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资料

杜牧的资料（共12篇）

杜牧的资料 篇1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诗侠”之称。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后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李白；《胭脂扣》等多多部小说作者李碧华原名李白。

杜甫（公元712—公元770），汉族，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盛唐大诗人，世称“诗圣”,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外号“诗佛”。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受禅宗影响很大。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杜牧的资料 篇2

初盛唐时,唐帝国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其时代精神是积极向上的,唐诗如日中天,呈现出宏伟阔大的气魄和热烈昂扬的情绪,李白咏出“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 安史之乱”后,唐代由治转乱,虽然诗人们的诗作里洋溢的更多的仍然是昂扬乐观的调子, 但悲怆伤感的音响已日渐增多。 ……在“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中,晚唐诗人笔下常见的是枯荷衰草、落花流水、夕阳暮色。 以和杜牧齐名,有“ 小李杜”之称的李商隐为例,他的诗句“ 秋阴不散霜风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 鲜明地体现了晚唐时诗人的阴郁心理。 受这种心理的制约,他们的悲秋之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正是在晚唐衰声四起的时代氛围下, 却产生了杜牧乐观高迈的喜秋之歌。 是“ 文变染乎世情”的规律不适用于杜牧吗? 并非如此,在他众多的吟秋诗作中,格调悲凉低调的秋唱时有回响。 然而, 他却并非一味地沉浸其中, 他的大部分吟秋之作基调是乐观健康的,他笔下绚丽多姿的秋天毫不逊色于温暖明丽的春天。 在《 樊川诗集》 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诗作和诗句。 如,《 山行》“ 停车坐爱风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 长安秋望》“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诗人笔下的秋气明净高远,毫无纤尘,令人胸襟开阔精神为之一振。 其他诗句如“ 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 题关亭长句四韵》)“ 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 (《 题白苹州》)“ 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 ”(《 扬州三首·其三》)“ 疏雨洗空旷,秋标凉意新。 ”(《 早秋》)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中分明可见杜牧诗中的爽朗高华、生机盎然、令人赏心悦目的秋天。 那么, 为什么杜牧如此的与众不同? 也许清代刘熙载的一句话可以结实这一问题。 他在《 艺概》中说“: 诗品出于人品。 ”一个人的诗文风格既受外部的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和主体的人格品质不无联系。 同是一个“ 秋”,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感受。 杜牧拥有远大抱负、豪爽不羁的性格、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斗志,自然会在与自然之秋相遇时从内心深处腾涌出一种或劲健或悲慨精神的格调。

杜牧这种乐观昂扬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良好的家学渊源自是不论, 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乐观的情绪涵养了他豪迈的气概而顺利的科举及第更加刺激了他的锐气与豪气。 值得一提的是杜牧诗歌中的山水风物也正是孕育他豪迈的性格浪漫的气质,造就其诗歌“ 豪而艳,宕而阔”的艺术特质的源头。

清人孔尚任有言:“ 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人际交往有限的情况下,人的气质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自然山水的影响。 长安为古雍州之地, 西周丰镐之旧壤,战国时秦国故地,亦是杜氏家族祖居之所。 因而杜牧云:“ 吾故秦人兮,故园秦地。 ”(《 望故园赋》) 就地势而言,它雄踞秦川之上, 西、北、南三面山地高原环境,东面临河,构成所谓四塞之地。《 春秋说·题辞》 曰:“ 秦金坚,故秦俗亦坚。 ”“ 坚”,便是关中人特有的心理图式:刚健、质朴、雄阔。 杜牧在长安度过了他前半生的27个春秋, 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 ”(《 长安杂题长句六首》) 的长安景象,激发了他胸胆开张含纳万物的胸襟气度,形之于文学,便形成了地理环境和心理气质相一致的奔放豪健的文风。“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 我与东招龙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莱顶上斡海水,水尽到底看海空。 ”(《 池州送孟池先辈》) 以广阔的胸襟、新奇变幻的笔法,倾吐自己的人生意绪,昂扬慷慨,纵横疏荡。 不仅如此,他还以其矿,其傲,其狷,笑傲礼法之外,卓立群小之中: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 ”(《 念昔游》) 自负于经邦纬世之才,嬉笑怒骂,我行我素。 正是其豪直狂放、自负自信的个性气质,成就了其诗风中豪宕的一面。

杜牧在扬州生活前后不过三年,但扬州山水以巨大的感召力, 对杜牧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南北适中,四季分明,境内水网密布,只有逶迤起伏的丘陵。 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关中景物相比,这里川秀泽媚、水软山温,更显其空灵飘逸的江左特色。“ 州内多水,水波扬也”的自然环境形成了“ 扬州人性轻扬”的个性特征。 轻扬,即飘动游移,其本质是变。 既是思想中的不安于现状,也是情绪情感的外显和易于波动。 而多情善感,则正是一种精于体物的诗人气质。 杜牧虽然狂放豁达,不拘小节,但扬州山水同样赋予他深沉细腻的情感气质,精细、敏锐的感受能力。 自然界细微的物候变化寓于目中,能激起他心海的点点涟漪,引发他内在的情绪波动。“ 荷花兼柳叶,彼此不胜秋。 玉露滴初泣,金风吹更愁。 ”(《 秋日偶题》) 春去秋来,荷柳华时已逝,这本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但它却引发作者的悲秋之感,人生仓促之思,因而便觉秋意憔悴,荷露似泪,金风吹愁。 正因杜牧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然生态的纤变,以此寄托个人的情感意趣,才使其诗歌呈现出幽微感性的一面,体现出流情秀倩的艺术风格。

不同地域自然环境形成的浓厚文化底蕴也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 长安处于以孔、孟、荀为宗的北方儒学文化圈内,其文学思想和审美崇尚受儒家传统诗教的影响,多经世致用的文潮,多中和之美的高标。 在家学渊源和长安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他满怀为国尽材的理想和愿望,剖心沥胆,恳悃血诚,作《 感怀诗》 等。 这类诗以意为主,以理为主,铺陈功业,补益时事,诗风刚正儒雅,典实厚重,凸显其豪宕的艺术风格。 而与之不同的扬州,以老庄为宗的南方道教文化也对杜牧的艺术风格产生影响。 正是这些红袖翠钿增添了杜牧诗歌的香软之气,呈现出艳丽的风格特色。

杜牧的仕途与诗 篇3

当然,杜牧曾几欲入仕,因为要实现他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的思想在《阿房宫赋》里已有深刻的阐述。阿房宫金碧辉煌、争奇斗巧,但结果呢,是“戎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原因十分简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杜牧尖锐地指出,要是统治者能有仁爱之心,就会“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之君”。由此,谁能说杜牧不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官员,一个名留青史的政治家呢?但遗憾的是,就是在唐代这样一个政治十分开明的社会里,统治者也难以听进真知灼见,这正是他无以报国的原因。

杜牧曾三次为官,但结局堪悲。其时,因为朝廷的穷奢极欲,造成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倾轧的局面。对此杜牧一再上疏陈其弊害,并因此写出了痛心疾首之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以奢事荔枝为例,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而《泊秦淮》对统治者的批判更是入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借南朝统治者的醉生梦死及陈后主的灭亡,鞭笞了封建皇帝只顾个人享乐而不顾国家存亡的奢侈糜烂。杜牧的政治见解在他的诗中多有流露。“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前者揭示了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原因,后者痛斥了玄宗溺宠杨妃而国破家亡的罪恶。作为文人的杜牧,即使做了官也脱不掉一遇腐败就拍案而起的秉性,这无疑是他终生不其志的原因,也实为做官之大忌、招祸之根本。

杜牧最厌朋党之争,但却因此落了个可悲的下场。他曾亲历牛(僧儒)李(德裕)两党之争。其时两党有异,杜牧尚向于李德裕的一些政见,但李党并不视其为同道,因为他和牛僧儒交往过密。杜牧在牛僧儒府下任推官时曾十分“潇洒”,有诗为证,“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的落魄是因为无缘报国,于是那秦楼楚館就成了他排遣之地。牛僧儒每每派便装军士暗中保护他,这使杜牧十分感激。但他和牛僧儒仅仅是个人交情,然而两党之争中,谁都把他这个“无党派”人士视为异已。其结果自不必言了,这也当是书生文人之愚吧。

但杜牧无愧于历史。政治抱负虽未实现,却得以诗坛不朽。杜牧的诗作,以其流丽拗峭和矫健俊爽的风采自成晚唐一帜。那“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无不曲深优雅、涵量深邃,闪烁着永恒的光彩和神韵。

杜牧的古诗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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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杂题长句六首

觚棱金碧照山高，万国圭璋捧赭袍。

舐笔和铅欺贾马，赞功论道鄙萧曹。

东南楼日珠帘卷，西北天宛玉厄豪。

[诗曰：鞗革金厄，盖小环。]

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镜泣霜毛。

晴云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风。

韩嫣金丸莎覆绿，许公鞯汗杏黏红。

烟生窈窕深东第，轮撼流苏下北宫。

自笑苦无楼护智，可怜铅椠竟何功。

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

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

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

束带谬趋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

期严无奈睡留癖，势窘犹为酒泥慵。

偷钓侯家池上雨，醉吟隋寺日沉钟。

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琊邴曼容。

洪河清渭天池浚，太白终南地轴横。

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

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丰貂长组金张辈，驷马文衣许史家。

白鹿原头回猎骑，紫云楼下醉江花。

九重树影连清汉，万寿山光学翠华。

谁识大君谦让德，一毫名利斗蛙蟆。

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

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

天子绣衣吏，东吴美退居。

有园同庾信，避事学相如。

兰畹晴香嫩，筠溪翠影疏。

江山九秋后，风月六朝余。

锦帙开诗轴，青囊结道书。

霜岩红薜荔，露沼白芙蕖。

睡雨高梧密，棋灯小阁虚。

冻醪元亮秫，寒鲙季鹰鱼。

尘意迷今古，云情识卷舒。

他年雪中棹，阳羡访吾庐。

李给事中敏二首

一章缄拜皂囊中，懔懔朝廷有古风。

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

纷纭白昼惊千古，鈇锧朱殷几一空。

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

晚发闷还梳，忆君秋醉馀。

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

消长虽殊事，仁贤每自如。

因看鲁褒论，何处是吾庐。

东兵长句十韵

上党争为天下脊，邯郸四十万秦坑。

狂童何者欲专地，圣主无私岂玩兵。

玄象森罗摇北落，诗人章句咏东征。

雄如马武皆弹剑，少似终军亦请缨。

屈指庙堂无失策，垂衣尧舜待升平。

羽林东下雷霆怒，楚甲南来组练明。

即墨龙文光照曜，常山蛇阵势纵横。

落雕都尉万人敌，黑矟将军一鸟轻。

渐见长围云欲合，可怜穷垒带犹萦。

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

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佳节：一作令节。得意：一作称意。

过魏文贞公宅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早春阁下寓直萧九舍人亦直内署因寄

书怀四韵

御水初消冻，宫花尚怯寒。

千峰横紫翠，双阙凭栏干。

玉漏轻风顺，金茎淡日残。

王乔在何处，清汉正骖鸾。

秋晚与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

邀侣以官解，泛然成独游。

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

野竹疏还密，岩泉咽复流。

杜牧的战争诗 篇5

在杜牧的众多诗作中，多有涉及古代战争，他不仅有专门针对某个战争而作的诗歌，而且在诗文中也有顺便提到或用典涉及古代战争，这些都反映着诗人杜牧的军事思想。

提起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他留给后人的形象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事实上，杜牧的形象并不只是如此，《新唐书·杜牧传》说杜牧“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这是对他实际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因此，我们还可以说，杜牧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自幼继承祖父经世致用之学，读《尚书》《毛传》《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知兵事关乎国家兴亡，贤卿大夫皆宜知兵。因此，面对晚唐衰败的国势，李商隐唱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挽歌，而杜牧却身体力行，潜心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并重新注释《孙子》十三篇，被欧阳修称为“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孙子后序》)。称其为军事家，他的成就也肯定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他的兵家思想在诗歌作品中也常有体现。清代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共收录杜牧诗歌255首，这些诗歌中多有兵书的痕迹，并且有36首涉及到中国的古代战争。本文就此读杜牧诗歌中的古代战争进行了分类，并据此对杜牧的战略战术思想进行总结。

一、杜牧专门写战争的诗

在涉及古代战争的36首诗歌中，有8首是完全针对某个战争而写。如：

《东兵长句十韵》开篇点明泽潞之地的兵家地位，然后说刘稹想独霸一方，圣明皇帝发兵讨伐一事，杜牧还未等胜利的消息传来，就已唱起凯歌。全诗针对刘稹叛乱对抗朝廷进行了抨击，抒发了作者对讨伐的欣喜之情。

《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是庆祝收复河湟战争胜利的诗歌。大中三年初，吐蕃内乱，久陷吐蕃的河湟地区百姓趁机发动起义，朝廷亦出兵接应。数月之间，收复了原州、秦州等七关。全诗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再现与歌颂。

《即事黄州作》作于武宗会昌四年(844)上当之乱平定后。此诗主要描写了战争造成人员伤亡，市井萧条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

《早雁》以雁群比喻在回鹘南侵中四处流浪的边地人民。用比兴手法表达了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北方人民的同情。

《题乌江亭》《赤壁》针对垓下之围项羽兵败和赤壁之战周瑜胜利进行反思，反说其事，独出机杼。

《台城曲二首》其一、其二：凭吊古迹，忆及南朝陈的灭亡，其一以隋与陈对比说陈必亡;其二写陈灭亡的过程，对当时晚唐腐败的政治进行讽谏，希望统治者吸取教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杜牧专门写战争的诗不外乎这几个主题：歌颂平叛、谴责战争、同情百姓、讽谏时政、反思战争。既包含着儒家的忧患之思，也有兵家审时度势的理智，使得诗作呈现出一种雄姿英发、气俊思活的态势。

二、杜牧诗作中提到的古代战争

除了上面8首诗作外，还有一大部分诗作只是在作者题诗时顺便提到了的古代战争，这些作品大致又可以划分为两类：

1.全篇不是以谈古代战争为主，但顺便提到了古代战争

这类作品在杜牧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据统计，在36首涉及战争的诗中，有22首不是以谈古代战争为主，但顺便提到了古代战争。这类作品又可以分类为以下几个类型：

(1)写人。以战争来烘托人物形象。

作者仰慕英雄，希望自己也能够像英雄一样上战场为国杀敌。以战争来烘托人物形象，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如：

《郡斋独酌》“我爱李侍中”十四句描绘作者心中仰慕的英雄李光颜的形象，以他在讨伐淮西叛将吴元济时战场上的英姿来向大家展示一个英雄的光辉形象。

此外，还有一些诗作，如《李甘诗》《史将军二首》其二等，也是以人物所经历的战争来展示人物形象，表现他们的功绩。

(2)咏史或怀古或咏怀古迹。以历史上发生在当地的史事如战争为例，提醒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如：

《题武关》是一首咏怀古迹之作。作者先叙说唐朝覆亡的史实，后赞颂唐朝覆亡的帝业。诗作提到了战国时齐楚联合抗秦战争，秦国用张仪计离间两国，又诱使楚怀王相会，后两国终被强秦所吞之事。由于此诗作于晚唐国力衰退的时代，故有提醒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之意。

此外，还有《故洛阳城有感》《华清宫三十韵》等也属于此类作品。

(3)书怀类作品。

作者是一个有着用世之志的兵家诗人，但也会郁郁不得志，所以无论喜悲，在抒发自己的感慨的时候也会提到战争。如：

《感怀诗》历数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的情况，感慨自己有志报国却无从施展抱负。此诗顺便提到了李同捷叛乱的平息。在此诗中，较集中的.反映了诗人对藩镇问题的意见，爱憎分明。

2.全篇完全不谈战争，但作为典故用到的古代战争

在统计中，此类作品有9首，其中有的诗作在前两个分类中也提到过。如《杜秋娘诗》中“濞既白首叛”写吴王刘濞的叛乱，可归纳为不是以谈古代战争为主但顺便提到了的古代战争，同时也是以刘濞之典指代李錡的叛乱;还有只是作为典故提到的古代战争。如《大雨行》“云缠风束乱敲磕，黄帝未胜蚩尤强”是写涿鹿之战黄帝大战蚩尤一事，作者说“黄帝未胜蚩尤强”意谓黄帝和蚩尤的战争还未结束，以此来形容雨势仍在继续，天和地之势仍在继续，天地之间就像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一样。

三、杜牧的战略战术思想

作为诗人，杜牧以武略自负;作为军事家，杜牧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展示战争，对战争发表议论，他还有着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他在《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亚列出领麾幢十韵》中说“魏绛言堪采，陈汤事偶成，若须垂竹帛，静胜是功名。”魏绛和陈汤是成功之人，作者说想要功成名就，名垂青史，还是要靠“静胜”。由此诗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关心边防，仰慕英雄，爱好和平，主张“静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战而胜。作者还在《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中说“仗义悬无敌，鸣攻固有辞。”刘备自称汉家宗室，要重振汉家基业，因此，诸葛亮出师是主持正义的，本应胜利。可惜诸葛亮去世，蜀国势力衰落，最终被魏国灭。作者在发表自己遗憾时用了“仗义”表明作者对发动战争持“师出有名”的观点;作者在《感怀诗》中还提到“只问徒有征，安能问无状”，这是针对朝廷平叛而讲，要有能力，还要有自己正确的方法。

专家称《清明》并非杜牧诗作 篇6

巴金《家》前身《春梦》首次刊发

据上海作协网消息, 未完成的《春梦》是已故作家巴金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该作品直接影响了巴金后来著名的“激流三部曲”。日前, 《春梦》手稿首次由巴金研究会整理完成, 并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现代中文学刊》上。

巴金曾在《谈<新生>《春梦》手稿及其它》一文中, 提

杜牧与会昌灭佛 篇7

摘 要：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而据史料记载九华山佛教当时并未受到冲击，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时任池州刺史的著名诗人杜牧起到了保护九华的关键作用，有“功德”于九华佛教。通过仔细检阅《旧唐书》和《唐会要》等史书，可以发现这个观点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会昌灭佛对于僧尼还俗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在保留寺庙方面相对较为宽容，允许两都及上州留存部分制作精美的佛寺，因此以化城寺为主的九华山佛寺得以幸免于难。

关键词：杜牧;会昌法难;九华山;佛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3005905

收稿日期：2014-02-24

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武宗会昌灭佛与晚唐文学研究”（13YJC751007）;安徽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K150）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方胜（1977- ），男，安徽桐城人，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①“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当为“数十万顷”所误，因为当时全国的农田耕地才只有几百万顷，详说见张箭《唐武宗禁佛之经济成效探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1）：59-60.

②现在安徽池州旅游景点的导游词里，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在 845年（唐武宗年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杜牧对九华山刚兴起的寺庙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为后来九华山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Dumu and Huichangs extinguishing of Buddhas

——centering on whether there are merits

and virtues of it to Jiuhua Mountain Buddhism

FANG Sheng1，2， LUO Fang-fang1

（1.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2.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

Abstract：In Huichang year Tang wuzong Emperor developed one massively movement to extinguish Buddha.But the Jiuhua Buddhism has not been under the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Dumu，a famous poet，was Chizhou provincial governer at that time.So some people thought that he must has played the crucial role in protecting Jiuhua Buddhism.However，we inspect some history books such as “old Tangshu”，Tanghuiyao” carefully only to find that this viewpoint has further discussion possibility.

Key words：Dumu; Jiuhua Mountain; Buddhism;Prohibition of Buddhism done by Tang wuzong Emperor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俗称“会昌灭佛”。在中国古代“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会昌灭佛是唯一的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大规模灭佛，因而对佛教打击最重，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由于中国在唐代已取代印度成为佛教发展和传播的世界中心，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会昌灭佛不仅是中国佛教也是世界佛教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1]101。

据会昌五年（845）八月壬午（七日）武宗诏令天下的《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统计，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①，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2]606。九华山佛寺同样也面临着灭顶之灾，但相关史料均记载，九华佛教在此次“法难”中并没有受到很大冲击，唐末更是不断兴盛壮大。恰巧著名诗人杜牧会昌四年九月至六年九月（844-846）任池州刺史[3]58-65，于是人们普遍认为杜牧保护了九华佛寺免遭毁废[4]17-19②。作为地方行政长官，难道杜牧会对抗朝廷，拒不执行灭佛命令吗？他对九华佛教果真有着“无量功德”吗？此问题涉及到杜牧对于唐武宗灭佛的态度，中晚唐时期九华山佛教的发展规模以及当时灭佛诏令的具体内容等，有必要略加辨析。

一、杜牧的佛教思想及其对灭佛的态度

杜牧在诗文中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佛教的崇奉态度，他的思想中有着佛教因子;但他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又向来被认为是一篇反佛的檄文，有论者甚至以为此文“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堪称双璧”^[5]。那么，杜牧对于会昌灭佛到底持何态度呢？

《樊川文集》中与佛事相关的诗文为数不少，有人据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统计，仅诗题里含“寺”、“僧”、“禅”字样的诗有27首，此外，或详或略涉及佛事的诗，又约计15首^[6]。虽然其中有些是纯粹写景，或题赠之作，但很明显杜牧颇受当时流行的禅宗影响，思想中有着佛教的因素。略举几例，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7]《怀政禅师院》：“莫讶频来此，修身欲到僧。”《偶游石盎僧舍》：“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今古几单人，而我何能息。”都表达了他对僧人闲适、安逸生活的向往和羡慕，而自己坠于尘网之中，为功名所累。佛教把“清静寂灭”，“无思无欲”看作人的本质，杜牧诗中对隐逸生活的渴望和倾慕，对田园生活的赞美、歌颂，正反映了“自性清净”的追求。杜牧也同诸多晚唐文人一样乐与僧人交游，文集中有多首相关的诗作，如《送大昱禅师》、《寄东塔僧》等，写得情真意切，在《将赴京留赠僧院》中更是道出了自己的事佛之心：“空悲浮世云无定，多感流年水不还。谢却从前受恩地，归来依止叩禅关。”佛教常借云、水阐发义理，文人们的诗作一旦涉及佛教，多喜用云、水意象，既包含着深远的情趣，又有所寄托。杜牧有一些诗作虽然表面上看不到与佛教有关，但细细体味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佛理趣味，如《同赵二十二访明府郊居联句》：“远檐高树宜幽鸟，出岫孤云逐晚虹。”《洛阳长句》：“树锁千门鸟自还，芝盖不来云杳杳。”与王维《渭川田家》如出一辙，静谧而和谐，是自由自在无所窒碍的禅趣的象征。这种闲淡自然的“禅趣”，体现了诗人对禅宗“净心”追求的结果^[8]。endprint

虽然杜牧创作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也乐与僧人交往，但这并不能说他信佛。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自述：“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自觉继承祖父大儒杜佑经世之学，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9]860，但无奈仕途多阻，只能“寻僧解幽梦，乞酒缓愁肠”（《郡斋独酌》）。诚如颜真卿《泛爱寺重修记》所言：“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人视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实不然也。”^[10]与僧人交游酬唱是有唐一代文人们的普遍习尚，杜牧也不例外。

杜牧对于唐武宗开展灭佛运动始终是积极赞同的，其《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集中表现了他的观点。他在文中揭露了统治阶级用盘剥来的钱财奉佛以“买福赎罪”的丑恶行径，“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也对穷人“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的愚蠢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佛炽害中国六百岁”[9]792。该文作于会昌六年三月唐宣宗即位之后，宣宗即位就着手恢复佛教，在此背景下，杜牧敢于公开表示赞同灭佛，足可见其深深意识到佛教发展过快、僧尼众多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危害。而且在他任职池州刺史时，针对池州出现了大量强盗的情况，作《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建议李德裕予以严厉打击，并出谋划策提出了有效的方法。这些强盗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寺庙被毁而流离失所的僧人，李德裕《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中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10]日僧圆仁也说：“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11]杜牧对那些流落为强盗的僧人采取了坚决的打击措施。

由此来看，杜牧虽然创作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也同僧人交游，但他对于武宗灭佛是持赞同态度的;那么对于朝廷的灭佛命令他定然会坚决拥护，如果没有特别缘由，他不可能会仅凭一己之好而保护九华佛寺。

二、杜牧是否有“功德”于九华佛法

历代《九华山志》和相关史料均记载，九华山佛寺在“会昌法难”中并未受到大的冲击，日后更是不断兴盛壮大。有论者认为，杜牧起到了保护九华佛寺的关键作用，有“功德”于九华佛教。主要依据有三点：其一，杜牧虽然主张灭佛，但他热爱九华山之灵秀，对九华寺庙怀有诗情，对诗仙李白也十分敬仰;其二，杜牧对佛、对命十分信仰;其三，当时九华山寺庙的规模不大，还没有形成朝廷指责的巨大弊端。因此，杜牧采取山下限制、山上保留的措施[4]17-19。乍一看，似乎有理，细加分析，所有依据均难成立。

其一，杜牧热爱九华山、敬仰李白是事实，但他功名事业心极其强烈，素有报国之志，且善论兵，曾注《孙子兵法》，作《战论》、《守论》等文，指斥当时藩镇之祸与时政之失。诚如其《郡斋独酌》所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他即便远在黄州、池州任职，也还始终关注着时局变化，朝廷一举一动都拨动着诗人敏感的政治神经，在此期间就曾几次上书李德裕，如《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李太尉论江贼书》等，对国家安危和社稷民生给予了高度关注。这样一位重功名、求进取的睿智文人，怎么可能会对抗朝廷呢？而且据杜牧自己所云，为了保证灭佛的效果，朝廷“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9]155。据日僧圆仁所记，“唯黄河已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条流僧尼”[11]196，杜牧是不会效法西北跋扈藩镇不执行朝廷诏令的。

其二，杜牧虽然具有佛教思想，但如上文所言，他只是“游于佛并不真信佛的”，“他没有深入研究佛家教义，更不是虔诚的佛门信徒。”^[8]事实上，杜牧诗中对池州灭佛运动就有所反映，《池州废林泉寺》诗云：“废寺碧溪上，颓垣倚乱峰。看栖归树鸟，犹想过山钟。石路寻僧去，此生应不逢。”早些时候，杜牧曾游林泉寺，并赋诗《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袖拂霜林下石棱，潺湲声断满溪冰。携茶腊月游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诗人对于此处风光颇为流连，并与僧人交好;寺毁之后，旧地重游，面对满地狼藉，又不见旧友，心中惆怅不已。另有《还俗老僧》诗云：“雪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衲残衣。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陆游《老学庵笔记》评云：“此诗盖会昌寺废佛寺所作也。又有《斫竹》诗，亦同时作，云：‘寺废竹色死，官家宁尔留。霜根渐随斧，风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处寄悠悠。词意凄怆，盖怜之也。”^[12]由此来看，池州确实按朝廷的要求展开了灭佛行动。

其三，因“当时九华山寺庙的规模不大”而得以保留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尽管武宗灭佛不是彻底消灭，而是有限制地保留，但保留下的都是各州中规模最大、制作最精妙的寺庙，不会因为规模不大而留存。况且晚唐会昌年间九华山佛教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特别是化城寺，最起码在池州没有比其更大的佛寺。

唐代以前由于交通梗阻，游人罕至，九华山湮没无闻，可谓“太史南来山未开”;盛唐天宝年间，诗仙李白游历至此，改九子山为九华山，留下著名的诗作《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此后又经过中唐刘禹锡等诗人的题咏和大力宣扬，九华山得以名噪一时。九华山的佛教事业也是在盛唐以后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开元末年，新罗王子金乔觉渡海东来，入唐求法，卓锡九华后，有不少追随者为之建立寺庙，上山求法，佛教开始在九华山广泛传播。中唐诗人费冠卿在《九华山化成寺记》中对此有所描述：

近山之人，闻者四集，伐木筑室，焕乎禅居。有上首僧胜瑜等，同建台殿。楩楠豫章，土地生焉，断而斫之。珷玞琪琼，不求他山，肆其磨砻。开凿澞涧，尽成稻田;柏水攸潴，为放生池。及当殿设释迦文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楼门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桧阵横于后岭[13]4313。endprint

此文末自记时间为“元和癸巳岁”，即元和八年（813），距文中所记金地藏圆寂时间贞元十年（794）仅十九年;费冠卿又长期隐居九华，所闻所见均为亲身经历，记载当真实可靠。此时佛寺虽然是一幅筚路蓝缕的开拓建设景象，但在金乔觉的感召下，其影响迅速扩大，初建时期就颇具规模，可谓巍峨壮观。后来，德宗建中初（780-781）池州刺史张岩崇仰大师高风，施舍甚厚，并移旧额，奏请置寺，赐额化城寺。这就是九华山化城寺的由来。该寺也成为九华山最古老的开山寺院，全山寺院的中心^[14]。从此“胜境，巍巍普放大光”（弘一法师赞语）。费冠卿的友人萧建久闻九华盛名，又未能亲历，故请费冠卿以诗代画描绘九华：“见说九华峰上寺，日宫犹在下方开。其中幽境客难到，请为诗中图画来。”（萧建《代书问费征君九华亭》）诗中特别提到，他曾听说九华佛寺之宏伟壮观。费冠卿应邀创作了长达36句的五言排律《答萧建》，诗云：“径滑石棱上，寺开山掌中。幡花扑净地，台殿印晴空。胜境层层别，高僧院院逢。泉鱼候洗钵，老玃戏撞钟。”[15]5613“九华九十九峰，独此处（化城寺）于山顶得平地，有溪有田，四山环绕如城”[16]138，“寺开山掌中”正是描述该寺，可见其规模之大。

另外，冷然、齐己、应物、神颖等晚唐著名的诗僧，曾寓居九华山，与九华僧人研修佛法。据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驻锡于宣池州的高僧仅2人次、来此进行过佛教活动的高僧仅4人次，到后期分别有4人次和12人次;前期本地没有出现佛教著作，后期有6部之多;而且特别提到了金地藏的东来和九华佛教的发展[17]64、153、287。

由上述可见，在新罗高僧金乔觉卓锡九华山后，九华佛教发展迅速，特别是晚唐时期，山上寺庙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僧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且其间不乏高僧、诗僧。对于佛教发展而言，这是一件幸事;但对于唐代会昌灭佛时，九华山佛寺为什么未遭到毁废这个问题而言，更是增加了疑问。

三、九华山佛寺未毁废的主要原因

如果杜牧不会在朝廷严加督办时违背灭佛诏令，那么九华山佛寺未被毁废的原因就要另作解释。事实上，武宗排佛并不是灭尽佛教，而是有限制地保留了一些寺庙和僧尼。经过细致梳理，我们发现会昌灭佛中在佛寺和僧尼的留存问题上，朝廷先后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保留佛寺的数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18]。九华山佛寺的“幸存”，主要因为是朝廷对于佛教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并非完全是杜牧的“功德”。

《资治通鉴》“会昌五年七月”记：

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19]6015。

据此记述，只有上都、东都和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允许留存佛寺。并且在“考异”所引《武宗实录》中具体记载了各州道的等级划分情况，宣歙道属上等。但这个诏令的具体内容在《旧唐书·武宗纪》中有不同记载：

（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2]605

中书门下奏请在上州留佛寺一所，下州尽废，得到了武宗的同意，同时补充上州只有“工作精妙者”方才允许留下。尽管在会昌五年八月七日（壬午）朝廷正式诏告天下总结灭佛成果后不久，“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19]6018，但此诏令主要是针对僧人的去留，没有涉及到拆毁寺庙的问题，确如论者所言：“武宗禁断佛教在强制还俗僧尼没收奴婢方面是比较严厉的，在保留寺庵方面则相对宽容一点。”^[20]据《唐会要》记载，会昌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请在两街添置寺宇，“其所添寺，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左右街各增加八寺，敕旨：“宜依。”[21]999完全恢复到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条疏建议保留的数额。

也就是说，《旧唐书》所记允许留存佛寺的州比《通鉴》所记要多出很多。具体到池州而言，若按《通鉴》所记，由于宣歙观察使治所在宣州，池州则不应该留有寺庙;若按《旧唐书》所记，如果池州是上州，且有“工作精妙”的佛寺则可以保留。两者所记，孰是孰非？《唐会要》对此也有记述：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州府寺，据令式，上州以上，并合国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国忌日行香，列圣真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并合废毁。敕旨：所合留寺，如舍宇精华者，即留;如是废坏不堪者，亦宜毁除。……[21]853

与《旧唐书·武宗纪》相一致，而且二者对中书门下的奏请和武宗的敕答都有明确记载，比《通鉴》所记更具体详实，当依之。

那么，会昌五年池州是否属上州呢？《唐会要》记：会昌四年五月，池州升为上州[21]1239。正是由于在全国性灭佛高潮到来的前一年，池州的级别由中州升格为上州，才得以允许保留一所寺庙，其境内最精妙的九华佛寺因此幸免于难。当然，保留的九华佛寺其实也仅仅只有化城寺一所而已，从上文所引杜牧的《还俗老僧》、《斫竹》以及《池州废林泉寺》等诗可知池州其余的佛寺应该均遭毁废。

综上所述，唐武宗会昌灭佛中九华山最重要的佛寺化城寺未遭毁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符合朝廷保留部分佛寺的相关规定;而所谓杜牧对九华的“功德”，也完全是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尽到了一位地方官应有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晚唐文人都经历了会昌灭佛，而且其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或者乐于与僧人交游，但他们对于该事件几乎是“集体失语”，很少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自己对武宗灭佛的看法和态度，其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与这些文人相比而言，杜牧可谓是独立特行，他不但亲身经历并参与了灭佛运动，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相关作品，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唐武宗会昌灭佛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endpri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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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箭.论会昌反佛之特点[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3）：63.

杜甫与杜牧的关系 篇8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后世称其为诗圣、诗王。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嫡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按官职又称他为杜拾遗、杜工部。

杜牧(803-852)，字牧之，晚唐著名文学家、诗人、军事理论家、书法家、画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嫡孙。大和三年(828)进士及第，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官至中书舍人。尤善七言绝句，人号“小杜”，以别于杜甫。

据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甫自称为杜预“十三叶孙”;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亦云：“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推算起来，杜预、杜甫之间是十三代。此外，在杜甫诗文中，常常提到“从子”杜位。据《杜氏宗谱》载，杜位此人出自杜预另一子杜尹，乃杜希望嫡子、杜佑胞兄，是杜预十四世孙。杜位的另一身份为权相李林甫之婿。

至德中，与甫同在严武幕中任参谋。唐肃宗暨至德二年(757年)因抨击朝中奸佞而贬新州任参军，十年后方离新州迁任夔州司马，历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湖州刺史等。有组诗《新昌八景》传世。

杜甫与从子杜位极为要好，有多次赠诗，略举如下：

《杜位宅守岁》

作者：杜甫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译文：

除夕来到阿戎(昵称)家相聚守岁，筵席上喝着掺了花椒的岁酒。亲友围坐一堂，马匹在马厩里发出喧杂的声响，排开的火炬惊散了林子里的乌鸦。到了明天，我四十岁这一年就要过完了，虽然正是强仕之年，可是剩下的日子已经像垂垂的`夕阳那样了。谁还想受拘束呢?就在痛饮中度过余生吧。

背景：《杜位宅守岁》是唐朝诗人杜甫在自己四十岁之年在族子杜位家中相聚守岁的场面，杜甫时献《三大礼赋》，明皇命待制集贤院，而未尝授官。前四句主要在写守岁之境，下四句则在写感叹之语。杜甫既见官场趋炎附势之徒，而自感不胜拘束，惟有烂醉度此生涯。

后杜甫得知杜位流寓新州，作《寄杜位》诗：“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峡中为客恨，江上忆君时。天地身何在，风尘病敢辞。封书两行泪，沾洒裛新诗”。骨肉真情，溢于言表。在杜位离开新州时，杜甫又作《寄杜位》一诗相寄：“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可见叔侄之间的深厚感情。

综上，杜牧显然为杜甫同族从子(俗称侄子)杜位的胞弟杜佑的嫡孙，因此杜牧称杜甫为从曾祖父，他们之间同宗共祖，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血缘关系。

拓展阅读：杜牧生平介绍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宰相杜祐之孙。唐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召为团练巡官。后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掌书记，居扬州，颇好游宴。大和九年(835)，入朝为监察御史，不久即分司东部。后历任宣州团练判官、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员外郎等职。会昌二年(842)，出为黄州刺史，迁池、睦二州刺史。大中二年(848)，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后出任湖州刺史，官终中书舍人。世称杜樊川。

杜牧素有经邦济世抱负，其诗关切朝政，指陈时弊，咏史诗往往以论史绝句的形式，借历史题材讽咏现实。抒情诗意境清新，韵味隽永。

除夕的诗句古诗杜牧 篇9

除夕的诗句有关古诗杜牧

杜牧没有“除夕”的诗啊，只有“七夕”的诗：

秋夕

作者：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其他诗人写“除夕”的诗：

《除夜雪》宋朝诗人陆游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除夜太原寒甚》作者是明代文学家于谦。

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

《除夜作》作者是唐代文学家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作者为唐朝文学家孟浩然。

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

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

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

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作者为宋代文学家苏轼。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着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

杜牧的资料 篇10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绝小诗,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晚唐诗人杜牧。这首诗曾在上世纪90年代被香港文化机构评选为“十佳”唐诗之一, 而且名列第二。诗人杜牧用优美生动的语言,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活灵活现的雨中问路图。语言通俗直白, 音节和谐自然, 情景清新生动, 境界优美, 富有诗情画意。千百年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深爱, 可以说是妇孺皆知, 而且, 本诗也在清明哀悼诗中奠定了千古绝唱之地位。按理, 对这首诗歌的解读应该不成问题, 但其中“路上行人欲断魂”中的“路上行人”到底是指别人还是诗人自己, 至今一些人包括一些权威著作还没有定论。

《唐诗鉴赏辞典》这样解释: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 由写客观转入状摹主观, 着重写诗人的感情世界。他看见路上行人悼念逝去亲人, 伤心欲绝, 悲思愁绪。《全唐诗鉴赏辞典》里面的赏析就是作为他指, 说是一路上去扫墓或扫墓归来的人为怀念逝去的亲人而悲不自胜。

很明显, 这两本权威著作中谈及“路上行人”指的都是别的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是今人理解唐诗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清明。清明是我国古历中二十四节气之一, 《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丁, 为清明, 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 盖时当气清景明, 万物皆显, 因此得名。”《岁时记》云:“冬至一百五日, 有疾风暴雨, 谓之寒食。”寒食乃清明前一日, 故《幼学琼林》曰:“冬至百六是清明。”寒食节是晋文公为了纪念介子推, 令民禁火一天而来。关于祭扫祖墓, 原本并非清明节, 而是寒食节。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公元732年) 下诏:“ (寒食节) 士庶之家, 宜许上墓, 编入五礼, 永为常式。”清明扫墓起于宋代, 盛行于明清。杜牧诗《清明》, 其实并非为清明而作, 以之为题, 是取诗文前二字, 此乃古代诗文拟题之常法。

据上所述, 我们知道, 别看清明和寒食只差一天, 但在奉御旨为金科玉律的封建社会唐朝 (尤其是当朝之时) , 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其次, 从下文看, “行人”作借问的主语, 诗意更为一脉贯通。因此, “路上行人”只能是诗人自指。这样以来, 这首诗就很好理解了:

清明在我国古代是个大节日, 照例该家人团聚, 一起上坟祭扫, 或踏青游春。但这时, 诗人不能够回家扫墓, 却孤零零一个人在异乡路上奔波, 心里已经不是滋味;况且, 天也不作美, 阴沉着脸, 将牛毛细雨纷纷洒落下来, 眼前迷蒙蒙的, 春衫湿漉漉的。诗人啊, 心里凄迷纷乱极了, 此为“断魂”!找个洒店避避雨, 暖暖身, 消消心头的愁苦吧, 可酒店在哪儿呢?诗人的情感陷入了严重的哀愁凄迷之中, 此为抑。

诗人想着, 便向路旁的牧童打听。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用手向远处一指———哦, 在那?开满杏花的村庄, 一面酒店的幌子高高挑起, 正在招揽行人呢!小牧童的热情指引, 自然会让诗人道谢连声;杏花村里那酒店的幌子, 更在诗人心头唤起许多暖意!“牧童遥指”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与前面哀愁悲惨迥异的焕然一新的境界, 小牧童热心甜润的声音, 远处杏花似锦, 春意闹枝, 村头酒旗飘飘, 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韵致, 此为扬。

前两句创造了一幅凄迷感伤的艺术画面, 后两句则创造了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 前抑后扬, 对比交错, 相映成趣。与诗人的感情脉搏一致。

唐朝诗人杜牧的诗词阅读 篇11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翻译】

姿态美好举止轻盈正是十三年华，活象二月初含苞待放一朵豆蔻花。看遍扬州城十里长街的青春佳丽，卷起珠帘卖俏粉黛没有比得上她。

《金谷园》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杜牧。古诗全文如下：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翻译】

繁华往事，已跟香尘一样飘荡无存;流水无情，野草却年年以碧绿迎春。啼鸟悲鸣，傍晚随着东风声声传来;落花纷纷，恰似那为石崇坠楼的绿珠美人。

《题乌江亭》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杜牧。古诗词全文如下：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翻译】

胜败乃兵家常事，是难以预料的，能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真正的男儿。江东的子弟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如果项羽当年重返江东，说不定还能卷土重来。

《过华清宫》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杜牧。古诗全文如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翻译】

从长安回望骊山，只见林木、花卉、建筑，宛如一堆锦绣，山顶上一道道宫门逐层地开着。驿马奔驰神速，看不清所载何物，惟有杨贵妃在山上远望，知道是最心爱的荔枝被运来，欣然而笑。

《长安秋望》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杜牧。其古诗全文如下：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翻译】

诗人杜牧是哪个朝代的 篇12

杜牧的人物生平：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岁，由扬州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

开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

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迁官外放：

会昌元年（841年），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

会昌二年（842年），外放为黄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而李杜两家为世交，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党争，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

会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迁池州刺史，这年四十二岁。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为京官俸禄低，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

但是没有批准。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凭吊前贤，结识诗友，作了不少诗。一年后，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长安第二年，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了解诗人杜牧：

晚唐时期，“牛李党争”这出聚讼纷纭的闹剧，上演长达四十年之久，党同伐异，互不妥协，朋党争斗已弄得人心惶惑，满朝生厌，最终以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而告终。牛党领袖牛僧孺在东都洛阳的病榻上得知这一消息不到一个月，也魂归林泉。当世大才子杜牧为牛氏作墓志铭，称其“忠厚仁恕，庄重敬慎”。稍早一点时间，李商隐也为李德裕的作品集作序，盛赞“为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有趣的是，惨烈的党争之后，竟是由两位文人登场，为他们各作了一个文字性的总结。

时隔不久，两位大文豪相见于长安。两个怀才不遇、早生华发的穷途知己聚到一起，饮酒谈诗，相见甚欢。李商隐对于比他大十多岁的杜牧，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谦逊：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李商隐《杜司勋》

不知道为什么，李商隐写了两首赠诗，杜牧却没有在诗歌里作出回应，或许是碍于“高楼风雨”的昏暗时局罢，不得而知。但在晚唐诗歌排行榜上，杜牧与李商隐位居前列，才情声誉直追盛唐李杜，后人遂以“小李杜”称之。

然同为诗杰，开一代风气，不分仲伯，两人的性格、气质却迥然不同，李商隐有杜甫的深沉情思，以情见长；杜牧则是得了李白的豪迈气度，以气取胜。据《唐才子传》载，“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称其诗“雄姿英发”。细读杜牧，亦是人如其诗，个性张扬，如鹤舞长空，俊爽飘逸。

杜牧出生于诗书之家，虽不是钟鸣鼎食般的生活，但未受过半点穷，最起码不用像孟郊那样，为生活所困。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这给了自幼好学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学功底，早在他参加科举考试之际，就曾以一篇《阿房宫赋》，传诵于文士之间。

唐敬宗年间，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广纳声色，年轻气盛、热血沸腾的杜牧有感而作《阿房宫赋》，他将阿房宫的建与毁，与秦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畅谈天下兴亡之理，文章一气呵成，笔力如钢。太学博士吴武陵阅后击掌称好，在众人为主考官崔郾送行之际，当面直荐，一脸严肃地说，“此人真王佐之才”，“请以第一人处之”。意思很明显，为才高八斗的杜牧摇旗呐喊，公开广告宣传。

主考的`崔大人吞吞吐吐地说，名单已经基本内定。吴武陵又坚持，状元不行，第二名总可以吧。还是摇头。直到第五名，崔郾仍旧不应。古板教条的吴博士再也忍不住，大发脾气，那么，就将杜牧先生的文章还给我吧！！崔郾这才勉强说了声：“如教”。

杜牧确实有才华，而且政治才华出众，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深厚的史学见解，使得他能够在历史的烟尘深处，俯看端倪，指陈得失。

杜牧和陈子昂、李白一样，期望在时代的大潮中能够有用武之地，也曾上书给有关权要，坦陈自己对“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长短得失”破有研究。最令他得意的是，有一次献计平虏，终于被朝廷采用，并且大获成功。

可惜杜牧有相才，而无相器，又生不逢时，在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气息已一去不返，诸帝才庸，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相继服食所谓仙丹妙药而亡；边事不断，“房谋杜断”式的智囊决策人业已成为凌烟阁上的寂寞画像；宦官专权，党争延续，“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太平基石早已分崩离析，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如蚁穴溃堤，帝国之舟外渗内漏。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抱负交于酒肆。

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中国文坛有一则奇怪的现象，好文章多由酒精引发而得）。“高人以饮为忙事”，“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杜牧喜欢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丝丝细雨，也不忘向牧童寻问酒家。杜牧诗中，饮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愿“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却不料又是“得醉愁苏醒”，酒浸肝肠，愁萦心间，唉，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发出“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寿无疆”的梦话来。

仿佛是盛唐的李白重归人间，浩渺江湖，青山绿水，给了杜牧放任自流、飞身云霄的轻松与自由。杜牧中了进士不久，旋即离开了鸡争鸭斗、空气污染严重的京城，先后到宣州和扬州两地入幕，此后又出牧黄州、池州、睦州三郡。这段时间，成了杜牧风流诗酒、追花扑蝶的烟花岁月。他成了一个闲人浪子。春风细雨，红白花开，青春的杜牧开始了他的浪漫之旅。江南风光好，江南佳人丽，杜牧多情的笔调，落在了纸上，也落在了一个个蛾眉皓齿、绰约多姿、笑意盈盈的女子身上……

那么，就将这副身子，这腔醉意，连同满腹的经纶，交付青楼佳人，交付红颜知己，及时行乐，来个春满人间。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

杜牧既是风流，也风流得别具一格，风流得声名远播，在繁华的扬州，杜牧的足迹踏遍青楼，宿醉不归。十年，他用十年的时间，放纵自己，沉浸于闺阁绣楼之中，红颜绿柳之侧，饱尝无边春色。他那浪漫的气质才情、不俗的谈吐举止，赢得了众多佳人的绵绵爱意。

且看他的一首，《留赠》：“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不用镜前空流泪，蔷薇花谢即归来”。一幕温馨又略带伤感的离别之境里，杜郎在相约再聚之期，那个流泪的女子，还要忍受相思之苦，盼他归来。

杜大才子开放的私生活，引起了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注意，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于是暗中派出了力量，加以保护。某日，杜牧奉调回京，牛僧孺劝他切莫“风情不节”，并且拿出兵卒们发回的满满一箧平安帖，杜牧见此，又愧又羞。他哪里知道，正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字词之间，满是艳情。杜牧的风流轶事，与他的才华一样，传之于世。

杜牧的情场，比起官场，不知要得意多少倍。《唐才子传》里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杜牧以御史分司洛阳，司徒李愿的家妓为当时第一，某日，李愿宴请朝士，因杜牧有监察御史的身份，不便邀请。谁知杜牧偏要去，既至，张口便问：听说有一个名叫紫云的，是哪一个？李愿指给他看。杜牧大声说，果然如名，该送给我吧？李愿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许多家妓都冲着这位客人笑。过了一会儿，杜牧在饮酒之余，即席吟诗一首：“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坐，两行红粉一时回。”这样的场面，想必也是弄得满座皆惊。

《唐语林》里记载了杜牧的另一桩风流案。杜牧闻听吴兴郡有佳色，欣然前往，当地官员热情接待了杜才子，酒席款待，间以佳人伴舞奏乐，他寻来看去，觉得未有称心如意者。即将离去之间，见到一位妇人携一少女，年方十余岁。杜牧见之大悦，“赠罗缬一箧”，相约聘期。不料十年之后，当他回到湖州做太守时，四处寻访之下，人家早已嫁人三载，并且生有二子。杜牧大悔，作《叹花》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不过，这桩风流案的真实性，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杜牧晚年，确曾乞守湖州，并且分三次给宰相写信，最终如愿以偿。从杜牧自撰的墓志铭里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要去湖州，大约并非为了娶亲，而是因为照顾他双目失明的弟弟杜顗。

李国文先生有一个观点，“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想成为大文人，也难”，在杜牧、李商隐乃至前后诸多大文人身上，都得到了具体的印证。文化人的风流影响力，与其他社会人士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将风流文字化、艺术化，创作了或明或暗、与风流相关的作品。而文人的描述与读者的推测，又往往使这种风流无限扩大，乃至到虚有的程度。

今天看来，杜牧留下的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最有震慑力和冲击力的作品，是他的咏史诗。杜牧的咏史，充满着幽默与调侃，饱含借古鉴今之意。

游经赤壁，他说，假如周瑜借不到东风，则将是“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另一种结局，一反常人思维，给人以全新的视角。过华清宫，想起当年杨贵妃喜啖荔枝的情景，杜牧感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中见大，虽未出现唐明皇半个字，却点出当年安史之乱的个中原委。

聪明的杜牧，一次次从文学上为咏史寻找到了突破的空间。往事历历在目，兴亡有道，谁能悄然警醒？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夜泊秦淮，歌舞升平，可是，杜牧听出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歌曲啊，分明是亡国之音，若照这样下去，大唐亡国也指日可待了。有谁知，杜牧咏史是假，讽今是真。杜牧死后不过数年，农民起义便如风起云涌，再过五十年，江山易帜，帝国之舟便告沉沦了。“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杜牧也许估摸到了，亡国之恨很快就会由后来人书写，而他将自己对于时局的预言，都藏在那些话中有话的咏史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