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共2篇）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 篇1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讲述了一群杰出的美国科学家试图打破传统主导科学的直线和简化的思想束缚、阐明非线性和复杂思想的真实性和巨大作用并进而寻求“科学的大整合”的故事，“通过描绘一小群跨学科研究的精英分子的个人史，烘托出一幅极具魅力的复杂系统的图像”（汪丁丁：《面向综合的时代》），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阿瑟对于报酬递增率的执着、考夫曼对于自动催化论的研究、荷兰德对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朗顿对于人工生命的不懈努力等都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整合”以及“互相关联与互相进化”的“复杂思想”。这群“边缘人”的不可抑止的创新冲动使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在桑塔费研究所进行思想的碰撞与学科的融合，冲击着传统的科学及其方法，朝着重建科学传统的目标迈进。《复杂》使我们感到科学思想大变革的脚步，桑塔费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正是近百年各学科新思想、新观念的最集中的体现”（陈禹：《现代科学的前沿——<复杂>和SFI谈起》）。它在思想方法上克服了近代科学形而上学的还原论的严重倾向，强调“综合”的方法论，以它带有方法论性质的深邃思想、对于真实世界现象的强大的描述力和解释力重新诠释了“科学”的内涵。虽然复杂科学还无法准确加以界定，但这种模糊不清是因为它“正在试图解答一切常规学科范畴无法解答的问题”。这种“模糊不清”的复杂科学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对传统科学的方法论革新，其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和启蒙性的： 首先，《复杂》强调学科的整合，当然这种整合决不是要绝对否认学科的分类（在知识爆炸性增长面前专业化是无法否认的），但这种学科分类决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尽可能的予以合作或相互借鉴思想尤其是方法问题，以便不断检验和审视本学科。在《复杂》中，作为经济学家的阿瑟在自己报酬递增率等的研究成功，与不断吸取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的思想与成果密切相关；考夫曼、荷兰德、朗顿等所进行的研究无不求助于计算机科学技术，读后感《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事实上桑塔费研究所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为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提供了一个相互理解与促进的机会。各种科学之间应当相互倾听、相互合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应打破绝对分离的状况，虽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区别是巨大而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绝非没有相似之处，它们合作与相互吸收的可能性仍是广泛存在的。其次，具体到某一学科的研究，《复杂》认为对于线性和简化的过于迷信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事物内部的“关联与进化”才能接近于事物的本来面目。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就是一种极其简化的概念，虽然这是经济学寻求研究的确定性所迈出的重大步骤而且显示出巨大分析功能（因为“经济人”的假定减少了变量，增加了可计算性，而这种可计算性与确定性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将这种“无限理性”的“经济人”概念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中的生物人并没有无限的理性，而且其理性的程度也千差万别，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无知”。人们的行动依赖于自己有限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对他人行动的认知。因此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能解释人的行为，也更能解释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简单”方法与“复杂”方法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完成解释和预测的任务。《复杂》虽然指出了线性与简化方法的缺陷与不足，但并未否认线性与简化的功能与意义。再次，《复杂》向我们提供了复杂中的秩序与结构的真实图景。这种秩序与结构不再纯粹是基于自然定理而推演出的逻辑必然，而是给予偶然和随机以极大的关注；不是预先设计平衡状态，而是以偶然事件为切入点，寻找最后的平衡。复杂科学就是“要显示偶然的事件在随机的进程中怎样不断的积累，从而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其中一个平衡点”。这对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社会科学必须对于秩序与结构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如何关注却是个问题。事实上，《复杂》中展现的生命形成、进化中的那种自动自发的秩序与结构来源于事物“自我组织”与“共同演化”的功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起重要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法自治”原则也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这种功能，即社会本身也具有一种自我组织的功能，这种自我组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社会的秩序与结构。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 篇2

如果将英国衰落的征兆与今天的中国进行比较, 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工业人才正在迅速流失。制造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能力正在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一方面, 因为工业企业的薪酬太低, 年轻人从事这些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同时,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太大, 年轻人更乐于毕业后进入金融机构或者政府机关, 而不愿意从事技术创新。从工资水平来看, 我国目前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 日本的1/22, 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 大约是韩国的1/13, 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 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 墨西哥的1/3。另一方面, 中国的制造企业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年轻人从事这些领域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 从工程师向高端管理人才流动的空间太小, 即使是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与金融等行业相同级别人才的收入差距仍在10倍以上。而美国从80年代之后, 尽管也出现了制造业空洞的现象, 但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平均薪酬差距只不过扩大到了4倍。即便如此, 美国社会已经感到形势极为严峻。

第二个相似性是中产阶层的萎缩。事实上, 30年的改革开发并不足以创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更多指的是“白领”或“知识分子”。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恶化。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 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 从就业到买房, 形成中产阶级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这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中最具有冒险精神和创造力的阶层。他们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 但又对现状不够满意, 通常愿意投入更多的智力和资金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努力取得更高的财富和地位, 从而激发起整个国家的活力。但在财富和地位流动渠道不足的情况下, 中产阶层的创造力被压抑, 无法释放出足够的进取性。

第三个相似性是贵族思想的回归。封建思想在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彻底消退, 与英国类似, 贵族观念仍然在中国新的财富所有者头脑里根深蒂固, 甚至有所回归。这明显的体现在权力与财富的血缘式传递模式之中。权力与财富的流动方式体现了文明的先进性。封建时代, 权力和财富是以血缘或家族关系为核心进行分配与传递的, 这将大多数人排除在了主流的资源分配体系之外。而现代社会追求的则是以平等竞争关系为核心的分配制度, 将大多数人纳入到一个相对公平的资源分配体系之中, 通过财富与权力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自由交接棒, 形成社会的整体创造力。而中国前30年改革早就的一批财富所有者们, 迄今为止依然习惯于前者, 并且还在孜孜不倦的追逐贵族式生活方式。这种贵族思想的回归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将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 英国是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才开始明显出现这些衰退征兆, 而中国距离这一位置尚远。当时, 英国内部的经济增长潜力早就出现了瓶颈, 更多是依赖海外扩张, 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通过殖民方式控制海外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 庞大的英帝国体系已经难以维系, 走向瓦解只是必然。

换一个角度看, 中国今天的形势与100多年前的美国也有诸多的相似性。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之后, 突然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 例如贫富分化严重, 劳资矛盾突出;许多行业被少数企业垄断, 经济失去活力;政府官员腐败现象突出, 工商界与政界勾结等等。这些现象也一度被当时的社会精英们理解为衰退的前兆。

不过, 美国作为后起国家与英国相比在文化上具有更强的自我修正能力。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在当时是价值观最为“极端”的一群人。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在新大陆落地生根, 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已经与英国的贵族文化有了实质不同。美国文化里面贵族元素很少, 今天的美国品牌很少去强调贵族血统, 而是讲求创新、实用, 这种价值观奠定了美国经济成功的基础。例如汽车最早都是手工打造, 只是欧洲贵族们的玩物, 用于满足绅士们对速度和虚荣的追逐。直到美国福特公司发明了大规模生产制度, 才将汽车推向大众, 使其变为普通人的交通工具。

许多人将美国的成功归结到精英文化上, 但支撑这种精英文化存在的根基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平民精神。这与东方的精英文化有明显差异, 东方文化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领导, 而美式的精英文化更加关注普通人成长为社会精英的过程,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均等。

正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主义, 平民精神帮助这个国家占领了20世纪全球化的制高点。平民精神之所以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很大程度上源于中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话语权。从气候变化的演绎历史,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美国全球化战略不断推进的过程, 正是伴随着国内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思潮和反主流运动。

英美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 或许可以暗示一个道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民众文化是否足够强大, 是否保持独立性和活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实力的变迁。英国的中产阶级曾经创造了奇迹, 但他们逐渐丧失了独立性思维, 这与国家的衰退几乎同步。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数次的社会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 丰富了美国价值观的内涵, 并将美国精神变成全球民众趋之若鹜的“美国梦”。

中国的情况如何?迄今为止, 中国尚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中产阶级, 更没有形成可以向外输出的核心价值观。今天的低碳大变革, 是一场起源于美国民间运动, 发扬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全球化浪潮, 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文化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 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影子, 中国民众事实上处于这场全球化运动的边缘。因此, 有些学者称中国应当成为全球低碳经济的领导者, 这其实是单相情愿。整个低碳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几乎和中国无缘, 中国又如何成为所谓的领导者?

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 就不会有强大的价值观;没有强大的价值观输出, 就无法成为领导者。毫无疑问, 在低碳时代, 中国仍将是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 这种地位至少还会维持二三十年。唯一的变化是我们的压力和责任比以往更大了。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 经历了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后, 既出现了美国曾经出现的社会问题, 也出现了英国衰退时的迹象, 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挑战。

尽管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危机, 但并非没有崛起的机会, 因为中国内部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百年前的美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必须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 实施帝国战略;而英国则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海外扩张后, 已经透支了增长的动力, 日暮西山。相比之下, 中国的“临界点”出现的更早一些。

旧的规则必须要变革, 而新的规则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将当前面临的形势称为“秩序与混沌的边缘”。她认为金融危机之后, 在GDP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与现实经济环境之间, 人文与科技之间,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等诸多方面已经出现了相互脱节, 并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混沌关系。这些关系聚焦于气候变化问题, 酝酿出低碳经济这一全局性的解决方案。而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 对低碳经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例如美国人称之为“新能源经济”, 将其视为重塑技术竞争力的契机, 欧盟欲借助于低碳经济重夺全球话语权和领导力, 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发展权问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进与退的边缘, 亦是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尽显疲态, 新的发展模式尚待确立。然而, 这条新的道路是什么?西方国家不知道, 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