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2024-11-07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精选9篇）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篇1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历史过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的会议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篇2

一、“一条鞭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明朝中叶, 地主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愈演愈烈。地主们纷纷勾结官府, 强占农民的土地, 并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土地兼并的不断加速, 使得朝廷掌握的税田越来越少。洪武二十六年 (1393年) , 明朝登记在册的税田总额为850.7万余顷, 但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 (1502年) , 这一数字降到了422.8万余顷。较之明初, 税田流失了一半。这些流失的税田大多都为地主豪强隐瞒。

(二) 国家财政收入减少

土地兼并不但减少了税田数额, 同时也破坏了明朝的黄册制度。土地兼并使得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 但是依附于土地的赋税并未因此而转移。这就加重了无地农民的赋役负担, 导致了赋役不均, 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而离开自己的居住地。人口的不规则流动给人口管理造成了困难, 再加上一些官员在修订黄册时的“粗心大意”, 致使黄册信息严重失真, 黄册制度逐步走向崩溃。

税田的流失和人口管理的失控, 严重冲击了明朝的户籍和赋役管理制度。明朝的赋役收入因此而迅速下降。

(三) 严重的财政危机

明朝中叶, 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皇室支出不断膨胀,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此外, 明朝中期官员队伍大为增加, 冗员冗官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因而, 明朝中叶, 国家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在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之下, 明朝财政不可避免地出现连年亏空 (见下表) , 危机显现。

(四) 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 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封建体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力被削弱。不少农民弃农从商, 促进了明朝手工业的发展, 推动了商品经济向前迈进, 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白银货币的流通。白银的广泛使用为“一条鞭法”实施折银征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一条鞭法”的内容

万历九年 (公元1581) 张居正在完成了土地清丈的基础上, 开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有:

1、“总括一州县之赋役”。即将各种田赋徭役等一律合并征收, 将原来分开的“两税”放在一起课征。“一条鞭法”把原来纷繁复杂的赋役科目简化, 将赋和役合为一项, 简化了赋役制度, 方便了征管。

2、量地计丁, 计亩征银。即把各种徭役摊入土地, 随同田赋一并征收, 征收的依据是土地的大小, 土地大的多征, 土地少的少征。同时, 除少数地区用实物缴税外, 其他地方一律将各种赋役都折合成白银来缴纳征收。

3、“一岁之役, 官为佥募”, 也就是改变明初以来征收力役的做法, 用雇佣劳役的方式来代替。官府一年所需要的力役由官府出钱来雇人应役, 不再由百姓无偿负担。

4、将赋役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京库岁需”, 归中央所有, 由地方上解;另一部分为“留存”, 供地方官府开支所用。

5、官收官解。为避免中间人对税银的侵蚀, “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税银都由纳税户直接缴纳给官府, 不再采用由里甲代为征收的办法。

三、“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

(一) 简化了税制, 方便了赋役征管

在实施“一条鞭法”以前, 明朝实行两税法, 依据《鱼鳞图册》和《黄册》对赋役进行征收管理, 而且税种比较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征收和管理都比较复杂、繁琐。推行“一条鞭法”后, 各种赋税和徭役都合并在一起征收, 减轻了地方官府征收赋役的工作量, 使得税制较之以前更加清晰易懂。官府的征税成本和百姓的纳税成本都有所降低, 从而提高了明朝赋役征管的效率。

(二) 平衡了赋役负担

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令赋役产生不均, 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张居正在重新丈量土地后, 推行的“一条鞭法”把土地的多少作为重要的计税依据, 即计亩征银。土地多的, 相应的赋役负担也就较重;土地少的, 相应的赋役负担也就较轻。“一条鞭法”的实施改变了当时失地农民承担大量税负而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豪强税负极轻的奇怪现象, 平衡了两者间的赋役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

(三) 进步的雇佣劳役制

一改以往强征力役的做法, 用更为理性的雇佣制度来替代。其实质是农本思想的体现。这一转变, 减轻了广大农民的徭役负担, 使得农民不必被强迫参加劳役, 增加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 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 征收白银

“一条鞭法”要求除少数赋役以外的其他各种赋役都折合成白银征收。这项规定有效避免了实物缴纳过程中实物质量参差不齐的可能, 同时也方便了地方赋役收入的上解。另外, 白银在征收入库后也便于存放和管理, 在使用时也比较的便利。征收白银还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因为它扩大了白银的使用和流通范围。

四、“一条鞭法”的现实意义

(一) 简化税制

税制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征税成本的高低。一般而言, 税制越复杂, 征税成本也越高;税制越简单, 征税成本也越底。在我国现行税制中, 所得税制相当复杂。尤其是所得税制中的大量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 极大地增加了税制的复杂程度, 也不利于纳税人对于税制的学习与理解。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为例, 除了要对其会计利润做相应的增减调整之外, 还要考虑大量对于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 计算量相当大, 对征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征税成本也较高。因而, 国家应该适当考虑减少或者归并一些税种和部分税收优惠条款, 降低税制的复杂程度, 尽可能将征税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从而提高税收征收的效率。

(二) 公平税负

税负的公平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强调有同等纳税能力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收。纵向公平则强调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纳税人缴纳不同的税收, 以做到所得多者多征, 所得少者少征。

张居正认识到明中叶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 于是他推行“一条鞭法”通过“量地计丁, 计亩征银”的方式以土地来确定每个人的赋役水平, 从而有效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 公平了税负。我国目前也存在税负不公平的问题。譬如, 国家对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统一征收20%的所得税, 而并不是以利息所得的多少而加以区别对待。显然这是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的。

(三) 税制设计要考虑地方差异

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法”时遇到了不能适应不同地区的情形。“盖南境气候既燠, 物产富饶, 有木棉粳稻之产, 有蚕丝楮紽之业, 又地阔力余, 营植不碍, 民间贫富不甚相悬, 一切取齐条鞭, 奚不可?北境则不然, 地寒凉, 产瘠薄, 即中路, 又苦冲烦, 贫富相去, 何啻倍蓰?”, 即南方商品经济发达货币化程度较高, 适于折银纳赋, 而北方相对落后且货币化程度有限, 更适于缴纳力役与实物。在北方推行“一条鞭法”反而有加重农民负担的嫌疑。

我国现行的税制改革应当注意这一问题。尽可能顾及各个地区的差异, 尤其是东部与西部地区。在税制设计时, 不能只看到东部沿海城市人均收入高、经济发展快, 也要注意西部地区依然比较落后、生活水平不高的现实。国家可以尝试在不同地区间实施有差异的税制形式, 通过适当下放税收调整的权限让各省自行对国家出台的税制进行微调以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与需要。

参考文献

[1]、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231至235页。

[2]、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531至570页。

[3]、胡怡建:《税收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30至43页。

[4]、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531页。

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篇3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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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关键一票”的关键作用

在1932年10月举行的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而此时，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下，王稼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被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结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忙问：“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坚定地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接着，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自己的主张，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聂荣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谈话，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对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战略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伍修权同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会者的“唇枪舌剑”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则说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得直皱眉头，表情十分尴尬。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稍稍停顿一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一度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但此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大概他也意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将失势无权了，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遵义会议历史意义是什么篇4

遵义会议是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 月 16 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

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 3 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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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分析会议的作用、要求、意义篇5

公司的经营管理集中体现在经营观念、经营方法和经营思路上。经营分析是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十分重要的环节。经营活动分析是其经营观念、经营方法和经营思路最重要的传导途径。

一、我公司在经营分析工作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1、我们绩效考核（最常见一种经营分析）始终重复着“自己比自己”，“今年比去年”和“收入实际比收入计划”的上，难于对具体部门的具体经营优劣情况做出在定量基础上的定性评价和结论，其结果是只能对其经营现状凭经验概括地、总体地下个定性的结论。

2、由于市分的业务发展日报、3G加油站服务日报、客响装机日通报、经营分析周通报、经营分析月通报、存量经营月通报、网络运行服务质量月通报及客户服务指标通报等等，往往针对旗县，通报中反映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往往找不到到底是哪个最小责任单元出了问题，或找到了又找不到症结，找到了症结但定的措施又不具体，结果费时费力无实效，我们没能起到市县乡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三级经营工作或二三级经营工作相互脱节，使阶段性经营工作缺乏针对性，也失去了时效性。

3、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经营工作无法统一。如不建立经营分析及服务质量通报体系，首先，我们无法将市县二级公司的经营观念、经营方法和经营思路贯彻到基层；其次一线经营分析工作普遍不落实，不能准确掌握和了解其网格的市场需求，网络现状，现有竞争对手、潜在竞争对手等基本情况，网格工作盲目，既不清楚现在的经营现状，也不清楚下一步的经营工作重点。

4、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目标计划的完成。为了保证目标计划的完成，必须对作业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目标计划的分解，经营政策的学习、研究、传达、布置，实施过程的监督，措施的督办，工作优劣的评价，奖罚制度的兑现等各个关键环节，通过切实有效的经营活动分析，准确地“诊断”出发展不理想或未完成工作进度的真正原因和“症结”，然后对症下药，落实责任，兑现考核，在此基础上再提措施，再订目标，从而持续稳定地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决策分析能力。

二、开展经营分析活动的意义

1、经营工作是一个整体，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公司十只队伍专业化运营的背景下，如何整合公司各类资源，发挥各专业合力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开展经营分析活动。

2、通过经营活动分析，客观、准确、全面地掌握公司及所属各网格、各专业在一定时期和环境下的实际经营工作效果，及时总结经营工作的得失，制定出下一步更加准确有效的经营措施，使公司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对考核各部门经营工作的优劣和奖罚提供了最直观有效的依据。

3、而作为一名基层的经营管理者，要对每项业务的增长或下降随时掌握，及时监控，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参与到经营活动分析活动中来，实现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经营成果。

三、提高公司经营分析活动质量的建议

1、总体要求：坚持以重点分析为主，全面分析为辅；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分析短板与采取实际措施相结合三个原则，努力做到市场预测准确、对策措施具体、组织落实有力、经营效果明显。

2、分析重点：根据重点业务发展目标，结合市场变化，分析的主题可以是一项具体的业务，也可以是二至三项具体的业务，还可以是一个具体的部门，但要做到“点中有面”，以点带面。

3、基本内容：在全面分析上月经营实绩的基础上，通过重点对运建指标或某两个专业的市场分析、经营要素及条件分析、经营效果分析及经营决策执行情况分析，使各项经营要素处于最佳结合状态，取得最大的经营成果。同时，根据各地和各专业发展的季节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提前分析预测和工作安排。

4、时间确定：周经营活动分析一般在每周三召开，月度经营活动分析一般在次月5日前后召开为宜，对一些影响较大的问题，可随时开展专题分析研究。每次会议时间限定在1-2小时以内。

5、活动程序：下一级单位或专业必须提前将自己的经营分析报告报达上一级，由综合支撑中心汇总后，会前提交各参加会议人员。参加分析会议人员必须在会前进行认真的调研准备工作，要召开本部门的分析会议，征求所在部门职工意见，带着问题和措施建议参加会议。

6、重点发言：基层计划部门是整个经营分析活动的重点部门，要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要对发展异常（特别好和特别差）的经营项目进行分析，对各地、各专业通过进行行业内纵向的和行业外横向的定量比较分析，力求分析深、分析透，然后要作出具体部门和专业上月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合理的建议性结论。并对当月的经营效果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分析，同时要对各部门、各工作环节的协作配合提出建议和要求。各部门、各专业负责人会前要多方位、多渠道地搜集信息资料，通过进行市场调查，掌握当地相关行业经营情况，对本专业的发展作出符合实际的比较分析。特别是上月发展不理想或工作未完成的部门负责人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具体地谈问题、找原因、提措施、许承诺。

7、分析总结：经营分析会议由企业主要领导进行会议总结，内容包括：总评上月经营形势，对上月制定的业务发展措施进行检查、反省，要让与会者明白增长或下滑的主观原因是哪些？客观因素又是哪些？增长是否到位？下滑是否控制在应有的范围之内？要明确指出具体部门和专业存在的问题，要对各部门、各专业落实上月决策措施的情况作出权威性的评判和考核。然后根据各部门、各专业的发言，确定下月经营活动分析会议分析的主题和重点，具体安排下月经营目标和针对性的决策措施。

8、分析报告：经营分析会议报告（或纪要）由企业财务部门在会后当日或次日拟出，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时下发下一级单位和各专业部门。

10、督查督办：上一级要对下一级加强经营指导，通过深入基层、重点调研、督促通报、分类指导等方式，切实加强对各部门经营工作的管理。主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对各责任单位落实经营活动分析会议情况加强督查督办，及时督促过问办理进度。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篇6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篇7

一、乡土历史教学有利于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前苏联的加里宁说过:“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 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也这样说道:“爱国主义并非空泛的口号, 爱国必先爱家, 只有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 才能热爱她建设她, 进而热爱我们的祖国。”他也呼吁:“社会各界都要重视乡土教育。尤其是要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乡土教学, 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知乡爱乡。”为了有效地实施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重视乡土历史的挖掘和利用。

二、乡土历史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学生对于自己的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对于家乡的山山水水, 草草木木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们渴望了解家乡的人文历史和发展现状。在历史教学中乡土历史的挖掘必然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山西的古今名人, 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汉武帝时期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西天取经第一人高僧法显、史学大家司马光、一代明吏于文龙、音乐大师师旷、文学大家王昌龄、白居易、王维、元好问、罗贯中等等。听到这些同学们熟悉的名人原来都出自家乡, 我想孩子们心里面除了自豪感外就只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不懈努力的进取心了。

阅读对历史教师的意义篇8

【关键词】阅读历史教师意义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5）03-008-01

几年的历史教学工作让我坚信：阅读对于一名教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从阅读中深深体会到：阅读使人不断进步，阅读能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阅读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课堂。

一、阅读有利于历史教师的知识拓展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阅读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阅读可以开阔教师的眼界，丰富教师的知识积累。教师的知识积累很重要，从大的方面来说，丰富的知识积累是一名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俗话说“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水从何处来？“为有源头活水来”，阅读就是那源源不断的活水，为教师积累知识提供源泉；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应对学生“考验”的最佳武器。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个性分明，尊敬老师的同时也爱搞点小问题“考考”老师，以显示自己的个性。这对于学生而言是种进步，对于老师而言，就是小小的“考验”了。这时，平时的知识积累就尤其重要，教师如果知识面丰富就可以轻松应对，让学生心服口服。记得前几年出版的《禅机：1840年—1949年中国人的另类脸谱》，上面有特别多有趣又有思想的材料，比如有这样一则材料：有一次，吴稚辉与国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来，说，“鄙人并不姓王”。这则材料把文化人的形象刻画得特别鲜活。我在讲新文化运动时，让同学们读这则材料，学生们都觉得新奇又有趣。还有些材料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抄的，我就作为学习参考材料复印给同学们，借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二、阅读有利于历史教师的备课

前段时间，我与一位学生交谈，这个学生反映，“我们的老师都是照本宣科”。经常有历史教师责怪现在的学生不勤奋、不听课，或者抱怨历史科是副科，学生和学校不重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老师要把课上好。

怎样才算把课上好？我认为让学生喜欢听的课就是好课。要上好课，大家都知道要首先备好课。除此之外，还有种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有个别老师很勤奋，一天到晚都在备课，看教材，看教辅，但是备课的效率却很低，上课的效果也很不理想。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根本原因在于 “备课固然重要，但是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水平才是根本，而提高自己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备课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上好课。喜欢上课，才能是有效的课堂。

三、阅读有利于历史教师适应新课改

新课改绝不仅仅是换一套教科书，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是一场涉及到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以及日常学校管理等全方位的变革。新课改强调课堂的师生民主、平等，学生主体观念；教学模式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式转向探究式、自主合作式，讲求情境教学。面对这些变化，教师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武装头脑，只有认真领会了课程改革的理念，教学方法，改革才能有新思路、新视角。为此，有关新的教育理论、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等书籍，应成为教师阅读的必备书籍。可见，阅读是弥补不足、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适应新课改的重要途径。

四、阅读有利于历史教师丰富历史教材

很多教师的备课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几本教参，这样是不合理的，长期下去，知识结构往往会僵化，知识面会变得狭窄，课也变得如同嚼蜡。而巧妙的利用阅读可以拓展教师的视野，拓宽教师的知识面，使教师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丰富教材，就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记得有次我读到这么一段材料——有人这样总结过苏（俄）领导人的传承规律：一个头发少的人走了之后，一个头发多的人就会上台；一个头发多的人走了之后，一个头发少的人又会上台。想想从列宁到普京，真是这样，有趣，把它记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课。记得2007年底俄国大选前夕，很多媒体都在分析选情。当时《南方周末》也就这个问题做了分析，还刊登了三个候选人的照片。当时我们刚刚复习到苏联解体这一内容，我就给同学们讲了个笑话，然后我说现在俄国正准备大选，各候选人竞争得很激烈，不过我告诉大家，没有什么好争的了，肯定是韦德梅杰夫，因为按照前面讲的苏（俄）领导人的传承规律，普京头发少，下一位总统应该是位头发多的人。我顺手拿起班上订的《南方周末》，叫同学们看，三位候选人，只有韦德梅杰夫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选举结束，果然是韦德梅杰夫。后来每次说起这个笑话，同学们都会开心的笑笑。这个笑话与教学内容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能让同学们笑笑何尝不好，我们的学生学得够辛苦了，能把课上得有趣点，同学们心情好点，学习效率也会高不少。

这样的一节课，效果是明显的，一节课如果能做到让学生自己主动去思考，乐于思考，这不正是我们“三维目标”所要实现的吗？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篇9

文章提交者：利中国加贴在中国历史铁血论坛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