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艺术成就（精选7篇）

《史记》的艺术成就 篇1

《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2-1班 王煜曼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史记》的艺术成就 篇2

一、熔裁精炼, 塑造多彩的人物形象

《左传》、《国语》等先秦历史散文, 重点在于写事, 写人是为叙事服务的, 因而人物形象大多不够完满, 无法给人以整体感。司马迁则不同, 他以人物为中心, 全面而完整地对人物诸如姓名、出身、事迹、性格、思想和结局等叙写, 撰文时注意熔裁得体, 避免枯燥乏味成流水账, 尤其在选材上注意突出重点, 选取典型事件和典型环境写人, 营造浓郁的人物场景。《史记》塑造了众多人物, 给人印象深刻者, 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李广、田蚡、荆轲等。人物类型既有帝王将相之俦, 又有游侠刺客之列, 还有鸡鸣狗盗之徒。其中人物性格个性鲜明, 同为谋士, 张良洁身自好, 陈平则不修细节;酷吏有别, 宁成贪而赵禹廉。

(一) 选取典型事件。

《项羽本纪》凸显项羽霸王气质, 着力描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事件, 多角度地展示了项羽的霸王形象, 有荣光亦有失败, 勾勒了西楚霸王的一生, 更有凄凉, 霸王别姬, 凄恻感人, 直叫人“问天下谁是英雄,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霸王别姬》) 。《李将军列传》凸显李广英雄形象, 从李广的多次战斗中选取四个典型战例叙写, 围绕李广精于骑射、勇敢作战, 热爱士卒、不贪钱财, 为人简易、号令不繁等三个特点, 塑造了卓立千古、彪炳万世的一代名将, “莫嫌旧日云中守, 犹堪一战取功勋” (王维《老将行》, 慨叹李广之不遇) ;“君不见沙场争战苦, 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燕歌行》, 感叹李广之爱士) 。《廉颇蔺相如列传》凸显蔺相如贤相风范, 重点写三件事:完璧归赵、渑池会和负荆请罪 (将相和) , 蔺相如相者风范闪耀。《酷吏列传》凸显干吏之酷, 其中“张汤审鼠”可观, 其审鼠可谓“四精” (是精非人) :吏之精干、治之精细、人之精明、能之精审, 跃然纸上。

(二) 选取典型环境。

恩格斯说:“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之外,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司马迁撰史的首要原则是求真于考信, 在再现历史场景、复活各具风采神韵、有血有肉历史人物的同时, 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 在求真的基础上将史学上升到求美的境界, 臻于“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境地。《项羽本纪》写项羽三战成名, 英雄形象在战争中成长。巨鹿“背水一战”, 是胜利的英雄, 鸿门“暗战”, 是骄傲的英雄, 垓下“滑铁卢”, 是失败的英雄。英雄在项羽身上独具霸王气质, 一联赞其一生堪妙:起兵江东豪情驰骋战四方分封天下笑诸王如此威风, 败自垓下霸气纵横突重围愧对父老刎乌江何等悲壮。《陈涉世家》写陈胜吴广起义, 平民造反在“情怨”中爆发。怨事, 横征暴敛, “发闾左适戍守渔阳九百人, 屯大泽乡”;怨时, 严刑峻法, “会天大雨, 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 法皆斩”;怨世, 水深火热, “天下苦秦久矣”;乱世出草莽, 时势造英雄, 陈胜吴广在深重压迫下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遂揭竿而起, 演绎了农民起义的原创版。《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贾谊不遇, 贤能在忧愤中逝去。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然“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自沉汨罗, 可叹“沅湘流不尽, 屈子怨何深”。 (戴叔伦《三闾庙》) 贾谊“每诏令议下, 诸老先生不能言, 贾生尽为之对,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 不及也”。后遭贬谪, 英年早逝于长沙, 可嗟“汉文有道恩犹薄, 湘水无情吊岂知?” (刘禹锡《长沙过贾谊宅》)

二、对比精妙, 彰显丰富的个性

(一) 同中有异。

同一场合, 不同性格。项羽和刘邦, 对比鲜明。鸿门宴中, 项羽粗暴坦率, 声色毕露, 刘邦深谋远虑, 沉着老练;见始皇巡游时, 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见羡慕, 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同一事件, 不同态度。《陈丞相世家》中, 高后欲立诸吕为王, 问王陵, 王陵曰:“不可。”问陈平, 陈平曰:“可。”王陵之憨厚与陈平之圆滑, 判若冰炭。同一人群, 迥异个性。《酷吏列传》写了一组出手重、用刑严的酷吏, 然彼此之间个性差异十分明显:郅都不避豪强, 以酷为忠;赵禹为人廉倨, 据法守正;王温舒嗜杀成性而趋炎附;张汤舞智多诈却廉洁能干。

(二) 异中有同。

《刺客列传》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位刺客, 虽行刺对象不同, 却都践行“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念, 体现重然诺的侠士精神,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与名。” (李白《侠客行》) 《滑稽列传》写了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滑稽人物, 虽每位言行都有自己的“古怪精灵”, 但每位都有着“谈言微中, 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 具备“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三是反衬对比。《项羽本纪》中写钜鹿之战, 用陈余不敢进兵来陪衬项羽破釜沉舟、吞灭敌人的气概。其他, 如以廉颇的气盛褊狭对蔺相如的胸襟宽广, 以夷门侯生的傲慢反衬信陵君的谦恭下士等, 通过运用对比陪衬的手法, 使人物形象更丰满, 性格更突出。

三、刻画精致, 透析复杂心理

司马迁以小说家的笔触刻画人物形象, 用笔精致, 笔墨凝练, 通过行饰勾勒、语言描摹和心理刻画写人, 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一) 行饰勾勒。

《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 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写人外貌, 如睹其人。如写李广“为人长, 猿臂”, 蔡泽“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 写张良“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等, 文字简略却特征鲜明。摹人神情, 似见当时。《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 秦王欲强夺和氏璧, 相如“持其璧睨柱, 欲以击柱”, “张目叱之, 左右皆靡”, “怒发冲冠”, 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二) 语言描摹。

《史记》的人物语言富有个性魅力, 能生动体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平津侯主父列传》中主父偃说:“且丈夫生不五鼎食, 死即五鼎烹耳!”炽烈的功名心烫人, 诚乃“要么流芳百世, 要么遗臭万年”之先声。《酷吏列传》中王温舒说:“嗟乎, 令冬月益展一月, 足吾事矣!”其杀伐宣威不恤百姓之心昭然若揭。韩安国下狱以“死灰岂不复燃”威胁狱卒, 狱卒田种却说:“然即溺 (尿) 之!”活现出势利小人的粗野和痛快。乡党见陈胜, 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 (翻译为白话:好家伙, 这么多!狗日的陈涉把事情搞大了啊!) 乡间土语, 质朴鲁莽中生动可人。《张丞相列传》写御史大夫周昌坚决反对刘邦改立太子, 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 臣期期不奉诏。”周昌为人坚忍刚强, 敢于直言不讳, 真又一个“强项令”。《李斯列传》共写李斯的五次叹息, 展示了李斯人生各个关键时刻的内心活动。第一次是发迹前:“人之贤不肖, 譬如鼠矣, 在所自处耳!”上蔡小吏感悟了“仓鼠论”, 所处的环境决定了自己的造化。第二次是鼎盛时:“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 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 吾未知所税驾也!”强秦相国也茫于谋身, 慨叹前路未可知。第五次是临刑时, 李斯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岂可得乎!”“东门黄犬”一词遂成为为官遭祸而抽身悔迟的经典话题。

(三) 心理刻画。

司马迁注重用表示心理状态的动作, 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郦生陆贾列传》写郦食其初见刘邦, 刘邦态度倨傲, “方据床使两女子洗足”, 郦食其“衣儒衣, 冠侧注”, 入见时则“长揖不拜”, 以傲对傲。但几句对话后, “于是沛公辍洗, 起摄衣, 延郦生上座, 谢之”。不久又“沛公喜, 赐郦生食, 问之计将安出”云云。这段描写, 与其说是动作描写, 不如说是心理描写。司马迁还通过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 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吕后本纪》中对吕后的心理活动, 司马迁常用“怒”、“大怒”、“恐”、“喜”、“不乐”等词语加以描写。司马迁通过审视个人的言行, 透析人物的内心世界。《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魏婴、田蚡争斗, 倾轧攻讦以灌夫使酒骂坐为由, 魏婴“盛推灌夫之善”, 田蚡“盛毁灌夫横恣”, 韩安国说:“魏其言是……丞相言亦是”, 内史郑当时先后不一, 其余人无语, 武帝气愤骂内史。窦婴的仗义执言, 田蚡的骄横阴险, 诸内臣的首鼠两端, 太后对娘家人的袒护和对皇帝的挟制及各色人等的心理活动, 都在对话中被一一揭示, 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真是好看煞甚。好一场呈堂证供。

刘大杰先生说:“屈原的赋, 司马迁的文, 杜甫的诗, 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在这三方面的高峰;又好像三条大河, 在封建社会灌溉各代文学的田园。”《史记》这种写人艺术于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尤其是对“四大名著”极具发轫作用, 其在小说人物刻画的类型化、个性化和心理化等方面有影响。人物类型化, 《三国演义》有“三绝”:“智绝”、“义绝”和“奸绝”。人物个性化, 《水浒传》写一百单八将, 正所谓“人有其性情, 人有其气质, 人有其形状, 人有其声口” (金圣叹语) 。人物心理化, 《红楼梦》里黛玉的多愁善感有时通过梦演化, 通过对梦的解读, 把黛玉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

参考文献

[1]史记 (全十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章培恒,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3]韩兆琦.谈谈如何读史记[J].古典文学知识, 2000, 3.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篇3

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

《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

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

《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

《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

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獻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

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

《史记》中的故事 篇4

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国被吴国打败，屈服求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终于击败吴国，洗雪国耻。吴王夫差兵败出逃，连续七次向越国求和，文种、范蠡坚持不允。夫差无奈，把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范蠡营中，信上写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铲除。两位大夫为什么不让吴国保存下来，替自己留点余地呢？” 文种、范蠡还是拒绝议和，夫差只好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在吴宫欢宴群臣时，发觉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边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为范蠡投湖自杀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人给文种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飞鸟打尽了，弹弓就被收藏起来；野兔捉光了，猎狗就被杀了煮来吃；敌国灭掉了，谋臣就被废弃或遭害。越王为人，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宜与他同安乐。大夫至今不离他而去，不久难免有杀身之祸。” 文种此时方知范蠡并未死去，而是隐居了起来。他虽然不尽相信信中所说的话，但从此常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勾践疑忌。一天勾践登门探望文种，临别留下佩剑一把。文种见剑鞘上有“属镂”二字，正是当年吴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他明白勾践的用意，悔不该不听范蠡的劝告，只得引剑自尽。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怒发冲冠

“怒发冲冠”这则成语的冠是帽子。愤怒得头发直竖，顶起帽子。比喻极度愤怒。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的璧玉。这块璧是春秋时楚人卞和发现的，所以称为和氏璧。不料，这件事被秦昭王知道了，便企图仗势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他假意写信给赵王，表示愿用15座城来换这块璧。

赵王怕秦王有诈，不想把和氏璧送去，但又怕他派兵来犯。同大臣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再说，也找不到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使者，到秦国去交涉这件事。正在这时，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说他有勇有谋，可以出使。赵王立即召见，并首先问他是否可以同意秦王要求，用和氏璧交换15座城池。蔺相如说：“秦国强，我们赵国弱，这件事不能不答应。” “秦王得到了和氏璧，却又不肯把15座城给我，那怎么办？”

“秦王已经许了愿，如赵国不答应，就理亏了；而赵国如果把璧送给秦王，他却不肯交城，那就是秦王无理。两方面比较一下，宁可答应秦王的要求，让他承担不讲道理的责任。” 就这样，蔺相如带了和氏璧出使秦国。秦王得知他来后，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三个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他接过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如此轻蔑无礼，早已非常愤怒，现在又见他只管传看和氏璧，根本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

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极度愤怒，头发直竖，顶起帽子，激昂地说：“赵王和大臣们商量后，都认为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骗取和氏璧，因而本不打算把璧送给秦国；听了我的意见，斋戒了五天，才派我送来。今天我到这里，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又递给姬妾们传观，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要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只得道歉，并答应斋戒五天后受璧。但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城，私下让人把璧送归赵国。秦王得知后，无可奈何，只好按照礼仪送蔺相如回国。

胯下之辱

韩信一天在路上走着，遇见一个小混混，他拿起一个匕首，对韩信说：“你韩信不是厉害吗？有种你拿匕首杀我，如果你不想，那么马上从我两条腿之间爬过去。”韩信忍耐了这个耻辱，从那个人的胯下爬了过去。之后，韩信找到刘邦，把张良给他的推荐信呈上去，最后当上了大将军；而如果韩信当初杀死那个小混混，杀人偿命，韩信也不会当上大将军，更不会帮助刘邦攻打项羽，统一天下。

——《史记·淮阴侯列传》

破釜沉舟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在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的项梁、项羽起而响应。项梁的父亲，也就是项羽的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项羽从小死了父亲，是在叔叔项梁的照顾下长大的。他小小年纪便立志为国家报仇雪耻，叔父教他书法，他不用功；让他去学习剑术，他也不肯努力。项梁很生气就骂他没有出息。但项羽却说：“念书写字，顶多记记姓名罢了；剑术学好了也只能和几个人对打，我要学那种一人敌万人的本领。”项梁听项羽这么一说，认为侄子胸有大志，就教项羽学习兵法。项梁本人因善于结交朋友，碰到人家有什么大事，他都赶去帮忙，当地的百姓都很喜欢他，他也就成了吴中豪杰的领袖，连地方官也要敬他几分。

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时，经过吴中，许多人前来观看。站在两旁的百姓，一见这威风凛凛（lǐn）、豪华壮丽的皇帝车驾奔驰而来，都呆呆地站着，大气也不敢喘（chuǎn）。只有站在人群里比别人高出一头的项羽，瞪着浓眉下一双有神的大眼，脱口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谁都可以取代他！”项梁吓得赶快捂住项羽的嘴悄悄地警告道：“你在这儿胡说八道，让别人告发了可是要灭九族的呀。”回到家里，项羽埋怨叔父说：“平日您总是让我练习武艺，学习兵法，让我念念不忘家国之恨，今天您怎么这样胆小怕事呢？”项梁说：“我们是要干一番大事业，不能心急气躁。要想报仇，就必须学会等待时机。”

就在这一年，秦始皇在回咸阳的路上病死。第二年，二世继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消息传来以后，项梁和项羽万分高兴和激奋，他们感到为楚国报仇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就杀掉了当地的郡守，召集起8000子弟兵，起兵反秦。

过了不久，有消息传来，陈胜被秦将章邯打败，项梁赶快率领江东8000子弟兵，渡过长江，向西面前线挺进。一些零散的反秦队伍，如陈婴、英布、吕臣等率领的武装，都纷纷投奔到项梁的队伍中来，使这支部队一下子增长到六七万人。但是这时陈王已经被叛徒庄贾杀死，张楚政权已经四分五裂。在这个紧要关头，项梁在薛县（今山东省滕州市南）召开各路起义军首领会议，商量要公推一个起义军的首领。这时候，有个叫范增的70多岁的老头子赶来献计，他对项梁说：“秦灭六国，楚最不幸。楚怀王被骗到秦国，死在秦国，楚国人至今怀念着他。您从江东起兵，有很多人前来投奔您，这是因为您家世世代代是楚国的大将，人们希望您恢复楚国。您如果拥立楚怀王的后代为王，就一定能够号召更多的老百姓。”

项梁觉得范增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人四处寻访楚怀王的后代。没过多久，大家找到一个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这时他才13岁，正替人家当放羊娃。于是项梁带领大家把熊心立为楚王，为了顺应楚人怀念故国的心情，仍称他做“楚怀王”。这个消息传开以后，果然又有很多人赶来参加项梁的队伍。

项梁把楚怀王安置在盱眙（今山东省盱眙县东北），自己带兵继续西进。他在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打败章邯，又在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东北）东面大破秦军，接着又攻下了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南）。这时候，原先齐、赵、燕、魏等国的旧贵族，也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立了王，恢复了自己国家的名称，秦朝的天下眼看就要完蛋了。项梁命令项羽和不久前来投奔他的刘邦带兵急速西进。项羽和刘邦杀死了秦朝的大将李由。章邯见形势危急，赶快请秦朝政府派援军，乘着项梁得胜后骄傲自满，没有防备的机会，偷袭定陶，杀死了项梁。项梁一死，起义军的队伍受到很大损失，项羽、刘邦、吕臣等只好撤退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采取守势。

再说秦将章邯击破了项梁率领的楚军主力之后，认为楚军元气大伤，用不着担心了，于是把项羽他们撇开不管，带领大军北渡黄河，攻打当时自称赵王的赵歇。赵王和他的谋臣张耳、陈余没有防备秦军的进攻，一战就败，只好退到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固守。章邯派大将王离和涉间把巨鹿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秦军在城外布成了铁墙般的防线，章邯自己则率领主力运输粮草，供应王离的围城大军。赵军被围困得顶不住了，赶紧派人四处求救，燕齐两国授赵大军早就赶到了，但一见秦军势力强大，谁也不肯充当那碰石头的鸡蛋，都缩头缩脑地远离秦军驻扎。

再说楚怀王接到赵王求援的书信，赶紧准备援军，派宋义为上将军，叫他带着次将项羽、末将范增北上救赵。

宋义率领大军由彭城出发，将士们休整了几个月，现在听说要去和秦军的主力拼杀，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很旺。但是宋义却是一个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用甜言蜜语取得怀王的信任，骗取了兵权，但他根本就不想到城下和秦军拼命。当他走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的时候，便号令全军原地休息，这一住就是40多天，他自己每天在大帐中饮酒作乐，从不提出兵援赵的事。

项羽实在忍耐不住，便来见宋义：“救兵如救火，现在赵王危险，我们应该立即率兵渡过黄河，与赵王来个里应外合，就一定能够大败秦军！”宋义斜着眼看了项羽一下，慢吞吞地说：“你哪里懂得兵法的妙用！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秦军，我的主意是先让秦赵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在战场上冲锋打仗，我比不上你，要说出谋划策，你可就比我差远了。”项羽遭到一场抢白，强压着火儿没发作，怒哼哼地走出了军帐。

宋义冲着他的背影冷笑着，随即起草了一道命令，公布于全军说：“将士们打起仗来应该像虎狼那样凶猛，可谁要是不服从命令，一概都得砍头。”这显然是冲着项羽来的，叫他乖乖地服从命令。

项羽本是个火暴脾气，怎么会咽下这口气？一天早晨，他全副武装，大步跨进宋义军帐，再次要求立即出兵救赵。宋义大发脾气，喊：“我的军令已下，难道你要以头试令吗？”项羽大吼一声：“我要借头发令！”宋义本是个草包，顿时吓得软成一团，项羽一剑斩下他的脑袋。将士们听说杀了宋义，都立刻表示愿意服从项羽的指挥，并拥立项羽代理上将军一职。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项羽担任了援赵大军的主帅，下令士兵每人带足三天的口粮，然后又下令砸碎全部行军做饭的锅。将士们都愣了，项羽说：“没有锅，我们可以轻装前去，立即挽救危在旦夕的赵国！至于吃饭嘛，让我们到章邯军营中取锅做饭吧！”大军渡过了漳（zhāng）河，项羽又命令士兵把渡船全都砸沉，同时烧掉所有的行军帐篷。战士们一看退路没了，这场仗如果打不赢，就谁也活不成了。

项羽指挥楚军很快包围了王离的军队，同秦军展开了9次激烈的战斗，渡河的楚军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个个如下山猛虎，个个都奋勇拼杀。沙场之上，烟尘蔽日，杀声震天。楚军将士越斗越猛，直杀得山摇地动，血流成河。经过多次交锋，楚军终于以少胜多，把秦军打得大败，杀死了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间被打得走投无路，放火自焚（fén）而死，章邯带着残兵败将急忙后退。那些旧贵族派来的援军，看到项羽大获全胜，又是佩服，又是害怕。从此项羽就做了上将军，诸侯的军队都归他统率。

章邯带领残兵败将后退了几十里，派人到咸阳去求援兵。但赵高正忙着夺位，一个援兵也没派，章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率领剩下的秦军投降了项羽。

巨鹿这一场恶战，项羽的楚军击败了秦军的主力，强大的秦王朝已经无力抵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了。不久，刘邦的队打进咸阳，推翻了秦朝的统治。项羽立即带兵西进，项羽被称为“西楚霸王”范曾却对他说：“如果你想永远称为大王，就必须杀死刘邦。”但是项羽心想：“曾经是朋友，为是么一定要成为敌人？”

在鸿门宴上你一再推延不愿意杀死刘邦，还把刘邦封为汉王，可谁又有知道英雄相惜的情意呢？

你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尽管你“力拔山兮气盖世”，但你也只能突围而逃，留下虞姬，香消玉损。

对面，就是你日夜思念的家乡——江东。乌江江心有一条船，度过去你便可以重整旗鼓。

但你不愿意度过乌江，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认为大势已去，难有回天之力了。你倒下了，带着遗恨，也留给后世许多思考。

——《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

公元前202年，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间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以酒解忧，自己吟了一首诗，诗曰：“力量能搬动大山啊气势超压当世，时势对我不利啊骏马不能奔驰。骏马不能奔驰啊如何是好，虞姬虞姬啊我怎样安排你！”，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800余名骑士突围，最终只余下28人。他感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最终自刎于江边，刘邦独揽天下。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觉吃惊，接着又失败自杀的情节，所以以后的人就用“四面楚歌”这句话，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而致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例如某人因经常与坏人为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但后来却破那些坏人逼迫的无以为生，求助于别人时，别人也应他平日行为太坏，绝不同情更不理睬，这人所处的境地便是“四面楚歌”。又如学校里讨论学术问题，其学生不学无术（成语，意即没有学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同学们群起而攻之，这学生便完全处于孤立地位，这也可叫做 “四面楚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好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事，若是行差踏错，就未免要遭受“四面楚歌”的厄运了。

——《史记项羽本纪》

背水一战

韩信，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

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径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军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余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三十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些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两千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一万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

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营地，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

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

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哺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篇5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无论是对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于是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史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史记》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

一、它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

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现力。

《史记》的艺术成就 篇6

补叙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简单的年代顺序, 不是直线式展开故事, 而是根据情节需要, 把一些事件在更为适当的时机中补出。例如《项羽本纪》描写项羽破釜沉舟, 发动了巨鹿战役, 九战而大破秦军。随之是一段补叙:“当是时, 楚兵冠诸侯, 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 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楚兵呼声动天, 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 项羽召见诸侯将, 入辕门, 无不膝行而前, 莫敢仰视。”这番补叙没有直接补在项羽军败破秦军的“原叙”的位置, 而是借诸侯作壁上观的眼光和感受, 从侧面烘托和渲染项羽军的声势, 因而它是“补叙而兼借叙也”。再如《田单列传》在叙完田单巧用计谋, 出奇制胜, 大破燕军于即墨之后, 又补叙太史女与王两人的事迹, 这段补叙使叙事时间伸展到另一个叙事中心, 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齐国人心的归向, 叙事时间具有了立体性。《廉颇蔺相如列传》叙述了赵奢的将略和赵括的虚浮丧师后, 又补叙了廉颇晚年的悲慨境遇。由于叙事时序的改变, 使故事一波三折, 曲折生姿。司马迁有意无意地打破自然时序, 使叙述更加完整, 更富于变化。实际上后世的古文家和评点家都从中悟出一点安排叙事时间的笔法, 只不过都以布局名之。而《陈涉世家》的前文用顺叙叙述陈涉起义的背景、发动过程、农民起义的决死斗争, 以及陈涉的失败, 之后又补叙陈王斩故人多嘴饶舌者, 故使亲朋部将离心, 交待陈涉失败的原因。这就使得本文与其他人物传记有所不同:它主要描绘了以陈涉为首的整个秦末农民大起义发端阶段的一幅艺术画卷, 而并不着重为一两个人作传, 这恰是司马迁的本意, 想要突出表现这支波澜壮阔的反秦队伍在这场斗争中的全部曲折、复杂的总面貌, 表现他们撼天动地的力量。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补叙出的过去的事件之所以要进入现在的故事, 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发展顺序, 而在于叙述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在于人物的情绪和司马迁所要创造的氛围, 借补叙将那埋在冰山下的四分之三更清楚更适时的展露给读者, 从而比单纯的顺叙更加曲折紧张, 扣人心弦。有一点需要指出, 司马迁运用顺叙和补叙组合的叙事时间, 并没有淡化传统故事情节的需要既可以形成结构的整体效果, 又可以造成行文上的重点事件突出, 前后因果链条更为明显, 从而借助补出之事与现在之事之间的张力获得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插叙是指“把一个故事插到另一个故事中去。”在叙述两个或多个同时发生的事件时, 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时需要中断一个故事, 插入另一个故事, 然后在下一次中断时再继续前一个事件或插入另外的事件, 这种插叙笔法成为后代小说中最常用的“倒插笔”手法的滥觞。如《李将军列传》中也有两次插叙:首次在李广为边将的一系列活动中, 插入了长乐卫尉程不识与李广治兵不同的一段, 两两对照的插叙突出了李广热爱士卒、宽缓简易的名将风度, 烘托出了作者对李将军治军的赞扬和敬佩;再一次插叙是在写李广晚年被逼迫而死的悲惨结局时, 插入李广之从弟李蔡的生平一段:“为人在下中, 名声出广下甚远”的李蔡, 却屡屡受到提升, 一生荣耀积功劳至二千石, 至代相, 为轻车将军, 封为安乐侯, 代公孙弘为丞相, 又为列侯, 位至三公;然“才气超绝, 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的李将军却“不得爵邑, 官不过九卿”。这段插叙对于司马迁对汉代用人制度不公允而进行的批判, 有力透纸背、震聋发聩的效果, 有力地传达出司马迁对于李广坎坷悲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悲愤辛酸之情。《孟尝君列传》, 前叙孟尝君之父田婴的生平, 随即插入孟尝君出生之事, “初, 田婴有子四十余人, 其贱妾有子名文, 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这段插叙中叙事时序有所变化, “婴告其母曰‘勿举也’”故事时间在前, 而“文以五月五日生”, “婴有子四十余人, 其贱妾有子名文”故事时间在后, 这种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错置变化, 进一步说明孟尝君的来历不凡。《史记》传记中还经常以另一人物的插入来打破时序。如《项羽本纪》在叙述刘、项双方在鸿门宴前后激烈的斗争中, 插入了一段项伯传, 讲述了项伯在秦被张良所救一事, 旨在交待项伯私见张良出卖项氏集团的原因。《专诸传》中前叙伍子胥知道“光有内志, 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后应紧接“光既得专诸, 善客待之”, 但中间插入一段公子光未能为王的经历, 交待了光阴养谋臣的原因。《荆轲传》在叙述了燕太子丹从秦国做人质回来后, 急于寻找刺客的过程中插入一段在秦做人质时与秦王之间的怨恨, 交待了太子丹寻找刺客的原因。《史记》中的插叙打破了单纯的顺叙所形成的单向度的箭头式, 而颇具有后世评点小说“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之妙, 这种叙事时间的分头并进, 这种故事时间段的轮流接替, 构成中国后代小说与戏曲屡见不鲜的双线并进结构。

《史记》中的叙事时间是直线式和立体式的组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补叙和插叙的出现虽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立体式的叙事时间, 却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叙事时间的一维性。司马迁在叙述故事时, 决不随意打断故事时间的顺向流走的大动脉, 而是在顺应故事大动脉的同时, 拓展脉流的四通八达。在《史记》中, 故事时间的大动脉, 如历史事件的起承转合或产生发展高潮结局, 人物的生老病死, 始终制约着叙述时间的顺向演进, 由此构成人物传记的情节结构, 展现出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总之,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时间模式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使中国叙事文学具有了独特的民族特点。

摘要：《史记》是中国历史叙事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 成为历史著作至高无上的典范, 而且以其卓越的叙事成就成为先唐叙事性文体雄视一切的代表, 其叙事的时间模式为后起的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榜样。细细分析《史记》的叙事时间方式, 尤其是分析其插叙和补叙的时间方式, 挖掘其对《史记》的影响, 能够很好地理解《史记》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史记,叙事时间,插叙,补叙,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2]杨燕起.史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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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史记》的命运 篇7

我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曾经说：“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现代史学是以解释为主，以叙述为辅；而古代史学则是以叙述为主，以解释为辅。”当时这样说是为了说明史书中“史论”部分的重要性。现在讨论古人、今人对《史记》的评价问题，这段话同样有用。萧统《文选》序称史书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既然史书主要就是“记事”、“叙事”，那么其中文字表达如何、事情叙述得是否真实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优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汉晋人所谓“文直事核”就是在强调这两个方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按此，在“文”与“事”之外，史书还涉及到“义”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义”呢？简单地说，所谓“义”就是指通过“奖善惩恶”，从而使得“乱臣贼子惧”。这是孔子改编《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总之，“事”、“文”、“义”三项是古代史学评论最关注的内容。明白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汉唐人对《史记》为何评价不高了。按当时人看，《史记》在“事”的方面尽管也不错，但并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汉书》。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谈《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如果从“义”的方面看，《史记》问题就更多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在汉儒看来实属“不义”。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而《史记》正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裁。这是一个里程碑，由此一路下来纪传体史书绵延不绝。但是，让当时人具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料以后的史学发展状况。此外，我们重视《史记》，还在于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乎所有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提到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是以解释为主，我们最看重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司马迁的这句话正表现出强烈的解释历史的愿望。这个特点在《史记》中时常可以看到。《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史记·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我们看到，在“事”、“文”、“义”这些常规的套路之外，司马迁脑子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他试图对历史问题提出解释。在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写出来。在解释重于叙述的今天，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赞叹。但是，在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时代，他的这些思考、议论却不可能受到太多的关注。刘知几说：“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论赞》）他虽然在讨论史论的问题，但着眼点还是在“事”，并没有理解到“史之有论”的真正价值。

总之，因为我们与古人对史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寻源，大约从宋代开始，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就逐渐有了变化。吕祖谦称赞司马迁“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也”（《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郑樵评价《史记》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后，唯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唯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亦然。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与之不同，清人评价从体例上着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就《史记》的命运而言，这篇短文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史记》地位在宋以后的变化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宋以后的史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比《史记》的命运更有趣味。

分析史学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体裁问题，因为古代史学的变化往往表现为叙述体裁的变化。王树民先生说：“在唐代以前，史书体裁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二种，杜佑撰成《通典》后，增加了典制体，并衍生了会要体，北宋司马光撰成《通鉴》后，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在史书编纂学中几种重要体裁，至此已告齐全。”（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我觉得“重要体裁”的齐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着以“叙述”为主的史学著作在体裁上已经很难再变出什么新的花样了，同时也预示着我们如果继续用“体裁变化”——“史学发展”这个模式来观察以后的史学变化，必定会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们的“后见之明”，在传统的“叙述”之外，宋代史学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这些路可能起初并不很显眼，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知道，司马光写《通鉴》时，还写了三十卷的《通鉴考异》（以下称《考异》）。在《考异》中，司马光对他所依据的各种史料仔细对比，详加考证，最终确定史料的取舍，并把取舍的理由写下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据的风气，除司马光《考异》外，如刘的《东汉刊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证》、《汉制考》等等，也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迈、叶适也都有考据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说：“《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其实，这“先导”当中也应包括宋代其他的考据著作。从史学演变的角度看，《考异》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通鉴》之下。如果说《通鉴》是旧有编年体史书的最高峰，是对过去的总结，那么《考异》则更多地是指向了未来。

宋代读史风气浓厚，有关读史方法的议论也很多。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程氏遗书》十八）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东莱文集别集》卷十四，《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他们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分析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而不再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评价史书的“其事”、“其文”。宋代学者的这些读史心得很多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单独的一类史学著作。在《四库提要》史评类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则明显增多。史论，古已有之，《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鉴》的“臣光曰”都是史论。但这些史论都是附着在史书上面的，而宋代的变化则是出现了大量脱离了史书的独立的史论之作（前代也有独立的史论，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但数量很少）。这实际上与前述《考异》的情形一样。考据也是古已有之，以往史家写史的时候，也必定会在史料的鉴别取舍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释家的注释中也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考据的成分，但将这些考据成果独立成书，是宋代才有的现象。考据、史论渐渐从史书内部分离出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它说明史学在“叙述”之外，又有新的领域出现了。这些领域到明清就逐渐成了史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据、史论之外，宋代还有一部书很值得分析，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袁枢本传”称：“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他是怎样“区别其事”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通鉴》卷九至卷六十八记载两汉历史，袁枢则将其分为《高祖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之变》等四十三事。这些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事”，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在诱导着“问题”的出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对《纪事本末》体大加赞赏。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余英时先生对章氏这段话有过分析。他在讨论章学诚与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时说:“柯灵乌颇赞同艾克顿的名言，以为科学的历史家当‘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这一点也恰恰与章氏的观点若合符节。我们知道，章氏曾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裁特致赞扬。……袁氏之体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学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别欣赏之一点。‘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正是‘研究问题’这一观念的实际表现。”（《论戴震与章学诚》）从客观上看，纪事本末体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历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当史家试图把“历史”组织为“事件”时，这些问题便不能不考虑。可见，在史家选择“事件”的时候，“问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不论程颐、朱熹，还是吕祖谦，他们谈论的都是“读史”应该如何如何。“读史”，已经不属于“撰写”；“读史”强调的是读史者应该如何理解历史。质言之，“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了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看苏轼的一段议论。他在讨论“历代世变”时说：“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师、有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族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不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苏轼集》）这段议论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则有些荒唐。但不论怎样，苏轼的意图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到秦汉魏晋历史变化的逻辑。我们再看马端临的一段话。他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他把政治史与制度史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理乱兴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则是“相因”的。能够考虑到政治与制度的不同，并进而指出其各自特征是“不相因”与“相因”，这样的思想实在是有相当深度了。它使以往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旧史学黯然失色。

我们接着讨论体裁的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讲完《文献通考》后，接着讲《明儒学案》。他开头的说明很有意思。他说：“此下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别只举出一部书，即是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这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代想不出举哪一部书来作史学名著讲。”钱穆讲中国史学名著，偏重的是史学著作的新体裁。我们知道，就传统体裁而言，明代当然也还有很多史学著作写成，如《元史》、《明实录》、《国榷》等等，但若从新体裁的角度看，钱穆却难以找到一部值得讲的书，不得已只好讲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学案》。再往后，钱穆又讲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已经不属于叙述历史的著作了。不仅钱穆如此，一般史学史著作在写到这一时期也会发生某种改变，介绍的重点除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这些书都不是叙述历史的著作。它们接续了宋代传统，要么是考史，要么是论史，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学史研究者的不自觉选择无异于告诉我们，那些继续撰写着的以“叙述”为主的传统史学著作已经不能代表这个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论史则渐渐成为史学的重点。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东汉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许多条目，都反映出他的问题意识已经十分强烈。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从赵翼的“问题”中获得启发。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虽然传统的“叙述”历史的著作依旧浩浩荡荡，但是在“重要体裁”基本齐全的形势下，这个方面已经难有大进展了。史学若求新变，必须另觅新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考史、论史见长的史家变得日益醒目了。如果这些认识无大错，则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在“叙述”历史与“解释”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考史、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