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精选9篇）

古代文学 篇1

2014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

1.诗教

2.新乐府

3.变文

二、简答题

1.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三、论述题

1、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部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近现代文学

四、选择题

1.《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后，1918年1月起，哪些人曾经任编辑？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周作人

刘半农

沈尹默

钱玄同

五、词语解释

1.《官场现形记》

2.《茶馆》

六、简答题

1.1940年“中国新诗派”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哪？

2.沈从文《湘西散记》、《湘西》在散文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七、论述题

1.试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创作

2.简述“白话文学史观”的基本内容并评论

3.试论迟子建小说创作

古代文学 篇2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 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 又尽善美, 谓太平也。《武》, 周武王乐, 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 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 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 “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 从郑玄所注可看出, “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 “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 “美”是艺术, “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 《韶》尽善又尽美, 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 天下统一, 歌舞升平, 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 是因为武王伐纣, 虽属正义之举, 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 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 即“爱人”, 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 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 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 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

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 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 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 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 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 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 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 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 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 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 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 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

二、“文、质”学说和古代文学创作模式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孔子这一言论的含义是, 人的质朴如果大大超过文才, 那就如同缺乏气质和修养的山林野人;而如果文才大大超过质朴, 那就如同华而不实的史官。而谦谦君子, 必定是二者平衡, 集文和质于一身。“质”指代人内部的品格, “文”指代外部仪态。孔子学说认为, 君子要“文质彬彬”, 也就是说不但要有质朴的内在品格, 还要有斯文的外在仪态, 两者兼备, 就形成了孔子的“文、质”说。[2]虽然孔子认为“文”与“质”要相辅相成, 但二者并非单纯的组合, 而要求人们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两者的关系。质超过文的时候, 要突出“文”的必要性, 文超过质时, 就要强调“质”的作用。“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 “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 文质一体, 完美融合, 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 因为实际生活里, “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 因环境而变, 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

从实际看来, 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 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 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汉朝统治者推崇经学, 改造了先秦儒学, 使其成为新儒家思想, 并渗透到社会各大阶层。文学在汉朝也逐步发展, 经学与文学相碰撞, 就导致了儒学开始倾向于文学, “文、质”说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董仲舒曾道:“《诗》道志, 故长于质;《礼》制节, 故长于文……《春秋》正是非, 故长于治。”其中“质”和“文”都是文学性的评论。汉朝学者以“文、质”说进行文学评判时, 通常以“质”指代文学内涵, 以“文”指代文学形式。从此, “文、质”说对传统文学创作开始产生影响。

三、“无邪”“中”学说和古代文学审美取向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 无实义。而“无邪”, 何晏解释为“归于正”, 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 论功颂德, 止僻防邪, 大抵皆归正”。用孔子的话说, “正”就是“过犹不及”。而孔国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 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 “中”即不偏不斜, “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 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3]“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 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 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

战国末期, 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 “中”是符合礼义的, “礼”即礼法, “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 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 中声之所止”, 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 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 超过了应有的度。而“乐之中和”, 强调诗歌乐曲须让听者得到“中”之感悟与“乐”之美好, 从而化为“无邪”。这里是强调诗乐对人的中和教化。

四、“兴、观、群、怨”学说和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论语·阳货》中曾道:“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这句话本着“诗教”的目标, 介绍了传统文学作品的美感用途、教化用途、政治教育用途、抒发感情用途和学习用途, 是我国传统文学评论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学解释之一, 传达了儒家的文学接受思想, 为之后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扎下了根基。“兴”就是“引譬连类”的意思, 朱熹也将其称作“感发志意”。“引譬连类”的意思是“诗”能够让读者由此及彼, 联系起许多事物;“感发志意”的意思是“诗”能够感染读者情绪与心智, 举一反三。两者虽表达不同, 但实际意义相同, 总的来说, 就是“诗”能够启发读者。包咸道:“兴, 起也。”孔子道:“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而“观”, 则是“观风俗盛衰”, 即观察民情。[4]“群”乃“群居相切磋”, 意思是互相切磋, 研究诗词含义。“怨”是“怨刺上政”, 即“诗”可以用于了解人民的“怨情”, 知道他们痛恨什么, 想要什么。[5]

孔子“兴、观、群、怨”说强调对受众的引导, 对传统文学接受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一学说的意义并不均衡, “兴、群”侧重于修善自身, 其影响力较小;而“观、怨”强调了解社会, 产生的影响较大。

五、“诗论”和古代“诗教”解《诗》

关于李学勤对《诗论》的探究, 其中共有十二卷, 原简达二十三卷。孔子《诗论》中对《诗》的评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综述:“孔子曰, 《诗》亡隐志, 乐亡隐情, 文亡隐言。”第二是分类解说:“《颂》, 平德也, 多言后, 其乐安而迟, 其歌引而渺, 其思深而远, 至矣。”三是揭露具体诗歌的主题, 《诗论》中所有诗都引用自孔子语录。孔子对汉朝儒学诗歌教育起到的最为深远的影响, 是将诗歌真正变成了政治教育的手段。所以, 孔子的《诗论》是汉朝儒学诗歌教学思想的起源, 也是其核心与理论根基。

六、结语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学者都着重探究他的政治哲学理论, 而对其文学方面的学说却有所忽视。事实上,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学理论家, 他的文学思想为我国古典文学论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 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孔子学说。虽然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一定功利性, 使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政治的工具, 但总的来看, 其功仍然远超于过。

参考文献

[1]段玮婷.试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J].牡丹, 2015 (14) :12-13.

[2]张树弘.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研究[J].芒种, 2013 (11) :103-104.

[3]于新秋.关于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思考[J].今日科苑, 2010 (04) :142.

[4]赵玉敏.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J].北方论丛, 2011 (04) :6-10.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文学 《红楼梦》 《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古代文学 篇4

1、关于神话

神话是远古人民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它是“通过任命幻想，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恩选集》即：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及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内容的故事。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一方面对诸如洪荒灾害，风雨雷电的自然想象无法解释，一方面又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而勇于探索并表现出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但这种愿望正能靠幻想来满足，于是就产生了神话，可以说，神话是原始人以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形象化的结果。

中国的古代神话丰富多彩但保存下来的不多，按内容大致分类如下：

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女娲造人

英雄神话：后羿射日，禹繇治水

氏族神话：黄帝战蚩尤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滥觞，它丰富的素材，浪漫的想象，无不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的作家，中国古典文学由此掀开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2、关于诗经

诗经―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间的诗歌305篇，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采诗，献诗，删诗说透露了诗经的作品来源与编定情况。

笙诗―小雅寸目无辞，共6篇，皆为用笙演奏的通用乐章名。

四始―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变风变雅―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指时世由盛转衰，政纲崩坏，变风变雅犹指那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统治者荒淫暴虐丑行等显示注意诗章，变风变雅承载着诗可以怨的功能，其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深刻的影响着后世作家，但在孔门温柔敦厚的诗教下有体现出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特点。

六义说―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无曰雅，六曰颂，现在一般认为，风雅颂三类是音乐曲调名称，风指各地民间曲调，雅指周王畿所在地曲调，颂指宗庙祭祀配以舞蹈的曲调，而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基本艺术手法，按朱熹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总之，六义之中，风雅颂是诗的类型，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3、关于楚辞

楚辞是继诗之后的一种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新诗体，它是以屈原为代表所创作的诗歌样式，到汉代概称辞赋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很大不同：

从创作方法来看，诗经主要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开创了中国诗歌史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楚辞却以南方地方风俗喜欢，自然景色，地理名物为主要内容，楚辞作者想象丰富，长于抒情，开创了中国诗歌史的浪漫主义传统。

从表现手法来看，楚辞不但继承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还将之进一步发展为象征手法，丰富了诗歌的审美蕴涵

从句式和篇章结构看，楚辞将诗经的四言句式扩展为更富表现力，容量更大的六七言新句式，并间以兮，些等语气词，这成为楚辞体的重要标志。

从作者和作品风格看，诗经多为民间集体创作，风格朴素自然，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其作品铺张夸饰，辞藻华丽，感情更为丰沛，形成一种弘博丽雅的风格。

楚辞的社会文化渊源：

楚地的地方音乐的发达

语言的进一步发展

楚地巫祝祭祀之风盛行

南北文化的交融和影响

4、关于赋

汉代辞赋并称，为其一代之文学，赋最早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后人将之与入乐的诗相区别，不歌而诵谓之赋，赋由此得名，一般认为，汉赋受楚辞的影响更大，其篇幅长大，铺排宏丽，汪洋恣肆，早期骚体赋还有兮字的广泛运用，故赋可看作是继楚辞之后发展变化而成的新的文学样式。

赋的结构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序，说明赋的缘起，概述主旨，本部为赋的主体，它以韵语为主，多罗列名物，堆砌辞藻，终篇为赋的.总结，劝百讽一，赋的形式大致有七体和对问体两种，前者以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对问体则是假设客人向作者质难而作者针对质难辩解，前者以枚乘七发，后者以东方朔答客难为典型赋作

赋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其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西汉强盛时代客观上需要一种润色鸿业的新兴文体，赋体空前的规模给了作家驰骋才情的舞台，也对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的中央帝国能够极致的赞美描绘，到了东汉时期，以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的出现和南北朝骈赋的盛行，体现着诗赋合流的倾向，而以杜牧阿房宫赋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为代表的文赋则洗尽了早期辞赋润色鸿业，劝百讽一之弊也有力的扭转了骈体赋形式主义倾向，更多的切入历史，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直至小说这一反映现实人生的最佳文体出现，赋才渐渐式微。

5、关于乐府

乐府最早是西汉一个官署的名称，顾炎武：后人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后演变为一种诗体，包括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两大系统。

乐府诗―特指那些由国家音乐机关所采集整理编定的民歌，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进步诗人在向民歌学习的过程中，以其创作实践有丰富了乐府诗，乐府诗的演变与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

两汉乐府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了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容，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借古题写时事，开创了文人乐府，形成了乐府的两大系统，民歌乐府到南北朝为一变，以吴声歌曲为代表的南北朝民歌几乎都是以爱情为题材，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对唐诗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而文人乐府到唐代李白融合南朝乐府的明转天然和北朝乐府的质朴刚健，将文人古题乐府带上最高峰，但后继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向上直承两汉乐府的文学精神，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开创新题乐府，向下又深刻影响了白居易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白氏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的进步文学主张，总之，乐府诗代表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进步传统，它的演变与发展泽溉了历朝累代的诗人，可以说，两汉以降的进步诗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其影响，当然，自宋后，词曲也称乐府，如东坡悦服，酸甜乐府，这种混淆仅着眼于音乐性一点，可略而不论。

6、关于五言诗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样式之一，在先秦时代诗经中已有某些篇章出现了五言句式，至于明间五言谣谚在两汉时期也有流传，但其在历史条件和文学本身发展的制约下，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形式，两汉时期明间出现的大量民歌为乐府机关搜集，整理，编定，其中已经有了结构完整的五言诗，其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容，崭新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文人们注意并爱好，于是在自己的创作时间中试行模仿，最终创立了这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一般的或，五言诗的起源和成熟是历代文人不断探索时间的结果，除苏李赠答诗等作品已确定为伪作外，目前可知班固所作咏史一诗为最早的整饬的五言体诗，至东汉时期，文人向乐府民歌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不但在形式上日趋稳定，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也有了新的突破，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的完全成熟，在中国诗歌诗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7、关于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始见与萧统文选，特指汉代无名氏所缩的十九首五言诗，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使之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可见一斑。

古诗十九首主要内容大致反映了汉末的下层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一类是描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情，一类是写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其情感一以贯之，即以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的描写，表现出浓重的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这种情绪虽然是消极没落的，但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现实的意义，亦是当时政治黑暗的一种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概言之，一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如明月皎夜光，诗人有感于深秋季节见物换星移，时序转变而产生朋友相交不终，世态炎凉的感叹，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增强诗歌抒情性，二是通过生活细节抒写作者内心活动，以含有叙述成分的情节突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如迢迢牵牛星，叙织女的神话故事，表现诗人脉脉不得语的相思之苦，又如西北有高楼，以描写女子高楼抚琴，抒发作者知音难遇的感慨，三是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其衬映烘托，语短情长，含蓄蕴籍，几乎涵盖了所有十九篇诗章，典型的如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等，四是语言不饰雕琢，浅近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下开建安诗歌，乃至唐诗，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8、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文

咏怀八十二首：阮籍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忧生惧患，遗世高蹈的思想感情，对黑暗政治和动荡时局的揭露也有所体现，但其写法上多用比喻，象征，用典而形成其阮旨遥深的特点，阮籍对后世的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咏史八首：左思诗的重要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愤懑和控诉，他借古喻今，勇于喊出时代的呼声，得到了后世很多进步文人的共鸣，此外，其笔力雄健苍劲，情调高亢慷慨，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被誉为左思风力

田园诗：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田园优美的自然风光的描绘，对自己劳动生活的体验和闲居交游，读书饮酒三方面，他出入儒道，既怀抱独善其身的独立人格有追求真朴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其高逸潇洒的人品格调和对田园生活真朴无伪的描绘，深刻的影响着后世的文人。

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精工刻画上，其语言富艳典重，多名句而少佳篇，但其作为扭转玄言诗风的第一人，以其对自然景物的敏锐独到的发现，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技巧，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直接影响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

高考文学常识：中国古代文学常识 篇5

① 关汉卿：名一斋，号已斋叟，元代杂剧作家，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并称“元曲四大家”。被誉为“世界文化名人”。主要作品为《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窦娥冤》为我国戏剧史上典型悲剧之一。

② 郑光祖：元代戏曲(杂剧)作家。代表作是《倩女离魂》

③ 白朴：元代戏曲(杂剧)作家。名作《墙头马上》《梧桐雨》。

④ 马致远：大都(北京)人。元代戏曲(杂剧)作家。名作有《汉宫秋》，散曲《天净沙 秋思》。

【王实甫】元代杂剧作家，主要作品为《西厢记》，是元代剧本中最长的一部(21折)，也是元剧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具有“天下魁”的艺术成就。《西厢记》的主题是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爱情幸福。歌颂张生与崔莺莺为争取婚姻自由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古代文学 篇6

1、骚体赋：是一种以抒情为主，体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的赋，这类作品一般称称为“辞”、“骚”

2、大赋：是一种以状物为主，铺排摹绘、夸饰文采的赋作

3、抒情小赋：是一种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篇幅短小，文辞清丽的赋作。

一、汉赋的发展流变：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汉赋的形成期

主要以骚体赋为主，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尚铺排，篇幅不长，富有抒情色彩。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带“兮”字调。 代表作家是贾谊，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

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第二时期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 汉赋的全盛期

盛行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特点是歌颂夸耀于前,讽谕劝戒于后,这两点在一篇作品中，造成了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分为鼎盛期和模拟期两个阶段。

鼎盛期 特点：作家作品众多。“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散体大赋空前发达，写出大汉的气势与声威，词采华丽，气势磅礴。文学由藩国向中央朝廷集中，文人成为宫廷文学侍从，辞赋成为润色鸿业的工具。模拟期 西汉末到东汉和帝为汉赋的模拟期。

特点：创作中模拟之风大盛。儒学的影响深化。适应政治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描写京都的作品。

这一时期代表作家：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山和枚乘 第三时期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 汉赋的转变期

此时歌功颂德的大赋减少,反映社会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小赋兴起。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纪行赋通过记叙旅途的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篇幅不长，是汉赋发展开辟的新的境界，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蔡邕《述行赋》

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宦海沉浮中寄托情志的作品。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

二、汉乐府

乐府原是古代音乐机关的名称，汉乐府原指汉代的音乐机关。据记载，武帝时的乐府开始采集民间歌辞和乐曲。后来，将乐府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称为“乐府”，于是，“汉乐府”就由汉代音乐机关的名称而兼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了。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

[1]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 [2]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尚奇倾向。[3]叙事诗多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 [4]两汉乐府诗在刻画人物方面塑造了栩栩如生、各具特色，绝不雷同的人物形象。[5]叙事技巧上做到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叙事特点）

详于叙事，略于抒情。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孔雀东南飞》

一、结构分析：

[1]、从“孔雀东南飞……会不相从许”。写刘兰芝在封建家长制的蛮横迫害下将被逼还家。

[2]、“府吏默无声……两情同依依”。写兰芝被迫离开焦家的情形。[3]、“入门上高堂……愁思出门啼”。写兰芝回家后的不幸遭遇。

[4]、“府吏闻此变……自挂东南枝”。写兰芝仲卿因反抗礼教而徇情的结局。[5]、“两家求合葬……戒之慎勿忘”。通过诗人的想象，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感情。

二、艺术成就：

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是封建社会劳动妇女的化身。不屈不挠的反抗，是沉着、果敢和不卑不亢

焦仲卿：性格的主要方面是纯洁、笃实、正直，对爱情专一。外柔内刚。焦母和刘兄：他们都是封建家长制的典型。焦母专横、凶恶，刘兄则粗暴、势力。但冷酷、残忍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

a、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b、利用环境和景物的铺陈描写来渲染。c、运用抒情性的穿插。

d、比兴和浪漫手法的运用。

三、《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所作，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将其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它们形式都用五言体，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情别绪和士子文人仕途的失意之感，充满感伤情调。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相思与伤别。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感伤。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的人生悲慨。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长于抒情。情景交融。

1、造语浅近明白而涵泳不尽，言有尽而意无穷。

2、质朴自然，脱尽雕饰痕迹。

3、善用比兴和象征的手法，达到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境界。

4、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练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语言炉火纯青。

四、《史记》的体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和年间（公元前104年左右）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52万字的巨著。全书共130篇，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构成。 本纪：是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政绩。

表： 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记事。

书： 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 世家：是先秦和诸侯国和汉朝有功之臣的传记。

列传：是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少数记载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前代的编年体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史记以人系事，创作主体具备了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叙事意识。

本纪记载的是帝王、天子、其中包括着掌握时局变化，主宰一个时期历史事势发展的英雄和实权人物。世家所载往往是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列传则写社会、政治、司法、军事、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物，由帝王而诸侯而英雄人物，不同体例反映不同层次的人物，全面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有很强的层次感。

《史记》的思想倾向 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嘲讽了汉朝统治者鼓吹的天人感应 说、君权神授说。基本的历史观。无畏的批判精神‘热情的赞扬歌颂 《史记》的文学成就 塑造了丰实的人物形象：谋篇布局，匠心独运‘悲慨激昂，有强烈的抒情性。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

《史记》在文学上的影响：塑造了丰实的人物形象 数量众多 类型丰富 个性较为鲜明

《史记》塑造人物特点：为突出某一中心思想，为体现作者某创作意图而精心选材。、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为了突出某一人物的基本倾 向和主要性格特征，常常使用“互见法”。通过细节，琐事来刻画人物，展示人 物思想性格。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事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在叙事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将历史事件故事化。

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 个性化的语言：运用民间的口语、谚语：引用古史料时，深奥难懂的古书，改写成汉朝的书面语言

《史记》在文学上的影响：把中国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散文成为古文运动的旗帜。人物故事成为后世戏剧、小说家们进行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如《霸王别姬》《渑池会》《文君当炉》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的丰富 故事性的加强 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 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词汇的扩大

建安文学 包括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文学（。这时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建安七子为羽翼（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孔融），还有蔡琰。建安风骨：建安诗歌反映现实，意境宏阔，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壮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正始文学：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代末年文学。代表是“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在作品中抗议司马氏的残暴统治，揭露礼教的虚伪，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但反     映民生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被揭露政治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后人称之为“正始之音”。

正始名士：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

太康文学 晋武帝太康前后，西晋文坛呈现出繁荣局面。“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一个年号可以视为西晋文学的代称

宫体诗 梁简文帝萧纲在东宫做太子时和周围文人所提倡写作的新变诗体。内容多些男女之情，着重描绘妇女的体态、容貌、装饰，风格轻浅绮艳。代表作家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格调不高，对人体美的集中描绘，拓展了审美对象，对宋词有很大影响

志怪小说 专记神异鬼怪故事，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志人小说 主要记叙汉末以来文士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篇幅短小，刻划传神，语言以简洁隽永见长。代表作品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曹操诗歌的题材内容

纪事：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蒿里行》、《苦寒行》述志：政治主张、社会道德理念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对酒》、《短歌行》 游仙：曹操又有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咏史：《善哉行》、《短歌行》，吟咏史实、人物，结合个人现实体验。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

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短歌行》、《观沧海》

曹丕诗的题材内容：曹丕诗可分三类：纪事抒情、游宴、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

《黎阳作》、《陌上桑》写征伐之事，既有克敌制胜的豪情，也有征人行军之苦。述宴，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描摹细致，文词富丽，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燕歌行》抒写思妇之情，音节和婉，修辞精美 曹丕诗的风格

曹丕诗有文士气，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 曹植的诗文创作

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故、曹丕继任魏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一）前期创作

抒发理想和抱负，洋溢乐观、浪漫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歌成就为大。功业精神与报国信念；《白马篇》游宴、唱和之作；《名都篇》抒写友情之作。《赠丁仪》、《送应氏》

（二）后期创作 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

政治迫害之下，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浮萍篇》、《怨诗行》游仙诗。《五游》、《升天》 曹植的文学成就

艺术风格：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咏怀诗》的艺术风格

“阮旨遥深”的艺术风格。

生在易代之际，高压之下，阮籍抒其怨愤，不能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故风格隐晦曲折 诗歌的精神而言，《咏怀诗》大抵又具备各自的个性《 艺术表现上兼收并蓄，寓多样于统一。阮籍《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咏怀》开创了我国五言抒情组诗的体例

《咏史诗》八首

自班固《咏史》之后，建安诗人亦有借史咏怀者，但把历史的现象、经验与个人的现实遭遇、情感体验成功地融入诗歌，却自左思始。

《咏史》非作于一时，其内容：诉说胸襟怀抱 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或抒写愤激之情，或宣言大释大悟。陶诗的艺术特色

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创造平淡淳美和谐统一的艺术风格 诗的另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和谐交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1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山水题材。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云 篇7

白云舒卷自如, 在天空飘来荡去, 显得自在而悠然, 具有一种与仙人相连的情感指向, 如《庄子》中藐姑射山的神人就是“乘云气, 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而《庄子·天地》中亦云:“千岁厌世, 去而上仙, 乘彼白云, 至于帝乡。”正因为白云的这种仙境化特征, 它成了隐逸诗人笔下极常见的一种意象。如陶渊明《与殷晋安别并序》中说“飘飘西来风, 悠悠东去云”, 《拟古》其五中说“青松夹路生, 白云宿檐端”, 《拟古》其七中又说“皎皎云间月, 灼灼叶中华”, 白云俨然成了诗人隐逸生活中的伴侣之一。而其《归去来兮辞》中更是为白云赋予了自己的隐逸情怀, 似乎白云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稍后于陶渊明的梁代诗人陶弘景, 隐居华山南时答梁高祖“山中何所有”之问云:“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寄君。”直接道明白云是隐者的情感寄托。再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中“北山白云里, 隐者自怡悦”之句, 与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 白首卧松云”等诗句, 从旁观者与隐者自身两个角度说出了隐者对白云的倾心。

与白云这种隐逸情怀的表达相对应, 古人还常以青云比喻求仕为官之途, 所以诗人还常常以二者对比来表达自我的人生取向。如白居易《题崔常侍济上别墅》:“主人忆尔尔知否, 抛却青云归白云。”再如赵嘏《送萧俛相公归山》:“眼前轩冕是鸿毛, 天上人情谩自劳。脱却朝衣便东去, 青云不及白云高。”

除了能给人自由悠然的情感指向外, 白云因为具有无根无底、随风飘浮的外在特征, 所以又常常被比喻成浪迹四方的游子, 用来表达诗人离愁别绪与漂泊无依之感。如汉代古诗《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 努力加餐饭。”再如杜甫《梦李白》其二:“浮云终日行, 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 情亲见君意。”与这种飘浮无依的特征相对应, 送别诗中也常常会以白云达意。如李白《送友人》:“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 孤篷万里征。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

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 篇8

一九五○年,我们都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同班同学。全班共十五人,师生公认杜是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者之一。他还爱好文学,能熟背许多古诗词。但是他没有钱买他喜爱的文学著作,除了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外,常到书店去看书,有时就站在书店里摘抄。杜熟读《红楼梦》、《水浒》等书,把不同版本的文字区别都记录下来,通过认真比较和研究,常常有所发现,并有独到的看法。他曾写信把自己的见解寄给有关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受到关注和重视。记得他很早就在同学间说过:贾宝玉是反封建的。杜做任何事情都是那么认真、执著和钻研,大家都很赞佩。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数学系合并为北大数学力学系。我们班的同学达到了二十七人,杜仍是公认的学习成绩最优秀者之一。一九五三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适应经济建设的紧迫需要,高校理工科学生都提前毕业。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留在本系数学专业各教研室当助教。杜等六人成为力学专业的研究生,之后他一直讲授数学和力学的各种课程,虽然教学科研任务很重,但作为业余爱好,他仍然不停地研读文学著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图书馆三层楼的库存版本阅览室遇到杜,他告诉我,除了讲课备课外,他都在这里看书。一连十多年,我常在版本阅览室见到他,他总是坐在右边第一排靠窗的座位上,专心致志地一一查阅库存的古典文献,一一抄录其中的妇女文学作品。

大约在一九九三年,杜对我说,他已年过六十,计划出版两本书,一本是《现代数学引论》,是他数年来在北大和清华开设这门选修课的讲义基础上写成的(一九九六年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关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书,还未完稿。

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和准备,杜从一九九四年起,在北大连续八年开设了一门全校公共选修课:中国古近代妇女文学史,讲述从先秦两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妇女文学。选读这门课的文理各科学生,每年都在百人以上,男女生各约一半。

杜为什么特别关注妇女文学?他曾跟我说过,抗日战争期间,他家兄妹六人,只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薪,生活很艰难,每天晚上,他的母亲补衣、做鞋直至深夜。这是他记事以来心目中第一个勤劳、坚强而又淳朴善良的妇女形象。以后他又从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知道了从古到今许许多多品德优秀的妇女和才女。他受到这些崇高形象的感召和激励,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没有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而深感遗憾。他决心要在自己晚年竭尽全力选编一部《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二○○○年已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以展现历代优秀妇女文学精品,为埋没受屈的才女们扬名吐气。

我有幸成为杜这部著作初稿的第一批读者之一。读过之后,第一个感受是:旧社会妇女的苦难太深重了。我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郭兰英演唱《妇女自由歌》中的一段歌词,是多么真切:“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第二个感受是:为妇女的优秀美好品质自豪。我想起了冰心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全集》第三卷306页,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二十一世纪初的一天,杜告诉我,他每天早出晚归。查完北大图书馆库藏古籍,他就接着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等图书馆,以及各新、旧书店去阅览、查抄,搜集古籍、书刊中的妇女文学作品。杜从来节衣缩食,生活艰苦,但为收购有关古籍则常倾囊而出。令他欣喜的是,他不断有许多新的发掘和新的发现。

不久前,杜打电话和写信告诉我,他已编就新书《闺海吟》,全书有古、近代才女八千六百余人,每人只选一篇代表性作品,有诗、词、曲、联、文、书信、日记、戏剧、弹词小说等诸多题材。他根据多种参考资料为书中的作者写了或详或略的小传,对少数毫无信息的作者,只好写为“无名女”。杜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妇女所处的恶劣环境和社会历史的错误偏见,使她们写作难,作品保存难,作品要流传更难,许多优秀作品已经消失了。杜自告奋勇、不畏艰苦,痴心地、负责地做了对于中国妇女文学作品的搜集抢救工作。即将由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闺海吟》,是杜三十年日日夜夜辛勤劳动的结晶,更是弘扬中华妇女文化的瑰宝。

杜还编就了《阆苑奇葩》,是对《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的增补和扩充,从原来的一千位作者增加为一千三百余位作者;从原来的四十九万字扩充为八十万字。《闺海吟》和《阆苑奇葩》都将作为弘扬中华妇女文化丛书于近期出版。

杜今年七十八岁,我祝愿他健康长寿,相信他还会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地继续为弘扬中华妇女文化做贡献!当然,我更希望杜的这两部著作能起到抛玉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有心人、有志者投入弘扬中华妇女文化的事业!作为女性,我还希望妇女朋友们能从这两部著作中汲取智慧、勇气和力量,为祖国的现代化,为人类的不断进步,努力发挥出“半边天”的光和热,体现人的本性中的“真”、“善”、“美”!

古代文学作业 篇9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

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由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当然是一种虚幻的实现。这种宿命论式的心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封建文化塑造窦娥另一个性格是贞烈观念。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促使她反抗张驴儿的道德力量来自封建礼教的贞烈观。豆蔻年华的她想的是：“我一马难将两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极力克制人的自然本能的要求。虽然她曾有过空房难守的感叹，却始终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戒律，从未想到也不敢想寡妇再嫁的事。她不但是贞节观的自觉遵守者，还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她对婆婆“妇道”的动摇进行指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这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并用“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非议她婆婆的行为，极力用“妇无二适之文”的妇道坚定其婆婆的封建礼教立场。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假如窦娥不是面对张驴儿，而是碰上怜香惜玉如贾宝玉那样的英俊少年，同样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自宋代二程和朱熹对贞烈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但即使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程颐在家族面前也会恢复一点人性。程颐的甥女丧夫后，程怕胞姐过于伤心，遂即迎甥女归家，后再嫁他人。他不恪守自己倡言的信条，说明他也知道节烈观违背人性。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悲剧烈似法场屠戮。

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我们看到，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大堂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没有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的善良。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平反以后，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眼下年老衰迈、无依无靠的婆婆。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温顺、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尤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也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子女在这种文化气候中，被训练成循规蹈矩小心敬畏的义务型人格，没有个体意识。这种礼教对女性要求尤严。《仪礼·丧服》中最早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限定了女子终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在《礼记·昏义篇》有所谓“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的说法，并要在出嫁之前三个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亦即“四德”。班昭的《女诫》是“女四书”之首（其他三部是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几部都是女人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对“三从四德”进行详尽阐述。其中有所谓“曲从”，就是公婆的意愿，不管对否都要俯首贴耳，不可失其欢心，否则就可能被丈夫遗弃。窦娥为了“孝”，竟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分不开。透过窦娥温驯、倔强的个性，我们可以感到她人性扭曲的一面，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守着清白宁静的生活，没有肉体的感情冲动；只知尽孝义务，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但窦娥决不是反封建的形象，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旨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窦娥冤》的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借助“东海孝妇”这个原型创作了震耳发聩之作——《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样，《窦娥冤》也可看成是历史剧。“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贵德》，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他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锻炼成词。于公（于定国之父）虽对此有疑议，但“数争不能得”，“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此后的干宝《搜神》里除上述内容外，又有新情节，孝妇周青行刑时，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人立誓道：“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⑥”。此外《淮南子》有段话对关汉卿也有启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谗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霜。”此事也被关汉卿移用到窦娥身上，也可看成是《窦娥冤》的原型之一。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集体无意识是凝聚着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情感经验而又是很难被个体意识证明的心理层次。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传统，人类不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不过，这传统同我们的主体意识中的传统不是一回事，因为原型所包含的传统存在于人类无意识的范畴中。精神分析理论者认为：“艺术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乃有一部分完整的作品的诞生。⑦”这里的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认为，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说皆有其历史的原型，关汉卿创作只是让原型复活，赋予传统美德的讴歌，那么，《窦娥冤》中也就不会有反封建的主题。

仅从理论上讲还显得空泛，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

“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同时的杰出作家王实甫、康进之都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就一个同名剧本——《于公高门》。从剧目中就可看出他们太过依赖原型，这也许是他们的这部剧作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在剧中，孝妇作为主人公，并名之为窦娥，关汉卿在她身上加上多重社会悲剧成份，作家把自己的时代复活到古代去。关汉卿在此创作过程中对原型孝妇作了较大的“变形”，笔者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蒙古人打到欧洲，也带回了西方民族善于放羊羔利（高利贷）的那一套方法。朱东润先生对此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⑧。高利贷在当时对朋友也不例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婆婆被关汉卿作为高利贷者而存在，当然蔡婆婆不同于那些茹毛吮血的恶棍，她听天由命，是一个敦厚、善良的老人。窦娥因父亲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而成为蔡家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不是因为婆婆自杀被姑子告发，而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在剧中，蔡婆的放贷对象蔡卢医因无法还钱，便将蔡婆婆骗至荒郊野岭企图杀她灭口赖帐，正巧张驴儿父子路过，救下蔡婆婆。这对无赖的爷俩儿遂以救人之恩要挟蔡婆婆和窦娥招之入赘。这样蔡婆婆引狼入室也就顺理成章，显出关汉卿的艺术手段的巧妙。窦娥也为此吃官司。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写张驴儿的横行无忌，也写出那个时代的秩序扰乱。关于流氓横行，《元史》中也有记载，据陆德阳著的《流氓史》载⑨，流氓集团在元代达到鼎盛时期，元代有著名的扁担社集团。我们不妨看看元代对流氓众多的专称。无徒，《救风尘》第四折“淫乱心情歹，凶顽胆色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以光棍和棍徒在元以后的书籍中广为使用，并加上修饰词，均专指流氓，如大棍、滩棍、青皮光棍、讼棍、恶棍、奸棍、流棍、赌棍、讼棍等等，由此可见元代流氓的猖狂。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张驴儿嫁祸于窦娥，企图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他，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勾勒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夸张，却真实。我们知道，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如此郡邑正官，其治绩也可想见。元初军官与州县官都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贪污。还有，元代科举制中断，由士人进身的官员很少，而由胥吏进身的却司空见惯，即使恢复科举后，“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八九。重要胥吏的情形仍十分严重。这些成年累月“手挚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胥吏，上台以后，只会大行其搜刮之能事。这一切造成元代吏治的黑暗。你看，当窦娥辩诬时，桃杌的审判方式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太守眼里，老百姓只是一条虫而已！这也是漫长封建社会人民地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妇女，还有“三从四德”的法律折磨着精神和肉体，如窦天章在剧中首先对女儿施以一连串的呵诉，怕女儿有违礼教，然后才代为伸冤。这里，窦娥在这位青天大老爷兼做父亲眼里，仍然是一条“虫”，一条循规蹈矩的“虫”。太守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这句直白暴露了 封建官僚严刑逼供的反动实质。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据元史载，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当时元代官吏总数不外两万六千人⑩。这样，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窦娥遭受社会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她因高利贷的剥削而卖身为童养媳，因地痞流氓的横行霸道而吃官司，因贪官污吏的残民以逞而被冤杀。而官场的黑暗是悲剧的根源。联系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这样，人性的悲剧也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背景。