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河流污染及治理探析论文

试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河流污染及治理探析论文

试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河流污染及治理探析论文 篇1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李明超

2012-7-25 14:59:11 来源：《管理学刊》(新乡)2011年6期第46～51页

【作者简介】李明超(1980-)，男，山东平度人，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暨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城市文化经济与管理、西方经济与管理史，浙江杭州310002

【内容提要】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英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主要体现为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加重、居民生活贫困、城市道德滑坡和建设失序。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英国政府对城市公共领域进行了干预，使日益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是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工业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善使城市社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有识之士的个人努力是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推动力量，政府的干预是城市社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主体力量。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早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在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关 键 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管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81/K561.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511(2011)06-0046-06

作为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典范，英国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关注。工业革命作为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和工业化时期的分界点，对英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历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人均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速缓慢、对农业依赖程度高和劳动分工程度低，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人均收入增长迅速、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对农业依赖程度低以及劳动专业化程度高。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发展一直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打破了英国经济结构的平衡，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客观上导致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凸显。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英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得益于自发的市场力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是崇尚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同时，受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影响，近代英国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事务一度采取基本不干预的态度，听任市场力量自发调节，由此导致英国城市化呈现快速而无序的状态。贫富分化导致的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引发的社会冲突，使得英国城市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亟须建立一个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调节机制。

一、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表现

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进程自始至终面临着矛盾：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赖于城市发展的推动，但人口和生产的大规模聚集也给城市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即所谓的城市社会问题)。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发国家，英国最先经历了这种矛盾的考验。在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工业化推动下，工厂、矿山和铁路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人口分布和空间形态随之发生改变，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城市住房紧张，贫民窟不断增加

住房是当时英国城市生活必需品中最为昂贵的，住房供需矛盾是导致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居高不下的城市住房价格超出了普通劳工阶层的承受能力，许多城市居民无力购买住房，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城市住房市场自发配置机制的失灵，以致住房拥挤和私自搭建房屋的现象大量存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现了早期的贫民窟。英国社会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曾这样描述：“像过分拥挤和贫民窟这样的词，在19世纪初尚感新鲜，而到该世纪末，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其现实性，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仅在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大量农村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1820-1900年，大城市里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上一样，这种破坏和混乱程度与该城市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数量成正比例”。工厂主只关心如何以最少的代价赚取最多的利润，而不愿在市政建设和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工人阶级住在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房屋里，不仅房屋面积狭小，而且采光、通风和卫生条件都极为恶劣。曼彻斯特市有2万人住在地下室里，占工人总数的12%；在利物浦，每6人中就有1人住在地下室里。1840年，社会活动家威廉姆斯在描述棉纺、丝织行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时说：“我在米卢斯市看到那些破败的房子，在一间房子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两户人家，卫生条件极差，几乎没有储备食品。”即使是这样的房子，房租依然很高。巨大的住房压力使城市平民不堪重负，工人聚居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窟，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

(二)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公共卫生设施奇缺

就水污染而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构成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两大水污染源。工厂作为新兴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大部分居民的生活都围绕它展开，但当时城市在居民供水、污水处理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十分落后。由于尚未建立垃圾清扫制度，垃圾粪便在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严重损害了居民的身体健康。1842年，英国上院关于格里诺克市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市场街道的一边有个粪堆„„这里有100立方码(编者注：1立方码=0.7645536立方米)的污物，它是淘粪人的存货；一车一车地对外零售卖出。这一堆正对着公共街道，前面有一堵围墙，墙高约12英尺(编者注：1英尺=0.3048米)；粪堆高过它，臭水渗透围墙，漫遍了人行道。”对于城市(特别是较大的城市)来讲，排水是影响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关键因素，而当时英国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詹姆斯·史密斯曾这样描述：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棚户区，这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直到1830年，曼彻斯特的一半房屋、利物浦的大部分房屋还都没有专门的上下水系统和卫生设施，一般污水都是通过各种沟渠通往厕所或死水塘，条件好点的是将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仅泰晤士河就接纳了400余条污水沟的污水，流经曼彻斯特的厄威尔河(Irwell)则成了一条大污水沟。这些受污染的河流不仅令两岸臭气熏天，而且对城市居民饮用的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极易诱发热病、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导致城市居民特别是底层的工人群体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1831年和1832年，由于城市饮用水取水的河流被沿岸肆意排放的污水污染，英国许多城市霍乱流行，共导致3万多人死亡。在空气污染方面，工业革命时期各类工厂和家庭均以煤为燃料，大量排放烟尘及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这是英国城市主要的空气污染源。伦敦曾因烟雾问题而被称为“雾都”，曼彻斯特则成为远近闻名的“黑乡”。19世纪后期，英国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流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这与英国的空气污染有直接关系。

(三)工人生存条件恶劣，国民体质整体下降

城市不断吸纳人口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按照资本运行的规律创造了一批批失业工人。据亨利·梅休调查，工业化时期英国仅有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还有1/3处于半失业状态，剩下的1/3则完全失业。工人不分男女老幼，长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工作场所缺乏起码的卫生条件和防护措施。当时英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16小时。工人进入工厂就像进入兵营或监狱，受到监工的严密监视。占工人绝大多数的女工和童工处境更是凄惨。棉纺厂的女工每天14个小时被禁锢在80～84华氏度的高温之中，车间里空气流通不畅，到处飞舞着棉毛和尘埃。还有大量童工被迫在工厂里做工，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其智力、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发展被忽视了，有的工厂主仅为童工提供食宿算做报酬。苏格兰东部偏远地区的小厂由于虐待童工而被称为“恶魔之窝”，很多孩子在工作时因疲劳过度而睡着了，结果手指被砸烂，胳膊被轧断，甚至整个人都被机器卷进去。工人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虽然他们为社会提供生产服务，但自己却时常处于缺衣少食的状态。很多工人以质量低劣的土豆为主食，购买的干酪经常是霉变的陈货，食用的猪板油经常带臭味，肉类则多是病畜或死畜肉。各地因抢夺食品而爆发的骚乱屡见不鲜，1764年诺丁汉的古斯集市发生哄抢奶酪的事件，1788年该地又发生了哄抢肉产品的事件。此外，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动辄导致数十万人失业，衣食无着的工人时刻都有沦为乞丐的危险。手工业者因为受到机器大工业排挤而纷纷破产，城市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已经严重影响到英国国民的体质，越来越多的工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引发了卫生与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使英国的国民体质整体下降。1821年格拉斯哥工人因病死亡率为2.8%，1838年上升到3.8%，1843年达到了4%。在整个19世纪，英国工人的平均寿命明显不如农民，19世纪中叶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22岁。

(四)城市道德滑坡，犯罪率居高不下

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价值观丧失的情形，在城市社会各阶层均有体现。针对工厂主阶层，英国早期作家彼得·盖斯克尔遗憾地宣称：“从道德上和作为社会一分子来看，国内的工厂主在以前要比后来不知道好多少。”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对于全新的生活环境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寻找宣泄的途径。18世纪末19世纪初，谢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顾后果的人”是收入最低的工人，他们不仅住得差，而且口碑也极差。在工人的家庭中，父母时常当着孩子的面亲热，粗俗的语言成了他们的家庭用语，甚至连小孩儿也说着粗话。矿工们不分男女，大都赤身裸体地在矿坑里工作，私生子时有降生。纺织工厂的车间里充斥着粗俗的言行，少女面对威逼利诱很难选择，女工未婚先孕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卖淫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失业和贫穷进一步导致了道德风气的败坏，城市社会道德受到严重冲击。瑟尔沃尔认为，工厂里的女工和女仆等常因贫穷、失业走上卖淫之路，纺织行业中的失业女工，每4人中就有3人去当妓女。城市中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也呈上升趋势，1819年英格兰因刑事罪被捕这样的案件只有89起，1837年达到了3176起，1842年增加到了4189起，1841-1850年，在伦敦的7个辖区中，贫民集中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此评价道：“以1848年的标准来衡量，英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然而新兴城市在其中远比其他地方丑陋，无产阶级的处境每况愈下令人吃惊。”

(五)城市建设缺乏规划，发展无序

新兴的工业城市街道狭窄，建筑物品质低劣而且杂乱无章，整个城市的建设缺乏起码的规划，缺乏整体环境方面的考虑，绿化更是无从谈起，城市环境景观质量严重下降。不少新兴工业城市“由许多分散的形状奇异的零块土地和许多不连贯的街道组成，这些地块是工厂、铁路、货场和垃圾堆。这里没有市政当局全面的规划或规定，铁路代替了一切，决定了城市的大小、范围和性质„„铁路带给市中心的不仅是噪音和煤灰，还有工厂和蹩脚的住房”。由于土地私有，工厂主为了扩大生产可以随意地扩建，工人居住区和工厂生产区、交通运输区、货物存储区混杂。因此，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1726年称伦敦是一座古怪的城市。居住在别墅区的资本家则一味追求财富的积累，英国的城市呈现富裕和贫困并存、繁荣与悲惨交织的非正常状态。1835年托克维克在谈及曼彻斯特时说：“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总体来看，英国早期的城市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就业、住房、卫生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管理和建设的滞后。当时英国奉行自由主义和不干涉的发展策略，力求避免政府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干预，任由城市自由发展。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人口增长除了缘于自身繁衍，同时还与乡村移民大量涌入有关。常态的城市建设规模和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应对城市人口激增的压力，由此导致了城市社会群体的分层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割。工人阶级等低收入群体的大量聚集，一方面导致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以及违法犯罪现象的激增，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农村和城市之间、城市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导致了城市革命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引发了19世纪英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革命运动。

二、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

从城市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在正常的条件下，城市的这种平衡状态会一直维持，直到出现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来打破这种状态，然后形成一种新的调节机制以实现城市发展新的平衡①。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持续恶化，使政府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政府干预在维护自由市场制度正常运行方面的作用。政府在社会分配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干预，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最终使早期的城市社会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

(一)初始动力：工业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善

在1832年议会选举改革之前，“议会是完全不反映新兴工业城市中人们的观点和要求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市的力量日益壮大，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减少衰落城市的议员名额。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议员选举法，新兴的工业城市共获得65席，而56个人口不足2000的衰落城市丧失了代表权。通过改革，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等新兴的工业城市获得了代表权，主导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此同时，广大工人作为城市财富的创造者，在城市中却面临着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困境。在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与斗争中，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促进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觉醒与成熟，工人阶级逐渐成为英国城市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在《人民宪章》中提出了其政治诉求：年满21周岁的男子均有选举权，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享有薪金待遇，按照人数的比例重新划分选区，赋予新兴城市更多的自主权。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等城市的工人以罢工、游行甚至起义的方式支持这些主张。列宁称“宪章运动”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二)推动力量：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探索

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各界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提出了种种改革的方案，虽然这些设想并不完美，但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和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对城市发展的长期关注。此后，英国城市不再是在单一的市场力量的支配下成长，而是不断地受到民间力量和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影响。1800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开始着手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进行“新和谐村”试验，使这个多年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社区，酗酒、刑事犯罪、诉讼、贫困等现象消失殆尽，一个全新的城市社区就此诞生。欧文认为，要消除城乡对立等社会问题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以公社为单位进行全新的城市社会建构，他试图借鉴农村的发展经验来革除城市的弊病，创造出城乡优势兼而有之的“理想城市”。虽然欧文的思想具有乌托邦色彩，但其影响却很大，他的这一尝试直接带动了欧美“模范村庄”和新城建设等社会改革试验。社会活动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终身致力于英国城市社会的改革事业，有人称他是世界上“第一批伟大的卫生改革家之一，如果没有他以及他挑选、鼓舞、推动和指挥人们的努力，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大批城镇必然会消亡，为自己的发展所窒息，被自己的废物所毒害”。从1839年起，他对工人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表了《关于英国劳动居民情况的报告》，并针对城市的住房、饮水和环境卫生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建议。1848-1854年他领导了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直接推动《公共卫生法》在议会获得通过。著名的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1898年正式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主张，认为众多人口挤在大城市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人们应该回到小规模、开放式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社区，通过在乡村建立小城镇的方式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用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逐步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受这一主张影响，英国于1899年6月成立了民间组织田园城市协会，将“田园城市”思想应用于新城的开发建设中。1915年苏格兰生物学家盖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发展与规划理念，主张城市规划必须依托对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必须把城市看做市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协调发展的有机综合体。

(三)主导力量：英国政府的公共治理

英国政府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管理、公共卫生治理和劳工立法等方面。

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政府管理机构。在政府职能专门化的同时，议会职能也从单纯的政治方面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处理重大事务的特别委员会得以设立。到19世纪下半叶，特别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868年和1875年英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了《工人住宅法》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1850年颁布的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公共部门单独开发和公共部门与私营单位合作开发两种模式。在每个基层地区设立一个单独的公共卫生机构，来管理排水、铺路、清扫和供水工作，同时赋予其监管新建房屋标准的权力。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加强了建筑标准方面的管理，1868年颁布的《托伦斯法》赋予地方政府处置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私人住房的权力，1875年颁布的《克罗斯法》准许地方政府制订改造贫民区的计划。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公共设施，初步改善了城市环境。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1882年每间房屋平均住有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降为12%，到了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10.9%。”1885年，英国政府又成立了伦敦都市工程局，负责规划和修建全市排水系统，并把这项工程和修筑道路、清除贫民窟等工程结合起来。此后，政府又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和工人住房，并出台了“建造法令”来控制沿街住房的布局。

在公共卫生方面，由于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流行病多发，政府开始实施系统的卫生改革，如建设下水道、保障饮用水清洁、清洁道路、清运垃圾等。183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注册总局，负责公布和处理公共卫生问题。19世纪中叶通过的法案则有助于政府对环境卫生问题的管理：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并根据法案规定成立了中央卫生部和地方各级卫生局，开创了立法治理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先例；1855年颁布的《消除污染法》赋予政府治理污染源的权力；1866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要求政府为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负责清运垃圾和提供排污服务。经过立法治理，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合乎卫生标准的都市生活的起码要素，在所有较大的城市中都早已具备了。水既充沛又清洁，往往在城市比在乡间还更为充沛、更为清洁，虽则每一个城镇都有供应不充分的大杂院、楼房、弄堂和街道”。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城市居民的死亡率明显下降。就伦敦而言，死亡率在25年内从50‟下降到了25‟，居民平均寿命从25岁增至37岁。曼彻斯特的城市居民死亡率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1838-1840年为35.8‟，1841-1850年为33.3‟，1851-1860年为31.6‟，1891-1900年为29.6‟。

针对劳工问题，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工厂法》规定，9～13岁的童工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14～18岁的青少年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69小时，并且每天要抽出至少两个小时让童工接受教育。1870年议会通过了《初等教育法》，规定所有的儿童不论贫富均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初步建立了“幼有所教”的教育制度。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规定，通过济贫院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帮助，建立“弱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制度。1844年，议会规定13岁以下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5小时，并第一次规定女工每天的工时不得超过12小时。1847年议会对《工厂法》作了修正，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1880年又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这些法令的出台，初步构建了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体系，显示了政府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与工作场所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分析上述三股力量我们可以发现，三者在解决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方面循序渐进地发挥作用，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问题解决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我们又无法否认，政府是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治理的决定性力量。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城市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升，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改革探索，而政府力量的凸显既是工业化进程的产物，也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当时英国政府基本架构尚处于转型阶段，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政府体制的完善和措施的逐步到位，英国早期的城市社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其中的经验教训也给后人以启发。

三、相关经验及启示

理查·富勒和理查·麦尔兹在《社会问题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所有社会问题都经过三个阶段，即警觉、政策决定和改革。”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行者，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城市社会问题大多前所未见，而英国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得失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启示。纵观英国发展历程，城市社会问题在工业化时期大规模凸显的原因主要是英国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变革：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生产要素和生活场所相对集中，而当时的社会观念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由此便出现了增长极自发形成与社会管理自由放任之间的矛盾。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治理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一关键性矛盾进行的。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英国处理公共事务时从早期推崇自治和公私合作到后来倾向于政府干预的实践表明，政府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主体力量，在健全城市体系和优化城市管理方面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对公共事务进行必要的干预是政府的义务。英国政府干预的政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保证社会成员按照社会经济不同阶段的要求去采取行动。政府干预的手段也日趋多元，除了传统的法律途径，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开始强化，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舆论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以城市住房为例，“1945-1980年，英国全国竣工住房1000多万套，其中半数是由政府负责建设的”。政府成为英国城市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推动新城开发和内城更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经历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社会各界对于政府的角色争论不休，但政府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是勿庸置疑的。

(二)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

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可以统称为非政府组织(NGO)，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性因素。工业化和城市化解除了旧有习俗对人口自由迁徙的束缚，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口流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英国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应归功于大量国内移民，国内移民事实上是这个古老国家历史悠久的殖民活动，特别表现为新兴的重要经济区域和大规模城市生活的广泛出现”。城市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政治的改革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成熟。工业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反映了新兴产业阶层的崛起及社会底层力量的觉醒，民间力量代表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发挥着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最终进入政府的视野。由此可见，城市改革应该是经济革新与社会创新同步进行，除了要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还必须重视社会力量与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

(三)在自然与社会协调的基础上创新城市发展模式

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凸显主要是由于自然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以致引发了持续的社会危机。城市社会危机的加剧促进了城市理论思想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而且是文化革命，新机器、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动摇了传统根基，要求人们参与新时代的建设。从表面上来看，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社会环境遭到了破坏，但从本质上来看，这反映了城市发展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为了确保城市的健康发展，必须依托各种文化积淀和智力资源，尝试建立城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的创新机制：根据城市的自然条件，制订科学的城市空间、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规划；依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及时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做好城市的建筑更新和旧区改造工作，在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城市文化的复兴。

综上所述，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早期工厂管理体制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市场经济和工厂体制剥夺了人们的平等自由，人们被资本所有者奴役，几乎成为工厂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中的一件商品，资本家剥削童工和女工，工业化也导致了贫困、污染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弊端。然而，市场经济、工厂体制事实上却推动了英国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且使管理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人们面对的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管理问题，当人们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以适应城市生活和工厂生活时，他们自身的需要也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伯明翰的城市改革者告诫人们：城市不仅仅是供人睡觉和工作的地方，它应该还是一股传播文明的力量。为适应大量资本投入的需要，劳动力分工、经济组织和社会调节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管理者在日益成长的工厂体制中发挥着独特的组织协调作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三大生产要素在管理的作用下密切结合。在工厂管理革命的推动下，城市治理中的部门分工、社会力量参与、组织协调等因素逐渐完备，城市管理实现制度创新，最终有效地推动了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并为英国构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李明超200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小城镇研究》第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