的干部职工，以确保职工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真正的民主性。其次。由于职工代表来自企业的不同层面和岗位，自身的素质条件不同，要加强对职工代表

培训指导。要把职工代表培训工作纳入企业职工教育总体规划，做好职工代表届前、届中和换届时的培训工作，使职工代表了解企业各方面的情况，掌握相关的企业管理知识和民主管理知识，提高职工代表的参政意识和履职能力。再次，要建立健全职工代表的述职制和考评制度，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代表及时撤换，有效激发职工代表队伍的生机活力；积极探索建立职工代表的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职工群众参与到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中来。

（二）扎实工作，大力推动局务公开制度深入发展

要把局务公开工作与完善职代会制度相结合，使局务公开工作切实成为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个过程，成为落实职代会职权的有效形式。

第一，要在深化公开内容上下功夫。一是局务公开工作要向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延伸。比如当前要把企业深化改革、主辅分离、邮政重组等企业重大决策、计划的制定、实施的过程向职工公开，使职工在知情中理解改革，在参与中支持发展。二是局务公开工作要向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延伸。比如对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要向广大职工公开方案制定、实施的全过程，积极推进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三是局务公开工作要向企业生产经营领域延伸。以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招标投标、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的公开为切入点，实行“阳光管理”，把局务公开民主管理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中，变成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的规章制度。

第二，要在规范公开程序上下功夫。要建立和不断完善局务公开工作标准和程序，使局务公开的具体操作成为企业管理的规定动作。即要公开有关政策依据和本单位的有关规定，又要公开具体内容、标准和承办部门；即要公开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又要公开对职工意见和建议的处理情况，避免局务公开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努力提高局务公开工作质量。

第三，要在健全领导机制上下功夫。企业党委是局务公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定期对局务公开工作进行调查研究，领导落实局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办法。行政是局务公开工作的第一执行人，要把局务公开工作纳入企业目标管理。纪委监察是局务公开工作的第一监督人，要对局务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整改。工会是局务公开工作的第一协调人，要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参与局务公开工作，及时培训职工和职工代表。职工是局务公开工作第一评价人，我们要以职工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局务公开工作的标准，要善于整合各方力量，发挥整体作用，推动局务公开工作深入发展。

三、以激活主体，履行职责为“着力点”，切实加强对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领导。

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在新的形势下，要激活主体、强化领导，形成合力，从而保证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一）加强对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领导，不断完善民主管理工作责任机制。

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有关方面齐抓共管、职工群众全员参与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把企业民主管理融入到依靠职工办企业的体制、机制、制度中

去，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中去，要逐步建立健全民主管理责任制。

（二）认真总结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经验，大力宣传推广典型事迹。

典型凝聚着干部职工的智慧，蕴含着许多本质性的经验，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对基层创造的好经验，要进行总结提高，在全局的范围内推广实施，从而使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职工群众意愿和要求，更加有利于邮政企业的改革发展。

（三）站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勇于探索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是使这项工作保持生机和活力，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要坚持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要根据形势需要、企业实际和职工要求，积极探索深化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发展创新企业民主管理内容、形式、平台、载体；积极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邮政业开展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用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

（四）以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注重提高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各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真正使企业民主管理各项工作做到制度健全、机制完备、程序合法。在工作中，要逐一落实每项制度的工作内容，要严格按规范程序运作，并根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针对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工作程序和操作规程。要加强对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综上所述，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邮政企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邮政企业的客观需要，是建立邮政企业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加强邮政企业民主政治建设，为邮政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辽宁阜新市邮政局工会副主席于洪涛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篇5

法律援助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论述中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贯彻落实这一要求，需加强法律援助“五要素五保障”建设，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事业。

以宗旨要素为核心强化观念保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法律援助工作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强化群众观念，努力做到在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使法律援助工作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满腔热情地做好服务困难群众工作，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办理好每一起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断拓宽民意沟通渠道，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作为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着力点，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作为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切入点，有效发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确保法律援助各项工作措施更加符合社会实际、体现人民群众意愿。

以制度要素为基础强化规范保障。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建设是基础。应着眼于建立层次清晰、体系完备、内容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认真总结《法律援助条例》实施经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借鉴国外法律援助有益做法，推动通过国家立法明确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管理、范围与标准、经费保障、组织实施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等关键问题，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法制保障。健全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工作协作机制，健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各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不断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加大规章制度执行力度，实现用制度规范行为、按制度办理业务、靠制度管理工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科学化奠定基础。

以质量要素为根本强化标准保障。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线。实现案件质量标准化，对于推进法律援助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间法律援助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应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严格遵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以及相关执业规范、服务标准的要求，做好受理、审查、指派、承办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根据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等不同群体的特点和案件类型，推出专项服务措施；改进案件指派工作，结合法律援助人员业务领域和专业特长合理指派人员，提高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综合采用旁听庭审、办案跟踪、受援人回访等行政评查和专业评估措施，强化案件质量监管，加强投诉处理工作，确保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以设施要素为重点强化便利保障。以设施便利化为重点提高法律援助服务的可及性，是加强便民服务的必然要求。应继续建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深入开展便民示范窗口创建活动，改善服务环境，改进服务态度。完善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系点建设，打造一（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方便城乡居民就近获取法律信息、申请法律援助。做好“12348”法律服务热线升级改造工作，保持热线畅通，为群众提供咨询、解疑释惑。加大信息技术在法律援助服务中的应用，优化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流程，逐步推行网上申请、审批、指派，实现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覆盖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站点，提高服务效率。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制度的构想篇6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制度的构想

杨盛秋

石安洲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多为繁荣经济、丰富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流动人口的增加也给社会治安、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显得特别突出。笔者认为只有从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着手，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的管理难题。

【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现有法律法规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2)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3)公安部公布实施的《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4)公安部公布实施的《暂住证申领办法》。(5)部分省、市(区)、省辖市、较大市、经济特区的人大及政府制度的暂住(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规定(条例)。这些法规、条例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主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制定的，当时正处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压力巨大、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攀升之际，立法带有浓厚的管理部门痕迹，其核心主要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利益，而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为流动人口服务、确立流动人口权利与义务,特别是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内容不多甚至没有,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法规多是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内容多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与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2003年初以来，国家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先后取消了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收费和租赁房屋的审核登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等，给以初步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形成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带来了极大冲击，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和一些政策性收费之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又未能及时跟上，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困难。

(二)、缺乏必要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中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居多，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标准。我国现行的涉及流动人口管理主要的法律法规，除对流动人口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的规定有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予以规范外，流动人口的其他管理规定或者是由公安、劳动与计划生育等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如公安部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或者由省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发布，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政府据此分别就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住房租赁、务工经商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各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管理规定等，其他各省也大多如此。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对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存在地方性差异，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标准，无法统一起来。

(三)、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的法律规定。

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只制定外地流入本地的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对本地城市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则没有相应的管理的法律规定。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法律规定中，只有2000年的《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中明确界定了流动人口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人口，不过整个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流入人口的。其实，今天的流动人口中虽然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来自城市的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所以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这部分的法律空缺。

面对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面对传统体制造成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法律地位的差异，只有抓住机遇，重新构造相关法律，才能以缩小与宪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差距，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二、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构想

依法治国是指导流动人口管理基本方针，是从行政管理转向法治管理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制化管理。流动人口的增加是历史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会继续增加，因而加强其管理的法制建设也势在必行。对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健全必要的全国性流动人口管理法规。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规繁杂，且不同效力等级的法规在处罚种类、幅度有矛盾之处，不便执行。为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人员有法可依，增强他们的执法信心和决心;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一部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提高立法层次，规范管理行为。对流动人口管理中涉及的社会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加强管理同时突出对流动人口权利的维护，制定《流动人口流管理法》时要结合户籍改革立法, 对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子女教育、权益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享有政治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使流动人口正确行使个人权利,履行个人义务。严禁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出台对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带有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使流动人口能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要对各地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清理,及时废除过时的法规,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人口的管理必须要从形式上实现统一。从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条例规定以后，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出台，导致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纷纷出台。但地方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形成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在流动人口这一问题上，由于各地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目前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还有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开始研究如何制定全国外来人口管理法律规定，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推出。

(二)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及其相关权益的立法。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立法者应从管理的角度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角度，寓服务于管理之中。扩充、完善、保障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采用激励机智引导流动人口自觉到当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申报暂住证，由被动变主动，解决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最根本问题。如可以规定按时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享有与常住人口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方面同等的权利;凡在暂住地暂住一定期限无违法犯罪现象等可转为当地户口的规定等等，激发流动人口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1、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同等的就医权利、同等的就业权利、同等的事业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动人口到流入地登记，就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过这样制度安排，来促使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申报，积极参与管理。

2、推行公民福利卡制度。在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国家提供的同等公共福利待遇。国家通过银行系统为每个公民设置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同时具备个人身份证号码的作用，具有多种功能和较大容量，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通用，与各地区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相关数据库联网，人口信息资源共享。以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障卡为基础，应对万变的人口信息变化，不管人口流动到哪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会随之移动到哪里，以利于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国家应以二代身份证办理为契机，加强对实有人口的图像采集、指纹录入，开发实有人口管理系统，建设系统强大的分析、统计、查询等功能，流动人口到流入地办理暂住证时，身份证等信息同时导入暂住IC卡中，这对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3、借助《社会保障条例》、《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的制定和完善来予以保障。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来制定一部《外来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法》来规定流动人口各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权益，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与常住人口同等的权利，具体办法由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另定。在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作出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的规定。流动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对于流动人口,其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被忽视或被剥夺,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待遇的现象相当普遍。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其原因,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差异的惯性作用依然很强;不少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在立法和政府行政行为中还比较严重;出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绩和优先保障本地居民利益的需要,往往对流动人口就业作出限制性规定,对流动就业者的社会经济福利权益无从顾及。无论是体现现代法律精神还是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政府都应保护本国公民基本权利。

(三)国家应加强对出租房屋管理的立法。2003年国务院取消“租赁房屋登记核准”的公安行政审批项目后，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难度增大。住宿地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切入点，应作为一个重要阵地严格管控。立法中应本着“谁接纳，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查处违法”和“谁主管说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以及“审批从简、管理从严、处罚从重”的工作要求，加大对违法出租屋和用工单位的处罚力度。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以考核评定为策略，以治安问责为手段，努力夯实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

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无序化和无序状态。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人们依照法律规则来办事，做到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法以文明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不断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法制含量，是促进外来流动人员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杨云善时明德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彭勋等著《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4、谢升华.论流动人口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甘肃社会科学.2004(6)

5、徐水源.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几点思考.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5)

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之完善篇7

地理标志在TRIPS协议生效前的条约和法律中又被称为原产地名称, 其作为一个新知识产权概念是TRIPS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又一商业标志, 地理标志至少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首先, 地理标志是一种由地理名称所构成的区别标志, 而且它必须是实际客观存在的。其次, 构成地理标志的地理名称与产于该地的特定商品存在特定联系, 这种联系已使地理名称与该特定商品的名称合二为一, 相得益彰。再次, 由于地理标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商品或服务来源及质量的重要标志, 它本身往往代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

对地理标志进行国际保护早从《巴黎公约》就开始了。《巴黎公约》将地理标志列入工业产权保护的范围, 并且对防止假冒地理标志的行为作了一些实质性的规定。后来的《马德里协定》和《里斯本协定》则分别对利用假冒地理标志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地理标志的国际注册程序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TRIPS协定则汲取了上述国际法律文件的大部分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对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的内容和措施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地理标志的本质在于昭示某种商品的特殊品质与来源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或人文条件紧密相连, 故其已被普遍认同为一种知识产权。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秉承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土特产品分布广、种类多、质量独特, 许多与地理来源密切相关的土特产品驰名中外, 在我国加入WTO后, 健全、运用好地理标志保护机制, 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无疑将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振兴我国民族经济, 提高我国入世参与国际贸易竞赛的竞争力, 同时也是我国西部及农村地区脱贫致富, 发展地方经济的一条捷径。

二、我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我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主要通过原产地域产品和商标法模式提供保护。而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则始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 作为巴黎公约成员国, 开始对一些外国进口农产品的原产地名称给予保护。1987年对“丹麦牛油曲奇”原产地名称的保护, 曾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89年国家工商局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发布了《关于停止在酒类商品上使用香槟或Champagne字样的通知》, 履行了《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义务, 把“香槟”或“Champagne”作为原产地名称给予了保护。199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商标实施细则》规定制定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在我国首次明确了以证明商标的形式来保护地理标志。1999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 2001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局又颁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对原产地域名称产品提供了法律保护。

为了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2001年我国《商标法》进行第二次修改, 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规定地理标志可以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其后又在《商标法实施条例》中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2003年6月1日实施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的条件、申请部门、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2005年7月15日, 由中国质检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开始实施, 该《规定》将原产地域产品改称为地理标志产品, 并明确规定:原有法律文件中关于地理标志的内容与该《规定》不一致的, 以该《规定》为准, 《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同时废止。

与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标准相比, 我国现行立法基本达到了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最低标准, 但还不够完善, 没有建立起完整而有效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体系;地理标志的管理机构及其职权还不够明确;对现行商标法合法有效的地名商标与地理标志的关系需进一步理顺。

三、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明确地理标志的管理机构及其职权。

从我国现有关于地理标志的立法来看, 我国采用的是商标法和特别法保护的双轨制保护模式, 对地理标志实行两套法规、两个部门同时管理。依现行法律,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均有权对地理标志予以保护和管理。依《商标法》,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而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 尽管其管辖的一个是商标, 一个是地理标志产品, 但其性质是一样的。这种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智能的混乱, 不仅给地理标志的申请人带来困惑, 而且同一产品、同一标志的多重申请, 也给国家造成极大的资源和人才浪费, 更不能保证审批过程的公平性。针对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应尽快理顺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在管理和保护地理标志方面的权限与职能, 合理分配其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从管理方式看, 质检总局显然比商标局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更具体。依商标的管理模式, 商标局很难对地理标志实施日常的品质监管, 但其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建立了完整的商标档案;而且, 作为商标法的实施管理机构, 中国商标总局不仅肩负着保护国内地理标志的责任, 而且肩负着保护成员国地理标志的义务。鉴于此, 建议修改《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 具体规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的注册条件和质量标准, 由商标局根据法定条件及标准对地理标志进行审批、注册, 将质检总局的审批权并入商标局, 同时授权对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有监控能力的质检部门负责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过程的监管工作。这样既可以统一地理标志的审批机构, 减轻企业的申请负担, 又可以保证地理标志的保护质量, 有利于国家适当履行TRIPS协议赋予成员国的义务。

(二) 完善地理标志立法保护模式。

国外关于地理标志的立法保护模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英美德为代表的商标法模式, 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模式, 另外一种是瑞典为代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1]此外还有一种美国模式, 即在商标法主导下以证明商标形式保护地理标志, 辅之以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法。我国采用的是《商标法》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混合立法的模式, 这种模式虽然充分考虑了对权利人的利益保护, 但很容易公私权不分, 由于行政机关条块分割, 结果造成了很多本可以避免发生的权利冲突。笔者认为, 采取美国模式比较合理, 既兼顾了地理标志与商标之间的联系, 又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了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符合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趋势。[2]具体说来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完善《商标法》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防止未注册的地理标志遭不当抢注。《商标法》规定了地理标志必须符合的要件, 但未明确具体内容, 因此主管部门在审批地理标志时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标准。因此, 我国可以在《商标法》的相关章节或其《实施条例》中, 明确规定地理标志的具体构成条件, 禁止私人将符合条件的地理标志或地理名称注册为普通商标, 以保护尚未注册的地理标志, 防止非权利人的恶意抢注, 保障我国传统特色经济的发展。另外, 我国商标法应在相关章节吸纳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 以利于我国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

2.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将地理标志纳入其保护范畴, 并引入侵权法中的“仿冒之诉”, 加强对地理标志权利人的保护力度。《商标法》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存在一定的缺陷, 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保护社会公益和消费者利益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它从侵权救济方面为地理标志的保护提供重要保障, 一切给消费者造成混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虚假标示和仿冒行为, 都可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这方面, 新西兰《1986公平贸易法》规定了“仿冒之诉”, 其必须符合3个条件:被仿冒产品必须存在顾客借以辨认该产品的商誉;必须存在可证明的对公众的错误陈述;申诉方必须能够证明他们因对方的错误陈述给公众造成的错误信任而受到了损害。[3]“仿冒之诉”保护的范围非常广泛, 我们可以借鉴新西兰的经验。

3.理顺地理标志和在先注册的地名商标之间的关系。依现行《商标法》第10条“地名具有其他含义”和“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等例外情况的存在, 使不当使用地理标志的行为合法化了, 而且使用在后的地理标志不能侵犯在先注册的地名商标权, 这对同一地区其他同类企业极不公平, 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原则。对此, 拟采用以下措施: (1) 明确规范两者的效力, 用技术性手段将两者区别开来。首先, 地理标志审批机构在受理地理标志注册申请时, 可以通过查询已注册的相关地名商标, 在采用相同地理名称的基础上, 采用不同标志加以区分。其次, 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生产商或服务商在其产品或服务上使用该地理标志的同时, 使用各自注册的商标加以区分。 (2) 明确规定地名商标的合理使用范围。地名具有公共性, 地名商标的商标权人不能绝对排斥他人对该地名的合理使用。[4]实践中, 对于已合法注册的地名商标, 其他同类企业可凭对地名商标的“合理使用”来对抗。但我国现行法律对合理使用的范围及其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给司法审判带来很大困难, 有必要加以完善。另外, 国家商标管理总局应严格限制新的地名商标的申请和注册。对于符合地理标志法定条件的地名, 不予地名商标注册, 而应将其列入地理标志的保护范畴, 将其注册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 这样做更利于地理标志的保护。

摘要：地理标志是世界贸易组织在TRIPS协议中提出的, 要求WTO的各缔约国给予保护的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作为WTO的成员国, 我国在入世后加强了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但是与TRIPS协议相比, 我国有关地理标志的立法还不够完善, 有必要结合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 借鉴国外的立法模式, 进一步完善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 从而使我国地理标志的经济利益得到更好的发挥。

关键词：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董葆霖.论对原产地名称的保护[J].中国专利与商标, 1996:82

[2].吴汉东, 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475～476

[3].新西兰经济发展部网站知识产权政策处.ProtectionFor Geo-graphical lndicntions in NewZealund[OL].[2006202223]ht-tp://www.med.govt.nz/temp lates/Page.1203.asps

浅谈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篇8

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并因此给他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环境权益等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的事实。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其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而导致对他人的财产权、人身权或者其他环境权益造成侵害时依照环境保护法或其他法律规定所应承担民事法律后果。

第一，侵权者与被侵权者地位不平等。随着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高科技化，因而危险性大大增加，造成侵权者与被侵权者地位不平等

第二，侵权行为判断的模糊性。环境侵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合法或适法侵权”，是一种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容许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是阻却违法之事由。因此，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忍受限度论”、“利益衡量论”就被推出。

第三，侵权具有间接性、连续性、反复性和缓慢性。环境侵权中，污染物的侵害往往借助于空气、水等媒介物而作用于人体，而非直接作用于受害人，因此具有间接性；加害人的生产活动往往具有连续性、反复性，导致侵害在时间上也具有连续性、反复性。

第四，环境侵权既是私害，又是公害。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非特定污染源的符合污染对相当区域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多种权益的同时侵害。因此，环境侵权不仅包括私害型，而且包括公害型。

通过以上对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环境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不同，是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独具特色的内在根基”。

二、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民法通则》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

三、对现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评价

相对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一)关于环境侵权的构成，《民法通则》的规定与环境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而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的规定并无此要求。

(二)关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立法上没有做出规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则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司法解释。

(三)关于损害赔偿范围，立法上对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

(四)关于责任方式，一是缺乏对排除侵害成立要件的进一步界定。且没有“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方式的规定；二是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如国外行之有效的财务担保、责任保险、损害赔偿基金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为空白。

四、完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设想

(一)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方面

1.删除环境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

《民法通则》在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这与环境基本法及各单行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的保护。

2.损害结果的认定不应局限于“现实发生”的损害

由于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是长期缓慢的过程，当在人体中积累的有害物质尚未达到致人损害的程度时，受害者是无法举出损害事实的证据。

(二)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面

1.适当拓宽损害赔偿的范围

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应特别注意以下几项损害：1)环境要素或场所恢复费用。2)人身潜在损害。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损害的早期。其损害往往显露不完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对于这种潜在损害，也应予以赔偿。3)精神损害。鉴于环境污染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影响，甚至还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4)生态损害。考虑到其鉴定、量化的极端困难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质，一般不宜通过私法途径给予救济。

2.细化排除侵害的构成与方式

鉴于排除侵害对工商业活动的过大打击，对其运用应当严格慎重，一般只能适用于连续性、反复性及不可恢复性的侵害，且应当进行严格的利益衡量，以兼顾产业的发展与公众权益的保护。环境侵害的排除应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同良好的环境正当要求之间的利益平衡，并把居民环境权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三)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方面

1.环境损害赔偿基金

对于一些污染事故中侵害方或受害方可能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且因果关系复杂之情况下，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外如日本、德国设立了环境损害赔偿基金。我国未来也将设立这一制度，并可考虑通过征收排污费、环境资源补偿费的办法设立赔偿基金。只要发生污染事故，即可由该基金代为赔付，然后再向侵权人追偿。

2.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损害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第三人支付赔偿金的一种财产保险类别。优越性在于不仅减轻了侵害人的经济负担，而且有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利益。我国有必要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责任保险法。

(四)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的保障和途径方面

1.授予受害人的咨询权和责任鉴定请求权

环境污染侵权关涉高科技，受害人又多为普通公民，加害者出于对工艺流程、专业技术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证活动。因此，立法明确授予受害人对加害人或有关国家机关就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询权或向当地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就十分必要。

2.扩大我国环境侵权之范围

依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我国环境污染的侵权仅限于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粉尘等九种。而对光污染、废热污染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我国也尚无鉴定光污染和废热污染的手段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受害人的环境权益难以提供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