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关系介绍信

2024-09-23

党关系介绍信(精选7篇)

党关系介绍信 篇1

共产党________委员会:

_________同志,性别:_______,______岁,民族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现为________________支部(正式/预备)党员。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该同志需要将组织关系转至_____________________。党费交到________年________月。

党员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党支部

________年___月__日

xxx

xx年x月x日

党关系介绍信 篇2

面对国共内战趋势愈益增加的局势, 中共起初曾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3]393, 直至8月9日,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 毛泽东口中的“好朋友”[3]320却声明, 限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禁止中共进军东北。面对苏军冷漠态度, 中共自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223, 只有自身力量强大, 才能与莫斯科讲条件、谈合作。

日本投降前, 斯大林早已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划战后在华既得利益。莫斯科自然把中共作为与蒋介石讨价的重要筹码。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 莫斯科首先承认“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由国民党领导”, 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予支持[5]113。因此, 苏联进军东北前未曾向中共“透露任何消息”[6]305。在莫斯科看来, 能够保证苏联战后远东利益与安全只有与蒋介石合作。一方面, 可以借助蒋介石限制美国在华势力范围;另一方面, 二战中苏联损失惨重[7]85, 需要和平环境缓解压力;再一方面, 与国民党相比, 中共力量显得太过弱小。即使朱德给美苏英的说帖上强力展示自己的军事成绩[8]240, 但对于莫斯科来说, 此时中共“在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 不如与国民党和谈, 求得一时和平[9]引论。苏联进军东北前, 就已制定其对外政策大方向———保证其战后利益与安全, 延续苏美同盟关系, 以“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10]221。

1945年8月9日, 苏联对日宣战, 毛泽东企盼的国际援助终于来了。毛泽东随即指示一个“干部团”去东北, 并命令热河、山东及察哈尔等地部队, 做好向东北进发准备, 配合苏军作战。然而, 中共军队出关后, 却大失所望, 认为苏联“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 而且“苏联如公开助我, 美国必公开助蒋”。因此, 派军队去还要看形势, 暂时放弃夺取城市计划[11]4。这时, 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向中共发来电报, 建议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 “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12]397。中共审时度势, 一方面基于自身军事力量现状, 应对内战准备不足;一方面顾虑国际形势缓和趋势, 美苏极力促进国共和谈。终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赴渝和谈。

9月中旬后, 苏联对中共东北军态度明显改善, 要求中共协助苏军管理地方, 稳定社会治安。中共趁机制定全国战略方针———“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13]299, “力图控制全东北”, 发展东北根据地。苏军对中共援助是有限的, 彭真在向中共中央报告东北物资时就曾提到:“苏军方面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坚守。一切被其坚守之处, 不准我搬用。苏军方面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绝对全部控制, 我无权调动任何车辆”[13]305。中共对于友军的态度, 也只能表示“不与之为难”[13]300。

在重庆方面, 毛泽东等人与蒋介石和谈的进程可谓如履薄冰, 气氛亦趋紧张。毛泽东曾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询问苏联态度, 得到的却是“必须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尽量避免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9]引论。10月1日, 国民政府致电苏联, 要求趁美国舰船在大连港登陆, 以利接收东北。7日, 苏联政府照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 表示反对在大连登陆。苏联认为美国势力有进入东北可能, 为维护在东北利益, 对中共转而纵容政策———“大开前门”, 责令迅速占领城市, 并促其对登陆大连的国军“坚决阻止登陆”[13]313。此时, 中共在东北力量弱小, 军事力量薄弱, 一方面勉强配合苏军要求, 以换取接收大连等地优先权。一方面, 利用苏美矛盾, 立即制定“竭尽全力, 霸占东北”计划, 至少“亦造成对抗力量, 以利将来谈判”[13]317。

11月15日, 蒋介石对苏联利用中共阻止其登陆, 宣布撤退东北行营, 拒收东北行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被动, 对中共态度发生了转变。要求中共立即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 并且长春铁路沿线有苏联红军之处, 不准“与蒋军作战”[13]338。中共面对苏军态度突变, 表示“只有服从”, 但要做好秘密工作, 准备“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13]341。

1946年2月, 苏军面对《雅尔塔协定》曝光以及反苏反共浪潮压力, 再次对中共示好, 要求中共在其撤退前, “增强东北干部, 大批增调主力部队到东北”[13]399, 并告知撤退时提前向中共通报, 以利速占城市, 与蒋介石争夺东北。中共则答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 在军事上加强进攻”[14]85, 予以配合。

对莫斯科来说, 此时东北混乱状态, 或可能独立对苏联利益最大。基于东北独立的估计, 一方面让中共悄悄进入东北, 与来接收的国民政府形成一种对峙状态;另一方面, 无论哪一方被赶出东北, 对苏联都是有益的。国民政府被赶出东北, 苏共与中共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必然要求中共依赖苏联, 中共也同意苏军对“背靠北满、东满和西满”战略考虑;中共被赶出东北, 或长期寄予东北游击战争, 对苏联既得利益也是一种长期维持, 毕竟有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利益保障。

从苏联对日宣战起, 莫斯科就已确定其对华方针是维护其利益与国家安全。从进入中国东北, 促使国共和谈, 以及对中共政策的反复无常, 致使中共“无法理解俄国人的实际政策”[15]823, 到最后支持中共与蒋介石争夺东北, 无不表现出莫斯科决策转变:促进国共合作———希冀独立东北———制造国共割据。而中共面对莫斯科反复无常态度, 立足现实, 在美苏、苏中 (国民政府) 矛盾的细缝中, 不失时机地借助苏联有限援助不断发展自己, 最终确定自己在东北可靠地位。

1946年3月, 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 冷战即将开始。莫斯科积极促进中共东北根据地建立, 供给中共大量武器弹药。至5月苏军撤军时, 中共在东北已与国民党形成对峙。这种局势正是莫斯科希望看到的, 以此遏制美国在华势力, 利用中共牵制蒋介石与美国。

苏联对中共态度趋向积极。一方面, 由于国际冷战格局形成, 蒋介石完全站在美国一方, 进行反苏反共行动[16]776;另一方面, 莫斯科意识到, 要保证苏联东北利益以及远东和平, 势必要依靠中共形成对峙威胁。但是这种援助并非是平稳的, 而是随着中共实力发生变化。

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 由于中共军事上节节胜利, 苏联更加积极表现。1947年7月14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决议, 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一批物资[17]31。并且政治倾向表现的也日益支持中共。这期间, 中共同样积极与莫斯科交好, 极力表现出共产主义姿态, 缩小与莫斯科距离, 降低莫斯科疑虑。

在这期间, 最能体现中共依赖莫斯科, 采取被迫妥协政策的事件就是毛泽东要求访苏与斯大林商讨中共今后政策。毛泽东曾四次要求访苏, 都被以不同理由拒绝。暂且不论斯大林拒绝毛泽东理由是否正当, 仅一次次被拒绝就足以让中共感到不满。从毛泽东访苏准备的问题可以看出[18], 不论是空洞的共产主义认同, 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 中共在诸多方面都需要莫斯科援助。可是, 莫斯科还不能确定现在让毛泽东来是否明智[4]284。

战后中共也非单纯依赖莫斯科, 深知实力外交的中共领导人, 自然懂得如何让莫斯科更积极向中共靠拢。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始终强调:“应依赖自立而不应依赖外力”, 只有这样“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 方能发生作用”, 否则就是危险的[11]152。同时, 中共也在为日后与莫斯科谈判追加筹码。在向莫斯科寻求道义与物质援助时, 也不断向莫斯科展示自己的战绩, 希冀得到更多援助与认同。

为得到斯大林认可, 毛泽东经常与莫斯科保持联系。1947年9月, 毛泽东通过捷列宾向莫斯科发电:至1947年6月, 中共已歼灭敌军112万人。已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11月30日, 毛又一次发电:已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38.5个旅, “我军已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12月, 再次发给斯大林一封电报, 强调中国革命已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转折点[6]351。1948年3月15日, 毛泽东告知斯大林:“在5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 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在年底毛泽东告知斯大林:根据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顺利进展的情况, 目前形势发展比“预计的要快得多。”[17]36

1948年底, 中共领导人对两年来的作战进行统计[19]1343。中共认为, 到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 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但是,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 “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1374。“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20]230

中共正为即将胜利跃跃欲试的时候, 莫斯科又一次发来电报指导中共革命。这对双方都犹如“一盆冷水”浇了下来。莫斯科在看到中共一步步走向胜利时, 对于莫斯科来说已足够为苏联安全提供广阔的“缓冲带”;另一方面, 中共的强大不免让莫斯科多一分担忧;中共与南共太过相似, 斯大林怀疑中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苏联之所以赞成调停, 可能像罗申所说, 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7]315。1949年1月10日,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 建议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停战谈判和进行调停, 并为中共起草答复, 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但必须“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18]。中共接到电报后, 感觉莫斯科要求“划江而治”, 希望中共能够妥协[12]88。然而, 此时正值三大战役即将胜利, 中共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听从行事, 已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19]1237。于是, 毛泽东于13日答复斯大林, 否决了莫斯科的建议, 认为“应当理直气壮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 “无需再在政治上采取迂回手段了”[18]。

从1945年莫斯科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到1949年再次发电建议国共和谈可以看出, 莫斯科两次建议的出发点, 都是基于苏联在华利益与安全因素的考虑。然而, 短短三年, 中共实力的增强导致莫斯科与中共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苏联方面, 既要用物质援助和意识形态控制中共, 使其依赖自己, 以确保苏联在华利益与国家安全, 又要眼看中共实力增强而不受控制, 却越来越离不开中共对其影响;中共方面, 既要随着战争白热化, 日益需要莫斯科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 又要以自身实力摆脱多年受莫斯科支配的困状。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 苏共与中共在合作中的复杂利益关系再次唤起双方在共产主义上的一致性。中苏两党都知道, 双方都是在困难时期举起共产主义旗帜, 而这种共产主义上的认同感是极其脆弱的, 虽然在两党利益现实中, 多少承担了一定促进作用, 但很难说这种意识形态因素会在双方稳定后成为主导因素。

中共与苏共都看到双方合作的成绩, 同时也注意到合作中矛盾的无奈。为了继续加强这种合作, 莫斯科于1949年初决定派米高扬访华。一是为了缓解毛泽东未能赴苏的疑虑, 试探中共战后意向;二是为了巩固双方合作, 试图以共产主义吸引中共倒向苏联一边。

米高扬访华5个月后, 中共同样摆出亲苏姿态, 派刘少奇访苏。中共在面对美国冷漠态度后, 更下定决心要站在苏联一边, 帮助自己进行战后经济恢复。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证明中共胜利的决心, 以此增加莫斯科对中共援助的筹码。6月30日, 毛泽东向全世界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阐明倒向苏联原因, 即“一边倒是孙中山40年经验和共产党28年经验告诉我们的”;中共始终“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 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9]1473。1949年8月, 刘少奇带着苏联220名专家以及莫斯科对华经济援助承诺回国。无疑可以看出, 中共“一边倒”宣言起到了作用:斯大林支付给中共援助“定金”, 让中共免除后顾之忧。

中苏两党领导人互访, 必然加深了双方矛盾中合作, 减缓了合作中矛盾。其方式无疑是共举共产主义旗帜换取双方既得利益。中共不仅得到莫斯科经济援助, 同时也进入到社会主义阵营, 得到莫斯科认可的共产主义称谓。同时, 也为日后中苏同盟增加了共产主义因素;苏联不仅保证其在华利益和国家安全。同时, 也增强了冷战态势下社会主义阵营力量。

1945年《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明, 莫斯科无论在何时都没有考虑过帮助中共革命胜利, 关注的只是“自身的安全和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21]234。对于克里姆林宫或白宫而言, 北京“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 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22]21。这种战略考虑也是苏联二战后不得不做的选择。在国共内战中苏联对华政策可谓“左右逢源”[1]36。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莫斯科能够指导中共革命走向的工具或借口而已。每逢困难, 莫斯科都借此寻找中共“征求意见”。

如果说, 苏联进军东北时, 中共还相信共产主义国际援助会来;那么经过与苏军接触后, 中共开始采取“以利益换取利益”外交模式。只不过这种外交需要通过利益为首———政策协调———阶段过渡三维模式得以维持。中共深知实力外交规则, 在自身实力没有强大时, 对于莫斯科援助也总是强调自力更生式的妥协。随着实力增长, 这种外交可以趋向平等与认同, 甚至认同分歧。

战后, 中共与苏共主要以利益作为协调双方准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 则成为双方之间能够实现利益交换的纽带。对于苏联, 或许中长铁路、大连、旅顺港并非是最大目标。其防御目标也许是整个东北、外蒙和西北连接, 保证苏联国家安全。这也许是1950年中苏缔结新约时, 莫斯科对北京妥协的长远考虑。对于中共, 从赞成国共和谈到拒绝“划江而治”, 或是基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妥协, 或是基于中苏利益协调, 或是基于自身实力变化。总之, 战后中共对苏政策走向是在国共美苏矛盾中策略性转变的成功。

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中苏两党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 若即若离的关系。战后, 莫斯科与延安并未把共产主义作为协调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面对美苏国共复杂矛盾关系, 双方以各自国家的、民族的利益协调对外政策。

党关系介绍信 篇3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以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着重研究了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提出的一个带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实践表明,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意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要求。

时代的必然要求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和平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保和平,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总趋势。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由于综合国力竞争中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使我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和主权独立等方面受到严峻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行事,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扩大对外开放,要求我们必须改变长期所习惯的执政行为和思维方式,调整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各国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作风和执政效率的竞争。现在,许多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力图在这场竞争和较量中取得主动地位。我国既具有极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党要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人民的强烈愿望

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

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根据一般规律,人均国内收入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时期,往往充满着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农村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下岗职工和城镇贫困居民也为数不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会层出不穷,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党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带领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必须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执政为民和执政兴国的本领和水平。

党自身发展的紧迫要求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从执政党自身的变化来说,我们党已经由成立时的五十三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6800多万党员,成为领导13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今天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党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有了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机遇,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党员干部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同时也增加了受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危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活力,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崭新课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还有许多不适应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不完善,在体制上存在着制约执政能力发挥的若干因素;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强;有些地方党委不能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内缺乏民主,党组织没有活力,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发挥;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总之,我们党要切实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設,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自我完善、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能力,真正解决好“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

探索执政规律的理性自觉

我们党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党总结国内外执政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执政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党中央要求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善于借鉴其他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和做法,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回顾我党55年来的执政历程,党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执政的成功经验,主要是:(1)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3)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4)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5)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6)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些主要经验,既是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大战略课题的客观基础,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党关系介绍信 篇4

尊敬的党组织:

我是XXXX大学2009级的学士本科生XXX,已于2013年7月毕业;现在XXXX大学攻读硕士学位(XXXX学、XXXXXX方向)。2012年5月在校期间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入党以来,本人积极履行党员的义务,不断学习马列主义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理论知识,进一步陶冶了自己的情操,提高了思想认识。同时,能按时上交党费,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履行作为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

一直以来,我真心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亲切关怀、悉心培育并充分的信任我,将我吸纳进去,并将我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通过自己几年的努力,得到了身边群众、其他党员和党组织的充分认可。

作为一名来自偏远县城的学生,我发扬了吃苦耐劳,敢于迎接挑战、承担责任的优点。通过在本科四年的学习和实践,自己具备了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在校期间自己的认真学习,刻苦专研,也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实践能力;通过学院、学生会的学生工作锻炼,使我具有了一定的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工作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基础。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本科毕业后,我没有参加工作,而是一直在准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经过两年的努力,我才成功通过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顺利考入XXXXX大学。但从2013年7月毕业以来,原本党组织关系就应该转入老家当地户籍所在社区,由于本人党组织关系意识淡薄,毕业后未能及时联系社区将党组织关系落实,再加上自己对于党组织关系的转入转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间观念淡薄,所以导致党组织关系一直没如期转入。

我认为自己没有认真履行一名党员应尽的义务,此次由于考入XXXXXX大学并想将党关系转入,而党组织关系不明确却让自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也因此自己犯下不该犯的错误,在党组织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为党组织抹了黑,我也后悔万分。在此,我做出深刻检讨,希望党组织看在我平时的工作表现上能原谅我的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今后一定要按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党员。一定按党组织要求来严格要求自我,努力学习,对得起学院的培养。

今天,我在这里诚恳的承认错误,希望得到党组织和领导的谅解。身为一名党员,我羞愧万分。而我今天的行为没有好好的履行党员义务,给我们的组织抹黑,我为自己的行为表示深深的忏悔。在此,我不想找客观理由来搪塞我的错误,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重视不够,组织关系意识淡薄,没有充分的相信党组织的力量。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下定决心改正错误,不断进取,在党组织和领导的帮助下提高、完善自我,紧跟党的步伐,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认真领会党的精神实质。我会在思想上和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并提高党性认识。我一定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学习;我将更加刻苦勤奋,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恳请党组织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并酌情给予考虑、理解和帮助,重新开具一份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本人保证不脱离党组织,及时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为盼。我愿意接受党组织和领导的考验与监督。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 篇5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性修养和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必须把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以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加强党性修养、培育优良作风。

一、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坚强党性、锤炼作风

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抓住了党性修养问题,就抓住了作风建设的实质,也就抓住了作风建设的根本和关键。加强党性修养,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过程。党性修养核心是政治修养,最根本的是坚定理想信念。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就是要从党性党风和党纪的高度解决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问题。加强党性修养,必须坚持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首要的政治责任,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在坚定理想信念、解放思想、推动工作上下功夫。工作中,我们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通过理论中心组学习、坊子论坛、网上学习等形式,切实抓好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深刻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理,特别是深入系统地学习了科学发展观,掌握了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积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加强党性修养打牢理论基础。

二、要在推动科学发展中坚强党性、锤炼作风

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不仅需要学习教育,更需要在实践中培养锤炼。领导干部必须从践行党性和遵守纪律的高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性党纪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要在科学决策中坚强党性、锤炼作风。科学决策是科学发展的前提,是对领导干部党性和作风的重大考验。实现科学决策,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决策为公、决策为民。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转方式调结构,在深入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作出了新城区、老城区、九龙生态经济区“三位一体”发展的重大决策,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工矿区改造开发过程中,先后关停89家砖瓦厂和矿产品开采企业,年可节约标准煤16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800吨,烟尘1360吨。在老城区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引进了世茂物流、博远物流、华东商贸物流园等总投资40多亿元的商贸物流项目,坊茨小镇已成为集规划展览、油画创作、休闲体育、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园区。在新城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了天翔航空、圣力奇生物、英华电子、瑞智游艇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不断加快。

要在推动工作落实中坚强党性、锤炼作风。重视抓落实、敢于抓落实、善于抓落实,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也是良好工作作风的重要体现。要强化责任抓落实。我们完善目标责任制,把发展任务目标细化分解,落实到人、考核到人;完善重点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对重点企业的帮扶力度,各级领导按照分工,对包靠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深入一线抓落实。我们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一线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真正做到领导在一线指挥、干部在一线工作、办法在一线产生、矛盾在一线解决、业绩在一线展现。要改革创新抓落实。我们积极引导领导干部带头从“稳”的思想、“守”的观念、“怕”的心理中解放出来,用奋勇争先的斗志、敢创敢闯的气魄、迎难而上的精神、永不止步的毅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三、要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坚强党性、锤炼作风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科学发展,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健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维护群众权益等机制制度,切实把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落到实处。要按照群众需要想问题、作决策,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近年来,围绕解决“三最”问题,我们每年都为群众办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特别是推行城乡卫生一体化和城乡教育均衡化改革,有效整合了资源,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高了全区教育水平,分别荣获2008、2009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决策奖。要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我们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区级领导每年深入企业、街道、村居开展调查研究不少于3个月,确保把基层情况摸准、摸透。积极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做到全覆盖、无缝隙征求意见活动,共发放征求意见书30多万份,征集群众意见建议10万多条,并实行“挂牌督办”,收到较好成效。要畅通联系群众渠道。我们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开通书记信箱、区长公开电话、区级领导公开接访等制度,及时了解群众需求,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对重大案件实行包靠责任制,有力推动了问题解决,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

四、要在强化监督考核中坚强党性、锤炼作风

提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加强作风建设,既要靠自律,也要靠引导激励,靠严格监督管理。要强化纪律的约束性,用铁的纪律保证优良作风。加强对节约用地、环境保护、转方式调结构等政策措施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开展好“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动,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跟踪到哪里。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推进党内民主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考核监督、述职述廉述学监督、诫勉谈话监督、询问和质询监督、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监督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形成一整套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加强作风建设的制度规范。建立领导干部作风动态监督和测评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全面掌握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健全完善引导激励机制,完善考核体系,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有机统一,制定完善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办法,加强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考核,增强各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持从实绩看德才,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党性修养作为“德”的核心内容,贯穿到领导干部培养锻炼、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形成“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良好局面。(作者为中共潍坊市坊子区委书记)

加强党性修养是培养优良作风的基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决定》第七部分“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全党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的要求。

优良作风是党胜利的法宝

作风,是人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一贯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领导干部的作风是其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情操的具体表现。

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我们党一贯重视作风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得到了纠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总结我们党24年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毛泽东把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的作风概括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把它编成歌曲,在军队内、干部队伍中传唱。1949年3月,我们党在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即将进入城市,开始在全国执政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注意抓作风建设,使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我们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才6个支部,53名党员,只经过28年,其中还经历了陈独秀、王明错误路线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曲折,就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党除了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领导外,靠的就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力量,靠的就是这种作风带来的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下大气力解决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于当前党的作风建设,社会多有议论。《决定》作出了坦诚而准确的评价。《决定》说,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这三个“严重”,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决定》还严肃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四个“不等于”和四个“考验”,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三个“始终”,是我们全党每个同志庄严的历史责任。

从作风建设角度来看当前我们党的建设,的确存在不少问题。网上有一段评论我们干部的作风说:“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了,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了;高速公路越修越多了,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通讯水平越来越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这有点以偏概全,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当前党在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决定》指出的三个“严重”,给我们敲了警钟。

加强党性修养是培养优良作风的基础

我们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良好作风养成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要加强理论学习,加强社会实践,加强党内生活锻炼,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切实做到四个“大兴”。

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认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坚定不移依靠群众。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观点,树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新风。坚持说真话、讲实话,不说假话、大话,把功夫下在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上。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者,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大兴艰苦奋斗之风。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观点,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牢固树立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的观点。切实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时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之间、干部之间,迎逢讨好、相互吹捧、阿谀奉承,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

所谓“大兴”,就不是一般的讲讲,号召号召,教育教育,订订制度,而是要言行一致,动真格的。要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取信于民。不搞下不为例。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必要时,就是要挥泪斩马谡。

四个“大兴”,关键是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党员意识,加强党性修养。

加强党性修养,要自觉做到四个“常”

常修为政之德。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时刻不忘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要以谷文昌、焦裕禄为榜样,一个人可以一生不仕,不可以一日无德。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四自”: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五慎”:慎独,慎好,慎微,慎友,慎情;“六警惕”:盲目攀比、心理失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亲情难辞,小节无害,下不为例,心存侥幸。自觉做一个人民的公仆。

常思贪欲之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共产党员要常思贪欲之害,警钟长鸣。有一名贪官落马后在狱中算了七笔账:“一算政治账,自毁前程;二算经济账,倾家荡产;三算名誉账,身败名裂;四算家庭账,妻离子散;五算亲情账,众叛亲离;六算自由账,身陷牢笼;七算健康账,身心交瘁。”我们要引以为戒啊。

常怀律己之心。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严于律己,不去低俗场所,遏制不良欲望,管住子女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断反省自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常排非分之想。现在有些干部不是想如何开拓创新,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是想入非非。主要是想两点,一是想升官,不惜一切,不择手段,所以就出现“五官”现象;二是想发财,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滥办事,四处寻租,受贿索贿。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习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他也当过县委书记。他对自己提出了“三不”的要求:不沾酒、不陪客、不上群众饭桌。所以他当支部书记几十年,一不想升官,二不想个人发财,一心为群众,改革创新,扎实工作,清正廉洁,光彩照人。

我们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牢记两个“务必”,实践四个“大兴”,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永葆共产党人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作者系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执政为民、廉洁高效”集中教育活动廉政党课讲稿

廉洁从政是党和人民对党员干部一贯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清正廉洁,关键在于加强自身修养,注意“三慎”,把住“三关”,增强自我免疫功能。

要加强日常生活修养,注意“三慎”。对党员干部而言,加强日常生活修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常生活是最容易失守的地方,是最容易放松的领域,也是最不容易监督的环节。党员干部加强自身修养,关键要注意“三慎”。一慎嗜好。即把个人嗜好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谨防沉醉于个人嗜好而不能自拔。个人嗜好无可厚非,但个人嗜好有高低良莠之别,对党员干部来说,即便是正当的个人嗜好,也有一个适度把握的问题,过度就会陷入迷恋,迷恋就会影响工作,荒废事业,同时还能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的嗜好还有可能被下属模仿,甚至形成一种风气。因此,领导干部不能把自己的嗜好视作个人行为,而应从社会影响和个人形象的角度考虑,作出正确的选择和节制。对影响秉公用权,有损个人形象的嗜好,要认真克制或加以戒除。二慎习惯。培养良好的习惯,防止沾染不良习惯,同样是保持清廉的客观需要。一位哲人说过,“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就是最坏的主人。”好习惯愈多,人的道德情操愈高尚,廉洁从政的力量就愈强大。相反,旧风恶习犹如终生相随的幽灵,腐蚀人的灵魂,消磨人的意志。如习惯享受的人,就会贪图安逸,不愿把心思和精力花在事业上,做事不会动脑筋,学习不会下苦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物质生活上还要追求高消费、高档次。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守得住清廉呢?三慎“交友”。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些朋友,但朋友有好坏之分,好朋友可以带来许多帮助,助人事业成功。交错了朋友就会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引人走向邪路。因此,慎重交友显得非常重要。要把诚实正直、重义轻利、志同道合的人作为朋友交往,对那些谄媚拍马、口是心非、重利轻义的人保持距离。决不能因为朋友的关系而放弃原则,违反法纪。

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把住“三关”。官位不论高低,都是一种职业,职业都有操守,廉洁是职业操守的重要内容,要保持廉洁就要从严律己,警钟长鸣,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要把住金钱关。钱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取之有道的钱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取,不义之财千万不要沾手。要保持廉洁,对钱就不能有非分之想,看钱要恰当,来钱要正当,用钱要适当,决不能在钱的问题上犯糊涂。钱迷心窍,失去自我,得到的结果不会是幸福,只会是烦恼。把住金钱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要有攀比心理、失衡心理、侥幸心理,心理健康才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二要把住人情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都常常处在人情网里面,有亲情、友情、爱情,还有同学情、老乡情、战友情等等,在人情面前我们总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中国人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爱讲面子,在办事的时候就看你有没有面子,别人给不给面子,面子实际上就是靠人情在维系和支撑。我们很难说不要人情,不顾面子,但对有权者来说,人情一定要把握一个度,把不住人情关,损害的是事业,吃亏的是自己。对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在人情面前更要谨小慎微,稍不注意就容易被人利用,因为人情而误入歧途。三要把住诱惑关。在市场经济日益活跃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诱惑也是越来越多,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在诱惑面前缴械投降,做出有损党格、国格、人格的事情。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在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在履行职权的时候,要抵住权力的诱惑,用权之时要“三思”,即对权力面临的诱惑要有足够的估计,对权力造成的腐败要有充分的预见,对加强自身修养在用权为民中的作用要有深刻的认识。这样才会谨慎用权,公正用权。二是在外出活动的时候要抵住色情的诱惑,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抵制来自这方面的诱惑,在单独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自我克制,扎紧篱笆,决不能放纵自己。三是在人事变动时要抵得住名利的诱惑,要看得透、放得下,面对诱惑要学会放手,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毕书记对党员干部有五个忠告:一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有正确的理想信念,信念是个总开关,信什么、不信什么,不能犯糊涂。对个人的名利要看得开一些,否则很难经受住考验。二是要正确对待权力,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今天拥有的一切负责,做到有权不搞特权、掌权不谋私利,用权力办正事不办坏事。权力往哪里集中,风险就往哪里集中,权力越大,风险就越大。三是要有底线,领导干部要有做人的底线,从政的底线,为官的底线。要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心存敬畏,伸手的时候要掂量掂量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迈腿的时候要考虑这地方该不该去。有的人什么事都敢做,什么话都敢说,什么钱都敢收,要知道腐败是有成本的,成本就是自毁前程、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四是廉洁自律,要防止滑进腐败的泥潭。人最了解的是自己,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最能把握的是自己,最不能把握的也是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管好自己,管好亲朋好友。五是要自觉接受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必然会导致腐败,干部拒绝监督,迟早要出问题。接受监督就是接受对自己的帮助,要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监督,谨慎行使权力。

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做到行动先于一般干部,标准高于一般干部,要求严于一般干部。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自觉按照《廉政准则》要求,积极投身于“执政为民、廉洁高效”集中教育活动中去,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生活和党员干部公务活动的有关规定,带头遵守公共财务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带头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带头管好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带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党员领导干部在集中教育活动中,要认真查找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要带头搞好集中教育活动,在组织领导、开展活动、解决问题、建章立制上,要境界更高一些、抓得更紧一些、效果更好一些。要通过活动开展,强化“六种意识”,大兴“六种作风”:

一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领导干部要时刻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臵,在思想上牵挂师生、感情上贴近师生,真心实意地为师生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师生最盼的地方慰民心,在师生最急的地方见真情,在师生最怨的地方改作风,在师生最需的地方做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各种积极力量,为学校发展做贡献。

二是要强化责任意识,大兴干事创业之风。宏伟的事业都是干出来的。面对繁重艰巨的发展任务,领导干部要有一股干事的热情、创业的激情,努力克服畏难情绪和浮躁心理,带头解放思想、提升境界,敢闯敢试、敢想敢干,决不能满足于当“太平官”,决不能当官不揽棘手事、遇到问题绕着走、一推二拖三上交。要真正扑下身子抓落实,集中精力解难题,每项工作都要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社会价值。

三是要强化创新意识,大兴开拓进取之风。要敢于打破旧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式,敢于直面困难、知难而进,勇于改革、勇于突破,在攻坚克难中开辟新路。凡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事情,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尤其是面对改革攻坚难题,面对人民群众期待,我们更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创造性开展工作,实现新突破,推动新发展。

四是要强化勤俭意识,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当前,我们面临省规复评的任务,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很多,领导干部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精打细算,严格把关,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刀刃上。要坚决控制公务用车、会议、差旅等经费支出,杜绝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浪费现象。

五是要强化效能意识,大兴务实高效之风。只有高效能才有工作高水平,才有发展好环境。要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效能革命”,把章丘中学打造成“校风良好、管理精细、特色鲜明,值得信赖的优质高中”。要落实“三个字”要求,一是行政效能要“高”。提高办事效率,对于师生提出的要求,不讲不好办、不能办,多讲怎么办、马上办,全方位、全天候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超前服务、高效服务。其次,对于学校安排的工作要“快”,工作启动要快,推动落实要快,检查反馈要快。第三,教育教学管理要“严”。要进一步规范日常教育教学行为,严格执行学校的制度规定,不能敷衍塞责、应付了事。

六是要强化纪律意识,大兴清正廉洁之风。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带头学习遵守<廉政准则》,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实防线。要把《廉政准则》作为行动纲领和处事指南,带头严格自律,做到“八个禁止”: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同志们,加强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进一步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恪尽职守、求真务实,以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成效,为章丘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建设富裕、和谐、幸福章丘做出新的贡献。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优良作风养成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加强学习、加强实践、加强党内生活锻炼,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增强党员意识、党性观念,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阐明了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途径。笔者认为,加强党性修养以养成优良作风,应从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解决好世界观问题。作风是党员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反映党的特征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风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因此,加强党性修养,关键是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根本上解决信仰、立场问题。加强理论学习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前提和基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加强党内生活锻炼,增强党的观念。党内生活是在党的组织和党员中开展的各种教育、管理、监督等活动的总和。党组织按照其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开展的各种党内生活,对党员的思想行为起到积极地引导、制约和矫正作用。党员必须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党内生活,把自己自觉臵身于党的监督之下,不断增强党的观念,认真严肃地而不是敷衍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监督和管理,严肃党的纪律。

学习和遵守党章。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是开展党的生活、建设党员队伍、健全组织结构、完善组织制度、严格组织纪律、处理组织矛盾等方面的基本准则,是保证党成为统一整体,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最重要的基础。学习和遵守党章,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问题。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二是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坚决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三是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党章规定的各项纪律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而首要的是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四是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党章明确规定,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监督制度。

自觉实践“四自”的基本要求。“四自”即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名誉,使自己的言行与党员干部的身份相符合。不做违背党和人民利益、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党纪国法及共产党人思想道德的事,不做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事情。自省,就是自己反省、检查自己。看自己有没有与党的宗旨、纪律以及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相符合的言行,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和不足并改正,不断完善自己;自警,就是经常自己给自己敲警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面临着金钱、物质、名利、地位、女色等种种诱惑,要做到警钟长鸣,自觉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廉洁自律的防线。自励,就是激励自己前进,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在工作顺利时,激励自己不满足现状,不甘于平庸,更上一层楼。在困难面前,勉励自己不退缩,不泄气,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在逆境中,鼓励自己不气馁,不丧失原则,不随波逐流。在挫折面前,鼓励自己不灰心,鼓足勇气继续干。通过自励不断培养自己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品格。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进行党性修养既要从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何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这些大处着眼,也要从具体事情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雷锋、孔繁森等并没有追求什么惊天动地之举或什么“轰动效应”,但他们正是从党的事业出发,着眼于人民的需要,持之以恒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在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服务中实现了思想道德的升华,成为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好榜样。

党关系介绍信 篇6

这五种能力,确实是执政党执好政的基本功,其中前四种能力是对内的能力,第五种能力是对外的能力,下面结合前四种能力的建设,谈谈如何处理与其相关的四个关系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驾驭者与市场主体的关系。

党要驾驭市场经济,绝不意味着我们党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要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当中去,更不意味着要以党代政行使对经济运行的管理活动。党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而不是管理者,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主要是指我们党在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知识的基础上,把握市场经济规律,领导政府,使其正确发挥经济管理职能,运用宏观调控等经济手段,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和艺术。其中以经济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从宏观上驾驭经济,防止过去搞计划经济时期以党代政干涉经济生活是其主要内容。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冲突比较突出,企业发展中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作为具体管理经济运行的政府部门,要做的必须是也只能是通过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引导,帮助困难企业摆脱困境,而绝不能去替这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作主”,行使生产经营权,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永远是企业本身,政府只能靠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去引导,而不靠行政命令。可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在基层却屡屡发生。比如最近为了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实现增资扩股任务,不少地方,由党委撑头、政府出面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给所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及职工下达集资入股任务,要求每个单位几年内完成几万元的入股任务,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计划经济的一套做法,这样搞很快之间企业股份制改造可以完成,但群众的利益却被冒了风险,怨声载道中深层次的矛盾又会形成。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大量存在,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中还有很大一部人习惯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做法,动不动就搞行政命令,动不动就越俎代庖。习惯于当水手而不习惯于当舵手,怎么能驾驭好市场经济这艘大船呢?

二是如何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

加强党的领导必然涉及到如何强化领导权的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又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权力天生有腐蚀性、扩张性、专断性,一切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与制衡,必然产生腐败,党的领导权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党提出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和民主执政并不矛盾,党的领导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党对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领导。政治领导的核心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就是要求党通过民主政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转变为党的主张,并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领导。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也不能是一个东西。要实现党在政治上的这种核心领导,必须充分而有效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彻底改变战争年代的领导体制和方式,在宪政约束下,建设党,在宪政原则下,以法治国,真正使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是如何处理好执政环境的局限性与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面临着一个特定的执政环境,这种执政环境一方面要受到当前具体国情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要受到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历史传统的制约,这就是执政环境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先进性的政党,不论处于何种历史方位,在代表先进政治文化前进方向上,都应该永远保持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精神状态,都应该比其他政治派别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胸怀更宽广,更应该不断创造条件,努力突破执政环境的历史局限性,不断在执政理念与治国方式上有所创新。

在引领先进政治文化前进方向的进程中,我党在历史上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它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建党之后,我们党坚定地反封建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侵略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问题上更明确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当前,根据我国曾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社会、落后的封建文化十分顽固的这个国情,要营造理论创新的文化环境,最重要的是加大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力度,强调文化生活的开放性、包容性。

历史已证明,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因其开放程度高,因而其落后的具有封建属性的文化改变也彻底。开放能打破落后,吸取先进东西,使外来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孕育出先进的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目前有些人主张经济可以大开放,文化方面要自己走自己的路,甚至认为文化开放会导致“全盘西化”。这种忧虑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心理倾向。其实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证明它是最具有融合力的文化。历史上多次较大的中外文化的交融都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特性。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未使中华文化“印度化”,反而使佛教“中国化”。同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了今天认定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的融合只能产生新文化,而不可能“全盘”地改变自身的民族的文化。因此,从文化发展规律与中华文化特点去分析,可以淡化对文化全盘西化的忧虑。而从中国国情来看,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封建文化的顽强,加之我们过去一定时期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因而在对待文化问题上,一是忽视了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强性的认识,而未能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重点,二是甚至错误地用封建文化意识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比如在权力运行上,我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就流行一句经典名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权力赋予给他,就不能怀疑他,甚至更用不着去监督他,这实际上是将权力的运行设定在权力者自觉自律的理想状态下,但实事证明,靠权力者的自觉、自律和自控,根本上是不可能对自身行使的权力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的。这就好象运动员和裁判员永远不能集于一身一样。在这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摸索,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理论和分权思想,这可以说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一项政治文明成果,但一具体到我国,就被某些人以不适合国情的理由而简单地加以排斥和拒绝。那么,权力制衡理论与分权思想到底是与我国怎样的国情不适合的呢?是不适合我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主义高度集权这个国情呢?还是不符合至今仍在顽强禁锢某些人头脑的封建教条这个国情呢?

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首先要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越多,可供社会主义借鉴的就应该越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是一味地排斥和拒绝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所以强调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处理好执政环境的局限性与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要求,更是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迫切要求。

四是如何处理好构建和谐社会与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正是有了矛盾,才使社会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向前发展。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要加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首先要正视社会矛盾,不能害怕它,更不能对矛盾藏着、掖着。在基层,有些干部为了保一方和谐与安定,见不得矛盾和冲突,一见就急、一急就简单粗暴,其结果只能是更加激化矛盾。

现代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的平稳而有序的运行,必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它们能够正确而有效行使各自的权利。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深入阶段,在这个阶段,有许多社会问题光靠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是不能够解决的,彻底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必须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的重庆某县法官通过上访总理为农民工讨回被拖欠的工资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利好于农民工的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它折射出当前社会信“访”不信法的普遍程度,折射出现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方面存在的不合理问题。行政、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它们的关系,就永远不能解决司法运行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就永远不能树立法律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尚的地位。因此,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各社会阶层、(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集团、机构的利益和权利,早日形成分工明确,各尽其责,权责相符,不越权,不虚位的科学管理体制,才能早日求得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如果政改长期处于缓慢状态,那么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会长期得不到解决,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早日实现。

党关系介绍信 篇7

大学学科是高等教育学术系统中的基本组织, 是承载大学三大基本职能的平台, 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学科文化, 作为大学最基本的学术文化, 是建立在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思维范畴、研究方式、学术准则基础上的一种亚文化, 具体指学科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由学术主体 (教师和学生) 创造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语言符号、价值标准、伦理规范、理论方法、思维与行为方式等的总和。简言之, 学科包含学科知识、学科规训、学科群落学术生活状态及学科思维四个层面的内容。[1]因学科门类的不同, 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学科文化, 大学各种不同的学科文化之间既有对立与冲突, 也有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的特点。[2]

学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学科的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运动态势。积极的学科文化不仅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而且影响着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学科前沿的演进, 在促进学科发展、影响学科主体走向规范、约束学术主体遵守学科规约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其中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是其核心功能。通过文化建设产生强烈的昭示、感染、同化、激励和规范作用, 使人们在特定环境熏陶中相互感染、相互学习、相互制约, 形成统一规范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言行举止, 起到增强学科凝聚力、协调人际关系、培养团队精神的作用, 使教职员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荣誉感、优越感和责任感, 进而激发学科成员走向共同的目标。[3]

二、党的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党的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 吸收一切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着眼世界文化发展前沿, 具有时代精神且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要求的, 能够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多元文化形态的集合。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具有提供行为模式、认同价值立项、整合群体意志的特殊功能, 因其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而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 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果和文明结晶,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文化建设的最高成就。

党的先进文化的基本特点深刻蕴含在几代共产党人凝聚的先进文化成果中,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与时俱进, 即体现了先进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从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可窥见一般。二是以人为本, 即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的先进文化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 也致力于为人民群众的服务, 人民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动摇, 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提到更加明确的高度。党十八大报告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阐释就是很好的证明。三是包容性, 即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 鼓励并包容先进文化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 以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三、党的先进文化传播与学科文化建设的关系定位研究

高校是党的先进文化的传播、传承的重要阵地。高校党建工作的重心就是抓人才的思想建设和人才的队伍建设, 而其服务对象无论是学生党员还是教师, 都是以学科为基本载体而存在和发挥各自作用的。党的先进文化的建设既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部分, 还是高校党建工作有效促进学科建设, 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抓手。因此, 高校党建工作必须与学科建设发展等中心工作有机结合。通过对党的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点的分析, 高校党的先进文化与学科文化建设存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

(一) 党的先进文化始终引领学科文化建设的方向。

党的先进文化代表和指引学科文化建设的方向, 积极的学科文化的产生依赖于党的先进文化的传承和指引。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技是关键, 人才是核心, 教育是基础。并在以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 即文化传承与创新。而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 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校是传播与发展党的先进文化的基地。坚持党对高校学科文化的统领, 弘扬先进的政党文化, 更是高校学科文化建设进而促进优势学科建设的题中之意。同时,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 高校学科文化建设与党的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 即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4]

(二) 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永恒主题, 也是党的先进文化建设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著名高等教育家朱九思先生说:“学科建设, 关系学校的学科结构与学术层次, 学术水平与学术观点以及人才培养层次与学术的综合素质;关系师资队伍及其学术视野, 教学科研条件与学术研究水平, 教学效果及学术的学风状态和情操陶冶水平。”[5]而学科文化是学科的灵魂和精髓, 是大学文化的源泉与核心组成, 是学科履行大学职能的重要手段。学科文化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更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要求。同时, 以学科为中心所形成的包括教师、学生和学术氛围、科学精神、科学成果在内的软硬件生态圈更是党的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承的重要载体。随着学生党员比例的稳步提升, 为党的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传承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根据中组部最新统计显示, 高学历和大学生党员、青年党员在党员队伍中的比例稳步增长。2010年, 发展大学生党员123.6万名, 占发展党员总数的40.2%, 比上年增加9.4万名。近年高校每年发展大学生党员人数均超全国发展党员总数1/3。清华大学统计数据较好印证了如上说法:1995年该校本科生党员占本科生总数比例为8.3%, 2005年升至16.5%, 2010年升至24.8%。截至2011年5月31日, 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9%。中国人民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底, 该校共有学生党员7893人, 占学生总数的36.2%。与2003年相比, 学生党员数增加101%, 党支部数增加46%。[6]

(三) 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学科文化建设对党的先进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受到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冲击, 大学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取向, 各类文化思潮在校园中不断渗透和扩张, 学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抬头, 高校学科文化和党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新形势下, 在继承和保持传统的优良学科文化的基础上, 要求高校党组织作为先进文化的引导者, 立足时代前沿, 不断丰富党建文化内涵, 用先进的党建文化引导学科文化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从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出发,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举措不仅是新形势下党的先进文化的自我丰富和完善, 更应通过学科建设的文化渗透, 深入到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之一的大学生群体, 进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践行和传承。

(四) 党的先进文化的传播有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间的文化融合。

当今世界, 单一学科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学科间的依赖和交叉越来越强, 越来越要求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通过高校党建工作, 以学科群落各组织为单位, 从党的先进文化传播的层面, 开展有组织、有秩序的学科文化渗透, 将极度分裂的学科组织进行整合, 让学科群落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 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规则与思维视角, 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党的先进文化与学科文化的有效融合的路径思考

(一) 目前高校党的先进文化与学科文化的融合现状。

党的先进文化的建设与传播主要通过党建工作来实现和完成。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各地各部门的努力下, 各高校基本建立和完善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紧密配合, 学生自我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和突出成绩, 但是也应看到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主要来源, 主要是大学辅导员队伍。一方面由于政策原因。有些高校辅导员没有正式事业编制, 大多是人事代理或人才派遣, 工作量大、待遇低, 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差, 一方面辅导员队伍由于专业背景层次不一, 有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只占一定的比例。二是体制原因。目前,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领导的支持和参与度。我国高校强调以德育为首, 教学为中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放在“服务、服从”的地位, 但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中, 许多高校出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重学校改革和事业发展、轻思想政治工作;重教学科研, 轻思想政治教育;重学术骨干带头人的培养, 轻政工队伍建设;重学生创新意识, 实践能力培养, 轻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地变成党委、两课教师、辅导员的职责, 导致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分离, 严重阻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三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对大学学科文化的冲击使得新时期党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使得知识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 学者的功利心态日益加重, 加剧了学科发展的不平衡和学科地位的日益分层, 这些都对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形成巨大压力, 迫使高校各级党委要转变工作方式, 尽快探索出既能保障学科建设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又能实现党的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的有效路径。

(二) 党的先进文化与学科文化的融合路径探索。

为深入开展高校党建工作, 促进高校学科文化的健康发展, 党的先进文化建设必须与学科建设有效融合, 通过对党的先进文化的特点分析和学科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 加强高校党建工作, 坚持党的先进文化对学科文化的引领。

党的先进文化的内涵和特色本身就决定了学科文化的建设方向。优秀的富有内涵的学科文化必然包涵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因此, 要通过高校党建工作, 将党的先进文化深入高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 通过明确学校及各学科发展定位,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各项事业顺利进行;坚持干部选拔标准, 加强党员领导班子建设;完善人才选拔和引进机制, 优化师资队伍, 实现人才强效战略;强化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增强党的先进文化对学科文化的辐射作用。

2. 在学科建设中凝聚党的力量, 构建高校基层党建新模式。

一是增强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通过严格的干部选拔标准, 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以学科或教研室为单位组建党支部, 有利于理顺支部与学科、教研室的关系;加强党支部目标管理制度, 把党支部所在单位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工作作为衡量标准。二是加大师资队伍培养力度, 促进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强化人才意识, 发挥党员在学科建设中的模范作用;重视高学历、高职称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创新工作环境, 引进高层次人才。三是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落实理论学习, 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

3. 扩大高校思想政治建设队伍, 充分发挥各级党员的辐射带动作用。

将党的先进文化传播与学科文化建设相统一, 发挥各级支部党员的力量, 加强党的先进文化的网络化传播路径。高校党员群体包括学生辅导员、普通教师、党员干部、学生党员, 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级党员群体的作用, 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渗透到学科文化建设的每个角落。学生辅导员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 要结合学生的专业、学科特色, 尝试和探索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学生党建活动;教师要在教学课堂第一线, 以身作则地养成良好的学术情操、治学态度, 切实发挥“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带头作用;党员干部要着眼大局, 制定有利于学科文化建设的政策, 营造和提供培养刻苦钻研、求真务实的软硬件环境;加强对学生党员的先进文化熏陶, 发挥他们在学生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1]蒋洪池.高等教育市场化及其对大学学科文化的影响[J].江苏高教, 2010 (4) :72-74.

[2]胥秋.学科文化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1 (2) :6-11.

[3]闫爱敏.高校学科建设中劣性文化氛围及其消解.中国成人教育.2010 (15) 33-34.

[4]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11-04/24/content_1851436.htm.

[5]张徙遥.围绕学科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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