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本体

《史记》的文学本体（精选4篇）

《史记》的文学本体 篇1

摘要：《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 不仅表现了作者具有对人物及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和犀利的眼光, 而且通过对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活动的描写, 生动而自然地展开了社会历史的画面。因此, 两千多年来, 《史记》不仅被历史学家所推崇, 还被后世的文学家所模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梁启超称赞其是“千古之绝作”。其文学性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就来探讨其文学性。

关键词：史记,传记文学,文学性

一、求实的精神

(一) 尊重史料客观性

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必然要尊重史实。司马迁在写史记收集材料时一方面博览群书掌握大量史籍, 另一方面还进行走访考察。如他在管晏列传中所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 及晏子春秋, 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 欲观其行事, 故次其传”。又如,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悲其志。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沈渊, 未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可见, 司马迁在收集史料时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并进行走访调查以确保史料的客观性。

(二) 敢于秉笔直书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于人物的阴暗面不加以掩饰, 对于其错误直白的披露出来。而对于人物的功绩即使有政治风险也去称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写刘邦在楚兵追杀的时候曾经为了逃跑而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抛下车, 表明刘邦为自己连儿女都不顾了;在《吕太后本纪》中也有吕后毒杀赵王和虐待戚夫人将其变为“人彘”的情节, 这充分体现了吕后的狠毒。这样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给他带来了灾难, 但给《史记》带来了无法掩盖的闪光。班固曾经评价道:“服其状况序事理, 辩而不华, 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可谓是对其实录精神的最好概括。

二、笔调的浪漫

(一) 想象与史实的结合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想象来点缀人物。史记的史实性看似与想象相悖, 但司马迁却将其完美结合。司马迁在史实材料中发掘人物特点, 并由人物的特点放在史实中加以想象来点缀历史。如对于樊哙, 史记描写他随高祖征战多次冲锋陷阵履立奇功, 并在鸿门宴中冲入营帐中怒斥项羽, 刻画出樊哙是一个威猛勇敢忠君护主的形象。司马迁依照这个形象虚构出鸿门宴上的樊哙“瞋目视项王, 头发上指冠, 目皆尽裂”;而项羽百战百胜威慑诸侯, 司马迁就依照这个形象就有了荥阳城外“项王瞋叱之, 楼烦目不敢视, 手不敢发”。这些都是详其迹而伟其事, 依靠事迹认识人物形象并以这个形象来虚构情节来丰富史实, 使得史记既有史书的客观又有小说的浪漫。

(二) 借助神话来丰富题材

神话传说是以古代人们所见到的现象经过虚构而形成的。《史记》将神话与历史融合在一起, 使历史具有神奇色彩。他笔下的黄帝帝喾、殷契、后稷、项羽、刘邦等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神话传说。帝喾的元妃姜嫄踩到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生出后稷。后稷被扔到野外, 牛马都避开不踩, 鸟儿都来保护他。而后稷就是周的祖先。刘邦为天神与刘媪所生, 项羽与舜都为双瞳。这些神话与人物的功绩相照应, 表明了这些势力兴起的正统性, 同时也丰富了题材给历史人物带来了神秘的色彩。

三、《史记》的抒情色彩

(一) 叙述中的议论

与以往史书不同, 《史记》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而其抒情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史记》的议论。其议论的位置与篇幅都有所不同, 大多是在结尾进行简短的议论。但有些部分则不是如此, 如《货殖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等是夹叙夹议, 而《屈原列传》中议论抒情文字占一半以上。司马迁将自己的爱憎通过对于事物的议论置于叙述中,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强烈的思想情感。《史记》的特色不仅仅是加入了作者自己的议论, 其中作者还引用别人的话语或文章来引出话题或是阐述观点。如《游侠列传》通过韩非子的话来引出游侠也应该被推崇;在《始皇本纪》中引用贾谊的《过秦论》以及《酷吏列传》中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话来表述自己观点。这些引用丰富了司马迁的议论, 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使得《史记》的抒情色彩更加强烈。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议论中感受到他对于忠义高洁之人的推崇和对于他们受到不公待遇的愤懑。

(二) 人物的即景作歌

《史记》中也记录了人物的即景作歌。这些即景作歌往往在叙述中由历史所唱, 渲染了气氛, 同时表达了历史人物的心境, 也增加了《史记》的抒情性和文学色彩。如项羽在垓下被围四面楚歌的时候唱出了《垓下歌》。一代霸王驰骋沙场最后众叛亲离而被逼至绝境, 《垓下歌》就犹如一只猛虎在死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怒吼, 其悲壮、凄凉之情境不言而喻。刘邦统一天下后, 其曾经的部下相继谋反。在平定淮南王黥布叛乱, 回长安经过沛县的时候, 刘邦在沛县置备了酒席, 把老朋友和乡亲们都请来一起尽情畅饮。酒喝得正尽兴的时候, 高祖自己弹击着筑琴唱起了这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壮士兮守四方。”秦末群雄纷起, 争夺天下如大风刮起云彩飞扬, 而刘邦在这种情形下夺得天下荣归故乡。在此, 刘邦怀念了以前奋斗的岁月, 同时也对自己击败了那些英雄们而感慨, 虽夺得天下却怅然若失, 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而“安得壮士兮守四方”则是对于人才的渴求, 当时部下叛乱, 自己要保住天下迫切需要人才, 而他是否能得到人才来保护自己的江山, 刘邦在此既有自己的希冀又带着疑问。《大风歌》带着一位开国皇帝孤独苍凉的心境和对于未来的疑惑, 响彻整个历史。

四、《史记》的叙事技巧

(一) 纪传体的叙事结构

《史记》的叙事打破了以往以时间顺序来记叙事情的发展, 而是以人物为线索来串联各个历史事件。《史记》以历史人物为中心, 在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中穿插着历史事件, 涵盖了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 将零散的材料化为有序的整体, 同时通过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叙述也让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待历史。这是《史记》的一大创新。

(二) “互见法”的作用

《项羽本纪》中刻画了项羽英勇无敌, 豪爽直率的英雄形象, 而项羽的缺乏心计, 傲慢残暴的地方则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多有描写。刘邦与项羽在广武涧对峙时, 刘邦细数了项羽的十条罪状, 在《项羽列传》中对这件事情一笔带过, 而《高祖本纪》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却十分详细。因为《项羽本纪》是为了写项羽勇敢直爽, 《高祖本纪》是为了刻画刘邦善于谋略, 两个侧重点不同, 这里使用“互见法”再好不过。《魏公子列传》刻画了信陵君重视人才, 礼贤下士的形象, 而信陵君也曾经害怕秦国而不去及时接见前来投靠自己的虞卿与魏齐。为了让事情的叙述与人物形象相统一, 同时也完整而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 司马迁就把信陵君畏秦而不接件魏齐的事情放在《范雎蔡泽传》中。“互见法”的使用让《史记》达到人物形象与主题相统一, 人物性格特点与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相统一, 叙事性与史书的客观性相统一的境界, 同时避免了重复叙述。

五、《史记》的语言风格

(一) 古代语言的借用

《史记》记载了上自黄帝时代, 下至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其语言也借鉴了前人的风格。《尚书》是记载上古尧舜时代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君王言论的, 其语言风格晦涩难懂。《史记》在《五帝本纪》《殷本纪》《夏本纪》及《周本纪》时就有运用尚书的片段。除此之外, 《史记》还大量使用“春秋笔法”, 行文中不直接对人物和时间做出评价, 但通过对细节的描写, 修辞手法的应用和材料的筛选, 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与田文论功、以楚悼王的尸体作掩护,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吴起的缺点但是在选材中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二) 谚语的使用

《史记》多引用谚语。如《楚元王世家》中的“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任”。《孙子吴起列传》:“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白起列传》:“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春申君列传》:“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平原君列传》:“利令智昏。”《刘敬叔孙通列传》:“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 非一士之智也。”《张释之冯唐列传》:“不知其人, 视其友。”《吴王濞列传》:“勿为权首, 反遭其咎。”《项羽本纪》:“大行不顾细谨, 大礼不辞小让。”《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游侠列传》:“人貌荣名, 岂有既乎?”《佞幸列传》:“力田不如逢年, 善仕不如巧合。”《留侯世家》:“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货殖列传》:“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百里不贩樵, 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 种之以谷, 十岁树之以木, 百岁来之以德”。这些谚语的使用说明司马迁广泛阅读各类书籍, 同时也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 增强了作品的哲理性和趣味性。

六、结语

《史记》不仅反映了司马迁卓越的见识, 还展现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 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时, 《史记》对后世小说、戏剧提供了题材和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迁以其严谨的态度、敢于嘲讽世间黑暗的勇气、“发愤著书”的精神创作了这一历史巨作也为后世的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范例。

参考文献

[1]赵玉萍.《四部正讹》的成书原因探析[J].琼州学院学报.

[2]杜立晖.关于两件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书的缀合与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 2014 (6) .

[3]王竹波.《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6) .

《史记》的文学本体 篇2

摘要：《史记》作为文学巨著存在于历史上，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一方面展示了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司马迁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它的独特证明了它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即使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价值。

关键字：史记，传记文学，价值，司马迁所做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所以，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及价值。

首先，《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代表，对于人们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略古详今，“其言秦，汉详矣”。全面的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许多重大斗争，表现了处于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动态，语言精神，思想折射，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时代记录。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是在人物描写方面有着自己的方式，同时也告诉我们一定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例如：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对于这种认识，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对于要研究的古代经济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梁启超也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它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是具有了文明的传承性的不朽之作。

其次，《史记》作为纪传体文学的开端，标志着纪传体文学这种文体的确立。纪传体是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做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它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有的和小说接近。上古神话及《诗经》中就有了纪传体文学的萌芽,经过由铜器铭文、《尚书》到《左传》、《战国策》的发展,纪传体文学逐渐形成。司马迁著成《史记》标志着纪传体文学的正式确立。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不仅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卓越，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更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指导，纪传体的创立是对于历史的认识在史学体例上的凝结,传记文学的产生是着重审美趣味推动历史框架内叙事文学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都趋向于社会生活的主体——人。通过类似于故事的传记来深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运用人物的对话去表现其独特思想、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比方说，同样是观看秦始皇出巡，对于项羽来说，司马迁用“彼可取而代也”，把项羽没落贵族的神态，及秦末六国后裔伺机而起的心理都充分体现出来，对刘邦来说，则用“嗟乎，大丈夫当与此也”把刘邦身上的所代表的平民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跃然于纸上，所有语言为突出人物特征服务。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他开创的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纪传体，比《春秋》，《左传》那种编年体，更能表现历史活动的面貌，因此被后世正史所沿用。所谓的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纪传体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乃至当今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刚从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民的思想在从歌颂新生活、抒发内心感受、探求理想生活的诗歌、散文、小说里走到今天，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的生存状态，由感性走向理性，传记文学正是现实生活和理性思想结合而生的产物。

最后，传记文学所表现的平民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史记》为例，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于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描写了一系列历史人物，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出作者的平民立场。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在当代，这种平民思想也是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展现最基本的生活面貌。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作品扎实记录客观真实的社会人生履历和人物心路历程，更在于它具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个性与复活过去时代及其典型生活场景的志史与造美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更在于同时富有诗意地概括勾勒出宏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活动于其间的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新鲜深刻、常人难以抵达的精神境地，创造既恰如其分又高于现实的美好意境。

文学教育的异化与本体回归 篇3

关键词：文学教育,功能异化,本体回归

文学之所以能提升人生境界, 让人更成为人, 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接受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学的语言质料、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等表层感知上, 而是要透过浅表对文学形象的深层体悟。在这过程中, 我们获得的不是对世界的认识, 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教益, 而是将接受者植入到文学作品中, 置身于另一世界里, 获得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提升, 从而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内涵, 远离“蒙昧”和“野蛮”。然而, 文学这种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在当下却越来越变得可疑。文学教育虽仍“在场”, 但未取得合法“身份”而处于异化倾向。

一、文学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

文学所发挥影响人、教育人的作用原本生成于文学自身, 是文学内在精神内涵的自然显现, 也才使文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相区分。一般学科的教育往往根据一定时代和社会诉求, 培养合乎一定规范和标准的人, 即“上所施, 下所效也”。在这一点上, 教育体现出先在规定性、内容系统性、行为目的性和价值上的功利性, 而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 文学具有自身的审美性、形象性以及精神品格, 它所体现的教育目标不是根据一定先在目标的预设, 而是对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把握;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实利, 而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然而现行的文学教育却忽视了文学自身品行, 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 而是一种将文学作为某种“手段”的教育, 文学教育作用的发生不是来自文学本身, 而是根据外在意志强加到文学上来, 最为典型的就是将文学作为道德教育、伦理教化, 使文学肩负起另一种教育目的。

将文学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表现尤为突出。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诗言志”的诗学命题, 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烙印, 而被清人刘毓嵩认为是“千古诗教之源, 未有先于言志者”。“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 曰:“诗言志, 歌咏言, 声依永, 律和声。”而托名子夏而作的《诗大序》则是对“诗言志”德教意蕴的最好注本。《诗大序》曰:“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故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 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这一段的前半段明显来源于《尧典》的“诗言志”, 而后面只是对诗的道德伦理教育的进一步发挥, 凸现了诗在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中的突出作用。真正对“诗教”观念进行全面阐释当属孔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孔子把诗的功能归结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 几乎囊括了后世文学的审美、认识、教育的所有功能, 从而奠定了我国文学教育发展的走向。由此也说明了“诗言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观念, 而是以对人的道德品格教育作为逻辑起点, 最终将《诗》演绎成道德教育的载体。后来中国古代文论在“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主导下, 文学注重道德教育并以道德标准衡量文学的价值就显现得更加清晰, 最终致使文学背离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而将文学作为达到某种教育目的的手段, 即使到近代, 文学在民族自强和救亡图存的召唤下, 文学又在救亡图存中肩负着神圣使命, 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可以说一直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教育走向, 到五四时期的新人说, 以及建国以后的四有新人等, 都依稀可见文学教育中的道德因素和思想教育的影子。这样的文学教育过多的承载着社会道德形态的宏大命题, 必然导致文学这一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和工具。

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 文学自身特性规定了文学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性灵教育、精神教育, 而不是道德教育。袁振国曾对美育和德育进行了区分, 其实也揭示了文学教育与德育的不同。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的意志, 具有强烈的客观性、确定性, 美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道德是理性的, 而美感是非理性的。因此, 德育重在说理和模仿, 美育重在感受和领悟。道德在本质上是一元的, 美在本质上是多元的, 美的生命力来自于审美对象的与众不同, 来自于审美活动的个性化。道德的社会性意志决定了德育的规则性与强制性, 而美育在本质上是反规则的, 它鼓励人们自由想象。德育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它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统治需要紧密联系, 而美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外在目的的力量[1]。这种对文学教育中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最终致使文学教育远离了文学本身的特点, 只能导致文学教育的沦丧。

当然, 我们说文学教育异化为思想道德教育, 但也不否认文学教育具有道德影响。不过这种道德影响绝不是事先的一种预设, 一种强制灌输, 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 是文学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内在精神境界提升的自然体现。

二、审美特性异化为科学认知

文学的基本属性是审美属性, 文学教育作用的生成离不开文学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和感悟, 而这种审美体验、感悟又无关功利, 是超越现实的。德国古典美学创始人康德曾从鉴赏的角度揭示了文学教育这一特性。他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作为一个普遍愉快的对象被表现出来的。”因为在审美鉴赏中不关涉阅读主体的利害关系, 而具有普遍性, 同时他还对由美、善、快适三种对象所引起的愉快进行比较, 认为“在这三种愉快里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 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强迫我们去赞许”, 因而, “判断者在他对于这对象产生愉快时, 他感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 于是他就不能找到私人的只和他的主体有关的条件作为这愉快的根据, 因此必须认为这种愉快是根据他所设想人人共有的东西。结果他必须相信他有理由设想每个人都同感到此愉快”, 亦即在审美阅读中消解了人与他者的界限, 有的只是对人心灵世界的影响, 最后他还谆谆告诫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鉴赏的关键, 因此值得十分注意。”[2]也就是说, 文学教育是通过阅读鉴赏实现的, 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 在审美体验中摆脱现实的限制, 进入到精神自由的心灵空间, 形成一种“对于对象的存在是淡漠的”, 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将审美作为沟通“现象界”与“物自体”, 使人从一种“感性的人”上升到“理性的人”。

康德揭示了文学教育的审美特性而不关涉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科学认知。深受康德影响的席勒继承了这一思想, 提出自己的审美教育理论。他指出:“只有当他在审美状态中把世界置于自身之外或观照世界的时候, 他的人格才与世界区分开, ……观照 (思索) 是人对他周围世界的第一种自由的关系。如果说欲望是直接抓住它的对象, 那么观照就是把自己的对象推到远处, 使其不受热情的干扰, 从而把它变成自己真正的和不会丧失的财富”, 通达到人的精神世界, 因为“只有美, 我们才同时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类, 也就是作为类的代表时才能享受到它。感性的善只能使一个人幸福, 因为它是以独占为基础的, 而独占总是排他的。……绝对的善只有在一般无法假定的条件下才能使人幸福, 因为真理只是忘我的代价, ……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 谁要是受到美的魔力的诱惑, 他就会忘掉自己的局限。”[3]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教育发挥精神的价值, 进入到精神自由的世界, 使人的精神得到了陶冶和提升。

因此, 文学教育的实现是以审美为前提的, 如果本着认识论的思维, 对文学进行肢解而作为对社会、世界的认识途径, 其结果只能是对文学教育的扭曲。

然而, 在当下文学教育中, 基本上还是以道德载体和工具理性而建立起来的文学教育模式。温儒敏曾指出:“讲语文课特别是文学作品, 阅读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反复阅读或者朗读, 才能更好地进入作品世界, 让学生在感受、体验和想象中得到熏陶, 提升审美能力。”但是, “以往常见的教学模式主要由教师讲, 而且往往是一背景, 二词语, 三段落大意, 四主题归纳这样一类老办法, 学生难以产生兴趣。”[4]在这样文学教育方式驱使下形成了强大的阐释体系, 以致形成一套“规范化”、“标准化”、“格式化”的话语权威, 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地分解和阉割, 生硬地将文学教育分解为道德内涵、思想认识、知识结构和表现形式等几个部分, 并根据一定教育目标的预设, 在文学中抽象出文体知识、段落大意、写作特色和主题思想, 最终文学在阐释中“削足适履”, 比附其中“微言大意”, 形成一套规范化的话语形式, 如本文“通过什么, 反映什么, 说明什么, 揭露什么, 赞扬什么, 认识什么”等行之有效的套话、空话和假话。本来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在抽象概念、知识标签的规范下, 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进入到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甚至我们一看到文学作品就会想到她能给我们有怎样的思想影响, 能给我们怎样对世界的认识。

这种科学认知思维异化了文学教育, 我们从文学中感受到的仅仅是作为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社会人”, 不但不能使接受者灵魂高尚起来, 精神崇高起来, 反而导致受教育者的精神空间停留在假大空的抽象理性层面, 自由的灵魂被禁锢在简单、教条、单向的宏大话语体系中, 不但丧失文学接受者, 也使文学教育沦丧。

三、价值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

如果将文学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和认识世界、获得某种确定性知识的途径, 那么文学教育所固有的价值理性必然被工具理性所支配。

理性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 由古希腊的“逻各斯” (logos) 概念引发而来, 现在则指称观念、判断、概念、定义等。这种由“逻各斯”演变而来的理性在近代西方被推从到极致, 甚至成为检验和评判一切存在和事物的标准、尺度, 并且其内涵还在不断变化。霍克海默指出,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理性概念又演变成一种新的概念, 那就是技术和理性相结合而成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就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去选择达到自己目的、满足自己需要的最有效的手段, 关注实现目的的适用性, 只追求一种知识、一种工具的效用性和行动方案的选择。这是一种追求实用至上的最高准则, 其价值尺度就是效用, 一切对象只是作为有用性而判断其价值。崇尚工具理性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促使人们只注重追求功用、效益, 而放弃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 人自身被贬黜为对象, 人只是按照社会这架机器要求在培养和塑造人, 人的主体性则成为这架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 就如他所说:“这种支配不仅仅为人与其支配对象相异化付出了代价, 而且随着灵魂的对象化, 人与人的关系本身, 甚至于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神化了。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世界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统摄下并促逼着人只能听命于理性的摆布, 更为可悲的是艺术也将成为工具理性的附庸。他进一步指出:“具有整体表现性的艺术, 在各个细枝末节上都效仿科学, 并重新迎合着世界, 成为意识形态的复制品, 成为一种温顺的再生物。”[5]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 文学价值也成为工具理性统摄下的再生物, 丧失自身所固有的价值, 那么, 文学教育就体现出仅仅把文学看着是达到切合自身的某种目的的中介, 完全忽视文学的对象性存在。

而价值理性是一种传统理性, 它追求的是人的意义、理想、信仰以及人的终极指向, 以人的生存论为皈依的一种精神关怀。原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中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但是作为文学教育更应该注重人的价值理性, 而且在当今社会由于过分注重工具理性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更需要价值理性去制衡。因文学在对人的精神守护、心灵陶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重新认识并确立文学的教育作用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主题。

文学教育必须回到文学固有的价值理性上来, 恢复其艺术符号———价值载体上来, 挣脱理性和功利的樊笼, 将文学教育切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 求解人类情感世界的悲欢离合, 探索人类生存的精神情怀, 从而将匆忙与庸碌的人们带入到文学的世界中, 有可能重新清醒和从容地审视心灵感受, 体悟到人生的真谛和人类的精神生存的本真生存状态。就如卡西尔所说:“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世界, 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6]从而引导人们避离肤浅狭窄的庸常世界, 返回到人生的原初状态, 重塑人类的精神世界。

四、文学教育的本体归位

长期以来, 文学教育就是在这种认识理性和科学认知的规约下一路走来, 将文学作为实现某种外在规定性的手段和工具, 而作为文学教育的文学本体一直游离于文学教育之外, 用一种“他律”的规定性强制渗透到文学中来, 文学教育所固有的价值却被异化。文学教育的真正实施, 必须回到文学教育的“文学”上来, 体现文学自身的品性, 让接受主体主动参与、自我构建,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学教育应有的作用。

文学教育首先是审美性教育。文学教育作用的生成离不开对文学的审美阅读, 而审美阅读是一种超功利的文学欣赏活动, 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实际的知识, 而是一次精神之旅、灵魂漫游。特别在近现代美学中尤为注重文学活动中这种审美的非理性特性, 把审美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接受者进入文学情境中, 完全是一种忘却自我的超越现实的审美境界, 将主观的情感投射到文学作品中, 与作品、形象甚至作者进行对话与交流, 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灵魂的升腾, 就如力主“移情说”的立普斯所说:“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 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 而不是一种涉及对象的感觉。毋宁说, 审美欣赏的特征在于在它里面我的感到愉快的自我和使我感到愉快的对象并不是分割开来成为两回事, 这两方面都是同一个自我, 即直接经验的自我。”[7]布洛的审美“心里距离”说也揭示了文学教育的这一特点。心理距离作为审美生成的条件, 只有在主体同实际对象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后才能发生。这种现象在文学教育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因为,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 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世界, 而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才使文学形象在我们的视界中得以呈现。在我国美学界流行的生命美学、体验美学, 认为在审美活动中, 审美对象不再是预先存在的等待审美主体去认识的美, 而是强调主客体在审美活动活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审美意象, 从而在审美活动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超越和升华, 是一种对人生、生命的体验。

文学教育依据审美活动得以实现, 但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在这过程中, 文学形象则是其基础。文学的形象性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的主要特征, 文学正是借助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是作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表达, 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特定的事物, 根据自己的情趣、思想、情感以及审美爱好等对事物的一种独特感悟和理解, 因此, 作家往往有着与一般人不同和独到的感悟力与理解力, 能够敏锐的观察到别人没有观察到的事物独特之处, 只有这样, 作家才能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作品, 并给人以生动、直观和新鲜的艺术形象。

文学正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 传递情感, 是具体直观的、也是可感的, 与科学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根本的区别。其他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抽象的概括, 运用逻辑、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的, 直接让人们从中得到规定的、确定的、可实证的知识或道理, 即使在社会科学著作中也有形象, 但是这里的形象只起到证明、说理、论证的作用,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阐述事理, 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而已, 它本身并不揭示什么, 而且在这类著作中的形象本身就是理论家思考的对象, 他们在思考时, 不会投注任何主观情感因素, 仅是作为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论证。

如果文学教育中不把文学归位, 而是将文学看成是没有生命的知识和道德的载体, 将某种外在的目的凌驾于文学之上, 对文学中的形象进行人为、片面的解构和分析, 必然丧失文学教育应然作用。正如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劝友诗》中所说:“大自然给人的知识何等清新 / 我们混乱的理性 /却扭曲事物优美的原形———/ 剖析无异于杀害生命。”[8]他虽非论及文学教育, 但文学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一经冷静的理性剖析, 文学就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这种冷静、理性是文学教育中的大忌。因此文学教育要把握文学审美属性, 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 对艺术形象的把握, 进入到作品所营构的境界中去完善自身, 在以艺术形象所营构的文学世界中忘掉现实世界, 从现实中“离去”, 进入到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精神世界中与作者、形象、历史、古人或大师对话或沟通, 从而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形成“形而上质”, 实现文学对人的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1]袁振国.教育新理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3]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 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

[4]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5]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6]卡西尔.人论.甘阳,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7]彭锋.美学的意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史记》的文学本体 篇4

——从高中语文中《史记》选文看司马迁传记文学的人物刻画

戴娟戴桂敏

武汉市武汉中学

内容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草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涉及人物四千多，重要人物百多名。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借助精彩细腻的描写在特殊环境中刻画人物特性，更注重借助典型历史事件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这就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本文仅从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四篇作品中浅易分析太史公刻画人物的高超笔法。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信陵君项羽刘邦蔺相如人物刻画

“往事越千年”。有史以来，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在原野和庙堂、战火与笙歌之中，曾诞生过无数的英雄豪杰，或许他们贵贱不

一、愚智各异，但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民族历史发展的巨轮。谈中华民族的“史”，自当从《史记》开始，而那两千多年前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

司马迁的《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它首先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立了纪传体裁，是我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奠基之作；它更是一部文学著作，是上承《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影响及至当今的古代史传散文创作的典范。司马迁用生动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且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成为后世的史传散文、传记散文和历史小说及当代影视文艺作品的肥沃土壤。《史记》内容丰富，高中语文课本中主要选取了富有浓郁文学色彩的记传部分，旨在激发引导青少年学子们能走进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

从《史记》中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作品有《鸿门宴》《项羽之死》《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本文将以以上作品中的人物为对象分析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方式。第一把握人物基本性格特征，细致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就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信陵君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在选文《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称“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并且用细致的行动描写表现出信陵君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作品首先用概括介绍信陵君的身世地位，然后用“公子为人，仁而下仕，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来突出强调信陵君的性格特征：“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然后用“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记叙描写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

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侯赢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小看他，恰恰相反，信陵君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大会宾客”以待，魏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且“执辔愈恭”；出发驶时，侯生故意要拜访集市中的屠夫朱亥，且见其客朱亥久不归，久待侯生的信陵君“颜色愈和”，侍从都窃骂侯嬴而公子“色终不变”；至家之后，马上“引侯生坐上坐”“为寿侯生前”。一个身份高贵的魏国公子，居然能够去屈身拜访、亲迎一位看守城门的小人物，并亲自为他驾车，还表现出如此异常的尊敬和谦恭，可见其内心的真诚和对人才的尊重，实在难能可贵。作者无须多言，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美德和形象，已闪烁出深邃的思想光彩，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位读者。

歌颂魏公子“礼贤下士”的精神，也是司马迁作此传的主旨。其原因除了在称颂信陵君一生功业都与他能仁而下士有关之外，同时，由于司马迁在目睹、亲历自身所处社会的世态炎凉时，达官贵人、乃至于当朝至尊不能礼贤下士，反而摧残人才的恶行中，藉由此传在信陵君等人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渴望君主能如信陵君一般仁而下士、从谏如流，成为士人的知己，而士人也能如侯生一般为知己者所用，为国效力。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也是一个自古为人称道的人物。他智勇双全，能言善辩。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借赵宦者令缪贤之口说出之后，就极尽其描写之能刻画人物的性格形象。蔺相如的出场，被司马迁精心安排在赵国的一场几乎无人能解的困境中，他分析形势的周密严谨，他应对秦昭王时的冷静机警、智谋和勇气。当蔺相如从秦王“传以示美人及左右”中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时，他略施小计取回和氏璧，随之他“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一个“怒发上冲冠”的夸张，将相如此时的愤怒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一段不卑不亢、义正词严的控诉后，“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一个“睨”就把相如那种与璧共存亡、誓死捍卫赵国尊严的毅然决然的神态勾勒出来，谨防一切不测又不把秦王强权放在眼中的气势呼之欲出。寥寥几个动词就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了，挥之不去。太史公也满含钦佩地评价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

二、精选典型历史事件为背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

司马迁在实地考察、深入研究和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细致地选择历史材料去表现突出人物的几件事，选材标准不是事件的大小，而是事件能否鲜明地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司马迁选取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三个片段来概括蔺相如的事迹。其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是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件。而渑池之会最为精彩。

在这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强秦的蓄谋已久、嚣张跋扈，更看到了蔺相如的随机应变、大仁大勇。赵王鼓瑟，秦御史记录 “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从“令”字可以看出赵王鼓瑟是被迫的。秦王击缶，赵国的御史如此记录：“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一个“为”字，表明秦王是自愿为赵王击缻，自愿娱乐于赵王。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外交场合，国君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国格和国家的形象，一个“令”字让赵国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强秦有意而给的羞辱，蔺相如随机应变，威胁秦王“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不得不“为一击缶”，看似秦王自愿为赵王击缶，事实上秦王却是被迫的。蔺相如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既挽回了赵国的颜面又顺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一箭双雕，可谓快哉！

如此以来，蔺相如这一人物形象在司马迁为他精心选取的两个典型历史事件中就以一个智勇双全、能言善辩、机警善辨的英雄形象被刻画出来，并深深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中。这更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 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樊哙、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都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大非面前，紧张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就越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特别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各种不同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如《鸿门宴》一场，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是在暗伏杀机的宴会场面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把不同人物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先看项羽，当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大军入秦，函谷关闭，这位曾击破秦军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是怒火填膺；再有曹无伤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犹如火上浇油；三写范增劝说之辞，谓刘邦“志不在小”有“天子气”，更是火油交煎之际煸了一股阴风；风、火、油层层作势，紧张的空气仿佛一触即燃。旦日击破沛公军，如箭在弦上。项羽盲目自负的性格尽显。此后项伯夜访、沛公约婚，风、火、油已被化作一夜凉雨落尽。第二天在鸿门宴上，刘邦谢罪，一席看似毫无野心的温顺言语后，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不但不杀刘邦，竟然还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的军事机密。此后范增数目示意不成，即召项庄舞剑助饮，平地又起波澜。对此，项王却默然不应，现其胸襟坦荡以及作为政治家的胸无城府、缺少谋略。之后一切也已由此注定。

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一面大惊“为之奈何”一面对张良说“鲰生说我”以推脱责任，一面又虚心听取张良的建议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先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吾得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来逢迎收买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司马迁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

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再看《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因有蔺相如的陪同，渑池之会不仅平安归赵，更使强秦“终不能加胜于赵”且受辱而还。蔺相如因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感到自己蒙羞，因此扬言见到蔺相如定“辱之”。就在这僵局之时，蔺相如的做法令人疑惑不解：不与会，称病不上朝，望见廉颇引车避匿。但听相如一席话，尖锐的矛盾不解自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蔺相如的家国大局观，宽容坦荡的君子腹让廉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负荆请罪，为刎颈之交。在尖锐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有被凸显：蔺相如沉着冷静、宽容大度，以家国大局为重；廉颇粗豪坦荡、直率自负，但知错必改勇气可嘉。负荆请罪的廉颇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堪称经典。而这些文臣武将竭忠尽智、国难当头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精神也为世人所称道。

司马迁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刻画人物，使人物性格得到鲜明、突出的表现。蔺相如这个人物是在秦国威胁利诱，赵国君臣束手无策、左右为难的矛盾中出场的；又在秦廷上与秦王面对面紧张而尖锐的斗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处理与廉颇的矛盾，是那样的谦让，似乎是在逃避，却正是他的高明处。对待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从中我们能清楚、全面地认识蔺相如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

四 从整体客观分析，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

《史记》中包含了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人物如此复杂繁多，但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司马迁对每一个人物的描绘都很形象，他对人物的刻画不是简单的扁平人物的描写，而是多维透视，使人物饱满的性格特征尽显。司马迁阅历丰富，对各色人物的把握都恰如其分。

司马迁往往突出人物的多维性。多角度多层面地塑造人物形象。能从整体着眼，客观评价和辩证地对待人物是一个史官在强大的政治威力下难以做到的。就这一点而言，司马迁为史书的创作做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属西楚霸王项羽了。

司马迁塑造的英雄人物项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忌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是有恻隐之心，不杀刘备，还顾虑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势和儿女情长。项羽是一个英雄，但他并不完美，《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道出了项羽的为人：“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

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对《史记》有了整体的印象后，你肯定不会再仅以“英雄”和“奸雄”来对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作品是宏观文本与微观文本的综合，水乳交融，我们应该综合地来把握它．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对身世遭遇在内的个人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

直接和间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他除了在《史记》每一篇传记结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确地表达他对历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评价之外，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寄托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夜闻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时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人虽然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怀着不同的心情歌唱，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但都可以显现出太史公对两个人物所倾泻的情感。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达到的，这正是司马迁一书所特有的成就，是它为视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