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合作意向书（精选8篇）
社会组织合作意向书 篇1
江华青少年之家与社会组织合作协议
甲方：靖江市靖城街道江华青少年之家（江华社区站）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共同推进靖江市靖城街道江华青少年之家的发展，并为以后在其他项目上的合作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1、该协议有效期为一年，甲方为乙方的项目提供服务对象，采取相关措施孵化及扶持社会组织，促进社会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
2、乙方按照靖江市靖城街道江华青少年之家活动中心的需要，每年向甲方提供四次公益活动（免费），四次活动执行的频率按照季度执行，具体内容、地点和时间由双方在青少年之家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共同商议、研究制定。
3、甲方对乙方进行监督检查，若乙方出现违反章程或违法行为，则甲方有权向登记管理机关进行举报，同时撤销协议。
4、甲方可根据服务需求或辖区内服务对象需求，向乙方申请相应的义工或资源，产生的材料费用由江华青少年之家承担。
5、甲方尊重乙方的章程以及内部管理制度，若非乙方的工作违反章程条例、触犯法律或是乙方提出需求，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内部管理以及工作的开展。
6、在协议期间，甲方不向乙方提供经费支持，因为项目产生的活动经费，均由甲方承办，从青少年之家专项经费中列支。
7、甲方协助乙方开展组织工作，包括提供相应的活动场所（仅限靖城街道范围内），提供专业的社工，专业技能支持或其他社区资源支持等。
8、根据乙方的需求，提供专业的培训或督导，协助乙方培养和提高管理者的领导能力。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附：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
社会组织合作意向书 篇2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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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合作意向书 篇3
摘要：信任是企业组织合作的基础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组织要形成合作信任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培育和构建企业组织合作信任需要跳出传统封闭化的思路全面走向网络化的思维模式。在社会网络的全新视角下，文章通过对企业组织间信任产生和生成的分析，找到影响信任生成的主要因素，并针对不同依赖程度的合作关系，分别提出有效的信任培育机制。
关键词：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社会网络；信任培育
一、信任的界定
对于信任的定义。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学者们多出于自身的研究角度对信任作某个方面的规定或限制。Deusteh将信任理解为“信任方对被信任方采取合意行动可能性的信念和预期”。Sabel认为，“信任就是合作各方相信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利用另一方的易受攻击的弱点去获取利益”。Boon＆Holmes认为“信任是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为尊重他方而对其动机的积极预期”。而Hardin则基于理性选择的思考将信任看作一种暗含利益的表达，就某一具体事件而言，之所以一方信任另一方为其利益行事，是由于另一方的利益已经暗含在这一方的利益当中。在这里，本文采纳Boon＆Holmes的定义，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主观上的预期，这种预期指向未来：其次，信任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至少有两个对象组成，即施信方和受信方；第三，信任发生在主观价值取舍的判断中，具有理性计算的色彩。
二、信任、企业组织合作与社会网络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问题总是与合作问题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两者是同构的。正如Gambetta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联系无非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合作能够独立于信任而存在：另一个则是信任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条件。而这正好说明了两者的关联度。因此，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从来都是紧密相关。John B，Cullen(2000)等曾指出。企业相互间的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础。战略联盟就是一种网络式的组织间合作模式，它区别于一般单一企业战略的标志就在于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按照Luhmann(1979)的观点。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机制，当面对现代社会中不断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组织之间能够依靠相互合作、相互信任来提供安全感和确定性，从而有利于减少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合作效率，有效地降低社会网络交往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所以，信任对于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传统的组织理论对于信任的关注仅仅集中在封闭性的企业组织内部，而没有注意开放式的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组织的潜在影响力。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指出，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所以社会行为者的行为及行为结果都会受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的要重要些。而公司内的威权则没有想象得那么有效力”。所以，他认为交易中的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社会关系网络有关，而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因此，我们对于组织信任的研究需要从封闭的“科层”化走向网络化，由于企业组织之间以及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是资源(信息、知识、情感等)流动的渠道，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信任联结或破坏的重要载体。很难想象离开社会网络这个工具，企业组织间的信任与合作将如何维系。由此看来，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解决了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局限，并突破了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分裂，从而提供了看待组织信任的一个全新的视域与分析范式。
三、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产生与运行
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的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产生主要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1)交易经验。信任度首先与交易时间的长短呈正比。Zucker(1986)认为这是一种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这种信任模式依赖于过去交易的经验，这表明可根据对一个人过去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2)社会声誉。对于企业组织而言，社会声誉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凝结了时间对它长期的检验，因而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因此，企业声誉是组织合作信任缔结的一个重要参照。一般而言。声誉较高的企业往往能获得较高程度的信任。(3)投资规模。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出沉没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投资规模越大，锁定的可能就越大，而转移收益往往会越低，因而投资规模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标志，反映出企业组织合作关系的信任程度。(4)制度约束。将合作置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的约束之下，能够给企业组织带来较高的信任度，因为严苛的制度惩罚给，机会主义行为设置了较高的交易成本。Zucker认为促使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交易双方的社会距离，即交易跨越团体进行，而这些团体有着不同的交易预期；二是交易双方的地理距离。制度信任更容易跨越地理距离而传播开来：三是社会体系中不可分离的交易数量，尤其是大型的相互依赖的网络交易的产生。(5)非正式关系与组织文化。企业组织成员间非正式关系也与信任度密切相关。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组织合作往往取决于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非正式关系的亲密程度，这些非正式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组织合作的替代性来源，此外组织文化的背景也能促成合作者之间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
一般来说，企业组织间的合作信任度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Banley＆Hansen(1994)就根据机会主义的程度将信任划分为三种不同程度信任，即弱式信任、半强式信任和强式信任。在这里，半强式信任也称为“治理信任”，强式信任也称为“硬核心信任”。一般来说。在企业组织合作建立初期，控制机制在规范组织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上起着主导作用。相应于初始阶段的高控制程度，信任度就处于有限的弱式信任阶段。在企业组织合作的第二阶段，控制机制的作用逐渐减弱，组织间的相互沟通开始成为组织合作信任的维系纽带。在频繁的接触中，沟通在很大程度上能消除分歧，奠定了长期交往的合作默契，因此这时的信任是半强式的信任。当企业组织合作信任关系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信任最高程度——强式信任时，维持信任的方式就变成组织间的相互适应和文化融合。这种相互适应体现为一种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妥协，妥协的意愿反映了合作者对合作伙伴利益有所考虑，从而加强了伙伴间的情感联系。在这种高信任氛围的影响下，合作者会自觉地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
四、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培育与建构
不同企业组织的合作关系需要不同的信任培育机制，王咏丽等(2006)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浅层依赖关系中，法庭、借贷机构、信用机关等都是生成组织合作信任的有效制度安排。在这里，降低风险的措施主要是精打细算或靠威慑作用。威慑作用体现在如果受托人没有遵守规则就会
受到惩罚，如可预见的法庭判决。以及信誉的降低等。威慑作用还体现在可能中断与对方的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关系成本，如长期的损失弥补不了短期的收益等。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法律等交易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保障体系。推动成熟完善的市场运作体系的确立，从而全面为社会成员树立起一种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与制度性承诺。此外，建立和完善企业组织信任的社会评价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创造公平的氛围，对于构建企业组织信任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Lewis(1985)指出，在选择合作伙伴、形成合作信任以及以后的运作过程中，必须通过一套经常性的、持续的内部评估审核分析体系对每一合作伙伴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企业组织在确立合作信任之前，必须全面分析了潜在的合作伙伴，而这时一个全面公开反映企业概况和信用状况的评价体系就是最佳的参照体系。社会评价体系的确立不仅能使企业组织作出正确的合作选择，而且能够成为鞭策企业组织信誉的重要衡量标准，评价体系能迅速及时地传递信息，随时驱逐劣品。杜绝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而如果在深层依赖关系中，王咏丽等认为内在化是构建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基本策略，即受托人把委托人的偏好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内在化。时间、临近性、共享战略、共享身份、共同的激励、共同价值的谈判等都能够导致向着相似的观点、信念、价值观的方向演变，企业组织间合作要强化建立一种坦率开放的沟通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保持信息的及时共享，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络，加强以诚实守信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文化建设，从而有助于形成关系网络中的二次信任和基于个体义务感知的心理契约，使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由基于计算的信任转为基于认同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完善基于交易制度的信任保障体系需要注意与现阶段的我国市场体系现状相结合。李涛等(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当前处于转型经济中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更多地相信业务关系和关系网络能实际解决组织信任关系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对于制度的代表——法院和政府的解决方式不予认同。因此。李涛等提出，司法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会增强适度的市场竞争提高信任程度的作用，但是，它也会降低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扩散对信任程度的贡献，由此看来，司法体系改革应当考虑到二者在维护企业间信任时的一个最优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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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咏丽，李乾文，组织模式演变的信任视角分析，生产力研究，2006，(2)：214-216
6李涛，李红，双方关系、关系网络、法院与政府：中国非国有企业间信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4，(11)：93-94
7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甘曦之，现代企业组织模式的弊端及对策，北方经贸，2005，(4)：100-101
基金项目：200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07MLB003)。
作者简介：江德兴，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良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吴荣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副教授。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合作意向书 篇4
合作意向书
中国XX大学是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高校。X国XX大学是---。双方以培养高素质人才、扩大院校国际影响力为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同意进行合作办学，将在师生交流、专业合作、学分互认、教学科研等方面达成如下合作意向：
1.双方均可提出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具体方案、项目和活动，双方可以基于共同利益在各个领域和部门开展这些方案、项目和活动。
2.如具体方案、项目和活动确定，双方同意正式承诺签署合作协议，并在具体协议中确定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3.该意向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三年后，根据合作的具体情况，双方再确定是否续签意向书。
中国XX大学X国XX大学
签字人：签字人：
职务：职务：
合作意向书 篇5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
名称：临沂农行（以下简称“乙方”）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就乙方贷前汽车分期调查放款项目的合作事宜，经过初步协商，达成如下合作意向：
第一条 乙方就贷前汽车分期调查放款项目决定使用甲方研究开发的贷信链系统。
第二条 乙方同意并积极协助甲方研究开发的贷信链系统采集借款人的相关信息，以防止第三方与借款人恶意串通，骗取乙方借款。
第三条 通过贷信链系统，甲方可帮助乙方远程核实借款人的身份信息，远程拍摄第三方与借款人借贷办理流程并保存在乙方服务器。
第四条 乙方承诺贷信链采集的相关信息是经借款人本人授权允诺的，否则造成的不利后果由乙方自担，甲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 乙方保障通过其贷信链采集的借款人信息，仅存储在乙方自身服务器上，不得外泄，但后期因借款人不及时还款产生纠纷可做证据使用。本意向书是双方合作的基础，甲乙双方的具体合作内容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合作意向书 篇6
活动宣传：
一、地点：
1．二食堂二食堂门口的消息树为校内各种重要信息的发布点，预计每天在此路过的人流量为8000人。（二食堂门前的横竖两条马路，作为校园的主干道，每天都有大量学生、教职工、周边居民和中小学生经过。）
2．攀登楼铁道教学楼和攀登楼间的十字路口在上课期间每天有大量学生往来，可分别在午饭、晚饭前的时刻安排工作人员派发贵店传单
二、常规宣传：
1.活动特别演出嘉宾
本次晚会活动是我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最重大学生晚会活动，活动普及范围甚广，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积极参与并给与了足够的重视，甚至其他学院同学也可参观，学院的新闻中心将在学校网站上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详细的跟踪报道。作为晚会特别赞助演出商“XXXX舞蹈生活馆”将与活动一同登上中南大学校园新闻网，校园网上面向三个校区的全校学生进行宣传播报。并且在我院宣传晚会的同时，可以在晚会宣传展板上特别标注名称或者粘贴一些照片等。
2.展板（1.2m*2.4m）
晚会宣传展板的摆放地点为学校学生食堂前。每逢学生放学，这里的展板都将迎来铁道学院内近万双眼睛的关注。
3．海报
由我院宣传部同学手工绘制或电脑制作的海报独具特色，一直在校区内受到好评并且受到广大师生的关注！校区内可供
海报粘贴的宣传栏非常多。我们可以让“XXXX舞蹈生活馆”的宣传渗透到校区的每一个角落！注：以学院名义做宣传不会被阻止，海报不会被撕掉，我们会
提供专门的人做宣传。
特色宣传：
1.晚会布置时有照片墙，可以再其中分出一个区域组成舞蹈社区，可以粘贴一些舞蹈社上课、排练、演出等照片均可。
2.下学期开学可能会有迎新晚会的活动。届时可以同样邀请舞蹈社进行演出，可顺便向下届新同学进行宣传。
3.我们可以帮忙进行招新宣传。展板、海报或者摆点报名均可。在校内的宣传活动我们可提供方便的人力物力。（注：以后的宣传活动我部不提供资金）
相信我院与贵舞蹈社的合作必将是一个双赢的效果，我们真诚地希望与贵舞蹈社合作，如果可以希望与贵舞蹈社可以长期合作，以期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祝我们合作愉快！
铁道信息院团学会文体部
社会组织合作意向书 篇7
1 开展植保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
近年来, 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危、高发周期, 呈重发态势, 危害加剧, 特别是“二迁”害虫持续大发生。农民多进行化学防治, 但农药经营渠道多, 农资经营店推荐非对口农药现象普遍, 且新型植保器械由于存在着投资相对较高、单个农作物种植面积少的矛盾较难推广。农民普遍使用手动背负式喷雾器, “跑、冒、滴、漏”现象严重, 农药利用率低, 防治效果差, 污染环境。因此, 以植保合作社为主体, 开展统防统治, 全面提升植保社会化服务能力和病虫害机械化防控能力,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2 秀洲区开展植保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做法
2.1 加强宣传
秀洲区利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宣传统防统治意义、服务方式、财政补贴对象和管理办法。一是会议宣传。利用秀洲区晚稻生产高产新技术培训会议, 宣传统防统治政策, 粮油站到镇、村开展技术培训会议, 逢会必讲, 宣传发动渗透。二是发放秀洲区2008年粮食生产扶持政策明白纸, 让农民知晓政策。三是5月29日《嘉兴日报》秀洲区时政版发表了《统一防治交给合作社秀洲农民降低种田成本有诀窍》的文章。各镇利用广播、农民信箱等积极有效宣传。
2.2 因地制宜, 组建多种植保合作社服务模式
共发展植保合作社13家, 其中种粮大户模式8家, 农机合作社模式3家, 农资经营店模式2家。
(1) 种粮大户模式。秀洲区荣丰、丰登植保专业合作社等由种粮大户组建, 用工采取相互换工相互帮忙, 自助式服务, 标准化统防统治, 享受统防统治财政补贴。
(2) 农机合作社模式。秀洲区万丰农机合作社开展机械插秧、机械收割服务, 2007年开展植保统防统治服务工作, 率先把机械插秧、机械收割、统防统治结合起来全程服务。受到农民欢迎。
(3) 农资经营店合作社模式。王店镇、洪合镇4个农资经营店加种粮大户组建农友植保合作社, 农资经营店通过植保合作社为平台, 发挥农资经营的优势, 对口农药和肥料从店堂直接服务到田头。
2.3 加强合作社规范管理
(1) 抓政策规范。下发2个文件, 区农经局5月12日下发《2008年秀洲区水稻病虫害防控方案》, 5月20日下发《秀洲区2008年植保专业合作社管理办法》, 明确财政补贴的对象、方法和要求, 标准化服务和管理。
(2) 抓签约规范。严格按照省厅协议标准签定统防统治服务协议, 大户凭身份证复印件、土地承包 (转包) 协议, 散户凭村委会面积证明。2008年统防统治面积与服务组织在秀洲区农业信息网予以公示, 便于社会监督。农经局出台作业指导价120~150元/hm2, 做到收费公平、公开、合理。
(3) 抓合作社内部管理。5月30日召开植保合作社管理会议, 植保合作社负责人、作业小组组长、农技员参加, 并邀请区农机站长、经管科长, 就农机维修保养技术和合作社内部管理、规范运作作了讲解, 目前13家合作社都能按照《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注册登记, 股权清晰, 制度健全, 运行规范。粮油站5~6月5次到王店镇、新塍镇等镇 (街道) 召开合作社管理会议, 与合作社成员、服务对象面对面宣传补贴政策和服务方法, 帮助解决内部管理实际问题。
(4) 抓防治效果规范。合作社严格按照农经局提供的《病虫情报》防治意见, 适时完成防治作业, 做到统一时间、统一药剂、统一技术, 提高防治效果。建立统防统治作业手册制度, 对每次防治时间、用药数量、防治效果等作如实登记, 便于开展服务质量跟踪调查。建立台帐制度, 抓好对口农药到位率。合作社每次防治对口农药数量上报区农经局, 并组织农技人员到植保合作社对口检查服务面积、田间防治效果, 检查到村、检查到户。
2.4 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
(1) 信息服务。面对水稻病虫害发生的复杂性, 农经局建立病虫害发生与防治商会制度, 邀请合作社参加, 让合作社信息早知道、工作早准备, 措施早落实。
(2) 技术服务。为了提高合作社负责人专业水平, 5月27日召开水稻稻纵卷叶螟防治会议, 利用幻灯片给合作社成员讲解稻纵卷叶螟历年发生情况、灾变规律、发生趋势和防控对策。
(3) 开展农资直销服务。由区农经局牵头, 区农资经营企业与各植保合作社签订农资直销服务协议, 享受农资连锁直销店价格, 降低农药成本6%~8%。
3 取得的实效
3.1 解决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 由于秀洲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给该区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带来了不少难题。植保合作社的统防统治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 同时降低了大户粮食生产作业成本和劳动强度。
3.2 降低防治成本
通过合作社的统防统治, 使用对口农药, 规范防治质量, 降低成本。据调查, 2008年统防区施药7次, 使用农药量4 191g/hm2 (折纯) , 农药成本1 267.5元/hm2;非实施区平均施药8次, 使用农药量4 545g/hm2 (折纯) , 农药成本1 549.5元/hm2, 农药成本降低18.2%。
3.3 提高防效
由于植保合作社精确掌握时间, 精准施药, 提高了防治效果。据调查, 2008年统防区域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3%以内, 非统防区域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统防统治有效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
3.4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
合作社正确掌握施药技术、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 杜绝国家禁用农药, 特别是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同时, 还降低了农田用药总量, 对于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4 存在的问题
(1) 植保合作社是微利型服务合作组织, 按照合作社管理法规, 要求建立严格的财务报表等制度, 这样就需要专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 加重了合作社运作成本。
(2) 由于植保合作社体现的是植保工作的公益性质, 是技术服务型合作社, 其本身是个弱势产业, 现阶段各级财政对植保合作社的扶持力度相对较弱, 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建议政府除了对合作社农机补贴外, 按植保合作社作业面积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5 发展对策
5.1 开展技术培训
坚持病虫害商会制度, 合作社参加区粮油站植保专业会议, 以会代训形式提高专业水平。开展农机技术和合作社管理培训, 着力提高药剂师和机械师的技术和合作社管理水平。2009年在王店镇镇中村和合作社建立病虫害观测圃, 调查虫情, 计划2010年建立病虫害观测站。
5.2 开展监督评估
严格按照省厅文件精神, 做好统防统治协议与田间档案的监管, 加强田间防治质量检查, 促进植保服务组织规范服务, 提高服务质量。
5.3 注重植保合作社推广策略, 扩大合作社规模
植保合作社是新兴产业, 具有明显的群众性、专业性、互利性和自助性等特点。实践证明, 统防统治服务对象要大户带散户, 强调辐射作用, 循序渐进开展工作。
5.4 加快建立植保合作社的保障机制
积极探索病虫害统防统治保险机制、施药人员保险机制, 保障植保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稳步发展, 为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摘要：总结了嘉兴市秀洲区组建植保专业合作组织进行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 分析了秀洲区植保专业化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今后的发展对策。
社会组织合作意向书 篇8
摘要：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员工绿色行为积极性对企业环保实践尤为重要。组织支持感是影响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但现有文献甚少涉及其对员工绿色行为影响的研究。在梳理较新的研究文献后，对组织支持员工绿色首创、绿色行为培训和绿色行为奖励进行剖析，并构建了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因果模型，期望借此促进有关员工绿色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组织支持理论；组织支持感；员工绿色行为意向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6004404
Abstract：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he employees enthusiasm to conduct green behavior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employees behavior， but the research on it is rare in existing literature. After reviewing relatively new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paper dissects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f employees green initiatives， the green training and green behavior rewards and constructs a causal model of employees green behavior inten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ees green behavior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ractice.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mployees green behavior intention
斯隆管理评论公布的一项可持续性发展调查显示，56%的经理认为员工绿色行为对公司影响显著。Berns等指出员工更倾向于为绿色企业工作[1]。沃尔玛已承诺投资3 000万美元促进员工减少碳排放和使用环境友好材料等绿色行为，这一举措实现了其企业形象提升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协同效应。环境保护是目前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企业的环境保护实践面临大量的挑战，例如，如何建立废弃污染物处理时的环境标准、如何开发使用更加绿色的替代性材料和员工工作中的节能减排问题等。企业环保实践离不开员工参与，所以，员工绿色行为积极性对企业环保实践尤为重要。具体而言，企业如何建立有效奖励员工参与的绿色行为机制是该环境保护举措成功的关键。有关员工绿色行为的研究吸引着大量学者的注意力，但现有文献甚少涉及组织如何激励员工进行绿色行为。
一、文献综述
1. 组织支持理论
Eisenberger等提出了组织支持感的概念，并在系统研究基础上提出组织支持理论[2]500。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自己的贡献和关注他们的利益的一种知觉和看法。基于社会交换和互惠原则，个人一般怀有报恩的心理，愿意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他人。组织支持理论为研究如何激励员工参与绿色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环境是员工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组织可以通过沟通环境的重要性来启动员工的绿色行为。具体而言，组织可以通过绿色实践和政策来影响员工的意识和行为，例如，组织可以培育员工强烈的意识：组织是由衷关心环境的。组织以往提供的绿色行为培训和奖励也会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员工也会考虑管理者过去是如何支持环境保护的。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形成员工对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
2. 组织支持的维度
组织支持感会影响员工的行为，包括工作绩效和各种自愿性活动[2]502。基于互惠原则，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努力的程度取决于其组织支持感，即组织给予其适当的领导权、培训和奖赏的意愿和能力。所以，组织支持理论能够测量员工追求组织目标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Rhoades和Eisenberger指出组织支持有三种类型：（1）组织奖励和工作条件；（2）管理支持；（3）程序公平[3]698。本文从前两种类型中提炼出组织支持员工绿色首创、绿色行为培训和绿色行为奖励三种优惠待遇环境营造方式。本文重点是研究环境理论和实践，公平和互惠主义不是环境背景的构成要素，其他涉及员工工作条件的组织支持理论，例如工作安全和自治等被认为与员工的绿色行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3. 组织支持感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Ramus和Steger利用自我报告的方法研究了员工是否会在企业里首先进行绿色首创的行为，他们指出，这是一个肯定/否定非此即彼的问题[4]605。Aselage和Eisenberger研究发现员工会通过努力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来显示对组织支持的回报[5]。Eisenberger等研究发现邮电员工组织福利感知与其帮助实现组织目标正相关[6]。这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员工行为在高情感组织承诺、角色外行为和工作绩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例如，周菲等指出组织支持感是影响员工工作态度和角色行为的重要变量[7]。Gattiker和Carter通过询问人们是否能够获得双赢研究了环保承诺[8]72。Rhoades等研究发现员工组织支持感会直接导致员工的情感性组织承诺[3]710。所谓组织情感承诺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附、认同和卷入程度。例如，田喜洲等的研究也指出，组织支持感会显著降低员工的主动性缺勤行为[9]。此外，以往研究还包括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工作-家庭矛盾[10]、创新[11]和多样性[12]等方面的影响。员工致力于绿色行为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特殊绿色实践的涉入度、关于绿色改进的思考和提供更加绿色的建议等。
以往研究认为员工的组织支持感源于管理者和人力资源政策，即管理者和人力资源政策越体恤员工，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越强。而本文认为员工的组织支持感源于组织营造的优惠待遇环境，员工注意到这些环境信号，进而提高了组织支持感，即组织的优惠待遇环境会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我们的目标是利用组织支持理论阐明组织如何鼓励个体员工致力于绿色行为的。基于这一目标，本研究定位于个体水平分析。Daily和Huang创建了一个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员工培训和支持系统[13]。Ramus和Steger对影响员工绿色行为意愿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4]626。Gattiker和Carter采用组织内部影响理论定量测量员工致力于项目绿色的决定因素[8]85。Sarkis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培训有助于推动组织绿色实践[14]163。以上学者虽然积极推动了员工绿色行为研究，但现有的文献甚少涉及组织支持感对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影响。本文对组织支持员工绿色首创、绿色行为培训和绿色行为奖励进行剖析，并构建了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因果模型，这不仅是对员工绿色行为性质更深入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
二、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模型构建
1. 组织对员工绿色首创的支持
组织对员工绿色首创的支持是指管理者为员工提供参与绿色活动所需的资源和信心，即管理者为员工进行绿色首创分配时间、场所和资金等资源，以及为员工绿色首创设立的精神和物质奖励。由于基层管理者更积极的与员工共同培育一致意见和发展愿景，所以，基层管理者支持会比中高管理者支持更能影响员工行为。然而，关于上级支持对绿色行为影响的研究甚少，Ramus和Steger发现来自于直接上级的支持有助于启动绿色行为[4]626。作为组织的代理人，管理者对环保活动的支持会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1：上级对环保首创的支持度越高，员工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越高。
2. 组织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培训
培训是组织人力资源获取、开发进而提高组织能力和绩效的基本手段。培训目标分为：传递技术信息、社会化和新观念普及等。培训目标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Scott和Meyer强调培训可以使员工内化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15]。元分析发现培训与组织支持感密切相关[3]714。绿色环保项目成功取决于员工培训，培训项目用来强化组织对绿色举措的承诺[16]。Sarkis等指出绿色培训项目有助于员工形成绿色观念和行为，这些培训项目包括，生态设计技术与方法、生命周期评估、循环利用和废物处置等[14]176。可见，以往研究说明绿色培训是提高绿色行为组织支持感的重要管理实践。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2：组织提供的绿色培训越多，员工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越强。
3. 组织对员工绿色行为提供的奖励
Boyt等研究了奖励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发现良好的奖励制度可以向员工传达组织价值观：（1）个体对企业的贡献；（2）独立决策；（3）专业开发活动；（4）职业行为。绿色行为奖励能传达组织对员工环保贡献的重视[17]。Jensen和Meckling主张利用经济刺激整合私利与组织目标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18]。因此，受到奖励的员工将会有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3：组织提供的绿色奖励越多，员工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越强。
4. 绿色行为的员工组织支持感
组织支持理论能够测量员工组织支持感对其绿色行为意向的影响。传统组织支持理论认为员工高水平的感知组织支持会遵循互惠准则，员工为了报答组织的支持会显示出高水平的行为意向。我们提出员工感知的组织绿色行为支持（以绿色相关的奖励、培训和领导行为作为标志）会传达组织关于环境的期望。换言之，员工感知的组织绿色行为支持显示了员工对组织重视环境和鼓励员工致力于绿色行为的理解程度。此外，提供有关绿色行为的培训、奖励和管理者重视会激发员工回报组织的欲望。Sarkis等研究发现从事过绿色实践的员工更愿意致力于绿色行为[14]175。员工这么做正是为了回报组织生态培训的投资。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越强，员工就会感到具有强烈的义务帮助组织实现目标，所以其绿色行为意向就会越强。换言之，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会影响员工的情感依恋、认同和绿色行为涉入程度。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4：绿色行为的员工组织支持感越强，员工的绿色行为意向越强。
图1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因果模型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构建了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因果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组织为员工绿色首创的支持越多，提供的绿色培训和奖励越多，员工的绿色行为的组织支持感就会越强，而更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感将会依次与更高水平的绿色行为意向正向相关。从绿色行为的分类看，员工一般致力于三种绿色行为：频繁的致力于绿色行为（例如，在工作中寻找减少污染的机会）、任何时候都支持绿色首创和创新的绿色行为（例如，制作生态提案的数量）。这三种分类对实施员工绿色行为指导意义甚微。因此，我们没有分别针对每一种类提出单独假设。基于以上研究，可见，员工组织支持感越强，越愿意进行绿色行为（例如，频繁的致力于绿色行为、任何时候都支持绿色首创和创新的绿色行为）。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我们基于组织支持理论构建了员工绿色行为意向的因果模型。我们利用三个不同的项目对组织支持进行了测量，包括：组织对员工绿色首创的支持、组织对员工绿色行为提供的培训和组织对员工绿色行为提供的奖励，这比先前的研究更深入的剖析了组织对员工层面的支持理论。基于以上举措的员工组织支持感会正向影响其绿色行为意向。从实践来看，我国企业一般愿意对员工培训进行投资，而对绿色首创和绿色行为奖励的投资甚少，导致员工参与绿色行为程度较低。未来的研究应该集中于员工的绿色行为对企业年度绩效评估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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