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人物故事

史记的人物故事（精选8篇）

史记的人物故事 篇1

秦始皇嬴政，是秦国庄襄王的儿子。秦庄襄王的名字叫异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赵国做人质。异人是秦昭公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所以异人被送到了赵国。

异人在赵国认识了吕不韦，吕不韦为他出谋划策，用重金贿赂华阳夫人，使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说了许多溢美之辞，终于让异人做了太子。

秦昭公去世，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一年后，秦孝文王去世，异人继位，就是秦庄襄王。

当年，秦庄襄王被作为人质羁押在赵国时，吕不韦请他到家里做客，酒宴之间，吕不韦一时欢喜，就让自己的小妾赵姬出来跳舞助兴。秦庄襄王一见赵姬，十分喜欢，非要讨她做妻子。吕不韦顺水推舟，便把赵姬送给了他。

不久，赵姬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政，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得病死了，吕不韦拥立十三岁的太子嬴政做国王，人称秦王政。

秦王政继位的时候，年龄太小，难以处理政事，大权完全落在太后赵姬和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不仅为相，而且还以秦王政的父亲自居，号称“仲父”。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还召集了三千名文人，模仿孔子作《春秋》，主持编撰了一部《吕氏春秋》，公布于天下。

书成之日，他悬挂千金，言称谁能增删一字，就可以把金子领走。可人们知道这是吕不韦主持编写的书，谁敢去动半个字呢?

吕不韦名声大振。

在太后赵姬的身边还有一个宦官，名字叫嫪毐。本来，按照规定，宦官都是要被阉割的，可是，嫪毐只拔了胡子就混进宫中，深得太后的喜爱。嫪毐仰仗着太后的势力，为所欲为，专横跋扈到了极点。秦王把山阳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焦作市东边一带的地方，赐给他作为封地，他还嫌不够，后来，还把河西太原郡改为了毐国。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二十二岁了，依照秦国的制度，这一年的春天，他要举行加冕礼。举行加冕礼意味着秦王政已经长大，可以亲政了，太后以及吕不韦等要把权力交还给他。

吕不韦当然不甘心，他趁秦王政不在咸阳的机会，暗中怂恿嫪毐发动了一场叛乱。

秦王政举行加冕礼之后，便留宿在蕲年宫里。嫪毐假造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印，调动山阳地区的军队、侍卫、官骑、舍人等，准备攻打秦王政。秦王政得到报告之后，马上调集军队，迎头反击。结果，双方在咸阳大战了一场，嫪毐的军队被击溃，嫪毐和他的余党仓皇出逃。

秦王政发出命令：“生擒或诛杀嫪毐的人有重赏!”

几天的工夫，嫪毐就被解往咸阳，车裂而死。

第二年，通过调查，秦王政发现吕不韦与嫪毐有牵连，就免了他的职务，打发他到他自己的封地洛阳去了。可是，吕不韦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又暗中勾结六国的诸侯，和他们打得火热。秦王政怕再出什么乱子，就写信警告了吕不韦，并削去了他的封地，让他到偏远的蜀地居住。

吕不韦见大势已去，便畏罪自杀了。

秦王政消灭了吕不韦、嫪毐两大势力，掌握了秦国的大政。内部矛盾解决了，终于可以朝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迈步前进了。

为了消耗秦国的实力，以求保全自己，韩王安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前往秦国，劝说秦王政挖一条大渠，把泾水和洛水连接起来。秦王政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水渠挖到一半的时候，郑国的阴谋被发觉，秦王政气愤异常，他下了一道逐客令，要把六国来的豪杰和贤士都驱逐出去。

李斯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了一篇《谏逐客书》，陈述了秦国历史上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别的国家的人为秦国作出的贡献，批驳了“逐客”的错误。秦王政读了这篇文章后，觉得李斯说得在理，便收回了逐客令。

后来，李斯成了秦国的丞相。

在魏国都城大梁有一个叫缭的兵法家，他懂得秦王政统一天下的心思，就赶到秦国来游说。他对秦王政说：“秦国强大，其他诸侯就像郡县的首领一样，秦国想攻打哪一个国家，都易如反掌。可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秦国，那秦国的情况就不妙了。”

秦王政问：“依先生的意见呢?”

缭说：“我希望大王不要吝啬钱财，贿赂六国的贵族，破坏他们联合的计划。六国的联合一破，大王的事业就成了。”

秦王采纳了缭的建议，收买各国的贵族，再配合以离间计，只几年的时间，六国就乱了。

公元230年，秦王政感到一切准备就绪了，便开始向东方的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首先，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兵攻打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接收了韩国的大片土地，设立了颍川郡。

紧接着，派大将王翦率军攻打旱情严重的赵国。赵国派大将李牧率军抵抗，王翦一时难以得手。这时，秦王政就使用离间计，让赵王迁的宠臣郭开造谣，诬告李牧谋反。结果，赵王迁杀了李牧，改用赵葱做大将。王翦抓住这个时机，一举大败赵军，攻占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迁被迫投降。他的儿子公子嘉不甘心做亡国奴，带着几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

在取得节节胜利之后，秦王派兵攻打燕国。燕国的太子丹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派了一个叫荆轲的壮士去刺杀秦王政。未果，荆轲被肢解而死。秦王政大怒，急令王翦猛攻燕国，燕军大败，随即，都城被破，燕王喜逃到了辽东。

公元前225年，秦军引黄河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魏王投降。魏灭。

公元前223年，楚灭。

公元前222年，王翦的儿子王贲率军远征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接着，又回师攻代，俘虏了代王嘉。燕灭、赵灭。

公元前2，王贲率军进入齐国的都城临淄，齐王建投降。齐灭。

就这样，秦王政终于兼并了韩、魏、燕、赵、楚、齐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秦国。

秦王政觉得自己的功绩可以比得上三皇和五帝，就把尊号改为“皇帝”。因为他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又在前边加了一个“始”，即“始皇帝”，人们称他为秦始皇。

史记的人物故事 篇2

1、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屈原生于礼崩乐坏, 七国纷争的战国时代, “为楚王左徒”, 他“博闻强识,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这样一个为振兴楚国而兢兢业业, 鞠躬尽瘁的忠臣却因群小排挤, 怀王昏庸, “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在朝政昏乱、国家分崩离析的情况下, 自己屡遭放逐, 然而屈原仍坚定“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信念, 最后竟“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 他们耻做周的臣民, 为了坚守节义, 不吃周的米粮, 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此为死义、死节, 受到司马迁的称道, 故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田单列传》中写齐国被燕国占领后, 燕国想立齐国的隐士王躅给他们作傀儡, 王躅说“齐王不听吾谏, 故退而耕于野, 国既破亡, 吾不能存, 今又截之以兵为君将, 是助纣为暴也。与其生死无义, 固不如烹!”于是, “遂经其颈于树枝, 自奋绝而死”。如此监守节义, 甘为理想而殁的还有下层社会的刺客游侠之士。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 朱亥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刺客列传》中的荆轲, 田光, 樊于期, 高渐离等为气节而死为友谊而死。何良俊有言:“今天下之大, 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数万, 皆烟销澌灭, 然此数子者, 常在天地间, 虽千载下犹有生气, 则其生死轻重何如哉!”

2、功勋卓著横遭陷害

汉代名将李广为保卫汉帝国的疆土而抵抗匈奴的入侵与骚扰, 功勋卓著, 司马迁犹爱之。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勇于当敌, 仁爱士卒, 号令不烦, 师徒向之, 作《李将军列传》。”李广在军事上能知彼知己, 英勇善战, 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使匈奴闻之丧胆。李将军爱兵如子, “广之将兵, 乏绝之处, 见水, 士卒不尽饮, 广不近水, 士卒不尽食, 广不尝食, 宽缓不苛, 士以此爱乐为用。”“广廉, 得赏赐则分其麾下, 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 为二千石四十余年, 家无余财, 终不言家产事。”因他身正, 故治军不用刑律, 而士兵自觉英勇作战。然而李广一生坎坷, 卒而无功, 终生未得封侯, 最后竟落得个自刭而亡。李广之悲, 悲在汉家天子的昏庸偏见、寡恩薄情, 在于汉武帝的宠奴卫青之流的嫉贤妒能, 害人利己。韩信这样一位有着非凡韬略, 盖世武功, “功无二于天下, 而略不世出”, “于汉家勋可比周召, 太公之徒”之臣, 却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斩于长乐钟室。齐国名将田穰苴是一位记着国家, 国君、百姓、士卒的爱国将领, 他为齐王打退了晋燕, 收复了失地, 保卫了齐国, 但却遭人疑忌, 身受谗言, 发疾而死。白起为秦国屡建战功, 却受到应侯等人的嫉害, 竟落了个赐剑自杀的悲惨结局;信君陵为抵抗秦军的入侵, 立了大功, 晚年却受尽魏王猜忌, 最后郁郁而终。

3、得时勿怠扬名显身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篇3

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

《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

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

《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

《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

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獻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

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浅析 篇4

摘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 悲剧 特色 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 》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史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对现实黑暗秉笔直书，是其写实精神的具体再现，这体现在它的社会悲剧中。相较性格悲剧而言，其社会悲剧的份量要显得更重一些，篇幅更长，范围大为扩展，上自一代帝王，下至游侠百姓，各种类型的人物均有涉及。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1)有一些大功于世，武则战功显赫，文则政绩出众的人物，他们为国家的建立与富强树立了难以磨灭之功，却屡受迫害。淮阴侯韩信，对汉王朝的功劳可以与周公、召公及姜太公这些人相比，他佯渡临晋，随袭安邑，背水一战而败赵，奇袭历下以破齐，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他为报汉王知遇之恩，以“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来要求自己，“虽死，不易”。但最终却是被他引以为恩主的高祖皇帝与吕后罗织罪名，擒斩于长乐钟室，非其罪而死。飞将军李广，一生屡建奇功却屡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汉文帝曾说他“不遇时”，李广的悲剧便被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耐人寻味。自汉击匈奴以来李广未尝不在其中，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在武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的忌妒排挤之下，一生“无尺寸之功得以封邑”，最终自刎而亡。一生坎坷的李广，终生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上度过，他超人的胆识非凡的将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此他的被迫自杀，使“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韩信、李广的悲剧为当时社会势力所左右，令人痛惜。(2)有一些人走在社会的前列，为了国家的发展，实行变法改革，却为旧势力所不容，惨遭迫害。

商殃变法使秦空前强盛，为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却遭到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秦孝公一死，他便被加于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还有在楚国变法的吴起，和为巩固中央集权力行削藩的晁错，都被残酷地杀害。这一类悲剧人物，是属于典型的`社会悲剧。他们是天才的先驱者，由于他们的被扼杀，并且是为了一种终将实现的目的理想而被扼杀，因而有了为献祭真理而牺牲的殉道者的悲壮。(3)还有一些人物，是见义勇为、重诺守信的下层人物。燕国死士荆轲，为报燕太子丹，拯救弱燕于危难之中，不惜从容赴死，图藏匕首，秦庭行刺，身补八创，壮烈而亡。还有为保赵氏遗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等等。这些人不为权力而争，不为钱财而屈，以死博取的是一股凌然豪气，他们是人民心中真正的豪杰志士。

二、《史记》中悲剧人物的艺术刻画

《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名著，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人物的塑造，司马迁不仅突出其鲜明的个性，而且使之达到一定的典型化，形成了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特征，为此，他重点刻画了一百多位人物形象。这其中，悲剧人物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为了人物形象风姿有别、不见雷同，司马迁调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笔下的人物各具特色。

《史记》中历史人物项羽本纪 篇5

在《史记》中，司马迁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更充分、集中地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较完整地写出人物一生的命运，赋予了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将人物置身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为显现个性特征。如在《鸿门宴》中通过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揭示了项羽与刘邦两人的不同性格。先看项羽，当曹无伤派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准备“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是在鸿门宴上，刘邦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席温顺言语对项羽讲过之后，他不但不杀刘邦，而且竟然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幼稚、轻信，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个莽撞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进来保护刘备，进来后“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势，项羽丝毫没有看出来，反而称赞樊哙是个壮士，并赐给酒食。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虚心听取了张良的建议，想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逢迎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刘邦鸿门宴脱险后，立即诛杀了内部的叛徒曹无伤;可是，项羽对项伯的通风报信、吃里爬外的做法不闻不问，表明两个人政治警觉的差异。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情节，成功地展示了项羽和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一个豪爽、无谋和轻敌;一个机智、老练和精细。

《史记》善于通过一些细节琐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闲笔，但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的座次，表现了项羽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性格弱点。又如在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向被敌围困的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时，刘邦很生气，《史记》记载：“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与自立为王!’”可是，当张良、陈平一蹑其足，他立刻就醒悟过来了，马上话锋一转，“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复骂”得多么妙，一点痕迹都没有。但诚如清代何焯所说：“人见汉王转换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笔入神也。他人不过曰‘汉王怒，良平谏，乃许之。’”正是太史公对这两个细节的客观描述，显示出了刘邦的头脑机警;也表现出了刘邦的雄才大略。这也恰恰正是他最后能战胜项羽、统一中国的才识和性格上的原因。

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成功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对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生动刻画了刘邦那种聪明绝定，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捷而自然的随机应变，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又如写刘邦和项羽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场景，项羽在观看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之也”，显示出了他的雄心壮志，又看出了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备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常采用对比描写的手法，多角度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还是以《鸿门宴》为例——在鸿门宴上，项羽在杀不杀刘邦这件事前后不一的态度上，反映了他的有勇无谋和优柔寡断;另一方面是项羽与刘邦的对比，反映了项羽的盲目自尊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再次是项羽与范增的对比，如结尾对刘邦所送礼物的不同表现：项羽安然收下，范增摔在地上，并用剑剁碎。范增的坚决果断，反衬了项羽的优柔寡断、自命不凡;范增的老谋深算，更体现出项羽的幼稚轻率、不善权谋。

史记的人物故事 篇6

我用了三个月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脑筋,弥补知识的奇异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册页开创了纪传体史乘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常常不利，我对他很同情，也很服气，感觉他这一生没有白活。《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乘，并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纲铮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其实不在于它实蠛匪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列举帝王将相，孜孜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乘，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怀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那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出格是他叙事活泼，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并且越想越成心思。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但有”石室金匮“(汉朝的国家藏书楼兼档案馆)保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查询拜访查访的老家传说传闻，包括社会查询拜访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白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初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道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初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和史部中的”古史“。经书，此中有很多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朝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洁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朝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但如此，它还触及诗赋、兵法、数术、方技，包括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着之学的很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前启后(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师长教师，不是科举期间的老师长教师，而长短气转移后的老师长教师，他们就是拿《史记》当浏览古书的门径，乃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调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出格是对研究初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根据，编辑编制也很重要。这本书的编制，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编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类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倒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其实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初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朝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区、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外史和家族史)，和”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传记，”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骨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传记“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传记。本纪、世家以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说传闻体“，此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轨制，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那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说。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朝，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连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弄理解他的地方。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可是宏畅达大，具有高度概括性，并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约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环票〉ケ。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叙常常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类问题，就是一篇以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感觉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编制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不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若是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起首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很是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逝!短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布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教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万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逝H羰俏颐撬怠短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何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即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渗入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疾苦。其展转于存亡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忿，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味。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觉得这是最震动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近(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恰是属于鲁敏捷说勇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近，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经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以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奋著书，成景茨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其实不但仅是一种由死人堆集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类人生体验和超出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出“中尤其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以外”盈虚稀有“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起首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此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类人生经历有关。风平浪静，贫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觉得，”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存亡)。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当然易生成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复苏客观，即便是写当代之事，即便是有切身疾苦，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伤，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稳定掺乎。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述，我很欣赏。因为刚好是在这样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逼真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那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述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遐想昔时，牵黄犬，逐狡兔的嫡亲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同司马迁的”发奋著书“有关，《李将近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近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仿佛一笔带过。这类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想。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近之谓也?余睹李将近，悛悛如不才，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全国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厚心诚信于士医生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生生世世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绘声绘色,有着光鲜的个性.活泼的说话,美好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美好的意境中.跟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诙谐的说话,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期间.各个期间的布景特点;各个国家的风土着土偶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极尽描摹,有条有理.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期间的一切,回顾了各类令人难以忘掉的历史事件.体味了那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活泼形象的历史人物有条有理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说话所感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加了需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脑筋.

《史记》中屈原人物形象分析 篇7

一、屈原性格的正面性

第一, 屈原是一位忠君爱国之人, 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1]P2481他的治国之能非凡, 很受怀王的重用和信任。屈原敢于犯颜直谏, 他把楚国的安危作为自己的己任, 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地奉献着自己。当秦昭王邀请楚怀王去秦国赴会时, 屈原直谏怀王“秦虎狼之国, 不可信, 不如毋行”[1]P2484, 他有洞察政治的才能, 能够看穿这是秦昭王的阴谋诡计。顷襄王即位后, 屈原不堪国破家亡, 更痛心于怀王之死, 他指责怀王糊涂, 是非不分, 听信于奸佞小人。屈原的一生坎坷、怀才不遇、受小人谗毁, 他以死的方式创作了一部忠臣不被当时社会所容的悲歌史。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 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有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有着为国为民献身的大无畏精神。[2]P5即使他在政治道路上被排挤, 受陷害, 甚至被楚王疏远、流放, 他仍忍辱含垢, 始终不忘国家安危、百姓疾苦;痛悼沦辱, 誓与国家共存亡, 他倾诉衷情:“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他曾考虑过“远逝以自疏”, 但是当他游历天下各诸侯国时, “忽临睨夫旧乡”, 那种深厚的爱国之心, 使他裹足不前, 即使自己的遭遇很悲惨, 他也不忍心抛弃自己的故国。

第二, 屈原还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诗人, 他的文学成就显著。他的不朽杰作《离骚》是世界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写作风格, 他把现实主义作为《离骚》的基调, 把浪漫主义作为特色, 创新了文学的创作方式。《离骚》最大的成就在于它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调, 想象新奇, 文采绚烂。在历史积累很少的艺术经验上, 屈原创作出了高超的艺术结构。《离骚》曾被东汉《楚辞》学者王逸尊为“经”, 自从屈原以来, 那些有才之士创作的词赋, 没有一个不仿写他的创作方式的, 祖式其模范, 吸取其精华, 所谓金相玉质, 没有可比拟的人, 真是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呀![4]P8《离骚》的结构像翻动的云, 像飞逃卷浪的水, 极尽顿挫之势、开阖之变、抑扬之态。[3]P86作品中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 表现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形式。屈原作为中国的伟大诗人, 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屈原的死, 是千古所伤, 屈原的作品, 实在是伟大。

二、屈原性格的负面性

第一, 屈原非常的自负高傲。他对自己不凡的出身以及贵族血统非常自负, 自视清高。他的追求是世俗所不能接受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他期望有自然界的纯洁、美丽的生命, 与自然融为一体。他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混浊污秽:“世溷浊而不分兮”“芳与泽其杂糅兮”, 他认为自己忠贞, 圣洁, 他人都是凡夫俗子。在楚国确实有令尹子兰、上官大夫这样的奸佞小人, 但也有和屈原一样的治国之良才, 他们都是有才能的纵横家。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最早洞悉秦国欺诈的是陈轸, 最先提出合齐的是昭雎, 二者都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5]P27他们深谋远虑、眼光长远, 能够理性地分析政治问题, 是有胆识、有魄力的杰出政治家。由于屈原的自负高傲, 没有团队精神, 只陶醉于自我的世界中, 他的自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二, 屈原性格倔强、固执。屈原认为自己有高贵的血统, 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 非常的自我。他少年得志, 所谓“少年轻狂”, 欠缺在政治上的斡旋能力, 虽然他才能过人, 才华横溢, 可是他在政治上不会运用圆熟的策略, 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不会变通做事, 常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在处理特殊的政治问题时, 需要用非常之方式处理非常之事”[5]P27, 因此他是很难长久地立足于高层权力圈里。“上官大夫与之同列, 争宠而心害其能”[1]P2481, 屈原因上官大夫的诋毁而被怀王疏远, 这也不能全怪怀王昏庸, 也是因为他太倔强, 搞得政治环境很不协调, 让怀王不喜欢。屈原是一位智商高、情商低的人, 他的政治道路是坎坷的, 缺少变通的能力, 在他身上多是倔强、偏执, 宁死也不愿屈服。性格能够决定成败, 更决定命运, 倔强、固执是他政治道路上绊脚石, 不幸的遭遇和坎坷践踏着他破碎的心, 甚至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第三, 屈原的内心是孤独、苦闷的。屈原出身是贵族, 又有高贵的血统, 这使他有一种优越感, 比别人高一等。这使他非常的自负、高傲、自视清高, 他认为自己高贵圣洁,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之落英”[5]P26。其他人是世俗庸人, 恶臭污浊。“举世混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他被流放的原因。“‘清’是自己的高洁灵魂, ‘浊’是社会的黑暗, ‘醒’是自己的清醒, ‘醉’是世人的无知。清浊不可能同流, 邪正不能并立, 忠佞不能相容。”[6]P48“举世”和自己不一样, “众人”和自己不相同, 屈原把自己与“举世”和“众人”分离开来, 泾渭分明。怀王疏远他, 奸佞小人排挤他, 人们都不理解他, 也没人想去理解他。世人在混浊腐败中自得自乐, 同流合污, 随波逐流, 醉死梦生, 不愿自拔。“众醉独醒”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其哀哉?让他情何以堪?他的自以为是、自视清高, 使得他在政治道路上曲高和寡, 使那些有才能、有谋略的政治家不愿与他共谋, 站在同奸佞小人斗争的统一战线上。他的孤独与他个人性格和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最终在孤独苦闷中郁郁而亡。

三、结语

屈原的不幸遭遇, 鲜明地表现出了其形象。他的悲剧折射出了他高洁、崇高的人格形象。作为政治家, 在复杂的政治道路上, 坚忍不拔, 做着“爱国”“利民”之事。然而, 黑暗的社会使他寸步难行, 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的负面性格铸造了自己的悲剧。通过全面分析屈原的性格, 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屈原这一人物形象。

摘要：人的性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 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能够体现出他的形象特征。屈原形象具有复杂性, 他忠君爱国、正直清白、才华横溢, 但又孤高、自负、倔强。

关键词：屈原,人物形象,性格,《史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陶穆.屈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3]费秉勋.论屈原的悲剧性格和《离骚》的悲剧结构[J].西北大学学报, 1983.

[4]谢谦.论屈原形象的塑造[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89.

[5]姜和.论屈原的性格与政治悲剧——以《离骚》为例[D].辽宁师范大学, 2014.

[6]罗燕.渔父中屈原形象的生命解读[J].语文天地, 2013.

铜镜中的人物故事 篇8

铜镜铸造的历史到了宋辽金时期，学术界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是铜镜发展的衰落期，这个说法显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实际上宋辽金铜镜较比前朝在艺术风格、制作工艺和金属配比等方面虽然有较大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艺术特色，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和创新，而其中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铜镜纹饰尤为突出。

所谓人物故事镜，就是在铜镜的背面铸造以人物故事题材为主的纹饰，其题材的选择包罗万象，神话故事、儒释道、民间传说等等，如东汉时期的东王公西王母镜、神兽故事镜、唐代的真子飞霜镜、王子乔吹箫引凤镜等。本文选取自藏的两面人物故事镜，与读者分享。

1.辽代唐王游月宫镜

辽代是公元907—1125年间统治中国北方契丹人的王朝，与北宋对峙，后被金灭。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契丹族人在铜镜铸造方面广泛借鉴了唐镜雄健厚重的风格和宋镜柔和俏丽的特色，并结合本土风俗习惯，形成辽代铜镜重要的特征。辽代铜镜特征明显、制式规范，在借鉴汉族文化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并由此构成有别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特有的浓郁草原文化风情。

唐王游月宫的故事据史料《唐逸史》记载：唐开元年间中秋之夜，唐明皇邀请申天师及鸿都道人一同赏月。三人赏月把酒言欢之际，唐王心悦，想到月宫游历一番。于是申天师做法，方士罗公远掷手杖于月空，化作一座银桥，桥的那边一座城阙，横匾上书：广寒清虚之府。罗公远对玄宗言道：此乃月宫是也！

唐王见仙女数百，婀娜多姿，翩翩起舞于广庭之上，看得如痴如醉，默记其舞蹈之中优美的曲调，回到人间后即令主管宫廷乐舞的官员依此整理出一首优美动听、仿佛天外之音的曲子，配上宫廷舞女的舞姿，即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至此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月宫也因此有“广寒宫”之称。

此镜（图1）直径21.8厘米，厚0.75厘米，重达1460克，纹饰采用高浮雕和线雕相结合。硕大的铜镜镜体犹如一轮满月，高低起伏的纹饰之间仿佛映现月中寒宫；月宫的楼阁时隐时现，摇曳的桂树在月影中晃动着枝头；捣药的玉兔分外高兴，迎客的金蟾舒展着身躯；随风的流云，弯曲的月桥，桥下水潭中现身的神龙跃跃欲试；驾云而来的唐王……好一派天上仙境，人间胜景，在这里不能不感叹古人的智慧和匠心独具。

此镜硕大厚重，纹饰精美细腻，应该为当时官造。另外此类月宫镜尚有一种平雕样式（图2），其主要纹饰大致相同，只是局部有所差别，属于同时期的产品。

此类月宫镜在朝韩两国多有出现。过去有日本学者认为此镜应为高丽镜，近十几年来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及各地考古报告，此类镜在我国境内的出土范围覆盖了东北地区及内蒙、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其中不乏有明确的墓葬出土记录，因此确定为辽代时期的铜镜。

2.金代煌丕昌天铭海泊镜

此镜（图3）的构图十分精美，水中浪花似在翻动，浪上点缀些花叶，有向上的摩羯，有张着大嘴的怪鱼、怪兽，一条载满了人的龙船，驶于波浪滔天的海上，船头数人、船尾数人像是在划船。镜背中间上部铸有四个近似蝌蚪文的变体字“煌丕昌天”。四字排成两行于正前方显赫位置，自右向左竖读排列，突出了该镜的主题。

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是在于笔画起止皆以尖锋来书写，其特色也是头粗尾细，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因其书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近人王国维认为“蝌蚪书”始于汉末而终于唐代。如果认定“煌丕昌天”四字为蝌蚪文，或者是源于蝌蚪文，那么其流传终于唐代的说法也要修改了，这是后话。

此镜种究竟出自何处？哪个年代？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议，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出自朝韩的高丽镜，不可否认在朝鲜和韩国确实出现过很多这样的镜子，有菱花型、葵花型、圆形。朝韩两国的博物馆均有此镜展示，在朝韩出版的文物类书籍中收录过此类铜镜。目前在国内藏界所见的此类铜镜中，朝韩回流的同类镜确实占据一定的比例。

本人自收藏铜镜以来，几年间曾陆续收藏十几面来自朝韩回流的此类海泊镜。我认为此镜是源于我国并且为非常流行的品种，其年代贯穿辽、金，以至于此镜在我国的吉林、四川、湖南、山东、广西等地区屡有出现，出土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

还有很多的地方博物馆馆藏及出版的书籍中纷纷收录本地出土的该镜，大致有二十几个地区有明确的出土纪录。应该说此类铜镜是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的铜镜品种而非舶来品，也由此可见此镜出土范围之广，当年流行地区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