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共8篇）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1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用好的制度选好人、用好人，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干部任用条例》把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方式，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体现了在干部选任机制上引入了市场化的竞争择优体系，进一步拓宽了选人用人视野，有利于促进领导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必然会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实现对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党政领导干部这一优秀的人才群体，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律，“流向”最需要、最适合、最能产生领导效益的职位。长时间来，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还没有真正实现人尽其才，其领导潜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干部任用条例》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明确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种方式，为运用市场机制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提供了更大的创新空间，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营造了良好环境。

通过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变过去的“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充分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拉到赛场溜一溜”，“马”的能力如何即见了分效。这有利于组织部门更好地发现和使用干部，拓宽识人选人视野，促进干部合理流动，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批干部凭自身能力和本事，走上了合适的领导岗位，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变过去封闭式、神秘化的操作方式为“在多数人中选人”和“由多数人选人”的“阳光”作业方式，把整个干部选任过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强了干部选任工作的透明度，打破了“熬官者”的梦，阻断了“跑官者”的路，封闭了“买官者”的门，扩大了选人用人民主，有利于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通过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变过去临时考察任用干部为建立完善后备干部库，使一批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中暂时未进入公选和竞争岗位的比较优秀的干部进入了组织部门的视野，建立了后备人才档案，储备了后备人才资源。这不仅有利于尽早培养后备干部，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结构，更有利于增强广大干部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激励干部努力学习、参与竞争，从而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真正形成“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局面。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作为一种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方式，必须坚持和完善。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方面，认真实践，探索了一条干部选任工作的新的有效的路子，总结和推广了一些好的作法和经验。但是，由于这种择才方式必须通过量化指标进行取舍，因此在其具体操作上，还存在一些与干部选任工作的新形势、与“创造一个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如职位设置的适用性、命题内容的科学性、资格认定的合理性、考察结果的有效性等等，都需要不断加以完善。这些“不适应”性，一是容易导致“以分取人”、“唯考是举”的不良现象发生，一些人因“潜心”于复习，或者碰了“点子”等而进入领导岗位，实则“高分低能”，难以胜任领导工作。甚至个别人成为“考试专业户”，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二是在公开选拔条件中，一些职位的报考条件过分苛刻，如要求“全日制”学历、文秘专业而非中文专业等，导致了一些本来十分优秀的人才因此而被拒之“门”外，影响了干部选 任工作，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构建竞争择优的干部选任机制，形成一个既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有利于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科学机制，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工作重点。运用市场机制选贤任能，就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选人用人机制，彻底拆除干部选任的“门槛”，以才授职，把优秀干部配置到最能发挥作用的职位，使之发挥最大的领导潜能。在具体操作上，要在合理设置“公选”职位、提高命题内容的科学性、合理确定报名资格条件、完善考察方案和程序等方面认真加以研究，以增强考试的适用性，选准合格、合适的人才；在对应试者严格资格审查的基础上，要尽量放宽非原则性条件，对工龄、年龄、学历等条件可采用量化积分的办法进行处理，做到既不放松《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相应职位的任职条件和资格，又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要积极引入先进的人才测评理论和技术，努力创新考试手段，进一步规范考试方法，采取适当降低书本知识比重，提高专业技能、工作资历、工作实绩、应变能力等分值的办法，尽可能防止因试题片面、单一而导致的应试者“取巧过关”的现象，克服简单地把文凭和考试成绩等同于领导才能以致“以分取人”、“唯

考是举”的不良倾向；可引入“群众评价”机制，扩大选 人用人民主，把公选 对象置于群众中进行民主测评，克服“重考试、轻能力”、“重成绩、轻实绩”的现象；要采取不同层次领导职位统一考试和同一地方不同部门同一职级“联考”的办法，在公共理论科目相同的情况下，择优选择应试者进入专业科目考试和面试，以扩大参照面和选用视野；要打破人才的身份、地域等界限，以开放的人才观广揽人才，择优录用，真正形成“不拘一格”、“人才辈出”的局面。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为新时期干部任用工作的一种创新方式，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直接关系到党的干部路线的贯彻执行和整个干部队伍的稳定。因此，只有党委切实加强领导，组织部门认真安排部署，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完善，才能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干部任用条例》要求干部选任工作“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但不唯资历”，鼓励干部奋发有为、多作贡献；疏通了干部能上能下渠道，增强了干部选任工作的民主性、公正性、竞争性和择性。各级党政要克服“重使用、轻培养”的观念，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要以提高人才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目标，深化教育改革，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要改变人才培训由政府或单位单方投资的行政行为，推行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共同投资的机制。干部要视学习为一种工作方式、一种终身事业，为了工作而主动学习和培训是干部理所应当的自觉行动。要建立一支素质优秀、数量充沛的后备干部队伍，不断优化党政领导班子结构。要坚决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用市场激励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后备干部人才队伍。要确立人才资源开发观念，努力加强后备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学习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心得体会

近期，我局组织领导干部学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对于防止用人失察失误，严肃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于进一步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个人认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的出台，为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供了制度化武器，为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供了有力保障。对此，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期盼在贯彻落实上动真格、下功夫、见实效。

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是党中央针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在总结基层探索和创新基础上制定的，形成了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违规失责追究的监督链条。

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力。不抓制度执行，制度就没有效果；不抓制度落实，就等于没有制度。贯彻落实四项制度，我们要增强原则性、体现战斗性，敢于负责、敢于较真、敢于碰硬、敢于得罪人。对报告的事项要认真审核，严格入口监督；对民主评议的结果要充分运用，做到奖优惩劣；对查实的用人问题要纠正问责，不搞下不为例。要做好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的宣传，将有关执行情况在党内和向社会公开，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

监督、参与监督、支持监督。要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作为干部选拔任用检查工作和巡视工作的重要内容，真正做到有章必依、执行必严、违规必究。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是硬任务，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要有硬措施。我们要以落实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为契机，加大对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始终保持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在继续整治拉票贿选问题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买官、卖官行为，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要密切关注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新变化新动向，不管刮的是什么风，不管风从什么地方来，都要坚决抵制。要建立健全自查自纠机制，坚持有案必查、鼓励自查、上级督查。坚持实报必查、查实必究、失职追责。既要发挥查处的惩戒功能，更要发挥查处的教育功能，做到查处一起、通报一起、教育一片。

结合商务工作的实际，将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与“正风气提效能”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商务队伍建设。

一是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贯彻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党组议事规则，扩大党内民主监督，严格要求、规范自身行为，坚决抵制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勇于接受监督，做好干部选任监督各项工作。二是要建立健全合理的选任机制和科学的考评机制。要继续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选任机制，用可量化的、科学制定的工作指标衡量干部工作业绩，结合民主测评结果进行选拔任用，形成人人进取、创先争优的良性竞争局面。

三是充分发挥纪检部门职能，切实落实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在局党组的领导下，要把任用选拔干部作为述廉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进一步完善干部选用、考核、提名、审批环节的责任追究，完善考察标准和程序，切实履行好选人用人监督职责。

认真履职，切实贯彻执行选人用人制度——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

法规学习心得

来源:芜湖县法院浏览：2354次发布日期: 2012-05-25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

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反映了全党的愿望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中央集中出台的四项监督制度，是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进一步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不仅表明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而且也体现了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防止和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

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熟知、组工干部精通、一般干部了解的成效，在法院党组中心组集中

学习时把四项监督制度作为重点内容全文进行学习，会后参会人员结合各自分管工作静心撰写学习体会文章。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党组书记以上党课的形式，进行了专题培训和学习，增强干警

们贯彻执行“四项监督制度”的意识和对选拔任用干部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以法

院网和信息宣传简报为载体宣传学习教育活动，通过不同形式的学习教育，从而为提高选人用人

公信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每学一次都加深了对干部选拔任用各项政策

法规的理解和认识。当前我院正在开展的政法干警司法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与深入开展整治用人

上的不正之风教育活动和四项监督制度政策法规的学习的有机结合，为进一步匡正审判机关选人

用人风气、防止司法腐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审判机关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一名组工干部，必须协助好党组选准人，用对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审判机关队伍的纯洁性、才能确保司法权的正确行使，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忠诚、廉洁、公正、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

必须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党性意识强的法官去践行。如何培养、造就一批这

样的人才？如何选拔出优秀干部？如何使用这样的干部？事关我们所在的部门和从事组工工作的干部对政策法规学的有多深，用的准不准，干的实不实，组工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工作实践

能力决定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发挥的究尽有多大。通过学习，打开了我思考的大门，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才是匡清用人风气，提高选拔任用公信度，增强群众满意度的基本保障，为此组

工干部首先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认真研读四项监督制度，增强贯彻落实四项监督制度的自觉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作为干部选任工作具体承担者的组工干部，务必熟练掌握“四项监督制度”的具体规定，先学

一步、多学一些、深学一层。要有精研细读、反复揣摩的“钻劲”，逐字逐句地学、分章分节地学、前后联系地学,全面、准确地把握制度的精髓，在熟知制度、吃透精神上做文章，增强自己的履

职能力。在思想上要加强认识，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把贯彻落实四项监督制度作为深入整治用

人上的不正之风的重要任务来抓，不仅做到入脑入心，还要外化于行指导实践，真正做到领导干

部重点掌握，组工干部熟练掌握，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掌握。

二、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做四项监督制度的坚定执行者。“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执行，在于落

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提高执行力，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就会陷入“制

度陷阱”的怪圈。在落实中要把选人用人各项政策法规作为当前正在开展的政法干警司法核心价

值观教育活动的一项内容，找准组工工作是为审判机关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保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在考察干部提拔使用时，组工干部要坚持全面识人、科学选人、正确用人，大力选用政治上

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防止简单以票取人、重过程不

重结果和唯年龄、唯资历选用干部等倾向，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全过程接受群众的监督，营造

良好的监督与被监督的氛围，形成合力共同树立审判机关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格局。

三、切实增强贯彻四项监督制度的影响力，提高公信度。“四项监督制度”针对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在总结基层探索和创新基础上制定的，形成了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违规失责追究的监督链条和体系，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条具体条文，都相互联系、细

致周全，被誉为是对加强干部选任监督工作、防止用人失察失误、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重要性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对此我们在选拔任

用审判机关的干部时要坚决杜绝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不正之风。将四项监督制度贯彻到每个环

节，增强威慑力，正确把握界限，做到选人有标准，用人有尺度，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现象，在选人用人上宁缺毋滥，真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四、积极履行好岗位职责，提高群众满意度。四项监督制度为正确选拔任用干部筑起了“防

火墙”，注射了“预防针”，为组工干部戴上了“紧箍咒”，时时提醒我们要有“如履薄冰”之感，慎始

慎终，认真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为党组选人用人起着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在选拔干部

时首先考虑到是一种责任，要把握好每个节点，关注每个细节，将关口前移。在选拔干部时严格

规程，做到公开透明，要紧紧围绕干部的提名推荐、考察酝酿和研究任用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明

确细化责任主体及相应的责任，《责任追究办法》划分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5类责任主体，界定了39种责任追究情形，对组工工作来讲，树起了“警示牌”、架起了“高压线”，因此，组工

干部要严格按照四项监督制度的要求，遵循选人用人的规定与程序，科学行使选人用人的权力，以最坚决的态度同选人用人不正之风作斗争，维护选人用人制度的严肃性，通过我们的认真履职，使四项监督制度落到实处，提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

四项监督制度的出台，最终目的是为了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带瑕疵，选拔任用的干部在使

用时不出问题，选拔任用的干部做事不出事，为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供了有力武器。作为

法院的政治处，要带头学习好、宣传好“四项监督制度”，抓好贯彻实施工作，确保干部选任原则

不动摇，标准不走样，程序不变通，纪律不放松，努力营造芜湖县法院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为芜湖县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司法队伍。

学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心得体会之六

上传时间：2010-09-16作者：

芜湖县残联理事长李从赋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快发展，千关键万关键，干部最关键。为切实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县委组织部开展了学习贯彻干部任用工作政策

法规集中教育活动。通过近期领导辅导、自学读本、网上学习、同事交流，我深感此项活动的开展，是加强对选人用人权力监督的重要举措、根治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锐利武器、强化选人用人全过程监督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履行职责、强化监督，选准用好干部发挥重大作用。作为部门负责人，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基础

上抓好落实。下面，浅谈一下自己学后认识以部门领导如何抓好落实的一点思考。

一、对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的学习和理解

1、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抓住了群众关注点，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重要举措。选人用人公信度是当前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近年来，通过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选人用人的公信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少数地方和单位，还存在一些严重损害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做法。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制定了与之配套衔接的3个试行办法，形成了一套遏制用人腐败的“组合拳”。这套“组合拳”，既突出了干部选拔任用中需要监督的重点对象和特殊情况，又强化了总体监督。学好用好这套“组合拳”，对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具有重要意义。

2、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突出了重点对象，能够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压力感和责任感。选拔任用干部，主要领导干部和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往往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对他们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容易出现用人腐败问题。目前，我们党对于如何选拔任用干部有明确的规定和程序，但由于缺乏事后责任追究，致使一些人不怕突破规定、违反程序。《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针对选人用人中的违规违纪、失察失误等问题，明确规定应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干部考察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等等。这就抓住了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关键人员，将他们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监督，可以

促使他们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真正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3、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注重了特殊情况，有效体现监督工作的特殊性和针对性。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一些特殊情况往往会成为用人腐败滋生的温床，也容易成为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在离任前提拔、调整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越级或者破格提拔干部；一些领导干部因被问责受到组织处理后又被重新任用；一些领导干部的身边工作人员被提拔任用；等等。这些情况不一定就违规违纪，但因为有其特殊性，容易引起干部群众的猜测和不满，因此更需要加强监督。对这些特殊情况，3个试行办法中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或要求书面报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经批复同意后方可进行；或要求在作出决定前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这有利于上级有关部门及时跟进、加强监督，防

止其中出现用人不正之风。

4、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强化了总体监督，有利于从根本上保证选好用准人。形成用人上的良好风气，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既要着眼于特殊情况，加强一时一事的监督；也要着眼于日常工作，加强总体监督。3个试行办法中的《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规定，地方党委常委会每年向全委会专题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民主评议；《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规定，市县党委书记即将离任时，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对其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这些举措，可以促使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时时注意、处

处留心，真正为党的事业选好人、用好人。

二、县直部门负责人如何贯彻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的一点思考

1、要扮好角色，做严于抓落实的表率。对于我们县直部门负责人来说，既是制度的执行者，同时也是被监督者。学习贯彻好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我们要扮好两种角色：作为执行者，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认真学习理解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严格执行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作好表率，树好领导干部公道正派新形象。作为被监督者，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的规定，应该做的绝不疏漏，不能做的绝不越雷池一步，需要改进的及时整改到位，努力做到干部选拔任用的每个环节都能摆得上桌面、经得起检查、承得住舆论。

2、要树立正气，做敢于抓落实的表率。首先要有勇气。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明确提出了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不正之风进行战斗。用“战斗”两个字，可见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这要求我们应具有不畏挑战、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勇气。否则，制度落实就会成为空话。其次要能顶住压力。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打招呼的、说情的。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动真碰硬，自觉地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拢。再次要能守得住底线。对于我们部门负责人来说，底线就是执行制度不走样、不打折。

3、要突出重点，做善于抓落实的表率。首先，抓住重点内容，改进工作。我们要在学深、学透的基础，根据工作需要学习重点内容、重点环节，主动找不足、找差距，及时制定整改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做到在检查中加深理解，在整改中加强落实。其次，要结合实际，推进创新。这些干部任用工作政策法规也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创新空间，我们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针对工作实际，细化具体操作办法，创造性抓好落实。第三，进一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众所周知，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执行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制度执行效果的好与差。我们县直部门负责人一定要不断加强修养、提升能力，为高效落实制度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为

组织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2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证券市场,政府监督

2011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确定了我国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稳健”。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到稳健的变化, 也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政府通常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在我国, 金融体制比较集中, 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操作对金融机构有很强的约束力。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来增加货币供应量, 加强信贷控制, 从而能够对证券市场进行动态地调整, 促使证券市场可吸纳的资金量稳定且适度地增加。稳健的新货币政策给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和挑战, 要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光依靠市场本身的调节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政府的参与和调控。

一、证券市场中政府监督存在的问题

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依赖于通过政府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 以保证证券市场有效运行, 从而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但在我国市场经济还未完全成熟的今天, 政府监督大部分还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 这导致政府监督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在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中, 既存在过分介入的方面, 又存在投入力度过小的方面。

(一) 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对市场选择介入力度过大

经济转型以来, 我国资本市场领域发生了长足的发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对证券市场的监督和调控中, 政府仍大量使用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手段。

1. 忽视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督。

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督基本上是行政监管为主, 自律监管未被广泛采用, 政府监管部门对自律监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各个证券市场主体并未被政府允许拥有“自律”权利, 政府以其特殊权力优势和地位对证券业协会的活动进行干预, 导致证券业协会的独立性较差。

由于政府的过分强制干预, 致使证券市场的主体无法行使自律的权利, 使政府无法看见或触及一些“问题角落”, 最终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在新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 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运行也遭遇到来自政府方面的过分干预。

2. 政府信用取代市场信用。

我国的证券市场, 从制度制定到运行, 整个过程中都渗透着政府的意图, 体现着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在其中的参与意见大过了市场自己的选择意愿, 政府的选择取代了市场的选择, 使得市场机制对市场信用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这种由政府信用取代市场信用的现象, 带有极大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

目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依然不自觉地以行政手段为主。中央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时, 一系列相关的货币、财政政策随之会颁布并加以实施到证券市场中去, 这时, 政府的意识和价值取向将取代部分的市场自由选择。

(二) 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对中小投资者的关注力度过小

政府在对证券市场的调控、监督过程中, 往往犯下“过分干预上市公司”而“过分忽略中小投资者”的错误。

1. 忽视证券市场中信息的披露和审查。

在证券市场上, 许多中小投资者的信息不及时、来源窄、可靠性差, 信息的不对称使他们处于劣势而在证券市场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政府的监督工作往往在这一环节上有所缺失, 使许多不良公司趁虚而入, 利用中小投资者的信息劣势来操纵证券市场, 最终导致中小投资者遭受极大的损失, 同时也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健康运行。

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 中小投资者会承受更大的交易风险, 政府的监督工作应覆盖到证券市场信息审查和发布的范围中去。

2. 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过小。

我国目前有关证券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不健全。在错综复杂而又职权不清的证券监督中, 中小投资者在遭受到不法侵害时其赔偿往往得不到实现。政府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投入力度过小, 这是政府监督过程中失职的地方, 它让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造成一定的市场恐慌和混乱。

二、证券市场监督过程中政府职能错位的原因

(一) 政府的监督理念不健全

在政府的调控和监管下我国证券市场得到快速地成长,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不可忽视的是, 由于我国政府在认识上仍旧存在偏差, 致使证券市场在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1. 计划经济体制残留的陈旧理念尚未清除殆尽。

我国证券市场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阶段。证券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 理应由市场经济的手段方式来进行运行, 但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时期, 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理念仍然无法立即摒弃。在进行宏观调控时, 政府难免会不自觉地过度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

2.“保护消费者”的理念尚未建立。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国际证券监管最重要的理念与做法, 但在我国, 这种理念尚未完全树立起来。由于受到错误理念的影响, 中小投资者往往被政府忽视, 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过小, 致使政府在应“有所为”的领域出现失职现象。

(二) 政府的监督体制不合理

1. 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监督的组织结构不合理。

我国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职能的机构是证监会, 而证监会存在着不合理的结构设置。证监会的三级监管体制下, 没有下属的监管机构, 这种结构设置使政府监管出现了漏洞和真空。这种状态下会出现两种现象, 一是政府无法察觉证券市场中许多问题;二是政府对已察觉的问题无力解决。例如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力度不够的问题。

2. 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监督的问责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的证券市场管理中缺少有效而必要的监督和问责制度。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 工作失误造成的决策错误或执行偏差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只有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有受贿等违纪行为才会受到刑罚处罚。

在这种缺乏健全的问责制度的环境中, 很容易滋生各种滥用职权、低效率的现象, 最终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 政府的监督权力配置不合理

1. 政府管理者的权力过大。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尚未清除殆尽、政府在证券市场监督中机构设置不合理, 导致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力分配极度不合理。在证券市场活动过程中, 证监会凭借其权力后盾强制干涉众多的市场活动事物, 在干涉活动中呈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架势。

2. 行政执法权相对不足。

证监会在实际工作中又缺少了一些必要的执行权, 在与多个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交锋时, 还往往会出现职能交叉的尴尬局面。权力分配的不合理, 不利于监管部门提高执法效率、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证券市场和政策运行。

三、完善证券市场中政府监督的建议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 中小投资者更需要政府的关注和保护, 证券市场也需要更多的自主空间去发展。针对以上找出的问题, 本文归纳了三部分的建议措施:

(一) 树立科学的政府监督理念

理念的错位往往是政策行为失误的重要根源之一, 因此, 要解决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大和对中小投资者关注度过小的问题, 就必须从理念的转变入手。

政府监管机构必须要建立起现代的市场经济理念, 树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观念。政府监管机构要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作为自身不可推卸的职责, 以公平、公正的对待证券市场参与者, 于此同时, 还要不断地学习国外证券市场成熟的监管经验, 提高自身的管理监督水平。

(二) 设立合理的政府监督体制

我国证券市场中监督体制的不健全导致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出现了“监管真空”的问题, 其中问责制度的不健全成为了整个监督体制中较大的漏洞。

有学者提出, 要完善政府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监督体制, 应首先从建立健全的决策监督制度入手。通过依法制定相关的决策监督制度, 来保证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运行做出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 这样有利于政府提高政策效率、减少政策失误、杜绝政策腐败。其次是要完善问责制度, 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决策人的身上, 同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严格细化责任人的职权。问责制度的完善, 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机构和决策人的责任意识, 从而避免非科学、错误决策的出台。最后, 政府要逐步完善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督制度。政府在错综复杂的市场调控中也会出现政府失败, 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督, 光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政府在完善自身的监督体制的同时, 必须在政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帮助证券市场建立起自律监督制度, 并授予其足够的权威, 最终建立起一个由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相结合的监督体制。

(三) 配置合理的证券监督权限

上文已经提到, 政府监督中的权力配置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即政府管理者权力过大、政府行政执法权相对不足。合理配置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督权限将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问题。

首先, 政府应从监管部门的权力结构设置进行检讨。陈旧的计划经济观念、不合理的权力划分都应逐步被清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动态的、适度的市场监管机制。其次, 适当扩大行政执法权限, 解决证监会调查取证难和执行处罚难的问题, 树立监管部门的执法权威, 提高执法效率。

在新的政策形势下, 中小投资者更需要政府为其投资活动做出方向性的指导, 证券市场也需要政府对其发展管制适当的放松, 对其监管职能加强。总之, 伴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会不断地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1]白莹.论在证券监管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J)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06 (1) .

[2]蒙亲绒, 刘树林.我国证券市场中政府监管职能的转变分析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17) .

[3]白莹.论在证券监管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J)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06 (1) .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3

关键词：创业资金；财税政策；融资政策；监督机制

一、引言

自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以来，我国大学生创业掀起了新的热潮，创业队伍不断扩大，创业领域不断拓宽，然而相关创业保障与监督政策却并未得到相应的完善，存在不科学、不系统、形式化的缺陷，尤其是针对创业资金政策，一方面现有资金扶持政策多为鼓励性规定，规定较为模糊，难以真正落实，另一方面相关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政府资源的投放无法发挥高效作用。以杭州市为例，作为最早一批开展创新创业的地区之一，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发展较快，但资金短缺问题依然是多数大学生创业企业遭遇瓶颈的重要原因，但现有资金扶持政策比如大学生无偿资助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等存在较大局限性，操作性较低，下文将进一步进行研究与分析。

二、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金保障与监督政策现状与缺陷

（一）财税政策

1.税费优惠政策

目前杭州市主要的税费优惠政策包括开通办事绿色通道、不同程度上减免各类企业所得税与营业税、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减免企业登记类、证照类、管理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创业成本，但是税收减免时间过短、起征点较低、减免额度有限、征税程序繁杂，导致税收减免并未真正缓解大学生创业资金压力的问题。

2.补贴优惠政策

针对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运营成本，杭州市政府也出台了系列政策对大学生创业企业给予补贴或奖励，主要有房屋补贴、会展补贴、孵化器优惠补贴、专利奖励等，但是补贴力度较小，申请手续未有统一的规定，在政策落实上有一定难题。

（二）融资政策

1.创业资助政策

目前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助政策仅有2014年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布的《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助资金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在杭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可以申请2万到20万不等的无偿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初创企业启动难题，但该办法规定较为模糊，对资助流程与后期监督并未作详细说明，申请资助门槛较低，申请额度偏低。而像“雏鹰计划”、“青蓝计划”等资助项目，虽然额度比较高，但是对大创企业的资质要求也高。[1]在政府对创业项目资助过程中，其对事前审查与监督力度不足，导致“虚假创业”现象频发，同时低额的资助金额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学生创业企业资金问题。

2.创业信贷政策

杭州市关于大学生创业的贷款政策呈现碎片化现象，缺乏一套完善的大学生创业信贷实施办法。《杭州市大学生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规定大学生创业项目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20万元，而近期出台的《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将小额担保贷款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3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研发或文化创意类项目，最高贷款额度可提高至50万元。信贷政策的放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较大支持，但我国大学生创业企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担保限制依然过于严格，政策难以真正适用。

三、完善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金保障与监督政策建议

（一）拓宽资金渠道，加强扶持力度

1.调整税费优惠政策

首先，应当调整减免时间，给予大学生创业企业以更长的免税期和减税期。其次，应当提高减免额度，降低大学生创业征税额度，给予更多资金调配空间。再者，应当简化征税程序，放宽管制，实行多税种联合征收或征税程序性材料简化等方式。第四，应当提高起征点，从而扩大减免税费的范围。第五，调整税收减免对象范围，根据大学生创业不同产业特点，调整税收减免相关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其他高社会效益的产业加大税收减免力度，鼓励发展。

2.拓宽创业融资渠道

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现有无偿资助制度与创业信贷制度，将资格审查、程序规范、实施流程、款项监督等环节书面化、系统化，将两项政策落到实处，并适当调整其资助与贷款额度，使大学生创业企业有更充足的存活资金。此外，单纯的政府资助模式并不能满足创业市场的大量需求，必须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支持创业活动。第一，增加融资种类，鼓励项目与风险投资机构、天使投资人、其他民间投资者对接；第二，发展壮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建立眾创投资基金，探索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工作。

（二）构建监督机制，促进运行规范

1.严格事前审查

政府应当在创业无偿资助、商业贷款贴息、创业信贷等方面设立严格的准入审查制度，明确大学生创业的主体资格，规避利用大学生创业骗取政府资金的行为。此外，通过事前审查，有效建立大学生创业信用系统，为其进行商业信贷提供信用证明。

2.加强过程监督

政府应当建立科学的监督标准、方法和要求，对大学生创业无偿资助资金进行全程性的监督，加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和抽查考评的力度，明确其资金使用是否与立项计划相适应，资金管理是否合理有效，保障资助资金使用效率，[2]并将监督结果计入信用系统，由此有效减少“虚假创业”现象。

3.强化事后监督

根据事前审查和过程监督所建立的大学生创业信用系统对创业者设立一定奖惩机制，对高效利用资金资源者进行奖励，对虚假滥用政府资金者进行警告等惩罚措施，建立科学的逐级惩罚制度，确立资源回收再利用机制以提高资助源的利用率。[3]

参考文献：

[1]葛宝琴，张新其：《关于杭州市大学生创业政策的评析与展望》，载《创新创业》2014年第6期，第62页。

[2]张琪，郑伊玮：《大学生创业的保障与监督机制研究》，载《现代营销》2015年第3期，第82页。

[3]李蔚：《论大学生创业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年8月第8期，第34页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4

第二十五章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a型题]1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制定的主要依据是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d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e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答案2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适用于 a 所有从事药品购销的单位和个人 b 从事药品批发的单位 c 药品零售药店 d 医院门诊药房 e 医院急诊药房答案3 对重大、复杂的违法药品经营案件的组织查处单位是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b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d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e 国家技术监督局答案4 药品生产企业只能销售 a 任何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药品 b 个人承包的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药品 c 合资企业生产的药品 d 本企业生产的药品 e 转销经营、批发企业的药品答案5 药品生产企业可将药品销售给 a 无《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的单位 b 无《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的单位 c 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单位 d 有《医疗执业许可证》的个体诊所 e 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单位答案6 药品零售连锁店及其各连锁店关键应 a 分别取得《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 b 总店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即可 c 各连锁店取得《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 d 分别取得营业执照即可 e 药品gmp证书答案7 中药材专业市场只能销售 a 化学药品 b 中药饮片 c 生物制品 d 中成药 e 中药材答案8 已获《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进口药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国外制药厂商须选定 a 医院的药房 b 药品生产企业 c 药品零售店 d 中国合法的进口药品国内销售代理商 e 药品批发商店答案9 经销进口药品的国内销售代理商必须 a 向卫生部备案，备案事项如有变更，必须办理变更手续 b 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备案事项如有变更，必须办理变更手续 c 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备案 d 向社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e 向国家技术监督局备案答案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5

学习心得体会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关系民心向背和事业成败。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是提高干部任用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必须毫不放松、常抓不懈。近期，按照省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积极参与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政策法规集中教育活动，认真阅读了省委组织部《开展集中教育活动致领导干部的函》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集中教育活动学习材料》，感受颇深，现浅谈三点体会。

一、深刻理解强化学习的重大意义

10年前，国家颁布实施了《干部任用条例》，2年前，国家颁布出台了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这些条例和制度是我党新时期下对干部言行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新要求，是与时俱进的时代产物，对于进一步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年，是我省深化和拓展严肃换届纪律工作之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专题学习相关选人用人的制度法规，对于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专题学习是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保障十八大代 1 表顺利推选和换届的顺利进行，前不久，中纪委、中组部下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换届纪律须知》和《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案例选编》等学习材料，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自觉遵守、严格执行。应该说，学习这些制度条例，既是这一时期我们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一项神圣的政治任务，也是我们一次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具体实践，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自上而下全面自学检查的难得机会。在这前后，省委组织部适时启动开展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集中学习活动，就是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契合了这一氛围，必将把我省科学选拔任用干部的水平推上更高层次。

第二，专题学习是现实需要。安徽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进入一个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关联度和信息的共享度很高，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统筹协调推进，需要很多行业领军人物带领各自优秀团队在各自领域建功立业，这要求任何一个节点和环节都不能滞后和延误。而我认为，所有环节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选人用人。这次，在全省范围各个行业内开展专题学习活动，就是为了提高领军人物严守组织人事纪律的意识，为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筑牢思想防线，努力把更多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各个行业的重要位臵，共同为“三个强省”和美好安徽建设作出贡献。

第三，专题学习是自我提升。按照省市党代会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继沪宁杭之后的现代化新兴中心城市，并朝着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方向迈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有一支高素质的 党员干部队伍作为领导保障，需要我们有若干支行业精英队伍作为智力保障；实现这两个保障，需要我们不断强化干部人事工作，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特别是要强化干部工作监督，把“带病”的干部清理干净，最大限度保持干部队伍的纯净度和健康率。对于合肥而言，此次的专题学习，不仅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的一门功课，更是我们探索科学选人用人之路上的一场“及时雨”，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学习会有助于我们把更多的优秀人才选拔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有助于我们汇聚更多智慧力量投入到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的伟大实践中。

二、牢牢把握监督工作的关键环节

这次集中学习收获很多，特别是对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清晰的把握。下面，就如何更好推进监督工作，简要谈三点看法：

第一，把坚持原则作为第一要务。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任人唯贤必须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不管是谁，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应当选拔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德才兼备”是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相统一，即政治态度、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和专业知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的统一。德与才是相互依存，一个人有了德行，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工作中尽心尽责，实事求是。如果只是有德而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领导能力，也会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一是有法可依，要根据干部人事工作的实践需要，加强立法工作，不断 完善干部人事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有法必依，在干部任用中，凡是涉及法律的事项，都必须严格按规定办理。三是执法必严。严格执法，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四是违法必究，对一切有法不依或违法违规任用干部的，坚决予以纠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公开”是前提，只有坚持公开，才能使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避免“暗箱操作”，强化社会对干部任用的监督；“平等”是基础，只有坚持平等，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认同；“竞争”是手段，只有坚持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资源；“择优”是结果，只有坚持择优，才能最大限度地选拔出党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

第二，把环境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重要保障。只有通过营造风清气正、无污染的选人用人环境，才能形成适宜干部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优秀人才才能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近年来，合肥就是牢牢把握这一关键，围绕贯彻落实四项监督制度，出台了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议”、干部选任工作全程记实、干部提任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区委书记用人行为等多个规范性文件，制定了从严管理干部的《实施意见》及7个配套文件，构建了事前预警、提前报告、任前公示、举报查核、拉票查处的“三前两查”干部监督链条，确保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下一步，要重点抓好以下三点：一要把握一个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做到任前认真“体检”、确保不带病上岗，做到岗上认真“保健”，确保 岗上不生病。二要转变一个观念。变“伯乐相马”为“赛场竞马”，变“独角戏”为“集体舞”，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将选拔干部的初始提名权交给群众，逐步实现从封闭式的“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向开放式的“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的根本转变。2010年，我市公推竞职9个重要岗位县处级干部，采取了非结构化面试、全部外聘评委、观众现场提问、大屏幕现场直播、全程差额、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任用等创新做法且备受好评，被誉为竞争性选拔的“合肥模式”。三要完善一个制度。健全完善信访举报制度，加大举报受理和查核力度，认真查核干部个人的违规违纪问题，做到查实一起、处理一起、追究一起。

第三，把群众监督作为重要关口。毛主席曾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曾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如果党和政府不受监督，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这些精辟论述，无不深刻的反映一个道理，任何一级党组织、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臵，真正把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建设成群众满意工程。要坚持把群众公认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作为检验干部选任工作的基本标尺，把群众监督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关口，大力选拔为民用权、为民办事、为民谋利的干部，大力选拔对群众有深厚感情、与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工作拿手的干部。无论是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还是日常干部调整配备，都要认真落实干部群众对干部选任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让干部群众广泛参与进来，群众不认可的，一律不予提拔使用，群众认 可的，可以破格重用。今年2月，我市采取公推的方式对空缺的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等11个正县职领导岗位进行了提名，把选人用人视野扩大到全体符合条件的人选，最终确定的人选都是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三、全力落实专题学习的精神实质

检验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落实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政府工作而言，关键就是抓落实，这其中就包括制度法规的落实。落实好这些监督制度，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严于抓落实。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既是制度的执行者，也是被监督者。学习贯彻好这些干部任用监督工作的政策法规，我们要着力扮好这两种角色。作为执行者，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认真学习理解并严格执行政策法规，作好表率，树立形象。作为被监督者，我们要牢牢记住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应该做的绝不疏漏，不能做的绝不越雷池一步，需要改进的及时整改到位，努力做到干部选拔任用的每个环节都能摆得上桌面、经得起检查、承得住舆论。

第二，敢于抓落实。干部任用工作监督政策法规明确提出了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不正之风进行战斗。“战斗”二字足以体现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树立正气。坚定不畏挑战、攻坚克难的信心，同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否则，制度落实就会落空。要顶住压力。制度执行中，肯定会遇到说情打招呼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动真碰硬，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要守住底线。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底线就是执行制度不走样、不打折。第三，善于抓落实。要在学深、学透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实际，主动找不足、找差距，及时制定整改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做到在检查中加深理解，在整改中加强落实。要结合实际，主动创新。合肥的干部向来具有创新精神，合肥的干部在建设滨湖大城市的伟大实践中也练就了一身善于创新的本领。从学习中，可以看出这些政策法规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创新空间，我们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针对合肥实际和工作实际，细化操作办法，创造性抓好落实。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众所周知，制度要靠人来执行。执行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制度执行效果的好与坏。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加强修养、提升能力，为高效落实制度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为组织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保障。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6

最近，通过认真学xxx中组部近年来出台的干部选拔任用及干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认真做答《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知识测试卷》，本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的基本内容，对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的精神实质有了深刻领会，现将自己近段时间以来的学习心得体会总结如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党的十七大向全党提出了提高用人选人公信度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匡正选人用人之风，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问题。”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满意度、提高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满意度。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让全党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这反映了全党同志的愿望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也是对干部监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之年，更是十八大换届之年，深入贯彻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及干部监督工作的政策法规，对于促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提高对《干部任用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自觉性，严格依规章办事；对于防止用人失-1-

察失误，严肃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于进一步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干部工作是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做好干部选拔及干部任用监督工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构筑干部队伍的“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关系到民心向背和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我认为，做好干部选拔及干部任用监督工作需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是切实提高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能力。凡是涉及法律的事项，都必须严格按法律的规定来办理；凡是已有的有关干部人事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必须依照其规定的原则、标准、程序、纪律办理。要坚决按照规定办事，严格把关，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对一切有法不依或违背法律规定任免干部的行为，都必须坚决纠正，对违法情节严重的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是不断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水平。在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注重实绩；要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干部的才能和品德；要坚持群众公认，在干部工作中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坚持注重实绩，既要看经济效益，又要看社会效益；既要看看近期效益，又要看长远效益；既要看局部效益，又要着整体效益；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

三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公开是前提，只有坚持公开，才能使广大群众参与进来，才能避免“暗箱操作”，加强社会对干部任用的监督；平等是基础，只有坚持平等，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的一致认同；竞争是手段，只有坚持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资源，不断提高我国公务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择优是结果，只有坚持择优，才能最大限度地选拔对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才，才能选拔出党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

四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制度建设，积极开展组织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建立“上评下、下评上、横向评、纵向评”的多视角评价体系，把干部群众对干部选任工作和治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准和改进工作的依据，切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要综合运用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现有手段，健全完善信访举报制度，加大举报受理和查核力度，认真查核干部个人的违规违纪问题。认真执行立项督查制度，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增强制度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做

到查实一起、处理一起、追究一起。要坚持推行并不断完善干部任前联审、干部选任全程纪实等制度，使提名、考察、决策等各个环节有据可查，防止不履行程序、简化程序、变通程序现象的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总之，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要做到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使选人用人的重要方面、关键环节都纳入监督范围，都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反映了全党同志的愿望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体现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的坚强决心，必将推动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沿着更公开、更透明的轨道前进。

政策法规与监督科 篇7

《意见》明确了省地县补贴实施监管重点。作为一项选择性政策, 组织实施农机购置补贴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把落实好补贴政策作为一项头等重要的工作任务和政治任务, 与财政、纪检监察部门密切配合, 实行常态化监管, 以监管促规范、以监管促落实、以监管促廉政, 确保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原原本本落到实处、补贴实惠不折不扣兑现到农民。《意见》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省、地、县三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的主要监管职责, 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制定监管督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重中之重是督促基层全面落实农财两部的各项规定, 组织调查处理举报投诉;地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重点加强所辖县补贴实施方案审核、补贴机具抽查核实等工作;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重点核查农民实际购机情况, 防止套补骗补, 对补贴额较高和供需矛盾突出的重点机具要组织逐台核实, 做到“见人、见机、见票”和“人机合影、签字确认”, 加强县域内农机经销企业的日常监督, 发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上报。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信息公开。要在巩固已有公开渠道的基础上拓展创新, 重点推进部、省、市、县四级农机购置信息公开网站专栏建设, 确保2013年年底前各级补贴专栏全部建设完成。省、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在同级补贴专栏网站公开补贴实施方案、补贴额一览表、支持推广目录、补贴经销商名单、补贴工作程序、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 至少每半月公布一次各县 (市、区) 补贴资金使用进度, 及时在县级人民政府网站以公告的形式公布本年度享受补贴的农户信息和补贴政策落实情况, 并确保5年内能够随时查阅。

《意见》强调要坚决杜绝在执行管理制度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要求各地贯彻执行农财两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及年度实施指导意见等重要实施文件, 严格遵守“补贴产品推广目录制、补贴经销商生产企业自主选择制、管理过程监督制、受益对象公示制”“三个严禁、四个禁止、八个不得”等制度规定。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坚决杜绝以本地区情况特殊为名, 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农财两部管理制度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重拳打击各类农机购置补贴违法违规行为, 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经销商及时列入黑名单并予公布, 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生产企业及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的机具要及时取消其产品的补贴资格。所辖行政区域内发生严重违法违规案件的, 建议当地政府追究有关人员责任。针对政策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和案件, 逐个环节、逐个岗位地查找易产生腐败行为的风险点, 着力构建制约有效、实施便捷的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深入开展延伸绩效管理, 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资金分配适当挂钩。

列宁与斯大林：监督与反监督 篇8

十月革命前，列宁设想的国家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其特点是各级官员选举产生，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罢免，官员的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平均工资，全民武装（以民兵取代常备军）。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体上就是这样。马克思这里说的专政主要不是暴力，而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民主管理模式。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很快全国进入内战，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巴黎公社式的国家连影子也没有。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官员任命制，由于经济遭到破坏，官员与工人的工资都处于低水平的粗糙的平均主义状态，有时甚至连工资也说不上，只能分到一份不足以果腹的口粮。但是由于需要专家，开始对专家实行高薪，打破了巴黎公社规定的薪金标准，以后又把这种高薪用于各级官员。巴黎公社的经验只剩下列宁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镇压一项。代表无产阶级实施专政的是党为数不多的几个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包括无产者、农民等都没有管理国家的可能。在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盛行的是强迫命令，是军事行政措施。官僚主义应运而生，国内出现各种官僚。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把官僚主义列入三大敌人之一。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号称“议行合一”，即行政与立法合一，但“议行合一”的结果是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都可以立法，政出多门引起混乱，不久即被实践所否定，还是实行苏维埃司立法，人民委员会司行政，议行分立。后人只是依据列宁的说法，不顾苏俄的实践，继续肯定所谓“议行合一”的说法。不过苏维埃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内战末期，农民反对粮食征收制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把全部过错都加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他们不反苏维埃，而反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不要布爾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1920年代初，列宁觉察到其中的弊病，提出党政分开，但只是说说，未见成效。如果说，在列宁时代人民委员会还能独立作出决定，那是因为人民委员会是列宁主持的缘故，而到斯大林掌权之后（1929年以后），由李可夫和莫洛托夫先后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已没有独立决定权。掌权的是政治局，而政治局里最后决定权属于总书记。

列宁时代，政治局人数很少，正式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1922年正式委员增加为7人），按字母顺序排位，没有头，即没有以谁为首的问题。政治局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列宁因病缺席，则由加米涅夫主持，是主持政治局会议，没有设政治局主席的职位。1922年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职务：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斯大林——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李可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继任主席；托姆斯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候补委员：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后来是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第一把手）；加里宁——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终身）；莫洛托夫——俄共书记处书记。

除政治局，还设有组织局，主管组织人事工作。1922年书记处新设了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这是书记处的总书记，是书记处的头，而不是全党的头。不过，这样一来，斯大林就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个职务于一身，用列宁的话说，拥有无限权力。政治问题可以立即转化为组织问题，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到了1930年代。政治局是核心政府，人数不多，但管整个苏联，还管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要不要对政治局实施监督

政府的各种问题事先都由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后来几乎事无巨细都需要政治局来决定。1922年从国外运来一船罐头食品，由于政治局没有作出决定，就一直留在船上，而莫斯科食品短缺，急需这批罐头。这是典型的苏维埃官僚主义，列宁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过，这不是某个官僚的个人问题，而是机制问题。笔者在1920年代末的一份档案中看到，某位医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提交政治局讨论批准。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治局专门讨论供应妇女需要的连裤袜问题。

有权就有可能被滥用，为对政权机关、经济机构实施监督，十月革命后曾陆续成立监察机构，先是成立全俄工人监察委员会，1918年1月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18年7月改组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也叫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由于工农检查院威望一直不高，根据列宁的建议，1923年起工农检查院同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合成一个统一的党政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

监察机构起初的任务相当于现在的审计机关，主要实施财务检查，后来的任务包括对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制度实施监督，改善国家的行政机构，反对官僚主义，等等。不过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查院工作并不能令人满意。

列宁关心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察监督，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他更关心的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对政治局的监督。当时经常出现党员犯罪被从轻发落的事，列宁不得不对此提出批评，可见党员的特权在那时候就存在了。

1920年，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年该委员会分为两部分，一个为中央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党的财务，另一个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当时规定中央监委委员不能兼任政治局委员，以保证监委的独立性。1920～1923年间中央监委没有设主席职务，由工农监察人民委员斯大林主管，1923年起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监委主席，任期为2～3年。

1927年党的十五大选出约12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人数太多了，不便于活动，就新建了一个主席团。那时频频召开该主席团与政治局的联席会议，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局不仅是党的，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但政治局建立以来没有提出和解决对政治局自身的监督问题，政治局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就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国家机关中存在，党的机关中也存在，尤其是看到从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不和有造成党的分裂的危险，因此病榻中的列宁口授了好几篇文章，谈论怎样改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问题。鉴于工农检查院“毫无威望可言”（《列宁全集》中有几句话：“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列宁想以党的机关的威望来提升工农检查院的作用，所以建议把它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合署办公。同时，压缩工农检查院的人数，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用“掺沙子”的办法改善这个机关——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人进入中央监委。列宁希望用改组的中央监委来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不过列宁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更想到对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监督问题，提出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委委员出席政治局，实施对政治局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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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建议的思路是：政治局需要监督，由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人出席政治局会议，检查政治局的文件，提出各种质询，等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应当是铁面无私的，不受领导人威望的影响，尤其是不能受总书记的影响干扰——虽然那时的总书记并非党内第一把手，但掌握的权力太大，列宁认为有必要在信中特别指出。

列宁建议找人接替斯大林

列宁特别提醒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还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矛盾冲突就始终不断。托洛茨基反对游击作风，主张使用旧俄的军事专家，建立一支正规军队，而斯大林支持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核心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坚持游击作风。斯大林多次违抗军令，不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自行其是。他们的冲突在内战结束后仍在继续。

1922年列宁病重不断休假，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抗列宁，如主张放松外贸垄断、主张用“自治化的方案”组建苏维埃联盟国家，坚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打压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辱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而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列宁保持一致。这样列宁不得不对中央这两个领导人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补充，认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换一个人接替，同斯大林相比这个人只要“较为耐心、较为谦恭（也译作‘忠顺’）、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就行。

历史证明，列宁的警告是正确的，1920年代联共党内出现的最大分裂正是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分裂。

斯大林见招拆招

列宁在口授他的“政治遗嘱”时，已病入膏肓，1923年3月口授最后三封短信后即一病不起，半身瘫痪，失语，再也不能介入党政大事了。斯大林从1922年起即非常关心列宁的健康状态，第一次中风之后，斯大林就此病询问医生，索取有关医学图书查阅，还两次专门去哥尔克观察列宁病情。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宁的病是无法治愈的，第一次中风之后接着还会发作，列宁“完蛋了”。列宁知道后曾愤慨地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但是，这时候列宁已经大权旁落，无能为力了。一些领导人表面上对列宁恭恭敬敬，把他神化，抬上天，实际上已经开始各行其是。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写成后即按照列宁的指示送往《真理报》。报纸主编布哈林不敢发表，斯大林支持他，借口是必须拿到政治局讨论。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促使文章尽快发表。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召开的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上，多数与会者不仅反对列宁提出的改革建议，而且反对发表文章。由于列宁坚持要看到刊载文章的报纸，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印一份刊有此文的《真理报》应付。

由于列宁的坚持，此文终于在1923年1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但是做了手脚。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于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对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真理报》发表时删去了文中提到“总书记”等字样。此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真理报》的文本刊载，直到第5版才恢复原样。

由于文章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国家机关，点了总书记，特别是谈到工农分裂问题，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委员们特意给各级党的组织发了一封秘密通告信：

不言而喻，列宁同志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且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没有把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纪录发给他。然而医生认为，鉴于他无法忍受完全不从事脑力劳动，允许他做写日记之类的事，他可以把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想法写下来，部分日记根据列宁同志本人的指示在报刊上发表。写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外部条件已经表明，此文中的建议并不是由于中央内部的某种纠纷引起的，而是列宁同志关于党在未来的历史时代中还会遇到的困难的一般设想。

除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季诺维也夫以外，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上面签署。发出时还附有斯大林的信，强调严格保密。这封通告信把列宁关于分裂危险的警告化为乌有了！

列宁提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特别强调增补进来的委员应是来自基层的没有沾染官僚主义习气的工人和农民。针对列宁这个建议，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乘机把自己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俄共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正式委员40人，候补委员17人。据党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分析，新增中央委员中有10人、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直接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干部，另有两人是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增的17名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另有3人是支持季诺维也夫的。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到50名正式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其情况与中央委员会大体类似。

列宁的建议变成了斯大林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措施，结果斯大林在这两个党的机构中开始拥有自己的多数，他所拥有的“无限权力”更加扩大了，足以对抗任何反对意见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在同反对派斗争中斯大林频频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以自己的多数打压反对者。列宁是希望通过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增加中央的稳定，维护党的团结，加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斯大林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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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隐瞒、曲解列宁的遗嘱

写有列宁各项建议的所谓遗嘱，即给代表大会的信，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十二大，他的信也未能在大会宣读，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早已看到或者知道列宁的信，但一直严格保密，直到列宁逝世之后，才在党的十三大以特别的方式传达。

1924年5月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出现一个令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驾马车”非常不安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列宁遗嘱”，即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 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这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列宁的信中点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武装起义问题上的错误，指出斯大林的严重缺点，要求把他调离总书记职位。列宁曾嘱咐，口授的信件必须严格保密。但12月23日的信，秘书福季耶娃违反规定当天就交给斯大林了。对24日信的补充，至少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也看到了。斯大林曾故作姿态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作为总书记，他不可能不知道。

1924年5月18日，代表大会开幕前5天，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等13个文件正式移交给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写明，列宁坚决要求在他死后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实际上在1923年5月底或6月初列宁的文件已经陆续送到政治局，而列宁逝世后立即成立了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不言而喻，其首要任务就是接受这批关系最高领导人命运的文件。所以克鲁普斯卡娅的移交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已。5月21日，大会开幕前一天，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了列宁的信。斯大林的秘书巴扎诺夫参加了全会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宣读遗嘱的情况。

宣读完毕，季诺维也夫接着讲话说：

同志们，你們大家都知道，伊里奇的遗嘱，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法律……但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说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分裂的危险。（巴让诺夫·波《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季诺维也夫，接着加米涅夫提议继续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加米涅夫说，政治局考虑到列宁的意愿，提出把列宁的这一文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的建议，不过政治局建议不要在全体大会上传达，而只在各代表团分别宣读。全会通过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会上除托洛茨基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反对向大会宣读“遗嘱”。全会最后通过如下决定：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受委员会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

根据这项决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宣读时禁止做记录，不进行讨论，在全体会议上不得引用遗嘱。宣读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以说明，说从列宁写这份文件起，党内状况有了重大变化，现在的主要危险已不是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顺，而是托洛茨基及其党徒的活动，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只会有利于他们。他们要代表们相信，斯大林接受了列宁对他的缺点的批评，斯大林也立即作出了保证。

对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本应当仔细阅读、深刻思考、交换意见的，然而仅仅是用耳朵听一遍，还不许议论。“遗嘱”未能中止或缓和党内斗争。

在决定总书记职务问题时采取了违规的程序。先由大会各代表团作出赞同保留斯大林职务的决定，然后中央全会“形成”这一实际上已经通过的决定。由于这种做法，斯大林似乎是直接从党的代表大会获得担任总书记的授权的，他在以后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因此大会不是限制，而是加强了斯大林的权力。

“三驾马车”在这次大会上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消除列宁“遗嘱”对他们的冲击上，限制列宁最后思想和主张的扩散，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这样就把列宁在信中提出的一系列其他建议，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建议，推到次要地位，甚至没有在十三大及以后的党的论坛上讨论。而广大普通党员除小道消息外，根本就不知道有列宁“遗嘱”一事。

列宁的建议并非组织决定，党的组织和个人自然有权拥护和反对。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列宁确实有先见之明，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建议是正确的。

偷梁换柱，斯大林的致命缺点成了优点

在俄共十三大开幕的前一天召开了中央全会，宣读列宁遗嘱后，斯大林在会上假惺惺地提出辞呈：“好吧，我确实粗暴……伊里奇建议你们找一个比我有礼貌的人。好吧，试试找吧。”斯大林当时的一位朋友在座位上喊道：“没关系，我们不怕粗暴，我们的整个党都是粗暴的、无产阶级的。”说此话的“朋友”不知是谁，也许到1930年代他会亲身尝试到不怕粗暴的滋味！

1927年10月21～23日召开联共中央联席全会，反对派再次提出公布“遗嘱”和执行列宁关于撤销斯大林职务的建议问题，斯大林被迫在全会上宣读“遗嘱”文本。

斯大林在会上做了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发言，在“几个小问题”一节中声称谁也没有隐瞒列宁的遗嘱，斯大林把列宁批评他“粗暴”的缺点变成“优点”：“一点不错。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最后斯大林提到他多次辞职的请求以及请求被拒绝的经过，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以前已经说过，是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斯大林这是在偷梁换柱：列宁批评的明明是对自己的同志粗暴，而不是对什么分裂分子的粗暴。

在中央和中央监委中形成自己的多数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频频召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以自己的多数打压人数较少的反对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在1930年代就很少召开这种联席全会了。不过中央监察委员会还继续存在，名义上它仍然有监督各级组织的职能。

列宁的监督思想全面落空了

为彻底摆脱监督，1934年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置，改为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兼任，取消其监督检查任务，而把其任务局限于检查执行党的决定的情况。从此以后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再受任何独立机构的监督了。

党需要监督，中央委员会需要监督，中央政治局需要监督，拥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总书记更需要监督，列宁提出监督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列宁指望把监督限制在党内，即让党内的一个机构去监督另一个机构，这还不是现代民主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内部分权的监督，广大人民群众无权也无法参与这种监督。斯大林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证明，这种党内监督是可以破解的，使之变质，为我所用。其次，列宁在最后时日提出的各项建议仅仅是设想。由于重病，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所以列宁的建议未能形成制度。由于没有形成制度，没有约束力，掌权的领导人仍然能够逃避监督，甚至废除监督。这是历史的悲剧。

列宁党内监督思想的落空，说明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吸引广大群众直接参与监督，使执政党不仅受到党内的监督，而且受到党外即全国人民的严格监督。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