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2024-06-09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通用7篇)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1

1关于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以免税方式从他国进口中间产品, 并将中间产品加工后出口到本国外的一种生产与贸易活动[1,2]。国内亦将加工贸易定义为:一国将进口的原材料、零配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优势, 将进口的物品加工后再出口, 以获得以外汇体现的加工费用。

我国利用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使得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 而进出口贸易凭借加工贸易的高速发展一跃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断推进, 人力成本不断提高, 现如今我国的人口红利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我国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因优势的消失而变得举步维艰。

统计表明, 2012年第一季度期间, 我国加工贸易增速不断下滑, 本文所探讨的加工贸易顺差达到874亿美元, 同比增长13.4%。其中, 出口1960.7亿美元、进口1086.6亿美元, 增速分别为6.3%和1.2%。一季度全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仅为7.3%, 凸显了我国外贸进出口处于低位运行阶段。而占到我国整体出口额近80%的沿海地区的基本都是各位数的增长。除福建外, 其他进出口贸易大省的出口额增速均大幅落后于全国平均增速。可见我国长期以来依赖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亟需转变当下不利形势。若要实现我国保增长的目标, 在刺激消费和政府大力投资基础建设的同时,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之一的进出口贸易迫切需要转型,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其升级过程中所需要的财政政策方面的优化研究。

2我国现阶段实施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增加政府购买, 利用其产生的政府购买乘数效应来增加国民收入或总产出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亦可以认为是:政府在遵循宏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 为达到一定的经济和政策目标而制定的指导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指通过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经常支出等手段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等目标。

政府支出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购买, 二是政府转移支付。税收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 税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我国的财政支出体系包括一般公共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一般性支出是惠及全民的;而经济性支出主要投向各大生产部门和企业[3]。从积极财政政策对工具的使用来看, 包括收入和支出两大类。收入方面主要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及国债等工具;支出方面的工具分为政府投资、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等几类。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可以划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实际产出和收入的潜在影响总和是扩张性的, 就认为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反之则是紧缩性的[4]。通常, 为提振经济各国政府都会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亦是如此, 而财政政策中对我国加工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其税收政策和力度。我国为鼓励出口贸易的发展, 对出口企业的优惠是较高的出口退税, 通过出口退税鼓励沿海城市率先发展加工贸易, 我国的沿海进出口贸易企业促使当地率先致富。然而, 面对贸易企业利润的不断降低, 加工贸易企业若想存续下去需迫切转型。

3我国现阶段出口贸易的困境及财政政策的优化方向

现阶段, 全球经济皆陷入衰退, 我国的加工贸易更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沿海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外贸企业利润基本在5%左右, 而人民币不断升值更是将这一利润完全吞噬, 使得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下面一一说明这些财政政策和相关的货币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程度以及加工贸易企业需要转型的原因, 进一步指出加工贸易可以转型的方向和转型的途径等以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这一增长极继续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1) 出口退税调整的影响。出口退税是指一国对其贸易出口企业的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所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一种财政调节方式。出口退税使得本国贸易企业在国际上获得价格优势、凸显了一定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和国家获得外汇收入。在我国经济刚起飞的阶段, 出口退税的推广促使我国成长了一大批出口贸易企业, 这些企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使得我国多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 带来了东部沿海经济的繁荣。但是自2000年以来, 加工贸易的利润开始有降低的迹象, 贸易摩擦也比较频繁使得我国开始对出口退税调低, 根据我国本身的竞争优势, 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扩大了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 无形之中使得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利益得以重新分配。不仅使得我国继续取得加工贸易的外汇收入, 而且从国家战略布局的角度来说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借助税收杠杆调节国内资源性产品的供求、借助非汇率的手段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调低出口退税可以使我国在损失短期外汇收入的情况下, 长远地将有优势的产品更加发扬光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且随着我国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 我国政府为鼓励部分优质农产品出口不仅其出口退税不降低, 而且部分农产品的出口退税不仅不降低还有所提高。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 事实亦表明, 我国的加工亦是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就相对落后。而出口退税政策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更加富裕, 中西部地区却享受不到这样的税收优惠, 所以现阶段的出口退税政策的相应调整有利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在获得加工贸易收入和出口退税优惠, 对于调节我国地区的贫富差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退税的降低可以将这些资源更多的保留在国内, 有利于我国资源性产品需求的满足;出口退税的调整是一种间接的税收政策, 也是一种非汇率的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减少贸易摩擦, 降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以实现我国经济的真实增长。

(2) 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政策等因素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我国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毛利率有所下降, 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预期现在依然强烈, 这些都对利润薄弱的加工贸易企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相对于这些可确定的大趋势而言, 企业更多是担心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相关宏观调控政策。比如, 国家阶段性的实施降低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产品目录, 这些外贸政策的调控效果现已初显成效。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因为人力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的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是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人民币汇兑的损失使得以轻工业为主的浙江出口企业的利润急剧下滑。浙江地区企业的生产产能很大, 但是基本以代工的小企业为主, 议价能力较弱。部分浙江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将生产转移到中西部以持续获得外汇收入。还有一些企业则是做大做强, 培养自己的品牌以获得更大的订单。国家公布的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 主要是纺织原料类产品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 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的话还是有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故此次调整受到中西部地区的热烈欢迎。而东部地区则的确感到了压力, 但这个压力对其而言, 是转型升级的动力, 希望通过这种政策, 再加上市场的引导和企业的自主决策, 能够加快产业升级的过程。加工贸易企业沿着实现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实现优化加工贸易的区域结构布局、从单纯的加工制造向上下游延伸三个方面的思路进行。

(3) 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和加工贸易类限制目录的推出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为加快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进程, 我国对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名单的商品实施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为调节东中西部地区加工发展的发展差距, 国家所列的限制目录, 中西部地区并不在此范围内;亦即此限制目录主要是针对东部加工贸易企业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产业的梯度转移, 即东部地区做产品的高附加值部分, 而中西部地区负责做两端。东部发达地区生产要素容量趋于饱和及成本增加的双重动力, 将推动企业向资源供给更充裕、供给价格更低的地区实行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生产成本比较优势, 以及在生产制造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 配套更加完善的加工贸易政策、形成更有利于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环境, 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承接从东部转移过来的相应加工贸易产业, 最终形成布局合理、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极大推动的良好格局。

(4) 我国加工贸易主要的转型方向。我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给我国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较低的资源使用效率也使得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压力继续加大, 部分资源现已严重依赖进口, 为保持我国加工贸易持续增长, 又可抑制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并为集约式增长发展形成更好的局面。国家力促加工贸易企业实现“三个高级化”:首先, 大力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承接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 即实现加工贸易产品生产的高级化;其次, 加工贸易企业现已发展到一个较大规模的企业, 鼓励其创立自主品牌, 并逐步组建企业的研发团队, 即实现加工贸易企业形态的高级化;最后, 有能力的加工贸易企业逐步引进我国大力促进发展的有高附加值的战略新兴产业, 即实现加工贸易产业的高级化。从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 我国出口的大多是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 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拐点的时刻, 企业更应该沿着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 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占得先机。实现加工贸易三个高级化的关键是企业要培养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

深入分析发现:加工贸易进口放缓的速度明显超过出口放缓的速度。可认为加工贸易顺差的出现是进口增速放缓所致而不是出口增速放缓所致。因为对加工贸易而言, 只有先进口原材料才能加工后出口。加工贸易进口放缓也有可能是此前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企业将原料采购和加工均放在国内实现所致, 这种情况下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在增加, 而这个正是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国家引导下的继续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国的出口贸易在国外的比较优势已经日渐蚕食的情况下, 我国对出口退税的扶持力度也有所降低, 出口退税的调整使得我国短期的加工贸易环境恶化, 但是长期来看可以迫使我国出口贸易的附加值有所增加、鼓励我国的出口贸易企业培养其核心竞争力, 形成企业的自主品牌。只有企业的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企业的存续期才会更长, 我国经济要继续高速增长必须严格实施上述财政政策。

摘要:加工贸易是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发展进程见证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但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我国加工贸易生产的低附加值产品利润空间日渐被蚕食, 为应对这一不利局面, 加工贸易企业要加快升级转型, 而其升级过程中财政税收政策对其影响较大, 本文从财政政策的优化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财政政策,加工贸易,出口退税

参考文献

[1]余玲铮.中国加工贸易现状、特征与转型升级[J].福州党校学报, 2008 (6) .

[2]潘敏, 张依茹.鱼和熊掌能否兼得?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研究[J].统计研究, 2012 (4) .

[3]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M].研究参考, 2012 (2) .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2

1 贸易结构优化关键和目标

1.1 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目标

根据出口贸易结构发展理论, 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 初级阶段以发展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 随着贸易结构的优化, 资本和密集型产品增大出口, 初级产品减少出口, 我国贸易机构的优化, 需要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支撑, 改善贸易条件和利润, 必须走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相协调发展的模式, 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的结构升级和转型, 货物贸易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需求空间。因此, 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扩大升级和转型目标。

1.2 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目标

目前我国贸易方式分为三种, 各种贸易方式采用的出口免退税政策是不同的, 三贸易方式出口退税 (豁免) 。在不同的政策, 一般贸易方式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中, 采用免抵退的税收政策, 而来加工贸易方式使用只免不退的税收政策, 对于进料加工方式, 其料件则可以实行免税的政策, 这种不同的出口退税方式, 直接影响了企业税务筹划, 进而影响了贸易方式的选择。

一般来说, 企业选择加工贸易方式的好处多于一般贸易方式, 来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好处多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这就造成加工贸易方式对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带动作用出现不利影响。我国自主产权的商品出现大幅度下滑, 加工贸易方式盛行下, 加工贸易企业产业积聚, 可能带来的资源耗费过程, 也直接影响了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 为此贸易方式结构的优化, 有利于最终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水平, 贸易方式的优化, 同时提高了加工贸易水平和层次。

1.3 贸易区域结构的优化目标

我国贸易结构水平和层次, 一部分要通过贸易区域结构层次和水平来呈现。根据目前情况可见,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于西部, 水平和速度远远赶超西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量的企业在东部兴起, 然而这种东部企业繁盛, 西部较少的现状, 直接影响了我国国际贸易现状, 表现之一就是, 东部企业的对外出口额数量巨大, 西部偏少, 与之相互对应。东部企业享受了更高的出口退税优惠幅度, 西部整体优惠额度偏少, 这就造成了非公平和非均衡问题, 从而造成了贸易区域结构不平衡。贸易区域结构的优化目标, 就必须调整出口贸易政策, 适度向西部和中部倾斜, 鼓励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积极发展, 从实现贸易区域结构平衡为基本要求, 利用出口退税政策和东部地区出口优势, 带动西部地区贸易发展, 并鼓励东部对外企业实现向西部的转移, 实现区域贸易平衡和稳定发展。我们要创新观念,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 合理布置加工贸易, 遵循梯次递进的规律引导加工贸易向腹地延伸。鼓励东部发展空间较小、已趋饱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转向中部地区并逐步辐射至西部地区。对于优先发展起来的中国沿海地区, 可以按比较优势, 重点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4]。

1.4 贸易主体结构的优化目标

出口退税率的大小, 直接影响我国税收大小和财政实力状况。我国人口众多, 外资企业在我国国内市场进行开场办公, 一方面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 国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需求资源和政策环境。因此, 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多, 但是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 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 影响了国内税收状况。出口退税税率过高税收过度流失, 出口退税率过低影响贸易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因此, 应当针对不同外资企业主体, 确立不同的出口退税率, 按照不同的产业, 不同区域, 以及不同贸易方式, 选取高效、节能和先进技术的贸易主体, 给予鼓励和高出口退税率优惠, 对于有污染的, 非节能型贸易主体给予低出口退税率, 或者不给予出口退税率优惠, 从而实现对贸易主体结构的优化。

2 出口退税优化贸易结构的策略

2.1 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限制“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出口, 发展低碳经济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之上的, 这种传统的粗放型模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之相对的是, 我国出口增长也深受这种模式的印象, 劳动密集型, 附加值低, 牺牲环境, 实现中低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结构, 难以满足“十二五”规划“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应该基本确立以低排放为目标的, 公平的国际合作机制, 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应该通过提升高能效效率, 使用清洁能源技术来达到减排高效目标。这就要求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 采用出口退税制度, 对“两高一资”商品取消出口退税, 例如, 耗能高, 污染严重的有色金属产品, 水泥、钢铁等, 应限制出口, 减少出口退税额, 抑制此类行业的产能过剩。鼓励高新企业出口, 提高优惠幅度, 增强产品附加值, 优化贸易结构现状。同时, 对“两高一资”企业, 随着出口退税优惠额度的取消, 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提供, 国外难以通过低廉的价格获取我国良好的初级资源, 保护我国国内资源出口, 提升国内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贸易顺差, 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形成和推动我国良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2.2 引导外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技术外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跨国企业发展迅速, 国外企业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在国开工办厂。外资企业发展, 一方面活跃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容易形成恶性竞争, 同时由于外资企业重工业在国内的发展, 对国内环境形成严重影响。此类外资企业的长久发展将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应合理改革出口退税制度, 形成差异和个性化的退税机制。例如明确各种产品出口退税率以及出口退税的方式, 欧盟中实行增值税制度的国家, 普遍采用“征多少, 退多少”的“零税率”政策, 我国即使因为国情原因不可以实行完全的“零税率”, 也应该明确各种出口产品的具体出口退税率[5]。可以有效优化我国贸易结构, 鼓励外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技术外溢, 提高外资高新技术产业的商品出口优惠幅度, 甚至实现全额退税刺激出口, 提高产品附加值。对于污染严重的初级工业商品, 应调整出口退税率, 减少税收政策支持, 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另外,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企业中, 可以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通过干中学, 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应用于我国国内企业, 提升国内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

2.3 出口退税逐步向服务贸易倾向的政策

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贸易结构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贸易结构现状来看, 与国外相比较, 我国出口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 而服务贸易远远不能赶超国际水平。服务贸易作为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货物贸易的协调发展, 存在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服务贸易为货物贸易发展提供有效的协助和保障;另一方面, 货物贸易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目前, 应该积极鼓励我国运输, 保险和金融等服务贸易产品出口,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度, 改变我国服务贸易一直有国外提供的现状, 在出口退税政策良好支撑下, 形成我国国际金融、国际运输和国际通信等服务贸易模式, 将会最大程度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3 结语

我国自确立出口退税制度以来, 出口退税率一直不断调整, 差别退税政策对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有直接和明显的现实效应, 目前, 我国贸易结构的应该, 应用从贸易商品结构优化, 贸易方式结构优化, 贸易区域结构优化和贸易主体结构优化等四个方面具体确立合理的优化目标, 这样才能根据我国贸易现状, 合理确立出口退税政策, 因此, 本文基于出口退税调整现状, 探索实现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的政策, 本文最后总结我国出口退税优化贸易结构的策略: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限制“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出口, 发展低碳经济;引导外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技术外溢;出口退税逐步向服务贸易倾向的政策。其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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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全红, 林浩.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出路——非中性出口退税政策——以2004年新出口退税政策进行实证分析[J].北方经贸, 2005 (1) .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3

这一通知的出台, 延续了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自2004年开始以来的调整目标的转变, 就是由单纯的鼓励出口创汇转向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限制或抑制能源和资源初级产品的出口、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当前国内对出口退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 笔者从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来讨论现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合理性。

一、此次调整出口退税制度的背景

(一) 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偏低, 部分出口产品能耗过大

据《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5》指出, 中国是个人均资源很少的国家, 中国人均石油可开采量只占世界平均值的1/10, 水资源量只占世界平均值的1/3, 人均耕地资源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2, 人均矿资源只有世界平均值的3/5。而我国目前的出口增长是一种低水平上的高速增长, 耗费了大量资源。在2006年, 我国的GDP总量达到了21600亿美元, 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但是我国的能源消耗达到了24.6亿万吨标准煤, 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了3.88亿吨, 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了12.4亿吨, 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 中国能源资源产出率比较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二) 人民币汇率有继续升高的压力

自2007年12月份以来, 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元贬值和中国通胀压力增大的双重影响下,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不断创下汇改以来新高, 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达18%。如此高的升值幅度, 除了减弱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之外, 出口企业还得承担由于汇率波动而带来的汇兑损失, 尤其是对用美元货币结算和与美元挂钩的他国货币结算的出口企业冲击更大。虽然目前人民币升值的速度由于各种原因有所减缓, 但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调整退税政策可有效减小贸易顺差,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 高额贸易顺差要求出口转型

据海关统计, 2007年我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 达21738亿美元, 比上年 (下同) 增长23.5%, 净增加4134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 增长25.7%, 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进口9558亿美元, 增长20.8%, 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全年累计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巨大的贸易顺差背后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升级, 这要求我国今后的对外出口战略要有所改变。

二、出口退税制度调整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学者林毅夫、李永军用改进的方法并利用回归分析重新估计了对外贸易的贡献程度, 结果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 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而学者万莹利用1985-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出口退税与外贸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3。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 出口退税影响出口增长的力度和表现会有所差异。

笔者选取了自1994年以来初级产品及其各类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及其各类产品的数据进行分析, 试图通过各类产品占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化来说明通过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可以影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目标。。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第三次修订本的分类结构及编码, 出口商品共分10类, 下分64章。其中“初级产品”指SITC的0~4类, 分别为食物及活动物、饮料及烟草、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和动植物油脂及蜡;“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9类, 分别为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未分类产品。这里我们按照SITC的分类, 将我国的出口产品分为十类, 分别以SITC02-SITC9表示从第1类到第10类产品的出口。

(一) 对初级产品的影响

从图1和图2分析可知, 自1994年以来, 我国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逐年下降, 由1994年的16.29%下降1994-2006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到2006年的5.46%, 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我国的产品出口也实现了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如果从绝对值进行考量, 初级产品出口金额从2001年的263.38亿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529.19亿美元, 提高了100.9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根据图2,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SITC3) 占初级产品出口额的比例从1999年的23.36%大幅提高至2000年的30.85%, 其后2001-2006年所占比例分别为31.91%、29.56%、31.93%、35.71%、35.94%、33.58%, 出口金额也由2000年的78.55亿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177.70亿美元, 提高了126.37%。

通过以上分析, 一方面说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目标不再是以促进出口产品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变为主,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 在资源短缺, 能耗过大以及内需难以满足的情况下, 包括有色金属、天然气在内的资源、能源行业却仍在大量出口, 出口金额在逐年增加。

(二) 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

从图4和图5的分析可知, 自1994年以来,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 从1994年的83.71%上升到2006年的94.54%。而工业制成品中各类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是有升有降, 增长比例最快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7) , 它的出口额的绝对数在1994年只有218.95亿美元, 此后逐年增加, 到2006年已经达到4563.43亿美元, 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也由1994年的21.61%增加到2006年的49.82%, 几乎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而根据图5, 从1994-2006年工业制成品中各类产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中的走势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的走势是大致相同的。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SITC6) 的出口在2003年以后的突然走强, 至2006年其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所占比例分别为17.11%、18.21%、18.11%、19.08%。其绝对数也是逐年增加, 1994年为232.18亿美元, 2006年达到1748.16亿美元。说明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在2003年后出口额增加较快, 这其中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包括塑料、部分石料、陶瓷、玻璃等, 也有大量消耗能源、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如水泥、钢材等。

通过出口退税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的分析, 说明自1994年以来的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比较成功的, 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 不仅促进了我国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 也合理地调整了出口产品的结构, 从而带动了国内的产业结构的转变, 实现了从出口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转变。

(三) 目前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2008年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去年7月起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一年来效果明显——今年上半年, 受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2831项商品和去年取消出口退税的84个税则项下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合计出口216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0.6%, 增幅回落21.6个百分点, 更是明显低于同期我国外贸总体出口增速11.3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累计出口高耗能产品 (包括钢材、铁合金、钢坯、生铁、铝、铜等8种主要出口品种) 5313万吨, 比去年同期下降17.1%, 出口价值395.9亿美元, 增长16.6%, 呈量减价升态势, 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效果已经显现。

四、结论和建议

(一) 从以上分析可知, 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确可以起到促进出口增长、调整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特别是出口退税率随着出口货物加工深度的增加而提高以及对机械及运输设备、高科技产业、船舶等产品的完全退税, 可以带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进而对国家的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二) 出口退税政策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虽然针对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在2003年后出口额增长较快的现象, 有关部门应该及时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以减少贸易摩擦, 减少环境污染, 但在出口服装、纺织品、玩具、皮鞋等产品的企业中, 中小企业占90%, 这些企业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 而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差, 在企业生存环境的其他因素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降低出口退税率, 将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从而也将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的产生, 影响社会的安定。这一点可以从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看出端倪。

(三) 退税率调整的方法虽然很及时有力, 但是就长远而言, 可能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负面作用。

首先, 退税率调低的趋势是存在的, 国际上与我国相关的贸易摩擦大量纠结于我国的退税政策, 因为国内增值税征收的不完整性, 在退税阶段完整的退税有补贴的嫌疑, 降低比率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一趋势, 将来因为政策反弹给企业带来更大波动的风险因此而埋下伏笔。其次, 将税收作为调控手段重复使用虽然能够可以取得眼前可见的效果, 但这种政策固有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可能大大的抵消其带来的调控效果, 对于这一政策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合适的税率长期固定下来。最后, 上调关键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对中国经济并不必然构成长期利好, 因为这延长了中国过渡到一个更平衡的增长途径的时间, 并且频繁的税率调整增加了监管风险。

因此, 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认清出口退税的基本功能, 增强出口退税政策的稳定性。应该将其看作为一项中性的非歧视的对外贸易制度, 使其不随出口贸易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以减少企业在经营上的政策困扰, 增强市场的可预见性, 减少企业的短期行为, 不至于出现为了能争取到出口退税而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某段时间集中大量出口;在实践上要扩大出口退税企业范围和货物范围, 逐步改革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 以彻底的出口退税为目标向零税率迈进。

摘要: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财政政策, 可以起到促进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 但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政府应在理论上认清出口退税的基本功能, 增强出口退税政策的稳定性, 将其看作为一项中性的非歧视的对外贸易制度, 使其不随出口贸易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以减少企业在经营上的政策困扰, 增强市场的可预见性, 减少企业的短期行为, 同时, 在实践上要扩大出口退税企业范围和货物范围, 逐步改革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 进行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以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出口退税,出口商品结构,建议

参考文献

[1]李廉水, 杜占元.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5[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2]童百利, 单瑜.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期刊, 2007, (11) .

[3]海关总署.2007年外贸超2万亿美元增速连续6年超20%[EB/OL].海关总署网站, 2008-01-11.

[4]谢晓冬.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效果明显、高耗能产品出口逐步回落、优化出口结构仍需多管齐下[N].上海证券报, 2008-09-10.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4

关键词:加工贸易,转型,限制类商品,政策

2007年7月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 (以下简称《商品目录》) , 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 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共计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 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 5%, 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这对正处在加工贸易转型期的国民经济和企业产业较大影响。

一、我国加工贸易正处在转型期

当前, 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很快, 直接从业人员在3000~4000万人, 约占第二次产业就业人数的20%。200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8319亿美元, 占GDP的19.0%。但加工贸易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低端, 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 劳动密集度高, 技术含量较低, 而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关键设备和模具, 以及品牌等环节上, 多数被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所控制。

从国外环境来看, 国际产业出现了新趋势, 即从一般制造业转移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和服务外包。从国内来看, 党中央确定了科学发展观, 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就要求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必须在资源占用、能源消耗、节能减排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出口贸易方面, 采取了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措施, 可以说是我国主动适应国际产业变化的调整, 它可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促进加工贸易升级。

二、政策的出台会对我国加工贸易产生的影响

此次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政策调整, 旨在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 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 减少贸易摩擦, 促进贸易平衡, 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商务部和海关总署每年都要对商品的税号进行调整, 限制类商品目录就会相应做一些微调, 由此每年发布管理目录, 以便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对未来趋势的预知。

此政策的出台会对我国的加工贸易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期和远期两个方面。从近期来看, 对从事这些被限制的加工贸易产品的企业, 肯定增加了它的经营成本。但从长远来说, 如果企业按照这个政策导向来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生产方式, 不断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企业应该会获得长远发展、健康成长。当然, 这个政策肯定得到了中西部地区的欢迎, 因为他们拥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希望这次调整带来东部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加快产业升级。

《商品目录》中限制类商品政策调整, 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过快增长。二是为配合国家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区域特点明显的加工贸易发展布局, 实行区域间差别政策, 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此次政策与以往的最大不同点是采取了东中西部差别政策, 即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 不予批准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加工贸易企业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

三、企业的压力与应对之策

新政策给出口加工企业带来的压力对东中西部企业而言是不同的。对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和企业来说, 应该利用好这个机遇, 发挥本地比较优势, 对应承接相匹配的产业转移, 借力把国家已经确定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向前进。对东部地区来说, 还是要变压力为动力, 首先要客观地看待这次政策调整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认证核算细账;其次就是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从技术、产品和行业都要有一个长远打算, 加快升级步伐, 主动应对比消极等待要强。

从目前公布的限制类来看, 新政策的出台主要是要限制这些相对技术含量比较低的, 有一些还是消耗能源、资源过大、出口增长过快的商品。对从事这些被限制的加工贸易产品的企业而言, 原来全部是保税的, 出口核销, 现在按照应缴税款的50%缴纳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出口的时虽然退还, 但还是要占压一部分企业运转资金, 增加了经营成本。

给出口加工企业带来的最大压力, 是转型和升级。因为, 新政策直接体现了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这样一种思路, 一种促进转型升级的信号, 因为列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的, 大部分都是加工附加值不太高的, 或者说技术含量相对偏低的一些商品。从国家政策层面已经开始限制和禁止那些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出口, 迫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增加对自主知识产权的要求, 转变生产和经营方式, 增加科技含量,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 出口加工企业正面临着行业“洗牌”, 我国的的出口加工贸易将出现两个现象:一方面进区企业会大幅增加,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港区内要比区外优惠。因为区外的、东部的、限制类的A、B类企业, 在区外都需要征收5 0%的台账保证金, 但是进区就不需要,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惠, 这就加强了海关监管。这种政策一旦实施, 区内和区外的差别就会越来越明显, 可能就会导致区外企业向区内转移的势头。特别是这次政策调整以后, 会更加优惠。另一方面, 这些企业也会向中西部转移, 因为企业除了享受上述A、B类企业的优惠外, 还可以新申请东部限制类的出口加工贸易资格。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5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救济措施,战略性,政策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分析, 它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法律行为, 但终其目的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正因为它的行政管理性质, 就赋予了它单方性、强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点。然而, 从权力的实施主体而言, 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现是通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实施, 而贸易救济的发起者大都要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才能实施, 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少数当局者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而主动进行调查程序的启动措施。因此, 归根结底, 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若从其实施的效果而言, 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是由受害国的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来决定, 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关产品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进出口货物数量限制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均可对进口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 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概况

世界贸易组织为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义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 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品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 (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 的产业予以扶持, 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 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利润转移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两项, 同时这两个理论又包含了利用关税方式, 从而抽取外国垄断行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 并且采取以进出口行业竞争的方式, 促进进出口以及因进出口所获得相应补贴, 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份额。

(二) 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旨在增进本国的福利。

在针对寡头垄断、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领域以及不完全竞争行为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然而, 这些高端产业对本国国民经济技术产生外溢效益并能获得超额垄断资金。

2、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基础上, 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该体系中, 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以及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均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

新修订的《外贸法》对加强与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一, 新外贸法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一章。第二, 新外贸法还对对外贸易救济、指定经营、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等制度进行了完善。第三, 新外贸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

3、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竞争优势作用。

国家兴亡的根本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竞争力的大小, 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然而,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竞争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中, 发达国家已熟练运用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优势。

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应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

一国企业可以通过借助本国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出更加雄厚的国际地位。例如, 一国政府可通过对国内产业进行集中引导, 培育并发展大型跨国企业, 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 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还可通过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 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 最终也能提高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 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 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国对外国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 按照世贸规则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 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 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 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贸成员一样, 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 维护自身利益。

综合所述, 世界贸易组织被定义为“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于1995年运作以来, 始终负责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维持工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具有法人地位, 因此在各成员国争端调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征收关税、提供出口补贴和数量限制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的产业, 提高竞争优势, 在市场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历了八轮贸易谈判后, 关税大幅度降低, 一些补贴也不允许使用, 这对成员方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公正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曾兆祥;《关于“贸易中心”与流通中心作用的几点意见——兼论城市批发渠道》[J];工业品贸易中心理论研讨会论文集[J];1985年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6

近年来,在WTO的多边谈判中,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破坏环境,这是因为,贸易使得一国开放国内市场或扩张利用非友好的环境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加污染。因此主张用污染税和绿色关税政策的组合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争论焦点。知识产权保护者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落后国家侵害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因而,一些环保主义者主张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协调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对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三者关系的研究中,Markusen(1993)第一个探讨了企业选址与环保政策间的关系,在其模型中,包括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个企业。企业通过比较在本国和外国的选址成本、运输成本和环保政策而决定在哪个国家投资建厂。此时企业有三种选择,或根本不进入市场,或在国内建厂而服务于两个国家,或在两个国家分别建厂同时分别服务于两个国家。其研究表明,环保政策对于企业的选址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1]。而Michael Porter(1995)则研究了对于R&D的环保管制而产生的正外部性。他指出,环保政策通过所谓的竞争优势能促使国内企业开发绿色技术,以加强其长期盈利[2]。但C.Carraro和D.Siniscalcl(1994)则认为,更严厉的环保政策会对利润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增加生产成本的直接效应,一是通过刺激创新而降低可变成本的间接效应,通过比较这两个效应,他们得出环境管制不一定能增强产业竞争力[3]。而Alireza Naghavi(2006)则把贸易自由化、各国环境政策的协调性、企业选址和减污R&D放入一个模型,研究了这些因素的在规范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对称环保标准的两国模型来检验绿色关税或者环保标准的一致性是否能刺激更多的减污R&D投资和更洁净的环境[4]。分析表明,绿色关税能增加发达国家(环保标准更严格的国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导致其增加减污R&D投资,同时,认为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的重新选址,绿色关税能降低企业重新选址的激励并鼓励企业增加R&D来作为减少成本的一种替代。由更高的减污R&D投资带来的更低的单位排放和更低的竞争程度以及由绿色关税引起的更少的全球污染,增加了人们对于环保协调性和贸易自由化的双重政策的有效性的怀疑。

但是,笔者认为Alireza Naghavi的模型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考虑到进行减污R&D投资时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知识外溢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South)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完善,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以应对污染税、绿色关税时可能并不有效,South国企业能轻易的对其技术进行模仿或复制,从而使North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及成本优势丧失,进而降低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二是没有考虑到两国间的成本差异,如果North国和South国的成本差异过大,足以弥补由于绿色关税所引起的成本差,那么North国仍然有重新选址的激励。因而,笔者在Alireza Naghavi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差异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使模型能更接近于现实并更具解释力。

在模型中,笔者通过构建南北双方的博弈论模型,比较了企业在不同政策组合下的产出水平和减污R&D投入水平等行为。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探讨了环保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在国际上是首次;二是用博弈论和赋值法相结合来求解相关问题,这是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得到了一些富有价值并与现实相符的结论。

2 模型的基本假设

模型包括两个地区,North国(发达国家简称N)和South国(发展中国家,简称S),N国对产品征收污染税来实施环保标准,而S国可能征收,也可能不征收。此时,存在三种可能的政策环境:政策Ⅰ为N国征收污染税,但S国不征收污染税,这时,N国对S国产品征收绿色关税作为惩罚;政策Ⅱ为N国征收污染税,如果S国征收同样的污染税,则N国对S国免征绿色关税;政策Ⅲ时,N国和S国都征收污染税,但N国需考虑S国是否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假设,S国并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故N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增加本国企业的减污R&D投资有可能采取措施对S国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即在S国征收污染税时,N国对来自S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模型同时假设有两家企业即N企业和S企业,分属于两个国家,他们生产同质产品并以Cournot寡头形式竞争。N企业、S企业决定其在不同政策下的各个市场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减污R&D投资。

企业的需求曲线为线性,即

i=N、S,Qi是第i个国家的总的需求量,N代表N国的需求量,S代表S国的需求量。每国的总的需求量为:

i=N、S;k≠i,j=E、F、D.第一个下标代表生产企业,第二个下标代表其产品销售市场。E(export)表示N企业在N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F表示N企业在S国进行FDI并供给S国,D(delocation)表示N国企业完全在S国投资生产并出口到N国。在N国生产的非污染相关的单位成本为CN,在S国生产时其单位成本为CS,且CN≥CS(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与S国企业一样,成本被假设为固定,与规模无关。与单位产出相联系的污染排放为

i=N、S,且Ai≤e02.e0为每单位产出的基本排放,与排污投入无关,Ai为i国的减污技术水平。式(3)表示技术越高,污染排放越少。不存在技术外溢或S国有着严格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时(假设当N企业采取E即出口形式时不存在技术外溢),有

x为企业投入的减污R&D金额,A0为自然技术存量,为分析的方便,假设A0=0,Ai是个递减函数,表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当存在技术外溢(假设当N企业采取F或D形式或且S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时存在技术外溢),此时N企业的技术函数有:

但对于S企业来说,它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从而其技术函数为:

δ为技术外溢并被S企业模仿的程度。表示S企业的减污技术来自于自主投资和由于技术外溢带来的技术进步.

3 企业在各种政策下的产出和减污R&D投入

3.1 政策Ⅰ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入

政策Ⅰ下,由于N国与S国政府未能就环保达成一致协议,此时N国由于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对在该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τ,但S国由于环保措施较宽松,对本国产品不征收污染税。N国政府为平衡由于污染税带来的成本差和向S国施加环保压力,故对来自S国的每单位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税率为t,此时,N企业在E(即在本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条件下的利润函数为:

式(7a)表明N企业要为其全部产出支付污染税。当N企业在S国建立分厂,进行FDI时,它只对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支付污染税,此时,N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Γ为N企业在S国进行FDI时的固定投入。如果N企业完全搬迁到S国进行生产,此时它可以规避污染税,但其产品返出口到其母国N国时,每单位要被征收t绿色关税,此时,N国的利润函数为:

S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则为:

j=E、F、D;cN、cS分别为N国、S国企业的单位成本。可以据此求出企业在各种条件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资x.

(1)N企业采用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各自产出为:

N企业采用F方式时,它维持在国内的生产以供应国内需求,同时在S国投资以供应S国,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下,N企业完全在S国生产,而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也在S国生产,此时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且各自的市场供给为:

比较(8a)、(8b)、(8c)可以看出,当N国在国内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时,绿色关税t能降低从S国的进口并增加N企业在本国的生产;同时,在D下,绿色关税的存在能减少S国产品出口到N国,这就是说,绿色关税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看出,污染税τ能降低E、F下N企业的产出,但会增加S企业的产出。但污染税在D下不起作用,原因是N企业搬到了不征收污染税的S国生产。在E、F下,成本方面的差异也对各自的产出有影响,对方企业的成本对己方的影响是正的,而己方成本对己方的产出影响是负的理由是对方成本越高,其产出越少,因而己方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低,从而可以产出越多,而己方的成本将直接降低己方产出。S国成本越低,产出由N国转移至S国的数量则越大,即从“洁净国”到“脏国”的产出转移越多,从而世界变得越不洁净,这从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不断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可以看出。由此,得到

结论1绿色关税能降低从南方市场(“脏国”)的进口,使世界变得环保;而成本差异会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世界环境恶化;不对称的污染税亦恶化世界环境。

(2)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其减污R&D投资以减少污染排放和降低生产成本。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算式和式(8)的产出结果中,可以得出E时减污R&D投资为:

在F下,存在技术外溢效应,S企业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在S国的技术,如果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N国将降低减污R&D投资的激励,此时,各自的减污R&D投资为:

在D时,由于S国不征收污染税,此时企业都没有进行减污R&D投姿以减少污染排放从而降低成本的激励,故有

在E、F下,对于非污染密集产业来说,xNE和xNF关于τ呈单调递增,因为此时减污成本不高,且τ对于量只具有边际影响;但对于污染密集产业来说,减污R&D关于τ呈倒U型(1)。对xNE和xNF关于t求导,有,这表明,绿色关税能促使N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投资,其原因是t减少了从S国的进口,使得N企业在国内的供应增加,而进行减污R&D投资能降低N企业由于污染税而产生的成本。xNE和xNF关于cS求导,有,这是因为cS的存在降低了S企业的生产,增加了N企业的市场供应量,从而使N企业有激励通过环保研发投资来减少因污染税而带来的利润损失,但cN越高则会降低N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的激励。(1)由此,得到

结论2绿色关税能有效刺激N企业减污R&D投资,而N企业成本上的劣势却会减少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以应对国内的污染税。但绿色关税对于S企业锦污R&D投姿没有作用。

3.2 政策Ⅱ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如果S国与N国就环保政策达成一致,采取一致的环保措施,即对在本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此时,N国不再对S国的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此时N、S国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利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可以得出D时的各自产出为:

(1)在N企业进行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通过计算有:

在F下,则存在技术外溢,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时,N企业全部在S国生产但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在本国生产并出口N国,此时,存在技术外溢,且各自的市场供应为:

比较(11a)、(11b)、(11c)可以看出,N企业在E、F、D下其国内的供给相同但考虑成本差异时,E、F下要低于D时其对国内的供应,原因是D时在S国的生产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减污技术的高低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相关的,减污技术越高,产出越高,因为由此能规避更多的污染税。由此,得到

结论3在环保政策协调一致即各国都征收对称的污染税时,决定各国企业产出的是成本差异和减污技术的差异,成本越低的国家其产出越高,减污技术越高的企业其产出也越高;同时,成本差异是导致污染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假设cN>cS)。

(2)在E下,不存在技术外溢,i=N、S,把它代入式(11a),可以得到。在F、D时,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在F、D时,存在知识技术的外溢,外溢效应为δ,把式(6)代入式(11b)和式(11c),并把QFN、QDN关于δ求导,有,即技术外溢程度越大,N企业的产出越低,而S企业的产出越多,这是因为由于技术外溢,使得S企业收益,从而降低其污染成本,增加其产出;而S产出的增加会导致N产出的降低。由此,得到

结论4在环保政策对称下,一国企业增加其减污技术投入,会增加自身的产出,而减少竞争国的产出。技术外溢程度越严重,技术领先国的产出会由于技术外溢而降低,而技术落后国的产出会因为技术外溢而增加。

(3)把式(11)和式(5)、式(6)代入式(10),通过求解,可以得出在E时企业的减污R&D投资xNE、xSE(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以及在F、D下,由于存在技术外溢,S企业能模仿N企业的排污技术,即S企业的每单位产出的排放为,经过计算可得出xNF、xSF、xND、xSD值的函数形式(2),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发现:xNE和xSE关于τ呈倒U型(即在τ较小时,,但在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投资随τ的增加而减少),对xNF、xSF,xND、xSD关于τ的函数亦呈倒U型,原因与政策I时的论述类同。在E下,没有技术外溢,所以此时技术模仿程度不会影响企业的减污技术投资。对xNF、xND、xSF、xSD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原因是对于N国企业来说,技术外溢程度越高,它投资于研发的外部性越大,投资越多,并不能为其带来越大的竞争优势,相反还好因为技术外溢造就竞争对手竞争力的提升,使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故N国企业没有减污技术投资的动力;对于S国企业来说,模仿的可能性越大,其进行自主研发创新的激励就越低,因为模仿比创新的成本低。在成本差异情况下,对xNE、xNF、xND关于cN求导,对xSE、xSF、xSD关于cS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对xNE、xNF、xND关于cS求导和对xSE、xSF、xSD关于cN求导,其导数也大于0。可得到

结论5在环保政策对称时,污染税的提高会加大各企业对减污技术的投资(在污染税率较低时),但技术外溢程度δ的提高会降低各企业减污技术的投资;同时,成本对企业的影响与环保政策不对称时是一样的。

3.3 政策Ⅲ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N国和S国实行协调对称的环保政策,都对单位污染征收污染税τ,此时N国不对S国征收绿色关税,但由于存在技术外溢问题,N国对S企业出口到N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η,但对N企业的返出口不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此时N、S企业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

(1)求解式(12),可以得出E、F、D下,N、S企业的产出为:

从式(13)可以看出,η对N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η的增加能促使N企业生产更多,而η却能有效的抑制S企业的生产,这是因为,η是针对S企业征收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税,能有效的保护N企业,抑制S企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可以得出,η的实施,会减少N国的产品供应,但对于S国的供应却没有影响,原因是η的征收是单向的,不对称,只对S国企业出口到N国的商品征收(考虑成本差异时,有QNE<QNF<QND,QSE>QSF>QSD.)。由此,可得到

结论6当两国采取对称一致的环保政策,为保护知识产权,N国对S企业征收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时,其影响是不对称的,能有效的降低S企业的出口,增加N企业的产出。

(2)求解此时的环保研发投资可以得到xEN、xES、xFN、xFS、xDN、xDS值的函数形式。并且,在政策Ⅲ时,对xEN、xES、xFN、xFS、xDN、xDS关于τ求导,可得出与政策Ⅱ下类同的结论,即在τ较小时各导数大于0,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原因亦与政策I/Ⅱ下类同。τ对xFN、xDN、xFS、xDS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这结果与政策Ⅱ下类同,原因亦类同。对xEN、xFN、xDN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大于0,即;对xES、xFS、xDS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因而,可以得到

结论7在政策Ⅲ时,污染税率和技术外溢水平对各企业投资的影响与政策Ⅱ下类同,即污染税的提高会使得各企业增加减污技术投入,技术外溢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其投资激励。而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则会抑制S企业的减污投资,增加N企业的减污投入。

4 不同政策环境和生产方式下企业的产出及R&D投资比较

不同的政策会使得企业出口选址的条件发生变化,为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和论文篇幅,假设企业进行选址的条件是满足的(选址问题,读者可参考Alireza Naghavi(2006)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已有很好的论述);同时,为突出比较不同政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略去对不同国家企业差异的分析,即假设cN=cS=0(当考虑成本差异时,结果并不受影响);且,假设污染税税率τ、绿色关税税率t、知识产权说税率η是相等的,即τ=η=t,a=1。

4.1 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比较

(1)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且cN=cS=0,τ=η=t,a=1时,比较式(9a)、(11a)、(13a),并对N国企业在政策Ⅰ、Ⅱ、Ⅲ下的投资进行赋值比较(1)。从中可以看出xEⅢN>xEⅡN>xEⅠN,即N国在政策Ⅲ下的减污投资大于政策Ⅱ下的,政策Ⅱ的大于政策Ⅰ的(污染税、绿色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税一般都较低,现实中不会超过20%)。同样的,对S国企业的投资也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xEⅠS<xEⅢS<xEⅡS,即S企业在政策Ⅰ的投入最小,政策Ⅱ下的研发投入最多。加总N、S国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减污投资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Ⅲ居中、政策Ⅰ最少。但随着税率的增加,Ⅲ政策下的总投资会逐渐超过Ⅱ的总投资。

(2)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时,由式(8a)可得出政策Ⅰ下企业N和企业S的产出:

在政策Ⅱ下各自的产出为:

在Ⅲ下各自的产出为:

对式(14a)、式(14b)、式(14c)中的N企业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产出分别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N企业在政策Ⅲ的产出最多,Ⅰ的产出最小;而S企业在政策Ⅰ时的产出最多,Ⅲ最小。这是因为,政策Ⅲ对N企业的保护最大,而对S企业的征税最严重,政策Ⅰ时则正好相反。加总N、S企业在三种政策下的产出并进行比较可得,政策Ⅰ、Ⅱ、Ⅲ的产出依次递减,这是因为政策Ⅰ、Ⅱ、Ⅲ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依次加重,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故会降低其产出。因而,可得到

结论8随着税收政策的加重,N企业的减污投资和产出会逐渐增加,但S企业的投资在政策Ⅱ时最多。加总的产出随税收政策的加重而递减,但减污投资会递增。

4.2 在F和D时,N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投资和产出比较

根据赋值法,得出和4.1节相同的结果,即N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减污研发投资依次递增(F和D情况下走势相同);而S企业在政策Ⅱ下的投资最多,Ⅰ下的投资最少。N企业在F和D时的产出与在E时的产出类似,都是在政策Ⅰ、Ⅱ、Ⅲ下其产出递增,而S企业在正好相反,其产出依次递减。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在F和D时都是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Ⅰ最少,政策Ⅲ居中。而总和的产出与E时的情况类同,都是政策Ⅰ产出最多,政策Ⅲ最少,政策Ⅱ居中,其原因与E下类同。因而以得出

结论9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强,N企业都会享受政策的保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产出会随保护的增强而增加,其投资的激励也会加强。但S企业的产出则会递减,其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时最多。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最多,总和的产出以政策Ⅰ时最多,政策Ⅲ最少。

5 各种政策下的世界总体污染水平的比较

5.1 E情况时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比较

世界的污染水平由各国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加总决定,加总的污染物越多,世界的环境状况越差,总体的污染程度越高。由前面的分析可以计算出E情况下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PⅠE、PⅡE、PⅢE.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后,可以得出E时,政策Ⅰ、Ⅱ、Ⅲ的世界污染状况,其中,政策Ⅰ下的污染最严重,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而政策Ⅱ居中。这是因为,政策Ⅲ下的环保政策最严厉,政策Ⅰ下的环保政策最缺少约束力,故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这与直觉是相吻合的。

5.2 F情况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IF、PⅡF、PⅢF,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得出F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有PIF>PⅡF>PⅢF.

5.3 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ⅠD、PⅡD、PⅢD,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知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为PⅢD<PⅡD<PⅠD,原因同E时。由此得出

结论10世界的总体污染水平在政策Ⅰ时最严重、政策Ⅱ时居中、政策Ⅲ时最低,即随着政策的越来越严厉,世界会变得更加洁净。

6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了不同的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合对于企业减污投资水平、产出水平和世界污染状况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了10个具有很强逻辑及和现实一致结论,表明了不同的政策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因此,一方面,要努力协调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使之既有助于世界污染的减少,也能促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既能增加总产出和增加对技术的投资,又能促进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要努力协调好国内的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这三者间的冲突降到最小,同时,也要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加强理论的研究,有理有据地表达有利于中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主张。

由于计算的复杂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分析企业在E、F、D之间进行选择所必要满足的条件,只是简单的假设了满足该条件;同时,本文也未能分析各情况时的各政策下的社会总体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政府税收和环境洁净水平)及政府应该选择的最优税率及各种税率间的组合,而这是把这些问题简单地留给了后续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应该加入本文所忽略的上述内容,同时,还可以加入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组合问题。

参考文献

[1]Markusen J R,et al.Environmental policy when market structure and plant location are endogennous[J].Journal of Enviro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3,24:69~86.

[2]Michael E.Porter,Claas van der Linde.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5,1:1~16.

[3]Carraro C,Siniscalcl D.Environmental policy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4,38:545~554.

加工贸易政策法规优化 篇7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歧视性政策取向

随着经济区域化、一体化, 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再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 而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 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 即:在区域内实行自由贸易, 而对区域外则实行歧视性的保护贸易政策。如欧盟不仅通过关税同盟与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外筑起贸易壁垒, 而且将这种区域保护范围扩大到联系国 (如对46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优惠的洛美特惠税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也标志着美国由片面的全球自由贸易退到强调“互惠”的区域自由贸易的立场上。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1. 保护商品的范围日益扩大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一方面是本国正在哀落的传统产业如纺织业, 另一方面是本国已经高度发达的具有竟争优势的产业如金融业等, 因此保护范围不仅扩大到货物贸易的一切领域, 而且扩大到服务、技术、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近年来在商品的保护上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对于服务行业的保护日益趋于严厉。当前, 服务行业的世界贸易额增长迅速, 国际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目前已接近30%, 其中美国的金融和快餐等行业对世界的扩张最为突出, 这也促使世界各国加强对本国服务行业的保护。另一个是高技术产品领域的保护不断加强。

2. 从国家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 贸易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强。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再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 而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 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

区域化和集团组织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贸易保护性, 组建区域性经贸集团一方面可以实行内部自由贸易以促进内部经贸的发展,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构筑贸易壁垒, 抵制贸易对手的入侵, 保护成员国的市场。同时, 可以凭借组建经贸集团力量抗衡和抵制外部国家的报复性竞争。在当今世界上,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条约组织、东盟、西非共同体等等经贸集团遍布全。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实行严格的保护, 从而严重削弱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我国面临的挑战

1. 外国出于对我国出口迅速增长的嫉妒和报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外贸出口速度更快。高于全球贸易同期增幅的一倍多, 与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遭到西方国家的打击是必然的。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产品会与外国产生更为激烈的竞争, 客观上会导致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的数量。

2. 反倾销措施中的反吸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反倾销案件中的吸收行为是指在采取反倾销措施后, 出口商或生产商可能与进口商达成协议, 将本应由进口商承担的反倾销税由出口商或生产商来承担, 从而继续向进口国倾销出口, 使反倾销措施无法达到抵消倾销的目的。反吸收措施就是在存在吸收行为时进口国所采取的一种保护贸易措施, 它对贸易存在着反面影响, 也是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一大困难。

3. 削弱了传统商品的竞争优势

我国传统商品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 受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等因素的限制, 商品的科技含量、质量较低并且难以迅速使之得到提高。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及生产者的利益等目的考虑, 往往制定较高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性标准限制我国“价廉”商品的进入, 这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制造了极大的障碍。目前, 中国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都受到了对象国的技术性规章和规范、包装和标签的要求、检和检疫的规定、环保等方面的限制。

四、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

1. 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国家应建立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加强对国际及外国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 及时跟踪、研究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 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 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企业, 让他们做好防范工作, 政府、行业组织与企业应该共同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

2. 树立“绿色”新理念

绿色产品是21世纪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保证。企业要注重绿色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同时, 企业应通过绿色营销观念、制定绿色营销战略计划、将绿色环保标志导入企业的识别系统等途径来树立良好的绿色企业形象。

3. 实施主动灵活的国际谈判策略

近年来, 在多边贸易谈判中, 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大国实力, 在WTO中积极斡旋。我国在WTO的国际活动中, 应坚持原则, 团结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国际贸易规则, 在策略上“主动出击”;在标准的内容与实施方式上据理力争, 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

摘要: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指导, 利用WTO的相关协议和本国法规和贸易政策, 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和就业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冲击, 其关注的焦点由传统理论所关注的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 由产业发展转向了人类本身。同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政府与部门的合作计划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发展, 创造比较优势, 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外贸发展,影响及对策

参考文献

[1]林狂:《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J].世界经济研究, 1994 (6)

[2]梅俊杰:《新贸易保护主义何新之有?》, 《社会观察》,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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