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遵义精神（共6篇）
浅论遵义精神 篇1
浅论遵义精神
摘要：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时期，强渡乌江，召开了遵义会议、血战娄山、二占遵义、四渡赤水，这给研究遵义精神的内涵、遵义精神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资源。系统研究遵义精神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遵义精神；形成；地位
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及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被视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精神则被视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象征。近年来，井冈山精神研究所、延安精神研究所相继成立，并作出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然而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精神，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粗浅地认为研究遵义精神，有利于发展遵义红色旅游，有利于激发新时代年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此，我认为研究遵义精神非常有必要。Abstract： Key words：
一、遵义精神的内涵
什么是遵义精神？遵义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多年来，许多学者都仅对遵义会议精神作过深入的见解和论述，但对什么是遵义精神则论之较少。如有学者认为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民主团结;有学者认为遵义精神的内涵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等等。据我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时期的粗浅研究认为：遵义精神是事实上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领红军在遵义转战的征途中产生的，遵义精神是一个包括遵义会议精神在内的广义的科学概念。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科学含义。其主要内涵概括起来就是：“民主团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及毅志”。靠着这种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转危为安，最终走向伟大的胜利！那么遵义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遵义精神的形成
（一）坚持民主团结
193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由于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代理总书记。在同年9月份，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离开上海前，他指定以博古为首，组成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受王明的遥控，就这样，王明、博古加上后来的洋顾问李德就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中央代表团根据临时中央的一再指示，开始在中央苏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左”倾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内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开始排挤农村根据地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先后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他们一进入苏区，便在党、红军及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先后展开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及“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无情残酷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浒湾一战失利，博古和李德想借机整彭德怀。他们把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整掉了，还想把彭德怀也整掉。由于彭德怀影响太大，未敢动手。为了在军内反对“机会主义”，【1】10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抓萧劲光开刀。”因为“萧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最典型的代表”。【1】9
总之，只要博古一点名，就都少不了挨整。又如，在准备大转移前夕，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的走、留问题上，谁能参加长征？谁被留在苏区？基本上都由博古说了算。瞿秋白、陈毅、刘伯坚等优秀干部曾因反对过博古就被借故留在苏去了，其中瞿秋白曾因反对王明、博古等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后来在苏区保卫战终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了。总而言之，自从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大搞宗派活动，“左”倾教条主义泛滥，没有民主可言。
但当我们回顾红军长征在遵义时期，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35年初，红军长江突破了长江在贵州境内的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的第一条大河，即乌江，挺进黔北，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的伟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我经过对遵义会议内容的分析，我认为遵义会议是一次批评—团结的会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后遭受到的严重损失教育了党和红军，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改换错误的领导者，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革命，成为全党全军特别是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人的一致要求。” 【2】167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纠正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定红军长征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向。当时博古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而苏区的物质条件不好。与会者多数都对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总结不敢苟同，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的防御路线，同时也批评了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等。但这种批评不是那么的残酷无情，而是批评中有民主团结，一方面，作为当时党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在会议上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一定的民主作风，没有像过去那样搞宗派活动，压制不同意见，还是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1 另一方面，在会议上，对待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不过多的追究其责任，更不搞惩办主义，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没有趁机打击报复，表现出了一位伟人的博大胸襟。这种批评团结，既批评了那些反“左”倾错误的同志，又团结了他们，比如，在会议上，博古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会后，只是取消了他的最高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在中央担任总负责，等待他对自己所犯的 “左”倾错误的觉悟。后来，在鸡鸣三声的地方，他还是顾全大局，顺从地把中央的“大印”交出来了。当然，还是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的；在会议上，洋顾问李德更是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对于李德这样顽固的态度，也只是解除了他的最高指挥权，在生活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
最后，遵义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及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的决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是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并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这样，就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3】20导。”这种批评—团结式的民主团结风范，是当时中央领导权力变更之际，中央内部能够稳定并战胜敌人“围剿”的重要因素。
（二）坚持独立自主
同时，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妥善解决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会议。在召开遵义会议时，中共早已完全失去了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虽摆脱了远隔数万里的莫斯科的遥控，但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之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问题上的错误还没有意识到。基于这样的情况，加之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极其险恶的情形下，如果既批评军事错误，又批评政治错误，不分主次，两手抓，不但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连军事问题也会得不到解决。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多数同志顾全大局，集中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集中解决军事上的错误，没有去讨论政治问题。历史早已证明，这是明智的抉择，顺利地解决了当时亟待解决的军事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战胜漫漫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是非常正确的。历史记住了这次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一次真正民主团结、独立自主的会议。
（三）坚定革命的崇高理想信念，克服艰难困苦、勇于拼搏献身的革命气概 中央红军在遵义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敌人的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为摆脱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智高一筹，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意图懵懵憧憧，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怎样摆脱30多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并且敌人的武器比较先进及弹药供应充足，中央红军的武器弹药不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敌我形势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危难之前，红军战士没有谁似《西游记》中八戒式的分家，独善其身，而是表现出了不怕流血牺牲，一起共进退的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在土城战斗的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要求亲临战场指挥，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不怕牺牲、坚定革命毅志的精神。土城战斗从1月28日晨5时一直持续到当日黄昏，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在此种危险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变不利为有利，扭转失败的局面，果断地改变计划，撤出战斗。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变换领导后的第一次作战，虽然土城之战失利，但却从来没有动摇红军战士们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后来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并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认为黔北比较空虚，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重占遵义，就必须攻下有黔北门户、遵义屏障之称的娄山关。说到娄山关，我曾于2008年夏去过，那里真可谓地势险要，关侧群峰矗立，仿佛插入云霄，悬崖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终于领悟其为什么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缘由了。就是在这里，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兵力在这里发动了娄山关之战，红军战士个个英勇无比，冲锋陷阵，为夺取可以瞰制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不顾敌人的枪林弹雨，硬是一鼓作气冲上了山头，与残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野。最终于当日上午占领了点金山。敌军指挥官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企图夺回阵地。红军与敌人再次交锋，指挥娄山关之战的钟赤兵政委激烈红军们说：“同志们，狠狠地打哟！把那些忙命徒
【1】187消灭光。要有我无敌，有我就有阵地！” 正当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之时，钟政委负伤摔倒在地上，鲜血直从他左腿上冒出来，但仍然坚持战斗，红军战士在政委重伤不离战场，不怕死，英勇顽强的精神鼓舞下，一个个都打得更猛，进行了一整天的激战之后，红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的关口，胜利了，为重占遵义打开了大门。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篇：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表达了革命终将会走向胜利的坚定决心！
后来，根据战略形势，红军又先后第三次、第四次渡赤水。总之，四渡赤水之战略行动，蒋介石被弄得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把蒋介石牵着鼻子走。充分展现了红军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的优势，可见毛泽东非凡的军事才能。“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以三万余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绝对优势的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并能立于不败之地。” 【4】 3 161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那时候，红军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而且脚上穿的【4】162也不过是双草鞋，甚至打光脚，在荆莿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这种苦恐怕是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在遵义停留的几个月中，为摆脱敌人的围剿，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领导中央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我们在看红军长征在遵义转战的示意图，不过就是几条曲线，但真要走起来，却不是易事，这种走不是旅游，而是在前有虎狼，后有追兵的形势下，与敌人兜圈子。为在夹缝中生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1】207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或走弓背路。在敌我形势险恶之时，为争取有利形势，必须急行军或走夜路，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必要时好要停下来作战。疲劳、疾病、饥寒时刻威胁着红军战士们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时候，走得最快最苦的那一段时间里，军中少不了有一些牢骚话，甚至有的指战员也闹情绪，比如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红军中年轻的鹰”的林彪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当然这种右倾悲观情绪在后来的会理会议上得到了解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同样，历史也证明了这是对的。坚信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是大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正是遵义精神之体现，表现出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克服困难，勇于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红军在遵义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虽然历史已远去，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在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时代里，有些人为了追求物质而忽视了精神，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更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遵义精神。
三、遵义精神的地位
那么究竟应给怎样来评价遵义精神呢？我认为应该在比较中去发现其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和延安精神。
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何异同点呢？
首先我来对井冈山精神及延安精神的内涵作简要概括：关于什么是井冈山精神及其科学内涵，学术界早也做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了，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从根本上看，基本上都相差不大。我认为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敢闯新路的精神。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损失严重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式，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不拘泥于苏联革命模式，首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实事求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就是 4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第三，艰苦奋斗。为了粉碎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解决饥寒问题。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经济建设，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新修水利，开垦荒地。同时，还新修了一些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基本渡过了难关，解决了红军的给养，支持了革命战争，巩固了红色政权。第四，坚定理想信念。在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危难时刻，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困惑，毛泽东针对这种悲观情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联系实际，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坚信“边界红旗始终不倒”，坚信革命终将会胜利！
对于什么是延安精神及其内涵，我国党史研究方面的学者早已有过深入研究，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适当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第二，自力更生。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是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第三，坚持民主团结。在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巩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总之，延安精神是丰富的，还包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等等。
其次，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于敢创新路；延安精神的内涵比较突出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而遵义精神的内涵则主要体现于独立自主。但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和延安精神三者之间又有一些共同点，如都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
总之，通过对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简要概括，再联系遵义精神，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异同点之后，我粗浅地认为，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延安精神虽各自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及内涵。但不能说这三者之间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的统一的，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之源，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象征的话，那么遵义精神则是党和中国革命面临危难之际的伟大转折，是党和中国革命的新曙光！新纪元！
参考文献：
[1]李庆山.大长征[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近代现代史[M]：下册.贵州：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刘晶芳、李东明.长征全史[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6
浅论遵义精神 篇2
关键词：遵义会议,美国革命,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道路中, 不同民族都有与之类似的经历和创造, 比如遵义会议与美国革命。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先辈结合自身革命实际情况所得出经验总结, 是中国革命智慧的结晶。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人民在饱受英国殖民统治的掠夺和压迫之后, 进行了一系摆脱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美国革命精神。尽管遵义会议与美国革命是发生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 但就其内在精神而言, 遵义会议与美国革命都具有独立自主、民族团结、民族独立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
一、独立自主原则与民族独立精神
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寻求独立自主是美国革命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共同呈显出来的革命智慧。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在共产主义同盟的帮助下加入了共产国际,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下达的一切决议、命令。[1]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最初虽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少帮助, 但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 处处依赖共产国际的指示, 以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做法, 也使革命缺乏独立自主性, 因而不能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实际革命情况。尤其是王明等人完全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照搬苏共经验, 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实行战略大转移。在这十分紧要的关头, 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根据独立自主的革命精神, 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 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 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我党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会议。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 独立自主、勇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是我党在危机时刻化险为夷、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取得胜利的保证, 是党永葆生机和旺盛活力的法宝。[2]
与遵义会议一样, 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也艰苦卓绝, 堪称惨烈, 都属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革命运动。美国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与中国革命不同, 属资产阶级革命, 但革命前所处的殖民地地位决定了它与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相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美利坚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 在华盛顿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和彻底的革命。1776年, 美国思想家和整治活动价托马斯·潘恩在其广为传播的小册子《常识》中号召人们抛弃对英国的幻想, 断绝与母国的隶属关系, 为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奋斗。美国革命正是在这种独立自主精神的引导下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 “摆脱了社会问题的干扰;建立了自由宪政, ”[3]开创了共和主义联邦制政府, 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
无论是美国革命精神还是遵义会议精神都体现出为了自由和独立所表现出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不屈不挠、勇于牺牲、抵抗到底的独立自主精神。在遵义会议中形成的正确革命精神指导下, 红军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 顺利到达陕北, 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美国革命过程中, 华盛顿率领的革命军在福奇山谷中缺衣少食, 不少士兵都赤着脚, 一路上, 鲜红的血迹印在洁白的积雪上面, 走过的路非常清楚。正是在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独立精神的鼓舞下, 美国革命克服了种种困难, 推翻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 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人成功地争取到了他们的独立, 使殖民地变成了联邦州, 并创造了一个在旧世界里前所未有的国家。从此, 美国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民主与民族团结
民主、团结既是美国革命精神体现出的价值追求, 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征。遵义会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通过充分发挥党内民主, 使少数服从多数, 解决党中央领导层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 党内就存在着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 一方面是党内严重缺乏民主, 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家长制、一言堂、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盛行;另一方面是不能做到有效集中, 正确路线遭到排斥和打击, 正确意见不能进入中央决策, 致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遵义会议严格按照先民主后集中的程序, 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 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辩论, 使错误主张的危害性被大多数人所认清, 也使正确的意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取消了错误路线在中央的领导, 使党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 从而保证红军长征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既批判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 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是我党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的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次成功的范例。[4]发扬民主精神,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同样在美国革命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在国家局势最困难的时候,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华盛顿绝不依赖外援, 坐待胜利, 他永远在设法自力更生。华盛顿率领的革命军, 人数不多, 武器落后, 弹药缺乏, 粮食和物资都极其困难, 但终于打败强敌, 取得了独立, 在于他发扬民主精神, 大胆发动农民, 彻底改造了旧的军队, 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御的, 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 这两点在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革命和遵义会议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美国革命军不过是农民军, 然而他们打退了殖民政府在数量上和武器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军队, 因为他们是一支要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军队, 代表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遵义会议和美国革命都体现出民主、团结的精神。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的聪明才智, 使之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这样党领导集体制订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迅速有效地贯彻到群众中去。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为紧迫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既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同时还向人民群众宣传了革命、传播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 为革命打好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遵义会议后, 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 发扬坚忍不拔、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严格按照客观现实思考或办事, 从实际情况出发, 不夸大, 不缩小, 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在遵义会议前, 中国革命曾在党的指挥下, 实时分析敌我变化, 提出打战略持久战和速决战, 取得了胜利, 但随着“左”倾的个人专断主义、形式主义在党内盛行, “左”倾领导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 奉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打压异己, 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总结了之前失败的经验教训, 并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改往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路线, 破除了唯共产国际指示的思想障碍, 从实际出发, 开始自己擅长的运动战。[5]
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因素之一, 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内涵。根据实际情况解决自身问题, 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法宝,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革命也同样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尽管在美国独立之前, 西方已有一整套民族国家的理念与体系, 并且形成系统的政治制度, 但这些经验和模式并非完全适合美国的革命要求。因而, 美国的缔造者们, 在设计国家权力结构时, 虽以“三权分立”理论为指南, 以英国模式为借鉴, 但显然并未拘泥于这些理论和模式, 而是根据美国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进创新,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确立了“独立”、“共和”、“联邦主义”和“制衡”的原则。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是美国革命的第一要务。参与缔造合众国的革命领导人结合美国实际情况, 实事求是地提出:以“共和”的方式处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并在宪法中对“代议制”这一体现共和原则的主要措施作了仔细安排, 以便“让人民通过代表或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6]为了防止“多数的暴政”,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决定实行“制衡”原则, 通过“三权分立”的方式来实现。为此, 宪法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分别交由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三个独立部门去执掌, 令其在行使职能时由于相互关系而各守本分又相互牵制。[7]从而在其制度构成中注入了较多的“民主”因素。
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美国革命, 都是建立在符合本国国情, 符合革命斗争发展的实际需要基础上。遵义会议开始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路线、方针、政策,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此, 我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这是毛泽东思想从被“左”倾教条主义排斥开始转变为党中央的主导思想的转折点, 也是我们党克服幼年时期的盲目性并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开始成熟的主要标志。[8]美国革命在《独立宣言》理念的指导下, 结合当时实际情况, 通过《邦联条例》使各“自由独立之邦”上升为一个国家。[9]美国革命的目的是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实现独立自主、民族团结, 建立国家。但当时的革命形势极为复杂, 如果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急于求成, 不仅建国不可能完成, 就连反抗英国的军事战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可见, 在中外取得成功的革命事业中, 无一例外都以实事求的态度处理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遵义会议如此, 美国革命如此, 并且实事求是都成为二者共同拥有的革命精神。
综上所述, 美国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与中国革命不同, 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也相异, 美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 表现为民族解放斗争;遵义会议所体现出来的革命不仅关乎民族解放, 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尽管二者的性质不同, 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进行革命的勇气, 追求民族独立、解放, 寻求独立自主, 是美国革命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共同呈显出来的革命智慧。美国革命和遵义会议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 因为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切从实际出发,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美国革命是为了反抗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美国13州的人民联合同盟, 打了八年出生入死的血战, 终究得到胜利, 建立了合众国政府。无论是美国革命精神还是遵义会议精神都体现出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不屈不挠、勇于牺牲、抵抗到底的革命精神。
参考文献
[1]张中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145.
[2]潘健.遵义会议精神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 2003 (3) .
[3]王寅丽, 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171-172.
[4]崔德芬.遵义会议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J].中国现代史, 1986 (5) .
[5]潘健.遵义会议精神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 2003 (3) .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上)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462.
[7]何顺果.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J].历史研究, 1993 (2) .
[8]谭宗级.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J].中国现代史, 1985 (2) .
遵义会议与红军精神面貌的演变 篇3
红军精神面貌;演变;遵义会议
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是一个性格丰富、有血有肉的群体，不应该是被符号化了的刻板印象。在行军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必然要受到沿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战场形势、个人身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红军的精神面貌包括情绪、士气、态度、行为等方面的表现，这些看似细枝末端的问题却是关乎红军战斗力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本文以这一时期红一方面军近150篇红军日记和回忆录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红军在行军中精神面貌的变化历程。
一、遵义会议前红军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
（一）从于都到湘江战役，红军士气由高昂转向低落，并在湘江战役后触底。在长征出发的最初一个月，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昂。虽然要离开中央苏区，但出发时红军的人员装备较为齐全。苏区人民的热情送别给予士兵希望和鼓舞，士兵总会对征战新战场有一些期许，“沿途群众端茶送水，依依不舍。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1]在最初的战斗中，红军一路凯歌，1934年10月23日，“敌不战而逃，沿途敌人闻风丧胆，纷纷溃败，我红色大军将迅速向大庾岭推进。”[2]
对于很多红军来说，离开苏区意味着离开亲人、背井离乡。广大红军战士大多只是接到撤离通知，“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3]到了11月左右，红军的士气随着远离苏区遭遇层层封锁线很快下降，甚至还有逃兵现象发生，“这几日三十九团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共计三、四十名。”[4]博古不顾部队安危硬着头皮执意要上湘西，部队自下而上都有怨言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陷入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战斗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二）从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持续低落，消极情绪较重。在黎平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原定的计划只是暂时向贵州进军，相机由黔东入湘西，行军目标仍未明确。在苗山，失望与迷茫的情绪在队伍中扩散，“‘长岗铺还没有到啦？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的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同志哥！管他妈的，休息一下吧！”[5]
在道县，有些警卫和勤杂人员产生畏敌恐惧心理，“我们走了好一阵，等赶到道州（现称道县），才碰上机关。我们看有些人的警卫、勤杂人员都在那里休息，心里的火气再也憋不住了。吴吉清走上去问一个同志说：‘不是说打仗吗？你们怎么前头先跑了？我跟上说：‘也不叫我们一声，‘搞灭鬼呀！那同志却一点也不急，把我们拢在一边，很神秘地说：‘四周都有敌人，不能打，要快走！要不……”[6]
肖峰在12月15日的日记写到：“在行军中，我同三营王营长交谈。他说，现连队工作难做……连长同政治指导员有时不团结。二排思想不稳定，积极性差。司务长态度不好，好几个月不留伙食尾子了，战士想吸点烟没钱，大家有意见。”[7]
（三）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各部队期间，精神面貌好转积极情绪上升。这一期间，红军越是接近遵义，精神越是振奋。红军进入遵义城后，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部队获得长达12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在遵义城进行政治宣讲与群众大会，其间士兵的生活还有诸如逛街下馆子、篮球赛、看舞会表演等难得的文娱活动，为红军的精神面貌增色不少。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报告道：“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8]
红军战士从身体到精神上都不再“负重”。第一天进遵义，第二天进街上馆子，第三天在土豪家，第四天欢迎朱毛，第五天复习课看大衣，第六天群众大会，第七天讲课取大衣，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第九天准备行动，第十天别矣遵义，[9]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士兵在艰苦长征中的生活片段。对于很多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可以说是他们长征中一段弥足珍贵的生活，足以让人忘记一切疲惫与烦劳，“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10]
综上分析，红军精神状态总体上以湘江战役和黎平会议为两个节点。于都到湘江战役呈下降态势，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一直呈现低落状态，黎平会议后红军士气好转，情绪积极上升，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最高点。
二、红军士兵精神面貌变化的特征
红军精神面貌状态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与长征中红军所处的战略态势相符，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红军精神面貌与战场形势密切相连。红军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而且自愿加入红军为保卫工农利益而战，非常关心战场态势。士兵每次听到或遇到战斗捷报，精神振奋、士气大振，迥异于国民党军阀拉丁募兵的涣散。“红军出了西延山脉苗族地区，便进入黔湘边境，解放了通县、黎平，捷报频传，使全军士气大振。接着兄弟的二、六军团又于湘北澧洲、桃源大捷，歼敌两个师，缴获甚多，活捉了敌司令张振汉的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人心。”[11]
红军攻克黎平之后，又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等地，将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的几个师，打得溃逃到乌江北岸。“因此，部队情绪大振，所向步步顺利，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疲劳状态，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12]
（二）红军精神面貌与会议决议（行军目标）息息相关。通道会议后红八军团接到进军贵州的通知，以迅速脱离湘敌。“部队立即改变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军团首长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13]紧接着12月18日，又收到改向遵义方向进军，创建川黔边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命令，部队立马变得生龙活虎。“部队像出了鞘的利剑，向贵州大地上的反动军阀王家烈、侯之担刺去……这些日子，我们的行军和作战比过去还要迅猛。由于部队节节胜利，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前些日子的那种艰苦和愤懑早被广大指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连我们无线电队那几个爱哭鼻子的小鬼，也迈开两腿跑得飞快，脸上的笑容连日不消。”[14]
黎平会议后，五军团接到与八军团进行合编的电报后也大受鼓舞，“当天，五军团像办喜事一样，干部、战士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刚听完报告就回去腾铺位，准备慰劳品，上街买糖果和香烟，炊事班的同志们忙着杀猪，改善伙食。大家都说：‘要好好地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部队互相拉歌，笑声与掌声不断，整个部队朝气勃勃，生龙活虎，气象焕然一新，长途行军后的疲惫情绪，已无影无踪。”[15]
（三）红军精神面貌与补给成正相关。路过县城大城镇抑或有休息的时间，部队情绪明显高昂。林伟在1934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其所在部队进入镇远时的欢乐场景，“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今日来到黔东重镇，甚是高兴，晚上很（深）夜还没睡，大家精神奋发地，在炉边摆龙门阵，弄得大家欢乐喜笑不止，司号长和黄参谋还搬来了一个新话匣子，唱了很久的京剧。”[16]
根据刘花香回忆，在湄潭的休整给两个多月来连日行军作战疲惫至极的红九军团大量的补给，部队伙食改善，精神面貌明显改观。“12天中，赶制了8000件棉衣、8000件夹裤，被子、绑腿、干粮袋全部换成了新的。当部队离开湄潭时，军装整齐多了，指战员精神多了，和刚进湄潭时截然两个样子。”[17]
三、对红军精神面貌变化历程的总结与启示
（一）遵义会议是长征中红军精神面貌好转与稳定成型的节骨点。首先，遵义会议使红军整体由被动转为主动，扭转长期以来的低落士气。遵义会议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领导集体、军事路线指挥等方面，而且体现在红军整体精神面貌的转变。红军的士气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了长征以来的最高点，扭转了长期下降或者低迷的状态。红军终于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惨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由一支撤退转移遭受溃败的被动疲惫之师，转变成主动征战的活力之师。正如长征名称从“突围”到“长征”的演变一样，广大红军战士终于有了作战与行军的明确目标，不再是跟随部队疲于应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窘态，而是有的放矢地驰骋于西南各省。红军声东击西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调得团团转，运动歼灭战打出了红军的军威和气势，打出了战略上的主动。
其次，遵义会议排解了全军积累的不良消极情绪，释放了积极进取的正能量。遵义会议上，从红军高层到基层士兵都得到一次情绪的释放，对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的批评纠正，给了全体红军精神状态调整和情绪梳理一个很好的出口。
从红军高层领导看来，遵义会议决议否定和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党内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风气好转，统一和团结了党的领导集体。对基层红军士兵来说，他们得到了一次全面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士兵忘记了连续多月的艰苦、疲劳和抱怨，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二）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层是提升红军士气的强心剂。红军以吃苦耐劳、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而闻名，艰苦恶劣的行军环境并没有难倒红军战士，但是军事领导层的执行力对红军精神状态影响巨大。撤离中央苏区后，博古、李德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红军领导核心的乏力与错误指挥严重影响了士兵的精神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强有力而正确的军事领导。在通道会议期间，毛泽东便力主放弃去湘西，进军贵州。到黎平会议时，无论是做出整编部队，还是向遵义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指示令茫然低落的红军战士振奋不已，明确了前进方向。一路攻克黔东多县，突破乌江天险，拿下遵义。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是众望所归，“叶剑英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当叶剑英同志传达到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全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18]
（三）良好的精神面貌对铸就牢固的革命信仰至关重要。饥饿、寒冷、伤病、日夜行军，长期艰苦环境的锤炼造就了红军整体的顽强精神。红军之所以能取得长征的胜利，正是凭借着不畏艰苦、爱护群众、勇于牺牲的精神。坚定的革命信仰需要良好的精神面貌状态支撑;需要现实中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漂亮的胜仗、百姓的爱戴拥护，适当的补给休整，首长对士兵的关心等一系列细小的积极因素来夯实;需要经过长期征途的磨练转化成一种忠诚必胜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诚然，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波动，高昂或低落都很正常。但若长期处于低落消极的状态无疑会动摇士兵对革命的信心，衍生出逃跑主义和悲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军人的精神面貌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7]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139.28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
[4]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0.
[5][9][10]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72.130-136.130-131.
[6]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117.
[8]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出版社，2004.74.
[11]黄良成：忆长征[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7.47.
[12]吴洁青：转战贵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185.
[13][14]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125.127.
[15]谢良：铁流后卫[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41-42.
[16]林伟：一个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3.
[17]中共内蒙古党史研究室编：长征中的故事[M].2006.97.
[18]曾克林将军自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22.
浅论遵义精神 篇4
2009年上海路街道办事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区宣传部的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不断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丰富全镇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有效地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开展。现就一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我镇领导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在“四在农家”、“整脏治乱”、“满意在汇川”和“一建双创”等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都相应成立和调整了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做到了专项工作专人负责，进一步充实了各项工作组织领导和业务工作人员，明确了相关工作的责任义务。同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列为宣传工作的重点内容，并将把各项工作任务分解到各村居、部门，纳入年度工作目标，与业务工作同时部署安排，同时检查考核，同时总结奖惩。
二、创新载体，积极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
积极组织干部群众队伍参加全区大型活动，配合区委、区政府开展各类大型文体活动，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今年1月，我镇配合区“一建双创”共建“文明城市”2009迎春群众文化活动，在镇集镇开展了猜灯谜等一系列文化活动；5月，又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成功组织举办了全镇新农村建设篮球赛；6月，组织全镇机关和学校8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汇川区建区5周年职工歌咏比赛和职工羽毛球、乒乓球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9月，配合区“双创”工作领导组在辖区开展了三场文艺小品下乡表演活动，在全镇9村1居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放映电影20余场。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丰富了全镇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全镇工作的开展。
浅论遵义精神 篇5
让我印象颇为深刻的是观看了一场情景剧《伟大转折》，剧中演员用真挚而生动的表演，通过歌舞、杂技、话剧等艺术形式再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蕴含的伟大精神。炮弹声冲锋声声声入耳，剧中父子母子亲情让人难以割舍，只想做红军扑下身子干革命，宏伟壮观、激烈震撼的战争场面这让我们感受到了红军舍小家为大家、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全剧将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红军与人民百姓的鱼水情深、遵义酱酒的酒香四溢展示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的心灵深深感受到了洗涤。
我们还去红军山瞻仰烈士陵园，一走进陵园大门，首先映入的眼帘的是一座座气势雄伟磅礴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印入眼帘。我们看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将军墓、红军坟、钟伟剑烈士、邓萍牺牲时的雕塑、红军女卫生员铜像以及红军长征在遵义牺牲的烈士纪念碑，这些红军烈士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等战争的胜利，他们虽死犹荣，他们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通过集中授课，我了解到了遵义会议分酝酿与准备、召开、后续完善三个部分组成。酝酿准备部分的会议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召开部分就是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在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后续完善的是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下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顾全大区，坚持真理，团结一心，以理服人，民主集中。
浅论高校贫困生的精神扶贫论文 篇6
一、贫困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
(一)自卑和无望感。由于自卑导致一部分贫困生自轻自贱、自我鄙视，对自己持否定的态度，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郁孤僻。据一项调查显示，40%的受调查贫困生具有一定的抑郁感。[2]这些学生缺乏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丧失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心理上采取逃避、退缩的应对方式。他们的主要心理特点表现为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
(二)人际关系困难。由于贫困生具有上述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特点，他们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又往往因为自身的经济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这种矛盾使他们长期处于心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加上物质生活匮乏，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三)过分敏感。自卑心理往往使人过分敏感。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贫困生对他人的言行过分敏感、多疑。同学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乃至于一个眼神，在一些贫困生看来都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比较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之中，非常敏感脆弱，有的还会产生暴力倾向。
(四)沉浸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在现实生活中，很大一部分贫困生不喜欢与人交往，总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狭小的内心世界里。为寻求精神寄托，他们中的很多人陷入网络游戏，整天泡在网吧，戒不掉心理上的网瘾，最后不得不降级或自动退学。
此外，贫困生的心理问题还有其它的一些特点和表现形式，如无故旷课、出走等，甚至走上偷窃等违法道路上。事实上，他们的心理问题是综合性的，当多种因素发生作用时，情况就更为复杂和严重。
二、贫困生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所谓“心理”，通常认为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过程，表现为人的感觉、知觉、思维、精神等。当一个人依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对遭遇的事物和现象不能正确理解和科学分析时，便产生心理问题。贫困生是高校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贫困不仅仅给他们带来经济拮据的生活，还有沉重的心理压力，贫困生的心里装着比一般学生更难以解决的困难，其心理问题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毕业论文
(一)经济拮据。经济上的压力是导致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基本因素。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如困难补助、助学贷款、政府奖学金等资助政策，但还是不能满足所有贫困生的需求。此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了校园的平静，刺激着学生的消费欲望和攀比心理。人际关系的冷漠，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无疑又加剧了经济拮据的贫困生心理负担，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和焦虑感。
(二)学业困扰。贫困生在大学期间背负的学习压力无疑比一般人更为沉重，从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跨进大学校门时，就倾注了来自家庭、社会的厚望，许多人常常担心自己学不好而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一旦学习上受挫便会焦虑不安，如不能及时得到宣泄便会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逐步演变成心理疾病。尤其是那些来自偏远山村的学生，他们的中小学阶段大都在一些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乡村学校中接受教育。这些学校的文化环境和教学条件相对落后，外语、计算机等课程的教学水平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相对较低，提供给学生锻炼能力和展示才华的机会和条件也相当有限。这些不仅增大了他们外语、计算机等课程的学习压力，也使得他们的综合素质相对偏低，竞争力相对偏弱，在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高校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就业压力。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已由原来的“统包统分”过渡到双向选择的模式，就业竞争加剧。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与经济条件好的学生相比，家境贫困的大学毕业生们缺乏诸多有利条件：来自边远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可依靠的后盾;面对日益高涨的就业成本，他们背负着家庭和生活的责任。这些使他们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恐惧和焦虑往往会打破他们的内心平衡，导致心绪不宁和抑郁，引发心理疾患。此外，在择业竞争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也易引发那些性格内向、心理承受力较差的贫困生愤世嫉俗、过于偏激等新的复杂心理矛盾。毕业论文
(四)自我封闭。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人心理健康的前提，有许多贫困生因为家庭条件制约，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我的小圈子里，表现出孤僻、内向、不易交往等特点。这直接造成贫困生应对方式和求助模式的不正确，也是导致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生活上的艰难和学习上的压力都需要倾诉的对象，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他们的问题只有通过求助才能很好地解决。然而，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由于较强的自尊心和心理戒备以及大学同学间的利益冲突，使同学之间的社会支持产生障碍，而高校松散型的师生关系，也导致多数贫困生求助缺乏自信。因此，部分贫困生一旦遇上心理问题就很难走出心理阴影而引发心理疾患。
三、“精神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社会各界和高校对贫困生的物质资助都比较重视，但往往会忽略对贫困生的“精神扶贫”。
(一)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学校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采取了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杂费和困难补助等助学措施，力求解决贫困生的经济困难。然而，国家以及学校财力有限，不能彻底解决所有贫困生在读期间的经济困难，只能是一时或一次性的给予一定解决;即使得到一定程度的资助，也仍然不能解决贫困生的心理问题。
(二)缺乏整体上的协调与配合。就学校而言，学分制和住宿公寓制推行后，学生自主性、分散性和隐蔽性大大增加，实行统一管理的难度相对增加，学校对贫困生的“精神扶贫”难度也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尽管各个高校都尽力为贫困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但却无力顾及学生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待遇。资料表明，人格特征与社会支持之间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果社会或学校对贫困生的资助与对他们的心理疏导脱节，不少贫困生在接受资助时感觉如同在接受施舍，就会在精神上受到伤害，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加重了自卑心理。[3]因此，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心还需要整个社会通力合作才能解
决好。
(三)助困与育人尚未完全有机结合。学校以育人为根本宗旨，贫困生问题的解决也应遵循这一宗旨。但不少学校在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助困”的层面，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困难，而没有上升到“育人”的层面，忽略了对他们的“精神扶贫”。因此，在帮助他们解困的同时，应着重培养他们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鼓励他们奋发成才。
(四)不能正确面对心理咨询。虽然许多高校设立了心理咨询点，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学生认为心理咨询是为有心理问题的人开设的，去做心理咨询是不光彩的事。为此，有必要加强他们心理卫生教育，改变观念，认识到有心理问题并不等于精神病。
四、对贫困生实行“精神扶贫”的`对策
贫困生问题要得到较好的解决，我们认为，生活上送温暖、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是对这群特殊群体关心的具体表现，也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对他们的“精神扶贫”，着力提高其心理素质更是工作的重点。帮助贫困生脱贫，应当从源头上做起，使他们从心理上战胜贫困，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他们战胜贫困的信心，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不仅要关注贫困生的生活与学习，而且要特别注重对他们的能力、品德以及健康心理的培养。鼓励贫困生树立信心，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积极地参与到实践能力的锻炼中，知道感恩，回报社会，全面地提高自己。
(一)加强对学生自强自立精神的培养，构建“精神培养”预防干预机制。首先，要帮助贫困生正确对待贫困，树立正确的“贫困观”，引导他们克服依赖或逃避的思想，树立自信、自强、自尊、自立的精神，变被动为主动，把贫困带来的痛苦转化为学习、生活的动力，真正实现对贫困、挫折的理性超越。其次，学校在经济帮助的前提下帮助大学生摆脱心理压力，要增加激励措施，坚持物质资助与精神扶贫有效结合的原则。加大勤工助学力度，力求通过特困生的诚实劳动获得报酬，在进行“缓、补、减、免”的同时不断加大“奖、勤”的力度，使贫困生在接受资助的同时培养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回报社会的责任感。学校要有意识地将资助活动加以深化，让他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变社会的爱心为自身成才的动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达到既解决实际困难，又实现自我教育的目的。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环境解困”预防干预机制。校园文化环境是贫困大学生的精神家园。[4]多关注贫困学生的精神世界，多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不断优化学校心理环境，给贫困生提供平等、合适的交流平台，要营造出有利于贫困生心理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要给他们以更多的人关怀。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让贫困生多接触社会，增进他们和其他同学的交往，这有助于他们个性的发展。同时，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贫困生在活动中感受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培养他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健康愉悦的情感特征，从而消除经济困难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影响，远离心理危机。
(三)加强心理咨询工作，构建“心理引导”预防干预机制。高校要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要积极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普查、建档、教育等工作，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早治疗。同时。高校要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目前，心理咨询模式有三种：第一是障碍咨询。在学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失恋、人际关系遇挫等带来心理压力时，通过心理辅导帮助学生摆脱心理痛苦，找回良好感觉。第二是发展咨询。这应该是心理咨询的主要形式。就是通过探讨人生真谛，开发学生潜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第三是生活咨询。对生活条件和生活中的困惑造成的心理焦虑、冲突等给予辅导。高校要加强心理咨询工作的软硬件建设，规范三种模式的咨询工作。要加强心理咨询师的培养，提高心理咨询师的素质。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多给贫困生慰藉、帮助、启发和引导，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及时驱散他们的心理阴影，做到防微杜渐，切实帮助贫困生解决心理问题。
(四)加强对贫困生主体意识的培养，构建“自我调适”预防干预机制。任何教育只有转变为被教育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树立主体意识，其教育目的才能得以真正实现。[5]因此，学校要加强对贫困生主体意识的培养，不断提高贫困生的自我生存、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认知的能力，让贫困生真正了解、接纳现实的我并构建新的自我。对贫困生来说，要学会“自我调适”，摆脱心理压力。可采用两种途径：求助于心理医生和看书。其中“看书”是贫困生学会“自我调适”的最佳方式之一，贫困学生要多看一些关于心理健康、人生修养方面的书籍，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书交流是一个人抛却烦恼的最好方式，书会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启迪，能够从书中接纳自我，发现自我，打开心窗，让阳光透进来。
做好贫困生工作不仅是高校的工作，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协作才能做好。同样，在高校贫困生工作不仅是学生工作线上的工作，也需要各部门共同协作才能做好。比如仅有班级工作还不够，公寓工作也应该加进来;再有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会、社团的作用，积极开展各项健康有益的活动，为贫困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通过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和学校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深切地体验到社会的支持，培养起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社会支持的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消除经济困难可能带来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贫困高考生调查报告.http：//ynprojecthope.org/Html/HTML/1870.html.
[2]张殊.中国贫困大学生研究报道[J].世纪中国，,(4).
[3]李春莉等.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及引导对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6)：147.
[4]何祥林，孙丽芳.贫困大学生精神贫困分析问题[J].求索，,(1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