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心得体会

忧患意识心得体会（精选10篇）

忧患意识心得体会 篇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防患于未然是人们一直倡导的。谁若想长久生存下去，谁就必须考虑生存下去的办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存忧患”。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独具风采的人文精神。它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博大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最鲜明集中地阐述忧患意识的是《周易》中的《易传·系辞下》，上面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唐代名相房玄龄认为：想到危险才能求得安全，考虑后退才能更好前进，畏惧祸乱才能保持太平，警惕灭亡才能获得生存。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讲过类似的话：经常思考发生危难的原因就能保持平安，经常思考发生祸乱的原因就能保持太平，经常思考导致灭亡的原因就能够长存。

前人的这种忧患意识，具有深沉悠远的历史感和强烈厚重的现实感。有了它就会谦虚谨慎，敬畏戒惧，就会以天下之忧而忧。离开这种忧患意识，国不能长存、人不能长立。清康熙执政后为巩固他的政权，惧危忧亡，图于未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先后剪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和回疆、准噶尔贵族叛乱，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克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驱逐了入侵的沙俄军队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对内实行了扶民富民政策，先后蠲免赋税达五百多次。从而使康熙由守成之君变成一个创业之君，成就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与此相反，隋朝统一天下后，曾声威远播异域，之所以举天下而弃之成为他人所有，就是因它自恃国家富强，不思虑以后的灾祸，任其心性，驱使天下人纵一己之欲，耗尽天下财供一己享用。隋炀帝能不败亡吗？

忧患意识决不是无病呻吟，苦恼厌烦，而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象征。一个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自主性和主动性，便没有奋发有为的“事业感”存在；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紧迫感和使命感，便没有积极能动的“自立性”产生。如此，对身处顺境的人来说，它提醒人们要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千万不可得意忘形，肆意妄为；对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它激励人们要辛勤工作，奋发图强，大可不必灰心沮丧，消沉绝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追求安乐就会精神松懈、心情懒散，锐气怠尽。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把艰苦创业与坚韧守成同时并举，保留锐气以适应事业发展，心怀戒惧以保持高度警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和省察。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处变不惊。

人生的旅途风雨多变，稍不留意便会遗憾终生，唯有居安思危，方可从容处之。

3月14日，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毋庸置疑。去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客观上，社会的进步巩固了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人民期盼，远有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这要求执政党能够正视困难和责任，心存忧患执政意识，解难题，破制约。

放眼中国历史，忧患意识早早扎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从古代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贾谊的“上书忧汉室”，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无一不忧国忧民。在经济较快发展的今天,一些干部被成绩冲昏头脑,不再居安思危,对眼前的问题不敢正视,掩盖矛盾,粉饰繁华,无所用心,吃喝玩乐,不读书学习,不思考问题,不预测情况,不总结经验,不吸取教训,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温总理再次提出“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是要各级领导干部“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保持压力感,增强使命感,激发责任感。民众的忧患往往是个人一时的温饱苦乐，而执政党的忧患则是十几亿人福祉的叠加。所以，只有关注民生，倾听民声的执政党，才能得民心，也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角度看待问题，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温总理的“增强忧患意识”实际上就是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升维护人民利益的能力。从焦裕禄到任长霞,从孔繁森到郑培民等等,这些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无一不是为国忧患,为民忧患，从深化改革开放到“消除腐败的土壤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从逐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到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无一不体现的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改革的决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领导干部忧国忧民,人民才会得实惠、享安乐，社会发展也就会科学、和谐。

忧患意识心得体会 篇2

一、忧患意识教育的内涵

随着教育的发展, 地理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九年义务教育地理教材体系就充分体现了这点, 作为地理教育工作者应转变观念, 在地理教学中要加强忧患意识教育。忧患意识教育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以客观、科学地讲解全球和国家地区的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现状及其危及人类生活、生存的一系列问题, 使学生正确地认识人地关系, 从而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和人口观。

二、中学地理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的必要性

1.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下一代人的需求, 这是世界发展的主题,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较早地告诉学生“人地关系矛盾”的思想, 有利于他们树立一种社会责任感。

2. 国情教育的需要。

提起我国国情, 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人们对国情的认识仍停留在曾经使一代中国人引以自豪的肤浅水平上。目前, 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 匮乏的资源和不断膨胀的人口在呼唤中学生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三、在地理教学中, 忧患意识教育的基本内容

1. 资源渐缺, 破坏严重。

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过猛导致对各种自然资源的过量和不合理开发利用, 导致不同程度的资源短缺和破坏, 目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地资源。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的快速发展。据统计, 目前全球受到荒漠化不同程度危害的土地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如我国每年表土流失量80亿吨以上, 居世界之首, 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1000多平方公里, 甚至南方也出现了成片的荒漠地。 (2) 水资源。由于淡水资源全球分布不均, 约60%的区域缺水, 43个国家面临淡水不足问题, 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不适当地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 无限制地将大量污水排入河湖, 导致可用水资源减少等问题。 (3) 矿产资源。地球上蕴藏各种金属, 非金属估计其耗竭时间将在数十年以至数百年陆续出现。

2. 环境日益恶化。

包括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所造成的酸沉降、臭氧层破坏等问题, “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全球性气温升高以及核意外和核试验中放射性物质在大气中扩散;石油和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森林、草原等大面积植被破坏所造成的气候、生态、物种失衡等。这些问题只处于研究和了解阶段, 再加上其形成机制一般都很复杂, 影响地域广, 治理上有一段很长的路。

四、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 教学对象是中学生, 虽然他们的世界观正在形

成, 但他们已具有一定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正确、客观地分析上述问题, 有利于他们树立忧患意识和发展观念。

2. 将忧患意识教育贯穿于相应知识点中, 有的放

矢, 切忌空洞、抽象, 在教师的传授过程中应将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问题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3. 忧患意识教育要与“悲观论”从本质上严格地区分开来。

忧患意识教育不是悲观主义, 而是让学生了解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甚至区域问题, 培养他们危机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在地理教学中, 加强忧患意识已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 使他们穷则思变,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发展观。

摘要：本文的主要阐述忧患意识教育的内涵;中学地理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在地理教学中, 忧患意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儒者的“忧患意识” 篇3

孔子和孟子的“忧患意识”

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说苑·建本篇》说：“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对此“礼坏乐崩”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我们读《论语》，有多处讲到“忧”，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说是代表着孔子的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会，其他富贵贫贱等等对孔子是无所谓的。

《论语·阳货》中有一段表现孔子“忧国忧民”的抱负：“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认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將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可见，孔子所考虑的问题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在《礼记·檀弓下》有一则孔子说“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这深刻地表现着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了孔子“仁民”的人道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苛政”的批判意识。孟子有句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因为他要“以天下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诸侯君王。

我们读《孟子》也许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国士大夫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愧。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儒者特有的批判精神。有这种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恶，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弑父弑君”。周公不是为了国家百姓杀了他的亲兄弟吗？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纠，后又相桓公，孔子还说他“如其仁，如其仁”吗？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那些残害“仁义”的君王之被杀只是杀了个“独夫”吧！

儒者有“居安思危”情怀，为天下忧

在中國古代的传统社会中，君王对社会政治无疑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臣下能对君王有所规劝是非常重要的。《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一条：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这段故事说明，子思认为能经常批评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孙弋为此解释说：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士君子敢于对君王提出批评意见，这正因为他们是不追求利禄和爵位的。

儒家的“忧患意识”虽说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批判作用，但它毕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批判，而必须是根据理性对某种体制的缺陷的批判。面对今日中国之社会风气败坏、信仰缺失之现实，必须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忧患意识”加以提升并深化，而不能与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协，因此它应当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独立精神的批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儒家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忧患意识”在我们给以新的诠释的情况下，將使我民族能够不断地反省，努力地进取，并使儒学得以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得以长盛不衰。编辑/王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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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忧患意识 篇4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 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 政治 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 历史 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

论《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 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 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日“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 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 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二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 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 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 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 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 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 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洪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 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 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 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 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话,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 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 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 《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建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4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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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文学辉煌起点《诗经》

立足本职岗位,强化忧患意识 篇5

学习了“络支撑中心转型期工作总结及思考”的文章后，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整个公司的运作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篇文章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公司对员工的关心、关爱，让员工越来越感觉到公司提供的平台变得更宽广。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对自己的岗位价值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让员工能够正视自己的工作，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其实也不难看出还是有部分员工对自己所从事的岗位、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没有全面的认识。俗话说“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木桶原理”也好，“螺丝钉的作用”也罢，都足矣说明每一名员工、每一个岗位的重要性和设立的价值。事实上，也只有自己对自己工作价值肯定了，才可能调动工作的激情、迸发出工作的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以满足本岗位在整个体制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和要求。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努力提高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自己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目标，要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善于发现自身的不足，坚持对照岗位职责的要求在自己的工作中上全面找差，点检自己日常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找出自身的能力素质与岗位职责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通过借鉴、学习，有针对性地加以弥补，在充实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己实践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标准，从而不断优化流程、减少截点，充实自己的职责内容，以适应新的岗位要求。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不断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心。其实说责任心似乎是一句看不到、摸不着的空话，但其表现形式往往反映在我们的执行力上和学习力。“再完美的方案，也会死在滞后的执行部门手中”这说明执行力已经成为管理成败的关键。当企业的战略方向和规章制度基本确立以后，这个时候的执行力变得尤为重要。要想提高工作的效能，学习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做了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学习了工艺文件以后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个享受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新产品的研发试制、新设备的配备的使用，新工艺的流程运行将接踵而至，缺乏了学习力，将会被岗位淘汰，自己的能力将停滞不前、甚至后退，久而久之将制约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权，执行力也将无从谈起，很多“文件”、内容，只要学习了、遵守了，执行力自然也就上升了。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学会谋求工作的主动权。一个人除了会做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要有工作意愿，在领受任务后要有超出想象的意愿和点子、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一切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作为联系上下级的管理者，要想抓住工作的主动权就是要能密切关注组织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将上情下达，能正确领会领导的意图。平时要学会多交流沟通，多请示汇报，平衡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遇到问题后要能从自身找原因，学会换位思考、能经常反思自己，剖析自我，要能正确认识到：一贯坚持的未必就是对的„„作为执行者，把握工作主动权的最好体现则是将自己的工作计划尽量做到科学、详细、周密，以减少因等待或重复劳动所造成的浪费。在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技能的前提下，无论领导怎样安排都能及时、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在保持高度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同时而又不能滋生太多太大的思想压力，我想，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正确地认识、合理地灌输这种思想理念，不折不扣地将手头的工作出色地完成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关系，“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将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追求。

历史教学中对学生忧患意识的培养 篇6

关键词：历史教学,忧患意识,培养途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兮所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规律性。古往今来，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历史的经验表明，越是和平安定时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历史课堂具备提高忧患意识的优势，尤其是在中学历史课堂上，应注重渗透忧患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一、当前忧患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1. 教师知识不能及时更新，认识上出现偏差。

现在的中青年教师，都是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等等。不足之处，很少反映。而这一代的教师再把这种意识传输给学生，他们同样会认为：我们的祖国什么都有，我们的祖国样样都好。在国际风云突变的今天，这显然不合时宜。所以，在历史课堂中，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还应培养学生的危机感，以培养他们健全的民族素质。

2. 当前学生们对忧患意识的淡薄。

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庆祝香港回归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学生对我国近代屈辱史知之甚少。绝大多数高中生答不出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战争和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和标志;绝大多数学生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制造的两次血腥大屠杀的名称;绝大多数学生答不出香港地区怎样逐步为英国侵占的过程，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小学教育中忽视或轻视危机感教育的现实。

3. 各种宣传媒体忽视忧患意识教育。

一些外国留学生曾将中外报纸作过比较，结论为：中国报上喜事多，外国报上灾难多。长期以来，我们的各种新闻媒体都在作大量的正面宣传，报喜不报忧。如：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等等。对历史上，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落后性、阴暗面、不足之处，不作报道，少作反映。

二、历史教学应多途径培养中学生的忧患意识

1. 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进行党史、国情教育。

我党是在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在充满忧患意识的奋斗历程中发展壮大的。建国之前，我党就开始思考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进京赶考”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十六大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大力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学历史教学要以爱国主义为主线，让每个中学生都深入了解我党的历史，我国的发展历史及身边的发展变化。

2. 在塑造学生健全人格时，要做到以平淡心讲述历史上的辉煌，浓墨重彩昔日的耻辱，让忧患之警钟长鸣。

比如，在面对“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和“文革”十年的历史时，我们不能回避，不能把学生的提问放在一边，岔开不答，而是要大胆地设问：你们能理解吗?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所有的人都错了吗?让学生从中得到教训得到启发，关键之处给予正面的评价和引导：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或挫折，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建设热情和积极参与意识，从反面给我们今天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巨大的损失警示我们中国要进一步健全国家体制、进一步健全民主与法制，那样的错误不能再犯。

3. 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树立民族忧患意识，必须让学生

明确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尤其是面临的国际形势，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压力，进而产生紧迫感，由此形成民族忧患意识。要培养学生的民族忧患意识，历史是一笔很好的资源。历史教师应充分利用这笔资源，进行忧患意识教育。例如，世界现代史部分指出了当前的国际格局：两极格局已经终结，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新的格局尚未确立，暂时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而中国是多强之中的一强。于是，历史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思考：中国能不能成为将来多极格局之中的一极，关键是什么?学生很自然地回答出：关键是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由此，学生就明白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多么紧迫。

4. 向学生介绍国外忧患意识是如何普遍受到政府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的。

例如，新加坡把它奉为国魂;美国强大，但是却总是害怕自己落后，20世纪60年代担心前苏联赶上，20世纪80年代怕被日本赶上，今天还担心中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日本则更具有代表性，由于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坚信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注定要落后;今天的日本社会忧患意识也很明显。我们要多引导学生在痛斥帝国主义的罪恶时更以全新的视角分析世界史上的一些问题。如：“日本何以会有疯狂的扩张传统?”“二战后的日本又是为何迅速东山再起?”“今天日本何以在众多的领域世界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等等。想必如此下去，我们今后的历史教学课堂自然会发生一些有益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探源 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探源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59-03

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关注超越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而将世界、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从而对可能遭遇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出的奋斗图强、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的90多年来，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炮火硝烟中，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凯歌高唱中，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也无论在改革开放的纵横驰骋中，无不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振奋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使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保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而愈加弥坚和浓重？这一问题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好奇，而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究和思考。

一、客观环境的艰险

纵观历史，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异常复杂而艰险，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始终面临着巨大危机。这种客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根本来源。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的客观环境。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此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盛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使毛泽东一度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深感忧虑。“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遭受外来侵略，为了使中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毛泽东高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1]361，团结民众同仇敌忾，同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破裂的危险，多次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2]616他告诫全党，“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2]617同时，毛泽东还忧虑党内党员的思想问题，开展了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812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问题让毛泽东十分忧虑，“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340要想避免“挨打”，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落后局面迫在眉睫。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包围、敌视和封锁的政策，企图把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更加深了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对国家生存的忧患意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绝非风平浪静，处处涌动了急流旋涡。一方面我国当时经济严重落后，贫穷牢牢抓住了人民的喉咙。邓小平反思现实，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5]225，“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但又风险重重，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372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进行。同时他在改革开放的风险性上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仅要革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而且将“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一帆风顺。

二、历史经验的警示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力富庶强盛，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从16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赶超，中国的发展速度开始落后。“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从“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忧患意识，从中国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由盛转衰的警钟让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上至一个民族和国家，下至一个政党，不管以前多么强盛，一旦缺失了忧患意识，就会失去奋斗的生机和活力，失去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如果统治者能够居安思危、任人唯贤，往往国富民强，出现“太平盛世”；反过来，如果统治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往往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精通古史，以古为训，以古鉴今。1943年3月23日，毛泽东乘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北平时，对中央总部的一些同事说：“我们去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会考个好成绩的。”毛泽东接着说：“但愿我们能考出个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毛泽东正是吸取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心存忧患，才确保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深刻反思第一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将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江泽民多次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时刻刻具有忧患意识，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要求全党要以李自成的失败为借鉴，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号召党的高中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做到立党为公，为政清廉。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再次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6]57。胡锦涛上任伊始，便去西柏坡学习考察，结合重温“两个务必”，再次回顾和强调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常怀忧党之心，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现实，懂得如何自觉地探询历史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如何理性地面对未来。”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正是来源于对中国民族兴衰历史经验和警示的深刻认识和反思。

三、自身使命的感召

忧患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保持忧患之心，就会立解忧之志、践去患之行。中国共产党正是认清历史与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并自觉地把为国排忧、为民解难作为自己肩负的神圣责任，从而产生一种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动力，主动捕捉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完成自己担当的使命和职责。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使命。1939年9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上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革命者要改造和提升自己。”[7]97刘少奇指出党员应提高自身修养，才能顺利完成自身承担的使命和职责。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当时我党承担着完成历史角色转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面对党的身份的转变，从夺取胜利到巩固胜利的任务转换，毛泽东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8]1424。

改革开放后，我国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兴力量，对内我党又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使命。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在谈话中指出我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的历史重任，提出“党员需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5]288。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也强调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任，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9]496。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上重大的责任和光明的使命，深知要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10]57。

总之，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的优点，同时根据自身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使这一古老的思想遗产焕发了新的生机。

四、国际局势的压力

近代以来，全球化席卷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发展，必然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漾，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受到来自外部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充满着复杂的变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世界局势异常诡异，当时时代的两大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世界大战的爆发席卷了整个人类，战乱和动荡连续不断。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毛泽东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在它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处的世界环境纷繁复杂，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远远把我们落在后面，“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较，经济上的差距不只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1]132。邓小平认识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5]132，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际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紧张的国外局势使江泽民深感忧患，曾多次指出，“形势逼人，不进则退”[12]528。2008年12月8日，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相当严峻，为应对金融危机风险，应对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13]759。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离不开对其所处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外背景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忧国、忧民和忧党思想的一种综合体现。当今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现实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对国内外形势要有更精准的把握，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要始终心存忧患，另一方面我们要知忧患而奋起，将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为国为民的具体行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将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转化为动力，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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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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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忧患意识的议论文 篇8

以前的我，很少在乎什么叫忧患意识，但是，自从上了初中，潜在的忧患意识猛然增加，这是一种是学习意识。

我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是同学们的标杆和榜样，是家人眼中的好孩子。殊不知，我在奔跑的时候，身后有不少力争上游的追赶者，随时可能被超越。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激励着我前进。当我认为自己做得够好的时候，我看到比我做得更好的同学，这就让我有了忧患意识，我想要力争做到最好。

我很感谢这种潜在的忧患意识，因为它让我变得更加优秀。但是时间和懒惰在一点一点消磨我的意志，它带给我的不仅是老师的批评，更是学习上难以弥补的差距。

随着期中考试的落幕，成绩成为学生尤为在意的事情。我对我的这次考试成绩是相当得不满意，因为我现在已经连续退了两次名次。

我也曾反思过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可是结果却像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想及时摆脱这种学习状态，可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我看着曾经被我甩了整整两倍名次的同学在稳步向前，反观我却是一退再退。我的内心很焦急，一点点的问题和疑惑像一颗颗小石子，堆积起来，最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但我感觉那种曾经充斥全身的忧患意识仿佛在一点一点回归，这让我渐渐有了压力和前进的目标。在此期间，我也了解到有许多同学被老师叫走谈话。老师会叫我吗?该来的终究来了!薛老师就在当天把我叫走，谈了将近一节课的时间。老师让我坐在椅子上，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也铭记于心。我清楚记得老师对我说的一段话：“你的忧患意识呢?你难道想一退再退吗?别忘了你曾经也是班级第四名啊!孩子，该努力了吧!”

是的，我当然不想一退再退，我听见老师话语间对我的警示和鼓励，内心也掀起了波澜。我深切感受到忧患意识是多么重要，曾经因为有了它，我好似平步青云;现在没了它，我好似负重千斤。但是，老师的一番谈心话，点醒了我，让我重拾自信心，给予我希望的力量和前进的动力。我感谢薛老师的帮助，正因为有了她，我才再次感受到忧患意识，从而稳步向前。

忧患意识的议论文 篇9

看了这只猎狗的故事，有人会嘲笑猎狗在一念之差后享受安逸，最终等来的也是痛苦；有人惋惜猎狗本来善于追捕猎物，品种优良且身手敏捷，最终却在享受安乐中结束了自己本该美好的一生。而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在生活中，在学习上，我们有没有过着因为追求安逸闲适的生活，而放弃了追求更高的目标，最终难过悔恨的事呢？

在学习中，有时候我们追求贪玩，心中抱着一种“没关系，再玩十分钟我就去学习”的心态，在一个十分钟，两个十分钟，三个十分钟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把本该认真学习的三十分钟用来享受安乐了。在这三十分钟里，认真学习的人收获了新知识，回顾了旧知识，而你却因为贪图安乐，在享受了三十分钟欢乐以后，发现自己一无所获。这样日复一日的过去了，别人在努力学习，担忧自己考不上理想的学校而更加发奋读书，你在享受一时的欢乐。而最终结果也就是别人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成功，而你却在享受了一时的安乐过后，落得和那只狗一样的下场。

“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 篇10

“紅後”顯然是一個比“紅二代”涵蓋力更廣泛的一個說法，紅色代際譜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來社會上其他“二代”現象相比有著一個重大差別：這一代人不僅遠離青春，而且已經告別了他們人生的黃金時期，大都處在退休狀態；即使那些還在臺上的人，大概也祇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時間”。風雲變幻之際，廉頗老矣，壯志未酬。“紅後”概念的提出，有對革命自有後來人的殷切期待。在“紅二代”雲集的一些場合，經常會有人慷慨陳詞，強調他們父輩打下的江山決不能在他們這一代人手中丟掉，要把革命傳統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紅色後代的這種集體意識，在目前的關鍵時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他們對中國的未來，對執政黨的命運，有著他們特有的緊迫感、使命感和危機感。羅援少將有詩為證：“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真是擲地有聲，義無反顧。

從“紅二代”到“紅後”，概念的演化其實已經反映出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變化，在紅色後代大量掌控著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前提下，他們這個群體依然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擔心紅色江山不保、革命事業或將毀於一旦。這種憂患意識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執政黨日趨惡化的腐敗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二是引入憲政民主制度將根本改變共產黨的一黨執政體制。在執政黨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時，作為和執政黨具有天然血緣聯繫的紅色後代，革命法統的惟一政治“後裔”，共和國的“長子”，走到前臺，進行紅色總動員，主動承擔起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歷史責任，應當不難理解。他們從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積極亮相，高調發聲，獻言獻策，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紅後”的政治範圍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難量化。筆者的父親是在抗戰期間參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後在地方政府擔任過不大不小的職務，退休時享有地市級待遇。按理說，我也應當屬“紅二代”或“紅後”之列，但說實話，我的確難以產生強烈的紅色歷史意識和革命的歸宿感。我相信，和我有著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可能從來都沒有享有過紅色父蔭下的特權或優惠，也並不認為父輩提著腦袋坐上的那個位置理應由他們繼承。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的那份薪水足以讓全家溫飽，比那些節衣束食的工農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謂“幹部家庭”這個身份多少能夠滿足一些虛榮心，除此之外，我不認為我比那些所謂的平民同學更高貴些，或按現在的話說，多了一些“政治正確”。因此，文革期間，當譚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滾蛋”的口號時，我並不由此感到振奮。那時我就感覺到，在喊這個口號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階層，和我這樣的“幹部子弟”完全是兩回事，用當時流行的話說，他們是屬於“高幹子弟”，也就是現在倡言“紅二代”或“紅後”的這些人。打開這些人的履歷，你可以發現，他們的家庭是那樣的顯赫，父輩至少官至部級或將軍，其中出類撥萃者，無疑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大概祇有這些人，才能真正構成“紅二代”，才能理所當然地被看作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紅色接班人。

這一代人，有許多是出生於戰爭年代，在馬背的搖籃裡長大，建國後居於各個大院或小樓，在專門的學校讀書，身處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環境，既有浸染於權力的薰陶，也有對權力鬥爭殘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們集體遭遇挫折的非常時期，在毛的直接領導下，第一目標是打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用林彪的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過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衝擊一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高級幹部首當其衝，被罷官，被批鬥，被抄家。嚴重者性命不保，妻離子散；倖存者苟延殘喘，終日自危。這個時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幹子弟被劃入“黑五類”，和“地、富、反、壞”並列，成為專政對象。幾個豪姓大族後人，受到的迫害最甚，從天堂打入地獄，或死或殘，或坐牢或流放，受盡人間折磨，看破世態炎涼。古人說：“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文革也是這種身份政治的巨大轉換，高幹子弟天然的優越性被摧毀，淪為平民，進入底層社會，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紅後”在文革的遭遇是一個特殊情況，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被迫上山下鄉，支邊支農，但到文革後期，他們還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輩的權力和人脈資源，或進城就業，或參軍入伍，或讀大學，掌握著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機會。粉碎“四人幫”後，文革結束，撥亂反正，國家和社會步入正軌。首先就是落實幹部政策，為一大批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恢復名譽，政治平反，讓他們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徹底清算文革製造的各種冤假錯案，徹底修復被文革破壞的國家機器。在執政黨主導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紅二代”也開始逐步亮相，進入社會公眾視野，他們在紀念和回顧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章中，詳細描述了他們在文革期間所經歷的苦難和折磨。陶斯亮寫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深情紀念她的父親陶鑄，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打動了無數人的心，也讓全社會認識到，在毛的錯誤路線之下，不管是平民還是高官，都難逃厄運。文革對全黨全民都是一個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當時的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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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紅後”建構其整體道德形象的重要時期，如果在這個時期不能獲得一個良好的社會評價，必將影響其後來發展。事實上，在“紅二代”中，有許多優秀的成員，毫無官宦子弟惡習，為人親民，做事低調，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力，足以擔當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會和政治氛圍中，他們的確難以迅速脫穎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幹子弟經商給予社會留下的惡劣形象，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會上就有了“太子党”這個說法，當時尚無政治上接班這一說，社會公眾顯然是以這個明顯帶有貶義的稱呼表達出對“紅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這種不信任感在執政黨內部也有著廣泛基礎。我在評論“重返新民主主義”時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幾個紅色家族的後代，在李錫銘主政時期的北京市委，競選副書記和副市長，居然全部落選。中央全會選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落選的或票數靠後的，也多有來自豪門的子弟。這個普遍現象說明，紅色後代在政治上缺乏穩定的社會基礎，缺乏社會認同。

“八九”風波之後，“紅二代”的發展出現重要轉機，雖然執政黨迫於形式和輿論壓力開始清理幾大公司，但黨內元老們意識到，在關鍵時期還是要靠自己的子弟。從大院傳出一個說法，至少自家子弟不會去刨自家的祖墳。這個話絕非說說而已，而是很快就體現在制度安排上了。一是在政治上，加快培養紅色後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讓他們離開北京到地方發展，在地方積聚政績和資源，為政治接班創造條件。二是在經濟上，“紅二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做“官倒“這類丟人現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順地進入大型國有企業，在金融、電力、通訊、交通、房地產、石油、石化、貿易、高科技等眾多國家支柱行業全面發展，歷練十幾年，成為實際掌控者。三是在軍隊領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的後代，他們因其工作特殊性長期不為社會所知，後來逐漸亮相，位居中將上將者已不在少數。“後八九”以來的二十年間，“紅二代”作為一個整體，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大領域已經蔚為壯觀，掌握著極其廣泛的資源和人脈。

自文革結束以來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進程來說，“紅二代”不管在哪個領域發展，祇要不犯錯誤、不做過分的事情，他們都有資格有理由享有目前這樣的局面。從社會整體來看，他們並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無背景，祇要路徑正確，方法得當，經過三十年打拼，獲億萬身家或成一方大員，已經比比皆是，不足為奇。在中國客觀上存在著多種利益集團的情況下，“紅色”不是“紅二代”的原罪，這不能成為阻擋他們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道德障礙。相反，在政治和經濟資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紅色”這個身份，讓“紅二代”們享有到比其他社會階層更多的合法性和優先性。中石化的前老總陳同海就公開說過，他們這一代人是“共和國的長子”，理應壟斷國家稀缺資源。長子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在中國政治傳統中，嫡長子繼承制意味著長子是政治法統和經濟資產的第一繼承者。大概就是因為秉持著這樣的理念，陳同海視中石化資產為家產，日均消費數萬元，貪污受賄上億元，成為他那個時期國企老總經濟犯罪的第一人。

中國目前的狀況，或許可以用經濟學上所說的“帕累托改進”來解釋：少數人得益並未損害其他人的利益。這也就是說，中國幾個大的利益集團在實際支配國家經濟命脈時尚未引發社會危機的原因，是因為全民都搭上了中國快速發展的便車，少數利益集團所享有到特權和好處作為經濟發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讓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處在“負收益”狀態。而一旦這種“負收益”狀態出現並不斷擴大時，社會將立即陷於動盪，衝突和危機將成為常態，甚至革命都會隨時發生。在經過三十年改革之後，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臨界點，全民共享的改革紅利已基本吃光，社會主要資源已被幾個大的利益集團瓜分完畢，執政黨腐敗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權貴資本已嚴重敗壞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大廈將傾，誰能挽狂瀾於既倒？

對於執政黨腐敗的嚴重性和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紅色後代是有充分的認知，並不迴避，他們或許比社會的其他階層更具憂患意識，普遍擔憂執政黨將因腐敗問題而毀於一旦。延安兒女聯誼會寫的《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9稿）》明確認為：“現在人民群眾對党的領導最不滿意是什麼？我黨我軍矛盾的焦點是什麼？腐敗！在這方面人民群眾已忍無可忍。解決經濟、社會矛盾，應該從解決腐敗問題入手。”如何解決這個關係到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們向中央建議：黨中央實行差額選舉，增加直選名額（20%），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高到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成立中央政策委員會，人大、政協向社會層面開放，堅持走群眾路線。這份建議在最後部分寫道：“建國前夕，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談話，共產黨能否跳出歷代王朝興衰的週期率。我們今天要痛下決心，不畏艱難險阻，呼籲全黨實實在在邁出這一步。我們相信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將會開創一個更加陽光燦爛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議反映了“紅二代”的普遍心聲和真誠願望，他們是不希望看到父輩浴血奮戰打下的江山在他們手中丟掉，這不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階級感情和血緣聯繫，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體，涉及到“紅後”的未來命運。事關重大，必須主動應對。他們對十八大的建議，重點放在黨內民主上，是迄今為止社會公眾能夠看到的關於黨內民主的最具體的方案。按這個方案來重組黨內架構和權力體系，能否讓執政黨脫胎換骨，尚未可知。但這個行動的積極意義在於，來自執政黨最正統的一脈也已經認識到，執政黨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絕無出路。

執政黨必須進行徹底改革，社會已有高度共識，如何改，社會卻分歧巨大，這裡涉及到改革的路徑依賴和路徑選擇問題。對於“紅後”來說，改革決不是革命，不是改朝換代，父輩提著腦袋用鮮血打下的紅色江山決不能輕易拱手讓給他人。有人就放話，紅色江山是用三千萬人頭換來的，你想要，也請拿人頭來換。這話是誰講的，無法求證。但是，“紅後”的確有著共同的認識和情感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可動搖。這可以說是他們主張改革的第一個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義，前提也是共產黨的領導，在共產黨領導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漸進民主，可以搞司法獨立，甚至可以實行軍隊國家化。也就是說，他們主張一黨執政下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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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後”關於改革路徑的第二個前提是，理論資源主要還是來自於毛的思想、紅色意識形態和“党的優良傳統”，以共產黨過去歷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說法和做法，為其現實合法性提供論證。重慶的“唱紅”運動，大張旗鼓地開發紅色資源，充分激活的是紅色一代的歷史意識，成為他們政治動員的一種方式。重提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希望以這個理論重新凝聚社會共識，重鑄執政黨的合法性。延安兒女聯誼會重新主張群眾路線，把群眾路線視為執政黨“制勝的法寶”，是“揭露腐敗、制止腐敗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徑”。在這些理論資源之外，這些年來國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流意見並未得到“紅後”認可。

第三個前提是，為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紅色後代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要世世代代繼承父輩的遺志，充當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種天然的接班意識，通過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論證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當化，執政黨永不動搖的執政地位通過紅色後代的血脈相承而得以實現。和這種接班意識聯繫在一起的是救世意識，在許多紅色後代看來，惟有通過他們發揚紅色法統，才能拯救人民，創造共富。

紅色後代的改革路徑，依賴於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依賴於紅色傳統，依賴於紅色接班人的歷史使命，能否廣泛地動員民意，迎合歷史潮流，進而領導改革，在我看來，必將面臨著無法克服的困難。任何一個傳統國家按憲政方式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改革的領導集團必須具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資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來，滿清執政集團一直是企圖主導改革，願意呼應民意，按憲政體制重新建構國家權力體系，但是，他們最後還是被革命力量擠出歷史的火車頭。原因就在於，滿清執政集團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沒有看清形勢和趨勢，在國民普遍已經形成憲政改革的共識時，仍然堅持以皇族權益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於大清江山永世長存的陳舊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礎，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從根本上喪失了繼續執政的條件。

歷史的場景未見得會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經驗教訓應該總結。紅色後代在近三十年裡，雖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均佔有重要位置，掌握著巨大資源和人脈，但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們整體的社會形象並沒有因為得天獨厚的紅色背景而被社會公眾廣泛認可，他們中的出類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讓人信服的政績和業績。在他們理所當然地比其他社會階層享有更多優勢和機會時，絕非是毫無代價，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無法避免。社會上現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折射出社會不公的事實。紅色後代作為現實中的一個利益集團，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團一樣，都無法迴避來自社會層面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拷問，他們在這方面沒有免責的權利。這意味著，紅色後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論主張付諸實踐，必須接受多重檢驗——道德的、政治的和歷史的檢驗，其實，最後的檢驗還是在人民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