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扫盲的工作总结

乡扫盲的工作总结（精选6篇）

乡扫盲的工作总结 篇1

九岘乡扫盲工作汇报

师永春

（2011年3月25日）

扫盲工作是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我乡全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制订规划，进一步完善措施，继续实行“双线”承包责任制，把扫盲农业技术培训与制止辍学工作结合起来,杜绝新生文盲，扫除现有文盲与使脱盲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扫盲工作成果。下面，就九岘乡扫盲工作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九岘乡位于桦甸市县城以东75公里处，全镇总面积339平方公里，全乡干部专职2人，学校专职教师5名，在校生478人，全镇15至50岁青壮年10583 人，2007年至2008年两年共扫除文盲53人，其中女35人，15至50周岁非文盲率达到97％。

二、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乡党委、政府从科教兴国、科教兴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扫盲工作，首先在党政领导班子中统一思想认识，把扫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始终把扫盲工作摆在与经济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同安排、同考核、同总结，切实抓实抓好。同时通过加强对广大群众宣传教育，使群众充分认识到扫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扫盲工作中切实做到步调一致，认识统一。

（二）健全组织机构，明确责任任务

每年年初，乡党委、政府及时调整和成立扫盲领导小组，下设扫盲办公室，并制定工作日程、安排及相关的工作制度，同时各村也及时、相应成立了扫盲领导小组，加强对扫盲工作的组织领导。目前全区配备扫盲教育教学管理人员 50人，明确职责，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确保该项工作全力、有序推进，与各行政村、学区、中学签订目标责任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监督

多年来，我乡群众由于受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影响，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群众中读书无用的思想比较普遍，特别是以往扫盲工作中，扫盲学员抱着应付的心态参加扫盲班，使扫盲工作流于形式，扫盲成效不明显，脱盲率不高。为此，我乡把加强思想教育和提高群众的教育意识贯穿在扫盲工作的始

终，利用干部下村、群众集市等有利时机，发放扫盲知识宣传单、扫盲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的宣传，大力向广大群众宣传新《义务教育法》、《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和法律法规知识。通过广泛宣传及深入细致的讲解，广大农民群众对教育重要性和有关法律法规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增强了农民群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自觉性，为扫盲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三）明确重点，整体推进。

⑴多种形式开展扫盲教育，为方便更多的文盲参加学习。主要采取以夜校形式集中面授开展扫盲，尽量不耽误学员的务农时间。扫盲教师可巡回指导，也可动员子女教父母，丈夫教妻子等不同形式开展扫盲工作。

⑵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小学教师、乡村干部以及社区内有文化、有专业技能的离退休干部、工人等作为扫盲教师，因为他们熟悉学员生活、习俗，教学语言、事例贴近学员生活，效果好。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的良好风气。

⑶安排乡政府干部根据各自的职能，举办适用技术培训，让“脱盲”与“脱贫”相结合，学文化与学科技相促进。

⑷加强管理。建立扫盲档案，制订扫盲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使扫盲对象、扫盲时间、扫盲地点、扫盲教师、扫盲经费一一到位。并提出教学要求。

（四）落实经费，保证扫盲工作有序开展

乡政府进一步落实政府行为，强化责任意识，想方设法，通过多种渠道增大对扫盲经费的投入，确保了扫盲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加强与各方面的协调与沟通，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社会各方面对扫盲教育人员和资金援助，特别是教育、待分大中专毕业生参与到扫盲工作中，弥补了扫盲经费和扫盲教师不足的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乡扫盲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扫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扫盲工作宣传力度还不够，群众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扫盲工作。二是不少文盲对象和脱盲学员外出打工，给扫盲和扫盲后巩固提高工作开展带来困难。三是对《义务教育法》和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扫盲工作。从调查资料看，当前扫盲工作对象80%是妇女；从思想状态看，她们只顾眼前利益，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文盲，不愿参加扫盲学习，困难较大。

四、今后设想和建议

1、继续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坚持扫盲教育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举，严格控制流失生，从源头上堵住新文盲的产生。

2、深入开展扫盲工作，坚决堵绝15—24周岁有学习能力的青年文盲，鼓励50周岁以上的文盲接受扫盲教育，加强对流动人口中文盲的监测，及时造册登记，要求他们参与脱盲学习，从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不断巩固扫盲成果。扫盲的第一目标是脱盲，但这不是终极目标，文盲人员脱盲了，仅是他们终身教育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继续给予他们实用而急需的学习内容，如开展脱贫致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卫生保健、计划生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继续教育。让脱盲学员以知识改变命运，以视野开阔胸怀，以文化体验幸福，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共沐现代文明的阳光。

中国扫盲工作的成就与经验 篇2

[关键词]文盲；扫盲工作；评估报告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的扫除文盲工作进行了6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已从2000年的8507万，下降到5419万，成人文盲率从8.72%下降到4.88%，降低3.84个百分点。中国成人文盲率首次降到5%以下，青壮年文盲率仅为1.08%。这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扫除文盲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一、中国扫除文盲进程的历史回顾

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道路的艰辛与伟大。1949年，全国有5.4亿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有80%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扫除文盲工作，其重视程度之高、文件（讲话）密度之大、动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第一阶段：初步扫除（1950-1977年）。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扫除文盲工作就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争取在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规定识字教育的标准是：“农民业余初级班（组）吸收文盲与半文盲入学，使其在3年内认识常用字1000字以上，并具有初步读、写、算能力。”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兼党组书记）、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2] 195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扫除文盲运动的补充指示》。为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组织领导，经政务院批准，1953年10月19日起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与教育部合署办公。1954年11月18日，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指示发出通知。

195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3] 1956年3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大会，选举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为会长。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章程。1956年8月，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扫除农村2亿多青壮年文盲。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

1980年3月，教育部、农业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的《关于第二次农民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要求继续抓紧扫除现有12000万农民青壮年文盲。到1981年，全国共扫除文盲14144.8万人。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12 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尚有2.358亿人。中国扫除文盲工作初见成效。

第二阶段：基本扫除（1982-2000年）。

1990年1月8日，原国家教委等十个中央部门、团体联合召开了迎接“国际扫盲年”全国电话会议。会议提出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扫除400万文盲的要求。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中的文盲率降到5%以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是：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即以县统计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左右；全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5%以上。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82年我国12岁及其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为22996万人，文盲率为34.46%，其中男性为20.76%，女性为48.85%。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5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8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5.88%。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成人文盲数量减少了近1亿，实现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全国成人文盲率降至9.08%，青壮年文盲率降至4%以下。

第三阶段：全面扫除（2001-2015年）。

2003年，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全民教育行动计划》，围绕《达喀尔行动纲领》中提出的6项共同承诺及12项保证，明确提出了2001-2015年中国全民教育的发展目标与政策措施，对推进全民教育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就全国范围而言，从1990-2010年，全面实现文盲减少50%的目标。全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从1990年的18000.30万人，减除到5419.08万人，共扫除12581.22万人，扫除率为69.89%，接近70%，见表1。

二、中国扫除文盲工作的巨大成就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各级政府、群众团体及广大人民群众，与文盲现象进行了艰苦卓绝和长期不懈的斗争，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提升民族素质、提高人类文明程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中国已经从一个文盲大国转变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教育年鉴记录了我国从1949-1981年各阶段扫除文盲的数据情况，表明期间共扫除文盲14144.8万人。本专题组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中国有12584万人脱盲，为降低世界文盲的比例作出了贡献。本专题组查阅了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剔除重复统计，即减去1972-1981年重复计算的3872.5万，得到中国扫除文盲的总体规模，见表2。

综上所述，综合各方研究成果和意见，我们认为，解放60多年来，中国累计共扫除文盲2.8亿人②。

2.探索出一条发展中人口大国扫除文盲道路

中国扫除文盲的道路是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扫除文盲的成功道路。这是一条将过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党和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消除文化愚昧和知识文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扫除文盲工作行之有效的思路、模式和方法。

——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将扫除文盲工作确定为基本国策，将扫除文盲作为新中国建设发展的伟大工程和战略举措，由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亲自设计、组织、参与和发动，从战略高度确定扫除文盲工作的总体布局和战略部署，形成了科学的扫盲工作领导体制，解决扫除文盲的思路、方式和路径问题。

——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扫除文盲取得成功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党和政府充分发挥理论、政治、组织、制度和密切联系群体的优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人民扫盲，扫盲为了人民，扫盲成果由人民共享。

——社会动员。社会动员能力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战略能力。从解放之初起，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全民参与扫除文盲的人民战争。

——合作机制。中国政府真诚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虚心学习世界各国扫除文盲的成功经验，接受国际组织指导、帮助和援助，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组织扫除文盲工作，真诚地履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扫盲责任。

三、中国扫除文盲工作成功经验

1.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成功扫除文盲的制度保障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动员能力，在扫除文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国家动员能力是指国家为抵御战争、自然灾害、进行国家建设或组织重大事件所体现出的组织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及其使用效率。社会动员的广泛性、社会动员的持久性和社会动员的深层性，在极短时间内动员所有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公民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到扫除文盲过程中。集中举国人力、物力和财力，办扫除文盲之大事。坚持扫盲持久战，60年始终不懈努力，打赢了一场扫除文盲的“人民战争”。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中集体主义思想，为中国扫除文盲提供巨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充满着集体主义思想光辉。中国扫除文盲过程上所体现出的集体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全民团结，国家战略利益和民族未来，以扫除文盲为共同目标而不懈努力。二是全民共同参与。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集全民智慧和全民力量，扫除文盲。第三，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协调管理，大大提升了中国扫除文盲的工作效率。在扫除文盲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发挥中央部门之间、地方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统一管理、协调配合作用。扫除文盲管理部门，一般由党政领导亲自挂帅，教育、宣传、农业、民族、人事、财政、公安、文化、统计、新闻媒体和部队、共青团、省妇联以及各种协会等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协同配合，将部门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协调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大力提高了扫除文盲的工作效率。

2.党和政府坚强领导是成功扫除文盲的组织保障

扫除文盲是国家行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中国最高领导层为扫除文盲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在听取专家意见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教育战略思想、人口战略思想和经济战略思想。1956年，新中国扫盲工作进入了高潮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扫除文盲的决定》的发布将扫盲工作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此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连续奋战数十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李岚清等老一辈革命家、几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倾注心血，体现出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是成功扫除文盲的工作方法

长期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党政部门工作计划。从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规划（计划）”都将扫盲工作纳入其中，作为重要的教育发展和文化建设目标。以规划为基础，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将规划转化为可操作、可实施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形成上下配套、整体结合的扫盲规划和政策体系。

一是规划扫除文盲工作基本方向。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扫除文盲工作刚刚进步，中央政府就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目标、标准、政策和方案。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中央强调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二是确定扫盲基本标准。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对于扫盲的目标、步骤进行部署，同时对扫盲标准提出明确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识字教育，要求各地按照当地的情况，在5年或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农村识字标准是1500字，能够大体上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能记简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会做简单的珠算；工人识字标准是2000字左右。机关、厂矿企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城市街道都应该积极举办识字教育，大力组织工农干部、工农群众、城市居民中的文盲参加学习。要保证参加识字的人至少每年有240小时的学习时间。三是建立扫盲政策法规制度。确立扫除文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国家策略，并使其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国家把“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同“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而明确了接受扫盲教育是每个文盲的责任和义务，确立了扫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88年2月，国务院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提出了扫盲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为扫盲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四是形成覆盖全国的扫盲体系。成立包括党委、政府、工会、妇联、青年团、农会等部门，以及教育、文化、出版、报纸、广播等部门的代表扫除文盲委员会，决定扫盲运动的方针，制定扫盲计划，指导与组织政府文教及工、农、青、妇各有关方面有计划地配合进行；计划教材读物与宣传工具的供应； 计划识字教师的训练与调配；规定经费开支标准与预算；划与调配为扫盲所需要的房屋和设备；进行工作检查，总结与推广教学经验，及时纠正偏差等。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协调、地方与地方政府协调，形成了中央、省（市区）、市、县、乡、村六级扫盲工作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制定扫盲文件一般有教育厅、省委宣传部、省农委、省民委、省人事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文化厅、省林业厅、省统计局、省广播电视局、省军区政治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妇联、省科协共同研究制定和颁发，并共同协调贯彻执行。

4.内容手段和方法创新是成功扫除文盲的基本路径

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4]

最高领导层直接关注扫盲内容和方法。毛泽东主席还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二三百字。第二步，再进一步学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各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5]这些对于扫盲阶段特点的把握和具体扫盲方法的创新，是尊重扫盲规律的体现，对于我国农村地区扫除文盲工作非常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以民教民的办法创造性解决扫盲师资问题。据当时报道，在扫盲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当时就是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许多地方提出了这样一个动人的口号：“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各地呈现“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的现象。这些经验的推广，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

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开展扫盲工作。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识字教育必须贯彻执行“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改变以单纯识字和计算为主的扫盲课程，使学文化、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经营致富紧密结合，在调动学员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提高扫盲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脱盲与脱贫相结合。中国扫除文盲将脱盲与脱贫相结合，学文化与学科技相促进，使扫盲向育人、智力开发、科技致富方面转化，实现扫盲与初、中级技术培训接轨，巩固和扩大扫盲工作取得的成果。

5.全民动员群众参与是成功扫除文盲的社会基础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政府积极响应，人民群众积极行动，全国城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为了不影响日常劳动生产，我国扫除文盲过程中，主要采用夜校形式集中面授开展扫盲，尽量不耽误学员的务农时间。扫盲教师可巡回指导，也可动员子女教父母，丈夫教妻子等不同形式开展扫盲工作。同时提倡， “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很多学校的儿童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 用“包教保学”、“教自己父、母、哥、嫂识字”、“把文化送上门”等办法，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大家动手，扫除文盲”、“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的感人场面。[6]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创造性扫盲做法，对于扫除文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6.验收奖励巩固成果是成功扫除文盲的动力机制

成功的管理行为一般包括规划、目标、实施和监测等若干环节。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扫除文盲涉及千家万户，参与者包括城乡文盲和扫除文盲工作者多达数亿人——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建设、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扫盲工作开始之日起，中国政府就高度重视管理工作。一是目标制定，二是标准制定，三是过程监测，四是成果验收。在政府统一部署下，实行“双线”承包责任制，把扫盲任务作为考核单位负责人工作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层层落实扫盲工作责任。中心校要责无旁贷地负责组织制订扫盲计划和实施办法，协调与有关部门的联系，进行经常性督促检查，对扫盲工作进行评估验收。在中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我国文盲人口是8507万，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成人文盲数量减少了近1亿，其中扫除青壮年文盲4610万，成人文盲率已由22.2%下降到9.08%。

7.国际指导合作交流是成功扫除文盲的助推力量

1984年9月7日四川省巴中县由于扫盲成绩显著，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1984年“野间扫盲奖”。这是中国第一次荣获该组织的扫盲奖。1984年以来，我国先后有16个单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项。

据1990年、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成人文盲（15岁以上）数量从18200万减少到8500万，成人文盲率从22.23%降低到8.72%；青壮年（15-50岁）文盲人数从6171万降到2044万，青壮年文盲率从10.34%降到5%以下，实现了我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也实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中将文盲率降低一半的要求。中国许多地区或单位荣获了“娜杰达·克·克鲁普斯卡娅奖”、“野间扫盲奖”、“世宗国王奖”等国际扫盲奖励和荣誉，充分反映了我国扫盲教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世界扫盲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8.提高教育普及率、防止新文盲产生是扫盲工作的根本保障

中国政府将提高教育普及水平、防止新文盲产生作为扫除文盲的重点工作，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据1990年10 % 抽样调查资料， 全国6～14 岁不在校儿童为3374 万人，占同龄人口比重为19.07%。城镇不在校人口比重为14.16%，乡村为20.51%；女性不在校人口比重为2.32%，男性为16.05%。到2010年，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从2002年的90%提升到10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100%。2011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7%，其中男女童学龄人口入学率分别为99.78%和99.80%，性别差距全面缩小。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6～14岁不在校儿童为270.83万人，占全国6～14岁人口的2.07%，其中男性为2.05%，女性为2.09%。与1990年相比，大为减少，有利地促进了扫除文盲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6.

[2]郝和国.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OL].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8/22/content_18381497.htm.

[3]毛泽东选集[M].北京：1977年版，第5卷.

[4][5]吴珏.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OL].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6925135.html.

[6]翟博，刘华蓉，李曜明，张滢. 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来自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报告[R].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 177/201209/141845.html.

安阳乡中心学校扫盲工作计划 篇3

2010年扫盲工作计划

扫除文盲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政策，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巩固提高扫盲成果，根据教育部等12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区、乡关于2010年扫盲教育工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一堵、二扫、三提高”及“以培代扫”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文盲人员的学习积极性，“脱盲”与“脱贫”相结合，不断提高扫盲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巩固和扩大扫盲工作成果。

二、工作目标

1、加大扫盲力度，制定有效措施，精心组织扫盲工作，计划招收扫盲人员106人，成立10个教学班。

2、开展好脱盲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严防他们成为不是文盲的文盲，引导鼓励他们多参加村、社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技术培训，促使他们在活动中促进学习。

3、在学习中开展活动，实现脱盲后的巩固提高。

三、培训目标

A、语文与应用；

1、要求学员在扫盲阶段,会认1500个常用汉字,会用2500个常用字。

2、做到书定规范，掌握一种以上查字典的方法，要求学员能够正确地读写，理解和运用学过的词语，了解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感叹词和连词等常用的词语。

3、能比较正确地听、说、读、写一般句子了解比喻、夸张等常用词的的修辞手法，以及标点、符号和简简单单的便条、书信、证明等常用的应用文。

B、实用常识:

1、了解与本地的农业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庭园经济、经营管理的知识。

2、初步了解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知识，科普常识和卫生保健食品常识。

3、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和讲文明的习惯。

4、掌握一些与本地农村生产、经营有关的行之有效的、比较先进的实用技术，为劳动致富服务。

5、初步了解一些基本的有关家庭、婚姻、民事、消费、劳动刑法等的法律常识，以为维护自身权益服务。

C、实用数学：

1、掌握加、减、乘、除的四则混合运算和分数、百分数、比的基知识和计算技术，识别常用的度量衡工具及使用。

3、应用会计方法处理日常帐目。

四、主要工作措施

1、选派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扫盲班教师。

2、教师必须认真备课，批改学员作业，对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教师必须作认真的解答。

3、积极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实践活动，做到学以致用，边学边用。

4、鼓励学员树立学习信心，克服困难，争取考出好成绩。

5、开展送教到家活动，利用工作之便对学员进行学习辅导。

五、教学安排

时间：2010年3月——12月

集中办班（每期2班）：

第一期：2009年5月

第二期：2009年12月

任课教师：

由各小学联系各村领导小组具体安排。

安阳乡中心学校

2010年2月23日

安阳乡中心学校

2010年扫盲领导小组

组长： 孟志海（安阳乡中心学校校长）

副组长： 刘鹏（安阳乡中心学校副校长）

焦得理（安阳乡中心学校教研员）

成员： 张有才（安阳乡中心学校校办主任）

禅思爱（安阳乡中心学校会计）

权金文（安阳乡苗家堡小学校长）

徐杰（安阳乡中心小学校长）

王中河（安阳乡中心学校中学教导主任）

2010年扫盲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孟志海：负责扫盲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

刘鹏：负责各部门工作的协调。

焦得理：负责扫盲工作的日常事务的管理与监督。

张有才：负责做好文盲对象的汇总登记造册，脱盲对象（重点是15—50周岁）的教育教学工作的组织实施和脱盲考核验收、发证等工作。

禅思爱：负责做好全乡扫盲工作经费预算安排并做到及时足额划拨。

权金文：负责及时做好文化程度变更并提供全镇15周岁以上人口（包括外来人口）的有关户政信息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长姓名、家庭住址、受教育程度等）。

徐杰：负责做好全镇丧失学习能力对象（重点是15—50周岁）的医学鉴定的组织、鉴定等工作。

巷道乡扫盲数学试卷(09年) 篇4

科目：数学

一、计算（40分）

1、时针转一圈是()小时。

①12 ②60 ③5 ④1

2、一条脚踏船最多可以坐2人，一个旅游团有17名客人，至少需要()条船。

----线分---得---------封----------密-名---姓------------------7×7= 24÷3= 4×6= 36÷6= ①8条 ②9条 ③17条

56÷7= 81÷9= 6×5= 9×1=3、60减二十几得数可能是()56＋7= 40－5= 70＋25= 36＋9=

①30 ②40 ③三十几 ④四十几 32÷8÷2= 36÷9×7= 4×2×8= 3×8÷6=

四、解决实际问题（27分）

5×9－7= 6×6＋20= 7＋8＋9= 100－50－5= 1、5个8相加的结果是多少？

二、填空（21分）1、5个7的和比30多()，比4个7多()，比8个7

少()。

2、把12个苹果平均分给3个小朋友，每人分得几个？

2、1个人吃1个苹果用2分钟，照这样计算，6个人同时吃6个苹果，一共需要()分钟。

4、当你面对北面时，后面是()面，左面是()面，右

面是()面。

3、红、黄、蓝三色气球一样多，一共18个，红气球有多少

三、选择题：(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写下来，12分)

个？

扫盲工作总结 篇5

一、基本情况

我乡位于壤塘县城北部，平均海拔3396米，幅员面积481平方公里(72万亩)，全乡共有7个行政村，12个村民小组，共有农牧民687户，3251人，学龄儿童总数为人(其中：中心校xx人，村小xx人)，本学期在校生xx人，占总人口的xx%，上学期毕业xx人，这学期新招小学生xx人，初中生xx人。1315岁xx人，普及率xx%，1550周岁青壮年共xx人(其中在校人数xx人，校外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xx人)，剩余文盲、半文盲9人。有两所学校(中心校和阿斯玛村小)。长期以来，广大农牧民群众由于受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促使我乡的教育发展缓慢。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实现历史的跨越首先是教育的跨越，民族自身素质的跨越”。所以我乡以教育为突破口，把教育的发展列入了党的议事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普九“教育

我乡中心校是一年较完备的寄宿制学校，现如今学生人数xx人，入学率xx%，在我乡阿斯玛村兴办了村小，学生有人，入学率达%。在乡党委、政府以及中心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使我乡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逐年都有较大的提高。

(一)我乡配备了专抓教育的副乡长主管教育，负责全乡的教育工作，本着“科教兴县、科教兴乡”的原则，实行干部包户制度，包户干部负责所有承包户的社情民意及教育工作，将每位乡干部的教育工作纳入年终评先晋级的首要条件。与村干部年终工资挂钩，与村两委会、学生户主签订学生入学《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在县级帮村部门、乡、村干部及县

教育局的共同努力下，利用各种会议向群众宣传《一纲四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反复做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每次深入牧场动员学生入学，使学生家长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和提高，到目前为止，使我乡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

(二)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给教师提供安宁舒适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在县教育局的关心和支持下，新修了中心校、学生住宿楼一幢，并对旧的教师宿舍和学生寝室进行了维修，从根本上改变教学的硬件设施，极大的改善了教师生活工作和学生学习的环境。

(三)加强学校领导和管理。我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师生财产的领导和管理工作。领导乡综治委、乡派出所加强学校及周边的管理和巡逻。积极给师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要求学校制定一系列工作职责、工作制度，要求教师爱岗敬业，坚守岗位，为我乡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贡献。同时还配备了法制辅导员和法制副校长，给学生开展法制教育课4次，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四)为提高我乡教学质量，县教育局加强了我乡的师资力量，从人才市场上录取了两名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师到我乡任教。提高教师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加强了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进校后能“学有所用”，开展各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增添了校园生活的文体活动，这样既“留得住”学生，又达到了“让家长放心”的目的。从而减少了我乡学生的流失，使我乡巩固率达100%。

(五)为了让我校每一位学生都能享受学习的权利，我乡党委、政府提出倡议，让乡级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捐资助学。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部分因家庭贫困而不能入学的学生解决生活困难，从而使之进入学校学习，现我乡的普及率达98.31%，毕业率达到了100%。

三、进一步巩固提高

我乡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乡巩固提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今年我乡加强宣传，动员农牧民加强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增强相关农技实用知识。

(二)今年年初，我乡组织人员再次对全乡人口文化状况进行统计普查，在6月25日7月20日，我乡扫盲领导小组在乡中心校开办了巩固提高班，巩固提高14人。我乡自开始启动扫盲工作到今年7月份已基本扫除全乡文盲和半文盲。19以来全乡有文盲、半文盲人数498人，经过几年的高标准扫盲，我乡脱盲人数已达507人。今年剩余文盲、半文盲10人，非文盲率达99.47%。

(三)举办农技培训班4期，对农牧民进行牲畜病预防、畜种改良等的培训，学习人员达130人。

四、培训难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乡召集全乡各机关干部、群众之力，采取了各种办法狠抓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防止学生流失，杜绝了复盲现象的产生。每年都要对脱盲人员分批进行巩固提高，达到了巩固全乡逐步提高其知识水平的目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 篇6

扫盲运动出现三次高潮

全国扫盲运动方兴未艾，出现了3次高潮。第一次从1950年至1953年。毛泽东从事革命以来，一直重视扫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的人数超过农村人口的80%。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50年9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

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扫盲标准为：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 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 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 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

第二次从1954年至1955年。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1955年12月1日，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扫盲运动，已经不是一种随便的扫盲运动了。因为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来看，那它正是要实现合作化”。所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第三次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

全国推广“速成识字法”

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文盲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脱盲的标准。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精心挑选1 200个常用字，每个字都对应表列注音符号，制作成两大张生字表。借助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工具。分3步：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开展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所认识的字。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全军的文盲。然后在全国推广，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组织展开“速成识字法”的重点实验工作，要在工农教育中推广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东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情况。

1952年，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150到200个小时的学习，学会了1 500至2 000个单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以他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灵活多样的扫盲形式

农村的扫盲，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成立了扫盲协会，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是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师资短缺，釆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夜校问题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新中国成立前，很多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庙里。没有课桌，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用山墙当大的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也有 “水蒸气”“雾的成因”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日常生活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

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劳动，工人做工，农民种田”，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赞扬“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颐和园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针对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3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的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把扫盲与合作化运动相结合的想法，带到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而是扫盲。”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扫盲教材。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扫盲运动高潮。

毛泽东重视扫盲中的浮夸现象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不做拦路虎，不当睁眼瞎，要当扫盲促进派”“五年摘掉全国文盲帽子”……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主席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这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后期的“大跃进”中出现浮夸虚假现象，但扫盲运动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