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未来五年规划

个人未来五年规划（精选8篇）

个人未来五年规划 篇1

个人未来五年规划

一、前言

职业生涯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效，如果不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就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作为已经工作的我，很早就知道如果不为自己拟定一份职业生涯规划，把自己的未来设计好。生活和工作就会没有了方向，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迷失方向，不知所归，为了高效的利用时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特作以下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二、自我分析

勤奋好学，诚恳踏实、积极向上。有极强的责任心，善于观察，做事认真。易于沟通，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作及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及时的完成公司所交于的任务。有时比较固执，工作经验不足，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那。

三、自我评价的缺点和改正

遇到自己想不开的事，要保持头脑冷静，要留给自己反思的时间，多反省自己努力使自己的头脑灵活起来，多与人沟通，向同事、领导请教，经常学习。

四、未来5年人生职业规划

1.争取用壹贰年时间将初级和中级职称考过

2.其余几年时间努力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

个人未来五年规划 篇2

应该说,不论乐观者的颂扬、悲观者的失望,还是激进者的抨击、平和者的耐心,凡抱着诚意理性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人,都是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关心甚至殷切期望。 现代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表达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也绝不会因沸沸扬扬的评说而踯躅不前。 目前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表面喧嚣的各种说法中静下心来,理性探讨,认真反思,想想我们正在哪里、要去哪里、应该做些什么。

在此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颁布5 年来的实施进展进行 “第三方评估”, 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我们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 但作为第一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当年《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时的直接参与者,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5 年后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进行评估,并尽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

一、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其实,目前在我国出现的种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议论纷争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 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英国的纽曼在1850 年代以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理想对抗斯宾塞等人的科学实用主义教育观;1960 年代的英国人为要不要举办“开放大学”以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发生的争论;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言及的1960、1970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让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1]1等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同样经历。

在西方学者那里, 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霍奇金森和布洛伊,1971)或 “合法性危机”(霍夫曼,1970),此种现象折射的是“社会和职业界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1]2。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高等教育“本体危机”的著名论争,都发生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危机和论争过后,各国高等教育也都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了一步。 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崇尚科学实用主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引发了“纽曼们”的担忧,但纽曼在1850 年代发表的“大学理想”演讲,却无力阻挡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也无力阻挡应用科学研究成为英国新大学的职能。1950、1960 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中的种族平权运动、 反越战运动等叠加在一起,同样以一系列震动的形式“粉碎了学术界的一贯自鸣得意”(布鲁贝克,1978), 引发了1970 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可靠性”的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1]2,进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性质和制度结构上的某些变化,如在很多州,黑人首次有权进入大学学习,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如果人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这样规律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中对高等教育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也就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了。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给高等教育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的时期。 大致来说,社会转型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工业化、 城市化、法治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高等教育转型是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种种变化叠加导致的高等教育“身心”的不适应、打开国门之后看到新奇的高等教育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注意:新奇、新鲜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事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事物)、对所谓西方“先进理念”或“先进经验”的饥不择食与未能理解透彻的“囫囵吞枣式学习”、意识先进者和意识落后者的观念冲突、急欲发展和急于“超越”但自身现实基础条件不足的紧迫感等等,则构成了各式高等教育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要判断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仅有上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答案。 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时期都会存在“本体危机”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尽管转型时期的“实践混乱”和观点论争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但仅用“转型”来做笼统解释,还是无法完全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要去哪里、该做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疑惑。

进一步说,尽管世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相似性和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动因、路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每一次转型发展,都是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与未来选择的矛盾力量“拉扯”中,为解决本国具体现实问题和特殊实践问题而发生的转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想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做出更加具体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必须解答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特征以及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 而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可比经验,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必然前提。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与上述言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相比,更具有“中国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这是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 年来进行评估的大前提。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审视《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进展,是我们进行评判的起点,脱离了这一视角,就很可能走上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今不如昔”的论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解读,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个主题展开。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在这里暂且只能从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提出两点宏观层面的基本判断,供读者参阅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可以归结为:

第一,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标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绝不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是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临的压力。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至少隐含着4 个层面的重要问题: ①表层实践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多做什么、应该少做什么? ②中层理论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应该多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少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③深层理论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保证高等教育实践“稳定性”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一个“改革”的呼吁和浪潮之中,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你能希冀一个经常变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吗?④回归实践主体自身, 这一时代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 符合时代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高等教育实践主体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或社会历史经验而选择了这些价值理念?

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复合词组作为定语,来观察分析并划分西方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伴发展的历史过程, 可将相应的历史时期划定为18 世纪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这大约200 年的区间; 启蒙运动前的西方高等教育时代主要是教会把控下的经典大学时代;1960 年代以后的西方高等教育则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可将其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后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在上述每个历史阶段,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都是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也是多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主流是什么,也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或社会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将被那一时期的历史铭记,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那一时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之间, 在欧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①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古典自由教育相对式微,适应近代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学院、专业教育的规模数量不断增多。 在英国,1850 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衰微的时代,而几所苏格兰的“新大学”由于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大学,当时苏格兰的“新大学”模式也被移植到了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 在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将近200 年的时间里, 以纽曼为代表的自由教育的“捍卫者”,提出的 “绅士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成了工业时代实用科学教育“洪流”兴起的陪衬。但也不容否认,纽曼等人的“呼吁”也确实起到了“警告”科学实用教育不要过于“猖狂”,“警告”专业教育不要走向过于片面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依然会有人经常怀念“纽曼时代”的大学理念。 ②政府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取代以及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如很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会干涉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国,也通过1862 年、1890 年两个《莫雷尔法案》,来鼓励发展农工专业教育;③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传统大学不得不纷纷“走出象牙塔”[2],等等。 上述发展特点之所以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铭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流。 也可以说,这一时代的西方高等教育与经典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那么现在,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应该更注重观察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及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转型时期经验? 还是要大力倡导回到西方经典大学时代,或者不加选择地照搬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成熟时代的高等教育经验? 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中西比较非常笼统、非常机械,科学性并不充分(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论证需另文阐述),并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进程杂糅推进,比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更为复杂。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 要尽量把每一个西方高等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发生过程、后续效果等认识透彻,然后再根据自身条件来判断是否真正“为我所需”,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以及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我国前些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选择做的其实并不够精细。 对待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很多研究是不做深入分析、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学习方式,把从古到今的西方经验全部“吃进肚里”,不仅“消化”起来难受,而且还导致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论中,出现了很多极不“专业”甚至毫无道理的说法,乃至苛求。

由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发展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得不更多依赖观察和借鉴他国经验而求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地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只有具备了明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特殊规律、偶然现象与必然现象的能力,才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进而也才能尽快摆脱议论纷争困扰,集中精力办好该办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新境界。

第二,当高等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之时,其实系统、科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制度都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按照马丁·特罗在1962 年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观念、评价模式等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当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引进我国伊始,人们只关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规模”的描述,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质的规定性”。在我们看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理论”的真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正是他提到的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之外的那些变化(但近年来我国很多人只是把眼光盯在那些不断跳跃攀升的数字上),他的观点对于“后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来说,具有极强的“预警理论”功能[3]。 更明确地说,当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后续的那些变化不能及时跟上, 将会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化解,最后可能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 如1968 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法国旧的教育体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集中到“体制”问题上,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基本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又推出了与体制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综合改革方案”。其实,上述“切入点”依旧没有摆脱从体制改革切入的思维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走到现在,体制上的障碍并没有彻底解决, 但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转化到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根本命题上来,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与质量提升实现有机的结合,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应该承认,在强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大背景下,体制问题遮蔽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涉及最微观的若干质量问题,如教学投入、教育教学方式、学生学习体验、课堂教学等,都缺乏应有的重视。

目前,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在我国开始热门,很多人误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规模数量增长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矛盾。 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4],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地凭感觉判断,如果人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质量下降”问题进行讨论,只能说明人们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导致用“质量下降”问题遮盖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真正核心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看来, 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科研成果质量、各项教育工作协调运转的质量,也包括高等教育各项体制与制度的性质和“质地”,还包括高等教育与本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幸福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复杂含义。 目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上述内涵的后两个方面,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少数精英人才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讲究人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的分层、分级,提倡“奖优罚劣”等等。 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制衡力量,精英高等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走向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提倡不分身份、地位、等级的教育平等权利,提倡主体的自主、自立、自强,提倡教育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观点的文章名为《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含义即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即为人民大众的平等、 民主权利和生活幸福服务。 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我国从不缺乏。 建国以后到21 世纪初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资源缺乏而导致必然要经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 但以前的计划体制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导致产生了一些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了实现的基础。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也必然意味着要对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部分理念和制度,尤其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自2002 年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正处于这个复杂变化、多重任务、多方面转型的改革发展时期, 需要调整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的主要原因。而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整体缺失以及新的质量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也导致目前出现了一些实践混乱、非议增多的现象,尤其是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2010 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给速度正在加快,全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念有了切身感受和需求,尤其是走“内涵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使得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相信,在未来5—10 年内,随着新旧制度体系转换完成,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也度过目前的转型期,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一定会顺利度过。

二、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全面、完整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在评价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时,也会出现多种的声音。 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之后,高等教育的“危机论”始终不绝于耳。 再如,在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会员国最后签署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明确提出世界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即:财政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三大危机”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预警作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对《教育规划纲要》进行5 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究竟是采取西方的评价视角,还是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是我们课题组在动手之前一直思考的方法论,最终,我们没有采取西方惯用的“危机理论”。我们之所以采取相对正面的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议论多、评价各异,是好现象,至少说明很多人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也说明高等教育批评的言论渠道是通畅的;转型时期的某些争议可能会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即使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由于原来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走样或异化”的现象。因为从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更多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对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还缺乏清晰的判断。因此,面对各种争议,尤其是一些重要议题争论,可以暂时搁置,等待实践发展去检验。

其二,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即使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在原来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总体水平逐步提升,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不断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另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相比于西方高等教育近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用30多年时间打造一套成熟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时间上显得不太足够,尤其是社会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许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正在路上,相当一部分想法和举措还都在探索中,距离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水平,会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以往改革进程中尚未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包括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其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体细节方面的评价,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和评价内容来说,这里已经无需多言。 我们仅以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为例,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看近几年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从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来说,科学合理的“最优选择”,必然是专业评估以及社会各界公共评判的有机结合。之前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的方式一直由教育管理部门负责,采用专家咨询、专家建议的办法,近几年来,在“管办评分离”改革进程中,教育部首次采用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期的教育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开评价结果,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透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其历史价值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充分体现。

2010 年制定的 《教育规划纲要 》, 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出台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策文件。 《教育规划纲要》 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是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方向,其中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也非常具有针对性。 5 年来,针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校积极进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实效正被人们体会和“分享”。

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 周年之际,按照《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的要求,教育部统一部署了对教育各领域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工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高等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课题任务。

从接受评估任务伊始, 我们就深知肩上责任重大。 因为:其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重转型、复杂变化的发展状态下,厘清纷乱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表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评价,并给全国人民一个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交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其二,教育改革发展评价从来不是回顾过去、陈述事实、总结成绩与经验、诊断发现问题那样简单,在教育评价的每个范畴、每个对象、每个环节背后,都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未来方向引导的深刻用意。 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来说,更像在波涛汹涌、迷雾和暗礁重重的大海上为一艘正在破浪前行的巨轮检修部件、诊断船体健康程度、确定航向方位、校准行进路线,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损失。所以,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做好每一项目的评估,才能不负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信任。 其三,在讲究和依靠大数据的时代,仅仅依靠所谓理论家的“感觉”和价值判断已经无法完成第三方评估的目标。 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数据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越是微观的数据越缺乏,其可靠性也随之降低。 故课题组只能依据有限的“政府文本”和无限的学校案例进行“大海捞针”式的取样进行研究和评判。

接受第三方评估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经多次开会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评估研究任务,一是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的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的实施情况、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二是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可比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尊重客观现实和遵循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近5年来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举措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进行“元政策研究”意义上的再检视和再评价,进而归纳、凝练、明晰、校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回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问题。

之所以必须做这后面一步的研究工作,一是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日新月异,有必要随时检视反思、重新校准各项实践的行动路径和方向;二是因为我国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大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现状为参照物的,经常忽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忽视对某一项实践举措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科学分析,这对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会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道路自信。而现在的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和基础条件,已经到了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再反思、再审视的时候。 这是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期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从2015 年5—9 月,课题组从高教司负责实施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任务中,抽取近30 个观测点, 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和分项评估;9 月到10 月,通过集中研讨,形成了总体的评估结论。 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近5 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以 “大格局” 谋划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以“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大协同”创新高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以“大实践平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以“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总体结论,是对过去5 年若干做法基本描述,并不代表上述做法已十分完善,我们更愿意说它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 “发展思路雏形”。 另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 如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 高校活力尚未完全释放、高校教学中心地位仍欠重视、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提出了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相应建议。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近些年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进行重新检视,课题组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需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尽快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解释。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不仅是一种多元质量观,还是一种平等质量观,更是一种“以生为本、以社会大众为本”的质量观。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发展形态和实践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学校层次类型多样,每一所高校的职能任务更加多元,高校办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大众需求,所以不能再以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单一质量标准,去判断和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 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失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

进一步说,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所谓高等教育质量的“优质”、一流大学的“一流”以及高等教育强国之“强”,绝不是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相比较而得到的评价,而是高等教育在满足本国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需求过程中得到的本国社会和国民的评价。 扎根本国本地现实,着眼于为本国本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最大努力程度的服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大学走向一流的必由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应该具备这样的道路自信。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工作框架,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任务。 其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指师资、场地、设备等达到办学条件基本要求,更是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要进入一种刚性与柔性并重、系统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实践适切、动态评价、大数据管理的全新发展状态。而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在公共管理理念基础上,通过“管办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评估、专业评估机构与制度建设、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来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更需要树立“标准化管理”思维,用适应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国家学历资格与人才标准框架体系”“高校专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标准体系,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提供方向指引和底线标准的界定,甚至还要更“外围”的社会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作为辅助。

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2003 年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7 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甚至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其实都是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5 年来,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只不过,在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是各项新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联动的机制,二是旧的制度体系中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旧制度、旧措施还没及时清理。由此,未来几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设计,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统一与联动机制。

第三,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我国1990 年代进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当时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背景和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下进行的改革。 那时,我们并未接触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践现实,也并不接受或者完全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真正含义。特别是1990 年代末期,由于全力应付扩招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本应当时启动的各项改革陷于停滞,遗留下很多尚未深入思考和完善处理的问题,如行业办学取消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疏离?高校与社会行业需求之间的关系后续如何处理?绝大部分高校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以后,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以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是否要调整设计?地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地方高校根据地方现实需求开展办学活动? 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有十几年, 并且很快就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 但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感到“别扭”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现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体制和机体系转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在当前有必要重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话题,通盘考虑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转问题。中国若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责权利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政府间、高校、高校间、市场、社会行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和民间要有发出声音的渠道,要逐步扩大民间的“话语权”,最终形成以“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近几年进行的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已经开始为将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搭建了新的制度构架。 就政府宏观管理来说,除了走向公共治理,还要改变以前经验管理、粗放管理的传统手段,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大数据管理。此外,在政府传统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要根据“承接者”的自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掌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推进。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就是基于我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提倡多元办学、多主体办学,就是在未来5—10 年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 凡有利于教育公共福利提升的办学行为,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体系予以保护。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的多种融资渠道以后,各类资金为我国各级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十几年来,除高校生均拨款标准和高校学费方面的几项政策以外,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的过去,地方高校财政投入将会面临较大压力,而某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间融资渠道迟迟难以扩大流量,比如社会捐赠、社会基金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总量能否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是高等教育能否长期稳定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长远考虑,高等教育向民间融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民资进入高等教育,一定会涉及到教育产权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体系和明确的权益责任义务关系,才能让民间资本明明白白投入,放心大胆地支持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由此,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摘要：在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评估与反思的基础上,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主要矛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认为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双重叠加的历史背景下,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与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加强大众化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深化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关键词：教育规划纲要,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

[2][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和概念解析[J].教育研究,2004(9).

个人未来五年规划 篇3

大学肄业已两年有余了，之前酸甜苦辣先省略不表。

一个月：

1设计5-10款价位在3-4元低档适合外贸的产品

[去年下半年外贸形势很差我也未能幸免。今年我个人认为是外贸冬天刚刚开始，一直主打高价位产品但量一直跑不起来，反而价格低一些的量却要大2到3倍。也许是老外的心理作怪，价格普遍很高，偶尔几款低的会感觉很便宜，所以要的很多。再一个我也不想放弃这一档次的巨大市场]

2去江苏把1到2种面料落实

[最近资金不是很多，所以先做1到2种，到以后慢慢来。我做的是笔袋，面料占成本很大比例。前几天终于找到了做面料的源头，那里是个半成品基地，全国各地做面料的成品都源于此。以前都是在义乌直接进成品。直接去找半成品做到成品已是跨行业了，但这是节约成本的最有效的办法。在我看来节约成本不是大型企业的专利，以后每一个成本都要一一检查，唯有工人工资除外]

三个月：

1到时候就是做内销的季节了。设计5到10款适合高端运动休闲款[这个要找设计公司的专业人员，这是迈向品牌发展的必经之路]；延续动漫系列的设计预计10到20款

[去年这个系列作为突破口在经销商当中起到很好的效果]；开发5到10款低价位产品

[虽然是做内销但原因同外销一样]

26月初要去成都和广州跑市场。最起码要每个地方攻下来一个经销商

[这两个是南方最大的市场，原先一直没有合作好的经销商]

一年：

今年和去年是要打一下基础，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

1装修房子

[希望6月末能按时交付，房子落实了下一步就能买车了1]；结婚[一生中的头等大事]

2到年底把库存降到现在的20％

[零库存对我来说是不大可能，去年下半年的库存太大以至现在的资金有点困难，今年要及时调整。淡季实在没有订单就不能让工人加班了，去年经验太少]

三年：

1买摊位

[在商贸城摊位是很值钱的，希望2010年下半年就能搞定]

2在2011年之前参加国内的文化用品交易会

[这是个专门做内销的展会，在行业内很出名，进驻的门槛并不是很高，但没有好的基础去了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3租一个正规的工业区厂房1到2层

[现在算是作坊式的工厂，租正规式厂房侄02层。我这个行业工人数起码要达到50+11巴，我现在才一半]

4产品覆盖全国各地经销商

[现在只是占到10个省]

五年：

1买一个厂房

[混了这么久怎么也要有个固定资产吧。虽然以后我是想回长春发展的，但也要5年之后。而且这个工厂我辛苦创业建立起来的，也不想让他消失，就如“遥远的救世主”里的一句话。要是做大了可以卖，可以委托管理，我更倾向于后者]

2去广交会参展

[呵呵!这是我多年的梦，这里就不用过多的注解了，应该中国人都知道它的影响力]

3产品进入国内一线品牌行列

[品牌是未来企业最核心最值钱的无形资产]

在他们身上，18会发现成长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考高分去名校，而是在路I，-的不断感悟和思索……

史蒂夫·乔布斯

身份：苹果CEO

学校：里德学院

辍学原因：家庭环境差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高中毕业后就读奥勒冈州的里德学院，但只念半年就因为父母财务紧张而辍学。

学生时代的乔布斯聪明、顽皮，肆无忌惮，学习成绩倒是十分出众。当时，乔布斯就生活在著名的“硅谷”附近，邻居都是“硅谷”元老——惠普公司的职员，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乔布斯从小就很迷恋电子学。一个惠普的工程师看他如此痴迷，就推荐他参加惠普公司的“发现者俱乐部”。而正是在这个专门为年轻工程师举办的聚会中，乔布斯第一次见到了电脑。上初中时，乔布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与比他年长5岁的沃兹见面。沃兹是学校电子俱乐部的会长，对电子也有很大的兴趣。两个人一见如故，8年后他们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

扎克伯格从小就是个电脑神童。1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第一台电脑，从此将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上面。高中时，他为学校设计了一款MP3播放机。之后，很多业内公司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包括微软公司。但是扎克伯格却拒绝了年薪95万美元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去哈佛大学上学。在哈佛，主修心理学的他仍然痴迷电脑。

在上哈佛的第二年，他侵入了学校的一个数据库。将学生的照片拿来用在自己设计的网站上，供同班同学评估彼此的吸引力。之后他用了一星期时间写网站程序，建立了一个为哈佛同学提供互相联系平台的网站，命名为Facebook。推出当年注册人数已突破一百万，扎克伯格干脆从哈佛退学，全职营运网站。2010年，《福布斯》将他评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净资产40亿美元。

马克·扎克伯格

身份：Facebook创始人

学校：哈佛

老虎伍兹

身份：高尔夫球第一人

学校：新坦福

辍学原因：专心打高尔夫老虎伍兹被公认为史上最成功的高尔夫球手之一。在职业高峰时期。其年收入最高达1亿美元以上。

詹姆斯·卡梅隆

身份：奥斯卡最佳导演

学校：加州大学富尔毂分校

执导过包括《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等叫好又叫座、改变电影历史的影片。

退学军团

如果你真真切切地关注过福布斯富豪榜的状元、探花和榜眼，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天资过人、善于抓住机遇之外，还有一点小小的巧合——无例外地炒了大学的鱿鱼，无论他们母校的名气有多大。

迈克尔·戴尔

迈克尔·戴尔曾是得克萨斯大学的一名生物学专业学生，但是他在宿舍里摆弄一堆堆电脑零部件所花的时间远多于泡在图书馆的时间。

在本该专心学习的时间里，他却开始通过在当地报纸上做广告来销售新型电脑。

这种分心带来了“利润”。在大一结束时，戴尔每个月的电脑销售额达到了约80,000美元。凭借赚得的钱，戴尔决定不再返回学校。他在19岁的时候从大学退学，专心经营一家后来将成为戴尔公司的企业。在随后的几年中，戴尔的年销售额很快突破了1亿美元。截止2008年3月，福布斯统计的迈克尔·戴尔的净资产达到了164亿美元。

福布斯富豪榜包括了1.125名十亿美元级富豪。其中至少有73名和戴尔一样，都曾经中途退学。

这73名富豪在另一个方面也与戴尔相同，他们退学并不是为了在躺椅上看电视，他们离校后都投入到努力的工作中。

戴尔在为得克萨斯大学2003年毕业典礼所作的演讲中向毕业生们解释了他的态度：“找出隐患和机遇，然后设想一下如何消除隐患、扩大机遇，并且尽最大努力来使之实现。”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在大三时从哈佛大学退学，全身心投入到他创办的名为“微软”的小公司里。最近他曾在美国国会强调改进美国教育制度的重要性。

盖茨表示：

“有太多的学生在中学毕业时未能掌握一些他们在21世纪的经济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的基本技能，更不用说为大学和职业生涯将碰到的困难做好准备了。”

学校还有其他好处，比如你遇到的人。2000年，十亿美元级富豪steveBallmer从盖茨手中接过了微软首席执行官一职。当这两位都在哈佛上学时，他们住在同一幢宿舍楼里。

谢尔登·阿德尔森

谢尔登·阿德尔森是另一位未获得学位却拥有巨大财富的十亿美元级富豪。阿德尔森考上了纽约城市大学，但是没有读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忙于从事其他事业。

在他12岁时，阿德尔森从他的叔叔那里借了200美元，开始卖报纸。退学后他成为了一名法庭记录员。他还当过广告推销员、顾问和旅游商务经营者。

未来五年的人生规划 篇4

5未来五年的人生规划

（1）考证方面：出与我们专业有关的报关员证书、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和英语六级证书

（2）思想政治方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奋斗观、创业观，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3）社会实践方面：积极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培养自己的社会能力。好好利用暑假的时间去外贸公司应聘。

（4）身心健康方面：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保持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尽量避免心理失衡和焦躁不安，平常心对待功利，不急功近利，也不消极堕落，确保心理健康。

（5）沟通交际方面：热情地与人友好交流，待人诚恳，通过一些活动或其他形式与他人加强沟通，积极与跨专业甚至跨学校的同学交流沟通。不与同学和工作伙伴发生冲突，避免矛盾，把和谐友好放在第一位，宽厚待人。把友谊当作通往成功的一座桥梁，充实人生的一个纽带。

（6）学习工作方面：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学好英语，毕业后找个外贸公司工作，从底层坐起，我相信自己的耐力和能力，我不会歧视任何工作，我始终坚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事情时把自己的姿态

放低一点，谁不是从底层做起呢，只要是金子总有一天会发光的。就业后，爱岗敬业，恪守职业道德，积极在工作中求上进、谋发展，积累工作经验，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在竞争中具备更大、更多的优势和特色，并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同时，要注重团结协作，与同事友好相处，与上级密切关系，留下自己良好的印象。

未来五年职业规划 篇5

一 时间 ：6月―6月

成果目标 ：在校学习，争取顺利考上研究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理论。

二时间 ：206月―6月

成果目标 ：进入媒体工作，省级以上

职务目标 ：成为某一栏目的策划人

能力目标： 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熟练处理本职位的事物，工作在同级中数上等，能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初步具有领导一个团队的能力，有一定的社交圈子。

经济目标 ：还不太明确，要视当时的GDP再定。

四 成功的标准

第一阶段：顺利考上研究生，学习成绩优异。

第二阶段：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能力方面要有切实的提高，另外，家庭事业共同发展。

五 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一 学历上的差距，本科学历肯定是不够的。

二 缺乏实际的经验

三 缺乏作为一个高级媒体人必须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 社交圈子太小，现在仅仅限与校园

六 缩小差距的方法

一 教育培训法：在校期间要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珍惜时间，摄取各类知识，争取全方位发展。

二 讨论交流法：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都要注重和别人的交流，吸取别人的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

未来五年规划-院长汇报版 篇6

五年（2014-2018年）发展规划

未来五年是我院建设发展上等级、上台阶的关键阶段和重要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要求，结合我院实际，统筹谋划我院未来五年期间发展思路，确保我院发展与全县妇女、儿童医疗保健需求相适应，与全县经济水平发展相适应。

一、指导思想

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县妇幼卫生工作的发展，满足全县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需求，我们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贯彻“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保健与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加强学科建设，保持和发扬妇幼专科特色优势，推进我院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二、医院发展现状

妇幼保健院（原县中医医院）现址建于1995年，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房屋老化、拥挤不符合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建的达标要求，制约了医院发展，开放床位仅70张，达不到编制床位100张，保健业务用房为零，保健业务无法开展。

我县为人口大县，妇女儿童占总人口比例大，医院现有条件，根本无法满足全县人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和日益发展的

-1-业务需要，更难发挥保健技术指导中心的作用，阻碍了全县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

三、发展目标及发展愿景

我们将继续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提高母婴保健服务质量为目标，力争在5年内建造一所“技术有专长、管理人性化、服务优质化、环境舒适化”的具有妇幼保健特色的专科品牌医院。

1、计划建设一座集行政办公、门诊、病房于一体的综合大楼，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其中，门诊、保健中心、行政办公5000㎡；住院用房15000㎡），预计总投资7000万元，并根据场地实际，修建一所儿童乐园，突出妇幼特色，彰显人文关怀。

2、加大医疗设备投入，增设妇科宫腔镜、腹腔镜、儿童骨密度测量仪、助产仪、四维彩超、钼靶等先进医疗设备，提高我院诊治水平。

3、人员编制达到300人，床位设置200-300张。

4、床位使用率达95％以上，年门诊10万人次，年住院8000人次，分娩5000人，业务收入5年内达到6千万。

5、我县妇幼卫生工作各项指标力争排名在全市前列：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8.94/10万以下、新生儿死亡率在4.53‰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6.27‰以下、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7.44‰以下，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95%；儿童系统管理率达94%，婚检率达95%、新生儿疾病筛查率100%、产前筛查率达80%、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率达到100%。

四、发展重点及方向

（一）拓展临床业务，将保健业务做大做强。

1、临床业务

——妇科：发展微创技术，微创已成为妇科最前沿的诊疗技术，要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力争在数年内发展成为带动医院业务发展的龙头。

——产科：加大产科投入，在陪伴分娩、无痛分娩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开展水中分娩、导乐分娩等特殊服务，使我院自然分娩率达到70%以上。为了更好地帮助产妇恢复健康及科学地养育宝宝，我院将开展母婴产后延续服务如：家化病房、月子会所等服务项目。

——儿科：成立新生儿科，安排3-5人，设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降低本院的新生儿死亡率，提升医护人员临床抢救和治疗能力。

——乳腺科：开展微创手术、三才疗法，对乳腺增生和乳腺疾病癌前干预治疗。

2、保健业务

——妇女保健中心：开设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设立盆底功能康复、形体训练、产后瑜伽等产后康复训练中心。通过3-4年的努力，使医院的产后康复与形体训练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医院诊疗保健的特色服务内容之一，使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处于全市县级领先。

——儿童保健中心：在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听力筛查、视力筛查、婴幼儿洗澡游泳抚触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儿童智力

-3-筛查、眼保健、口腔保健、营养、生长发育监测、儿童早教、儿童康复等各项保健工作。

——围产期保健中心：与婚前医学检查相结合，开展新婚学校、孕妇学校和准妈妈、准爸爸培训班每周一次。设立高危门诊，做好早期妊娠保健、产时保健、产后访视以及新生儿保健、孕期营养饮食指导等工作。

三个保健中心的建立，具有妇女儿童保健特色的业务基本完全覆盖，这是 “以健康消费为中心”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建成后的“三个保健中心”将结合对妇女儿童各期的生理卫生、生长发育进行指导，以充分发挥妇幼保健院特色，力争在服务内容、服务模式上处于先进水平。

（二）抓好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使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形成梯队结构。一是未来五年，引进一批专科特色人才，到紧缺的岗位上去，便于开展相应业务；二是加强院内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资深医师要进行“传、帮、带、教”，年轻医师分梯队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妇科、妇保、儿科和儿保人员全部到上级专科品牌医院轮训一遍，学习新技术、新项目，以开展新的业务；三是鼓励职工继续教育学习，加强院内的日常学习、院内会诊、讲座，提高全院的整体医疗水平。

（三）成立应急管理中心，由护理部、社保科、信息科牵头负责，安排2-3人对病人进行满意度调查和跟踪服务，满意度调查就医疗质量、服务流程、服务态度、就医环境、后勤服务、合理检查合理收费、有无收受“红包”等问题听-4-取病人和家属的意见、建议，通过调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到病人反映的真实情况，及时改进工作。跟踪服务将突出妇幼特色，对潜在病人纳入重点病人管理工作，按节点从婚前医学检查到产后42天进行孕前、孕期、产后电话保健指导，对0-6岁儿童进行短信温馨提示和健康指导。通过跟踪服务，及时了解病人的发展变化，掌握第一手资料，积累经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和提高病人的满意度。

（四）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提升医院管理内涵。在未来发展中，医院管理也逐步从以制度管理为主要内容向以文化管理为核心的理念转变，医院将积极从构建和谐的服务文化、严格的廉洁文化、浓厚的公益文化入手，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向深层次发展，使医院文化真正成为员工认同和医院倡导的价值观，从而形成自觉的意识和行动。

财税改革:未来五年怎么走 篇7

未来五年,面对“每向前迈一步都很难”的改革深水区,财税改革将如何继续扮演好“先行军”角色?又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进展:改革进入主攻阶段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2014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吹响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根据部署,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是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路径。从‘十三五’规划建议看,传递出了财税改革迈向深水区的积极信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如果说“十二五”完成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破题,“十三五”财税改革将进入主攻阶段。

“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企业、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改革重点,也是难点。”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说,从目前改革进程看,可能要根据新的情况做些调整,有些改革要进一步加快,有些可能要考虑先后顺序问题。

目前,预算改革已有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中,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先行推进,但继续前行有难度;作为消费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卷烟消费税再次提税,自2015年5月10日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环境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立法先行;最难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需在相关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进行。

贾康说,对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按照既定的改革时间表稳步推进。一些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如以房地产税为代表的地方税体系建设、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推进转移支付改革等,要敢于冲破桎梏,敢啃“硬骨头”。

破题:重在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财税体制改革,说白了是利益的调整。”江西省于都县财政局长管宏说,目前各级财政压力最大的是县级,承担事权最多,支出压力最大,背负大量债务,即将全面推开的营改增会让地方失去最大的主体税种,基层财政困难问题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一次重大经济社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是“先行军”。改革至今,剩下的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十三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了破解难题的方向。

杨伟民说,如果说此前财税改革带来中央集中的税收和财力相对较多,而地方承担的事权相对较少,今后要考虑加强中央统筹的事权,做到事权和支出责任更匹配。“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将不再按税率分,而是按税种分,从而更好地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帮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十三五”,税制改革要啃“硬骨头”——针对百姓关心的房地产税和个税改革是否会依照时间表推出,“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对此,贾康说,税制改革百姓最关心,从目前改革进展看,房地产税等敏感税种进展不顺利,希望能有更积极的改革举措,同时考虑地方实际困难,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步伐。

“资源税、房地产税、在销售环节征收的消费税,这些都有希望成为地方税的主力财源。”贾康说,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国家治理的大框架。这一难题解决不了,转移支付改革等“硬骨头”也很难向纵深推进。

理念:推进依法依规治税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税务部门全面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加快实现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意见》要求,要制定审查工作细则,重点明确细化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边界,进一步规范和约束自由裁量权。建立税务机关内部人员过问审批事项办理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禁止部门内部人员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审批事项。

展望“十三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速锐降,改革攻坚面临更多挑战。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专家表示,未来五年是深化财税改革的攻坚期,关键要增强改革的承受力,大胆破除一切阻碍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尤其要增强法律执行的严肃性,让法治更好地为改革保驾护航。

“当前,我国税制的一大问题是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转型的新形势,效率有余,公平不足。”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指出,“十三五”税制改革要加快依法治税,促进公平。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着老百姓对税收执法公平正义的殷切期盼,也彰显出税务部门依法作为、维护纳税人利益的责任担当。”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指出。

2015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依法治税的指导思想、实施路径以及重点任务。

2015年2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在全国实施。该办法要求,对涉案金额较大、案情复杂、涉及面广,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产生较大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影响的案件,作出决定之前必须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各级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创新机制、流程、形式,使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变“内审”为“公审”、变“税务审”为“社会审”。

2015年8月25日,国家税务总局又出台了《推进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实施方案》,明确今后确定税务稽查对象和稽查人员,要像彩票摇奖那样随机抽选,查谁不查谁、谁来查案随机确定,以科学的随机抽查机制,促进税法遵从和公平竞争。在审理环节,案件审理机构负责审理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确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等,力争税收执法“滴水不漏”。

王军指出,下一步要更加自觉地实行依法行政,更加扎实地推进依法治税,逐步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链接:2015年前10个月财政收支情况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10个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8848亿元,同比增长7.7%,同口径增长5.4%。前10个月累计,税收收入106654亿元,同比增长4.1%。

尽管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但支出进度明显加快,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前10个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4154亿元,同比增长18.1%。

受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以及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等因素影响,后两个月财政收入增长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未来五年的中国转型 篇8

前瞻未来难题

中国经济报告：据悉，“十三五”规划或将稳增长摆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排在其后的，才是转方式、调结构、促创新。在稳增长方面，未来几年，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矛盾？

马晓河：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期，长周期一般是30年到50年，中国恰恰是30多年实现了高增长。世界银行把各国按收入情况分为五个等级：低收入、中低、中等、中上、高收入等五类国家。通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收入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凡是跨入这个阶段的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要出现下行，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基数。经济总量越大，增长就越慢。中上收入阶段增长1%，相当于低收入阶段增长4%—5%。

第二是结构变化。一方面，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由快变量主导，经济增速就快；由慢变量主导，经济增速就慢。随着一国进入中上收入阶段，投资空间会变小，如高铁、广场等建成后就不会再在原地建，这时就需要由投资转向消费。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由投资转向消费主导，经济增速必然减慢。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化。进入中上收入阶段以后，产业结构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从以重化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高科技、高附加价值、高加工度、低排放产业为主。钢铁、水泥、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等重化工业投资多，技术含量低，发展肯定快；但是高科技产业需要创新，发展必然比较慢。二是从发展工业为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为主导。服务业发展必然不如规模化的大工业，从建设到投产都能产生GDP。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各级政府都注重发展工业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这对增长速度有影响吗？

马晓河：因为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可以通过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实现快速发展，而服务业是分散的、以消费为基础的产业，消费不增加，人口不能积聚，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但是一国到了中上收入阶段以后，必须以服务业比重上升带动经济发展，速度必然要慢。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短周期和长周期分别意味着什么？

马晓河：短周期是指经济增长在宏观调控周期中3到5年内出现V或者U字型下行或上升，而长周期是缓慢的增长周期，一般完成一个增长周期需要30到50年。目前中国正好处于短周期V字形向下的阶段，这个下降与长周期下行正好交汇，导致经济增长下行过快。这时政府正好换届，本届政府为了稳增长，为了让经济增长不至于下降到难以忍受的增长区间之下，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比如，加大公共投资、减税、下放行政审批权等财政政策；降息降准、并运用短期货币工具增加货币供给等；淘汰落后产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鼓励围绕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4新”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稳增长的目的是想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产业青黄不接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产业显现出青黄不接现象，应该怎么办？

马晓河：传统产业可以利用行政命令淘汰，新兴产业靠什么发展？有人说靠政府推动。有些产业可以，比如节能环保。但一些高加工度、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或产品，如数控机床、发动机、集成电路、无人机、机器人、芯片以及制造业中的基础件、关键件和中高端制成品等是要靠市场和社会创新才能完成。

因此，传统落后产业淘汰、转移后，接续和新兴产业成长必须依靠市场，这样就必须给企业和社会大众以充分权利，鼓励他们创新。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渐进式发展替代，是到一定阶段，工业占主导地位，再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发展过程中，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到一定阶段，重化工业要占主导地位，再到一定阶段，高附加值、高技术成长产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前30年，中国把这个自然规律打破了，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让重化工业快速占据主导地位，大量资本和公共资源涌向了低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导致社会和市场没有力量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实现更新替代，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断档。

所以，现在中央号召发展中国制造2025、发展“互联网+”11个行动计划等政策都是对的，问题是如何落地。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制造2025、发展“互联网+”11个行动计划为何落地难？ 是否与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有关？

马晓河：落实难是因为传统产业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不易转入新兴行业，如大钢铁厂、大化工厂多则几百亿，少则几十亿，把它炸掉，存量资本就没有了，利用炸掉钢铁厂、水泥厂等的资本发展高技术产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固定资产无法折旧；相反，我们还得为淘汰这些产能耗费相当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

总体来看，过去过度利用政府和行政力量发展低端制造和重化工业，导致了现在新兴产业转换缓慢。因此，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要慢于正常状态下的产业结构转换。

这种发展模式是由我们的体制决定的。一方面，假定中国的公共资源是一千亿，按道理来讲，这一千亿中的60%应该用于消费，40%用于公共投资和生产投资，其中20%用于公共投资、20%用于产业投资。过去的发展模式不是这样，而是50%用于消费，剩下的50%中20%用于公共投资，30%用于产业投资。应该用于消费的10%被产业投资挤占了，从而扩大了产能。因为20%的公共投资最后拉动的也是产能，所以最终实际上是50%用于产业投资。从应该是60%用于消费、40%用于投资，到实际上50%用于投资、50%用于消费，长期以往就导致消费能力不足，产能增加过快。

另一方面，50%的投资中，20%应该用于开展产业转换的高科技产业发展，30%应该用于重化工业。实际上，我们又把40%用于重化工业，只有10%用于高科技产业，从而使得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又以侵蚀制造业高端化、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重化工业淘汰，再发展高科技产业，显然就遇到了障碍。因为以前的资源是为后来的发展打基础的，如果把以前用掉的资源挪过来，重化工业资本又很难从存量资源转化成增量资源，如炸掉钢铁炉子、电解铝炉子等会造成资本损失，所以，用新增量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时，会比过去按照正常国家存量发展要缓慢一些。

改革僵化体制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认为，中国改革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那么，如何通过改革、通过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经济体制僵化的问题？

马晓河：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模糊、不确定性的特点，利用体制优势借助市场化推进，发展了一大批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环境容量压力的增加，政府发现现有的产业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出口出不去，国内又消费不了。

我曾经提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当时有一大拨人批评我，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上层建筑不改，总体设计不科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很难推进。

顶层设计的含义就是通过上层设计和整体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变迁，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转换。只有上层建筑改革，才能带动下层改革。未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要推动三大结构转型；一方面，三大结构转型需要协调推进，没有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改革显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同经济结构转型相比，我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相对缓慢，已经明显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只有加快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才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三大结构转型必须衔接和协调，如果三大结构不协调，很难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体制僵化是指体制改革滞后，没有顺应市场经济的演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到了今天难调整的局面。解决体制僵化问题要靠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放权让利，即向企业向社会放权。但由于我们的体制是收权容易，放权难，因此改革面临落实难的问题。目前，中国改革出现三种倾向：第一，部门化，谁家孩子谁抱走，造成跨部门、跨领域、统揽全局的改革难推进。第二，碎片化，改革被一点点切成碎片，弄成零部件似的，联动性不够。第三，简单化，改革不只是简单的放权，单靠放权是不能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的。

实现三大转型

中国经济报告：是否可以说，“十三五”时期，重点要解决三大转型难的问题？

马晓河：只能说，十三五可能是一个开端，是走向新时代的第一步。这里就“十三五”期间以下几个结构转型问题做几点分析。

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具体包括三个小结构：首先，需求结构中要逐渐增加消费比重，让消费增长快一点，投资增长慢一点。这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用过多的公共资源来投资，本该用于消费的资源强制投向了公共领域，特别是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共投资与中低收入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但却带动了产能，这些产能又无人消费，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十三五”期间要增加消费，政府要像以前重视投资一样重视消费、重视改善老百姓的福利。其次，投资结构中应该限制各级地方政府的手，少办产业园区，在产业园区外、城区内多发展一些与人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服务业，如医院、学校、养老设施、电子商务、完善市场的设施等。最后，产业结构中要鼓励、重视企业创新、社会创新，多发展中高端产业和中高端产品。

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具体来讲，一是人口结构转型。要切切实实提高城镇化水平，不要用常住人口城市化多少比重来衡量。因为常住人口等于城市的户籍人口加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农民工占2.73亿，这些农民工进城之后是劳动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要把这些农民工变成市民，才能培育消费群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第一个指标对实际的城镇化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常住人口60%从投资和消费上，不会给城镇化带来任何影响。总之，要构建市民化社会，必须加快推进人的市民化，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实质变为市民推进城镇化。二是阶层结构转型。要通过改革，通过发展，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构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第三是权利结构和公共资源分配结构转型。之所以要改变该结构，是因为当社会发展到高收入阶段时，它的社会治理结构是扁平化的，中产阶层需要自我管理、自我参与。所以，当纵向化管理体制适应不了扁平化社会治理结构的要求、期待时，就容易发生矛盾。我们现在面临的正是现有的纵向管理体制如何在未来进一步适应扁平化管理的需求和期待。现在的矛盾是，社会需要中产阶层扩大才能稳定，才能增加消费，才能创新，但反过来，中产阶层一旦扩大就需要扁平化管理，需要政府放权让利，而现有体制无法适应这种扁平化管理需要，这时就需要改革。如果改革后中产阶层壮大了，社会稳定了，国家成熟了，管理者就不需要那么庞大了，也不需要管那么多、那么具体了。因此，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而且需要智慧，需要具体化的实施举措。

扩大中产阶层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比例合理吗？

马晓河：按照统计数据，确实挺大的，但按实际调查，中国中产阶层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衡量中产阶层的指标中有自我认同和收入，自我认同是指对自己是不是中产阶层的认可，收入指标是指贫困线以上都属于中等收入者。世行规定每人每天支出1.25美元以下都属于贫困者。我们的标准是多少呢？中国规定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以下属于低收入者，以上属于中等收入者，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显然过低。

中国中产阶层占比过低，使得中国会面临社会不稳定、创新力量不够、消费不足等问题，所以，要增加中等收入者。

为了增加中等收入者，就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要多增加转移支付，现在有大量公共资源转化为投资，转移支付给穷人、中低收入者的远远不够。中低收入者医疗保障水平低，养老水平低，教育基本保障低，住房保障低，该保障的没保障，所以就不能消费，进而不能变成中产阶层。

另一方面，要拓宽穷人改变身份的上升通道，我们的体制应该为人民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但现在发展机会不均等，比如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甚至连改革初期都不如。改革初期还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身份，从农民变成企业家、知识分子，有的还成为官员、学者，但现在农民的孩子大学毕业找个工作都很难。一是由于僵化的管理体制导致劳动力横向、纵向流动都受到限制，阶层之间固化。二是因为渠道不畅通、不公平。有关系的可以进入，没关系难进入；尽管是考试，但写条子、打招呼随处可见。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公共资源、垄断行业等都存在着种种限制，有许多条条框框。

对中产阶层的培养应该是全方位的，要为中低收入人群变成中产阶级扩大通道，拓展发展空间，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准备条件。当中产阶层占到全社会的60%到70%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历史上，韩国、日本迈向高收入国家时，70%的人自我认同是中产阶层，而中国现在只有20%多。

国际环境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十三五”期间，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有何影响？

马晓河：影响主要是，未来几年，在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上升、机遇在下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而言，在以下方面挑战会大于机遇。

第一，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新的再工业化战略，比如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提出“先进伙伴计划”，日本推行“再兴战略”，法国实施“新工业法国”战略，韩国实行“新增长动力”战略等，致使高端制造不断向这些国家回流，将会继续对中国形成高压效应，对中国延长产业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挑战。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我们逐渐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中，中国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化，国际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与前几年比，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了，甚至出现负增长。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在温和增长，但是欧债危机、政府财政高额赤字等，使得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纷纷压缩政府支出，进而导致政府公共购买力下降，而政府购买一般占这些经济体GDP的15%左右。

此外，私人消费也不高，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失业率几乎都比较高，这会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减少购买。中国出口产品中的49%到50%是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市场不景气，中国的出口肯定受影响。今年7、8月份中国出口增长率是负的。今后出口增长有可能变正，但不会出现高增长。

第三，世界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供给替代效应是指一批比中国收入水平低、发展水平低的中低收入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把中国作为榜样，发展与中国一样的中低端劳动力密集产业，生产同中国一样的产品，并将这些产品也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在供给市场上形成对中国产品的替代，比如鞋帽、服装、电子玩具、家电家具以及汽车零部件等。这些国家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成本要比中国低很多。需求降低和供给替代使得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出口越来越困难。所以，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不断淘汰和低端劳动密集产业替代转移，但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接续不上来，我们要避免和应对的问题是中国产业可能出现空心化。

第四，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还将在波动中不断升值，升值以后会导致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竞争优势继续下降。

第五，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会增加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未来几年是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博弈的一个比较激烈时期，特别是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国家等。美国推出“两洋战略”，即实施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试图以美国为主导形成新的世界贸易与投资规则；俄罗斯主导欧亚经济联盟，强化在中亚势力范围的影响力；欧洲向东推进，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中国要推进“一带一路”，遇到了与大国的战略博弈，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风险。

如何应对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经贸规则，中国在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

马晓河： 面对世界经济政治等格局变化，我们必须拿出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政治、外交等资源，积极应对，及时化解挑战，并发现和培育新机遇。

现在中国在争取创造有利的发展局面，如“一带一路”，这是在新常态下实施新的走出去战略，旨在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联动起来。“一带一路”会在“十三五”时期开始全面部署实施，2015年要开好局，这会带来诸多增长机会。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有金砖银行，就是对现有世界金融制度的冲击和变革，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战略先机，今后我们还要在经济贸易规则制定中寻找和创造有利中国走出去的制度条件。

对于美国，要积极寻求与之建立互惠、互信共赢的包容关系，避免、减少对抗。一方面，继续加强经济交流，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在不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自己走向强国铺路；另一方面，在美国内民间培育对中国的友善力量，调用必要资源，利用各种机会，树立中国正面形象，减少美国内部对中国的对立情绪。

面对拉美、非洲地区，要利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机会，加快进入该地区，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寻找和培育与美国共存、共赢的因素。在亚太和欧洲地区，要选准一些主要经济体，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进程，争取对TPP和TTIP形成对冲。

在周边地区，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创造和谐、包容、共赢发展的环境。同时，必须在周边培养几个牢靠的战略支点，例如巴基斯坦、缅甸、泰国、伊朗、叙利亚。面对世界经济新秩序、新规则的挑战，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不排除被边缘化的可能。

其实，中国真正发展最快的时期是2001年以后，搭上了WTO主张世界自由贸易的快车。但是世界贸易规则在变，有可能被TPP和TTIP替代，如果中国参与不了TPP和TTIP，对中国是个损失，对世界也是损失。因为一个更高级别的自由贸易规则，对世界和中国都有利，中国不能排斥，应主动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