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材论读后感

王安石材论读后感（通用4篇）

王安石材论读后感 篇1

浅论王安石变法

摘要:王安石认为，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培养、选拔、任用“经世致用”之才，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对此，他从教之以德、养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王安石 经世致用 教育伦理

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表明了专制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考试名额和项目的增加，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政府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考试的扩大，官吏也越来越多，另外由于还有“恩荫”、“磨勘”等得官和升宫的途径，使得宋代的·官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突出的。官员冗滥，三五人同任一职，遇事互相推委，不负责任，行政效率极低。官员过多，必然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争权位，“凡今任官，贵在科名”(《李靓集》)。斗争剧烈。冗官冗员消耗国家大量的财物，这种弊端，促使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对此，范仲淹在“庆历改革”之时就已经提出要“精贡举”，但“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科举改革也落得了“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续资治通鉴·卷四七》)”的悲惨结局。二十五年以后，王安石沿着范仲淹改革的道路，又一次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看来，造成无才可用的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相应的办法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王安石认为，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这种规律就体现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四个环节之中。

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里来?王安石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培养人才，首在学校。但是，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病，第一，学校废弛，徒具空名。“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学校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非所用，“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些“无补之学”，“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库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夺其日力”，“困苦毁坏人才”(《言事书》)。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并在变法中积极实践之。

2.大力兴办学校，健全学校体系

王安石在变法中，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除主管官外，太学设置十员直讲，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默。除加强太学各方面的建设，扩大招生外，还发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设学校。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资费用。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是否称职。1078年，全国州府总设五十三名学官，使州县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恢复和创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性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讲授“经学”为中心，兼顾军事、法律、医学等专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2.改革教育方针，培养“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人才的规格应该是既有“经术”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当时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即不仅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还懂得“武事”，是通经致用兼习文武的知识分子。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设武学。诵习和讲述的教材为诸家兵法，以及自行编写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学设于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学教授四员，分为三科，教授生员。一科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意义;一科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一科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刑统、编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学的教材。(《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医学设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生员总额为三百，分三科教授，一科为方脉科;一科为针科;一科为疡科。每科有教授一员。医学学生不仅学习医学经典，还须医治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和各军营将士的疾病。这作为年终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

3.选择教材，更新教育内容

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王安石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围绕培养目标选择教材。改革和选择的标准是:“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对传统的经书要有选择，其中最能“经世务”的经书，莫过《周礼》、《书》和《诗》。熙宁六年(1073)，神宗下诏“置经义局……命王安石提举”(《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训释《诗》、《书》、《周礼》三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成了《三经新义》一书，并通过神宗的批准而于1075年颁行于学校中，作为学生必读教材，以后太学和州县之学都用它作为主要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在五十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但是，从《三经新义》的残留部分《周官新义》来看，它实际上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表述。这样，学校中立《三经新义》，也就是把他的政治思想灌输给生员，从而达到利用学术为变法服务的目的。而客观上《三经新义》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确实起了相当的影响，朱熹对古代经典的诊解讲说，便曾多加采择，不得不称“王氏新经尽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三》)

从培养应用人才来看，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王安石废除各家传注，把自家“经术”作为士学的唯一教材，有明显的文化专制主义性质，束缚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点连对王安石评价极高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批评说:“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自汉武帝罢默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梁启超.王安石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23 - 124页。)

4.创立“三舍法”，实行育用一体化政策

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对学校养士育才曾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到宋代，学校育才和科举取士的矛盾显露出来，形成了重科举轻学校以及学校变为科举附庸的不良风气。王安石针对这种状况，主张“取士皆在于学校”，于是在太学中实行“三舍法”，试图使科举与太学学习并于一途，平时实行考核，定期升降，上舍试合格直接授官，以解决学校教育与科举取才的矛盾。事实上“三舍法”虽不能简单地取代科举考试，但它却反映了王安石企图将育才与用才一体化的思想，具有创见性。

二、养之以性

养之之道，即栽培扶植发展人才的方法。养含有教育、培养、造就人才之义。王安石将教和养作为陶冶人才的两个并重环节，是有深刻含义的。教，重在学校对未成才者的知识、技能教育，强调育才以学;养，重在朝廷对已为官者的道德思想的培养，强调养才以护。

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以其自成一家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石的。王安石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解释人性，认为，人性归根到底是人这一具有特殊结构的物质的自然本质。他在《洪范传》中说，“好恶者，性也”。又在《性情》篇中解释说，“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在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可见，在王安石看来，性只是反应外物的本能，是生理上的要求，仅仅具有“善端”或“恶端”;情是感受外物所发的情绪，没有外物的刺激，则情不动，情不动则善恶不形。因之，性作为生命的欲念无所谓善恶，情作为理性的行就有“动之当与否”(《王安石全集·性情》)，便有道德上的善恶之分。由于王安石把人性看作是人的形气所具有的自然本性，视作人的生理要求，因此，他认为满足人们的衣食要求是尽性的前提，“衣食所以养人之形气”(《王安石全集·礼乐论》)。而养人之形气就是“养生”。

养生才能“尽性”。他希望统治者应满足人的合理欲望，否则，“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但是“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礼乐所以养人之情也”(《王安石全集·礼乐论》)。基于上述人性论的`理论，王安石直接推出了以下三大养才方法。

1.“饶之以财”，以养廉

王安石在分析北宋官吏贪腐的原因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说，一般官吏都要搞他业才能维持一家生计。这就迫使不少官吏把心思用在“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腐之毁;官小者，贩餐，乞丐，无所不为。更有甚者，“委法受赂，侵牟百姓”(《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样，人的自尊廉耻之心都没有，怎么保证他能为官廉洁奉公呢!在此，王安石实际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利养廉的观点，否定了“贵义贱利’、“去利存义”、“轻义重利”等正统儒家道德修养论。他主张增加各级官吏的傣禄，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离于贪鄙之行”(《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样，各级官吏就会保持“矜奋自强之心”，勤于治道。王安石的这种双赢政策具有目标协调的管理思想火花。

2.“约之以礼”，以养情

人在满足一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后，往往又会产生更高的欲望，所谓“欲壑难填”。如果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奢为荣，以俭为耻”，从而使“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廉耻之心毁也”，这同样导致坏才败德的局面。因此，王安石主张对人才先富之之后，还要以礼来节制约束。礼乐的作用在于“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王安石全集·礼乐论》)。即规范人的道德行为，调节人的情欲。“约之以礼”意在如此。

3.“裁之以法”，以止恶

王安石认为，礼乐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性，但是对那些“不帅教”、“不循礼”、“不任事”的官吏则应严立法治，裁之以法。若能严之以法，最终结果能达封“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官吏不仅不敢违法、而且自觉守法，遵循规矩，止恶成器。显然，这具有“以刑去刑”的法家法律思想。因此，王安石把“裁之以法”也作为“养之之道”。

王安石的养才三道，实是养利崇义理欲观下的人才栽培扶植方法和价值选择。它既正视人的合理利欲，又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防止利欲“泛滥”。这种利、礼、法互为用的人才管理思想，比起同时代的理学家所主张的“存理灭欲”的德治论更具有合理性，是对先秦以来隆礼重法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取之以事

取之之道，也就是发现、选拔人才的方法。它是保证善用人才的前提。“兴化致治，必侯得人;求贤审官，莫先慎审。”因此，王安石把“取之之道”作为“世之急务”(《王安石全集·取材》)。如何选拔人才?王安石认为:

1.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即想不想求才用才

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认为，选才首在识才，如汉武帝曾说:“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资治通鉴·卷十九》)王安石并不否定知人之术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君主是否重才爱才更为关键。他在《材论》中尖锐指出:“广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而北宋时期人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上之人”不欲用人，思想上不重视人才，从而导致人才被压抑、埋没。王安石的这一观点可谓是抓住了人才选拔的根本问题。

2.要取真才必须改革陈旧落后的选官制度

北宋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取士:一是科举，二是“恩荫”。王安石从其取士之道出发，认为当时的取士制度已弊端百出，根本不能选拔真才实学之士。

对科举制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公开批评说，所谓“茂才异等贤良方正”，其技能不过是“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而进士的本事不过是“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其间虽也有一些真才实学者，但不肖者也比比皆是，他们“苟能雕虫篆刻之学”，可以进至公卿。至于真正的“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却“细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因此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地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罢除明经科，增加进士科名额，但进士科考试罢诗赋、贴经、墨义，试以经义，另立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应该说，王安石对当时科举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改革的办法也是经周密思考的，基本上是可行的。但试以经义也不过是代圣人立言，使士人摆脱一种栓桔后被另一条锁链缚起来。经义取士到明清时演变为八股取士，正是这种瘤疾的恶性发展。

关于北宋的恩荫制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抨击它为“乱亡之道”，“恩泽子弟，序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况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在这种恩荫制度下，官僚子弟“充塞锉曹”，“板结”政权，真正“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由于孤寒出身，困于无助，不得入选参政。因此王安石辅政后果断改革恩荫制度。

王安石在取之之道中，首先力主破除旧制度对人才的禁锢，反映了这位政治家对选才之道的远见卓识。

3.正确选才，必须完善荐举制度

王安石在批评科举制度和否定恩荫制度的同时，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根据历代择人之方，王安石对完善荐举制度作了以下构想:

第一，“博询众庶”。荐举是宋代重要的举官制度，它有利于破格选材，“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文献通考·选举考》)。但荐举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如一些官员滥发荐章，收买人情，导致所荐不实，而无人推荐，虽政绩优异，也难以升迁。于是，王安石大声疾呼，荐举不能以“一二大臣以为贤而已”，必“博询众庶”，使“国人皆日贤”(《王安石全集·论馆职札子二》)。

第二，面试审察。王安石认为，被推举之人尽管国人皆日贤，但仍未可信用，尚须躬察见，而后用。所谓察见，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解释说:“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审问的内容必须联系实际，通过案例分析考察被荐者的洞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必须实地考察被荐者的才能和德行。王安石的这种察见法具有“情景模拟”或“案例分析”与背景调查相结合的测评特点。

第三，试之以事。王安石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实践检验人才的理论，不仅明确提出了“试之以事”的识才原则，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以实践结果“事功”作为检验人才标准的观点。他在《材论》篇中曾设问:’‘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答复是:“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这才算真正的人才。就是说，处理事务的实际效果才是检验人才能否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实践，而应以较长时间和多事的实践为依据，这又是王安石识才论的一大独特见解。他说:“访问以事非一事、而后可以知其人之实也，必至于期年所访一二十事，则其人贤不肖审矣，然后随其材之所宜任。”(《王安石全集·论馆职札子二》)这种以多事鉴察人才的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为悲，考察人才不能凭一时一事作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政治思想家对如何鉴察和选拔人才曾有不少论述，但是像王安石如此从思想认识、制度改革、方法求实等诸方面进行系统论述的并不多见。其中他提出的推荐、询众、察问、调查、试事的程序化识才选才方法，是对历代人才选拔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创造性发挥，它为后世的人才选拔程序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理想模式。

四、任之以能

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任用、配置和使用方法，它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效果。如果有良好的教育，科学的取士，但无用人之方，前者的功能仍不能实现。王安石在《材论》篇中比喻说，如果“得天下之瑰材莱智，而用之不得其方”，那么也只能像原本可以制造利箭的“南越之修莽……然而不知其所宜用，用以敲扑，则无以异寸:朽稿之挺也。”所以王安石在研究如何育人、选才之后，进而探究了如何使用人才，即“任人之道”。

1.“株量其能”，量才录用

量才录用，这是用人的关键所在。王安石认为，人之材有大小，志有远近，用才要因才而宜。他在《言事书》中说“广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因此，用人必须“蛛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王安石全集·材论》)。使“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佐属”(《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如此则人人可用，各得其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2.“任人以专”，用人以久

王安石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乱任、滥任时弊深恶痛绝。他在《言事书》中批判严以文学进者，是则“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在王安石看来，一个人一生所学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具备“百官”的才能。如此的用非所长并频频地转岗任用法，至少有五大弊病:一是使人才难以有所作为，也难以考核人才，毕竟人之全能者少矣;二是由于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使人才不知礼为忧、不知狱为耻;三是“上不能狙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四是“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五是“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薄书之弊”。至于“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任人以专”和“用人以久”的主张。任人以专:“使知农者以为后租，知上者以为共工”。用人以久:对“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王安石的这种用人法，应该说是符合用人规律的，用人以专，有利于发挥人才专长，避免学非所用;用人以久，有利于贵人才之有为，避免取容于一时的短期行为。

3.不拘“资序”，破格用人

北宋实行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按资历叙迁。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批判这种升迁制度是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间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由于这种论资排辈的叙迁制度有利于那些资深的庸官俗吏，因而每当“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汕之”，导致“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幼，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这样必然造成贤能高才与无能不肖“亦无以异”的局面(《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因此，于安石坚决主张废除这种按资序叙迁的制度，应不拘资历，破格提拔那些“豪杰不世出之士”。

4.委之以诚，用人不疑

疑则勿任，任则勿疑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但是，北宋统治者害怕将相擅权，用而不信，动辄制肘。虚设权位。王安石极力反对这种用而不信的做法。他在《委任》篇中认为，既经明察得其人，就得放胆任之，只有任人以信，方能人亦信之。他力谏最高统治者应学习汉高祖刘邦那种“取其长则不问其短”，“信其忠则不疑其伪”的用人态度。

通过王安石所述的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如上主张，及其所积极推进的各项改革措施，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对于人才的基本看法，即人才应是“经世致用”之才，而这也就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显然，这与《大学》所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标是有出人的，但这也正体现了王安石教育伦理思想的特色。

王安石《伤仲永》读后感 篇2

学习了《伤仲永》这篇文言文，我为方仲永的成长遭遇感到深深的悲哀，无限的遗憾。

仲永的家庭是一个世世代代以耕田为主的农户，他5岁那年突然让父亲给他准备书具，随即写了四句诗并自己题上名字，“自是指物做诗立就”，从那以后渐渐的有人给他钱请他作诗。因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从此不让他去上学。结果可想而知，仲永的才华全部消失，成为普通人了。我相信如果仲永接受了后天的教育他一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

从方仲永成长情况来看，我知道了后天的教育对于一个人是成为天才还是常人是多么重要!天才的成功与后天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像仲永那样天资聪慧而不接受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一个普通的人，那么那些不是天生聪明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一定会一事无成。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更要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王安忆《 长恨歌》读后感 篇3

原来小说也可以写成这样。散文一样的笔法，处处带着作者的成见，一篇篇的相对独立的主题，连缀到一起，成了一部小说。时间跨度是一个人的一生，三重的时代，半个多世纪的回望。人物也是相对独立的成篇，随着女主人公王王琦遥的人生经历，渐渐的展现出来。立足地是上海，仿佛一个上海的繁华的旧梦。

处处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流言、传奇还有旧式的繁华而落寂的生活。每一处的景色都写的带着上海的特色，每一处的繁华都是一场最终要收尾的梦。

王安忆《 长恨歌》读后感（2）

听一曲长恨之歌，弦音挫挫；看一段前尘旧事，意韵娓娓。

在这幕台上，我想看看那带着一股肌肤之余的性感的上海弄堂；我想听听那些鄙俗又有些影影绰绰云遮雾罩的流言；我还想见见那在嘈杂混淆中盛开的如花蕊般纯洁娇嫩的闺阁。上海女儿盛载的满堂心事最让人撩拨，上海上空俯瞰整所城市的自由鸽群最让人动容与嫉羡，它凌空而起，将城市的屋顶踩在脚下，又在废墟的瓦砾堆上盘旋，颇有劫后余生的味道。而我最想看的，莫过于王琦瑶前朝的繁梦三千，后世的璧陨黄泉。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女儿，一次机缘巧合被选为“沪上淑媛”。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但她的美却是家常的，是体现民意的美，故而她正合了三小姐这称呼。再后来，她成了“金丝雀”，成了爱丽丝公寓的女主人，她在旧上海的这座废墟里夜夜笙歌，却不自知，袅袅娜娜的身姿微泛着摇摇欲坠的浮沉后事。

对于王琦瑶的悲剧结局，字里行间有着许多妙心的暗示。

第一次去片场的时候，王琦瑶留意到一幕场景剧————“这就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事。王琦瑶再把目光移到灯下的女人，她陡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景并非明惨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而这一幕场景剧与王琦瑶死前的境况如出一辙，也可以说，剧中那个死去的女人，正是四十年后的王琦瑶。

再者，王对于自己的未来也不能说全不自知。在竞选上海小姐成功后，王琦瑶竟然在舞台上哭了起来，为不可知的命运——“那天一身红，今天一身白，这预兆着什么？也许穿上婚服就是一场空，婚服就是丧服！”在梦的将醒未醒时分，属于她的繁华正悄然陨殁。

在得知王琦瑶要竞选上海小姐的时候，片场的导演也曾经想说服她让她退出复赛，可惜那时的王琦瑶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看着王琦瑶走远，头也不回，她越是坚定，他越觉得她前途茫茫。”

片场的导演一语中的，“上海小姐”这项桂冠其实是一片浮云，看上去夺人眼目，可是转瞬即逝，它其实是过眼的烟云，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的一场空。王琦瑶在小说的开始便被推置于到众星捧月的地位，而这里便已是她人生的巅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她也从这里开始走往人生的下坡路，她的巅峰是她香消陨殁的最成功的铺垫。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她成了别人眼中的交际花，被贴上情妇的标签，尝了一段露水姻缘；情缘流转于各色的男子当中，从未结过婚却早已为人妻为人母；暮年的她遭受女儿的叛逆，最终因一盒遗金被杀害。属于王琦瑶的时代仅仅留在她十八岁的那一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但尽管如此，她生命的底色终是灰暗的，可怜又可悲。繁梦三千，终不过璧落黄泉。

为什么叫这本书的名字会叫长恨歌？我是把恨理解为遗憾的。书中每一个人物的人生都有不完满的遗憾，无论是蒋雯丽程先生还是王琦瑶，他们有着相似的悲惨结局，而全书也笼罩着淡淡的忧伤气息。

王琦瑶的人生正是一首袅袅的长恨歌，黄粱一梦不过一世浮华，繁梦三千终归璧陨黄泉。浅浅流年洗净了王琦瑶一世的铅华，阴丹士林蓝旗袍抖落的不仅是似锦的繁华，还有她四十年的落寞与惆怅。

王安忆《 长恨歌》读后感（3）

看完小说，我还是没能明白，这部小说为何要叫《长恨歌》。因为它不过写了一个人的一生罢了，不过展现了上海的三个时代罢了，它为何要叫《长恨歌》？

无论为何这样叫法，我还是时时看到惊异的语句，一丝小小的针刺，触动神经最深的角落，有所思却不知为何而叹。

整站读完，我发现了一个不完满的人生。或许，因为书中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完满的人生，所以应该长恨罢。不论是这个当年的选美的上海小姐，做了芯子的人生，只是一个有权有势的李主任的情人，付出一生的等候的女主人公王小姐，还是那个与她曾经相识相遇并爱她一生而不得的程生生；还是那个处处都是有着面子的却独独没有情爱的严家师母；还有她的青春的女友的安排。全部都是不完满的人生。

面子的人生与芯子的人生，你要哪一样？恩与义，情与爱，你要哪一样？结发夫妻多是恩与义，却最少情与爱，可以举案齐眉、百头到老，却也会是路是路，桥是桥。妻子当然还是放在家中的，是为了面子的考虑。情爱也还是要的，假如不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解放，一九四九年的成立，小老婆肯定也会是合法的。

命运总是不由着自己主张的。弱小者，如王小姐之流，以一生的等候来成全人生。对于一切的命运，只是坚忍的自卫，别无它法。曾经繁华一梦，以为终身有靠，原来最后可以安身立命的只是李主任死前留给她的几块金条。她守着那几块金条，守到了老，没想到最后却为它送了命。强者，如李主任之流，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名利场中刀山火海，欺瞒压诈，睡不踏实，人生匆忙。是大千世界主张着别人的命运的人，也主张了王小姐的命运，结果还是更大的看不到的命运之手，主张着他的命运。书中安排飞机出事，他入土为安了。他的命运原来也不是他自己的主张。留下的王小姐在风雨人生中漫度着时光。

命运也许根本就是命运，是谁也不能主张的。繁华后面原来是更大的落寂，人事之间的安排也不总是恰到好处的，总是错着位，从开始就错起，一直就只得这样错下去，错到后面成了长恨了。

我不知道我读懂这本书没有，只是惊异其中的一些句子，还有整站书读完的怅然。写的是上海，也现的是上海，所以还是有着生活的气息，虽然作者写得很繁华，但是其实读到后面我只在为着书中的人物着急了。这件事，这样安排应该多么好啊，那件事，为何这样发展。

渐渐地明白了长恨歌的意思。因为人生本就是这样，并不是我想象，也不是你想象，它不是你安排，也不是我安排，所以，只会是错着走，难道不是长恨吗？好象除了叹气，就只得长恨了。

王安忆《 长恨歌》读后感（4）

这首先要说上海滩，每每提到老上海，我又会第一个想起张爱玲。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堪与张比肩。然而我是不喜张的，从张的文字中总会读出太多的事故太多的人情，给我一种隐晦、枯燥、烦闷之感。<长恨歌>里我读到了张爱玲的影子，老上海的故事都发生在深深的弄堂里，发生在影子里，见不得人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上海，就是生活在灯红酒绿与纸迷金醉里，活在飘泊中，活在奔波里。

王琦瑶就是在这个世界出场的，学生时代有两个要好的知己，好到不好，因为男人，因为事故。吴佩珍离开的莫名其妙，蒋丽莉却又走的太狠。当王琦瑶被程先生推上杂志封面，就注定了王的悲剧、自己的悲剧。竞选上海小姐，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架空了她的心，她的寂寞也是从此开始的，我想故事的最后，程先生是再明白不过了。遇见李主任是必然的，社会使然。王选择李主任既是主动也是被动的，李主任毕竟有那么多另女人心动的东西，而王更是要强要虚荣的，更重要的是她内心深处的寂寞与空乏。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之间是有爱的，那窗口的无数个等待，那远处一次次的鸣笛声，那一个人的爱丝丽公寓，苍老了王琦瑶的青春，冷却了王琦瑶的爱。李主任终归是死了，空了王琦瑶，仿佛整个上海只剩王一个，从此连等待都没有了。这也本是李主任要给的结局，他给不了她足够的幸福，他有政务，他有家，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有果。

离开了上海，邬桥似乎成了最美的地方，那时的王琦瑶应该是安静的，如水的江南，恬淡到象山水画，还有个可爱的阿二。如果王就将此生付在此间，也许没有长恨了，最多是短恨或是憾失。然后她不属于邬桥，她已经是上海的一部分了，迟早要回去。

再次站在上海的街头，我能想象到王琦瑶苍桑与无助的样子。到这里我已经读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女人还会有怎样的不幸。终于她还是跟康明逊睡在一张床上，她甚至没对他报多少幻想了，谁会娶自己这样一个女人呢？唯有长恨，唯有长恨。怀孕了，这个该死的逃开了，嫁祸给可怜的萨莎，那些个黑暗的日夜，那些个空房里的清冷。那些跟自己睡过说对自己好的男人都哪里去了！也许，男人的本质就是负心。在某一个时刻，王琦瑶心里是有恨的，但无论怎样，无奈有之，叹息最多。时过境迁，唯有叹息一点。

后来，程先生，这个最痴心人的出现，带给了她多少鲜活的成份呢。长恨，唯有长恨，还是长恨。许多年有意无意的错过，误会了痴心人儿许多许多，看看落满尘埃的相机，剥落陈旧的墙壁，曾经的王琦瑶、过去的程先生都已经不在，不再回来。这算不算一对苦命人？这是不是命苦的人生？长恨啊，唯有长恨！

时隔多日，重续此篇，让人厌恶，也正应了《长恨歌》的后半部分。专业评论家说王琦瑶死的唐突，我个人觉得程先生之死亦是如此。薇薇的描写过多，阿二的结局也少了交代。贯穿故事始终的唯有王琦瑶，唯有老上海。

王安忆《 长恨歌》读后感（5）

《长恨歌》是王安忆于1996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分为三部，讲述一个女人四十年中的历程，展现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具有别样的上海风格和王安忆自身的个人特征。

长恨歌写的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故事，这首先与王安忆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她出生南京，辗转多地，一生记忆大多都在上海，童年时期老上海的生活对其影响巨大，《长恨歌》中的许多生活场景有着最典型的老上海的风范，均有深刻的上海烙印，这自然是与其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她所记录的上海，正是从繁华至极到衰落凋敝，王安忆将之具现化在一个女人一生的兴衰上，女主角王琦瑶生活在上海，她也就是上海。

看《长恨歌》，首先要懂什么是“长恨歌”，王安忆女士并没有很明确地提过《长恨歌》命名的由来。但是人人知王安忆的《长恨歌》，也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是王安忆取了白居易之意用了这个题名。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是杨贵妃的故事，从现在的目光来看，就是一个草根偶像的一生。而“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一句就与王安忆专写一章“闺阁”相像了。往下再看，若上海是大唐王朝的缩影，那么王琦瑶的前半生也会是杨贵妃的前半生，在第一部中她与李主任的爱情放大来看，也是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同样是草根民女的极限爱情，同样的缱绻无绝，同样的悲剧收场。探寻其中缘由，就逃不过时代的因素了，同样是繁华到崩坏的时代背景，两部作品是有内在的精神联系的。这个“恨”，是无穷尽的，是带有时代性的，是每一段历史的“杨贵妃”们的，也是每一段历史的“王琦瑶”们的。唯一的不同，只能是在这前半段人生中，杨贵妃美人殒命，王琦瑶辗转他乡，她的恨和她的爱也随她的脚步，走进了繁华的更深处。

本作的女主角王琦瑶是谈论《长恨歌》无法绕过的标志，她是最上海的女人了，她就是上海本身，她是最繁华的上海的精华。她不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小姐，也不是落魄逃难的家中幼女，她是折中的选择，她是这大上海千千万万个弄堂的产物。她是隐秘的，是遮掩的，她没有太多的脸面走出弄堂的保护。但是她又是弄堂的结晶，她足够美，她的美能支持她走出弄堂，走出原先的生活。火热的心与羞愧的脸在她的身上结合。就连“上海小姐”的名次也是第三名。她的一辈子都在中上游游走，这是非常上海人的做法。上海人的精明和谨慎，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王琦瑶的前半生是风生水起的，至少对于一个弄堂出生的女孩来说，已是无数躲在房间中看言情小说女孩们的榜样。她不是新时代人们希望的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她依靠的是美貌，是别人的爱，她走的是旧式家长们最看好的路，凭着美找到了好人家，拥有童话故事后不会再写的幸福生活，可是她又带有新时代女性的追求，即便是上天给的脸面，也要勇敢拿出来。她是有野心的女孩，那份野心大多是处于自信，也无任何可诟病之处。言情是写给大人的童话，蒋丽莉那么喜欢言情，她就是言情的化身。王琦瑶在出名后就离开了她，也仿佛是王琦瑶刺破了这言情的泡沫。王琦瑶是既现实又梦幻的，她现实地踏出了梦幻的人生。

王琦瑶的后半生却慢下了脚步，她虽然受到众人的追捧，可毕竟没有金钱帝国，她不是世界五百强的女老板，她仅是孤独的女人而已。孤独容易催生出好感，这话是没错的。这之后便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从唤醒她的阿二，到带她回到老生活图景的严家师母，到不可割舍的康明辉，到老克蜡，这些人的出现，才将刚刚来到生活的王琦瑶又带上风浪顶端。当年的清澈的女生，已然融入了上海，成为上海众多肢体的一个关节。这自然是那时的王琦瑶没有想到的，又有谁能够告诉她呢。直到死，王琦瑶可能才知晓，一张照片究竟引出多少重要的选择。上海的委婉终究被她消磨在生命的延伸里，剩下的是上海人比谁都真切的一颗心。

王琦瑶是旧上海的结晶，这在她与自己的女儿薇薇的冲突中可以知晓。薇薇是新的上海的产物，她是下一轮历史的王琦瑶，她是时间的更新，也是王琦瑶时代真的终结。小说最后这两代人的冲突，是历史变换的最真诚的展示。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就是长脚掐死王琦瑶的那一刻，最后的最后，王琦瑶却死于金钱的欲望，死于其实她一生都没有珍惜过的东西，她是上海的女人，她爱的不是钱财脸面，她只求灯红酒绿中的一份爱。那个死在床上的女演员，原来已经这么久地警示了她。

本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程先生，她是王琦瑶的“底”，是这个世界里最后的不需要交易的温暖。程先生像是空气，他是在有风的时候才会被人感知的。当王琦瑶被鲜花环绕的时候，程先生都故意退出，只在王琦瑶真的需要这份温情的时候，适时地出现在她的面前。程先生真的是好男人的代表了，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就这么守着一份情，痴痴地过活着。这份爱意，是埋藏在灵魂里的，也是联系在灵魂里的，以至于当他十年后再看到王琦瑶母女，已经不再是当初镁光灯下的“沪上淑媛”，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份爱恋。他那么宽容，那么痴心，程先生不仅是王琦瑶的底，程先生也是上海男人的底，往前是如程先生般痴情，往后也能如他一样无味地生活，不必要太过波澜的人生，本身也识相，能进能退，痴心却不改。命运就是这么巧，我爱的与爱我的，就这样相逢又相离，程先生又何尝不是乱世里的可怜人，空空陪了一段繁华的青春。

本作叙述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很多的花样在其中，追随王琦瑶的一生，我们能目睹上海的变化，时代的更迭。王安忆在语言上的运用是足以称道的，她的语言里自有一股风气，那是上海人的风气，在她说解上海人的种种时，她的说解与描述本身又是上海人的，但与其辗转的经历有关，王安忆的语言比上海本身多一分明了清楚。她的用语是暗含幽默也绮丽的，她以一种玩味的态度来说解上海，她对人物内心的剖析是真正值得去看待的，那是突破了上海人的委婉脸面的，是直击人物内心的复杂和多层次的。

小说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奉上了一副精确的上海风情画。上海这座庞大的城市，收纳着全世界的一切，这里有你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生活状态。本篇小说最着力去描绘的，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他们是上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中西碰撞和互相渗透的产物，是要“在唱片机里放梅兰芳”的。而他们主要生活的地方，就是上海文化的印记和发源地，那蜿蜒进人心的弄堂。弄堂的构造就是上海人的构造，是上海生活的构造。华美的和污秽的在房前和房后分别出现，人心也一样。上海更像女人一点，流言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女性化倾向的词语。一个个的弄堂仿佛孤岛，他们之间蔓延的都是流言。流言和弄堂都没有贬义，当他们成为生活的原貌，真实就会赋予他们存在的必要。

当我们思索《长恨歌》要展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内容时，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像《雷雨》一般，命运是一条隐藏的线索，我们随着王琦瑶踏遍了爱丽丝、邬桥、平安里，但命运才是真正引领王琦瑶的始作俑者。王琦瑶终其一生都在抗争，她没有抗争过命运，却花费了一整个青春扭转了命运。相遇别离都是命运的果实，她却没能拒绝这一切。另一方面，王琦瑶不过是乱世里的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上海，女性是被推崇的，全社会都在追求她们的美，这其实是对于女性价值的贬低。当我们把女性从政治角色里解脱出来，女性的美绝不是放在橱窗里欣赏的，那是对于女性价值的物化，是这个中国最先进最开放的地区最古老的缺陷。女性的悲剧永远是放在父系社会下最值得玩味和体验的主题。从王琦瑶第一次出场，从她的生长环境中，悲剧性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展现出来。她的第一次爱那么的身不由己，她的选择在生活中那么的不堪一击，直到最后被男性的手掐死，女性的身份带给了她一切，也改变了一切。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 篇4

内容摘要：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用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地再现出来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的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如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向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年纪的她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王安忆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代言人。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王琦瑶弄堂坚韧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用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地再现出来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的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如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向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年纪的她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

王安忆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代言人。

“上海的弄堂形形种种，声色各异。那种石门库里弄是最有权势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课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尖锐的角，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是成套，一扇门关死，墙是隔音的墙，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的地。但这种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①这就是上海的弄堂。王琦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声就发生在这样的弄堂里。她的一生是典型到极致的上海弄堂女儿，是内在情态和外在世态双修到了炉火纯青田地的自然人生。在王琦瑶前后绵延的四十年里，她从片厂起步，经过程先生的摄影间成为了“沪上淑媛”，进而竞选上海小姐成功，成为了三小姐，不久她就依附了有权有势的李主任。但繁华一梦很快破碎，李主任失事后，王琦瑶带着伤痛离开，遇到了少年阿二。重返上海后，王琦瑶进入平安里以给人打针过日子，开始了平淡的生活，康明逊、萨沙、程先生依次走入她的生活又离去。王琦瑶独自抚养与康明逊的女儿薇薇长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与老克腊产生畸形恋最终被害死。

王琦瑶爱漂亮，会打扮，有点小幻想，小虚荣。但她美丽却不张扬，她就是上海弄堂里走出去的女孩，可是她比她们优越，她有一股天成的气质与风韵。她的美丽成就了她，也毁了她。虽然身边总是不乏追求者，可她的心总是飘飘忽忽，她一个人似乎很知天乐命的过下去„„年轻时候的王琦瑶就没有梦想，她只是现实。但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当年上海弄堂里的女儿王琦瑶奇迹般的成为“上海小姐”住进爱丽丝公寓，历史变迁尘封了上海繁华梦，王琦瑶重新进入上海弄堂。王琦瑶就像一条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表面上尘封起来，其实在地底下却暗暗地流动着。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打针度日，在严家师母眼里“这女人是有些来历。王琦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他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康明逊也从王琦瑶的素淡里看到了极艳。虽然这城市是另一座，路名都是新路名，除了有轨电车的当当声，还提示着旧上海昔日的情怀。王琦瑶素淡和不动声色的平常心却是旧上海的繁华美梦的真正底色，四十年后当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到来之后，王琦瑶这条埋在地底下的河流又出来，她是新的，又是旧的。四十年后的上海好像在无限追忆四十年前的繁华梦、发型、服装、舞会、派对、交往，一切都好像在旧梦重温，一切却都变了样。可是，在城市迷乱的形象下面王琦瑶的那颗上海新却没变，那颗心里包蕴的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粒米一棵菜的精致，而是一碗一碗的下出来，胡萝卜是细细的丝，再撒一层细细的椒盐。上海心是家常心，有肌肤之亲和铁血贴肉的进切，她是一切繁华的底色。上海的这层底色其实并没有褪掉，它隐退在每家弄堂的窗帘背后，这窗帘背后站着王琦瑶。②王琦瑶性格有着上海弄堂文化的底色，她平淡里也能见出绚烂，是那种不动声色的。王琦瑶是上海城市的生活芯子，任时光流逝而不曾改变的。无论是繁华还是平淡甚或是有些艰难的时候，她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在一点一滴中过着虽然琐碎却坚韧的日子。王琦瑶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绚烂后的平淡，平淡中不乏磨难，磨难中顽强地绵延。上海的弄堂文化决定影响着她一生的发展。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她们从来不会怨天尤人，自认是落后于时代的人，当外面的天空是凄风苦雨时，她们却在平安里坐拥暖炉，笑品香茗。她们的这份坚韧使得上海的女人心里都有股韧劲，使得她们在这个任是以男人为主流的世界里站稳脚跟。从历时性空间来看，王琦瑶早年的辉煌，中年的落寞和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都市在20世纪的兴衰历程中贯穿了上海百年的风云动荡的生命史。王琦瑶尽力坎坷，受男性在物质、精神上的控制，她是处于弱势、被动的，但是她却有着不可熄灭的生命力与自主能力，与其说是坎坷历练了她不如说是女性顽强生命本能使她柔弱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灵。

王琦瑶的出现就像王安忆理解的上海的历史一样，“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渔村一下子变成了东方的夜巴黎。”王琦瑶成为上海小姐，结束了她平凡的小户人家女儿的生活，被迎进豪华的爱丽丝公寓。可是这种奢华没过多久，在王琦瑶刚被吸引得心思活络的时候，上海解放了，属于王琦瑶的那部分光辉被革命无情地夺去了。在与李主任最后一次见面失之交臂后，王琦瑶和李主任真是“两人都是无依无托，自己靠自己的，两个孤魂。”她好比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梦被打碎，而她本以为那梦是花好月圆，长聚不散的。对王琦瑶来说梦碎了，心却不会止，疼过了，痛过了，又会抬起头。通天的人走了，王琦瑶依然好好地活着，变的只是生活地点，方式——从爱丽丝公寓到了平安里。她在这条小巷里做了一名护士，工作单调无趣，生活刻板清苦。可是，就在这种生活中，王琦瑶又有了生活的乐趣。从箱底翻出旧日的好衣服，她开始化妆，她一点一滴的收回自己的美丽，一针一线地拾起生活。社会在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王琦瑶却依旧有耐心的生活着、等待着。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她顽强地忍受住了一波又一波来源于那些一次次走近她又远离她伤害她的男人。与王琦瑶相爱并有了骨肉的康明逊，为了守住他所在世界里的位置，与女儿咫尺却不敢相认，王琦瑶无怨无悔；程先生在文章中无法忍受非人的痛苦，抛下了他钟爱一生的女人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程先生、阿二这些男人在她身上得到不同满足后便决然离去。她的心一次次被交付出去，一次次被撩拨了起来，可事情刚开始就结束了，传统女人视为生命的动力的“家”她一直无法拥有，之后更长久的寂寞必须她一个人承受。但是，王琦瑶的生命并不会因此而黯淡。“日子还是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呢不过真正拯救她。”“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的呢？”王琦瑶只有自己救自己。她从对男性的依附到一个人坚强的面对生活，咬牙忍受痛苦，冷静平和地生活着。“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具体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种女人也许会受命运的捉弄，以及岁月的侵蚀，但是她真正懂得生活，是生存的强者，任何时候她都不会倒下，因为她的生命中有一股韧劲。它使人在最琐碎的生活中历经磨难而不折。这也就是上海的灵魂——生命的韧劲，让她比曾经辉煌的男人们走的更远。

王琦瑶执着而从容的生活方式，标示了当代女性的独立个性与理想信念。她的柔弱只是外在的表象，与貌似强大的实权人物“李主任”以及普通男性系列如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相比，王琦瑶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更为坚实的精神内核。女性的坚韧就是上海无言却不屈的灵魂。王琦瑶不仅仅代表了一个女人的命运，她的生命历程也是动荡多变的上海的一段历史的写照。

《长恨歌》中既没有动人心魄的故事，也看不到被誉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的风云变幻，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更确切地说是与普通女人——贴得很近的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王琦瑶是将一生的幸福放在一天中去过的。李主任如同在一颗流星滑过她的生命，王琦瑶只得到了一瞬间的灿烂，然后便如同一颗珍珠埋进沙土中一样，她便消失在了上海低低矮矮的弄堂里，与小人物们一起过着仔仔细细的日子。不管历史怎么前行，不管时光怎样高速飞转，但是在它的边缘里却有着人类最恒定的东西，那就是吃穿住行，是鸡毛蒜皮，是用尽心机的算计的饮食生活。平安里的生活俭朴，“下午茶比不上国际俱乐部的豪华和奢侈，但也是精雕细刻的”。

王琦瑶用黄泥螺下饭，洗头时把领口向里窝进去„„这些都让人感到她的女性的温情，这些都让人似曾相识，让人牵起很多的回忆。王琦瑶悠然而安稳地生活着，在李主任为她造的“金丝雀”笼中悠然安稳的生活，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正如王琦瑶的外婆所说“外婆喜欢女人的美，那是什么样的化都比不上，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不由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个女儿身。外婆还喜欢女人的幽静，不必像男人，闹哄哄地闯世界，闯得个刀枪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身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败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变成了。外婆有喜欢女人的生儿育女，那苦那痛都是一时，身上掉下的血肉，却是心连心的亲，做男人的哪里会懂得？”③

王琦瑶一个脱离男性束缚的完整的女性身躯，浑身散发着女性气质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城市的闯入者。但作为城市灵魂的男性——生活在王琦瑶身边的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等一个个曾聚首在她的生命中的男人都相继离她而去，这个城市排斥了她，抛弃了她

但是她却用她女性的身躯包容着这个城市，城市的气息已经深入她的骨髓。王琦瑶对男人爱情和物质的渴望是她物化的结果，而物化正是这个城市的本质，也是与它血脉相连的王琦瑶的本质。所以当她身边的所有都失去依靠后，她依然沉醉在对繁华的追求中。而真正能动荡她心扉的是让她孤独无助的离开上海暂居乌桥的那些日子。那种思念是刻骨铭心的乡愁，那种痛是深入骨髓的流离失所的悲哀。上海的一切对她来说“那仇和怨也是有声有色的，痛也是甘愿，恩怨苦乐都是洗礼”。“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这样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做王琦瑶”。

进入城市的卑微却是整整一个世纪的梦想，但最终也是这个物化城市让她成为后来人追求繁华的牺牲品。王琦瑶四十的人生，展示了上海的历史变迁和市民的生活，也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也代表了上海的精神。作为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瑶，“可说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个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基本元素。„„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理想与信仰，三小姐却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是使我们想到生活、婚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一九七六年的转变，带给薇薇她们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播映老电影是一桩，高跟鞋是一桩，电烫头发是一桩。„„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的现在街头。„„她奋起直追的，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④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什么是新世界？什么是旧世界？论理，这些属于历史时间的问题，与弄堂世界的原初时间无关。关键是，上海弄堂的世界真能完全逃避关于新旧的话语吗？1949年的日历翻过后的日子代表新，这是上海每一条弄堂里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只是那感觉的程度有大有小的差异。1966年文化大革命代表新，这又是上海每一条弄堂里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那感觉程度的差异便不太大了。程先生是个“与旧时尚从一而终”的人，他在这一年夏天自杀，虽不情不愿，却是死得其所得。80年代以后的新，在王琦瑶看来倒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新的也就是旧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还不如说是旧的。“王琦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酒楼里盛宴的心；王琦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王琦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总之，是一个踏实。在这里，长脚是能见到一些类似这城市真谛一样的东西。在爱城市这一点上，他和老克腊是共同的。一个是爱它的旧，一个是爱它的新，其实只是名称不同，爱的都是它的光华和锦绣。一个是清醒的爱，一个是懵懵懂懂的爱，爱的程度却是同等，都是全身相许，全心相许。王琦瑶是他们的先导和老师，有她的引领，那一切虚幻如梦的情境，都会变得切肤可感。”⑤说是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一切又都回到了弄堂世界的原初时间。王琦瑶和老克腊的畸形恋，王琦瑶被长脚扼杀在床上，原是这弄堂世界的自然人生中不常见却也不稀奇的偶然脱节。女性与城市有开始了新的纠缠。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没有去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没去抒发建立新中国的喜悦，没去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将笔锋指向了时代轨道的角落，指向了那角落的人、事以及生活、际遇、性格和命运，远离时代、民族、国家，止追求自己的安逸和快活，这正是王琦瑶悲剧的根源。正如“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弄，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也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⑥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女性只能做无赖的抗争。王琦瑶集四十年代上海小姐优雅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她美而不艳，情态优美却不高不可攀，矜持而亲切、造作却不浮夸，高尚但决不低俗，现实却又讲情调，缺少见识但通情达理，她难免俗气但那俗气已经过文明的洗礼。王琦瑶是最懂生活的人，没有了她，生活便没了情致、韵味。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她的吃穿住行都流溢出难以言说的韵味。她任人摆布的成为了“沪上淑媛”，从此拉开一生的序幕。在王琦瑶潜意识里，她喜欢有人为他操持命运而自己落得清闲。可是在无常的世事中男人常常

比女人还脆弱，他们总是先被打到，被击败，而女人却能在坚韧中继续她的路程。恰是柔弱的王琦瑶在风雨飘摇的孤苦境地中如走钢丝般保持着平衡，保护着自己，然而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抗争。

《长恨歌》里的人们一生都在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王琦瑶一生感情生活多有波折，她的好友蒋丽莉和程先生等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都想好好的生活好好地爱，而且都是那么真诚，可是最后都不如愿。蒋含恨而死，成无奈自杀，王终身不得圆满，不能和爱的人在一起，注定要演绎一曲“长恨歌”。拜伦说的好“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对女人而言，去爱一个人就是抛弃其他的一切去爱。当了“上海小姐”后，王琦瑶被李主任看中住进了爱丽丝公寓。王琦瑶被李的威武、权势征服，她等待着“他将她的命运拿过去——给予不同的负责。”她要的就是这个负责，可好景不才，一切付诸东流。而王琦瑶与康明逊的爱情就平淡的多，他们都是受益者，都藏着有哀有乐的利益心，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经历多了，王琦瑶只想抓住眼前的快乐。可她没想到的是眼前的快乐也要用将来做抵押的。萨沙则是她和康明逊孩子的替罪羊。程先生则一身与王琦瑶无缘。老克腊是王琦瑶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遭遇。这些男人都是她生命中的过客，没有一个成为了她生命中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她追求了一生的爱情在最后她才发现，爱情对她而言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王琦瑶亦是聪明的女子，有着上海女子特有的精明，她明白人生的无奈，明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人生无奈。她每时每刻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当成为上海小姐后，她虽处于浮光掠影的一片繁华中，沉浸在极致的风情和惊艳中，但也敏感的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逝之痛的，是命运感的，良宵有尽得含义”。因此当李主任看中她时，她毫不犹豫地住进爱丽丝公寓。李死后，她并没一蹶不振，平静地接受生活。她有足够应付生活的聪明，她能够忍受委屈，懂得勇敢争取什么。不管命运怎样逼她，她永远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不仅是那一匣金条，每一个于她有恩的男人，都被她视作是无路可退时的“底”，也是一种攻，这种精明和坚定有时让人吃惊。

王琦瑶的一生可称得上诡奇，甚至有的惊心动魄，但生命的流程中只不过是一个上海小女人的凡俗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细细碎碎，点点滴滴，亦是婆婆妈妈，牵牵绊绊。王琦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她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她身上那种坚韧的上海精神让她面对生活的无奈、人生的无奈时仍能安稳的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为自己争取到一方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并一次次走出生命的麦城。

注释：①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页②转引自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00页③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20页④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24页⑤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317页⑥转引自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长恨歌》王安忆著南海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